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一

译刘洎、褚遂良 孙之翰评论说：刘洎之死，按照旧史所记，是由于褚遂良的诬陷。然而征伐辽东时，太宗把让刘洎辅佐太子的意图告诉他，刘洎回答说要诛杀大臣，当时太宗已经责备他疏忽急躁。太宗从辽东回来后身体不适，刘洎拜见他而深感忧虑。有人所说的诛杀大臣之事，与先前所谓疏忽急躁的话有什么不同？假如是褚遂良上奏，太宗又累积了先前的愤怒而杀了刘洎，事情经过接近这种情况。若刘洎只是忧虑皇帝的身体，完全没有说别的话，又引用马周来证明自己，马周的回答与刘洎没有不同，太宗怎么会偏信褚遂良的谗言，突然杀死大臣呢？何况刘洎有罪而马周替他隐瞒，又怎么能只治刘洎的罪而不责罚马周呢？大概褚遂良曾因进谏废立皇后的事情，以忠直而被谴责，奸人于是趁机诬陷他，只怕找不到他的罪名。因此刘洎的儿子申诉说父亲是被褚遂良诬陷，李义府帮助他；幸亏乐彦玮竭力辨明此事，关于褚遂良诬陷刘洎的话，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又因为《贞观实录》本是敬播所修，号称详尽正直，后来许敬宗专门掌管修史，大多因憎恶或喜爱而改动旧文，那么褚遂良诬陷刘洎的事情，怎么可以相信呢？”},{ 张唐英说：唐太宗征讨辽国时，把刘洎留在定州辅佐太子，并对他说：“国家安危的关键，托付给你的责任尤其重大。”刘洎回答说：“大臣如果有过错，我就立即依法诛杀。”太宗告诫他说：“臣下说话如果不慎密，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你的性情疏率刚直，应当对此加以戒备，以求善终。”等到征辽回来，皇帝在路上身体不适，刘洎对褚遂良说：“圣上的身体令人担忧。”褚遂良便诬陷他，上奏说：“刘洎说，正应当辅佐年幼的君主，行使伊尹、霍光那样的事。”于是皇帝赐刘洎自尽。评论者认为，褚遂良陷害并杀死了刘洎，后来褚遂良也被流放贬谪，大概这就是他的报应。考察刘洎的性情，他并不是十分周密谨慎，确实可能说过这样的话，并非褚遂良捏造诬陷。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刘洎曾因争论飞白书，不顾[陛亷]所代表的君臣尊卑界限，擅自登上御床；而且他当面对太宗说话时，尚且想亲自诛杀大臣。太宗曾告诫他言语不可不慎密；到了这时，他见皇帝身体不适，突然说出伊尹、霍光的话来，这本来就是很可能发生的。后来褚遂良因不肯拥立武氏，被贬至爱州而死；武则天临朝执政时，刘洎的儿子为父亲申诉冤情，当然不会说出父亲的过失，又有李义府等人在旁帮助，所以史臣便顺着他儿子的话记载，认为刘洎是被褚遂良诬陷的；这本是必然的道理。不过，褚遂良可责备的地方，只在于他本来可以向皇帝奏明此事，请求削夺刘洎的官爵，却不应在没有设法救他的情况下，任由皇帝赐刘洎死；这一点才是他的罪过。东坡评论褚遂良关于野雉飞入宫中一事的回答说：“唐太宗时，野雉多次飞入宫中，太宗因此问褚遂良说：‘从前秦文公时，有童子变成野雉，雌雉在陈仓鸣叫，雄雉在南阳鸣叫。童子说：得到雄雉的将成为王，得到雌雉的将成为霸。秦文公于是成为诸侯中的雄长。光武帝得到雄雉，在南阳起兵，拥有天下。陛下本来受封于秦地，所以雄雌二雉一同出现，是用来昭示陛下的明德。’太宗高兴地说：‘人不可以没有学问，褚遂良真是所谓见识广博的君子啊。’我认为，秦地的野雉其实是陈宝神鸟，难道是普通的野雉吗？如今见到野雉就说它是祥瑞，就像得到白鱼便拿自己比作周武王一样，这是极其谄媚妄诞的做法，是蒙蔽愚弄君主，而太宗却称许他，史书也不加讥刺。野鸟无缘无故多次进入宫中，这本来是灾异；如果魏征还在，一定会以周高宗鼎耳出现祥瑞的故事来进谏。褚遂良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却舍弃鼎耳鸣叫的正理而取用陈宝的说法，这不是忠臣的做法。’ 王珪 李德裕评论王珪回答太宗收纳庐江美人一事说：“自古以来，得到亡国之女而把她立为妃后，从来没有不招致危亡祸患的，这是为什么呢？亡国之余，怎么能没有怨气？那些建立基业、开创国家的祖宗，必定都是一时的英杰；他们国家的山川鬼神，也应当受到全国人的奉祀和爱戴。他们因国家灭亡而愤怒，所以能够成为厉鬼作祟。一定会产生妖艳美色，迷惑当时的君主，使其骨肉互相残杀，内部因此败坏；君臣互相猜疑，外部因此失败。危亡的征兆，很少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史苏所说的‘必有女戎’，以及妹喜、妲己、褒姒的事，就是这样。史苏说得很详细，今天不再论述。因此，晋献公得到骊戎的美女，太子遭受缢死的惨祸，祸及三代；苻坚纳慕容氏姊妹，秦宫中有‘凤兮’的歌谣，最后在五将山败亡【苻坚在五将山战败】；梁武帝夺取东昏侯所宠幸的女子，国家几乎因此危亡；隋文帝宠爱陈后主的妹妹，最终因此丧命。这些都是祸败显而易见的例子。又如夏姬进入楚国，子反疲于奔命，吴人便开始背叛楚国；吴国的嫔妃到了晋国，世祖怠于处理政事，刘石便乘机兴起。因此，王珪见到庐江美人，便直言劝阻纳入宫中。” 像王珪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察见微小征兆的人，明白祸福的道理了。” 裴寂 六一说：我曾经和尹师鲁谈论过，自魏晋以来那些辅佐君主建立功业的大臣，都可以贬斥并断绝关系，因为他们对旧朝怀有二心，参与并促成了谋划篡夺君位的主谋。虽然可以说他们忠于自己所侍奉的人，但并不是人臣的正道。等到读裴寂的传记，考察他从始至终的行迹，确实是有原因的。起初裴寂担任晋阳宫监，私下把宫人送给高祖，因此得到亲近和宠信，这可以说是背叛隋朝了。后来太宗用博弈之事诱导他，他便开始谋划起兵，最终成就了唐朝。刘武周成为寇盗时，裴寂请求出兵，结果自行失败；他没有立即被诛杀，不只是因为他有辅佐建国的功劳，难道不是还因为当初私下亲近的恩情吗？后来他因与沙门交往获罪，按法律虽免去官职并被放逐，但又上奏陈说了一些事情。太宗责备他说：‘计算你的功劳，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你屡次把武德年间政事的错误都归咎于别人。又听信妖言，却不为自己辩明，反而想杀人灭口，于是被流放。’太宗列举了他的四项罪过，只是宽免了他，不再依法追究，大概是因为他进身时所依靠的私人恩宠一衰败便随之失败。韩信、彭越的功劳尚且最终不能保全，何况裴寂呢？”

译戴胄 张唐英说：贞观年间，伪造身份、冒充资荫资格的人，允许自首以免罪；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人伪造事实的行为败露，戴胄判处他流放，并上奏报告。太宗说：‘我下诏命令处死他，如今你却判作流放，这是向天下显示我不守信用。你是想拿案件来卖人情吗？’戴胄说：‘陛下应当立即杀他，这不是臣所能管的；如果把他交给有关官署办理，臣不敢违法。’看戴胄这番话，确实是想效法张释之的用心。然而张释之已经在汉文帝面前失言，戴胄也在唐文皇帝面前失言。况且君主掌握天下的权柄，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威严和恩惠都在自己手中。古代圣贤担心君主依仗尊贵崇高的地位而轻率使用刑罚，所以皋陶告诫虞舜，处理刑罚一定要谨慎；周公制定《立政》，告诫成王要慎重审理各种案件。如今戴胄的意思，是认为既然应当立即杀掉这个人，就不是臣下所能过问的；这就是说，君主可以不依法律而杀人。假如所有君主都像太宗一样，当然不用担心会有滥施暴虐的刑罚；但假使遇到桀、纣那样凶暴的君主，认为执法之事不可交给有关官署，而是任凭自己的心意杀人，那么恐怕无辜的人就无处申诉了。像戴胄这样的人，本来应该说：‘圣人的制度，必定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君王的法律，不可使刑罚轻重失当。陛下也不能凭私意处置它，臣又岂敢专擅处置它？’ 一定要把案件归于公正中和，符合君王的准则，使人不受冤枉。’为什么他的意思反而是说，做君主的使用法律不必谨慎，做臣子的使用法律却必须谨慎？王子雍所说的‘对做君主的要求轻，对做臣子的要求重’，说的不就是戴胄吗？” 孔颖达 张唐英说：孔颖达曾经撰写《周易正义》，又和马嘉运、赵干协、苏德详等人共同参订详考，使这部书流传于世。看他阐明三位圣人的旨意，贯通万物变化的深奥义理，他难道不是深通《易》学吗？然而《系辞下传》中说：‘考察各位儒者关于象征卦象、制作器物的说法，都是取用卦爻之象的形体。’现在韩康伯的意思，却只是取用卦名，因而说明器物的制作。考察《系辞上传》中说：‘制作器物的人重视卦象’，可见取的是卦象而不是卦名。韩氏却取卦名而不取卦象，在义理上是不妥当的。如今既然遵循韩氏的学说，又依照这种说法来解释，这就是颖达的严重错误！圣人的道理极其深远，学者不能领悟，所以博学的大儒撰写注疏，用来启发引导后来的学者，使他们能够得到其中的要旨。如今韩氏已经在取卦象的意义上犯了错误，而颖达还把它列入《正义》，本应刊正其宗旨，作为后人的准则。为什么既然知道它的错误，不去剖析是非，反而又跟着重犯这个错误呢？把木头砍削成耜，把木头弯曲成耒，大概是取法于《益》卦。《益》卦是震在下、巽在上；震为阳木，表示木在运动，巽为阴木，表示木可以弯曲。把木弯曲制成耒耜的形状，是因为运动在下方，象征耕田。而韩氏却说，这是‘制作器物以导致丰盛，从而增益万物’；又如剖开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是取法于相应的卦象，韩氏却说这是‘乘着事理来疏散运动’。” 截断木头做杵，挖地做臼，大概是取法于《小过》卦。《小过》卦是艮在下、震在上；艮是山，震是木，山在下面静止，木在上面运动，这就是杵臼的卦象。而韩氏却说是‘用小的器物来满足使用需要’。像这一类的错误很多，不能全部列举。韩氏任意妄作臆测之说，颖达又不阐明其中的是非得失，实在令人惋惜。由此类推，圣人的旨意都可以看出来了。学者应当自己去探求。” 尉迟敬德 吕温《尉迟鄂公敬德赞》说：‘英姿勃勃的鄂公啊，像百炼的龙泉宝剑，沉埋未被发现，气势直冲斗宿之间。佩带他的人若不是合适的人【敬德起初侍奉宋金刚】，宝剑便会跃入大川；如今神武之主得到他，把他提拔到高天之上。在天地之内，所向无前；有熊一般的威势、老虎一般的力量，隐然如同可以匹敌一个国家。刚强坚毅而质朴少言，安定刘氏天下必定要靠周勃。武德年间局势艰危，他亲手拔除祸根，扫清昏暗的气氛，捧出日月，使光辉照耀天门。功业成就、声名显达之后，崇高地辞谢军旅之事。猛烈的志气化为平和之气，居深地、高堂之间，保养性情，保持常道。以琼玉般的美食饮露，静静演奏清商之乐。清商之乐用来激励臣下，侍奉君主，是鄂公的志向和仁德【敬德在贞观年间以后不再参与人事，常常炼气服食，演奏清商乐来自我供养】。’ 李君羡 王元之《李君羡传论》说：贞观年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说：‘女子将要兴盛。’又有歌谣说：‘将会有像武王一样的女主。’太宗对此十分厌恶。当时李君羡已经被封为武连郡公，又担任左武卫将军，正在玄武门上，因武官举行内部宴会，大家作酒令，各自说出自己的小名。君羡自称‘五娘’，又因为他的封邑名称都有‘武’字，于是他的名字恰好符合关于女主和武王的谶语，太宗惊愕而嫉忌他，最终下诏以谋反罪将他诛杀。唉！太宗凭借圣明的文德和神武的威势驾驭英雄，把心腹之任推给别人，所以人们不怀疑他；赏罚对人公平，所以人们不怨恨他。至于提拔功臣而贬抑宗室，也算是一代真正的君主。况且侯君集谋反时，太宗亲自审问他，等到查明实情，又对群臣说：‘从前国家尚未安定时，君集确实贡献了力量，我不忍心把他交付法律处置。我将为他请求保全性命，公卿们允许我这样做吗？’难道太宗是厚待君集而薄待君羡吗？大概是上面有天文变异，下面有民间谣言传播，即使圣人也不能不疑惧。然而，遇到这种情况，修养德行是可以的；因疑心而施行诛杀，则必然会有被陷害、无罪而死的人。不过君羡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性命，不值得多说。” 等到武氏再次出现，那么太宗的德行难道能没有牵累吗？所以古书说：‘对于可疑的谋划，不要使它成为事实。’我读书读到这里，感叹君羡无辜受罪而被诛杀，惋惜文皇帝用刑时有该杀的却没有杀、不该杀的却杀错了，因此写下这篇评论作为记载，也把它作为君臣的鉴戒。

译王君廓 张唐英说：太子建成已经被诛杀后，诏令召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入朝。李瑗是建成的党羽，对此非常害怕。当时王君廓掌管李瑗的军队，他一向性情险恶刻薄，想陷害李瑗来作为自己的功劳，于是先劝说李瑗起兵反叛。王君廓借此擒获李瑗，将他缢死，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王君廓凭借这项功劳升任领军大将军。唉！李瑗没有长远谋略，被王君廓欺骗，于是陷入叛逆罪名，这本来是该杀的。然而李瑗的叛乱是王君廓导致的，朝廷不体察他的本心，便削除他的宗籍，没收他的家产，还提升王君廓的官秩，并把李瑗的家属赐给他，让他取代李瑗的地位。这样助长奸邪、培植恶行，使小人的心更加无所畏惧，自以为得计了。譬如有人种了一棵梧桐树，邻居老人说这不是好事，请求把它砍掉；砍掉以后却又索取它作为柴薪，这说明他的利益在于柴薪。以太宗雄才大略、远远超越古人的才干，谄媚巧诈之人尚且能够使自己的意图得逞，和劝人砍梧桐、再索取它作为柴薪相比，相差并不远。太宗不加以诛戮，用来惩罚不忠不义的人，却又曾经把他比作蔺相如，这难道是因为太宗痛恨建成太深，也以李瑗作为建成的党羽为可耻吗？所以即使王君廓凶暴悖逆、不合天道，太宗却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吗？” 古人所说的‘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在李瑗和王君廓身上都看到了。然而尤其令人惋惜的是，李瑗是高祖叔父的儿子，即使他有罪有逆，他的家属也只能按照连坐法受牵连；否则，把他们幽禁在掖庭，也不应当赐给王君廓，而王君廓又有什么脸面接受他们呢？唉！禽兽都不会这样做，王君廓却这样做了，这是连禽兽都不如。” 总论太宗的政治 曾子固说：“我年轻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到魏郑公、王珪这一类人在太宗身边，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加以议论和进谏的。当时邪恶之人和庸碌之人参与其中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这一类人，太宗也能识别他们并疏远他们，所以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听从的，最终能够成就贞观时期的太平。刑罚之少，甚至超过成王、康王时期的盛治，我每每反复赞叹仰慕，继而又感慨叹息，认为三代的君臣之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反复周详地议论政事的情形。即使皋陶、禹、稷与尧、舜上下谋划商议，记载在《尚书》中的，也没有像这样曲折详尽、完备具体的。我很觉得三代以及尧、舜距离今天已经很远，当时即使有像贞观年间这样的谋议，或者还超过它，只是他们的史书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所以今天所能听见、看见的很少；这是无法知道的，我不敢凭空确定。自汉代以后直到陈、隋，又从高宗以后直到五代，这些时期的史书都很完整，而他们的君臣之间没有像贞观年间这样谋划议论和决断的，所以他们的治理都在贞观之治之下，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 子由评论说：太宗的贤明，自西汉以来只有他一人。他任用贤能，将相没有不是正直之人的。他恭敬节俭、节省费用，天下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自三代以后，没有见过可以和他相比的。然而传位给儿子再传到孙子，却遭逢武氏之乱，子孙被杀，宗脉延续得像细线一样几乎断绝。后世推究其中原因，却没有得到答案。依我看来，可惜的是他还没有听闻大道啊！从前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黄河作祟’。大夫请求到郊外祭祀，楚昭王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的范围不超过所望祭的山川。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所望祭的水域。祸福降临，不过如此。我虽然没有德行，但黄河并不是我应当获罪的对象。’于是没有祭祀。后来他将要死时，有云气像许多红鸟夹着太阳飞行，连续三天。楚王派人去问周朝的史官，史官说：‘这大概会应在大王身上吧？如果举行禳祭，就可以把灾祸转移给令尹或司马。’楚王说：‘除掉腹心的疾病，却把它放到四肢上，这有什么好处？我如果没有大的过错，难道上天会使我夭亡吗？如果有罪就接受惩罚，又怎么能把它转移给别人？也不举行禳祭。’孔子听说后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他没有失掉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我看太宗的作为，其中不懂大道的地方很多，他能

译够免于祸患吗？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平定，他却继续征伐四夷，灭掉突厥，平定高昌，残破吐谷浑，军队出动四次都获胜，只求取胜而不知道停止。” 最后亲自征讨高丽，大臣们极力争辩，他也不听从，勉强取得胜利。他比隋氏贤明的地方，幸好只是这一战取胜罢了。那么太宗为什么安然这样做呢？他的用意也是想在当时夸耀自己，在后世留下声名罢了。太子承干已经被立为太子十多年，太宗又宠爱魏王泰，使兄弟之间互相倾轧。承干被废以后，晋王是嫡子，太宗想立魏王泰，又想让将来再把皇位传给晋王，疑虑不能决断，甚至拿出佩刀要自杀，被大臣救下才制止。父子之间因为偏爱而轻率决定废立，竟到了这种地步。太宗曾得到秘密谶书，说‘唐朝后代必定中途衰微，有女子武氏取代王位’，便拿这件事询问李淳风，想找出这个女子杀掉她。李淳风说：‘这个征兆既然已经形成，就在宫中。天命所决定的事，不可以除去。这样做只会使因相似而被怀疑的人遭到杀戮，滥杀无辜。而且从现在算起四十年后，那个人已经老了；年老以后就会仁慈，即使她接受帝位、改换国姓，也一定不能彻底断绝李氏。若在她之后杀掉年轻壮盛的人，并且任意滥杀，那么子孙将没有一个留下。’太宗听从了他的话而停止行动。然而他仍然因为疑似而杀害李君羡。天命是不能改变的，只有修养德行也许能够消除祸患。太宗却想靠杀人来消除它，实在困难啊！太宗年老时，准备选择大臣来辅佐年少的君主。李绩出身平民，忠诚有力，刚劲果断，有节操和侠义之气。他曾经侍奉李密，与单雄信交好。” 李密失败后，他不忍心利用李密的地盘来谋取利益；李密死后，他没有废弃对旧君应有的礼节。单雄信将要被处死时，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单雄信吃，使单雄信与自己一同死去。太宗因此认为他可以任用。太宗病重时，对高宗说：‘你对李绩没有恩情，现在把他调出京城。我死后，就任命他为仆射。’高宗听从了。等到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时，太宗召李绩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来商议。李绩称病不来。太宗说：‘皇后没有儿子，罪过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我将废黜她。’褚遂良等人不同意。后来有一天，李绩见到太宗，太宗说：‘将要立武昭仪，而先帝临终托付的大臣都认为不可以，如今我停止这件事了。’李绩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需要询问外人。’由此，废立皇后的决定便确定了。李绩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侠义之士，可以为别人舍命，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困难；但对于礼义所重、国家社稷所系的事情，以及国家的安危，李绩却并不懂得。太宗却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托付年幼的孤儿、寄托天下，实在过分了。况且假如李绩确实贤能，把国家托付给他，是因为父亲信任他；他竭尽忠力来报答其子，也还说得过去。为什么一定要父亲先驱逐他，儿子再重新起用他，然后才认为他可以任用呢？用权术来对待臣下，在义理上已经很刻薄了。这些都是不懂大道的过错。如果不懂大道，那么凡是施行于世上的事情，必然会有违背天理、失去人心而自己却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楚昭王懂得大道，即使失掉国家也一定能够复兴；太宗只是因为不懂大道，即使天下已经得到治理并且安定，也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孔子观察国家，所依据的就是这个道理。” 范祖禹说：太宗用武力平定乱世，用仁德战胜残暴，他的才略优于汉高祖，但规模气度不如汉高祖。他恭敬节俭不如汉文帝，但功业却超过汉文帝。考察他的本性，原本刚强强悍，勇猛而不顾及亲情；但他能够敬畏义理、喜好贤能，委屈自己听从劝谏，刻意磨炼、矫正自己，努力行善，这就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原因。贤明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出现，自周武王、成王、康王以来，经过八百多年才有汉朝；汉朝八百多年以后才有太宗。他所取得的成就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君主的行为，其善恶是非，要到后世才能辨明；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往往无法辨别。所以关于太宗的一切行事，他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地方，我都已经举出其中的大概了。老子说：‘善人是不善之人的老师；不善之人是善人的借鉴。君主选择善的方面而遵从，就足以得到老师；对不善的方面加以警戒，就足以作为借鉴。

译’

译总论群臣 吕温《凌烟阁勋臣赞序》说：“我朝两位先帝承受天命，顺应兴盛的时运，撼动天地的枢轴，鼓动元气，使雷声响彻四境，使百川腾涌、甘雨遍降天下。雷声止息，雨过天晴，仿佛重新开辟天地，荡涤一切，与太极同样建立了功业。贞观十七年，太宗认为功业已经成就，政治已经安定，秉持有所作为而不据为己有的原则，把德行归于祖先，把功劳推给群臣。想到他们在艰难时局中匡正救济，感念往日风云际会，思考用什么办法使这种感情永远流传，于是诏令有关官署摹拟他们的形貌，把二十四人画像绘于凌烟阁。大概是取象于二十四节气辅助上天运行，以彰明他们的功勋德行。从前舜凭借五位大臣治理天下，周朝凭借十位贤臣扭转危局，高祖凭借三位杰出人物建立汉朝，光武帝凭借二十八位将领中兴汉室。至于汇集古今功臣贤才，包罗古今人物，凌驾于四代之上而高视天下的，大概只有圣唐吧？至于唐莒公、刘渝公一类的人，探究天意，建立帝王的谋略。从前戴奉神尧皇帝，举兵晋阳而使天下获救，这就是大禹拯救溺水者的功业。魏郑公以使君主成为圣明之君为己任，进谏唯恐来不及，正直不阿地侍奉左右，持守本心，宣扬谋略，这就是咎繇直陈其言的功业。虞永兴纠集众多儒者，广泛寻求百代典籍，明确完备王朝礼制，成功协调帝王的乐舞，使我们大国光明灿烂而具有礼乐文章，这就是夷、夔制作礼乐的功业。” 长孙赵公倡举大义，诛除二凶，安定宗庙，平定社稷，从而振兴我朝宏大显赫、无穷无尽的福业，这就是周公匡正挽救周室的功业。英公、卫公承受天命，勇猛、智慧、雄健、威武，辅佐圣主挥军行进于海内，指挥军队平定四方，这就是太公鹰扬奋发的功业。房玄龄、杜如晦有明察的见识而共同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提出谋略并使之成功建立功业；这就是萧何指示踪迹、张良决胜千里的功业。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刚强坚毅而质朴少言，气势足以镇服三军，力量足以击溃强敌，单骑匹马、孤剑在手，作为君王的前锋；这就是吴汉的朴实忠诚、贾复的雄健勇猛。其余诸人也都是栋梁中特异的人才，犹如绘绣礼服上各具特色的纹饰；与古代杰出功臣相比，没有谁会在德行上感到惭愧。历代帝王之间，盛况以此时为最。起初，文臣作为经线，武将作为纬线；智慧由此发挥，忠诚由此彰显。到后来，大才不会受到压抑，小才也不会受到阻遏；退处的人得以保全，进用的人得以通达。控制他们时便适当放开，使他们自行发挥；推举引导他们，使他们竭尽才能。不设置笼子和门槛来限制他们施展远大抱负，不勒紧缰绳和锁链来压制他们发挥奇特才干。君主执守一项共同的德行，众人的力量就能施展；君主树立最大的信义，群臣的感情就能竭尽。高祖以义取得天下，太宗以道治理天下，高宗以仁完成大业，使圣明之道传于万代，使后世享有其功业利益。这难道不是盛大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二 高宗废黜、册立皇后【石守道、孙之翰】追尊先祖，并为高祖、太宗的文穆、文德二后加尊号。皇帝自称天皇，皇后自称天后【孙之翰】追谥太子为皇帝【范祖禹】改年号为显庆【孙之翰】举行封禅，改年号为干封【孙之翰】于志宁请求让衡山公主等服满三年丧期后再成婚【范祖禹】责令五品以上官员陈述政事【范祖禹】斥责许敬宗把彗星说成高丽灭亡的征兆【范祖禹】来公敏进谏，劝止皇帝巡幸凉州【范祖禹】刘仁轨请求让李敬立镇守洮河，借此使他陷入困境【孙之翰】李绩【范祖禹、孙之翰】长孙无忌【范祖禹、孙之翰】上官仪、郝处俊【孙之翰】刘仁轨【张唐英】总论高宗【范祖禹、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