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一

译李光弼 孙之翰评论李光弼斩杀崔众说：“将帅专掌边地以外的军事事务，如果不执行法令、不崇尚威严，本来就很难建立功业。然而执行法令、崇尚威严，只是为了制服部下将士，使他们一切听从命令，尽力办事。如果天子派使者到军中，使者有所违犯，也与部将同样依法处死，那么朝廷还置于何地？何况灵武的基业刚刚建立，大乱尚未平定，做将帅的本应竭尽忠义之心，尊奉王室，以形成盛大的势力；尚且担心天子的威灵还没有振作起来，怎么能表现出强横的姿态，轻视朝廷呢？”崔众奉诏来交付兵权，对将帅骄傲怠慢，他虽然有罪，但既然奉的是朝廷诏命，又能拿他怎么办？应当上奏说明他的罪状，请求依国法处理。当时天子正倚重任用将帅，必然没有不听从的道理。天子依奏执行国法，那么将帅尊重朝廷，朝廷威震三军，两件事都能得到。何至于因为他无礼而愤怒，立即在军中执行军法？朝廷征召任用这个人，他坚决拒绝命令，甚至说宣读敕书就斩杀中丞，任命宰相就斩杀宰相，这种强横的姿态太过分了！况且穰苴在战国时代担任将领，斩杀监军来树立威信，是因为穰苴出身卑微，还没有得到将士的信服，所以请君主宠信的大臣来监军，趁他犯法时依法处置，借此树立威信，以成就国家大事，并不是说他本来就对这个人怀有怨愤。” 光弼接受将帅的任命后，功效已经显著，威名已经很高，不需要杀戮将士，三军也已经信服他。何况崔众是御史，奉朝廷命令来交付兵权，又不是监军之类的人；却因为他骄傲怠慢就杀了他，这是因愤怒而执行法令，甚至说出要斩宰相的话，难道不是强横的姿态吗？将帅之臣遇到朝廷势力衰弱时，强横放纵、任意妄为，这本来就是跋扈之人的常态。光弼忠诚贤能，不应当这样，大概是对大局认识不清，因愤怒而没有思考。光弼是当时杰出的将帅之才，平定叛贼的功劳高于诸将；晚年受到谗邪之人的离间，大节略有亏损，大概是不能去掉强横的姿态。难道不可惜吗！” 又评论史思明投降一事，说光弼派乌承恩杀死史思明；史思明不能被杀，便再次叛乱，说：“李光弼谋划对付史思明，为什么如此不审度事机、如此不顾国家体统呢！史思明是安禄山的叛党，罪不可诛；但他能够听从耿仁智忠义的话，把范阳一道归还朝廷，虽然其险诈之心还不能完全相信，但已经能够斩杀庆绪的党羽，表明归顺效忠的节操。天子任命他为节度使，封给他王爵，恩宠正厚，还没有看到他再次叛乱的迹象，为什么突然派人谋杀他呢？如果认为他因叛逆之罪、险诈之心，确实不可留，也必须等到国威和兵力足以制服他，再赫然下令派使者诛杀他，向天下显示除恶的法令。怎么能刚刚颁下恩命，又派人为他的副使，暗中联络他的部将来谋杀他呢？这难道是国家体统吗！何况河北的残余贼寇尚未平定，叛逆之党正在观察国家恩信的厚薄，以决定归顺还是背叛。史思明既然因为归顺而受到宠信，诏书刚刚下达，随即就图谋杀他，叛乱者于是决心实行他们的计划。这又哪里是审度事机呢！结果导致史思明再次叛乱，使两河大乱，毒害百姓，打败王师，凶恶势力强盛起来，过了几年才平定。由此可见，祸患是由于这次失策造成的。唉！光弼是贤能的将领，谋划事情却有这样的失误，后世谋划国家大事的人，难道能不对此深思吗！” 范祖禹评论说：君王用来威服天下的，只有信义二字。一个普通人一旦失信，尚且不能在乡里立足，何况君主如果失信，天下还有谁会跟从他呢？肃宗既然接受史思明投降，又加给他爵位和任命，当时还没有出现他叛乱的迹象。李光弼作为国家的元帅，职责在于抵御外侮；如果知道史思明有不臣之心，向君主说明并加以防备是可以的，等他发动叛乱后再诛杀他也是可以的。可是他竟然让传达诏书的使臣暗中同史思明的党羽谋划盗贼之事，这不是辱没王命吗？如果事情成功，那么心怀反复的人谁不会心生恐惧？如果事情不成功，恰好只会助长祸乱，并不是平息祸乱的方法。既失信于已经投降的叛虏，又把罪过归给为国战死的臣子，还想凭此使天下奸雄之心服从，难道不是很难吗！” 子由评论李光弼与郭子仪的优劣说：“雄杰而喜好作乱的人，可以用天下的大义使他服从，却不能用匹夫的小智术来蒙蔽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心甘愿承认道理上理屈，却不肯在人前屈服。依靠机智侥幸蒙蔽了他，暂时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后来他必定大乱，凶暴悖逆、放纵恣肆，直到痛快地实现自己的意图才会罢休。这一点不可不谨慎。”汉高帝如果只图一时方便，假装巡游云梦而捉拿韩信，那么即使能够捉到韩信，韩信的反叛之心也从此开始了。当时，有才华和志向的人也会产生轻视君主之心，所以英布、贯高的叛乱接连发生。这不是使英雄服从的办法。李光弼带着孤军，与安禄山、史思明的精锐士卒交战，百战百胜；他治理军队、指挥作战，风采超过郭子仪，而当时诸将都仰望郭子仪，像敬奉父亲和君主一样。可是李光弼在彭城时，诸将已经不再受他节制。郭子仪能够役使回纥，回纥人称他为父亲；史思明却上书请求诛杀李光弼。总的说来，光弼的实际才干不如子仪的声名。子仪安坐而能从容有余，光弼奔波驰骋却仍感到不足，如此等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斗〕

译张巡和许远。李翰上表说：“圣明的君主褒奖为国死难的人，抚育为国牺牲者的遗孤；有时亲自推着丧车，有时追封土地和爵邑。厚待死者来安慰生者，抚恤遗存者来酬答死者，这样以后，君臣之义便贯通于生死之间，激励和劝勉的道理也显明于存亡之际。君主因此不遗弃臣下，臣下因此不背叛君主，臣子的气节也由此树立。我伏见，张巡生在昌盛的时代，年少时学习儒家教诲。适逢安逆谋反作乱，凶暴残虐滔天，他从低微的职位挺身而出，忠诚勇敢，奋发有为，率领乌合之众，抵挡渔阳的余贼。当时贼军窃据洛阳，控制牵连幽州、朔方，驱使其精锐部队，吞并河南。张巡先前镇守雍丘，击溃了贼军的腹心；后来鲁炅率十万军队在宛、叶丢盔弃甲，哥舒翰率天下大军在潼关战败，两宫出外居住，万国动荡不安，贼军于是僭越窃取帝位，像鸱鸟一样盘踞两京，南面逼近汉江，西面逼近岐、雍。各路军队迟疑不进，各郡望风逃奔，只有张巡独自守着孤城，并不因此退却。贼军于是绕到张巡身后，商议图谋江淮；张巡退军到睢阳，扼住贼军的咽喉，前后拒守，从春天到冬天，大战数十次，小战数百次，以少击众，以弱制强，出奇制胜没有穷尽，取胜如有神助，杀死贼军凶徒，共九十多万人。” 贼军之所以不敢越过睢阳攻取江淮，江淮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张巡的力量。城池孤立，粮食耗尽，外援又没有到来，他仍然奋力支撑着病弱的身体，摧毁敌军锋芒，攻陷坚固的阵地，使三军将士吃自己的肉充饥，明知将死也不叛变。等到城陷被擒，他始终没有屈服求饶的话，只是回头斥骂凶徒，精诚贯日，即使古代的忠臣烈士，又有谁能超过他呢？可是议论者有的因张巡食人而责备他，有的认为张巡愚蠢，只知守城赴死，我对此深感痛惜。现在我敢取十伦来议论张巡的过失，以堵住众人的嘴。我听说，人接受教化才得以立身，刑法根据实情来定罪。因此，事情有违教化，便不能算合乎人道；刑罚若加于无罪之人，王法也不应施行。忠诚，是臣下所受的教化；宽恕，是用刑时应当依据的实情。如今张巡守持臣节而死，并没有违背臣下的教化；剖开尸骨烧火，也不是他的本心。《春秋》的义理，是用功劳遮盖过失；咎繇的法典，则对可以宽宥的过失予以宽容。所以《大易》的戒旨是遏制邪恶、褒扬善行；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录用有功者而不计较瑕疵。如今众人议论张巡有罪，就是废弃君臣之教，贬抑忠义之节；既不以功劳遮掩过失，也不以刑罚体恤实情，反而遏制善行、褒扬邪恶，记录瑕疵、弃置有功之人，这不是用来奖励乐于人伦、彰明劝善惩恶之道的。况且安逆背弃德义，是人神共同仇恨的对象；朝廷中的士大夫，世代蒙受恩典，大臣将相却成群结队地跟从叛逆。张巡在朝廷中没有升达，宴饮时也不被邀请，手下没有一伍之众，也没有凭借任何一节使臣的权威，却整肃义军，奋身为节义而死，这就是张巡的大忠啊。” 贼军势力强盛，兵力相连达百万，张巡凭数千名[原文“之」众”有疑误]士卒横向阻挡并制服他们。如果没有张巡，就没有睢阳；没有睢阳，就没有江淮。贼军如果凭借江淮的资财，兵力会更加扩充，财富会更加积聚，根基盘结据守，向西抵抗朝廷军队，那么即使最终被消灭，也会拖延很久。国家凭借六军在西面震慑贼军，张巡凭坚固的营垒在东面扼制贼军，所以陕、鄢一战，贼军如犬羊般向北逃走。朝廷军队因此乘势取胜，声势刚一接触，睢阳城就陷落了。这是上天有意让张巡保全江淮来等待陛下的军队，军队到来而张巡死去。这就是张巡的大功。古代列国诸侯彼此有时尚且互相侵伐，却还有分担灾祸、救援患难的道义，何况各位将领共同接受国家恩典，奉诏讨伐罪人呢？张巡之所以坚守，不只是为了实现独自克敌的志向，也是因为依仗各路军队的救援。救援没有到来，粮食又吃尽，粮食吃尽以后甚至吃人；这违背了他原来的谋划，也不是他的本意，那么张巡的实情便可以推知了。假使张巡在开始守城时就已经有吃人的打算，即使牺牲数百人来保全天下臣民，也还可以说功过相抵，何况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呢？按照周代典制的三种宽宥，其中一种就是宽宥过失。所以谈论张巡的忠诚，可以敦厚世间教化；议论张巡的功劳，可以维系中兴大业；推究张巡的实情，就可以宽宥他的过失。从前孔夫子编定《春秋》，彰明褒贬：齐侯将要举行封禅，史书便略去不写；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周天子，史书虽然记载，却有所避讳。大概是因为匡正、拥戴君主的功劳很大，可以遮掩僭越封禅的过失。如今张巡仓促失措的罪过，轻于僭越封禅；复兴国家的功劳，重于匡正、拥戴君主。对于有疑问的罪过应当从轻，对有疑问的功劳应当从重。圣人的教诲，明白清楚，可以作为证明。因此我说，张巡完全可以作为后世的榜样，如此等等。” 韩愈说：“李翰所写的《张巡传》相当详细严密，但我仍然遗憾其中有缺失，因为没有为许远立传。许远虽然有才干，似乎不如张巡。许远开门接纳张巡时，原本职位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而处在他的下位，对此毫不疑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陷之后他被俘，与张巡只是死去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便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是因为许远害怕死亡，所以向贼军屈服投降。许远如果真害怕死亡，又何苦守着尺寸之地，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来同贼军抗争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守时，外面没有蚍蜉蚁子般微小的援助，他们所想要效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罢了。贼军把国家将亡、君主将灭的话告诉他们，许远已经明白了。许远见救援没有到来，而贼军越来越多，必定认为贼军的话是事实。外面没有可等待的援军，却仍然守城赴死；人肉也将吃尽，即使愚人也能在几天之内知道死期将至了。许远不怕死，也很明白了。哪里有城池毁坏、部下都死了，唯独他蒙受惭愧和耻辱，苟求活命的道理？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难道说许远贤能却会做这种事吗？又有人说，许远和张巡分城防守，城池陷落时，是从许远分守的地方开始的，因此用这件事辱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识没有不同。” 人的身体将要死亡时，五脏六腑必定有先受到病害的地方。拉紧绳子使它断裂，绳子必定有先断开的部位。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形，便据此责怪那个部位，这也是不通晓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难道就是这样吗？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功业如此卓著，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事情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两位公起初守城时，难道能够知道最终一定没有人来救援，便弃城逃走吗？假如连这座城都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呢？等到没有援救、处境困窘时，他们带着伤残、饥饿、衰弱的残余兵力，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了。两位公的贤能，他们的谋划已经十分周密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数千名即将死尽的士卒，抵抗百万且日益增多的军队，遮蔽江淮，遏制贼军的势力，天下没有灭亡，究竟是谁的功劳呢？在那时，弃城图谋保全自己的人，不能一一计数；手握强兵、坐着旁观的人，到处都是。不追究议论这些人，反而拿两位公坚持死守来责备他们，也可见责备者把自己同叛逆之乱相提并论，编造放纵无理的言辞来帮助贼军攻击他们，如此等等。”},{

译柳子厚评论南霁云说：“面对危急患难而把安逸让给别人，是义的首要表现；谋划国家大事而忘却自身死亡，是贞节的最高境界。因利益相合而行动，是商人彼此求取利益的行为；受到恩惠而感动，便加以报答，是报施的常道。睢阳之所以不借助王命，横向截断凶恶势力，超越千年而挺然独立，奋发于百代而独树一帜，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只有南公，上天赐给他勇力，神明赋予他机智，技艺达到百发百中，豪气胜过千人。他没有遇到施展文辞的机会，只能郁郁地做一个尨眉都尉；命运多舛而受到惋惜，成为受挫的猿臂将军。天宝末年，寇贼势盛，侵犯河、华一带。上天运转而使北斗、北极失去原有位置，大地崩坏而成为群狐聚集的巢穴。亲近贤者在朝廷，子骏陈述谋略来辅佐君王；元老任用武力，夷甫交出军队来劝进。只有南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遥相契合，谋议完全一致。于是发誓聚集武士，遏制横行的溃乱。撕裂衣裳跋涉千里前来响应，袒露左臂一声号召，众人便全都赶来。柱厉不知其事而死于国难，狼瞫被黜退后奔赴军队。忠诚的谋略光明显著，万人齐心协力。南公因推让而且专心奋击，担任马军兵马使。出战时，各位将校坚定强悍；入城防守时，百雉之城都牢固坚实。起初占据雍丘，认为那里不是要害之地，准备保全江淮的臣民，沟通南北的奏报。” 又召集我们的义士，在睢阳扼守。前后捕捉、斩杀敌人，阻截并打击贼军的凶焰，接连挫败汉兵。已经像疏勒守军那样断绝外援，却更加坚固；北方骑兵虽然强盛，也在旴■〈日台〉[原文有OCR疑误]停顿而不能前进。贼军于是把攻势集中到我们这里，集合全部兵力包围睢阳。攻城的技巧虽已用尽九种方法，守城的志向却因三板之险而更加专一。偪阳城悬布抗敌的坚劲，汧城凿穴防守的奇谋；不再存有牵羊投降的念头，不以郑军的强大为羞；临到甘心换子而食，也鄙视宋臣以此为患。告知诸侯，他们环顾四周却没有人来救援；国家的命令被阻隔断绝，也没有归路。凭借有限而疲惫的士卒，抵抗无穷无尽的强大寇敌。南公于是跃马冲破包围，从万众之中驰出，抵达贺兰进明处请求援军。贺兰进明却奏乐劝食，以优厚的聘礼接待他。南公说：‘我国父子相食，而您却拿燕礼来侮辱我，究竟是什么心思？’于是咬下自己的手指说：‘吃这个就够了。’随即痛哭着返回。即使死在孤城，也要把头颅击碎在秦庭，终究徒然惭愧于无衣之赋；身体离开楚地，也只是徒然悲伤于带剑之辞。至德二载十月，睢阳城陷，南公遇害。没有傅燮临死时的叹息，却有周苛那样的慷慨。听到义理便能立即改易行动，果然符合他最初的志向。烈士以正直言辞抗争，令人痛惜臧洪在同一天的遭遇；直臣竭尽愤懑，令人惋惜蔡恭累旬以来的遭遇。唉！睢阳的事情，不只是因为能够赴死而显出勇敢、善于守城而建立功劳，还因为能够出奇制胜使敌人蒙羞，树立威勇使寇贼震怒，使贼军把全部力量专用于东南，从而撤去对西北的防备。”}], 力量集中，坚固的城池也一定会陷落；防备撤除，天子的讨伐就可以进行。因此，正是城池陷落的时刻，也就是战胜敌人的日子。世人只知道竭力保守江淮，却不知道功业在于平定丑逆吗？议论此事的人，难道还没有想过吗？韦应物 白乐天说：“韦苏州的歌行，除了才华绮丽之外，还很接近规劝讽谏；他的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的风格。如今执笔写作的人，谁能比得上他？然而韦苏州在世时，人们也没有特别爱重他，一定要等到他身后，才尊贵地评价他。” 《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二 代宗 大厯年间秋季连日阴雨，损害了庄稼。渭南县令刘澡阿谀依附度支韩滉，声称县境内的禾苗唯独没有受损。【范祖禹】颜真卿被降为峡州别驾【孙之翰】藩镇【附载仆固懐恩事】【范祖禹、孙之翰】宦官【石守道】杨绾【范祖禹】元载【范祖禹、孙之翰、石守道】李光弼【张唐英】常衮【温公】总论代宗的政事【子由】大厯年间秋季连日阴雨，损害了庄稼。渭南县令刘澡阿谀依附度支韩滉，声称县境内的禾苗唯独没有受损。范祖禹说：“代宗责问县令，县令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他没有体恤隐情的心，却阿谀党附权势，罢黜他是应当的。韩滉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臣，竟敢当面欺骗皇帝，皇帝却把他搁置不问，这就是刑罚只施行于卑贱之人，而不施行于尊贵亲近之人。蒋镇以谏官身份接受委任去核查事实，却共同制造奸诈虚妄，使君主最终受到欺骗，朝廷大臣也没有人敢说话。这两位大臣，难道不是因为代宗虽然想要体恤百姓，最终却归于喜好财利、接受佞言，因而可以被蒙蔽，所以才敢行骗而无所顾忌吗？因此，代宗虽然有仁爱之心，百姓却没有受到他的恩泽，天下反而更加受其弊害，都是因为赏罚不公平、听取任用不明的缘故。况且对于县令和御史，代宗起初还怀疑并加以查察；对于户部和谏官，却起初怀疑，最终反而相信了。他们欺骗君主的行为是一样的，只是对疏远的人明察，对尊贵亲近的人却被迷惑，这说明朝廷没有公道。《书经》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就会宽广平坦。’像代宗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颜真卿被降为峡州别驾 孙之翰说：“君主驱逐臣下，有的是自己看到了他的过错，有的是听别人说了他的过错。自己看到了他的过错，必然没有猜忌之心，这还可以；如果是听别人说的，就尤其应当观察事情的表现，考察其中的实情。颜真卿在朝廷任职时，他的议论、风骨和节操，当时无人能比。元载担任宰相后，正招引任用自己的党羽，厌恶别人进谏，于是请求百官上奏政事时，必须先向宰相咨询，然后才能让皇帝听到。颜真卿极力批评这件事，认为这是堵塞言路，过错超过了李林甫、杨国忠。当时朝廷内外都在传播这件事，都称赞颜真卿说得对，所以元载深深怨恨他。后来颜真卿代理主持太庙祭祀，因为祭器没有修整，便向朝廷报告，元载却诬陷他诽谤而将他驱逐。况且祭器没有修整，是众人都看见的事实，何况这本来属于主管官署的事务，说出来怎么能算诽谤呢？代宗虽然不是英明睿智的君主，却也不是昏庸的君主；颜真卿的贤能，他并非不知道；元载怨恨颜真卿的心情，他也并非不能察觉。为什么却不能辨明这件事，反而驱逐颜真卿呢？难道不是因为元载当时正专擅权力，代宗不能违逆他的意愿吗？代宗平日行事一向崇尚宽厚，姑且容忍宰相专权，却驱逐贤臣，那么崇尚宽厚所造成的祸害，就到了这种地步。君主治理国家，必须有驾驭大臣的方法，有扶持贤人的力量；这样以后，大臣才不敢专权，贤人才能够建立功业。” 代宗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元载罪恶日积，颜真卿不能容身于朝廷，大厯年间政事和法度松弛废弛，也都是这一类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