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六

译三桓的家臣 东坡论述鲁哀公询问社神之事、宰我回答“使民战栗”时说：“有人说，建立国家各自取本地适宜的土木材料，以木为社；宰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所以孔子责备他。孔子说‘确实是这样’，也只是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罢了，为什么还一定要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再追究’，说这是有些事情不可以追悔呢？从前哀公忧虑三桓逼迫自己，想借越国除掉他们，便对孟武伯说：‘我能活到那时候吗？’孟武伯没有回答。由此看来，哀公没有片刻忘记三桓。古代曾在社坛杀戮罪人，哀公询问社神，是有意要诛杀三桓。宰我用‘使民战栗’回答，是在劝哀公诛杀他们，大概是彼此暗中配合罢了。三桓的势力从宣公以来逐渐强盛，到这时达到了极点。哀公放弃政权把它交给三桓，抛弃民众把他们交给三桓，经过五代还不知道收回权力，却想在一天之内诛杀他们，行得通吗？鲁昭公的逃亡、哀公的出奔，都是三桓造成的祸患。所以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再追究’，是要哀公修养自身，使三桓服从，不必诛杀他们。”东坡又论述季孙所忧在宫墙之内，说：“旧说把‘萧墙之内的忧患’解释为阳虎之乱，按我的考察，鲁定公五年，阳虎才开始专权，季氏囚禁季桓子；到九年，阳虎想杀季桓子没有成功，便逃奔齐国。在这以前，季氏所做的一切都听从阳虎，并不是季氏两位家主的罪过。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大概只有十八岁，还不能辅佐季氏。定公十二年，子路任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任季氏宰，这些都见于《春秋》。那么，讨伐颛臾并不在阳虎逃奔以前，应该是在季康子执政时期吧？哀公七年，季康子讨伐邾国，因此招来了吴国入侵，所以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使他们来归’。哀公十四年，公孙宿凭成邑叛乱，所以说‘国家分裂崩溃，却不能守住它’。哀公忧虑三桓奢侈专横，想借越国除掉他们，所以说‘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之内’。”东坡又论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说：“古代士人传达言论，庶人可以讥谤；遇到大事，可以谋议到庶人，却说‘庶人不议’，并不是指这个。天下无道，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发展到极点，政权就掌握在陪臣手中。阳虎起于陪臣而掌握国政，当时大概有奸邪的民众和隐士承袭阳虎的遗风，制造谗言和败坏德行的行为，来动摇君主、倾覆世臣，所以说‘天下有道，庶人就不议论’，是针对这类人说的。《史记》说，孔子任鲁国国相时，诛杀了扰乱政事的鲁国大夫少正卯。少正卯如果确实是大夫，按理应当记载在《春秋》中；《春秋》没有记载，大概是地位卑微的人。地位卑微却能听闻政事，是阳虎一类的人吗？又论述诸侯传十世、大夫传五世、陪臣传三世，很少有不失去权势的。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有人说：鲁国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隐公开始专擅征伐，到昭公时传了十世，大夫驱逐了诸侯。自宣公失去政权后，季氏开始专擅鲁国，到定公时传了五世，家臣囚禁了大夫。定公初年，季平子当政时，季氏掌握政权，大概已经传了四世。阳虎侍奉季平子，到季桓子时便败亡。经历昭公、定公，大概只有两世，却说是三世，是因为孔子在阳虎尚未败亡时就这样说，把它算作不过如此。这时齐、晋都失去了政权，高氏、国氏、鲍氏、晏氏、范氏、中行氏等相继破灭。大概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大夫发出的人，其败亡的世数大致相距不远。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本应是诸侯强盛；但齐、晋以及鲁都因失去政权，政权下移到大夫手中，本应是大夫强盛；三桓却逐渐衰微，这是为什么？强盛产生于安定，安定产生于上下名分确定。如今诸侯、大夫都凌驾于自己的上级之上，却没有办法号令自己的下属。所以诸侯专擅政权不过十代，大夫就会夺取它；大夫专擅政权不过五代，家臣就会夺取它。《易经》说，履卦六三爻，喜悦而应和乾卦，就像踩到老虎尾巴，老虎不咬人，因而亨通；如果离开乾卦而自行妄为，就像踩到老虎尾巴，老虎便咬人，结果凶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有人问：田常以及三晋为什么没有失去政权？回答说：孔子所说的是没有相应德行却擅用其事的人。假如具有相应的德行，即使商汤、周武王以诸侯身份做天子的事情，也还是可以的。田常、三晋虽然不值得称道，但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国家，难道只是偶然吗？这不是季氏所能相比的。孔子沐浴后请求讨伐齐国 颍滨说：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求讨伐他。”哀公说：“把这件事告诉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还在大夫行列的末位，不敢不来报告。”孔子担任鲁国大夫，邻国发生弑君的祸乱，却安然不把它当回事而不报告，就是认可这种行为。哀公知道三桓不足以同自己建立功业，孔子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他明知报告也没有用，却仍然报告，是认为即使对当时无益，君臣之义仍然可以给后世以警戒。子瞻说：哀公忧虑三桓逼迫自己，曾经想借越国讨伐鲁国并除掉三桓。借越国来讨伐鲁国、除掉三桓，哪里比得上听从孔子讨伐齐国呢？消灭田氏以后，鲁国公室自然壮大，三桓不用治理就会自行服从。这就是孔子的意思。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君子将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必先选择自己的君主。齐桓公虽然只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但他任用管仲的方式，世上没有人能比；因此才能成就九合诸侯的功业。如今哀公的荒谬，不能指望他像齐桓公那样。假如孔子真的消灭田氏后返回鲁国，那么将和谁一起保全这一功业？这样看来，孔子的忧虑本来就在战胜齐国以后。这正是孔子不会去做的事。孔子参与猎较 荆公说：“猎较，是讥刺时俗的行为。”从前孔子在鲁国做官，鲁国人举行猎较，孔子也参加猎较。有人问孟轲：“孔子出仕，难道不是为了奉行道吗？”孟轲说：“是为了奉行道。奉行道为什么还要参加猎较呢？”回答说：“孔子先登记、核正祭祀用品；祭器不用四方所产的食物来供给登记之事，如果不参加猎较，就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祭祀。大概孔子之所以在小处同于世俗，仍然是有道义根据的。道义本来只存在于可以做的范围内，后世习惯于随俗的人，却一概不权衡事情是否合乎道义，玷污自身、贬低道义，还自得地认为这样可以与众人和同。更严重的，伤害人伦、败坏风俗，以至于没有名分，也还推托说：‘孔子也曾参加过猎较。’可悲啊！因此作这首诗来讥刺这种行为。猎较啊猎较，谁猎得了我？这是国人所怀有的贪竞之心，是君子所鄙弃的。猎较啊猎较，祭祀要占问吉祥。国人的次序和礼制，君子又何必因此受伤害呢？”

译孔子诛杀少正卯 东坡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便诛杀少正卯，有人认为太快了。这个老先生大概自己知道命运不好，必定不能长久担任相位，所以急忙趁自己还没有离开时揭发少正卯；再迟疑三天，自己就已经被少正卯谋害了。” 宓子贱 贾至在碑颂中说：“以清静达到治理，是中庸的德行；达到高明而以柔克刚，是简易的体制。广泛阐发深微的宗旨，征引流传下来的言论。”先生的道德繁盛而光华灿然。先生仁慈和善，德性表现在自身；精微的义理进入神妙境界，德行顺合于天性，本性根植于仁。声势盛大如雷，温暖和煦如春。起初向孔子学习，最后把自己献身于鲁君。到了周道衰微、王风哀伤、夷狄窃据名位、战争扰乱原野之时，我们鲁国没有齐、晋那样的强盛，定公、哀公也不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三卿又有僭越暴虐的政事。先生身处这样的乱国，却从容治理单父，使人心平气和、耳聪目明，安然把百姓带入富足长寿的境地。如果不是洞察细微、明辨显著，变化无穷，谁能达到这种境界？看他施政的大体：抓住根本要领，体恤孤儿、哀悼丧事，办事时慰问吊唁；用悌道教导他们，用孝道加以教化；借五更之官使君主明白贤能，借三老之官使民众接受教诲。然后让他们闲居来使身体安逸，奏乐来使人心和谐；夜间捕鱼不用告诫而能守信，欺骗官吏的行为不需威刑便止息。因此，宣尼所珍惜的君主治理，小子所期望询问的君主政事，距离是多么遥远啊！假如把这种治理施行于拥有国家的君主，就是陶唐氏的治理；施行于掌握政事的大臣，就是《周南》《召南》的教化。” 从前舜让禹居左、皋陶居右，自己不离开席位而天下就得到治理；周公让美味膳食在面前供应，悬挂的乐器不用解除，四方夷族就都臣服了。事情有大小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天宝初年，我才开始以校书郎的身份在单父任县尉，追想先生的事迹，搜求歌颂他的诗文。然而古碑残缺，苔痕和碑上文字都已磨灭，使有志之士凭什么来瞻仰他的遗风呢？唉！他的道还存在，而他的事迹已经过去；他本人已经不在，而他的政绩也已停止，悲哀啊！于是作颂说：“琴声水势般浩荡，这是宓子的厅堂；清静无为，邑中百姓因此安康。浇薄的风气变得淳厚，霸主的习俗达到了王道。谁说阳鱎能够变化成鲂鱼？白发苍苍的人，有的做老师，有的做朋友；茂盛的麦苗，既没有恶草，也没有杂莠。齐国军队已经退却，鲁国风俗于是富厚。有的人进谏甚至剖心，这个人却能引臂自守。这个人庄严肃穆，有希望成为圣人的才质。尧舜已经逝去，谁能成为后世的尧舜？顺应时势时收敛或施展，始终在道中徘徊；游学于孔门，取得定公、哀公的容纳。千古以来气势浩大，美盛的德行显著。声名随牧収（原文疑有误）流传，恩惠与顺德一同止息。人亡而政事衰败，道路传播而神明沉默。夜晚的河川寂寥，旧日园林令人惆怅。荒废的祠堂仍有人洒扫，碑上苔字将要剥落。寻访遗风、聆听余韵，仿佛见到那个人。年代相隔遥远，精诚却暗中相亲。再次刻表于贞石，颂扬之声焕然一新。”

译子贡保全鲁国，使齐国发生内乱，灭掉吴国，使晋国强盛，使越国称霸 老泉说：君子的道理中，智慧和诚信最难兼顾。诚信，是用来端正智慧的；但智慧常常会走向不正。智慧，是用来使诚信通达的；但诚信常常会走向不通。因此君子对此十分谨慎。世上的儒者说：只凭智慧就可以成就事业。人们看到只凭智慧也能成功，就全都抛弃了诚信。我说：只凭智慧可以取得一时成功，却不能使事业延续。子贡用使齐国混乱、灭亡吴国来保全鲁国，我对此感到悲哀。子贡是游说之士，如果只求取得一时的功劳，而不把事业能否延续当作要务，所以看不到其中的祸患。假如王公大人谋划事情也出于这种想法，那么我还没有见过他们能够不立即失败的。我听说：王者出兵，要考虑万世之后才行动；霸者出兵，要考虑子孙后代才举动；强国出兵，要考虑终身的利益才发动，都是为了寻求可以延续的办法。子贡的用兵，只能用于明天，之后便不可再用。所以子贡出使时，我认为鲁国可以保全，齐国也可以不发生内乱，吴国也可以不灭亡。为什么呢？田常将要篡位，忌惮高氏、国氏、鲍氏、晏氏，所以让他们调动军队去攻打鲁国。替子贡谋划，最好是去接触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向他们表示慰问。他们必定惊疑而询问原因，便回答说：‘田常派遣你们的军队攻打鲁国，我私下为你们将要灭亡而哀痛。’ 他们必定追问原因，便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人养了一只老虎；你们对于齐国，就像人的肘和大腿对于身体。田氏想要吞并齐国已经很久了，但一直不敢放纵野心，是害怕肘和大腿抵抗。如今你们出兵攻打鲁国，肘和大腿离开了，田氏还怕谁呢？我看见齐国将要被肢解，而肘和大腿也会跟着它一起毁灭，所以前来慰问。’他们一定会害怕，向我询问计策，于是教他们说：‘你们把全部军队开往鲁国，压到边境就停下来；我请求替你们秘密约定鲁侯，等待田氏发生变故，再率领军队跟随你们进入齐国讨伐田氏。’他们害怕田氏造成的祸患，形势上不得不听从。高氏等回去与鲁侯订约，鲁侯害怕齐国进攻，形势上也不得不听从，于是让鲁国整顿军队、搜集车辆，等待齐国出现裂隙，诛杀乱臣，拥立新君。齐国必定感激鲁国，这是数代的利益。我观察孔子的意见，认为齐国人中有一半不支持田常，所以孔子请求哀公讨伐田常。如今如果真能让鲁国军队联合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军队，再加上齐国一半人的力量，就可以在都城中车裂田常，形势非常有利，功业也会非常大。可惜子贡没有采用这个办法。齐哀王起兵诛讨吕氏，吕氏让灌婴担任将领抵抗齐哀王；军队到达荥阳，灌婴派使者晓谕齐军和诸侯，与他们结盟讲和，等待吕氏发生变故，共同诛灭吕氏。如今田氏的形势，与这件事有什么不同？有鲁国可以作为齐国，有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可以作为灌婴。可惜子贡没有采用这个办法。荆公说：“我读《史记》记载的子贡事迹，怀疑是传述此事的人妄造的。不然，子贡怎么还能算是儒者呢？所谓儒者，被君主任用，就以君主的忧患为忧患；靠百姓供养，就以百姓的祸患为忧患。在下位而不被任用，就只修养自身罢了。尧在位时，天下百姓苦于洪水，尧把这当作忧患，所以禹在九年之间三次经过家门，却一次也没有进去看望自己的孩子。颜回所处的时代，天下百姓的忧患比洪水更严重，天下君主的忧虑也比尧更深。然而颜回具有禹那样的贤能，却独自安居于简陋的巷子里，竟不让天下的忧患介入自己的心意。这两个人难道不是走同一道路吗？只是所处时代不同罢了。假如生在禹的时代，却实行颜回的行为，那就是杨朱；假如生在颜回的时代，却实行禹的行为，那就是墨翟。所以说，贤人被君主任用，就以君主的忧患为忧患；靠百姓供养，就以百姓的祸患为祸患；在下位而不被君主任用，就只修养自身罢了，还忧虑什么祸患呢？所谓为君主忧虑、为百姓担忧，也必须合乎义，然后才可以替他们谋划。假如事情不合乎义，却凭借才能解除君主的忧虑、消除百姓的祸患，即使是贤者也以做这种事为可耻。”《史记》说：“齐国攻打鲁国，孔子听说后说：‘鲁国是祖先坟墓所在的国家，国家危急到这种地步，你们几位为什么都不出力？’ 子贡于是出行游说齐国攻打吴国，以此救鲁；又游说越国；又游说晋国。五国因此交战，有的强盛，有的破败，有的混乱，有的称霸，最终保全了鲁国。”观察他所说的话，考察他所做的事，竟与公孙衍、张仪、陈轸、苏代没有什么不同。唉！孔子说：“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既然因为鲁国是祖先坟墓所在之国而想保全它，那么齐国、吴国的人难道没有同样的心情吗？为什么还要让他们陷入混乱呢？这是我知道传述者妄造此事的第一个原因。考察史实，当时孔子、子贡困厄而只是平民，并没有卿相的官位、万钟的俸禄，凭什么去忧虑祸患呢？这样看来，这就与颜回的道路不同了。这是我知道传述者妄造此事的第二个原因。鲁国虽是君子所看重的祖先坟墓所在之国，但哪里有为了忧患而替它谋划的道义呢？即使说有为它的忧患谋划的道义，难道可以用变诈的游说使别人的国家灭亡，来求得自己的国家保存吗？这是我知道传述者妄造此事的第三个原因。子贡的行为虽然不能完全合乎义，但他毕竟是孔子的贤弟子。孔子的贤弟子所做的事，本来不应达到这种地步，更何况还说是孔子让他这样做的呢？太史公说：‘学者大多称颂七十子一类的弟子，赞誉他们的人有时超过实际，诋毁他们的人有时又损害了真实情况。’ 子贡虽然喜欢辩说，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这也就是所谓诋毁而损害真实情况的人吧。”}], 颍滨说：太史公称子贡一出而使鲁国得以保存、齐国发生内乱、吴国被击破、晋国强盛、越国称霸。我考察《春秋》《左传》，齐国攻打鲁国，本出于鲁悼公对季姬的愤怒，并不是陈恒的缘故；吴国攻打齐国，是由于齐悼公反复无常，也不是子贡的缘故。吴、楚交战时，陈乞还在世，陈恒还没有任事。太史公所记的这些事，全都不对。大概是战国时的说客编造出子贡的言论，借以把自己托附于孔氏，而太史公相信了罢了。孔子说过：“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不能通达；出使各国，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孔门所说的“言语”才能，起初不过如此。至于子贡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巧辩，用来解除纷争、救济患难，就如同今天所记载的那样而已。若像公孙衍、张仪那样施展诡辩，倾覆诸侯，以求一时快意，这正是孔氏所忌讳的。《历代名贤确论》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七 通论 诸公即位正不正【东坡】鲁国失国【颍滨】鲁国采用郊祭【东坡】鲁国还举行三望祭【东坡】举行雩祭以忧虑旱灾【东坡、刘蕡】大夫不得擅自决定事情【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