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五

译明察燕王对霍光的诬陷 李德裕说：“人君的德行，没有比极其明察更大的了。明察能够照见奸邪，那么各种邪恶就不能蒙蔽他了。汉昭帝就是这样。汉昭帝十四岁时就知道燕王的奏书是诬陷，后来有人诬谮霍光，昭帝总是发怒说：‘谁敢诬谤毁谤霍光，就治谁的罪。’周成王却有惭愧之处，高祖、文帝、景帝都比不上他。成王听信管叔、蔡叔的流言，看到召公不高兴，于是使周公像狼跋涉一样向东而去，《鸱鸮》诗也因此作成了。汉高祖听说陈平离开魏王、背叛楚王，便想舍弃这位心腹之臣；汉文帝受季布的影响，认为他嗜酒而难以亲近，便罢免他，让他回到股肱郡；又怀疑贾谊擅权、会造成纷乱，于是再次疏远贤士；景帝听信爰盎的话杀死鼌错，七国兵乱平定后，又杀戮三公。这就是所谓怀着狐疑之心，给谗害之人以可乘之机。假使昭帝得到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那么成王、康王也不足以和他相比了。可惜啊！霍光不学习，没有治国的才术，不能完全称得上有德。不过，他减轻徭役和赋税，使百姓得到休养；与匈奴和亲，使百姓富足；讨论盐铁而停止榷酤，这也确实是任用忠臣的功效。他刚到弱冠之年便去世，功德还没有充分显现，实在令人痛惜。” 子由说：“周成王因为管叔、蔡叔的话而怀疑周公，等到遭遇风雷之变，打开金縢之书，这才释然，知道他们说的是错的。汉昭帝听到燕王的诬谮，霍光害怕，不敢入朝。昭帝召见霍光，对他说：‘燕王说将军出城，在路上以郎官为先导，称道清路；又擅自调动、增加幕府校尉，这两件事都只是附带说起的。燕王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况且将军如果想要作乱，根本不必等到校尉，左右近臣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已经被您的明察折服了。’霍光因此得以安心，而燕王与上官桀一党都失败了。所以议论者认为，昭帝的贤明超过成王。然而成王在位四十余年，治理得好，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界。到他将要去世时，命召公、毕公辅佐康王，面对生死变故，他的话仍然清楚明白而不混乱。昭帝在位十三年，年龄刚到弱冠，功业还没有显著于天下；他比不上成王，也差得很远。寿命长短虽然出于天命，但也常常有人事参与其中。所以我认为，成王长寿，是周公的功劳；昭帝早夭，是霍光的过错。从前晋平公患蛊病，医和为他诊视，说：‘这叫作过分接近女室，病情像蛊病一样，不是鬼神所致，也不是饮食所致，而是被迷惑以至于丧失志意。’贤良的大臣将要去世时，上天的命运并不保佑他；国家的大臣享受君主的宠爱和俸禄，承担重大的职责，国家发生灾祸却不加改变，就一定会受到罪责。” “这是在讥刺赵孟。赵孟接受了这个批评而不推辞，那么霍光又怎么能够逃脱呢？成王年幼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左右前后都是贤臣。即使他只有中等人的资质，但起居饮食每天都同这些贤臣接触，等到他长大并且老成时，志气已经安定，那么他能够安享富贵、坦然面对生死，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昭帝亲近信任的只有一个霍光。霍光虽然忠信笃实，却不学习，也没有治国的才术。与他共同处理国事的只有张安世，与他共同决断机密事务的只有田延年。那些通晓经术、懂得义理的士人，霍光并不认识。后来他虽然听到久旱不雨的议论，便尊重夏侯胜；又因感触于蒯聩的事情，认为隽不疑贤能；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们。假使昭帝居住在深宫，亲近受宠幸的人，虽然天资明察果断，却没有办法得到良好的培养，朝夕在他身边加以危害的人又很多，他怎么能够把目光放得长远呢？人主不幸，未经世事便登上大位，应当得到笃实好学、见识深远的士人辅导，每天同他们相处，向他显示邪正，向他说明是非，让他观察治乱的道理，使他长久受到熏陶而安定下来，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反复，然后再听任他自行施为，就不会造成祸害。这就是臣子的职责。否则，小人先行接近他，用声色犬马取悦他，用驰骋田猎放纵他，用宫室器物使他奢侈，等他的志气已经混乱，然后再向他灌输谗言，颠倒是非，搬弄黑白。” “各种纷乱的事情无所不至，小则足以伤害自身，大则足以扰乱天下。大臣即使想进言，也来不及了。古语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役使。所以人一定先懂得道，才知道爱护自己；知道爱护自己，才知道爱护别人；知道爱护别人，才知道保全天下。因此我评论三宗在位长久，都是学习道的力量。至于汉昭帝，可惜他有超过常人的明察，却没有人能用学问引导他，所以我特意加以论述，认为这是霍光的过错。” 昌邑王 东坡论述霍光上疏说明废昌邑王的罪行时说：“看昌邑王同张敞谈话的情形，他实在只是一个狂妄而不聪慧的人，哪里能够作恶？废黜他也就罢了，何至于把他的随从官员二百多人都杀掉？据我看来，这些随从官员中一定有人谋害霍光，霍光知道了，所以立即废黜昌邑王。刘贺被废，并不只是因为淫乱。二百多人正被杀时，在市上呼喊说：‘应当决断时不决断，反而会受到这件事的祸害。’从这句话看，他们谋害霍光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只是事情秘密，无法查得其由来。记载这件事的人，也是想让后人稍稍看出其中的意思。周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行，孔子尚且还对此有所怀疑，霍光等人奏疏中所说刘贺的罪恶，难道能够全部相信吗？”

译霍光 东坡说：“古人中，只有汉武帝可以说是最懂得识人的。大概他一生所任用的文武将帅、郡国和边鄙的臣子、左右侍从、精通阴阳律历和博学之士，直到主管钱谷的小吏、出使遥远地区而办理刑狱的人，没有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并且各得其所的。然而他仍然要先加以试用；他所试用的人，功效都显著可见，是天下共同知道并信服的。至于霍光，先前没有丝毫功劳，才气和谋略也没有明显超过群臣之处，武帝却从众人之中提拔他，把天下和后世的事情托付给他。霍光又能够忘却自身，一心辅佐幼主，在废立之际行事十分娴熟而不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想在天下建立功业，凭借攻战进取来求取非凡功劳，就一定要有卓越而显见的才干，然后才可以希望成功。至于捍卫国家、托付幼主，这件事的困难不在才干，而在操守；不在操守，而在气度。天下固然有能够办成这种事的人，但才干高而地位重，就会产生侥幸之心，以一时的功劳换取万世的祸患。所以说，不在才干而在操守。古人中有在这方面失误的，司马仲达就是这样。“天下也有忠义之士，可以把生死大事托付给他，而他不忍心辜负托付；然而他若［原文此处字样有疑］耿介廉洁，不做不义之事，就会轻视死亡而缺少谋略，只能牺牲自己，却不能保全国家。所以说，不在操守而在气度。古人中有在这方面失误的，晋国的荀息就是这样。霍光才干不足而气度、操守有余，这正是武帝取用他的原因。《尚书》说：‘如果有一个臣子，专一诚实而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宽厚和平，能够容纳别人。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贤能圣明，他心里喜爱他，不只是从口头上说出来，而是真能容纳他，用来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唉，这说的不就是霍光吗？假使霍光还有其他技能，他的内心怎么能够宽厚和平，容纳天下的才能，喜爱天下贤能圣明的人，不嫉妒、不排斥，好像这些才能和贤德出自自己一样呢？才能，是争夺的开端。只有圣人在上位，才能驱使天下的人各自去做自己的职事，争相施展自己的长处。如果凭人臣的权势居于朝廷之上，捍卫年幼的君主，却又凭自己微小的才干同天下人争强，那么奸臣小人就会乘其空隙而夺取他的权力。霍光以平民般微贱的身份，却掌握杀生大权，威势超过君主，权贵震动天下。” “他之所以历事三位君主，而终身在天下没有人能同他争权，难道就是因为他没有其他技能，而武帝也正是因此取用他的吗？” 温公评论霍光去世后霍禹等人谋反而被诛灭说：“霍光辅佐汉室，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最终不能庇护他的宗族，为什么呢？威权和赏罚，是人君的器具。臣下掌握这些权力，长久不归还给君主，很少有不遭祸的。以孝昭帝的明察，十四岁便知道上官桀的欺诈，已经可以考虑亲自处理政务了。何况孝宣帝十九岁即位，聪明刚毅，知道百姓的疾苦，而霍光长久专擅大权，不知道退避离去，又安置许多亲党，使他们充塞朝廷，上面使人主积聚愤恨，下面使官吏百姓积累怨恨，众人咬牙切齿、侧目而视，等待时机发作；霍光本人能够免于祸患，已经是幸运了，何况他的子孙还用骄奢放纵促成这一局面呢？即便如此，假使孝宣帝只用俸禄、品秩和赏赐使他的子孙富足，让他们食邑大县，入朝奉行朝请，也足以报答霍光的盛大功德了。可是孝宣帝又把政权交给他们，把兵权授给他们，等到事情纷杂、嫌隙积累之后，又不断加以裁削夺取，于是终于使他们因怨恨恐惧而产生邪恶谋划，这难道只是霍氏自己招来的祸患吗？也是孝宣帝逐渐酝酿而造成的。从前鬬椒在楚国作乱，楚庄王灭了他的宗族，却赦免箴尹克黄，因为子文没有后代，怎样来劝勉善行呢？霍显、霍禹所犯的罪，即使应当夷灭宗族，但霍光的忠诚功勋不可不祭祀，于是却使霍氏家族没有一个活口，孝宣帝也未免太少恩了。” 陈无己说：有才干而没有操守的，司马懿就是这样；有操守而没有才干的，荀息就是这样；同时具备这两者，功成之后离去的，伊尹、周公就是这样；同时具备这两者，守住权位而不离去的，霍光就是这样。霍光接受武帝把孤儿幼主和天下托付给他的遗命，贬退昏庸者，提拔贤明者，使国家完整地交还给后主。接续征伐之后，公私两方面都很困弊，而在十多年间，内地富足，外部臣服，霍光的功劳有三项。然而他因为偏爱私人而冒犯大义，已经接近于夺权了。幸好宣帝知道这些却没有同他争权；如果宣帝争权，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昭帝去世而宣帝即位，霍光既不能离去，也不归还政权，这又是霍光的三项过失。史官说他不学习、没有治国才术、昧于大理；但也有人认为，人伦关系和逆顺之理，即使不学习也能知道。金日磾是老胡人，却显著地表现出忠孝，难道要等到学习以后才会吗？唉！学习就会明白，不学习就会蒙蔽，这是常理。不学习而能够做到，是由于资质；但资质能够长久可靠吗？义有依循它的，也有敬畏它的。依循义，是道；敬畏义，是学习。学习以后才知道敬畏，敬畏圣人的言论。霍光不能胜过私情，是因为他不知道敬畏。霍光是善人，假使他学习而知道敬畏，他难道会走到这一步吗？哪里只是如此，他难道会把婢女立为妻子吗？” “那么，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除掉它，霍光的三项过失，难道都出在这里吗？有人又说，霍光有操守而没有才干；但保护幼主、保全国家，使天下从危乱重新安定，这些都是最大的才干。至于他把女儿嫁给人主，与上官桀一同让宰相的儿子守关，又让武库令同自己的亲属居于同列，以及在忧虑祸患紧急时寻求符玺，这些事情也都说明他有过人的才干，只是他的才干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区别罢了。即便如此，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不能全都具备这些能力。又有人说，金日磾不肯把女儿送入后宫，而霍光却把女儿立为皇后；金日磾杀死弄儿，而霍光暗中把婢女嫁给不守法的人，霍光守操确实比不上金日磾。至于功劳，也不是金日磾所能比的。起初霍光推重金日磾，而金日磾认为匈奴轻视汉朝，这表明他的智慧有过人之处；可惜没有把他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

译宣帝论汉家以王道杂霸 温公说：“王道和霸道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原则。从前三代兴盛时，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这就叫王道；天子衰微软弱，不能治理诸侯，而诸侯中有人能够率领与自己同盟的国家共同讨伐不服从者，用来尊崇王室，这就叫霸道。它们施行的原则，都以仁为根本、以义为依归，任用贤能，奖赏善行、惩罚恶行，禁止暴行、诛灭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浅，功业有大小，政令有宽严而已，并不像黑白、甘苦那样完全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三代的治理，是由于人主的作为，并不是先王之道不能在后世重新施行。儒者有君子，也有小人；那些世俗儒生确实不足以参与治理，难道就不能寻求真正的儒者来任用吗？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使汉朝得到他们而任用，功业难道会像这样就停止了吗？孝宣帝说太子懦弱而没有立场，不明白治国的道理，一定会扰乱我家，这样说还可以；可是他竟说‘王道不能实行，儒者不能任用’，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大概不是用来教训子孙、为后世垂示法则的话。” 萧望之杀韩延寿 温公说：“凭孝宣帝的明察，魏相、丙吉任丞相，于定国任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死，都不能满足众人的心愿，可惜啊！这对善政造成的损害太大了。周官关于司寇的法律中，有议论贤能、议论才干的规定。像广汉、延寿这样的治理，难道不能说是有才干吗？像宽饶、恽这样的刚直，难道不能说是贤能吗？既然如此，即使有死罪，也还应当宽宥，何况罪行还不足以致死呢？杨子认为，韩冯翊控告萧望之，是臣下自己失误。之所以使韩延寿触犯上级，是萧望之激怒了他。皇上没有察觉这一点，却只有韩延寿承受罪责，不也是太过分了吗？” 宣帝诘责杜延年 东坡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没有内外、轻重的区别，所以即使杜延年是有名的卿，也免不了出任边地官吏。治理的成效没有提高就责问他，成效已经提高就褒奖他。用这种方式反复考验人才、考核政绩，大概就是如此。孝宣帝的治理优于孝文帝，原因就在这里。”马周劝谏唐太宗时，也曾把这句话作为劝告：‘治理天下的人，不可以不明白这一点。’ 黄霸 东坡说：“我先父的朋友史经臣，字彦辅，是个豪迈伟岸的人。他曾说：黄霸本来崇尚教化，差不多可以算是实行‘富而后教’的人了，却又使用乌攫肉这样的小技，真是鄙陋啊！颍川出现凤凰的说法大概也值得怀疑。霍光把鹖鸟当作神雀，却不知道颍川的凤凰是用什么东西冒充的？这件事虽然近于戏言，却也有道理。” 张安世 少游说：张安世隐藏自己的声名，远离权势，从前代史书看来，都认为他贤能。依我看，安世也只是一个具臣，称不上贤臣。为什么呢？有大臣，有具臣，有奸臣。天下的士人，对于道义来说可以退，就向君主请求退；对于道义来说可以进，就向君主请求进。进退取决于道义而不取决于自己，想进而君主不听从，想退而君主不允许，便离去罢了；这叫以道义侍奉君主，不可行就停止，是大臣。推荐贤人而君主不能任用，斥退不肖者而君主不能一定采纳，只是充任职位而已，这是具臣。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不肖也一定拉拢，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即使贤能也一定排挤，专门为谋取私利而已，这是奸臣。安世身为汉朝大臣，参与听取政事，应当承担天下进贤退不肖的责任，却偷偷地专门做隐藏名声、远离权势的事情。想进而君主不听从，想退而君主不允许，他能够做到作为臣子离去吗？我知道安世做不到。大概安世同霍光功劳相同，是一体之人；他的孙女敬又是霍氏的外亲属妇。霍光去世后，霍禹谋反，霍氏宗族被夷灭，霍敬也受到连坐。宣帝虽然赦免了她，但安世心中不能安定。他只是顾念宣帝惩戒博陆侯霍光专擅权力，厌恶权势集中在自己手中，因此深思熟虑，想用这种方式取悦皇上。” “所以每当重大政事已经由自己决定，他就总是称病出外。听说有诏令下来，便惊惶失色，派骑马的人到丞相府询问。他对自己的长史说：‘明主在上，贤能和不肖区分得清清楚楚，臣下只需修养自身罢了，哪里还知道推荐士人呢？’唉！他看待奸臣确实有区别，难道这是大臣侍奉君主的方式吗？所以我说，安世只是具臣，称不上贤臣。从前伊尹辅佐商汤，官名叫阿衡；周公辅佐周王，官名叫太宰。衡，是用来权衡万物轻重而使它们归于平衡的；宰，是用来调节各种滋味的多少而使它们达到调和的。只要做到平衡调和罢了，所以分量重、数量多的没有什么可因此自夸的，分量轻、数量少的也没有什么可因此怨恨的。衡、宰的功用，实在是无所偏私。伊尹、周公用这种方式侍奉君主，难道像安世这样远离权势吗？虽然名号不同，但在有意回避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从前叔向被囚，祁奚救了他，叔向没有告诉祁奚自己获救，却照常入朝；范滂被拘捕，霍谞为他申理，范滂前去拜访霍谞，却没有向他道谢；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伯氏终身没有怨言；诸葛亮废黜廖立、李平，诸葛亮死后，廖立流泪，李平也哭泣至死。唉！国家的大臣，喜爱贤能，应当像祁奚对于叔向、霍谞对于范滂一样；憎恶奸邪，应当像管仲对于伯氏、诸葛亮对于廖立和李平一样。” “名声行迹有时隐藏、有时显露，权势有时接近、有时远离，都可以把这些完全置之度外。山涛任吏部时，选拔贤能、进用善人，当时没有人知道。死后，天子把他的奏疏公布于朝廷，众人才知道群才都是山涛所荐进的。然而王通认为他这样做是秘密行事，不是出于仁心而给他以赞誉。唉！知道王通不赞许山涛，也就知道我不赞许安世了。”

译赵充国 东坡说：“起初我读赵充国的谋略，看到他洞察先零羌和匈奴的真情假意，不禁说：‘见识多么明达啊！’后来又看到他派遣雕库前往羌中，告谕沮辛、武贤，认为先攻取、开拓、固守是便利的方略；不出兵而谋划屯田十二项好处，专心以恩德信用积聚粮食、招降敌人，认为这才是从容地依义用兵，与那些逞弄欺诈诡计、想在一战中使人疲惫的做法完全不同。”最后又看到他对将校说：“你们都只图文饰自己、谋求私利，并不是替国家作忠诚的谋划。”他对郎中说：“这是什么不忠的话？我本来就要以死守住它。”他对浩星赐说：“我已经老了，难道还会嫌弃因一时征伐之事而欺骗明主吗？老臣若不以余生替陛下说明此事，我死后谁还会再说呢？”最终，他把自己的意见全部向皇上说明。唉！假使有职位的君子都能像赵充国这样用心，那么古今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呢？我曾经看到朝廷内公卿士大夫议论说：‘按法律本来就应这样，还能怎么办？’看到外任将领议论说：‘诏书既然这样，就不应违背诏书。’凡是涉及自己的事情，一概遵奉接受，没有人加以阻止。偶尔有人能议论一件事，意见没有被采用，便向别人夸说：‘某件事我常常向皇上说过，只是皇上不采纳我；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了，以后也绝不再冒犯圣颜反复议论。’ 何况能够以死坚持而不欺骗皇上，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呢？那些靠余年领取俸禄、身居官位的人，却肩挨肩地站着；他们岂只是才能不如赵充国，忠诚也不如他，实在可叹！赵充国的用心，本来就是臣下应守的常道；然而与赵充国同时在汉朝廷的人，并没有听说人人都能这样，只有赵充国独能如此，所以才值得重视。唉！如今的人远远比不上过去的人，那么赵充国就更加值得重视了。我既看到赵充国而感慨今天的人，又看到宣帝同他上下反复商议，排除众人的疑虑，任用他的谋略，终于不必劳师动众便使羌人败服；可见一个人的才能能否发挥，功名也在于是否遇到知己的君主。唉！宣帝和赵充国都值得重视，何况三代君臣之间呢？臣下难道可以欺骗君上，君上难道容许臣下有隔阂和过失吗？可是看扬子云的赞语，竟没有谈到这些，只是区区讨论功劳罢了。功劳在古今难道没有更大的意义吗？不如推究赵充国的本心，以此勉励臣下侍奉君主。班固又没有说到山东的风气习俗，所以只写成这样。” 任用儒者 李德裕说：荀悦《论略》说：“汉高帝刚平定天下，各项事务尚在草创；汉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于是达到太平，但古代典章还不完备，制度有许多缺漏；汉武帝对内修治文学，对外显示武力，却没有穷尽其道，也未能坚持到底；汉宣帝任用法令、慎重刑罚，综合核验名分和实际，却不采用儒术，政治教化没有成功。逐一考察三代直到汉元帝，元帝崇尚儒学，听从劝谏像流水一样，又引班固的赞语说‘以宾客之礼接待故老，优游而任用正直之士’。又说：‘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宰相。’他的意思是认为专门采用儒术，没有比这里更盛的了。班固、荀悦都是文雅之士，因为元帝喜好儒学、征召任用儒生，所以把这些说成美事；又深深责备石显，痛心疾首，引用‘诗人投之于豺虎’来称说，嫉恨他到了极点。这与我所听闻的不同。任用弘恭、石显的事情始于宣帝；在宣帝时代，石显难道能够败坏宣帝的大业吗？由此可知，罪恶并不在石显一人。萧望之、周堪都是朝廷重臣，又有师傅的恩遇，是石显所忌恨的人，结果被罢黜而不任用；他们的党羽受宠，上书进言，终于被交付治罪。后来刘向被废黜禁锢，张猛自杀，难道能说这是‘优游而任用正直之士’吗？贾捐之、京房虽然不能保全自身，也都是英异杰出的才士、通晓道术的奇士，在元帝面前可以说是忠臣；他们也因受谗毁而死。元帝被谗邪迷惑，难道能说是‘受文义牵制’吗？” 对谗邪之人不能决断，对才俊之士却施用法令，也不能说是优游宽缓。贡禹、薛广德虽然能够忠诚进谏，却只停留在委婉劝告；他们从未严厉地制止奸邪、触犯君主。韦玄成、匡衡安然守住官位，也从未冒犯皇帝直言进谏。因此他们能够乘时进用，长久安居其位。从前夏桀、商纣杀死龙逢、比干一个人，天下的罪恶便都归到他们身上；桀纣因为拒绝劝谏而杀死他们，悖逆已经很严重了。元帝因为听信谗言而杀人，岂不是更加严重吗？王业已经衰败，到了成帝、哀帝，衰乱仅仅经历三代，王莽便篡夺了帝位。宣帝说‘扰乱我家的人是太子’，真是知子莫若父，这话确实可信。”},{ 孙明复在《书元帝赞》后说：“儒者是使国家长久、治理民众、宣扬教化的根本。汉宣帝不懂帝王的长远谋略，所以鄙薄儒者说：‘庸俗的儒生喜好崇古非今，使人迷惑于名分和实际，不知道应当坚守什么，这样的人哪里值得委任！’到了汉元帝即位，徒有喜好儒生的名声，却没有任用儒生的实际行动；表面上任用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为宰相，内里却把弘恭、石显当作心腹。当时天下的政事全都从弘恭、石显那里发出。贡禹、薛广德等人的意见不一定实行，计谋不一定听从，只是充数占据职位罢了。自从弘恭、石显杀死萧望之、京房以后，群臣都战战兢兢、精神沮丧，害怕权势、畏惧被诛杀，即使看见朝廷的过失和刑罚政令的滥用，也没有人敢再直言抗争。当时元帝昏昧而不醒悟，反而更加信任弘恭、石显，因此奸邪之人日益进用，纲纪日益混乱，风俗日益败坏，灾异祥瑞也不断出现。汉宣帝的功业，正是因此而衰败了。然而班固竟然在赞语中说：‘皇上年轻时喜好儒术，等到即位，便任用儒生，把政事交给他们……’唉！班固所说的牵制于文义，难道不正是儒生的文义吗？从前宣帝常因元帝说要任用儒生而发怒，说：‘扰乱我刘氏家业的，必定是太子。’如今看班固的赞语，完全像是在说元帝任用儒生而扰乱了他的家业。这实在是班固考虑得太不周到了。假如元帝能够采纳萧望之、刘更生、京房、贾捐之的谋略，斥退奸邪小人，进用贤德老臣，与他们共同谋求治国之道，以天下为念，那么国家的福祉和祖宗的功业就可以流传无穷了，怎么会衰败灭亡呢？班固删削史文、评定是非善恶时，为什么不写成：‘皇上即位后任用儒生，却不能把政事委托给他们；又受佞臣宠幸之人的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于是汉宣帝的功业衰败了。’这样褒贬才算恰当。我非常担心后世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制的君主读到班固的赞语，便以为自古儒生都不值得任用，反而委任佞臣宠幸之人，以致国家衰败混乱，那祸患就太深了。”

译任用弘恭、石显 李德裕说：“汉元帝仿效汉武帝在后宫游宴，又特别喜爱音乐，和弘恭、石显在帷幄之中谋划议论，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史臣在赞语中说：‘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汉宣帝的功业因此衰败。’我认为班固的话没有把意思说尽；这大概是说元帝懦弱而没有才能，权力转移到了他所宠爱的人手中，并不只是不能决断而已。帝王就像天。天以刚健为气，以纯粹精明为本体。气刚健而明亮，日月星辰就不会昏暗；本体纯粹而精明，四时之气就不会紊乱。所谓刚健，就是运行不息，所以权衡由帝王独自运转，岁时不会失误。所谓纯粹，就是不混杂，所以乖戾之气消散，阴阳不会错乱。如果运行不掌握在权力中枢，熔铸不由大冶掌管，那么浩大尊严的上帝又有什么作用呢？《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又说：‘上天所看见的，来自百姓所看见的；上天所听见的，来自百姓所听见的。’难道尧舜时代上下都公正，只是议论不能实行，所以人们不把聪明才智贡献出来吗？难道幽王、厉王这样的君主时代，上下都邪恶，谗言相互蒙蔽，所以人们不把聪明才智贡献出来吗？元帝自己说自己是荒淫昏乱的君主，却认为他的臣下个个贤能，并让他们都能觉悟；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危亡之君呢？元帝大概自以为弘恭、石显贤能，所以任用他们而毫不怀疑。” 司马温公评论京房进见宴谈时说：“弘恭说：‘君主的德行不明，臣下即使想竭尽忠诚，又从哪里能够进言呢？’看京房用来启发汉孝元帝的话，可以说是明白而恳切到了极点；可是元帝最终还是没有醒悟，真可悲啊！《诗经》说：‘不只是当面教导你，还要提着你的耳朵告诫你；不只是亲手携带你，还要把事情指给你看。’又说：‘我反复耐心地教诲你，你却轻视并不听我的话。’说的就是汉孝元帝啊。” 吴筠《京房诗》说：“通达的人重视量力而行，最高明的人崇尚预知事变。”京房在《洞幽赞》中把神妙深奥的道理都阐发出来了，为什么却憎恨元帝这样的罪恶之君，不明白灾祸所归之处？谋划外物之间的事情、谋划自身的事情，谁说你精微高明呢？温公评论萧望之自杀说：“汉孝元帝作为君主，实在太容易受骗而难以醒悟了。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萧望之不肯接受诛戮；弘恭、石显以为这样一定不会使自己忧虑，结果萧望之果然自杀，这就清楚地表明弘恭、石显是在欺骗皇帝。一个稍有智慧的君主，谁不会因此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以追究奸臣的罪责呢？孝元帝却不是这样，虽然因萧望之的死而流泪、不进饮食，最终却不能诛杀弘恭、石显，只不过得到他们摘下帽子谢罪罢了。这样一来，奸臣还要受到什么惩罚呢？这正是使弘恭、石显能够肆意施展邪恶之心，再也没有顾忌的原因。” 白乐天作《伤萧京》诗说：“禾黍和稂莠，雨来时同日滋长；桃李和荆棘，霜降时同夜凋零。草木既然有荣枯的区别，怎么能把它们等同看待？茫茫天地的意旨，难道竟太过无私了吗！小人和君子，任用安排各有适宜。为什么西汉末年，却把忠臣和邪臣一同信任？不然，就应当完全信任忠臣，早日断绝邪臣窥伺的机会；不然，就应当完全信任邪臣，早日让忠臣知道结果。优柔游移、两方面都不能决断，盛大的功业一天比一天衰败。可悲啊！萧望之、京房这些人，最终竟让他们陷入祸患的机关。每当读到《元成纪》，都愤懑悲伤。寄语治理国家的人，不可学习汉元帝、汉成帝当时的做法；寄语做臣子的，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免去诸葛丰的官职而将其左迁，周堪、张猛也受到牵连。” 温公说：“诸葛丰在周堪、张猛面前先称赞他们，后来又诋毁他们，他的用意不是为了朝廷举荐善人、斥退奸邪，只是想结党营私、求得升进罢了。这也不过是郑朋、杨兴一类的人，哪里称得上刚强正直呢？君主应当考察善恶、辨明是非，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奸邪，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假如诸葛丰所说属实，那么诸葛丰就不应被贬黜；如果他说的是诬陷不实之辞，那么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过呢？如今把双方都责罚并一同弃置，那么善恶和是非究竟在哪里呢？” 贡禹 温公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指出君主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样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就不必劳神自会端正；应当弥补君主的短处，这样君主的长处就不必反复勉励也会得到发扬。汉孝元帝刚即位时，虚心向贡禹询问。贡禹本应把紧急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缓慢的事情放在后面。然而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让谗佞之臣掌握权力，是当时最大的祸患，贡禹却不把这些作为意见提出。恭敬谨慎、节制俭朴，本来就是孝元帝的志向，贡禹却反复不懈地谈论这些。这是为什么呢？假如贡禹的智慧不足以看清形势，哪里称得上贤能？既然看清了却不进言，他的罪过就更大了。”

译韦玄成 秦少游说：“我看韦玄成等人议论汉朝宗庙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暗自发笑，认为这不过是不通晓时势变化的腐儒之论。为什么呢？礼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的，只不过出自人心罢了。符合先王旧制而不合乎人心的，君子不认为是礼。把死者当作活人侍奉，把亡者当作生者侍奉，古今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上古时代，养生的条件还不完备，人们居住在巢穴中，吃草木的果实和鸟兽的肉，饮用兽血，生食兽毛，于是祭祀祖先，也不过是在野外献上毛和血罢了。中古以来，养生的条件逐渐完备，人们铸造金属、烧制陶土来建造台榭宫室，用炮、燔、烹、炙等方法制作食物，酿造醴酒和乳酪。用完备的物品奉养自己，却用不完备的物品奉祀祖先，这不符合人心所能安定接受的情理。于是才开始制定宗庙之礼和祭祀之仪。因此拥有天下的君主，祭祀七代祖先，每日有祭、每月有祀、四时有享、每年有贡，始终都有归宿。祭品则凡是上天所生、土地所长，只要可以进献的，没有一样不具备。这难道是想超过上古时代吗？大概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人心就会惊惧不安，这才是制定礼制的本意。从前汉惠帝修建复道，叔孙通便借此请求建立原庙；惠帝又曾出游到离宫，叔孙通便借机请求进献樱桃。” 原庙和进献各种果品，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过，叔孙通却都提出请求，是因为他懂得制定礼制的本意，所以可以根据义理创制新的礼仪。韦玄成等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看见汉朝宗庙祭祀不符合六艺中的文字记载，便想把这些一概毁掉，却不知道六艺文字记载的是中古时代的事情。上古的事情不可能全部施行于中古，中古的事情难道又能全部施行于后世吗？古代君子将要营建宫室时，把宗庙放在最前，马厩和仓库放在其次，居住的宫室放在最后；将要毁坏宫室、马厩和仓库时，则先毁宫室和仓库，最后才毁宗庙。为什么呢？营建时先考虑亲先而后考虑自身，毁坏时先考虑自身而后考虑亲先，由此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汉朝的制度不符合六艺文字记载的地方很多。韦玄成等人只知道陵庙、园寝和便殿祭祀是过失，却不知道神仙长生、合欢殿、增成殿、飞廉观、象玉杯等事也是过失；只知道宗庙设在郡国、每月巡游衣冠是错误，却不知道千门万户的宫殿、神明通天台以及离宫别馆一百多处也是错误。汉元帝初元年间，虽然因为奢侈奇异，曾经停止在上林宫馆举行角抵，并减少皇帝临幸；但在永元年间又临幸长杨射熊馆，陈列车骑进行大规模狩猎，这说明宫室和宴享之事仍未能合乎礼制。宫室宴享不合礼制，却置之不论；宗庙祭祀不合礼制，却议论并将其毁掉。汉朝的祖宗，如果神灵不存在也就罢了；如果神灵存在，能不对这样的子孙发怒吗？元帝卧病时梦见祖宗谴责他，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件事吗？史书说元帝年轻时喜好儒术，等到即位，任用韦玄成等人为宰相，于是汉宣帝的功业衰败了。后世便因此认为儒生不足以任用，唉！就韦玄成等人议论宗庙祭祀一事来看，元帝所任用的，大概只是腐儒罢了，怎么能说他任用了真正的儒者呢？” 王昭君 程晏假设毛延寿为自己辩解说：“皇帝见到王嫱美丽，召来毛延寿责问：‘你欺骗我太过分了！’毛延寿说：‘臣以为，宫中美人可以扰乱一个国家，臣想把宫中最美的人迁到胡人的庭院去，这是臣使能扰乱国家的东西不能在汉朝得势，而转移到胡地去。过去闳夭向纣王进献美女，因而使西伯获免；齐国送给鲁国女乐，孔子便离开鲁国；秦国送给戎人女乐，得以离间由余。这难道是说要选取丑陋的送出去，把美丽的留下吗？陛下认为美丽的人，能够扰乱陛下的德行，所以臣想除去她们，使自身安定而使敌方混乱。陛下不认为美丽的人，不能扰乱我的德行，又怎么能够谋划着去扰乱敌方呢？臣听说，最高明的是不产生祸乱，其次是除去祸乱，再其次是迁移祸乱。如今国家不能没有祸乱，陛下不能除去祸乱，臣只是替陛下把祸乱迁走罢了，怎么可以认为被迁走的人在胡地就是美人呢？’皇帝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君子说：‘真是高明的画工啊，谁能诬赖他收取货财呢？’” 六一《明妃曲》说：“汉宫中有一位美人，天子起初并不知道。一天她随汉使远嫁到单于的国家。她的绝色天下无双，一旦失去就再也难以得到。即使杀掉画工，对事情最终又有什么益处？连眼睛和耳朵所能接触到的事情尚且如此，万瑞又怎么能够制伏夷狄？汉朝的谋略实在已经拙劣，女色也难以自我夸耀。狂风在日暮时兴起，她飘泊之中将要落到谁家？红颜胜过众人太多，薄命之人不要怨恨春风，应当自我叹息。” 二疏 东坡为《二疏图》作赞说：“只有天最为刚健，却不以自我为中心；有时沉潜，有时刚强克制，以此调和万物。光明显赫的汉高祖，凭借智谋和力量称王。君臣都令人凛然，师友之道已经丧失。汉孝宣帝中兴，以法术驾驭臣民，杀死盖宽饶、杨恽、韩延寿，大概这三人都是良臣。先生怜悯他们，振衣挥袖、脱鞋离去，使人知道区区的权势不足以使士人骄傲。这个心意没有人陈述，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千年。我观看这幅画，眼泪沾湿了衣襟。”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六 成帝 朱云折断栏杆【石守道、王元之、乐天】张禹【李德裕】王商【李德裕】翟方进因荧惑之事自杀【温公】灾异很多【乐天】梅子真【罗隐】哀帝、平帝。王氏之乱【子由】。扬雄【陈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