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六

译杨素 何去非说：‘作战必胜、进攻必取，是将领的卓越才能。良将所凭借的，也不过是智谋和勇气罢了。只有智谋而没有勇气，遇到勇将就会受挫；只有勇气而没有智谋，遇到智将就会失败。智谋足以驾驭勇气，勇气足以响应智谋，然后才能作战必胜、进攻必取，天下还有谁能抵挡他呢？从前杨素对于隋朝来说，可以说是一代名将了。然而贺若弼评价他，说他只是勇猛的将领，不是所谓善于谋划的将领。这是贺若弼过于自负、轻率评论他人的严重错误。隋朝自从平定陈朝以后，杨素已经成为统帅。他击败敌人、斩杀俘虏，功劳和谋略很多。俘获陈后主以后，江、湖、海、岱之间群盗蜂起，大的有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杨素专掌外地军事大权，转战万里，穷追至越地和海滨，所向无不消灭。不久突厥侵犯边塞，宗室起兵，国家已经危急。杨素受命持节专征，他所摧毁攻陷的敌军数也数不清，终于使敌方朝廷空虚并平定了内部祸乱。然而杨素用兵从未遭受重大挫败，隋朝功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功烈也达到了极点。贺若弼却仍不把他列为善于谋划的将领，只说他“勇猛”而已。把一个人称为“勇猛”却不承认他有“谋略”，大概就是所谓只有勇气而没有智谋的人了。’ 考察杨素的功劳和功业达到如此程度，如果他的智谋不足，那么他平时用来决断战机、取得胜利的谋划，究竟是谁的呢？隋文帝平定天下以后，所谓名将，只有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和杨素罢了。韩擒虎、贺若弼自平定陈朝以后，没有再建立一点功劳。只有史万岁跟随杨素征讨，以骁勇著称。贺若弼却以大将自居，认为这三个人都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这也显出他不知衡量自己，只想凭个人的说法影响君主。杨素统御军队，严整而喜欢诛杀；每次作战，都寻找士卒的过失并将其斩杀，命令常常达到一百人。又先派几百人冲向敌阵、陷入敌阵，不能完成任务而退回来的，全部斩杀；再派几百人前进，规定一定要冲破敌阵才停止。因此士卒都抱定必死之心，面前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这就是贺若弼把他称为“勇猛”的原因。唉！杨素并不是忍心残害士卒，而是认为士卒抱定必死之心，才是求得生存的方法；抱定必生之心，反而是走向死亡的方法。唐朝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谁能超过李靖。他的兵书说：“害怕我的人就不会害怕敌人，害怕敌人的人就不会害怕我。”因此古代名将，杀十名士卒中的三名，威势就能震动敌国；杀其中一名，命令就能在全军实行。’ 李靖难道是认为士卒不值得爱惜吗？他认为，杀一人而使一百人奋勇，那么奋勇的人就可以期待胜利；放纵一人而使一百人懈怠，那么懈怠的人就可以预期失败。奋勇而击败敌人，和懈怠而成为敌人的俘虏相比，能够取胜的原因在于：杀人正是为了使其余人得以生存，姑息爱护反而是为了害死他们。善于做将领的人，能够明察这个道理，就不必厌恶其中似乎残忍的做法。虽然如此，杨素的方法有足以取胜之处，却还不足以称为善于取胜。兵法说：军队没有选锋部队，就叫作败北。《诗经》说：“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所谓先行，就是选锋部队。越王勾践讨伐吴国时，士卒有几万人，另外还有六千名君子。所谓君子，就是他的选锋部队。杨素用来冲击敌阵的士卒，大概就是选锋部队吧？但其中有人不能攻破敌阵而退回，却仍不能免于诛杀，这使人怀疑他们并不是经过特别精细挑选、又受到优厚供养的士卒。又曾考察唐太宗用兵，他从不先亲自冲锋搏战，而一定用骁骑精锐在自己身旁部署，或者让他们居高临下，常常好像无意于作战。两军交战以后，双方奋力搏斗而一时不能决胜。唐太宗突然率军奋勇进击，士卒都拼死冲突，穿透敌阵，从敌军背后冲出；凡是他们冲击到的地方，没有不被摧毁击败的。’ 这就像两个人互相搏斗，才能相当、力量相等，正在相持而没有决出胜负。突然有一个人从旁边站起来帮助其中一人，那么得到帮助的人就没有不取胜的。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假如杨素用来担任先锋的士卒都经过精细挑选，又能估量敌军的坚弱而派遣他们，使他们一定足以冲破敌阵，不至于不能取胜而退回，也不再因此诛杀他们，并且常常采用唐太宗出奇制胜的方法，那么像贺若弼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妄加议论呢？荒淫 白乐天《隋堤柳》诗说：‘隋堤上的柳树，年代久远，已经全部衰败朽坏。风声飘飘，雨声萧萧，汴河口只剩下三株两株。衰老的枝条、病弱的叶子，令人忧愁至极。它们曾经历大业年间的春天，大业年间的炀天子种植成行的柳树，夹着流水。向西从黄河，向东直到淮河，绿色的树影延伸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暮春时节，柳色如烟，柳絮如雪。炀帝向南巡幸江都，纵情游乐，应该会用这些柳树来拴龙舟。紫髯郎将守护着锦缆，年轻美貌的御史一直沉迷于迷楼。天下的财力在这时耗尽，船中的歌声笑语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上面荒淫，下面困苦，局势维持不了多久；国家的危亡，就像系在旒上的缀珠一样。炀天子自言欢乐还远没有达到极点，哪里知道明年正月初一，天下就归于武德年号？炀天子自言福禄寿命长久无穷，哪里知道皇子将被封为酅公？龙舟还没有驶过彭城阁，义军的旗帜已经进入长安宫。宫墙内部发生祸乱，人事发生变故，炀帝死后不能归葬秦中。几尺高的土坟，不知葬在何处；吴公台下，只有悲风阵阵。二百年来的汴河道路，沙草含烟，早晚如此。后世君王要用什么来鉴戒前代君王？请看隋堤上导致亡国的柳树。’ 东坡评论隋炀帝喜好声色享乐而导致灭亡说：‘隋炀帝不懂音律，完全不放在心上。后人制作艳丽曲调和歌词，极其淫靡华美。于是命乐正白明达创制新乐，创作了《万岁乐》《藏钩乐》《投壶乐》《舞席固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以及《十二时》等曲。乐声低回压抑，悲哀的声音断绝不止。炀帝喜欢得不能停止，对宠臣说：“弹奏曲子多，就像读书多一样。读书多就能撰写文章，弹曲子多就能创作乐曲。”于是又对白明达说：“陈氏狭隘浅陋，曹妙达尚且能够封王，何况我已经使天下归于一统呢？”宋武帝接受禅让以后，朝廷还没有完备的音乐制度，殷仲文把这件事告诉他。宋武帝说：“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况且我也不懂这些。”殷仲文说：“多听几次自然就懂了。”宋武帝说：“正因为懂得了才会喜欢，所以我不学习。”观察这两位君主的话，兴亡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译法令严酷 陈子昂《谏刑书》说：‘自古以来，圣人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这是事物的常理。我听年长者说，隋朝末年，天下还很安定，炀帝不恭，穷尽毒辣的威势和武力，厌弃居于皇位，亲自统率大军，带着百万军队到辽海耀武扬威，天下才开始骚动。于是使杨玄感凭借不臣的势力，怀有大盗的野心，想趁人心谋取皇帝的基业，于是在中原起兵，准备占据洛阳，其咆哮张扬的声势震动了整个天下。然而叛乱不到一个月，杨玄感便身首异处，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弊病还没有发展到土崩瓦解的程度，百姓的心还希望安居乐业。炀帝没有觉察，昏暗地忽视人心，自以为最大的恶人已经被诛杀，天下不会再有巨大的奸猾之徒，皇帝的职责可以用刑罚来治理。于是让兵部尚书樊子盖专门进行屠杀，大肆穷究党羽，天下豪杰没有不遭受祸害的，终于杀人如麻，流血成河，天下人惶惶不安，这才开始思考起兵作乱。于是萧铣、朱粲在荆南起兵，李密、窦建德在河北作乱，四海像云一样动荡，于是各地一同起兵，隋朝宗族也就灭亡了。难道不可悲吗！’ 文帝、炀帝 温公评论说：‘隋文帝对于周室，并没有建立足以服人的大功，也没有深厚的德行，只是因为天元皇帝突然死去，继位的君主年幼软弱，奸臣假传诏命，才侥幸取得帝位。然而他聪明敏锐、生活俭朴，勤于处理政事，按照才能任用官员，赏罚分明，所以能够夺取江南三百年的国家，易如反掌，使天下重新统一。百姓繁衍众多，衣食丰足。突厥、室韦、靺鞨、林邑、高昌、女国等族，没有不叩头称臣、奉献珍宝入贡的。即使两汉全盛时期，也不能超过他。假使后代只得到中等才干的君主来守成，十代之内也不容易灭亡。’炀帝凭借悖逆和欺诈的谋略，承受了富强的基业，志气骄纵、欲望膨胀，慨然仰慕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穷尽奢侈、满足欲望，对四方夷狄连年用兵，政令繁杂、赋税沉重，盗贼纷纷兴起，却仍不停巡游，以享乐来消解忧患，厌恶听到直言，喜欢自行堵塞视听。唉！按照这种道路，即使是禹、汤、文王、武王的子孙，也没有不灭亡的，何况隋朝没有积累善行的根基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七 唐高祖 起义军【东坡、孙之翰、范祖禹】高祖推举李密为盟主，以此使他志意骄纵【范祖禹】世民诛杀奸佞之人高德儒【范祖禹】高祖辞谢九锡等特殊礼遇【范祖禹】录用隋朝皇室子孙【范祖禹】高祖开通进言的渠道，奖赏进谏的孙伏伽【范祖禹】徐世绩投降，赐姓李氏【范祖禹】宇文士及、封德彝前来投降，皇帝责备封德彝不忠于唐朝；封德彝用秘密策略求见皇帝，皇帝很高兴，采纳了他的建议【范祖禹】晋州人自称看见一位穿白衣的老人，称老君为唐朝的祖先；皇帝下诏在当地建立庙宇【范祖禹】萧铣投降后在都市斩首【范祖禹】制定官职令【范祖禹】重新设置十二军【孙之翰】听从裴矩的建议，允许突厥通婚【范祖禹】奖赏据理力争的裴矩【司马温公】太子建成【孙之翰、范祖禹、温公】杀刘文静，却优待裴寂【孙之翰、张唐英】杀刘世让【孙之翰】窦建德【张唐英】高君雅【张唐英】苏世长【张唐英】傅弈【张唐英】起义军 东坡评论说：‘唐高祖在汾、晋一带起兵时，当时三个儿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云都留在河东守护家族。高祖起兵后，才秘密召他们前来。隋朝悬赏捉拿他们十分急迫，建成、元吉能够从偏僻道路逃到太原，智云年幼不能逃走，被官吏杀死。高祖既然因为父子亲情起兵，难道独独不能稍微延缓义军几天，等待建成等人到来吗？由此可知，他是受到秦王逼迫。高祖又受到裴寂将宫人送给他的事情所逼迫，没有时间再为三个儿子的性命考虑了。秦王在这时本来就有谋划，借助隋朝官吏来杀害兄弟，他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新旧史书曲意为唐太宗粉饰杀兄弟的事情，然而很难欺骗后世。建成、元吉的罪恶，难道也是孔子所说的归入下流之人的那种情况吗？’ 孙之翰评论请求突厥援助说：‘义军起兵，本来是为了拯救天下的乱局。如果威势和德行逐渐强盛，四方夷狄自然会归附。所以周武王起兵，招致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众，来帮助牧野之战；汉高祖平定天下，也有北貊、燕人和骁骑的帮助。如今唐军刚刚起兵，应当凭德义取胜，怎么可以听从刘文静一时的计谋，仓促向突厥求援呢？这会自行削弱自己。财帛金宝，都是百姓的力量所造成的。刚开始举义，怎能把它们许给境外之人？如果不把财物全部赂送给他们，又会自行失信。后来突厥依恃这点微小功劳，连续多年入侵，大概就是因为这一错误策略。’ 范祖禹评论唐太宗胁迫父亲并请求突厥援助说：‘普通人想在乡里自立，尚且不能不自重，何况想图谋王业、举办公事大事，怎么可以不以正道开始呢？太宗使父亲陷于罪过，又以起兵来胁迫他；高祖亲近裴寂的邪行，接受他送来的宫女而不推辞；又向突厥称臣，倚仗突厥作为援助，这将用什么来向后世交代呢？开创基业的君主，他的子孙会仿效并取法他，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因此尤其不能不谨慎行事。所以唐代的君主没有端正家庭的法则，边地之人多次从内部侵扰作乱，大概就是高祖由此开了先例。有人说：“太宗如果不这样做，高祖或许始终不肯答应，而突厥将成为后患；这两件事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成就大事。”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的君王，即使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之人就能得到天下，也不会这样做。太宗担心高祖不答应，害怕突厥成为祸患，最终守住臣子的节操也就可以了，哪里有胁迫父亲、向敌人称臣来取得天下还可以做的道理呢？如果这也可以做，那么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了。可惜太宗有救世的志向，有平定乱世的才能，却不知道义理。’ 高祖推举李密为盟主，以此使他志意骄纵 范祖禹说：‘晋文公行事诡诈而不正，孔子曾讥刺他。当时李密正在围攻洛邑，高祖乘着空虚的机会席卷进入关中。李密向前进攻，前面有太原的敌人，后面有东都的军队，所以只能聚集军队在洛口而不能向西进军；他的处境也由此可见。既然如此，高祖为什么要依赖李密，却招引他来承受侮辱呢？等到他自己想做盟主时，又为什么忌惮李密，却用欺诈的手段使他骄纵呢？况且举义军而劝说叛臣进位，这不是树立名义的做法。我认为这不是太宗、刘文静的谋划，必定是高祖和裴寂一类人怯懦畏惧的计策，是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