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八

译刘伯升 何去非说：“古代的豪杰遭逢天下变乱，慨然奋起，都有拯救百姓、拨除祸患的志向；他们的兵力和威势也足以建立功业，却后来在一旦之间被庸夫幼子杀得肝脑涂地，竟然一点也没有觉悟，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倚仗意气而轻视别人，夸耀人多而忽视祸患，结果突然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故。”从前王莽篡夺汉朝时，刘氏宗族或被诛杀，或被废黜禁锢，连求生都来不及；侥幸存活下来的，也都是软弱无能、不成器的人，只习惯于谄媚求生罢了。唯独伯升愤然产生了兴复刘氏断绝事业的志向，招集结交轻侠之士，起兵诛讨王莽。王莽对此也深深畏惧。当他起兵时，只率领舂陵子弟八千人，后来诱导联合新市、平林数千名兵士来助长声势；光武的部众也在宛地起兵。因此，他们斩杀甄阜、梁丘赐，击破严尤、陈茂的军队，不到几个月，部众就增加到十万人，声势震动天下。于是豪杰们共同商议拥立刘氏宗室，以顺应人心，他们的本意当然在伯升身上。但新市、平林诸将畏惧他的威望和明断，又乐于拥立懦弱松弛的更始帝，于是决定拥立更始。伯升争辩反对，却没有成功。后来伯升攻下宛城，光武又大败寻邑的百万大军，更始君臣越发感到不安，于是杀害了伯升。唉！伯升的志向本来很大，但他临死时，连愚夫都能看出其中的祸患，而伯升自己却没有觉察。新市、平林的将帅，本来不过是一群盗贼罢了。当我们起兵并收编他们的军队，后来又接连抵抗强敌、拥有十万部众时，功劳在我。人们因为我的功劳而想尊奉拥立我，新市、平林却不愿意，于是把这些部众交给懦弱的更始，这样一来，三军的权力就不在伯升手中，而在新市、平林手中。权力分给了别人，却又坚决争执反对拥立更始，他理应很快就被杀害。过去吕后想封吕氏诸人为王，曾拿这件事询问她的相国王陵、陈平。王陵竭力争辩，陈平却表示赞成。王陵的争辩，是想安定汉室、摧抑吕氏；却不知道陈平表示赞成，正是为了安定汉室、摧抑吕氏。伯升所拒绝的拥立更始之举，是王陵式的争辩，并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虽然如此，伯升心中本来并非没有想到新市、平林和更始之间的关系，只可惜他临到关键时机却不知道立即行动，反而让别人先动手；这就是他至死也没有觉悟的地方。宋义曾在军中下令说：‘勇猛如虎、凶狠如羊、贪婪如狼，强悍而不能使令的人，就杀掉。’他的用意本来就是针对项羽。项羽知道他的用意在自己身上，所以先发制人杀了他。假如项羽没有先下手，那么项羽也会被杀。伯升认为新市、平林是依附自己的，所以感念他们而不忍背弃他们吗？这哪里比得上蜀先主对刘璋、李密对翟氏呢？刘璋把整个蜀地托付给先主，先主于是夺取了蜀地，把它作为鼎足而立的资本；人们并不责怪他背弃刘璋，反而赞许他抓住了夺取蜀地的机会。李密起初向翟氏称臣，翟氏自认为才能不及李密，便推举他主持事务；后来翟氏稍有非议，李密立即杀了他，权力于是归于一身，军势也大为振作。假如伯升凭借攻取宛城的威势，又趁着世祖击破寻邑的势头，整顿军队、誓师出征，杀掉新市、平林的骄横之徒，废黜更始，那么中兴的功业就不属于世祖了。唉，伯升的不忍之心，也只是妇人之仁罢了。古代寻求成就大事的人，常常不忍心背负别人，最终却被别人所背负，这是因为彼此窥伺时机，间隙丝毫不能容留。世祖接连用兵决战，不如伯升，但深谋远虑和周密谋略却远远超过他。伯升大概像项羽，而世祖类似汉高皇帝，这就是世祖能够平定天下、恢复大业的原因。起初伯升被杀，世祖驰马前往更始那里，迟疑退让，把过错引到自己身上，深深自责谢罪，并不表现出悲戚哀伤，因此更始信任并任用他，最终击败王郎，平定河北，他的资本就这样形成了。后来他逐步确立自己的名号和地位，于是凭借自己的军队向西进攻更始，平定长安。假如他当时显露出对伯升被害的愤懑不平，那么也会一并被杀罢了。

译世祖是英雄。何去非说：“军队不一定人多，但愿意效死尽力的才是精锐；士卒不必人人勇敢，但能拼死作战的军队才能取胜。古代有凭借人多而失败的，也有凭借人少而取胜的：王寻、王邑率百万大军，却败给光武的三千人；曹公率八十万大军，却败给周瑜的三万人；符坚率百万大军，却败给谢玄的八千人，都是这样。率领百万军队逼近几千人的军队，本来是必胜之军；然而有时也会失败，是因为骄傲自信，以为必胜，从而轻敌失败。率领几千士卒抵挡百万大军，本来是必败之道；然而有时也会取胜，是因为振奋精神，知道必败而拼死取胜。敌军兵力多，是智将所贪求的，却是愚将所害怕的；我军兵力少，是愚将所忧惧的，却是智将所安心的。敌军多本来确实可怕，但我却贪求这种情势，依仗自己有办法挫败它的骄气；我军少本来确实危险，但我却安于这种情势，依仗自己有办法激发其奋勇。率领几千军队抵抗强敌，使每个人都拼死作战，忘记自己只是几千人的弱军，这是容易做到的；率领百万大军逼近小敌，使每个人都各自尽力，忘记自己拥有百万人的强大，这是难以做到的。” 为什么呢？因为弱小就会想着奋发，而强大就容易懈怠。弱小而奋发，奋发的是士气；强大而懈怠，懈怠的是人情。对于士气，容易加以利用；对于人情，却难以驾驭。利用容易乘势的士气来激发它，所以有凭少数取胜的；顺着难以驾驭的人情去驱使它，所以有凭多数失败的。因此，古代善于评论将领的人，必定懂得他们所能胜任的兵力多寡。如果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即使兵力多也会成为负担。韩信认为汉高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将领，统率十万人罢了；至于他自己，则认为兵力越多越能办事。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使用百万军队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是因为军队的编制数目已经确定，军阵形制和旗号已经整饬，节制号令一向明确，威势和赏罚一向彰明，有办法使用军队的锋锐。赵括一旦统率赵国四十万人，便束手就擒，成为长平坑中的死者，是败在兵力太多；王翦一定要使用秦军六十万人，然后才能战胜荆国，是凭借兵多而办成。汉高祖曾经大规模使用过一次军队，胁迫五诸侯的军队，合计六十万人进攻楚国；项羽却带着三万精锐迟疑进发而击溃了他们，濉水也因此断流，这就是将领使用军队超过自己能力限度的情形，也是韩信所忧虑的。曹公用兵，善于奇谋诡诈和奇异变化，分合出没，应变无穷；他一生用兵，却没有一次不是以少数抵抗多数。最终在赤壁丧失了军队，成就了刘备、周瑜的声名，这是因为他以荆州之战的胜利自傲，倚仗水陆大军，而因懈怠而失败。寻邑率领百万大军压向昆阳时，把昆阳城内外的人都看成砧板上的肉。然而光武集合几千士卒，向他们重申必死的誓言，以求生的奋勇激励他们，亲自率先搏战；这样一来，他们反过来把寻邑的军队都看成砧板上的肉。因此战胜了寻邑。虽然如此，这次战役，人们只看见这是光武的能事，却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能做到的原因。只有各位将领平日观察过他，看到他面对小敌就怯弱，面对大敌却勇猛，都暗自惊怪，却不知道光武表现出这种勇怯，正是所谓的能事，都是为了求取胜利。对小敌怯弱，是他的真实情性；对大敌勇猛，是他的权变之术。敌人弱小时表现真实情性，所以不容易被战胜；敌人强大时运用权变之术，所以不害怕并最终战胜它。光武不但能以少数击败多数，而且还能在拥有多数时更加善于办事。唉！光武夺取天下，难道不也是出于真实情性和权变之术吗？只是别人没有能够看透他罢了。起初伯升结交宾客、喜爱士人，谋划诛灭王莽、恢复刘氏；而世祖却只是专心经营田业、勤于耕种罢了。因此伯升把他比作汉高祖的兄长仲，人们也把他看作谨慎厚道的人，没有料到他另有志向。等到他部署宾客，穿着绛色衣服、戴着大冠，在宛地起兵时，那种勇猛果决的气势，又超过伯升。光武的心志难道是在一日之间才转向王莽的吗？然而在王莽统治的时代做伯升所做的事，本来就很危险。因此，光武独自经营田业、表现谨慎厚道，是他的权变之术；突然起兵、穿绛衣戴大冠，则是他的真实情性。所以伯升首先起事，而光武最终成就了它。唉！像世祖这样的英雄，是很难有人赶得上的。

译三辅又见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唐子西说：汉朝的仪制，大多是任意创制的，不合乎古代义理的，十件中有八九件；它的文采和法度也很简略。然而天下人一见到它就高兴，看不见它就悲伤。后来经历王氏之乱，废弃不用了十多年。光武进入洛阳，东都百姓开始见到司隶校尉的属官，欢喜得跳跃起来，父老有的甚至流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能见到汉朝官员的威仪。’从此天下人一致归附光武，彼此共同出力，铲除祸患艰难，成就中兴的功业，恢复汉朝的宗庙社稷。这又持续了二百多年。王室所以能够复兴，固然不只在于这些，但也不能说没有这些因素的帮助。况且汉朝官员的威仪，并不像三代那样盛大；叔孙通所制定的东西，也没有周公那样的学术和见识，其中还杂有秦朝制度，并不再是圣人的法度。但汉朝遗民见到它，就像盲人重新恢复视力、废人重新站起，又像流浪多年后回到故乡，见到父亲、儿子、兄弟，感慨到了极点，甚至叹息流泪。他们得到民心竟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什么道理呢？当时如果把三代的车服展示给他们，我知道百姓不会再哭泣了。为什么呢？汉朝成为汉朝，到那时已经十代了，百姓只知道有刘氏罢了。汉朝把天下从战国以及秦、项羽造成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它处在安全安乐的境地一百几十年，天下没有战事，百姓得以养活自己，得以安葬死者，得以侍奉父母并抚养子孙，这些都是汉朝的力量。三代已经遥远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兴起时所制定的正朔、服色，各自成为一代之法，而不羡慕前朝异姓已经陈旧的制度，其用意是很深的。由此看来，国家的旧有制度和器物，应当让百姓经常看见并熟悉，使它们通过耳目而联系百姓的心；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轻易改动变更，以至于自行与百姓隔绝，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假如今天改动一样，明天废除两样，祖宗留下的恩泽日益消尽；一旦不幸有奸人加以撼动，人心就会动摇，天下也会离去。古代公卿大夫尚且知道守护自家的家法，几十代都不改变衣冠和阀阅，难道不是即使家族有兴衰，国人仍然信服，最终没有人敢抗拒，称为名家旧族吗？何况是数百年来治理天下国家的制度呢？卓茂担任太傅。温公说：孔子称赞说，举荐善人并教导不能胜任的人，便可以使人受到勉励。因此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使不仁的人远离、有德的人得到任用。光武即位初期，群雄竞相争逐，四海像沸腾的鼎一样动荡。那些摧毁坚城、攻陷强敌的人，以及权谋诡诈、善于辩说的士人，正受到世人的重视；光武却独能选用忠厚之臣，表彰循良之吏，从民间拔擢他们，安置在群公之首。他能够光复旧有基业、享有长久国运，是理所当然的。这大概是因为他知道首先应该办理的事务，掌握了根本的缘故。封子密为不义侯。权德舆说：先师说：‘只有名号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吗？’又说：‘只有名分确立，国家才能安定。’唉！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东汉世祖初年，天命再次汇集，正应当在这时端正各种法度，确立三纲，修明德教，真正答报上天的意旨。当时彭宠凭借过去在南阳所受的恩遇，位列上将，又有举兵于渔阳的功劳、向邯郸输送物资表示忠诚的事迹，最终却因谗言毁谤获罪，心怀反侧怨望，于是进攻驻守蓟地的朱浮，自称燕王。当时战争正盛，百姓非常困苦；当时的君主本应把休养百姓、缓解困难作为心愿，应当记录他的恩德、念及他的功劳，明白洗刷他的污点；其次则应施加威势并加以安抚，改变他的错误心意；实在不得已，才应凭借大义讨伐他，出兵征讨他。明君、君臣、臣下之间的义理，这三点都没有做到，或者虽有所采用却不能贯彻到底。等到那个宦官子密在便室发动叛逆，发挥他阴险残忍的手段，伺机等待皇帝就寝，终于使皇帝的性命落入奴仆之手，仓促之间被杀。子密到宫阙请罪时，竟封他为不义侯。我认为伯通违抗诏命，子密杀害君主，都是同样归于叛乱，罪行不能相互遮蔽，应当分别依法处置，公开显示王法。现在反而把子密列入五等爵，又以‘不义’作为封号；既然说他不义，就不可以封侯。这样一来，汉朝封侯的爵位就不足以用来劝善了。《春秋》记载‘齐豹盗’，以及给三个叛乱者记载姓名的用意，难道不正与此不同吗？假如栾布为彭越哭泣、孔车为主父偃安葬的事发生在东汉，谁的罪更重呢？何况四方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却不考察古代训诫，凭个人喜怒决定刑罚和赏赐，使天下的陪台、厮养都庆幸自己的君主发生祸乱，希求获得侯印，授予诸侯以危险可疑的势力，鼓动臣下叛乱离散的根源，抛弃名号和爵位这些器物，混淆常道训典，还把法令当作儿戏。当时的风气浩浩荡荡地一去不返，使桓帝、灵帝无道，使山阳公遭到胁迫夺位，这些事情追究其所以自取屈辱的根源，怎么知道不是封授‘不义侯’所造成的后果呢？

译邓禹。温公评论光武让冯异代替邓禹讨伐关中时说：从前周人歌颂武王的德行说：‘施行这些政事，反复思量；我出征只是为了寻求安定。’意思是，王者用兵，志向只在于施布威势和恩德，使百姓安定罢了。观察光武夺取关中的做法，正是采用了这个原则，难道不美吗？” 子由说：邓禹起初带兵进入关中，乘胜独自攻克关中各地，声势震动四方。当时赤眉军刚进入长安，诸将和豪杰都劝邓禹径直乘乱进攻。邓禹说：‘我们的军队虽然多，但能作战的人少；前面没有可以仰赖的积蓄，后面也没有便于运送的粮饷。赤眉军刚攻下长安，财富充足、兵器精锐，不容易抵挡。盗贼群居，没有长久打算，财粮虽然多，变故却很多，不是能够坚守的军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地广大、人口稀少，粮食丰富、牲畜众多，我们暂且休兵屯驻在北方道路，依靠粮食休养士卒，观察他们的变化，然后才可以图谋。’于是率军向北驻扎在栒邑。光武听说后，命令邓禹及时进兵讨伐。邓禹坚持原来的意见，迟迟不进军。第二年，赤眉军向西逃往扶风，邓禹才进入长安，拜谒高庙，收取十一位皇帝的神主。然而最终仍不能平定关中，无功而回。赤眉军正强盛时，逼迫它会很困难，缓慢应对反而得当。等到它自行败退向西逃往扶风时再乘势进攻，赤眉军尚且还能回兵击败邓禹；何况是在它没有西逃之前呢？按照光武的谋划，大概是不知道赤眉军正强盛，而邓禹的兵力不足。如果确实如此，就应听任邓禹坚守北道，时常出兵骚扰，使另一员将领从东西两面夹击，长期困扰消耗他们，那么赤眉军就会被擒获了。邓禹败退向西时，遇到冯异，邀请冯异共同进攻赤眉。冯异说：‘我们同贼军相遇已经几十天了，即使■〈彳蒦〉雄将领，剩余部众仍然很多，可以逐渐用恩德和信义使他们倾心归附、诱导他们，难以仓促用兵将其击破。皇上现在让诸将驻扎在渑池，截击他们向东的道路，而我从西面进攻，一举将其消灭，这是万全之策。’邓禹又不听从，结果失败。由此看来，邓禹原来的计策并没有错，只是皇帝没有采用；邓禹也被君命逼迫，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罢了。何去非说：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使敌人因自恃强大而骄傲，使敌人因锐气无从施展而懈怠。敌人的势力确实强大，我们就把自己的形势表现得更加弱小，使他凭借这一点自以为独强，进而骄傲；敌人的气势确实锐利，我们就收敛力量而不回应，使他无法施展锐气，进而懈怠。然后出动我们隐藏的强兵，加到他的骄傲之上；出动我们潜伏的锐兵，加到他的懈怠之上。使他即使有巧计，也来不及窥察；即使有勇士，也来不及防备。这样，制胜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云云］从前冒顿消灭东胡、李牧大败匈奴，都是击中了敌人的骄傲；赵奢击破秦军、周亚夫打败吴楚，都是击中了敌人的懈怠。虽然如此，要想使敌军骄傲、使敌军懈怠，必须具有坚定不动的气势和善于自处的分寸。逼迫他却不被撼动、骚扰他却不作回应，这是气势；侮辱他却不因此愤怒、激怒他却不因此改变，这是分寸。上位者持有这种气势，部下守持这种分寸，使上位者无法命令、部下也无从议论，然后才能战胜敌人，功业也可以确定。东胡倚仗强大而轻视冒顿，冒顿便利用它轻视自己的心理，使它更加骄傲。东胡先索取马匹，冒顿给了它；它又索取妇人，冒顿也给了它；妇人给了它以后，它又索取土地。冒顿向群臣郑重宣布命令，把所有想同土地的人都杀了，骑马飞奔去攻打东胡，并下令说：“最后到达的人斩首。”国内的人跟随他，于是消灭了东胡。秦国攻打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赵国派赵奢救援。赵奢借秦军锐气正盛，想使它懈怠，离开邯郸三十里便停下，下令军中说：“谁敢以军事进谏，处死。”秦军驻扎在武安西面，击鼓呐喊、整顿军队，连房屋的瓦都震动了。军中有一人说应赶快救援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斩了。于是坚守营垒，增高壁垒，三十天不前进。秦军渐渐松懈，赵奢卷起铠甲率军急进，两天一夜赶到距阏与五十里的地方扎营。秦人没有料到赵奢到来，全部披甲出战，赵军一战便大败秦军。这就是冒顿、赵奢能够使敌人骄傲懈怠的原因：作为他们下属的人，都不能对他们提出意见。李牧为赵国镇守北部边境时，同士卒约定说：“匈奴如果进来抢掠，就赶快进入营垒收兵自守；有敢于追捕俘虏的，斩首。”这样过了好几年，匈奴认为他胆怯，赵王因此责备李牧，李牧仍像原来一样。赵王大怒，召回李牧，改用别的将领。匈奴每次来交战总是失利，赵王又派李牧前往，他仍按照原来的约定行事。过了几年，匈奴果真认为李牧胆怯，李牧才暗中整顿车辆和骑兵，大量放牧牲畜来诱使匈奴上钩。匈奴小规模入侵，李牧假装败退而不能取胜，单于于是率大军到来，李牧设下奇谋，大败匈奴，斩杀骑兵十万人，单于逃走迁徙，边境的祸患于是消除。吴、楚凭借崤山以东地区反叛汉朝，先攻打梁国，汉朝派周亚夫讨伐他们；梁王是景帝的同母弟弟。周亚夫认为敌军锋芒正盛，应设法挫败并使其懈怠，于是把梁国弃置不救。梁国危急，向皇帝多次申诉；皇帝虽然多次下诏命周亚夫救援梁国，他也不接受，最终吴军被击破。这就是李牧、周亚夫能够使敌人骄傲懈怠的原因：作为他们君主的人，不能随意命令他们。虽然如此，假如这四个人没有足够的气概来坚持，没有一定的器度来守持，君主能够命令他们，下属也能够议论他们，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使别人骄傲懈怠并战胜对方了。从前汉光武帝受更始帝之命，安抚、聚集河北百姓，开始时在徒步之中发现邓禹，把他当作萧何一样依靠，因为邓禹的言论足以成就大计，才智足以安定大业，而且不是群臣所能比拟的。于是把西方的事务交给他，邓禹也能胜任所管辖的事务，任凭所向，都能建立功业。赤眉军进入长安时，诸将和豪杰都想攻击他们。邓禹认为赤眉军乘新近胜利之势，财富充足、兵锋锐利，但盗贼聚集在一起，没有长远谋略，必定会发生变故。我们的兵力虽然多，但真正打过胜仗的人少，又缺乏军需供给，难以同他们正面较量，却可以用计谋击破他们。

译而且应当在北道暂时休兵，以观察他们的弊病；于是分出一支军队向北奔赴栒邑，以便取得粮食、休养士卒，大概准备等他们骄傲懈怠之后再取胜。这是邓禹的计策，本来已经成功了。光武帝急于使天下安定，却使邓禹的计策和功业受到拖延，于是催逼他进军讨伐。邓禹无法独自作主，只得带兵离开栒邑；赤眉军果然不能守住，向西逃往扶风。邓禹虽然得以进入关中，但最终士卒饥饿疲惫，没有力量制伏贼军，因此赤眉军又回来进入关中。邓禹无法抵抗，竟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屡次带着疲惫的军队求战，以至于多次败退，仅仅自己逃脱。声威、功业和战果，一朝之间全部丧失。这说明了懂得使敌人骄傲懈怠的方法。可惜邓禹的气概和器度不足以坚持守持，所以因一时愤怒而不能再振作。因而善于选择将领的人，必定先考察他的气概，然后考察他的才能；先考察他的器度，然后考察他的才智。气概足以驾驭才能，器度足以涵养才智，然后才可以把军队交给他并要求他作战。唉，以光武帝明于任用人才，以邓禹忠实于知遇之君，尚且到了这种背离、乖戾的地步，何况以昏庸之主驾驭那些疏远卑微的人，功业又怎么能够一定取得呢？邳彤 苏轼说：“王郎在河北反叛时，只有巨鹿、信都替世祖坚守。世祖既已取得这两个郡，有人建议说，可以凭借二郡的军队护送自己返回长安，只有邳彤认为不可以。如果实行这个计策，哪里只是白白失去河北，必定还会惊动三辅。您如果不再有征战的打算，那么即使信都的军队愿意跟随，也很难会合。为什么呢？您既然向西进军，邯郸的军队不会愿意舍弃父母、背离城中君主，跋涉千里护送您，他们必然会离散逃亡。”世祖受到他这番话的触动，停止了行动。苏轼说：“这是东汉兴亡的关键决定，邳彤可以说是汉朝的元老重臣。”景德年间讨伐契丹时，群臣都想避开敌人，退往江南、西蜀，只有莱公认为不可。在武臣中，只有高琼同莱公意见相同。莱公竭力争辩后，皇帝说：“你是文臣，怎么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利弊？”莱公说：“请召高琼来。”高琼到后，却说避开敌人是便利的办法。莱公大为惊讶，以为高琼改变了主意。过了一会儿，高琼慢慢说道：“避开契丹固然安全，只是恐怕护送皇帝的士卒在半路逃亡，便没有人愿意同皇帝一起向西南去了。”皇帝这才大惊，开始决意北征。高琼的话大体同邳彤相似，他们都是一时的英雄豪杰。梁统 苏轼评论梁统主张加重刑法说：“汉朝沿袭秦朝的法律，刑法非常重。高祖、惠帝固然不是暴虐的君主，然而习惯了所见的一切，把它当作常态，便不知道刑法很重。到孝文帝才开始废除肉刑和夷三族之诛；景帝又恢复了杀戮鼌错亲属的刑罚；武帝暴虐严酷，只增加刑罚而没有减轻。宣帝治理国家崇尚严厉，沿用武帝的旧法。到了王嘉担任丞相，才开始减轻刑法，后来东汉因而沿袭，没有改变。班固没有记载这件事，事情见于《梁统传》。班固可以说是疏略了。王嘉是贤相，减轻刑罚又是他最大的德行之一，怎么可以不记载呢？”梁统于是说：“高、惠、文、景、宣、武六帝因刑法重而兴盛，哀帝、平帝因刑法轻而衰败。”于是上书请求加重法律，幸亏当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这就像有人年轻时不节制酒色却能安然老去，后来虽然节制了却生病，难道能因此认为酒色可以延年益寿吗？梁统也是东汉的名臣，然而一说出这种话，就获罪于上天。他的儿子梁松、梁竦都非正常死亡，梁冀最终也灭了族。唉，真可悲啊！应当警戒啊！天网疏而不漏，难道不可畏惧吗？” 马援 刘禹锡《经伏波神祠》诗说：“茂密的竹林下，山路通向壶头。汉军营垒中麒麟、鼯鼠争斗，蛮地溪流被雾雨笼罩而令人忧愁。怀念先人，恭敬地瞻仰遗像；阅尽世事，手指向东流的江水。自以为具有霸王的谋略，哪里知道最后只是个受恩封侯的人。离开故乡园林和石柱，筋力都耗尽在炎热的州郡。全都被功名所累，反而想起马少游。” 伏波将军在岭南有功德。苏轼《伏波将军庙碑》说：“汉朝有两位伏波将军，都对岭南百姓有功德。前一位伏波是邳离路侯，后一位伏波是新息马侯。南越自三代以来不能归服，秦朝虽然稍稍打通道路、设置官吏，后来又重新成为夷地。邳离开始征伐南越，消灭其国家，开设九郡。然而到了东汉，两个女子侧、贰发动反叛，岭南震动了六十多座城。当时世祖刚刚平定天下，百姓疲劳厌战，军队正关闭玉门关以谢绝西域，何况南方荒远之地，哪里值得劳烦天子的军队？如果不是新息侯苦战，九郡百姓至今都要穿左衽衣服了。由此说来，两位伏波将军在岭南享受祭祀，功德是相等的。”

译严陵 权德舆《钓台下作》诗说：“山顶高耸，苍翠一片；清澈的急流中石头闪亮。先生隐居在这里，天子也不能使他称臣。心灵栖息于浩大玄妙之境，冠带官服仍不过像黑色尘土。不愿在宫禁中安卧，反而回到江上的春天。暗中推动东汉的风教，使日渐浅薄的人心归于淳厚。哪里需要辅佐天下，只以此报答故人。由此可知大贤人的心，不只是顾及自身。进退张弛自有深意，耕作垂钓以陶养天然本真。无奈清风之后，世间纷纷议论人的屈伸。交情如同市场交易，利欲彼此纠缠。我来访寻遗台，仰望古人，怀念那位高逸之士。弓箭罗网使鸿鹄远避，霜雪中的松桂更加清新。江水流去无穷，山色高凌秋日之天。人世自有古今，清明的光辉照耀无边。” 梁肃《钓台碑》说：“在哀帝、平帝之后，天地闭塞，先生收敛光芒，隐居而不出。建武年间恢复正道，云雷已经平定，先生保全自己的道而不屈服。在治乱消长的关头，卷舒自如地处于平夷旷达之境，如同云从山中升起，游于天空，又回到无所拘束之处，不可被外物牵累。于是激发清正的风气，树立高尚的节操，留给后世。先生的道，在这里可以看见了。”有人说：“人伦的大纲，没有比君臣关系更大的；崇尚德行、发挥作用，没有比富贵更盛的。但子陵把卑贱当作尊贵，以臣下身份傲视君主，这两方面难道不是违背教化吗？”君子说：“不是这样。贤哲的道路，有动有静。行动而被任用的人，功业惠及当世；安静而不被任用的人，教化的光辉流传无穷。所以许由对于尧，先生对于汉，都不改变自己的地位，遨游于世俗之外，使后人听到清正的风气而向往仰慕。大概时运有相逢，事情有施行。伊尹、吕尚遇到汤王、武王而建立大功，子陵遇到世祖而建立大名。他们出仕或退隐虽不相同，归根到底都合于道。”颂文说：“末世广大无边，浇薄的风气荡涤淳厚。先生闭口自守，与鸟兽同群。四海已经平定，故人成为君主。富贵对我来说，好像浮云。” 被召到宫禁之中，告辞回到江边。向下俯视天子，上面却惊动星象。接舆放纵狂态，孤竹君求取仁义。介之推死于山中，龚胜焚毁兰草。啊，先生多么卓异，不同于这些人。俯仰于世道之间，从容地进退屈伸。清溪悠悠流淌，白石闪闪发光。仰慕您遗留的风范，直到万古也不会泯灭。罗隐在严陵钓台上刻道：“高峻巍峨的，是严子的钓台；寂寥长久不归的，是光武的故人。”故人的道究竟怎样？看着青苔便可以说明：尊贵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卑贱没有比平民更卑贱的。群雄争斗、蛇虫蛰伏，风雨彼此相侵；战争连年不断，悠长的思绪如梦。为什么无论富贵都不改变节操，无论困穷显达都无所欺骗？所以能够摆脱邯郸的危难，击破犀、象之师，开创二百年的基业，继承三尺剑奠定的根基，难道不就是那些有始有终的人吗？后世以来，风俗日益偷薄，以俸禄官位相互炫耀，早晨还是一个普通旅人，晚上便成了九品官，而亲戚骨肉之间已经有了等级差别，何况故人呢？唉！过去的人已经看不见，未来的人又未可预期，算了，算了！范文正公《祠堂记》说：“先生，是汉光武的故人。他们彼此以道相尊，等到皇帝手握赤符、乘六龙，遇上圣人的时运，臣服于亿兆人民之上，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只有先生用高尚的节操使他更显尊贵。后来先生感动星象，归隐江湖，获得圣人清高的一面，把轩冕看作泥土，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只有光武帝以礼节屈尊对待他。在蛊卦上九，众人正有所作为，唯独不侍奉王侯，以高尚为自己的事业，先生就是这样；在屯卦初九，阳刚的德性正要通达，却能以尊贵身份屈居卑贱之下，大得民心，光武帝就是这样。”大概先生的心志超出日月之上，光武帝的气量包容天地之外。没有先生，不能成就光武帝的伟大；没有光武帝，先生的高尚又哪里能够实现呢？而且他们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定志节，这是对名教大有功劳的。歌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的风范，如高山长江一样永存。”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九 明帝　肃宗 赦免窦宪侵夺沁水公主的园田【司马光】朱晖【苏轼】梁鸿【梁肃】王充【韩愈】安帝 征召任用樊英【司马光】顺帝 任命梁冀为大将军【司马光】质帝 崔寔应诏前往公车署陈述政事【司马光】元帝 平定东羌【司马光】李固【苏辙】徐穉【张九龄、曾巩】王符【韩愈】灵帝 党锢【王安石、苏辙、黄垍、司马光、司空图、李德裕、卢照邻】陈寔【秦少游】赦免窦宪侵夺沁水公主的园田 司马光说：“臣下的罪过，没有比欺骗蒙蔽君主更大的，所以英明的君主最痛恨这种事。孝章帝说窦宪，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说得很好；然而最终不能治窦宪的罪，那么奸臣又从哪里受到惩罚呢？君主对待臣下，忧患在于不知道他们的奸邪。如果已经知道却又赦免他们，那么还不如不知道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有时做奸邪之事而君主不知道，尚且还有所畏惧；既然君主知道却不能讨伐，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就放纵无所顾忌了。因此，知道善人却不能任用，知道恶人却不能罢黜，是君主深切应当警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