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九

译太宗论治道的兴盛衰败不在于音乐。司马温公说：“我听说垂能够用眼睛制作方圆，用心衡量曲直，但不能仅凭这些来教导别人。他用来教导别人的东西，必定只是规矩罢了。圣人不用勉强就合于中正，不用思考就能获得真理，但不能把这种境界直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给别人的东西，必定只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亲自履行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履行中正之道而喜爱和平，又想到要与四海共同享有这种道理，使它流传百世，于是创制礼乐。所以工匠拿着垂所制定的规矩来制作器物，这也就是继承了垂的技艺。君王掌握五帝、三王的礼乐并施行于世，这也就是继承了五帝、三王的治理。五帝、三王距离后世已经很久了，后人看见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所履行的道；听见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所喜爱的道。它们鲜明地如同仍然存在于世上，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本有末，中和是根本，仪容和声音是末节。这两方面不能偏废。先王守护礼乐的根本，片刻也没有离开过内心；实行礼乐的末节，片刻也没有离开过自身。礼乐从闺门兴起，在朝廷彰显，遍及乡遂、比邻，通达诸侯，流布四海。从祭祀、军旅一直到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在礼乐之中。” 像这样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然后教化才能周遍浸润，凤凰才会来仪。假如没有根本而只有末节，只实行一天却舍弃一百天，还想用它来移风易俗，实在是困难的。”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咏上天降下祥瑞，并不是不美好，却不能免除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置羲和，考定律吕，并不是不精密，却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定笛律，校定金石之音，并不是不详尽，却不能消除平陵之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和八音，并不是不明察，却不能避免台城之辱。既然如此，即使韶、夏、頀、武的音乐都保存于世，假如其他方面不足以与这些音乐相称，连一个人都不能教化，更何况四海呢？这就如同拿着垂制作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只坐着等待器物制成，最终是不可能得到的。何况齐、陈那些淫乱昏聩的君主所作的亡国之音，只是在朝廷上暂时演奏，怎么能够改变一代人的哀乐呢？可是太宗仓促地说：‘治理的兴盛衰败，不是由音乐造成的。’说话为什么这样轻率，竟然如此坚决地违背圣人之道！礼并不只是威仪，但没有威仪，礼就无法实行；乐并不只是声音，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显现。譬如山，取其中一捧土、一块石头就说那是山，是不可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然而如果把山上的土石全都除去，山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无法树立，没有文饰就无法实行。’为什么要因为齐、陈的音乐不能在当今验证其功效，就否定音乐对于治理和乱世的作用呢？这难道不是看见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吗？如果一定按照所说的那样，那么五帝、三王创作礼乐全都是虚妄的了。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应当暂且存疑而不妄加评论。可惜啊！” 充容徐氏上疏。孙之翰说：帝王对后宫的恩宠过于深厚，不是贤德之人，很少有不干预时政、在外面显露名声的。大概宠爱过分，言语就容易被听进去；言语容易被听进去，事情就可以被推动。后宫能够对帝王施加影响、改变政事，奸邪之人就会依附她们，在外面显露名声。何况亲属还窃取这种恩宠，争相扩张自己的声势；内宠发展到这种地步，小则造成家破之祸，大则成为国家的祸患，这是必然的趋势。太宗在位时间很长，对于后宫不是没有宠爱，但外界听不到究竟宠幸了谁。只有徐充容以受到恩宠著称，却完全不干预时政，还能劝谏君主的过失，由此就可以知道贞观年间后宫的政治状况了。后宫政治如果像这样，后代却不能遵守。神龙年间，上官昭容等人在外面招揽权势，广泛培植奸党；天宝年间，杨妃在当时专擅权势，竭力扶助亲属，国事既已随之发生变化，几个妇人及其家族最终都免不了被诛杀。唉！上古淳朴的风气已经过去，君主的尊贵受到天下人的奉承，制度必定要像古代帝王那样简朴，有时已经做不到了。宫室、服饰和器用既然已经不同于上古，即使是英明的君主，被外物诱惑，也必然会产生奢侈享乐的心意。既然对后宫有奢侈享乐的心意，难道会没有所宠爱的人吗？按照人情来说，这还不算大的过错。既然宠爱了她，给她住所、服饰和玩物，满足她的欲望就够了，何必还允许她私下请托，以至于干预国家政事，使亲戚依靠她来造势，使奸人依附她来窃取权力？一旦声势形成，必然要发展到祸患发生才会停止。” 这样看来，君主对于后宫即使有所宠爱，也能够以贞观年间的做法为准则；这样不仅不会扰乱时政，也足以保全安定后宫。

译大规模征召天下著名儒生担任学官。吕温《虞世南永兴公赞》说：‘杰出的永兴公，才华美盛，德行一向纯正；用文章使国家富强，用道义辅佐皇命。天下安定以后，成为唐朝儒者的宗师。东观、石渠之中，重新兴起了古代的风气。他乘着精力，反复思索，借助经书的园圃，驰骋于百代之间，出入于三代以前、三代之中的古史。他探问羲和的心意，聆听尧、舜的话语。回到皇帝身边，进献可行之策，补正君主的过失。皇帝告诉永兴公，要和博学宏达的人一起，阐明六经和三坟，建立乐章和礼文。以先师为宗仰，以先圣为尊崇。宏大开辟的辟雍啊，辟雍深沉广大，是天子亲临的地方，有时奏弦歌，有时讲论古今。跟随的人有八千，冠缨和冠帽整齐森然；獩貊、羌、髳等族，都歌咏德化之声。羽林军中的孤儿，也都佩戴青衿。教化声势浩大，没有远方不能达到。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都形成了文字。盛大地开启古代的开端，扫除衰薄末世的风气，实在是我们这些儒生共同成就了太宗的志向。杰出的永兴公，应当称为文懿。’ 刘禹锡论述唐代尊崇文章说：‘上天把正气交给伟大的人物，必定要用文辞加以修饰，使它在世上光耀。精粹和平的气韵积聚在内心，铿锵激越的情感通过文章表现出来。文章无论细微还是宏大，都要看道的施行或停止。所以得到职位的人，他的文章并不是空话，全都关系到深密的谋划，怎么可以不记载呢？’正当唐朝凭借神武之威平定天下、各种奸邪都已经畏服之时，忽然向天下展示文韶英华的声乐，与钲鼓之声相继而来。因此，因文章而成为大臣的有：魏文贞公以劝谏争辩而显名，高士廉以智慧谋略而奋起，岑江陵以润色诏令文章而闻名。他们没有在草创艰难时期立下驰骋疆场的功劳，却得到的任用和待遇在功臣之上。唐朝尊崇文章，真是达到极点了！” 范祖禹说：“古代的教育制度是：每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士人在家中学习，然后升入乡学；升入乡学，然后升入国学；升入国学，然后得以通达天子那里。教育有一贯的基础，培养也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成年人成就德行，年轻人有所造就，贤能的人才多得可以充分任用，都是由此而来。后世乡里的学校废弛了，君主能够施行教育的，不过是把天下的士人聚集到京师，乌合在一起，学者虽多，也只是一时炫耀罢了，并没有真正教育培养的实效。唐代的儒学，只有贞观、开元年间最为兴盛；当时人才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看得出来。孟子说：‘学习是用来明白人伦的，没有学习，人伦就不能明白。’所以统治国家的人把教育看作首要之务；儒者不再恢复三代的制度，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突厥【髙昌】范祖禹评论唐太宗因为突厥请求入朝而知道戒惧，说：“《易》说：‘国家将要灭亡，将要灭亡，正如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 《尚书》说：‘要时刻警戒，不可因没有忧患而疏忽。’ 戒惧是用来勉励行善、增进德行的。太宗看到突厥入朝便知道戒惧，他能够取得贞观之治，也是理所当然的。”范祖禹又评论突厥入侵，唐太宗后悔没有听从魏征、褚遂良再次树立髙昌的建议，说：“统治国家的人，丧失军队的祸患还小，有时甚至还能凭此成就霸业，秦缪公、越王勾践就是这样；得到土地的祸患反而大，有时甚至因此亡国，楚灵王、齐愍王就是这样。因此，扩大土地不如扩大德行，使军队强大不如使百姓强盛。先王忧虑的是德行不足，而不忧虑土地不广；忧虑的是百姓不安，而不忧虑军队不强。国境以外、声教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不应因此劳烦中原。”太宗不听忠臣的劝谏，最终自己责怪悔恨，何况不如太宗强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康国请求归附，唐太宗没有接受 范祖禹说：“太宗知道招致远方绝域的弊端，所以有些事情不去做。然而用军队攻克的地方，便认为已经归自己所有，并设置郡县。这样使百姓疲劳，结果都是一样的。难道是先实行了他所说的原则，后来又背弃它了吗？但他不接受康国的请求，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假使他做事总是这样，他盛大的德行难道会稍有减损吗？”

译髙丽 范祖禹评论陈大德出使髙丽后返回，说髙丽听说髙昌灭亡，非常恐惧。他说：陈大德出使绝域，应当宣扬德泽，以安抚远方的人，使声教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才是他的职责。可是他却用财物收买人来窥探髙丽的险要，使用欺诈手段诱骗那里的百姓，把这些当作奇异的才能，借口回来报告，启发君主征伐的意图，这是罪过中最大的。况且他是天子的使者，却在外国充当间谍，失去了使者的职责，难道不是耻辱吗？范祖禹又评论邓素请求增加戍守兵力说：太宗认为增加戍守兵力不如修治文德，这话难道不美吗？然而他不能真正实行，只是用辩说折服臣下罢了。他大概是不愿增加戍兵，最终却亲自出征；不去做小事，却去做大事。难道大事就能胜过德行吗？《尚书》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说的就是太宗。范祖禹又评论褚遂良劝谏太宗不要亲自征伐髙丽说：髙丽臣属于唐，而它的国主被叛臣杀死，对于大国来说不能不讨伐。然而髙丽的国势不如突厥，它的险要和遥远也不过超过髙昌、吐谷浑。这三个国家，都是命令将帅率偏师攻取，便使它们的国家成为废墟。为什么唯独到了髙丽，却想亲自出征呢？太宗如果听从褚遂良的话，即使出兵却没有取胜，也没有什么损失。” 孙之翰说：“贞观年间，天下安定太平，天子的威势和德行非常盛大。太宗训练军队，崇尚功名，志气十分锐利；凭借这种不衰退、不懈怠的意志，统治天下，可以预先防备祸患，长久保全太平的事业。但只是因为一个远方臣属杀死君主、残害百姓，又侵犯邻国，太宗下诏停止用兵，他却不听。那个人有罪，哪里预先关系到中国的事情？只需命令一两个将帅出兵到边境，显示出征讨和救援的态势，使他畏惧威势、感怀德泽，就足以显示天子善于处理政事，何至于决定亲自出征呢？忠臣贤士交相劝谏，没有不是苦口婆心的。李绩的一番建议，却使太宗意志坚定、不可动摇，于是发动中国数万军队，驱使他们进入异域，轻视他们的性命，已经近于忍心害人。何况以万乘之尊亲自同敌人争胜，更是自我轻视。即使平定辽东数座城池，击破延寿的大军，又哪里足以增加他的威德呢？如果延寿采纳对卢的计谋，危险岂不是可以预料吗？这大概是太宗仗恃英勇，忽视深思熟虑；李绩顺着他的心意制造事端，终于形成了错误的计策。况且当初商议征伐辽东时，褚遂良曾劝谏停止此事，太宗也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李绩到来，追击延陀侵犯边境的军队，太宗原本制定了追击的策略；由于魏征苦苦劝谏，导致错失时机，太宗因此受到激发，便决定亲自出征。等到击败延寿的军队后，太宗下马向上天致谢，那么他心中感到危险，也就可以知道了。” 太宗下诏说，随军出征而战死的人加授勋级，并在停柩之地张榜公布；由此可知，中国的士兵在远方夷地丧命了。天子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是天下百姓的主人，却一旦不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踏入危险、轻视人命，威势和德行难道不会受到损害吗？况且李绩把追究魏征劝阻追击侵犯边境的延陀一事归罪于魏征，太宗命令将领抵御延陀，大败其军，已经足以显示中国的威势；不再追击，也不能算作过失。何况髙丽本来不敢侵犯边境，何至于亲自出征？李绩顺着太宗的心意制造事端，无法逃脱他的罪责。房乔忍着病痛上表恳切劝谏，代替辽东百姓而死，贤德啊！” 范祖禹说：“《左传》说：‘国家即使弱小，也不能轻易改变它。’因为即使是小国，也一定有智者替它谋划，有勇士拼死效命；那么即使凭天下之大、百万军队的众多，也不能仗恃自己必定取胜。髙丽对卢的谋略，正符合太宗所说的上策。假使延寿听从并采用唐军的计谋，难道不是危险吗？范祖禹又评论太宗用驿站文书报告太子，夸耀征伐髙丽的功劳说：太宗征伐髙丽，不只是倚仗四海的富庶和军力的强大。他根本上是因为年轻时从平民中奋起，志气果敢，百战百胜，取得了天下。天下长久安定以后，他不能深居宫中安坐，仍然想办法逞展志意，激动得摩拳擦掌，因喜欢用兵而兴奋。就像冯妇再次搏虎，不能自行停止。没有道理和义理来修养他的志向，没有中和之气来涵养他的气质，只是开始时勇敢，最终也只是勇敢罢了。《礼记》说：‘勇敢而强健有力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可贵在于敢于实行礼义。天下太平，就用这种力量实行礼义；天下有事，就用它取得战胜。用它求战胜就没有敌手，用它实行礼义就能使天下顺从而得到治理。’太宗在天下太平时，不知道把这种力量用于礼义，却只把战胜敌人看作美事。因此，他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同远方夷人争胜，一战取胜便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才智，向臣下炫示，这器量不是太小了吗？” 范祖禹又评论太宗因为征伐髙丽没有成功而后悔，并想起魏征，说：“太宗北擒颉利，西灭髙昌，兵威所到无不加以征服，却不停地玩弄武力，亲自攻打髙丽，凭天下的军队出征却没有功劳而返回，心意受挫，士气沮丧。他亲眼看见炀帝因为辛劳远征而亡国，却又重复炀帝所做的事。臣认为太宗征伐髙丽，与炀帝没有不同，只是没有达到天下大乱、国家灭亡的程度罢了。只是他不能始终如一地谨慎，天天更新自己的德行，却想在功业上超过五帝，在土地上比肩三王，所以因此失败。然而遇到危险便想起正直的臣子，知道过错而能够自我悔恨，这正是他成为贤君的地方。”范祖禹又评论贞观二十一年的髙丽之战说：“太宗因为盖苏文杀死他的君主，所以发动了问罪之师。应当诛杀那个叛臣，慰问髙丽的百姓，扶立国君以后再离开，这样德行和刑罚就都施行了。然而唐军进入髙丽境内后，贪图它的土地，俘虏它的百姓，使那里的父兄子弟流离而成为饿死的人。而且杀害君主的是盖苏文，髙丽的百姓有什么罪？这难道是王者的军队吗？出兵却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发动愤怒的军队，于是又想侵扰它的边境，损害它的耕种，这就是以作寇为利，而不是抵御寇盗。”范祖禹又评论派使者到蜀地造船，想要大举灭亡髙丽说：“从前舜命令禹征讨有苗，有苗三十天都违抗命令，于是舜便收兵整顿军队返回。舜、禹这样的圣君征伐尚且没有功效，所以用兵并不是美事。”老子说：“喜好用兵，是不祥的器物；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太宗征伐髙丽，难道是已经不得已却仍不停止吗？圣人有不能使人服从的情况，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所以舜舞动干戚和羽旄便使有苗归服，从未听说因为有苗违抗命令而愤怒。太宗不能反躬自省，却以没有功劳为耻，想倾尽天下的力量，在远方逞展志意，他是多么迷惑而不能回头啊！天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四方就像人的四肢。战争徭役，就是四肢的疾病。因为髙丽之战没有波及蜀地，便一定要使蜀地疲敝，这就是一肢生病，却让其他肢体都承受它的痛苦。这难道是爱护身体的方法吗？”},{

译薛延陀 司马温公评论薛延陀请求和亲、唐太宗起初答应后来又断绝此事说：“孔子说过：‘粮食可以不要，兵力可以不要，但信用不能不要。’唐太宗既然明知薛延陀不可以把女儿嫁给它，那么起初就不该答应这门婚事。既然已经答应了，怎么可以又仗恃强力、背弃信用而断绝婚约呢？即使灭掉薛延陀，也还是值得羞愧的。君王一旦发出言语、颁布命令，怎么能不慎重呢！” 范祖禹评论攻破薛延陀说：“从前周武王灭掉商朝，使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畅通，西方旅国进献獒犬。太保于是作训诫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山已经堆到九仞高，只差一筐土却功亏一篑。’这是借事来告诫，恐怕武王因此骄傲。唐太宗在东方没有达到目的，便想在北方建立功业，借薛延陀败亡之机，出兵逼临其境，像疾风吹动枯草一样，自以为是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功业。从前那些拥有天下的君主，也可以大略听说其道理。舜说：‘如果能慎重选择和任用贤能，蛮夷就会全都归服。’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族就会来朝称王。’这样看来，要使他们归服，没有比慎重任用贤人更好的办法；要使他们来朝，没有比不懈怠、不荒废政事更好的办法。安抚远方的人，善待近处的人，治理好内部而使外部安定，不同风俗的民众自然会仰慕声教、向往仁义；不必因利益而诛罚，也不必凭威势胁迫，他们自己就会到来。愿意归附的，就抚慰接纳；不愿意归附的，也不强行招致。因此既不劳苦百姓，也不耗费财物。至于后世的君主，有的因为仇恨而想把他们彻底消灭，有的因为喜爱而想招抚他们，这两种做法都不对。实行前一种做法的，秦始皇就是这样。山川地势有所阻隔，风俗气候有所改变，语言不相通，嗜好欲望也不同；得到那片土地却无法居住在那里，得到那里的民众却无法役使他们。” 把这些地方列为州县，是崇尚虚名而承受实际弊害。况且既然把取得它当作功劳，那么失去它就必定认为是耻辱；这种失误不发生在当代，也会发生在子孙后代。因此会有征讨的劳苦、运送粮饷的烦扰，百姓不堪承受，接着国家便走向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况且中原的土地并不是不广大，百姓也不是不众多，哪里比不上做到不因对外扩张而有所获得、也不因失守而有所丧失，修明礼乐、政令和刑法，以恩惠养育我们的百姓，使男子有多余的粮食，女子有多余的布帛，不动用兵革，从而达到太平，这不也是帝王最盛大的美德吗？所以，向外有所求，是像那样困难；向外无所求，是如此容易。然而君主常常舍弃容易做到的事而去做困难的事，为什么呢？他们忽视近处而喜爱远方，厌弃旧有而谋求新奇；不是走入秦始皇的道路，就是走入隋炀帝的道路，即使不至于灭亡，也常常做着与他们相同的事情，这对德行的损害难道小吗？唐太宗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喜好追求宏大而没有止境，这不是留给后代、安定中原的办法，应当把它作为戒鉴，而不可以仰慕。” 四方夷族请求唐太宗担任“天可汗”。范祖禹说：“太宗身为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却不以接受这个称号为羞耻，反而接受他们的谄媚；他的做法不以古人为师，不足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准则。” 李靖 吕温《凌烟阁勋臣李卫公靖赞》说：隋朝末年，群盗炽盛如火；皇帝怒气震发，五星跟随太白星运行，光辉照耀参宿之野，预示将有圣人出现，以兵力平定天下。金之精气向下照射，■〈孑孟〉毅然感奋，李公英姿勃发，从此奋起建功，在中原驰骋。君王得到贤将，壮士得以不死，唐朝的威势于是大为显赫。皇帝说：‘你这杰出之臣，替上天施行惩罚；我亲手把金钺交给你，使你前去抵御不朝贡者。不来朝廷的就杀掉，像暴风骤发，像烈火燃烧，猛烈摧折枯木，融化积雪，随着鼓声一击即断。远方如荆楚巫地，险要如江河湖泊，强盛如匈奴，没有不顺从的，没有不震服恭敬的。车轨书体统一，妖氛灾气一扫而空。卫侯的功劳，究竟是什么呢？是威严、明察、恩惠、和洽，是谋略和勇武驾驭智慧，是长驱直入而施行仁义。仁义广大无边，这真是帝王的将领，万古以来哪里还能看到这样的功业！铁山高峻险峭。’ 孙之翰评论任用李靖讨伐吐谷浑说：‘天子善于任用人才而能够掌握威权，那么大臣就不会骄纵；大臣不骄纵，朝廷内外自然肃然。’太宗因为吐谷浑抗拒命令，一天对侍臣说：‘我想让李靖担任主帅去讨伐它。’李靖功名显赫，是当时的勋臣，正因年老有病在家居住，听到这句话后，立即去见执政大臣请求出征。天子这样任用大臣，那么功名不及李靖、精力又没有衰退到李靖这种程度的人，哪里敢骄傲怠慢呢？臣下不敢骄傲怠慢，就会各自竭尽才智和节操；臣下都竭尽才智和节操，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天子能使人达到这种地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任用人才并能掌握威权而已。’孙之翰又评论太宗对李靖说：‘先前有人诬谗你，如今我的心意已经醒悟，所以任命你为仆射。’他说：‘太宗的明察，李靖的贤能，君臣之间本来可以没有隔阂了。何况李靖深入敌境建立大功，怎么能容许谗人的话呢？再说，有人说李靖军队没有纲纪，以致奇珍财宝落入乱兵手中，这是不懂事理的话。李靖善于用兵，法令向来整肃；如果只带少量精锐骑兵深入敌境而没有纲纪，怎么能够成功呢？奇珍财宝如果确实存在，把它分给士卒，正是合乎事宜的做法。突厥长期凌辱中原，一天之内将它平定，张扬天威，洗雪国耻，安定边境、使百姓安宁，如果不是李靖尽心尽力、士卒奋勇效命，凭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功劳呢？” 把财宝分给军中士卒，是说皇上没有奉行君主之道，想要使臣下充分得到恩惠；众人的心意因此认为这正是合宜的做法，只是不知道那些财宝究竟有没有。太宗作为君主，怎么会把奇珍财宝放在心上呢？他猜疑贤能的将领，还好依靠仁厚明察的品德，没有实行严厉的责罚。李靖忠诚无二，也没有什么怨恨；不然，君臣双方就都犯下严重过错了。过了几个月，太宗才明白这件事，于是任命李靖为宰相，这也足以彰显他的功德；应当治罪诬谗之人，以便给后世以警戒。”

译李绩 范祖禹评论唐太宗把李绩降为叠州刺史说：太宗把李绩看成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认为他愚笨，那么就不可以把年幼的孤儿和天下托付给他；如果认为他贤能，就应当任用他而不加怀疑。为什么竟然担心后代不能使他归心服从，先贬黜他，然后再任用他呢？这就是把他当作犬马来畜养。想要夺取他的内心，并用威势折服他；想要得到他的力量，又用恩惠笼络他，这是汉高祖驾驭黥布、彭越一类人的手段，是反复欺诈的权术。五霸尚且不这样做，难道这是尧舜亲近贤人的道理吗？如果用这种心态对待臣下，那么追逐利禄的人可以得到并驱使，贤能的人却无法招致。至于那些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也不顾惜、即使把千驷之马系在身边也不看一眼的人，太宗难道还能任用他们吗？” 孙之翰说：“君主用正道对待臣下，臣下就用正道来报答君主；君主用利益对待臣下，臣下就用利益来报答君主。这是历代以来君臣之间一贯的做法。”太宗任用李绩，是有先后本末的。李绩的才略、智谋和力量，能够建立功劳、成就事业，本来适合担任大臣。然而因为李绩没有辜负李密，太宗尤其信任他的内心，所以让他辅佐太子，正是看重这一点。李绩虽然功勋很高、声望很重，担任尚书，参与中书门下的政务，所受宠信已经达到极点。让他辅佐太子，他难道敢不竭尽全力吗？何至于无缘无故地斥责驱逐他？如果让太子日后授予他仆射之职，才说是使他竭尽死力，这正是用利益来对待他。凡是父兄对某人有恩有力，这个人如果稍有良心，就没有不厚待其子弟的。何况天子把显贵的地位授予一个人，又宠爱信任他，他难道会不竭力辅佐太子吗？然而李绩是忠义之士，只是性情英豪，如果不使他感奋激励，他就不能尽节。一天之内无故驱逐他，不能不使他怏怏不乐。等到太子授予他仆射之职，李绩的机心难道不知道这是用利益诱导他吗？到了废立皇后的时候，他不肯竭尽忠诚，虽然失去了大臣应有的节操，但这也同样是因为太宗用利益开启了他的这种心思。张唐英说：太宗病重时，对太子晋王说：“你对李绩没有恩德，我将责罚他。你日后授给他仆射之职，他就会承受你的恩德，从而为你竭尽死力。”于是把李绩调出任迭州都督。晋王即位后，召他回来任仆射。我曾读到史书中这段记载，惋惜太宗任用人才的诚意还没有做到完全。既然知道李绩可以担任顾命大臣，为什么不当面授予遗诏，使他成为太子的羽翼呢？怎么能因为李绩本来没有过失，却把他贬为都督，让太子自己召用他，然后希望他竭尽力量呢？忠臣义士，即使身穿粗布衣服、身处山野之中，也有忧虑并劳心于天下的志向，并不一定要等到地位尊贵、俸禄丰厚之后，才为国家效死。况且平民之间的交往也有值得托付的，市井之交也能够彼此知心。何况李绩出将入相二十多年，本来就应当竭尽力量来报答历朝的恩德，为什么一定要等太子亲自授给他官职，然后才可以任用他呢？如果李绩是小人，那么他只会苟且贪图一时的宠幸，以满足自己的志愿；如果李绩是君子，难道他会忘记先朝的恩德，而不向嗣君尽忠吗？后来李绩竟然不能奋发大节来辅佐高宗，反而随声附和以求容身，拥立武氏，毁坏王室，这些都是李绩所做的。这样又岂能为高宗竭尽死力呢？谚语说：“想不被水淹死，却自己绑上石头；想不得病，却自己饮用堇草。”这说的不就是太宗任用李绩吗？范祖禹评论李绩劝高宗立武后说：“高宗想废黜皇后另立皇后，却还对顾命大臣有所顾虑，要由李绩的一句话来决定。李绩如果认为不可，武氏就一定不能被立为皇后。李绩不但没有劝谏，反而劝高宗促成此事。妖孽般的皇后被立，无忌、遂良之死，唐王室中断，都是由李绩造成的。这种祸患难道还不广大吗？太宗认为李绩忠诚，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可是他的大节竟然如此。《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的，但只有帝王最难做到这一点。”确实如此。《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 太宗（三） 房玄龄、杜如晦【吕温、孙之翰】魏郑公【吕温、张唐英、曾子固、白乐天、范祖禹、孙之翰、颍滨】房玄龄、李靖、魏郑公【司空图、张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