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三

译王道与霸道 温公说：“统一天下并使天下人奉自己为君主，叫作王。行王道的人一定要设置三公。三公分别治理天下。所谓二伯一公，是两位公留在朝廷内部，一位公在外主持诸侯；他们都是王的官员。周朝衰落以后，二伯的职务废弃了。齐桓公、晋文公集合诸侯来尊奉天子，于是天子任命他们为侯伯，这是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伯’这个称呼转变为‘霸’的名称。从此以后，孟子、荀子以下的人都说：‘凭什么道路可以成王？凭什么道路可以成霸？’道难道有两种吗？只是所得有深浅，功业有大小罢了。拿水来比喻：小的成为畎，再大成为浍，再大成为谷、溪、川、渎；君主所汇聚的就是海。大夫、士好比畎、浍；诸侯好比溪、谷；州牧好比川；方伯好比渎；天子好比海。大小虽然不同，水的本性有什么不同呢？” 荆公说：“仁、义、礼、信，是天下共同遵循的大道，也是王道和霸道所共同具有的。王道与霸道，所运用的原则相同，而所以得到的名称不同。为什么呢？大概只是因为内心不同罢了。内心不同，事情就不同；事情不同，功业就不同；功业不同，名称也就不能不不同。王道的内心，并不是要从天下取得什么；之所以实行仁义礼信，只是因为认为这是自己应当做的事。用仁义礼信修养自身，再把它施行到政治上，那么天下没有不受感化的。因此王道的治理，是知道只在自身这里实行，不知道向外界求取什么，而外界本来已经被感化了。霸道就不是这样：内心从未真正仁爱，却担心天下憎恶自己的不仁，于是向天下显示仁爱；内心从未真正合乎义，却担心天下憎恶自己的不义，于是向天下显示义；对于礼和信也是这样罢了。因此霸者的内心是为了利益，却借用王道来显示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他有所作为时，唯恐百姓看不见、天下人听不到。所以说他的内心不同。齐桓公被曹沫的刀挟持，答应归还鲁国的土地。他想归还土地，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之所以答应，只是为了免死罢了。” 按照王道的原则，即使不归还土地也可以，但齐桓公最终还是一定归还了土地。晋文公攻打原国，约定三天后撤军；三天到了原国还没有投降。按照王道的原则，即使等到原国投降也可以，但晋文公却撤退了军队，大概是想把自己的信用显示给百姓看。凡是所实行的仁义礼信，也都与此相同。所以说，王道与霸道所做的事情不同。王道的广大，就像天地一样：天地不向万物操劳，万物却各自获得自己的本性；万物虽然获得自己的本性，却没有谁知道这是天地的功劳。王者不向天下操劳，天下却各自得到治理；天下虽然得到治理，却不知道这是王者的恩德。霸道就不是这样，好像世间施惠的人：天冷了给人衣服，饥饿了给人食物。百姓虽然知道我的恩惠，但我的恩惠也不能广泛施及天下。所以说，霸道的功业不同。王道与霸道的原则虽然不同，但霸者用极大的真诚来求取利益，天下便愿意归附他。因此，王道虽然不求利益归于自身，霸道也不以利益为根本，但如果不借用王道的做法来接近天下人，那么天下谁会归附他呢？” 五霸 颍滨说：五霸中齐桓公、晋文公最为盛大，然而观察他们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齐桓公率领诸侯攻打楚国，驻军于陉地而不前进，等待楚国发生变化。楚国派屈完到齐军中，齐桓公列出诸侯的军队，与屈完登车观看。屈完看到齐军强盛，害怕了，便请求结盟。诸侯的军队列阵而没有交战。齐桓公退军驻扎在召陵，与楚国结盟后离去。他难道不能交战吗？是知道交战未必能胜，而且即使战胜，所得利益也不过是使楚国服从；保全军队的功劳反而更大。因此他不交战而使楚国服从，并不以此为遗憾。晋文公率诸侯在城濮与楚军相遇，楚人请求交战，晋文公报答楚国曾经给予的恩惠，退避三舍。军吏都劝谏咎犯说：‘我们退兵，楚军也退兵，我们还求取什么？如果楚军不退，君主退让，臣下进攻，理亏就在他们一方。’晋军退兵而楚军不停止进攻，于是晋军击败楚军，杀死子玉。假使晋文公退兵而子玉停止追击，那么晋文公使楚国服从也就与齐桓公相同，没有战胜的功劳了。因此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若非不得已就不交战；这正是他们能够保全军队、保护国家，在诸侯中没有敌手的原因。至于宋襄公，国小而德薄，却想求得诸侯拥戴；他凌辱邾、鄫的君主，又为争夺郑国而激怒楚国，军队战败、自身死亡还来不及，虽然窃取了霸者的名号，实际上并不是霸者。” 后来秦穆公向东平定晋国的内乱，向西讨伐各戎族；楚庄王攻克陈国、进入郑国，却得到这些国家而不占有它们，都有霸者的风度。然而秦穆公听信杞子的计策，违背蹇叔的意见，任用孟明，远行千里袭击郑国，结果在殽山覆灭军队；即使后来悔过并发誓改正，事迹被列入《周书》，也不能向东征伐中原诸国，最终成就霸业。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命令他不要向宋国借道。申舟知道自己一定会死，而楚庄王不听；宋人果然杀了申舟。楚庄王听到他的死讯，挥袖而起，发兵攻打宋国，围城九个月，最后与宋结盟而离去。虽然号称能够使宋国服从，但君子认为这是一场因不借道而发动的战争。齐灵公、楚灵王所做的事，楚庄王也做了，这还能够称为霸者吗？唉！这两位君主都是贤君，只因一次用兵不合义，几乎陷于狼狈，不能与齐桓公、晋文公并列，更何况比他们更差的呢？” 齐桓公、晋文公的诡诈与正道 东坡说：“用权宜手段来成就事情，叫作诡诈。”邹阳说：“齐桓公在夷地杀死哀姜，孔子说：‘这是正道而不是诡诈。’”在邹阳那个时代，师傅们大概是这样说的。由此推论，晋文公是诡诈而不正，因为他接纳辰嬴的过错。哀姜是亲属，齐国即使不诛杀她，君子也不因此责怪齐桓公，所以说‘正道而不诡诈’，是认为齐桓公本来可以使用诡诈却仍然采取正道，这是特别赞美他。秦穆公是贤君，晋文公即使推辞辰嬴，也不妨碍他返回晋国；即便这会妨碍他返回晋国，君子也不会因此扰乱男女之间的区别，所以说‘诡诈而不正’，是认为晋文公本来可以采取正道却仍然使用诡诈，这是责备他。”

译楚、吴、越 颍滨说：“吴国从泰伯到寿梦，十九代都没有同中原交往。寿梦以后，才开始同诸侯会盟，传了七代便灭亡了。然而孔子作《春秋》，始终把吴国当作蛮夷来记载，称为吴而不把它视为文明之国，大概是因为它礼义不足。《春秋》中把诸侯国称为国，却不把其君民当作文明人的有三个：楚国开始只称为荆。僖公元年记载‘楚人攻打郑国’，文公九年记载‘楚人派越椒来聘问’，从此楚国便同诸侯并列；而吴、越直到《春秋》结束，仍不被视为文明之国。这就是礼义存亡的实际表现。因此我根据《春秋》的记载，推考这三个国家得失成败的结果，认为吴、越都能靠战争取胜、攻取土地，能够使别人服从，却没有礼义来约束自己。吴国想凭武力凌驾中原诸国，却不知道停止，所以阖闾以后便覆灭而不可挽救。越国能够安于蛮夷的地位，无意于王道、霸道，所以勾践以后固陋无闻。至于楚国，礼义虽然不足称道，但也不愧于齐、晋，所以后来终于同战国时代相始终。由此看来，礼义对于治理国家，难道是虚妄的吗？” 齐、鲁 乐天说：“想使政治教化迅速成功，关键只在于除去烦扰，扩大实行简易的原则罢了。我请求用齐、鲁两国的事情来说明。我听说伯禽治理鲁国时，改变礼制，革除旧俗，三年政治就成就了；太公治理齐国时，使礼制简略，顺从当地风俗，五个月政治就成就了。因此周公感叹说：‘政治平易近人，人民一定归附；鲁国的后代将会面向北方侍奉齐国了。’由此可见，政事烦琐或简易所造成的迟速效果是很明显的。” 颍滨说：“古代人相见时，要有七名副使相随，经过三次辞谢、三次谦让之后才到达，礼仪文饰没有不充分做到的，这就是所谓敬。不敬就会显得粗率，过于简易，百姓就会怠慢。古代的君子，对自身没有一处不恭敬；但对待百姓却不是这样，而是平易近人，然后百姓才会安于他的治理。太公治理齐国，是内心恭敬而施政简易；伯禽治理鲁国，是内心恭敬而施政也恭敬。即使周公也担忧鲁国不能胜过齐国，所以仲弓的话，正是周公、孔子所详细说明的道理。” 管、蔡、齐、楚、曹、宋 颍滨说：“孟子说过：‘君主不必等到国家强大才可以行王道；要行霸道，必须有大国。王者凭德行，霸者凭力量。凭德行使人服从，凡是有智慧的人都不会同他较量；凭力量使人服从，一旦力量不能胜过别人，就危险了。’因此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都能成就王业；齐桓公、晋文公则都是凭借大国的基础而后有所成就。齐襄公、楚灵王竭尽齐、楚的力量，没有德行却想求得诸侯拥戴，国家还没有灭亡，自身就先死了。曹伯阳、宋王偃，国家弱小、德行低劣，却图谋霸者所做的事，自身死后国家也随之灭亡。只有顺应天意的人，才可以保有天下；敬畏天命的人，才可以保有自己的国家。还没有做到敬畏天命，却想求得顺应天意的功业，难啊！” 春秋时期的各小国 颍滨说：楚国正向北征伐中原诸国，而陈、蔡、许、郑恰好处在它的冲要位置，这些国家要建立和维持统治实在困难。吴国的季札见到郑国的子产，说：“您治理国家，要谨慎地遵循礼；否则郑国将要败亡。”子产凭小小的郑国立于晋、楚之间，恭敬而不恐惧，最终免除了大国的祸患，若不是依靠礼，又凭什么抵挡呢？至于陈、蔡、许，颠沛流离、覆亡败坏还来不及，最终都比郑国先灭亡。郑国的浑罕评论得好，他说：“姬姓诸侯中列位的国家，蔡国以及曹、滕，大概会最先灭亡吧？处于逼迫之中却没有礼，郑国将先于卫国灭亡；处于逼迫之中却没有法【实行丘赋、铸造刑书，都是废弃法制以图便利事务，所以说没有法】。没有礼就不能自立，没有办法制止大国的暴虐；没有法就不能使人民安定，人民将不会归附。大国不予支持，不能抵抗就一定会倒下；人民不予支持，就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灭亡。这就是它们灭亡有先有后的原因。”又如杞、宋，都是天子负责保存古代制度的国家，大概还保存着礼乐、车服等制度。因此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说出它来，但杞国不足以作为考证；殷代的礼，我能够说出它来，但宋国不足以作为考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然而宋国虽然不足以作为考证，在春秋时期，晋、楚这样的强国有不知道的事情，也没有不向宋国询问的【晋悼公经过宋国时观看《桑林》舞，楚灵王将要会合诸侯时，向戍献上会合诸侯的礼仪，等等】。像杞国这样，最终竟至于采用夷狄的礼俗，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过去孔子向郯子学习官职名称，郯国已经十分微小了，但它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献在诸侯国中还算详细。孔子对于夏代礼制，大概还曾经从杞国得到考证；可是杞国没有君子，不能自行辨别保存这些传统，真令人悲哀啊。

译春秋时期没有贤臣 孙邵说：春秋时期的列国都是周朝的诸侯，接受周王的封爵，分为五等。五等爵位以下，臣属于陪臣。陪臣对于诸侯，诸侯是君主和父亲；诸侯对于周王，也以周王为君主和父亲。陪臣对于周王，义理上如同对待祖父。做儿子的道理，是对父亲孝顺，就一定希望父亲也孝顺祖父；陪臣忠于诸侯，就一定希望诸侯忠于天子，这样忠孝两全，天下便能安定。如今春秋时期的陪臣扩张诸侯的权势，侵害王室，削弱周王而使诸侯强大，这是削弱祖父而使父亲强大；辅佐诸侯而与周王为敌，这是辅佐父亲而对抗祖父。遗弃祖父的怨恨，成就父亲的叛逆，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就臣子而言，这是不忠；对儿子而言，这是不孝；从道义上评论，这是损伤大义；推究人情，这是忘恩负义。于是使姬周削弱，只剩下祭祀和名号而已。齐桓公、晋文公即使因此成为霸主，又怎么能够纠正这种局面呢？反而还有封禅、请求开凿隧道等僭越之举。管仲、晏婴即使有功劳，又怎么能够劝谏他们呢？反而有设置反坫、毁谤孔子的罪恶。当时风俗教化极其败坏，天下像被火焚烧。上天不能暗中安定下民，便降生大圣人，使他成为宣扬教化的木铎。孔子游历七十多个国家，游说却没有遇到知己，在齐、鲁、宋、卫的郊外奔走，反倒像一条失去主人的狗。他知道当时已经无法训导，于是忧虑后世也不知畏惧，便编修《春秋》，明示拥护谁、反对谁。”}], 其中严重的，有的把他们视为夷，有的把他们视为狄。弑杀君主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奔逃而失去国家的更是数不胜数。《尚书》说：“帝于是震怒，致使海内没有一件吉祥之事，只有妖怪。”说春秋是乱世，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当时人民不能忍受这样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没有贤臣吗！我作这篇议论，警醒众多士大夫，很多人都称许它。后来听说■〈峻，鬲代山〉嘏■〈峻，鬲代山〉嘏征对此感到惊异，有人说：“可以把它刻在金石上作为训诫吗？”此后既然喧腾传布开来，便有人诘难我说：“春秋时期难道缺少贤者吗？您说没有贤臣，是在激励他们吗？还是在为他们解脱吗？这样又把孔门置于何地呢？”我回答说：“孔门中出仕的人很少，而且也只是做家臣罢了。您难道没有读过圣贤的书吗？《易经》说：‘屯积膏泽，小事守正则吉，大事守正则凶。’春秋时代的大夫，只能算是小事守正罢了。大概如果以大事守正来要求他们，以王道来要求五霸，他们仍然是有罪的人。” 范文正公说：“议论者说：‘春秋时期没有贤臣，是因为他们有罪而不尊奉王室。’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天地五行的精华不断生生不息，怎么会曾经没有贤者呢？只是东周衰微时，不能任用贤才来重新振兴文王、武王的功业，所以四方英才都被诸侯和霸者的作为所屈抑，而王道不能兴盛；这就等同于没有贤者，因此议论者对此感到极其痛惜。”

译三种使人不欺的方法 吕温说：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国侨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地，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三个人的施政方式虽然不同，却都归于治理的道理，成为办事者的首要典范，养成牧民者的准则。范汪洋贯通古今，光辉照耀图籍史册；穷究道理而论说，本来就有高下，选择善道而实行，难道没有先后吗？请让我试着论述它。子贱在衰乱的鲁国做官，而他的封邑又逼近强大的齐国；他凭借义来建设城池，依靠仁来制造干橹。面对鲸吞般的大敌和像鸠狼一样回顾的遗民，他使人心离散、形迹松弛，巧妙地运用心术，不厌其烦地施加恩惠和教导，于是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了。他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却不把自己的爱施加于他们；百姓受到感化而行动，阴阳之气在无言中运行；以诚意使他们明白，仿佛日月悬照于心中。这就是不求百姓不欺骗自己，而百姓却不忍心欺骗他。子产处在晋、楚之间，安定而恭敬地守住自己的职位，运用智慧使事物获利，整饬自身、勉励风俗，以诚信守持，以礼义推行，以慈惠告诫，以明察面对百姓，像镜子一样普遍照见，像秤一样真实悬置。这就是主动要求人们不欺骗自己，而人们也确实不能欺骗他。西门豹处在战国时期，却能建立丰厚的功绩；自身成为纪律，说话合乎典章；以刚强包容柔和，以威严胜过溺爱，用法制加以权衡，用刑罚加以督察，像烈火一样使人敬畏，像秋霜一样清肃，使万物止息。这就是责求人们不欺骗自己，而人们本来就不敢欺骗他。不忍心欺骗，是至诚在暗中感化，这叫作上等的德，是尧、舜时代的官吏；不能欺骗，是明智遍及各处，这叫作有政，是三王时代的官吏；不敢欺骗，是严厉的威势确实能够发挥作用，这叫作善于用刑，是五霸时代的官吏。诚意不足便达不到明智，明智不足便达不到威势，其中的大小差别，清楚可见。然而事情在于折中，道理要靠逐步达到；德行应当全面施行，治道贵在兼通各方面。如果只修养诚意而舍弃明智，诚意尚未达到而政事就可能失序；只任用明智而废弃威势，明智尚未周全而暴乱就将兴起。不如兼而行之，交替收取它们的功效。第一天、第二天，刑罚明确，威势树立，使人畏惧而不敢欺骗；第三天、第四天，智慧通达，政事成功，使人敬服而不能欺骗；第五天、第六天，志意得到信任，诚意感格人心，使人受到感动而不忍心欺骗。用宽厚来调济刚猛，如同阴阳二气达到和平；从近处推广到远处，如同天地人三才都各尽其美。如果不是德行完备而器量宏大的人，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如果没有工夫会通它的源流、统摄它的宗旨，就开始判定高下，只议论先后，那么尧、舜时代的官吏与王、霸时代的官吏，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荆公说：“从前议论者说：君主任用德，臣下就不忍心欺骗；君主任用明察，臣下就不能欺骗；君主任用刑罚，臣下就不敢欺骗，于是便把德、察、刑排列为次序，这大概还没有说尽。此三人的施政，都足以从圣人那里有所取法，但还没有听到圣人施政的道理。没有听到圣人施政的道理，却足以从圣人那里有所取法，大概只是各人得到了圣人的一个方面罢了。子贱施政，使人不忍心欺骗。古代任用德治的君主，大概没有谁能超过尧。然而驩兠尚且还曾经和共工等人一起被举荐在朝廷之前，那么德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任用吗？子产施政，使人不能欺骗。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方式欺骗，所以才会发生让养鱼的人把鱼烹食这样的事。那么靠明察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任用吗？西门豹施政，使人不敢欺骗。不达到德治而只任用刑罚来治理，正是孔子所说的‘百姓只是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那么靠刑罚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任用吗？所以说：这三个人都还没有听到圣人施政的道理。然而，圣人的治道难道有超出这三种方法的吗？也不过是兼而使用罢了。从前尧、舜时代，家家户户的百姓都足以得到封爵，那么百姓可以说是不忍心欺骗了。驩兠和丹朱还曾被称誉在前，那么百姓可以说是不能欺骗了。四方罪人被诛，天下都归服，那么百姓可以说是不敢欺骗了。所以，专任德治就会有不能教化的人，专任明察就会有不能周遍察知的地方，专任刑罚就会有不能使其服从的人。这样说来，子贱的政术无法纠正凶暴邪恶，子产的政术无法周遍察知隐微之事，西门豹的政术无法逐渐感化柔顺善良的人。然而三人都能治理好地方，大概只是足以治理小地方、整顿乱世罢了。假使处在尧、舜时代那种大治的情形下，哪里还足以使用呢？圣人的政术，是仁足以使百姓不忍心欺骗，智足以使百姓不能欺骗，政足以使百姓不敢欺骗，这样天下就没有谁会欺骗他了。有人说：‘刑罚也足以单独任用来治理吗？’我说：所谓任用刑罚，大概也不是专门使用刑罚就足以治理。西门豹治理十二条水渠来使百姓获利，到了汉代，官吏也不能废弃它；百姓认为这是西门君所做的，因此不听从官吏废除它的命令，那么西门豹的德行也足以感动民心了。既然如此，只是因为他崇尚刑罚，所以才说他任用刑罚罢了。假如没有用恩德怀柔百姓，而只显现刑罚，百姓哪里会有可能不能欺骗他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四 孔子上 孔子的道【程浩、李观、杜牧、常仲孺、李邕、昌黎、颍滨、柳州】孔子比尧、舜更贤【荆公】孔子跟从先进【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