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三十

译屈原 皮日休遭受诽谤时说：“靳尚的话啊，美得如同■〈女嬴〉；子兰的气焰啊，浓烈得胜过醉酒。既然愤怒地相对而来，于是裹足向南方远行。脸色忧惧而不知是什么神情，内心忧愁又是什么心情？耳朵刚刚还聪敏，忽然就聋了；眼睛正直视着，忽然就瞎了。太阳正当中午，便已西斜；天空正是白昼，却不明亮。想要哭泣，却流出血来；将要啼哭，却失去了声音。仰望君王啊，好像已经失去了出去的道路；面对国门啊，好像受到了惊吓。车轴上的轫已经知道怨恨，也慢下来了；拉车的四匹马知道忧愁，又嘶鸣起来。已经徘徊于夏水之间；又眷恋着南方的荆楚。可叹我早年承受了伟大的教诲，涵养出清正骨气和忠贞品格。即使那些庸碌之人没有容纳我的气度，我也曾向重重苍天自我盟誓。既然竭尽仁德而凭仗道义，于是坚守信念而保持诚信。假如真宰竟然不仁，为什么要让我终身遭受这样的役使？那些啁啾的小鸟尚且有贼害之性，本来就不能容纳鸧鹒；那些茨草菉草组成的杂秽丛生之地，本来就不能让杜蘅生长。算了吧！国中没有贤人，没有人挽留我；我将到玉京向上帝申诉。” 柳宗元凭吊屈原说：“先生不肯随从世俗，只以道义为归依。身世支离、处境纷乱，遭逢的时代极其困苦。华丽的虫纹被献上来铺在地上，进献的却是御用羔羊皮衣。母鸡咿咿呀呀地叫，孤独的雄鸡却被束住了嘴。嘈杂刺耳的声音环绕四周，人们反而蒙住耳朵听大吕之乐。把苦涩的东西当作美味，焚烧抛弃稷黍。对监狱刑法毫不知避忌，也不处于宫廷之中。陷在泥涂、踩着污秽，却把荣耀看得如同绣黼。屋椽折断、烈火焚烧，却还嬉笑起舞。谗言巧语喧嚣不止，竟迷惑人们把它当作咸池之乐。轻佻媚人的人弯腰惭愧，却美过西施。说正确的谋议是怪诞诬妄，反而放下充耳之瑱而远远避开。把严重的痼疾藏起来加以讳避，却任用俞缓那样不可救治的人。为什么先生如此凛然严厉，明知针石之刑也要承受它？孔子离开鲁国时说：‘我的行动实在太迟缓了。’柳下惠奉行直道，又到哪里可以施行呢？如今世人议论先生，说：‘为什么隐忍不发而怀抱这些？’只有通达之人所遵循的卓异轨道，才是固陋之人所疑惑的。舍弃故都而追逐利益，我知道先生是不忍这样做的。站在那里看着国家覆亡，也不是先生的志向。无论困穷还是显达，本来都不改变志节；因为只有服从道义、守持正义。何况先生忠厚诚实，陷入大难仍不改变。美玉沉入水中、佩玉埋入地下，哪里幽暗便哪里不能发光？荃草蕙草被遮蔽隐藏，为什么长久不芳香？” 先生的容貌已经无法见到，但他的文章仍仿佛可以看见。寄托于遗留下来的文章而叹息，泪水涣然充满眼眶。呵斥星辰，驱逐诡异怪物，可是谁能挽救崩亡呢？为什么雷电如此挥霍，只是任凭这种荒茫状态存在？光耀美好的言辞如此明朗，世人果然因此把它当作狂妄。可悲我内心忧闷，独自蕴藏愤懑而更加悲伤。料想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后世之人又能有什么指望？忠诚之心既然在内心激荡，又怎能强行含忍而不发呢。成为屈原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为什么偏偏让自己的内心独自焚烧？我哀叹如今做官的人，哪里有人考虑时政的好坏？吃着君主的俸禄，又害怕所得俸禄不丰厚；悲伤自己得到的职位不能显达。退下来独自默默反省，说：‘我的话没有实行。’既然偷安于这样的风气而不能离开，又怎能忘记先生呢？” 颍滨说：汉代贾谊任长沙傅，经过汨罗，写赋凭吊屈原，说：“走遍九州去辅佐君王，何必留恋这个故都呢？”贾谊的话也许自成一说，但并不是屈原的志向。屈原是楚国同姓，不忍抛弃自己的君主而到四方去；而贾谊却用孔子、孟轲周游聘问诸侯以求推行道义的事来劝导他，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必然行不通。柳下惠任士师，三次被罢黜也不离开，说：“奉行直道来侍奉别人，到哪里会没有三次被罢黜的事呢？如果歪曲道义来侍奉别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可惜啊！屈原廉洁正直，却不懂得变通之道，把这种志节贯彻到底而死去，然后才觉得痛快；这就是他不合于圣人的地方。假使屈原像柳下惠一样，任用他就施行道义，不任用他就隐居，终身留在楚国，从容地度过一生，或许才符合他的志愿吧。到秦国迎娶妇人 温公说：“秦国无道，实在太严重了！杀死了她的父亲，却劫持他的女儿；楚国不能振作，竟忍心对仇人的父亲屈服，还把女儿嫁给仇人。唉！假如楚国的君主确实能够奉行正确的道术，臣子确实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秦国即使强大，又怎么能够凌辱楚国呢？”荀卿评论得好，说：“道，善于运用它，百里土地也可以独立；不善于运用它，楚国虽有六千里土地，也会成为仇敌役使的对象。所以君主不致力于获得道，而只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这就是他所以危险的原因。” 宋玉回答风 颍滨说：“从前楚襄王带着宋玉、景差在兰台宫，有一阵风飒然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真畅快啊！是寡人能够同百姓共同享有的吗？’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够同您共同享有呢？’宋玉的话，大概有所讽谏。风本来没有雌雄的区别，而人的遭遇却有顺逆的变化。楚王感到快乐、楚国百姓感到忧愁的原因，是人的遭遇不同，这同风有什么关系呢？士人生活在世上，假如内心不能自得，那么到哪里去不是忧患？假如内心坦然，不因外物损伤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不是畅快？” 春申君 皮日休说：“士人因为知己而把自己交付给别人使用，报答对方任用自己的方式，即使没有使天下称王的谋略，关键也在于使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上等可以凭霸业谋略成事，次等也可以凭忠烈成事。没有王道谋略而有霸业谋略，可以战胜别人；国家没有霸业谋略而有忠烈之士，也足以战胜别人。春申君治理楚国的道路，究竟怎么样呢？他忧虑楚国不能取胜，亲自用奇计换取楚国太子，这难道不叫忠吗？楚国太子离开以后，黄歇孤身留在秦国；他等待刑罚、等待灾祸，好像亲自割肉去面对饥饿的老虎，这难道不叫烈吗？然而迁都到寿春，失去了邓室的坚固，放弃了方城的险要，舍弃了江汉的便利，他替人谋划就低下了。后来吴国把吴地作为宫室，把鲁地作为封疆，难道不是春申君的力量吗？在这个时候，假如任用荀卿的儒术，扩大圣人的道统，任用他一年，楚国就可以称王了。然而他因猜疑而放逐士人，又因谗毁而罢免贤者，唉！儒术和圣人之道，其深奥处包藏天地，其光明处照耀鬼神。春申君尚且不能领悟，何况李园的阴谋，难道容易领悟吗？难道容易领悟吗？” 颍滨说：“黄歇做楚国相国，楚王担忧自己没有儿子，却把自己的儿子暗中冒充为楚王的继承人。即使他听从朱英的意见杀死李园，最终独占楚国，也将不能免除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秦、楚建立国家才仅仅十年，没有为百姓建立功业，却已经获罪于上天。上天让吕不韦、黄歇暗中扰乱各自的继承人，并让他们一同灭亡，难道是区区朱英所能做到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凭黄歇的智慧，听了朱英的话，难道内心独自毫无触动吗？”

译国家的兴亡 颍滨说：“燕国是召公的后代，但建国在蛮貊之间，礼乐已经衰微。春秋时期，它从未出来同诸侯会盟。到了战国，也只是凭耕作和作战自守，安乐无事，从未遭受兵祸。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进入燕国，才开始用合纵连横之事游说它。从此兵戈在中原交战，再没有安宁的年份。经过六代便灭亡了。吴国从太伯到寿梦，共十七代不与诸侯往来。自从巫臣进入吴国，教吴国用车作战、射箭，便同晋国、楚国争衡。经过七代便灭亡了。燕、吴虽然南北相隔极远，但兴亡的踪迹大致相似。那些游说之士、策谋之士，借助别人的国家使自己一时快意，也就算了；但治理国家的人因此追随他们，狂妄放纵地行事，以加速灭亡。为什么呢？从偏僻鄙陋之地兴起，却要奋发而凌驾于诸侯之上，像商、周的先王那样用德行使人归服，才可以；否则，都会成为祸患。至于太子丹不听鞠武，却任用田光，想凭一把匕首杀死秦王。即使荆轲能够杀伤秦王，又凭什么挽救秦国灭亡燕国呢？何况他还不能做到！这也是苏秦所不取的。” 温公说：“燕国在春秋时期，玉帛礼物不曾同中原往来，简册所记载的事情很少。到燕文侯时才开始强大，同诸侯约定共同排斥秦国。燕王哙仰慕尧舜，把国家交给子之，结果失败而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追求虚名而丧失实际，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燕昭王刻意勤勉自身，招揽贤才，谦下地对待士人，最终凭弱小的燕国击败强大的齐国；有志向的人，功业没有不成的。燕惠王听信谗言，使将要成功的功业丧失，可惜啊！太子丹凭一尺八寸的匕首，想劫持秦王来安定国家，不也是儿戏吗？终于使召公的宗庙很快就断绝了祭祀。” 乐毅 颍滨说：梁惠王攻取赵国邯郸，齐宣王却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齐愍王攻打宋国，后来五国联合攻打齐国。齐愍王逃到莒地等死，为什么呢？没有德行却有功业，是诸侯共同憎恨的对象，也是招致兵祸的原因。所以有功并不难，难的是有办法保住已经取得的功业。乐毅替燕国联合诸侯，攻破齐国，杀死齐愍王，把齐国全部的财富带回燕国。他在齐国作战五年，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只有莒和即墨没有降服。军队长久在外，燕国人没有怨恨之心，诸侯也没有异议；他能够安抚内外，必定有其道理。齐愍王的暴虐，是神人共同抛弃的；讨伐齐国的利益，又是诸侯共同享有的，这本来就是乐毅的本意吗？后来同莒、即墨相持，田单抵抗了五年而不能决出胜负，这不是用兵的过错，而是勇气和智慧相当，形势本来就如此。廉颇在长平抵挡王龁，司马懿在岐山抵挡诸葛亮，双方智力相等、力量相当，虽然有小的失败，却都不肯首先决战，而是以持久相抗。假使乐毅没有遭遇燕惠王造成的嫌隙，凭燕国的军队进逼两城，经过岁月消磨，即使有田单的智慧，又能做什么呢？那形势就像燕将守卫聊城一样，只会越拖久越困窘。至于夏侯玄不了解军事形势，认为乐毅不能攻下两城，是因为要成就称王的功业，这是书生的议论，并不是事实。” 东坡说：知道自己能够称王便称王的，是三王；知道自己不能称王而称霸的，是五霸。有人议论说：谋求王道没有成功，其弊端还可以成为霸业。唉！假使齐桓公、晋文公去实行商汤、周武王的事业，那么将会连求得不灭亡都来不及，即使想称霸，又能办得到吗？王道这种东西，不可以小规模运用；大规模运用就能称王，小规模运用反而会灭亡。从前徐偃王、宋襄公曾经实行仁义，然而最终因此丧失自身、亡掉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行的仁义还不足以充满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有取得天下的道术，却没有夺取天下的私心，才可以同他谈论王道。范蠡、留侯虽然不是商汤、周武王的辅佐者，但也可以说是刚强坚毅、果断勇敢、卓异而不迷惑，并且能够坚决去做某些事情的人。看吴王困在姑苏山上，向勾践求情请命，勾践想赦免他，唯独范蠡认为不可以，击鼓进兵，最终割断了他的脖子。项籍败退向东而去，高祖也想停止用兵、回到国都，留侯进谏说：‘这是上天要亡他，赶快进攻，不要错过机会。’这两个人认为，微小的仁义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大计。可叹啊！乐毅是战国的雄杰，却不懂得大道；即使偶然听说过大道，也只足以使自己丧命罢了。”},{ 评论者认为，燕惠王不贤，因而使用反间计，让骑劫取代乐毅担任将领，最终导致燕军败逃。乐毅后来逃走，这是他未能成功的原因，出于不幸，而不是用兵有罪。然而，当时假使昭王还在世，反间计不能施行，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符合秦、楚和三晋的利益。如今燕国以百万军队进攻两座残破的城池，却几年不能攻下，军队长期驻扎在外，必然会有人乘虚而入。诸侯从内部乘机进攻，齐军从外部反击。在这种时候，即使是太公、穰苴也不能保证不失败。然而乐毅凭借多出敌军百倍的兵力，几年不能攻下两座城，并不是智力和力量不足，大概是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归服，所以不忍心急攻，才到了这种地步。齐国人苦于齐湣王的强暴，假如乐毅暂时退兵休整，整治政令，减轻赋役，归还田地，使齐人安定；等到老幼百姓都不再有斗志，田单又能单独同谁作战呢？为什么要让百万军队彼此相持而不能决胜？这本来正是使齐人能够从容谋划的原因。当战国时期，凭借强兵互相吞并，难道只有我方可以这样做吗？凭燕国的军队压迫齐国城池并急攻，使齐国灭亡，谁能说不可以？唉！想要称王就应当称王；不能称王，就应当审慎处理自己的处境，不要让两方面都失败，反而被天下人耻笑。

译燕丹与荆轲。司马光说：“燕丹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竟去触犯如虎狼般的秦国，考虑轻率、谋划浅陋，挑起怨恨而招来灾祸，使召公的宗庙忽然断绝祭祀，他的罪过还有谁比得上呢？”可是评论者中有人反而认为他贤明，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任用有才干的人为官，按照礼来建立政令，以仁爱之心安抚百姓，以诚信同邻国交往。因此，官职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政令都能合乎法度，百姓感念其恩德，四邻亲近其义。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安稳得像磐石一样，兴盛得像烈火一样；触犯它的人必然粉碎，侵犯它的人必然焦灼。即使有强暴的国家，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燕丹不这样做，却反而凭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来发泄匹夫之怒，施行盗贼般的谋划，功业毁坏，自身被杀，国家沦为废墟，难道不可悲吗？跪行匍匐并不是恭敬；反复说话、重视承诺并不是诚信；耗费金钱、散发玉帛并不是仁惠；割颈剖腹并不是勇敢。总而言之，谋划不长远，行动又不合乎义，他大概就是楚胜、白公那一类人吧？荆轲顾念燕丹豢养自己的私恩，不顾灭族之祸，想凭一把尺八长的匕首使燕国强盛、使秦国削弱，难道不是愚蠢吗？所以扬子告诫说：“把要离看作像蜘蛛蜇虫那样的微末之人，把聂政看作勇士中的微末之人，把荆轲看作刺客中的微末之人，都不能称为合乎义。” 扬子又说：“荆轲，是君子中的盗贼。”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一。秦穆公。先立晋夷吾【皮日休】。擒获晋侯【柳州】。孟明焚舟【高迈】。由余【老泉、温公】。三良【李德裕】。秦孝公。卫公子痤使卫鞅逃走【王元之】。商君【程晏、温公、颍滨、东坡】。秦惠王。张仪【颍滨、东坡】。秦昭王。穰侯【温公、颍滨】。范睢、蔡泽【颍滨】。白起【颍滨】。樗里、甘茂【颍滨、唐子西】。先立晋夷吾。皮日休说：“圣人致力于使百姓安定，不会先安排一个不仁的人来显示自己的仁德，也不会先任用一个没有德行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德行。如果这样做，就是看见将要坠落的危险之人已经掉下去了才想去援救，看到争斗的人将要死了才开始救助，唉，那也就是不仁了。凭借高辛氏的仁德教化，只任用一个摰这样的不善之人，天下百姓就会捉住尧来拥立为君；凭借唐尧的仁德教化，只任用一个鲧这样的没有功绩之人，天下百姓就会喧闹着推举禹来建立功业。像这样，摰和鲧，是高辛氏、唐尧确实任用了他们，并不是预先安排的。推求他们的实际情况而加以任用，百姓尚且会加倍拥护他们，何况是预先安排的人呢？”当年晋献公发生骊姬之乱，后来奚齐、卓子被杀，重耳在翟国，夷吾住在秦国。凭秦穆公的力量，控制翟国、安定晋国，本来是完全能够做到的。重耳的贤能，天下人都知道；而且他的随从也都足以辅佐别的国家【指赵衰、颠颉、舅犯】。如果先拥立重耳，他一定能够诛杀作乱的公子，除掉暴虐的大夫，在成周辅佐德政，在汾水、晋地宣扬教化。然而秦穆公却采纳公子摰的话【公子摰对秦穆公说：“君侯如果想选择并安置晋国国君，以此在天下成就名声，那么不如先安置一个不仁的人，使晋国内部混乱。”】，于是先拥立夷吾，这就是晋惠公。” 晋惠公入国时，背弃了对内外之人的财物许诺【指答应给里克汾水、晋地的方圆百里土地，答应给丕郑蔡地的方圆七十里，答应给公子摰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黄金三十镒、白玉珩六双】，还诛杀了原本拥立他的臣子【惠公二年春天杀里克，秋天杀丕郑】，并奸淫先父晋献公的妻妾【指惠公与献公夫人贾君通奸】。因此，活着的百姓兴起歌谣讥刺他【指民众唱道：“谄媚之人遇上谄媚之人，果然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报偿【指惠公即位后改葬恭世子，却在外地去世，违背了原先的安排】；最终自己被秦国擒获【惠公九月被擒，十月被送回晋国】，儿子又在晋国被杀【指惠公十五年去世，怀公即位；秦国于是从楚国召回重耳并送他回晋国，晋人把怀公杀死在高梁】。唉，造成这种局面，不是晋国人的罪过，而是秦国人的罪过。摰被任用八年却没有成效，最终被罢黜；鲧被任用九年却没有功绩，最终被诛杀。何况晋惠公在位期间，成为宗庙的蛀虫、国家的稂莠，一旦拥立他便在位十五年，他造成的祸害实在太大了。如今的学者把秦穆公称为缪公，还对这个谥号有所怀疑；读到这篇文章，就可以确定把他谥为“缪”是正确的。擒获晋侯。柳州评论《国语》说：秦穆公回到王城后，召集大夫商议说：“是杀掉晋君，还是把他驱逐出去；是把他带回来，还是让他复位，哪一种做法有利？”公子摰说：“杀掉他有利。”公孙枝说：“不可以。”公子摰说：“我将用重耳取代他。晋君无道，没人不知道；重耳仁厚，也没人不知道。杀掉无道之人，拥立有道之人，这是仁义。”公孙枝说：“这会使一国的士人蒙受羞耻，而且还要说‘我把有道之人接纳来统治你们’，恐怕不可以吧？不如把晋君带回来，要求晋国履行约定，恢复他的君位，再把他的嫡长子扣作人质，使父子二人轮流居住在秦国，这样就可以没有祸患。”柳州说：“秦伯不能称霸天下，正是因为听从了公孙枝的话罢了。况且说‘把有道之人接纳来统治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公子摰说杀掉晋君，果然如其所言，却没有采用他的主张；拥立重耳，则合乎义理，也顺应形势。在那个时候，天下诸侯没有谁能够尊奉周王室；能够尊奉周王室，就是建立大国霸业的基础。假使秦穆公已经拘捕了晋侯，并把情况报告给周王说：‘晋国的夷吾无道，没人不知道；重耳仁厚，也没人不知道，而且夷吾又不顺从。我已经讨伐并拘捕了他。’于是依据正确的名义罢黜夷吾而拥立重耳，并向诸侯宣告说：‘我讨伐恶人而进用仁者，已经得到天子的命令了。我将把公正的道理推行于天下，那么天下无道的诸侯就会畏惧，有德的诸侯没有谁不知道；他们都会严肃恭敬、欣然拥戴秦国，使秦国成为霸主。周王室虽然衰微，到那时如果周王任命秦穆公为诸侯之长，又有谁敢不服从？这样一来，秦国所得到的利益也就很大了。秦穆公却抛弃至公之道，不知道追求它，只想离间父子关系，索取河东的贿赂；这是舍弃大事而追求小利，违背义理而追逐利益，实在太严重了。霸业之所以不能成，就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