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五

译玄宗一 任命宰相张说兼任节度使，巡行边境【范祖禹】渤海王武艺的同母弟弟门艺前来归奔，武艺向皇帝请罪，却欺骗皇帝报告说门艺已经流放到岭南【温公】王毛仲掌管监牧，马匹繁殖达到四十三万匹，加授开府之职【范祖禹】皇帝派王忠嗣攻打石堡城，王忠嗣说不可攻取；后来他协助董延光攻取石堡城，但没有成功。李林甫于是进谗诬陷王忠嗣【范祖禹】引领百官观看左藏库，按等级赐给财物【范祖禹】开始设置翰林院，下至僧人、道士和各种工匠都安置在其中，称为待诏【范祖禹】尊崇奉行道教【范祖禹、六一、子由】起初，下令设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又选取古代名将，凑足十哲【温公】下诏把太庙增加到九室【范祖禹】由于祥瑞接连出现，于是给圣祖加上尊号，并给各位帝、后增加谥号【范祖禹】群臣上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范祖禹、孙之翰】设置五王帐【范祖禹】追谥岐王为惠文太子【范祖禹】把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都赐令自尽【范祖禹、孙之翰】册立贵妃【范祖禹、石守道】安禄山【范祖禹、孙之翰、子由】幸蜀【范祖禹】任命宰相张说兼任节度使，巡行边境 范祖禹说：“宰相的职责是统领百官，却兼任一道的节度使，这是开元时期扰乱制度的做法。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宰相是百官之首，名分尚且不正，又凭什么去端正百官呢？自古以来官制的混乱，没有像开元时期这样严重的。那么，后世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呢？” 渤海王武艺的同母弟弟门艺前来归奔。武艺向皇帝请罪，却欺骗皇帝报告说门艺已经流放到岭南。司马温公说：“君王用来使四方夷狄服从的，不过是威势和信用罢了。门艺因为忠诚获罪，自己归附天子，天子应当察明他的冤屈或真实罪过，赏赐门艺而惩罚武艺，这是处理政事的原则。即使不能讨伐武艺，也应当把门艺无罪的事实正式告诉他。现在明皇的威势不能使武艺服从，恩德也不能庇护门艺，反而仿效小人说欺骗诳妄的话，因而被小国困窘，竟然责怪鸿胪卿泄露了消息，难道不可羞耻吗！” 王毛仲掌管监牧，马匹繁殖达到四十三万匹，加授开府之职。范祖禹说：《诗经》赞美卫文公说：‘内心诚实深沉，母马三千匹。’内心诚实，所以能够真诚；思想深沉，所以能够通达。对自己真诚而又能通达他人，因此能够使物产繁多。唐朝的国马，只因为得到一位能臣掌管，不到几十年就繁殖充足，超过原来的二百倍，这是由于他专心任职的缘故。《传》说：“冀州以北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 马一定生长在边远地区，饲养在苦寒之地；稍微接近中原，马匹就没有不强壮的。三代诸侯的国家虽然都有马，但考察《春秋》时代的情况，都不如晋国强盛。郑国的小马驷产于河南，所以不能乘用。唐朝把马养在陇右，不只是因为那里水草优美，大概也是把马放在西戎地区，以求它们强健。凡是想要治理事情，得到合适的人并采用好的方法，哪里会有不兴盛的呢？” 皇帝派王忠嗣攻打石堡城，王忠嗣说不可攻取；后来他协助董延光攻取石堡城，但没有成功。李林甫于是进谗诬陷王忠嗣。范祖禹说：“王忠嗣可以说是贤能的将领了。他不做无益的事情而损害有益之事，不用所得去换取所失，不顾自身安危却爱惜士卒的性命，这就可以称为贤将了。然而王忠嗣知道石堡城不可攻取，倒不如坚持原来的主张，不分兵去帮助董延光；这样一来两边都获罪，不也正直吗？既然勉强接受诏令给他兵力，又反过来扰乱他的谋划，使进谗之人能够借此找到口实，难道是王忠嗣考虑得还不周全吗？” 引领百官观看左藏库，按等级赐给财物 范祖禹说：“财物是天地所生，却出自百姓的膏血。先王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织布纺纱的辛劳，所以取用财物有制度，使用财物有节制。明皇却横征暴敛并任意挥霍，他如此不爱惜财物，怎么能没有祸患呢？” 开始设置翰林院，下至僧人、道士和各种工匠都安置在其中，称为待诏。范祖禹说：“中书门下，是发布和收纳君王命令的机构，所以诏书敕令都从这里施行。明皇开始设置翰林院后，这项职权才分离出去。既然由翰林院发布号令、预先参与谋划议论，那么从宰相以下官员的升降进退、事情的轻重缓急，都与它有关系了。难道只是取用他们的文辞才艺而已吗？僧人、道士之类方外之士，以及擅长书画、琴棋、数术和各种技艺、凭这些侍奉皇上而不与士人同列的人，却让他们同文学之臣杂处，这不是培养人才、养育贤能的办法。上位者丧失了制度，下位者怀有从中获利的心思，制定这种做法的人难道不值得羞耻吗？”

译尊崇奉行道教 范祖禹评论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并得到其像，说：“《中庸》说：‘真诚就会有所显现，有所显现就会显著。’扬雄说：‘人的内心大概就是神明吧？’人做梦，大概也是诚意的显现和内心神明的作用。比如进入没有人的房间，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仿佛听见肃肃的声音，看见罔象的形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内心有所发动。梦也是这样。从前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诚心求取贤才，所以梦见上天赐给他良弼，后来果然访求并得到傅说，这就是他内心神明的作用。开元末年，明皇怠于处理各项政务，心思用于神仙之事，受方士言论迷惑，又自认为老子是自己的祖先，所以有所感应而与之相通，这正是他的诚意显现。此后，谈论祥瑞的人很多，迂腐怪诞的说法也随之兴起。由此可见，听说谄媚奉承成为风气，奸邪之人得意，而天下的治乱也就由此发生了。君主的心术难道能不谨慎吗？”范祖禹又评论田同秀说玄元皇帝赐给他宝符，说：“孟子说：‘上面的人喜欢什么，下面的人一定会更加喜欢什么。’明皇尊崇老子、喜好神仙，所以大臣谄媚，小臣欺骗，大概都是估量他认为可以这样做，才这样做的。他不但相信并被这些说法迷惑，还加以赏赐来鼓励他们，那么小人谁不想做奸诈欺罔之事呢？从前汉文帝曾被新垣平欺骗一次，却终身不再谈论神明之事，可以说是能够改正过错了。” 范祖禹又评论王元翼说玄元皇帝授予他妙宝真符：“从前秦始皇削平六国、汉武帝驱逐排斥四方夷狄，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等到他们被方士欺骗时，举止却与婴儿玩耍没有区别。君主只有恭敬节俭、减少欲望，清静无为地处在上位，邪曲谄媚才无从进入内心。他的内心一旦有所蒙蔽，很少有不被迷惑的。明皇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所以小人争相制造幻术来迷惑他，使他的神明和精气都被夺走了，这就是养成大乱的原因。”范祖禹又评论追尊玄元皇帝的父亲以及皋陶为帝，说：“孔子说：‘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去祭祀，这是谄媚。’” 《传》说：“神明不享用不是同类的祭品，百姓不祭祀不是本族的祖先。” 唐朝把老子作为祖先，实在荒诞模糊。老子的父亲，书籍和传记中都没有记载，却采用方士附会的说法追尊并加上谥号，不也是欺罔吗？《尚书》说：‘皋陶担任士。’作史的人把士解释为大理，已经不合经典了；又因为认为皋陶是李氏的祖先而尊奉他，更不是同族。唐朝的先祖出于陇西狄道，不像商、周那样世系次序都可以考查，却一定要把祖先托附于上古，以此向百姓炫耀。这种不合礼的礼制，恰恰只会成为后世的笑柄。”范祖禹又评论明皇说黄绢忽然升到天空中去为他护药：“明皇借助怪异神灵来欺骗天下，说这些话时不感到惭愧，身处其中也不怀疑，凭什么让他的臣下不去欺骗呢？这是率领天下人一同欺骗自己。”从前汉武帝封禅太室山，随从官员谄媚奉承，说有人高呼万岁。明皇竟亲自制造欺诈，比汉武帝更加严重。六一评论《华阳颂》说：“玄宗的尊号是圣文神武皇帝，可以说很盛大了。但他自称为上清弟子，又是多么鄙陋啊！当他放纵情欲、奢侈淫逸，尽情享受富贵之乐时，大概竭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即使神仙和道家的事情并非全无可能，也不是他所能希望得到的，何况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呢！佛教和道教使世人受到迷惑，实在太严重了。佛门弟子说‘没有出生’，这是害怕死亡的说法；道家弟子说‘不会死亡’，这是贪恋生命的说法。他们贪求那些东西的意愿非常深厚，于是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的常理来追求它。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为什么呢？死和生是天地间的常理，害怕死亡的人不可能苟且逃避，贪恋生命的人也不可能苟且得到长生。只是长期积累的习惯，形成了他们邪妄的心念。佛门弟子有人临死而不害怕，是妄想着不生的境界足以带来快乐，胜过他们所害怕的死亡。道家弟子有人死亡后，便相互替他隐讳，说‘他已经超脱而去了’‘他已经解化了’，极力自我欺骗，把事情托付给无法追问的说法。有人又说：‘那个人是因为道术还没有修成，所以才死了。’前一种说法姑且用来使他们的错误得以继续，后一种说法又跟着迷惑他们，使他们以为这是真实的。佛、道二者都出于贪求，但所养成的习惯却不同。” 然而他们仍然一定要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的常理来追求它。他们对那一方面贪求得越深厚，在这一方面舍弃得就越彻底。像玄宗这样的人，正沉溺于现实享乐，却又仰慕神仙之道，劳苦不堪，这就是他的可笑之处。子由评论明皇喜好“无为”之说而导致败亡：“君主应当致力于掌握纲要，不应当致力于无所作为。无为之治的说法很玄妙，这是羲、农、尧、舜这些得道之君的事情。然而平庸昏聩的君主听到这种说法便喜欢它，深居宫中，闭塞耳目，是非经过面前也不察觉，奸臣愚弄他也不醒悟；看待百姓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像越地人听到秦地人的疾病痛苦一样，还说‘我这是无为’。沉溺于饮酒享乐，宠爱女色，早朝迟到、早早退朝，游荡没有节制，也说是无为。因此不如喜好掌握纲要。‘我不亲自处理具体事务，把事务交给别人而观察成果；我不吝惜权力，把权力分给别人而观察他的趋向。事情办成而有利，就可以；办成而有害，就一定要追究原因并实行赏罚。把我的权力分给别人而他的志向在于公，就任用他；窃取我的权力而谋求私利，就斥退他，任用或罢免都依据公义。’这就叫掌握纲要。知道怎样掌握纲要，就进一步接近无为之治了。”明皇任用李林甫十多年，完全失去了贤能之人的辅佐，太宗的法度几乎全部被废除和改变，贞观时期的风俗也被破坏得一无所有。李林甫早晚所做的事情，不是搜刮财物、追求奢侈来动摇君主的心意，就是罗织刑狱来毁灭别人的家族。国都之内，兵器刑具从未停止使用；李林甫又间或以神仙鬼怪的说法来动摇明皇的心，而明皇安然不以为虑，完全不知道察觉，手中的利器已经被夺走却没有察觉，终于一败涂地，终身不能恢复。这一切，都是当初喜好无为之说造成的，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起初，下令设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又选取古代名将，凑足十哲。司马温公说：能够治理天地、建立纲纪，叫作文；能够平定祸乱，叫作武。自古以来，没有兼具这两方面却被称为圣人的，所以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没有谁没有征伐的功劳。孔子虽然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仍然能够击退莱夷，战胜费国，并说：‘我出战就能取胜。’难道孔子专长于文，而太公专长于武吗？孔子之所以在学校中受到祭祀，是因为礼制规定要祭祀先圣先师。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像孔子这样，太公难道能与他抗衡吗？古代有征伐时，就命令大司徒训练士卒车战和铠甲，使他们裸露臂膀，训练射箭和驾车，接受作战成果并献上敌人的左耳，这些事情都在学校中进行。之所以这样，是想让他们先懂礼义而后重视勇力。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成为盗贼。如果只训练他们勇力，却不使他们懂得礼义，还有什么坏事不会做呢？自孙武、吴起以来，都是凭勇力互相争胜，以狡诈互相夸耀，哪里足以列入圣贤之门而称为武呢？现在却严重地歪曲事实，把他们牵强引来凑成十哲的名目，使他们成为后世求学者的老师；假如太公有知，必定会以和他们一同受祭为羞耻。” 下诏把太庙增加到九室 范祖禹说：“《尚书》说：‘七世的宗庙，可以由此观察德行。’荀卿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天子有七庙。’自古以来从未改变过。祖宗有功德而宗庙不毁，就不受世数限制，商代的三宗、周代的文王和武王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在三昭三穆之外，仍然足以尊奉有功的祖先、尊奉有德的宗祖。明皇开始设置九庙，超过了制度。礼制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三代的礼制已经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唐朝的制度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由于祥瑞接连出现，于是给圣祖加上尊号，并给各位帝、后增加谥号。范祖禹说：“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君主，谥号都只有一个。既然用谥号来概括他们，子孙就不能再改动。高宗不以古人为师，开始改动祖宗原有的谥号。天宝以后，又增加谥号，重复增饰，繁多到无法记载。祖宗如果确实有高出当世的功德，称为文、称为武，也就足够了。如果没有功德，子孙却妄加谥号，就是欺罔祖先，使天下和后世把它当作讥笑玩弄的对象。所以孝子慈孙想要显扬亲人，不如让名号与实际相符而不过分浮夸，这样天下人自然会心悦诚服。从没有听说谥号繁多就是尊贵。唐朝的典章礼制，实在太不合经典了！” 群臣上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 范祖禹说：“三皇称为皇，五帝称为帝，三王称为王，难道是他们的德行不够吗？名号不过是一个罢了。到了秦兼用皇帝的称号，本来就已经是僭越了。后世沿袭而不改，以为这是效法后王。汉哀帝受妖谶迷惑，才开始有‘陈圣刘太平’的称号。周宣帝骄纵恣意，自称天元；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尊号的兴起，大概就始于此。开元年间，君主骄纵、臣下谄谀，于是把它确立为旧例。假使臣子活着就给君父加谥号，难道不是悖逆吗！” 孙之翰也论述加尊号说：“古代天子的称号有皇、帝、王，大概是用来称述他们的德行。秦不顾德行所应有的称号，只一味追求尊贵至极，所以称为皇帝。但当时也还没有尊号。到了汉哀帝，才有‘圣刘太平’的称号，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汉高祖、唐太宗各有功德，都没有尊号。高宗顺从武后的意愿，才开始称天皇；中宗顺从韦庶人的欲望，于是号为应天。这两位皇帝都被妇人控制，纲纪和号令不由自己决定，他们的行事纷乱，果真符合天理吗？却称作‘天皇’，号称‘应天’，这是妄自尊大，只会成为后世千万代所谴责、所嘲笑的对象。明皇以贤能继位，对于祖宗善恶的事情，当然熟悉得很，为什么忘却高祖、太宗的实际德行，反而沿袭高宗、中宗的虚假名号？大概是臣下谄媚奉承，不守经义，迎合君主的过错所造成的。所以他们所上的表章明白说：‘何必考察古制？’这是臣子不加思考的话。君主行事，不能拘泥于古代的具体做法，也不能不考察古代的原则。拘泥古代做法，就会失去通权达变的时机；不考察古代原则，就无法建立中正的法则。何况明皇是英明雄伟的君主，志气雄壮而又奢侈，臣下还常常用古道来讽谏他，尚且担心他越轨放纵，怎么可以明说呢？” 为什么还要考察古制来助长他的奢侈之心呢？这难道不是不加思考的话吗？” 设置五王帐 范祖禹说：“周文王对王季尽孝，所以友爱兄弟；对太姒和睦，所以慈爱子孙；并由此推及他的家族和国家，乃至鸟兽草木，没有不受到恩泽的，这只是由于他的心意如此罢了。先王没有孝顺父母却不友爱兄弟的，也没有友爱兄弟却不慈爱子孙的。至于后世帝王，有的能做到这一点，却不能做到那一点，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的才德不足以成为圣贤，只是不能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其他方面罢了。明皇因为藩王有功，成器身为嫡长子，却能够辞让王位把它授给明皇，所以明皇对兄弟的情谊深厚。大概成器的行为培养了他的友爱之心，因此能够保全他的天性，使谗言离间无从进入。唉！如果能够把这种心意充分推广，仁德就会有无穷的用处。可是作为人父，却因谗言杀死自己的儿子；作为人夫，却因宠妾而废黜自己的妻子；作为人君，却因并非罪行而杀戮臣下。这些都是不能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同类事情上的表现。如果不能把它推广到同类事情上，那么他行善难道不是出于利己之心吗？” 追谥岐王为惠文太子 范祖禹说：“太子，是君主的副贰，将来要把宗庙社稷的重任交给他，并不是一种官爵；为什么却把它作为赠予呢？即使是亲爱弟弟，想要厚待他，这种不合正礼的做法，也不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废黜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都赐令自尽【立太子忠王，附记】范祖禹说：“明皇废黜三个儿子，取决于李林甫的一句话；他们能够没有被废黜，取决于张九龄没有被罢免宰相。宰相贤能，父子就能够相互保全；宰相奸佞，天性就会消灭而变成仇敌。任用宰相，怎么能不谨慎呢！” 孙之翰论述册立忠王为太子说：“国家废立太子，难道可以轻率吗？册立太子，不是嫡子不可以，不是长子不可以，不是贤能者不可以。开元初年，明皇立瑛为太子，他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只因为他的母亲擅长歌舞，受到宠爱，于是就立了她的儿子。立太子本来就这样轻率。然而册立他二十多年，名分早已确定，虽然没有听说他非常贤能，却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过错，又怎么可以轻率地废黜他呢？不但废黜了他，又杀了他。这虽然是武妃妖媚迷惑、林甫施行奸计，导致明皇犯下这种大恶；但追究事情的始末，也有张说的过错。明皇的儿子都不是中宫所生，本来可以谨慎选择贤能者册立，为什么一定要在即位初年急着立太子呢？大概正是因为宠爱瑛的母亲，要以此取悦她。可是册立多年以后，朝廷内外都没有听说他的过错，人心已经归附于他了。开元十七年，忠王兼任河北元帅，和百官相见，张说退下后说：‘我曾经看过太宗的写真图，忠王的奇异仪表，和圣祖相比较，事情果真方便吗？’大概昭成皇后当时正怀孕，张说在东宫任侍读，知道其中的异事，认为忠王应当承受天命，所以借此事说出来，让众人知道，也可能是有意结交忠王。” 张说侍奉明皇，不仅是东宫旧臣，又曾辅佐先天年间监国，彼此情义极为亲密，不是其他宰相可比。因此自从被任用以来，他的话明皇一定听从，他的计策一定施行。看忠王这件事，难道没有秘密谋划和暗中议论吗？如果果真认为瑛的才能不足以承担唐朝大事，而忠王贤能足以取代他，为什么不定下计策让瑛退居藩国，再立忠王，使父子关系和社稷重任都不至于有所损失呢？为什么暗中称赞忠王的优点，却不制定妥善的计策？计策虽然没有确定，明皇的心意却已经改变了。天子对太子一旦有了改变心意，宠妃和奸臣的话就容易乘隙而入。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张说的过错吗？不然，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因为坚持正道被贬黜，朝廷之士知道明皇正厌恶直言，李林甫正专门施行凶险的计谋，谁还敢开口，敢谋划国家大事？明皇对李林甫的话无不听从，只有册立寿王瑁这件事没有听从，最终却立了忠王。然而，瑛的才能究竟够不够，忠王无法辨明；但国家既然已有太子，而张说作为臣子，称赞诸王的优点，又不能帮助确定册立太子的计策，使事情得到妥善处置，最终导致明皇杀子的罪恶，张说也无法逃脱自己的过错。”

译册立贵妃【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范祖禹说：“卫宣公纳用了太子伋的妻子，国人都憎恶他。明皇杀死自己的三个儿子，又把儿媳妇纳入宫中；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使无罪之人遭到灭族。父子、夫妇、君臣，是人赖以立身的三种关系，三纲都断绝了，他凭什么治理天下呢？”范祖禹又评论贵妃用襁褓包裹安禄山说：“从前辛有到伊川，看见披散头发举行祭祀的人，知道那里将要成为戎狄之地。明皇不信任自己的儿子，却宠爱胡人，把他当作玩笑，竟使他出入宫禁而不加怀疑，亵渎轻慢神器，也到了极点。难道是上天夺去了他的明察吗？他为什么迷惑得如此厉害！” 石守道说：“明皇帝承接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危乱之后，想要洗刷污秽，铲除荒芜，澄清教化的源头，整饬清明政治之道，于是先后任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李元纮、杜暹等人为宰相。他半夜仍不得入睡，白天也顾不上吃饭，专心研究尧舜之道，侧耳倾听忠良之言，忧劳于各种政务，思虑天下四海，不敢片刻安逸享乐，不敢一天在苑囿中游猎，很少接近声色，不肯急切地议论思考，终于达到开元三十年的太平。有一天，妃子入宫，独受宠爱，迷惑君主，使宫中渐渐荒淫，政事也大为败坏。她弯眉巧笑，迷乱君心；妖媚姿态、艳丽舞姿，眩惑君目。日子一久，感情和宠爱越来越深，竭尽天下财力供奉一个妇人，耗尽海内力量侍奉一个女子，还常常担心不够。她的兄弟姊妹都获得厚重封爵，皇亲姻亲全都登上要职，名园和华宅赐给他们，肥沃田地、水景奇石用来宠幸他们。牝鸡在清晨啼鸣，威势超过君主；外戚专擅国政，势力压倒朝廷。诸侯用车载着财物送到妃子的宫中，四方争相向杨氏宅第行贿；恩宠因财物而结成，官职靠贿赂而取得，纲纪全部败坏，爵位赏赐没有次序，谗邪之人得以进用，忠良之臣反而被废弃。” 所以天宝年间的政权不在天子手中，而在杨氏手中。因此朝廷内外都怨恨，人与神共同愤怒。等到安禄山起兵，一声号令便攻陷东都，皇帝的车驾流离迁徙，仓促出关，艰难曲折地逃往蜀地，国运危急得像系在旒上的玉串，皇都变成了茂密的荒草。是谁造成这一切的？是杨氏这个妇人。她改变君主的恩宠而独断专权，玩弄国柄而无人禁止；宫中沉溺女色，天下便怨恨叛乱，难道不是一个妇人也能造成的吗？《诗经》说：‘显赫的宗周，是褒姒使它灭亡。’商纣因妲己而亡，吴国因西施而灭。天宝之乱，谁能说不是贵妃的罪过呢？唉！明皇极其聪明、极其神圣，却因一个女子的迷惑，取得千载之后的笑柄，实在令人痛惜啊！我曾想到唐高祖、太宗亲自经历刀箭石块，身受霜露，艰难辛苦十多年才取得天下。天下既已取得，他们便侧身而坐寻求贤才，虚心接受劝谏；白天处理朝政，到了日暮还顾不上吃饭；夜里阅读经书，漏刻分明仍不得安睡，劳心苦身，勤勉不懈地使海内太平，为子孙创立长久的基业，从未敢片刻宴饮享乐，从未敢一夜荒废安逸；不游苑囿，不听丝竹，少有畋猎，不亲近女色。武德、贞观二三十年间，四海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制度完备，礼乐已经形成，政治教化得到推行，教令法制得到修治，并把这些传给儿子、孙子，以为可以延续万世而不遭受丧乱覆亡之祸。” 唉！太宗陵墓的土还没有干，武则天就夺取了国政，李氏子孙几乎被杀戮殆尽，唐室宗庙将要变成废墟。此后韦皇后、安乐公主专擅政权，朝廷大为败坏。到了杨太真迷惑作乱之时，天下一动荡，明皇、肃宗四代人流离播迁，唐室从此也衰落了。仅仅传了十八位皇帝，只有三百年，国家灭亡，家族破败。这实在是由于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败祖宗的基业。我叹息悲痛，痛心疾首，抚着书卷，扼着手腕，眼泪流个不停。大概是痛伤他们身为人子却把社稷传给后人，既不仁又不孝，以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我听说天子的孝，在于承继宗庙，奉守社稷，安抚四海，使万民安定。他们像高宗这些人，被一个妇人迷惑，沉溺于一个女子，突然忘记宗庙的重任，抛弃社稷的大业，轻视四海的广大，断绝众多百姓的生计，他们的不孝太严重了。后世难道不应把这当作深切的警戒吗？”},{

译安禄山 范祖禹评论说，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时，黜陟使席建侯称赞安禄山公正耿直，李林甫、裴寛也都顺着皇帝的旨意称赞他，因此安禄山所受的宠信更加稳固。他说：“明皇宠爱信任安禄山，所以群臣争相称誉他的优点，以此来巩固他的地位，使皇帝的心意更加坚定，虽然是太子也不能从中离间。这三个人，难道一定是要同一个蕃将交结谋利，而不忠于唐朝社稷吗？不过是谄媚取悦君主，以保住自己的宠信和官位罢了。后来安禄山终于使天下大乱，臣子们迎合皇帝的心意、顺从皇帝的旨意，这样助长祸患，难道是小事吗？” 孙之翰评论辅璆琳，确实称说安禄山没有变乱时的情形：“君主信任、礼遇宦官，没有谁比明皇更甚。安禄山统领三道兵马，权势极重，又请求用蕃将取代旧将，他的反叛意图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李国忠凭借贵妃亲属的身份，位居宰相之极，明皇对他的宠信无不听从。等到李国忠上奏安禄山谋反的情况时，他流着泪陈述，这一定是想感动并使皇帝醒悟。然而明皇最终没有相信他，只是暗中派辅璆琳前去察看安禄山的情况；由此可见，皇帝信任、礼遇李国忠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信任宦官的程度。皇帝的心意是：‘李国忠是我宠信的宰相；只是安禄山有功，李国忠未必没有嫉妒之心，那么他说的话未必是忠于我。辅璆琳每天都在我的身边，是我亲近信任的人，把这件事交给他，他一定会竭尽忠心于我。’按照这种心意，皇帝对辅璆琳的信任超过了对李国忠的信任。等到被辅璆琳误导，终于造成大乱，即使再劝说皇帝，也来不及挽回事态了。后世的君主信任、礼遇宦官，不可不慎重。” 子由评论明皇亲自征讨安禄山的利弊说：“天宝年间天下太平已久，士兵不知道作战，大盗突然兴起，四海震动，朝廷没有办法抵御，君主流亡，国家残破。哥舒翰的失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明皇想下诏亲自出征，却被奸臣和受宠的佞臣阻挠破坏了这件事。在那个时候，天子亲自统兵作战，难道能够取得成功吗？”我曾评论说：“天宝年间盗乱兴起，虽然是因为皇帝有昏暗的德行、聪明才智被蒙蔽闭塞，但也说明当时朝廷实在没有人才，所以才作出这样狂妄而不审慎的谋划。天子亲自统兵作战，有两项有利条件：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而明皇却都无法做到。幸好他没有亲自出征；如果真的出征，他的狼狈处境岂不是会比这更加严重吗？所说的两项有利条件是什么？第一，用天子的尊贵名分和重大权势压制敌人；敌人即使强大，也不忍冒犯天子，只能顺从他，否则就会陷入危难并激起众人的愤怒。第二，天子所统率的必定是天下最精锐的军队，选择天下的名将，也没有人能够抵挡。明皇时期，天下的兵力重心在西北，京师兵力薄弱，已经很久了。大狱屡次兴起，士大夫咬牙痛恨；用兵没有节制，百姓怨恨困苦；内部煽动淫乱放纵，荒废混乱而失去法度，天子的尊贵名分已经衰弱得很厉害。安禄山训练军队，他的将士都是蕃族的精锐强兵，不再是唐朝的军队了。他只怕自己冒犯天子还不够深、欺侮皇上还不够痛快，那么明皇依靠尊贵名分和重大权势所能发挥的第一项作用，就无法实现了。” 天下的精锐士兵都在西北藩镇臣僚手中，府兵已经败坏，天子的侍卫不过是长期戍守的彍骑而已；一旦有紧急情况而临时招募士兵，也只能得到长安市中的年轻人，却要凭他们抵抗代北的精锐骑兵，这就是用羊去和狼作战。因此，明皇在拥有精锐重兵和选用精良士卒这一点上，也无法发挥第二项作用。”亲自出征既然不可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回答说：“懂得用兵的人一定懂得敌人所依仗的东西；能够做到这样，百战都不会陷入危险。安禄山的优势在于速战，他所依仗的是范阳；他用十年时间训练当地百姓，能够把他们用于千里之外，他们的锋芒不可抵挡，即使是太公、穰苴也必须暂且避开，因此叛军一定会凭借这种锋势作战。他只怕作战不够迅速，怕敌人不肯抵挡我军。然而安禄山的势力即使渡过黄河向南，也就成了寄居在外的客军，所以他的心志容易动摇；他依仗范阳，就像虎豹依靠山林，情势紧急时便退回那里藏身。正当安禄山向南进军时，应当在潼关集中大量军队，挖深壕沟，修筑高垒，不要同他交战，把河南地区让给他。当时李光弼、郭子仪都在河北，应派一名将领直捣范阳的空虚之处，这样出兵一定能够成功。叛军前进，就无法进入关中；退兵，则已经失去范阳。安禄山独自守着空虚的东都，不过半年，形势就会崩溃。这是最好的计策。后来安禄山死后，安庆绪向北逃走，而史思明已经占有范阳；安庆绪最终困死在河朔。由此可知，安禄山一旦失去范阳，就必定会被河朔诸帅消灭。” 后来史思明攻陷东都，李光弼在河阳抵御他，史思明因此不能向西进军；由此可知，只要在潼关集中大量军队，不与敌人交战，就能使他疲惫衰弱。安禄山倾尽全国兵力进行远距离作战，放弃自己所依仗的范阳而不顾，本来已经触犯了天下最危险的形势；而唐朝的君臣却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唐朝真是没有人才啊。范祖禹评论颜真卿、颜杲卿等起兵讨伐安禄山说：“明皇末年，朝廷没有忠臣贤士，身边没有正直之人。幽州、蓟州一带一旦起兵，中原便瓦解了，而颜杲卿首先在常山谋划起兵，颜真卿在平原倡导义举。张介然、崔无诐为守卫自己的城郭而死，李憕、卢奕、蒋清为守卫自己的官署而死。贾贲凭一个县尉的身份讨伐叛贼，张巡以县令的身份起兵，郭子仪在朔方奋勇扬威，李光弼在河北迅猛出击。谁说天下没有人才呢？只是有了人才却没有任用他们罢了。后来唐朝得以复兴，最终依靠的就是这些忠臣贤士。国家有人才就能存在，没有人才就会灭亡。古代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要有一个忠臣，就不可能灭亡，何况忠臣贤士这样多呢？唐朝不会灭亡，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诗经》说：‘没有人比人更有竞争力，四方都会因此受到教化。’如果能够得到贤能之人，又有什么危难和动乱呢？”

译幸蜀：皇帝前往蜀地。范祖禹评论说：“传记说：‘社稷的君主不可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众人，何况作为天下的君主呢？古代天子巡狩，必定要载着宗庙神主同行。明皇既然不能率领他的百姓筑城守御，等待勤王的军队；如果实在不得已而躲避寇乱出逃，也应当先向宗庙禀告，向众人说明后再出行。做好防备再行动，就不至于颠沛流离了。可是他以天子的尊贵身份，竟独自和自己宠爱的人脱身逃走，任由他的子孙全都死在叛贼手中，这是明皇自己造成的。从这以后，天下一有变乱，京师就不能守御，君主先替自己筹划出逃，这种情况从明皇开始，实在可耻啊！’又评论说：‘皇上到达咸阳时，正午还没有饭吃。’他说：臣民的地位和上下等级，不过是凭借形势互相扶持罢了。天子以一身处在天下之上，所依靠的，是众人心中对他的拥戴。众人联合起来跟随他，他就是君主；众人离散而离开他，他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天下常常安定，他才能保有君主的尊贵；天下动乱，众人离散，众人一散，他和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六匹马时手握将要腐朽的缰绳。’先王尚且不敢像这样自恃，所以他的国家能够保全。明皇享有国运将近五十年，一旦失去国家出逃，从长安到咸阳还不到四十里，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都不能让他得到食物，难道还能依靠这些吗？” 又评论说：“老父郭从谨责备皇上因为杜绝直言而导致祸乱。他说：天宝之乱，田夫野人都能知道其中的情势，可是他的君主却听不到，难道不可悲吗？堵塞蒙蔽所造成的祸患，直到白刃和飞箭交错在面前，六亲都不能相互保全时才觉察，岂不是也太晚了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六 玄宗二 姚崇、宋璟【范祖禹、温公、孙之翰、子由、皮日休】卢怀慎【温公、孙之翰】张说【范祖禹】源乾曜【范祖禹】张九龄【唐子西、吕温、孙之翰、东坡】周子谅【范祖禹、柳子厚、张唐英、郑獬】陆象先【张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