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二

译鼌错 李观说：我读《汉史》，看到景帝为了姑息吴王濞而杀御史大夫鼌错，对鼌错无罪受诛感到痛惜，因此直书其事并加以评论。考察鼌错，是颍川人，起初以诸生身份入仕，侍奉文帝，任太常掌故，凭借出众的文辞参加射策，逐步升任中大夫。景帝即位后，他极力进言，陈述应当兴革之事，从未有不忠于内心的情况。后来景帝任命他为副丞相，鼌错之所以推诚尽心、不顾自身，是想长久保全汉室；他忧虑诸侯势力过于强大，便上书请求削减他们的封地，这正是剪除诸侯羽翼、巩固汉朝根本。推测鼌错的志向，难道有辜负汉朝的地方吗？探究吴王濞反叛的原因，确实是有缘由的；但离间骨肉亲情、堵塞小小的怨愤，如果不是上面的人做得恰当，怎么能不产生怨恨？怨恨一旦形成，臣子的节操又能依附于什么呢？即使想不走上叛逆道路，最终也不可能做到。大概因为南方富庶繁盛，而中原刚刚安定，有个狂妄之徒谋划此事，估计一举可以取胜，于是摇动舌头，联络七国，借诛杀鼌错为名。景帝没有非同寻常的见识，却听信乱臣的一面之词，于是未经审问便杀了鼌错，希望借此缓解危难；可是七国的军队一点也没有减少，因此考察事情的后果，景帝并没有因鼌错而明白事理。况且袁盎一向与鼌错不和，对于景帝来说，难道不知道这两位臣子不合吗？他却听信偏颇的意见，这是让臣子借机报复旧怨。宗庙社稷又该怎么办呢？等到邓公从吴地回来，景帝才抽泣长叹、深感悲痛，这更加成为天子的羞耻罢了。当初高祖把濞封在吴地时，已经知道东南地区必然会发生叛乱；在那时，难道会有鼌错提出削地的议论吗？大概上天的历数本来就有治乱更替。假如没有梁国截断叛军的道路，没有条侯显示他的武威，那么秦朝的鹿又会惊奔而起，袁盎的肉也可以拿来吃了。最初鼌错孤立无援，指点天下、提出高论，大臣憎恨他，小臣害怕他，人人都约束自己，仿佛都想拿刀刺杀自己的父亲，知道他必定被杀，却又深深以此为忧。有人回答说：“这是为了尊崇君上、安定宗庙。”他的父亲说：“刘氏能够安定，鼌氏却危险了；我不忍心看见祸患牵连祖先，恐怕已经要因祸而死了。”唉！史官责备鼌错的父亲，认为他不如赵括的母亲，这是多么鄙陋啊！赵括处在必败的形势中，他的母亲曾向赵王说不能让他领兵；等到赵括失去法度，母亲因为事先有见识而得到宽宥。鼌错施行的是极为忠诚的谋略，与必败的形势不同。他的父亲即使害怕灾祸临头，又怎能抵得上儿子所筹划的国家大事呢？况且，假如让赵括的母亲来说这番话，足以称为明智的妇人；假如让鼌错的父亲来说这番话，却是在阻挠儿子尽忠，这两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有人又说，鼌错有忠心是有了，但缺少智慧；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忠心是用来辅佐君主的，智慧是用来保全自身的；如果一味谋求保全自身，那么忠心就有可能无法实现。忠心无法实现，这样臣子就不像臣子了，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祸患是由于袁盎在景帝面前蒙蔽了景帝；如果不是因为智慧不足而处在当时，袁盎也不会参与其事。古人说：挺直的树木最先被砍伐，至于愚人和智者，又有什么办法呢？老泉说：“从前高祖急于消灭项羽，所以把数千里土地分封给各位将领，让他们称王。项籍死后，天下平定，但各将领的封地也因此终于无法削减。当时，不是刘氏宗室却称王的有八国，高祖害怕他们将要发生变乱，所以大封吴、楚、齐、赵等同姓诸侯国来制约他们。后来韩信、英布、陈豨、卢绾都被诛杀，而吴、楚、齐、赵的强大势力反而没有什么可以制约它们。当时，诸侯王名义上虽然是臣子，实际上没有谁不是怀有帝王般的野心。胶东、胶西、济南又跟着响应。于是他们擅自给人授爵，赦免死罪，乘坐黄屋车，刺客公然行动，匕首交错于京城，罪行已经明显，形势已经逼近。然而当时的人仍然悠闲自得，仿佛不值得忧虑；每月不谋划，每年只顾朝见而不考虑将来，慢慢地抚摩它，小心地安抚它，幸而没有发生变乱，一直到了孝景帝时期。有一位谋臣叫鼌错，开始建议削减诸侯的封地，以削弱他们的权力。天下人都说：‘诸侯一定会反叛。’鼌错说：‘本来就是这样。削地会反叛，不削地也会反叛。削地，他们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地，他们就反叛得迟而祸患大。我担心的是他们反叛赶不上现在。’天下人都说：‘鼌错愚蠢。’ 唉！七国之乱终究没有避免。与其让祸乱从遥远的将来发生而造成大祸，不如让它在眼前发生而造成小祸。用小祸换取大祸，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些不赞同鼌错的人，难道不是不知道形势将会造成长远的祸患吗？还是知道形势将会造成长远的祸患，却估计自己活不到那时，认为可以把祸患留给后人，苟且使自己免受其害呢？这样看来，鼌错为自身谋划就是愚蠢，为天下谋划就是明智。君主又怎么可以舍弃为天下谋划，而采用为自身谋划的办法呢？如今匈奴的强大不亚于七国，而天下人又采用当时那种议论，因循维持到今天，竟还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我却认为，天下的大计不如不要贿赂匈奴。不贿赂，变乱就来得快而祸患小；贿赂它，变乱就来得迟而祸患大。与其害怕变乱来得快，不如害怕祸患扩大；与其庆幸变乱来得迟，不如庆幸祸患较小。天下的形势就像坐在一条已经破败的船里，正迅速地将要沉入深渊；还不趁水尚浅时设法挽救，反而舍弃它，去寻找苟全性命的办法，并把脚被水浸湿作为推托，这本来就是走向覆没溺亡的道路。圣人总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除掉它，然后才能把祸患转化为福。如今不幸把祸患养到这种地步，眼前的忧虑和小患又害怕而不作决断，那么长远的忧虑和大患最终就不能消除了。赤壁之战，只有周瑜、吕蒙知道必胜；伐吴之战，只有羊祜、张华认为应当进行。因此，宏大、深远而切中要害的谋略，本来就不能符合庸人的心意。这就是鼌错被认为愚蠢的原因。虽然如此，鼌错的谋略仍有遗憾。为什么呢？鼌错知道七国必定反叛，却没有做好防备；关于应对叛乱的计策，原文此处云云。东坡说：“天下的祸患，最难处理的，是名义上处于太平无事状态，实际上却潜藏着不可预测的忧患。坐看它发生变化而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起身勉强处理，又因为天下人习惯于太平安定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办事，冒犯大难以求成就大功。这当然不是勉强在一月半月之间，或靠苟且求取名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故，却从这里引发大难的端绪；既然是我引发的，我就能够收拾它，这样才能使天下免于灾难。事情发生后才慢慢地想要除掉它，把责任推给别人承担，那么天下的祸患一定会集中到我身上。”“从前鼌错竭尽忠心为汉朝谋划，削弱山东诸侯，诸侯一同起兵，以诛杀鼌错为名，而天子没有察觉，反而拿鼌错作为说辞。天下人为鼌错因为忠心而遭受祸患感到悲痛，却不知道鼌错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开凿龙门，疏通大河使水流入大海，在他的功业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决口泛滥、冲击突进的可怕祸患。只是因为他能预先知道事情的必然趋势，事情来到时不害怕，而慢慢采取措施，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译“凭七国这样的强大势力，却突然削减它们的封地，它们发生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鼌错没有在这个时候舍弃自身，为天下承担大难、掌握吴楚命运，却谋划保全自身，想让天子亲自统兵，而自己只留守京城。”“况且，引发七国之难的，究竟是谁呢？既然已经想要取得名声，又哪里逃得过这场祸患？把自己亲自出征的极大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大安全相比较，哪一个容易判断，是很清楚的。自己成为祸难的首倡者，却选择最安全的位置，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鼌错也不能免祸。为什么呢？他既然想留守，而君主却要亲自出征，按照人情推断，天子本来就已经对他的意见感到为难了；再加上天子不愿重重违背他的主张，于是袁盎的说法便得以从中施行。”“假使吴楚反叛，鼌错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自己，面向东方等待吴楚，使叛乱不至于连累他的君主，那么天子就会依靠他而不感到恐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够离间他们呢？”“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要一心谋求保全自己。假使鼌错亲自统兵攻打吴楚，未必不能建立功劳。只是因为他想巩固自身，而天子又不高兴，奸臣便能够乘此机会。” 鼌错用来保全自身的做法，难道正是他招致自身灾祸的原因吗？” 子由评论说：“老子说：‘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文帝以柔弱的方式治理天下，刚强的人都顺势而服。尉佗在南越称帝，文帝为他修筑祖先的坟墓，召见并优待他的兄弟。尉佗便去掉帝号，俯伏称臣。匈奴强悍傲慢，凌驾于中原之上，文帝屈身写信给它，用丰厚的丝帛和絮绵馈赠它。虽然没有能够调和使其完全服从，但兵革之祸比武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九。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见，文帝却赐给他几案和手杖。濞没有找到发怒的借口，叛乱因此没有发生。假使文帝还在位，不出十年，濞也已经老死，那么东南的叛乱就没有理由发生了。到了景帝时不能忍耐，采用鼌错的计策，削减诸侯封地，濞便借此号召七国，向西进军进入函谷关。汉朝派出三十六位将军，竭尽天下之力，才勉强击破他们。鼌错说：‘诸侯强大，削地也反叛，不削地也反叛。削地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地就反叛得迟而祸患大。’世人都认为他的话正确。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假如像文帝那样忍耐而不削地，濞一定不会反叛。拖延数年以后，变故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形，再慢慢根据变化做好准备，用来制约他的办法本来就很多。猛虎在山中，每天吃牛羊，人们不能忍受，便拿着戈前去刺杀它；幸运就能杀死老虎，不幸就会被人杀死，这样造成的祸害反而来得很快。鼌错的计策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能够把墙筑高，把陷阱挖深，等待时机并谨慎防备它，老虎怎么能一定造成祸害呢？这就是文帝用来防备吴王濞的办法。唉！替天下考虑祸患，却让好名贪利的小丈夫来决定此事，像鼌错这样的人实在很少。” 少游说：“世上的评论者都认为，汉朝采用袁盎的计谋，斩杀鼌错以向天下谢罪，是错误的。在我看来，正是汉朝斩杀鼌错，七国的军队才因此被击破。为什么呢？胜败的关键，取决于道理的是非曲直。道理正当，军队就强盛，这是军队取胜的条件；道理不正，军队就衰弱，这是军队失败的条件。善于作战的人，先争取道理。过去晋国想报答楚国的恩惠，退兵三舍，军吏认为军队已经衰弱，子犯说：‘军队出师有理就强盛，理亏就衰弱。’子犯可以说是善于争取作战道理的人。因为如果不退兵，就会背弃恩惠、食言，理亏在晋国；退兵以后楚国如果不撤回，理亏就在楚国。我们有理而对方理亏，所以能够取胜。汉朝斩杀鼌错的事情，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汉朝的诸侯拥有相连的几十座城，土地方圆千里，虽然号称强大，但都是高祖分封的。一旦采用鼌错的计策，挑出他们的罪过加以削夺，天下人便愤怒起来，都产生认为汉朝理亏的心情。在这时，诸侯有理而汉朝理亏，所以吴王能够借口反叛。然而吴王即使依靠山中冶炼钱币、煮海水制盐，又因为他的儿子而招纳天下亡命之徒，想要反叛已经三十多年了。他起兵，只是因封地被削而发愤，以诛杀鼌错为名而已。” 汉朝斩杀鼌错而七国军队并未停止进攻，于是七国的叛逆节操暴露无遗，天下人也愤怒起来，产生了认为七国理亏的心情。在这时，诸侯理亏而汉朝有理，所以太尉得以击破他们的军队。虽然如此，汉朝斩杀鼌错的事情，是袁盎提出的；袁盎与鼌错有嫌隙，所以世上的评论者认为鼌错死得冤枉。这正是楼缓所说的：‘从母亲的角度说就认为是对的，从妻子的角度说就认为是嫉妒，说话的人不同，但所说的话却相同。’假使袁盎平素与鼌错没有丝毫嫌隙，那么他为汉朝谋划时也应当提出这个办法。这样看来，如果汉朝不斩杀鼌错，那么七国的军队难道就容易击破了吗？怎么知道呢？从唐朝安禄山的事情可以知道。明皇时期，奸臣杨国忠掌权，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心中不平，所以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当时唐朝如果斩杀杨国忠向天下谢罪，安禄山怎么能够到达长安呢？可惜唐朝不知道这一点，直到叛军进入潼关，天人共同愤怒之后，杨国忠才被陈元礼杀死。由此说来，汉朝如果不斩杀鼌错，七国的军队难道容易击破吗？”有人说：“王思礼之类的人曾经用这个道理劝说哥舒翰，假如采用他的计策，留下三万士卒守关，把全部精锐渡过浐水去诛杀君主身边的奸臣，安禄山能够最终被击破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汉朝斩杀鼌错，是景帝作出的决定，袁盎只是提出了这个主张的端绪，所以足以激发忠义之气，挫败奸雄之心。假使哥舒翰即使斩杀杨国忠，但事情不是出自君主本人，也不能感动天下人。那只足以使自己陷入危险，难道还谈得上安禄山的成败吗？斩杀杨国忠以击破安禄山，这件事非明皇不能做。”

译何去非说：古代掌管国家、主持政事的臣子，有四种。能在祸患尚未显露时消除它，在灾害尚未形成时平息它的，是贤臣。祸患已经形成而排除它，使国家安定；危难已经出现而平定它，使局势恢复正常的，是功臣。国家已经安定，却把它牵引到危乱之中；天下已经太平，却把它扰乱成祸乱的，不是愚臣就是奸臣。大概奸臣所缺少的是忠心，愚臣所缺少的是智慧。既缺少忠心又缺少智慧，却掌管国家、主持政事，就是祸患的聚集之处。从前鼌错曾经忠于汉朝，但他的智慧不足以承担治理天下的大权，因此轻率地引发七国之难，自己反而先被别人杀死。这一句话难道还不能说他愚蠢吗？鼌错这个人，学习申不害、商鞅一派的学说，是锐气有余而恩德不足、喜好谋划而热衷建功的臣子。孝景帝还居于东宫时，鼌错就用君主统治的方法和权术来游说他，实际上已经用智慧笼络了景帝。景帝即位后，把天下之事交给他处理；鼌错倚仗君主把天下之事交给自己，想要实现他所谓权术的功效，所以轻率行事而毫不迟疑，果断发动而不顾后果，最终使君主忧虑、国家危险，几乎造成刘氏的一场大变乱。可是后世的士人仍有人认为他有智慧，只有子云称他为愚。子云说鼌错愚蠢，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保全自身的智慧才说他愚蠢，也是因为他不能在七国之乱尚未发生时杜绝祸患，反而促使它走向动乱。东方诸侯的势力确实强大。势力强大就骄横，骄横就反叛，这也是事理的必然。然而，约束他们使其不骄横，驾驭他们使其不反叛，难道本来就没有办法吗？可是鼌错的策略却说：‘削地，不削地都将反叛；削地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地就反叛得迟而祸患大。’所以鼌错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是促使他们尽快反叛罢了。鼌错所谓祸患小，是因为他认为朝廷早晨削掉他们的土地，晚上就能得到他们的百姓。怎么会有几十年来安抚抚养的百姓，一天之间就不再为朝廷服役呢？吴王所发动的五十万军队，都是被削减郡县的百姓。七国联合起百万军队向西进发，图谋危及关中，却还说这是小祸，真是愚蠢。七国诸王中，只有吴王濞稍微经历过军旅，熟悉长期积累的奸谋，所以他厌恶其余六王都骄横。其余诸王孱弱幼稚，并没有特别高明的才能和非凡的器识，也没有凭借智慧、运用权术来成就大计的能力；他们的谋划又不是事先缔结、长期联合的。如今他们突然彼此观望着一同起兵，都是吴王确实逼迫他们的结果；吴王想把这些势力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称东帝的资本。孝文帝时期，濞不来朝见，是从儿子死亡留下的嫌隙开始的，反叛的端绪已经显露。贾谊本来曾为此痛哭。然而孝文帝把一切都包容掩盖，不追究他的奸谋，而是用恩德和礼遇羁縻他，所以直到孝文帝在位三十多年，濞没有再发生其他变乱。濞在孝景帝三年反叛，而他在吴地称王，已经四十二年了。他的牙齿和头发本来已经衰老，往日勇猛果决的气势、骄横强悍的情绪以及窥伺觊觎的奸心，也都已经消退了。如今却突然振作起来，倾尽全国军队向西进发，谋划反叛而不回头，难道是濞自己能够作罢的吗？是因为鼌错的鞭子在后面催逼着他，使他起兵。过去高帝封濞为王时，给了他三郡；濞面向南方统治吴国，已经四十多年。鼌错主持政事后，一旦削减他的二郡，楚、赵以及诸齐诸侯也都因为隐秘细微的罪过，被削夺了一半封国。他们本来知道自己的土地一旦被削尽，自己的性命也会随之不保，所以出于无可奈何的计策，只求作最后一搏。假使景帝沿袭孝文帝的宽容，给予他们更多恩礼，而鼌错采用主父偃的策略，使诸侯都能够把自己的封地分给庶出的支子为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那么濞又何必做什么呢？他怎么会在白发之年起兵，只希望得到本来不敢企求的东西，而楚、赵、诸齐又怎么会不安享面南称王的快乐，甘愿受濞驱使呢？吴王本来就是反叛的罪人，是上天和人们共同抛弃的对象，没有不走向失败灭亡的。然而也幸亏他还没有成为真正懂得用兵的人。假使他确实懂得用兵，那么关东就不会归汉所有，鼌错的罪过又哪里杀得尽呢？濞刚起兵时，他对久经战阵的老将谋划说：‘一定要先夺取梁国。’ 他向新任将领谋划时说：“一定要先占据洛阳。”这两条计策都是取胜的计策。可是吴王不明白该采用哪一条，所以失败灭亡接踵而来。那位说“必须先攻取梁国”的人，是因为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弟，梁国疆域广大而强盛，北面抵达泰山，西面与高阳相接。如今放过梁国而不攻下它，军队却径直向西进军，那么汉军从正面冲击它的胸膛，梁军从背后捣击它的脊梁，不用交战就会被擒获。这是宿将把先攻取梁国作为功业的原因，是谋求全胜的计策，也就是所谓“以正兵会战”的办法。洛阳凭借山河险固，扼守西方军队的交通要冲，积储武库中的兵器，充实敖仓的粮食。如今不迅速占据洛阳，却缓慢行军、停留攻打梁国，那么汉军骑兵就会奔驰进入梁、楚两国的郊野来逼迫它，失败很快就可以等到了。这是新任将领把先占据洛阳作为功业的原因，是出奇制胜的计策，也就是所谓“以奇兵取胜”的办法。这两条计策都是取胜的计策，即使是反叛国家的俘虏，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这也仍然是兵家的最高谋略。可惜当时没有人把两条计策同时提出并一并施行来教导他。因此吴王采用了攻打梁国的计策，却没有采用占据洛阳的计策，这就是他迅速失败的原因。所谓两策并举，就是以精锐部队卷起铠甲奔赴洛阳，以重兵迅速攻打梁国、覆灭梁都；即使不能进入函谷关，山东地区也会被平定。只知道攻取梁国而不知道占据洛阳，汉军就能向东进军；只知道占据洛阳而不知道攻取梁国，梁军就能从后面追击。假使让精锐部队占据洛阳，同时让重兵攻打梁国，洛阳既已被占据，汉军就不能立即向东进军；汉军不能向东，梁国就必然会被攻下；梁国被攻下，山东地区就安定了。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聚集军队而不分兵，压迫梁国的营垒。梁国还没有来得及攻下，周亚夫的军队已经驰入荥阳，并在昌邑筑营。想求战却无法交战，想离开又不可能，徘徊无所作为，坐等被擒。所以说：幸亏他还没有学会用兵。假如吴王当时同时采用这两条计策，又借用田禄伯的一支偏师，率军奔赴武关，再让周丘长驱直进，穿过历阳城北面，即使回军不迟，灾祸也确实会更大。唉！谁能说鼌错不是真正的愚蠢之人呢？窦婴、田蚡 苏轼说：“窦婴、田蚡都喜好儒术，推举赵绾、王臧，迎请鲁申公，想要设置明堂，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废除关禁，并按礼制定服制，想借此兴起太平盛世。恰逢太后不高兴，赵绾、王臧被交给司法官吏审讯，窦婴、田蚡也都被罢免。看窦婴、田蚡所做的事，他们的名声也算不错了。然而窦婴既沾沾自喜，田蚡又一味谋求奸利，太平难道可以靠修饰文辞来造成吗？申公起初不能采纳穆生的劝告，被楚人侮辱，也可以算是稍受惩罚了。后来他竟又为窦婴、田蚡出面，也足以令人一笑。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乌鸦和老鹰即使弹射也无法将它击落，这话确实不是虚言。”

译郅都 权德舆在《酷吏传议》中说：“《诗经》赞美仲山甫说：‘刚强而不吐弃，柔弱而不吞食’，所以刚健与柔顺两方面都具备，才叫作全德。否则，如果只是正直而顺从本性，能够掌握一个方面，事情从内心发出而都合乎道理，也都是治道。得到柔顺之道的人是循吏，失去刚正之理的人是酷吏。司马氏编修《史记》，开始创作三篇传记来警诫世人，却又把郅都列在《酷吏传》的首位，我对此很疑惑。郅都任中郎将时，皇上想搏杀野猪，他为了使贾姬活命，从容上奏议论，援引宗庙和太后的重要性；他任济南太守时，诛杀豪强猾吏中的首恶，治理得路不拾遗；他任中尉时，宗室和贵臣都收敛行迹、侧目畏惧；他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不敢接近边塞，甚至制作他的偶像来恐吓，骑马射箭也没有人能够射中。可是他的勇敢和气节，根源在于公正廉洁；他不拆阅私人书信，不接受请托寄托。具备这些条件，他就是汉朝的名臣。况且他入朝居于公卿之位，出任时总领各郡，坚定刚强、忠诚纯正，自始至终都一样。他因临江王一案受到牵连，正值太后震怒，最终死于汉廷，尸体被分割，正可以看出汉朝纲纪的败坏和王泽的松弛断绝。大概史官应当揭示并说明这些事情，以表彰侍奉君主的人，以激励任职的臣子，使百代之后的人有所惩戒。” 司马子长既然首先把郅都列入《酷吏传》，班氏又沿袭了这一做法，那么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义理，在这里就有所缺失了。把那些推究并埋没沈命、侮辱文法、巧言诋毁他人的人，视为同等之人，混杂排列在同一篇中。至于他的论述和赞语，虽然说是要辨明是非、争论大体，又有什么补益呢？唉！《洪范》的深沉潜藏，《大易》的正直方正，都是臣下之道。郅都虽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些，却已经接近了。他没有为了逃避死亡而隐瞒忠言，没有为了做官而枉曲正道；没有处父那样的浮华，也不同于申枨的欲望。他所到的地方，一定都会因称职而闻名。他大概就是古代那种刚强却不暴虐、发怒却合乎节制的人吧？刚强看起来像酷暴，柔弱看起来像仁慈，关键只在于辨别时不受迷惑罢了。天下似是而非的事情很多，因此受害的也很多，难道只有这一件事是这样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三 武帝上 孝武帝避免了亡秦的祸患【温公】对四夷穷兵黩武【张祜、何去非、子由】王恢、韩安国论攻打匈奴【子由、东坡】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温公、张咏】李广利讨伐大宛，取得良马，被封为海西侯【温公】采用主父偃的策略，削夺诸侯的封地【荆公】任用宦官掌管尚书事务【王元之】戾太子【温公】封禅【林简言、罗隐】喜好神仙之事【李华、李德裕】狄山与张汤争论【东坡】见到卫青、汲黯【东坡】汲黯【东坡】司马相如【东坡、刘蜕、李白、柳子厚】孝武帝避免了亡秦的祸患 温公说：“孝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多而赋税沉重；对内大肆营造宫室，对外经营四夷；轻信并迷惑于神怪之事，巡游没有节制，使百姓疲惫困乏，起来成为盗贼。他和秦始皇不同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然而秦朝因此灭亡，汉朝却因此兴盛，是因为孝武帝能够遵循先王之道，知道应当仰慕和效法什么，能够接受忠直的言论，厌恶被人欺骗蒙蔽，喜爱贤才而不知疲倦，诛杀和赏赐严明，晚年能够改正过错，临终托付国事又选得其人。这就是他虽有亡秦的过失，却能够避免亡秦祸患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