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八

译老子之道 荆公说：道有本末。本，是万物赖以产生的东西；末，是万物赖以成就的东西。本出于自然，所以不借助人的力量，万物也能产生。末涉及有形的器物，所以要依靠人的力量，万物才能成就。既然不借助人的力量万物就能产生，那么圣人可以不说话，也可以无所作为；至于万物要依靠人的力量才能成就，那么圣人就不能不说话、不能无所作为。因此过去圣人在上位，把万物视为自己的责任，一定制定四种治理方法。四种治理方法，就是礼、乐、刑、政，是用来成就万物的。所以圣人只致力于修治那些能够成就万物的东西，而不谈论使万物产生的东西。大概万物的产生由自然主宰，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参与的。老子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凡是涉及有形器物的事情都不值得谈论，也不值得作为，所以排斥礼、乐、刑、政，只称说道。这是不明察道理而一味把道抬高的过错。至于道的自然本体，又与人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道涉及有形器物，所以一定要依靠人的言语来说明。人的作为，他的书中说：‘三十根辐条共同连接一个车毂，正因为有车毂中间的空处，才有车的功用。’ 车毂和车辐的功用，固然在于车毂中间的空处；然而工匠的雕琢削凿，从未涉及空无之处，大概空无出于自然的力量，可以不必由人来参与。如今制造车的人，知道治理车毂和车辐，却从未涉及空无之处。然而车之所以能够制成，是因为车毂和车辐齐备，空无之处自然就能发挥作用。如果他知道空无可以发挥作用，却不治理车毂和车辐，那么制造车的方法本来就已经疏漏了。如今人们知道空无对于车有用，知道空无对于天下有用，却不知道使它发挥作用的方法。空无之所以对车有用，是因为有车毂和车辐；空无之所以对天下有用，是因为有礼、乐、刑、政。如果把车中的车毂和车辐废弃，把天下的礼、乐、刑、政废弃，却坐等空无自行发挥作用，那也近于愚蠢了。颍滨说：孔子用仁义教导人，用礼乐治理天下。仁义礼乐的变化没有穷尽，而孔子称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如果没有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那么随着变化而施行仁义，必然会有支离而不能相合的地方。《易》说：‘超越形体的叫作道，属于形体之下的叫作器。’古语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孔子自称从下学开始而达到上达，洒扫、应对、诗、书、礼、乐，都是他学习的内容。君子由此通达他的道，小人由此获得他的器。通达道，所以万般变化仍能归于一；获得器，所以有所守持而不至于动荡。这就是孔子能够两方面都得到的原因。大概孔子的为人周全，所以把器展示给人，而把道隐藏起来，使已经通达的人有所领会，而尚未通达的人不至于迷惑。老子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深，所以把道展示给人，而略去器，使通达的人容易进入，却不顾虑尚未通达的人。总而言之，他们实际上都达到了道，只是施行的先后次序不同罢了。三代以后，释氏与孔子、老子并行于世。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体察道更加遥远，站在世俗之上，指示天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给他们看，却不担心他们不能觉悟。他的学说又是老氏学说中精微的一支。我曾经为《老子》八十一章作注解，内容就是这样。范文正公说：老子说：‘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近？’【意思是说，人知道爱惜名声，不如爱惜自己的身体亲切。】庄子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意思是说，行善而接近名声，人们将会嫉妒他，这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这些都是道家的训诫，使人轻视名声而保全自己的本真。这样的人，不是爵禄所能加以诱使、赏罚所能驱动的，难道能成为国家所用的人吗？我们先王把名声作为教化手段，使天下人自我勉励。商汤解开捕兽网，周文王安葬枯骨，天下诸侯听说后便归附他们。这说明三代的君主已经懂得借助名声来提高声望。太公用直钩钓鱼来求见文王，伯夷、叔齐在西山饿死，孔子游说七十国以求推行自己的道，这些圣贤一流的人没有不涉及名声的。孔子作《春秋》，就是一部名教之书。对善行加以褒扬，对不善加以贬斥，使后世的君臣爱惜美名而自我勉励，害怕恶名而懒惰。孔子说：‘担心到死时名声还没有得到称誉。’《易》说：‘善行积累不够，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既然如此，行善而接近名声，难道没有虚假吗？我请求加以辨析。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义【本性本来就有仁义】；三王是亲身实行仁义【亲自实行仁义】；五霸是假借仁义【假借仁义来求取名声】。后世的诸侯违背天道、残害万物，杀人夺国，不再爱惜自己的名声。’ 臣下也是这样：本性就忠孝的人属于上等，实行忠孝的人次一等，假借忠孝来求取名声的人又次一等。至于排斥贤能、依附权势，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弑杀父亲、背叛君主，只顺从自己的欲望，不再爱惜名声的人，则是最下等。人如果不爱惜名声，那么即使有刑法和武力，也不能制止他的恶行。周武王战胜商朝后，在商容的里门前表示敬意，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修封比干的坟墓；这就是圣人敦厚、倡导名教，用来激励劝勉天下人。如果采用道家的说法，不让人接近名声，那么哪里还会有忠臣烈士愿意为国家所用呢？东坡说：天下的道理，只有能够无穷无尽地辩论、能够无懈可击地攻驳，才足以称为道；如果辩论得尽、攻驳有漏洞，就不足以称为道。过去六国时期，处士纵横议论，迷惑天下。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天下人中，凡是因为君臣、父子之间的亲情而不互相顾念的，都归附于杨朱；而道路上的陌生人也都可以当作父子兄弟对待的，则全都归附于墨子。天下人不可能断绝天性的亲情，却又同没有缘故的人结成亲密关系，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所以老聃、庄周知道天下处于不正的状态，便起来顺承这种形势，认为兼爱、为我都不足以收服天下，因此既不主张为我，也不主张兼爱，而处在兼爱与为我之外。他们的意思是：不主张兼爱，天下人就会讥笑他没有亲情；不主张为我，天下人就会讥笑他只为别人。于是两边都不站，只泛泛然游移在两者之间，并说：‘我什么也不做。’凭借这一点，就足以自我解脱，逃避天下的是非。天下人只是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当作正确，把他们认为错误的当作错误，因此从他们的说法可以考察其最终归宿。如今老子、庄子自称无所是非，而他们的道路归结于虚无，这说明他们思考得也很周密。

译杨朱的为我、墨子的兼爱，作为治道，都各自有所执守。因此主张为我的人，会被主张兼爱的人诋毁；主张兼爱的人，也会被主张为我的人毁谤。这两者所处的位置，都不可安居；然而如果能够取得二者之间的位置并牢牢守住它，就可以堵塞天下各种异端，使它们闭口。古代的圣人，正因为能够取得并处在这个位置，所以天下人都很信服，他们的道也因此流传到后世。如今老聃、庄周不能由大道而行，却看见大道的缝隙，偷偷进入其中，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所以他们的道路纵横交错、坚固难破。而且天下的事情，怎么可以只用一种说法治理呢？那两个人却想用兼爱来统一一切，又用为我来裁断一切，所以他们的学说有时便走到尽头。圣人能够处在二者之间，制定合宜的原则；兼爱、为我也不必完全相同，却能运用它们而不失大道，处置天下纷杂的事务而不失其适当。因此说：‘伯夷、叔齐、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行为合乎清高，废弃世事而合乎权变。我却不同于他们，无可无不可。’所谓无可无不可，正是老聃、庄周用来辩说的道理。孔子也这样说，那么老聃、庄周的思考就不能说不是错误的了。我曾听说，圣人的道，处在“可”与“不可”的交界处，却偏偏要顺着它把它坐实，因此他的说法漫无边际，无法诘问。如今要探求仲尼、老聃的是非，只有看清虚与实是否有用罢了。天下本来就是有实际事物的；有事物彼此接触，当然也就会发生事情。因此，圣人顺应事物的存在，制定驾驭和治理它们的办法，用来处理现实中的事情，那么对于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至于拘拘然地想把“有”纳入“无”中，那样做起来，实际功用就太劳苦了。老聃、庄周却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困窘在哪里呢？不如顺着事物的存在来处理它，更容易。所以说：“常常处于无欲，以观察道的奥妙”，又说：“常常处于有欲，以观察事物的边际。”既说“以无作为功用”，又说“以有作为利益”。至于佛教，则说“断灭”，又说“无断无灭”。既然说“无”，又担心无反而会成为强制；既说断灭，又担心断灭成为累赘。由此可见他们的真实情形了。过去仲尼曾说：“君子的中庸，是君子能够随时处于中正；小人的中庸，是小人无所顾忌、无所畏惧。” 老聃、庄周的行迹，难道是接近中庸却又无所顾忌的吗？乐天说：要使人的性情俭朴、时俗清明和谐，没有什么比实行黄老之道更优先的了。黄老之道，在于崇尚宽缓简约，致力于俭朴素淡，不炫耀聪明明察，不劳役智巧才力罢了。善于运用它的人，即使治理一个邑、一个郡、一个国，直到治理天下，都可以达到清静的治理境界。过去宓贱得到这种道理，所以不用走下堂屋，单父县的人就受到教化；汲黯得到这种道理，所以不出合，东海郡的政事就治理成功；曹参得到这种道理，所以不扰乱狱讼和市场，齐国大为安和；汉文帝得到这种道理，所以不用施行刑罚征伐，天下就得到大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清静所造成的罢了。所以老子说：“我无为，人民就自然受到教化；我喜好清静，人民就自然归于正道；我不扰事，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没有欲望，人民就自然保持朴实。”这四点都是黄老的要道。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体察并实行它，那么人民就会俭朴，风俗就会清明和谐。

译佛教和老子的学说 昌黎说：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依循仁义而行叫作道，自身完足、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则是空泛的称谓。所以，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有凶德，也有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要诋毁仁义，而是因为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很小；并不是天小，而是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孤立自守当作义，所以他把仁义看得狭小，也就合乎他的情形了。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德。凡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是合并仁义来讲的，是天下公认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撇开仁义来讲的，是一个人的私说。周朝的治道衰落，孔子去世，秦代焚烧典籍，汉代盛行黄老，晋、宋、齐、梁、魏、隋之间盛行佛教；后世所说仁义道德的学说，不归入杨朱一派，就归入墨翟一派；不归入墨翟一派，就归入老子一派；不归入老子一派，就归入佛教。归入这一家，就一定排斥另一家；归入的一家奉为主说，被排斥的一家视为奴说；归入的一家亲附它，被排斥的一家就遭到污蔑。唉！后世的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听到呢？信奉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也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替孔子说话的人，听惯了他们的说法，喜欢他们荒诞的言论而自甘卑小，也说：“我的老师也曾经拜他们为师”，如此而已。他们不只在口头上抬举孔子，又把这话写进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寻求呢？人竟然如此喜好怪异！不探求事情的开端，不追究事情的结局，只想听闻怪异之说。古代从事各种职业的百姓有四类，如今有六类；古代的教化者居于四类中的一类，如今的教化者占据六类中的三类。务农的一家，养活吃粮食的六家；从事手工业的一家，供六家使用器物；经商的一家，供六家资取财物。这样，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并且盗窃呢？古代的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给人们彼此资生、彼此养育的道理；为他们设置君主，为他们设置老师，把虫蛇禽兽驱赶开，让他们居住在中原。人们寒冷了，才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了，才为他们提供食物；人们住在树上容易跌落，住在土地上容易生病，于是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设置工匠，以供给器用；为他们设置商人，以沟通有无；为他们设置医药，以救助早夭；为他们设置丧葬祭祀，以增长亲属间的恩爱；为他们制定礼制，以排列尊卑先后；为他们制作音乐，以宣泄郁结；为他们制定政令，以率领懒惰疲倦的人；为他们制定刑罚，以铲除强横顽梗、互相欺凌的行为；为他们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以使彼此交易时有凭信而不相互争夺；为他们修筑城郭、制造甲兵，以防守祸害到来；并且为他们预作防备，在祸患发生之前加以防范。如今他们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破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会争夺。”唉！他们也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介壳来抵御寒热，也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就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就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到百姓那里的人；百姓就是出产粟米、麻丝，制造器皿，流通货财，用来侍奉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能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到百姓，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依据；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不制造器皿，不流通货财来侍奉上级，就应当被诛罚。如今他们的教法却说：“一定要抛弃君臣关系，离弃父子关系，禁止彼此资生养育的道理，以求达到他们所谓的清静寂灭。”唉！他们也算幸运，因为出现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斥退；他们也算不幸，因为没有出现在三代之前，没有受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匡正。帝与王，称号各不相同，但成为圣人的根本相同。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了饮水，饥饿了吃饭，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所体现的智慧相同。如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实行太古时代那种无所作为的生活？”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改穿葛衣，那样多容易啊？”责备饥饿时进食的人说：“为什么不改为饮水，那样多容易啊？”《传》说：“古代想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顿自己的家族；想整顿家族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的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代所说的正心诚意，是要用来有所作为的。如今却想只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这是灭绝人的天性常理：身为儿子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身为臣子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君主，身为百姓却不去做自己应做的事情。孔子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的礼制，就把他们视为夷狄；夷狄如果进步而采用中原礼制，就把他们视为中国人。经书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诗》说：“抵御戎狄，惩治荆、舒。” 如今竟把夷狄的法则拿来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这样离彼此都变成夷狄还能有多远呢？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广泛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依循仁义而行叫作道，自身完足、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制度是礼、乐、刑、政；它的人民有士、农、工、贾；它所规定的关系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规定穿丝麻之衣，居住宫室，食用粟米、蔬菜、水果、鱼和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教化容易实行。因此，用它要求自己，就能顺理；用它对待别人，就会仁爱而公正；用它存于内心，就会和谐而平正；用它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不恰当的。所以，活着时能够顺遂人的本性，死后也能尽到正常的礼制。举行郊祭，天神就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来享用祭品。有人问：“这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前面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一传承就断绝了。荀子和扬雄虽然有所选择，却不精审；有所论说，却不详尽。从周公以上，都是上位而成为君主，所以这些道理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下位而成为臣子，所以这些说法能够流传长久。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就不会通流，不停止就不能运行。”让信奉佛教的人仍然做人，焚烧他们的书，拆毁他们的居所，阐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鳏、寡、孤、独、废疾之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了吧？这样就可以了。

译六一说：老子和佛教的学说，流行于世已经很久了。作为它们门徒的人，常常互相诋毁攻讦，好像不能在世间彼此相容。两家的学说都受到我们儒家的排斥，按理应当合并势力、共同努力来抵御守卫，却反而互相攻击，只怕不能削弱对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两家在关于生死和性命的根本主张上彼此相悖，所以才这样吗？因此，它们各代的兴衰，都系于当时人们的好恶。即使善于辩论的人，也不能把两种学说合并为一说。至于它们喜欢建造宏大的宫室来向世人夸耀，这件事却是相同的。可是佛教能够控制人的情感，又用祸福来鼓动人，趋附它的人常常很多而且势盛。老氏单独喜欢谈清静，远离灵仙飞化的方术；他的道理幽深，无法验证究诘，所以一向以淡泊无为为务。因此，凡是佛教发动人心、兴办作为，形成势力，十分容易；而道家如果不是遇到君主的喜好和崇尚，就不能独自兴盛。其间若有人能够靠自身力量而不使道家废弃，难道不比一般道家门徒贤能吗？颍滨说：“圣人将要从人那里夺取什么，一定先有所给予；将要纠正什么，一定先有所揉合调和。把人引入正道，却不伤害他们的内心；除去他们的邪僻，却不断绝他们不忍舍弃的心情。在天下有所矫正改变，使风俗发生大变，而天下人却不知道这是改变。人们释然顺从，自然而然地受到教化，没有任何抵触，于是天下终于达到大正。”“天下的百姓邪淫违法，纷乱到无法说清，并不是只有今世才这样。古代三代的百姓，耕田以后才吃自己的粮食，养蚕缫丝以后才穿自己的丝帛。他们想享受利益，就勤勉于劳作；想得到回报，就厚重地施为。他们想求得父子亲爱，就尽心于慈爱孝顺之道；想求得兄弟和睦，就努力实行友爱敬悌的节操；想求得夫妇相安、朋友相互信任，也无不致力于实现这些愿望的方法。所以百姓各自经营自己的生活，不寄望于侥幸得到福分，而努力去做可以相信的事情。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道理，就是这样精密。”“等到不幸去世后，他们的亲戚子弟又为他们办理丧事和祭祀，岁时伏腊等制度，用来报答先祖的恩德，并且使孝子得到安慰抚恤的道理，也十分完备而且有法度。” 祭祀陈设有笾、豆、簠、簋，进献饮食、酒和甜酒；大的祭祀在宗庙举行，小的祭祀在寝室举行，按时荐献新物，春祭秋祭都不缺少。因此，百姓服完三年的丧服，又终身不断地保持恩爱之情，悲伤得仿佛父祖就在面前居住并享受他们的报答。”“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百姓懒于自我修养，而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方法，全都归到鬼神幽冥之中。他们不懂得先王关于丧葬祭祀的礼制，而追养先祖的心意，也全都陷入佛教、老子的虚妄荒诞之说。因此，异端的教说交错进入中原，纵横放肆，它们的尊贵富盛可与王者相比，党徒遍布天下。它们的宫室屋宇、衣服饮食，常常比天下百姓更为奢侈。中原的明智之士、知礼义之人，也未曾认为这是怪事。幸好其中有人产生怀疑怪异、不肯相信的心，却又只是安然旁观而不能除去它。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掌握着天下人养生报死的权力，而我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所以才会这样，无法制止。天下的君子曾经想除去它，也确实除去过；但除去不久，就又恢复原状。他们的教说深入百姓之中，他们的道理又以巧佞方式迎合百姓。世上的君子没有办法解除它为何能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没有办法改变它为何能取悦百姓的方式，所以始终不能使天下百姓信服，不能让他们认为养生和报死都应当出自这里。” 我们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它，却就要断绝它的教说；想把百姓引入正道，却伤害了他们的内心；想除去他们的邪僻，却断绝了他们不忍舍弃的心情。因此，百姓要跟从我们就十分困难。我听说：“河流枯竭，山谷就会空虚；丘陵被夷平，深渊就会充实。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那里。”天下百姓并不是喜欢佛教、老子的道理，而是喜欢养生和报死的方法。如今如果能使他们得到真正满足其所喜爱之处的办法，同时除去他们所喜爱之处的名目，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弊病会使他们不服从呢？先王教导百姓，养生有方法，报死有礼制。凡国家的赏罚、黜陟，都各自符合实际。贫富贵贱，都取决于个人本来应当得到的结果。努力耕田就多有收获，畏惧法令就不会获罪，行为端正、立身有成就会声名显扬，德行成就就会得到爵禄。天下人都知道自己获得福分的原因，所以不会迷惑于鬼神；而祭祀的礼制，是用来亲爱祖宗、慰藉子孙心意的，并没有粗疏荒唐、不祥的意味。因此，孝子慈孙有可以归依的地方，不必求助于佛教、老子。我愚见以为，应当严格赏罚，整饬官吏，明确好恶，慎重授予和夺取，不赦免有罪之人，使佛教、老子所谓的福报不能苟且地迷惑活着的人；依照天下的爵秩，建立宗庙，严格祭祀，设置尸、祝，使它充分堵塞人子的愿望，使佛教、老子所谓的报应不能乘隙控制死者。” 汉、唐之间，曾经有人实行过这些办法，但佛教、老子的学说并没有除去；也曾经有人除去过它们，但赏罚不够明细，祭祀不够谨慎，所以它们的道理牢固而不能除去，除去之后又恢复旧状。又说：“善于辩说的人，要根据对方的话来同他讲话，这样天下善于辩论的人才会服从。”比如对同乡人说：“我的父亲认为这不对，那么谁肯相信你父亲是对的呢？”所以，不如同他们讨论曲直是非。即使楚人，也可以同秦人谈论这件事，并没有妨害。因此，天下人多方言说来排斥异端，最终仍然不能使人明白，只是因为不致力于辨明其中的是非利害，而拿父亲的意见来压服别人。圣人受到天下尊崇，是因为他知道天理所在。周公、仲尼之所以被天下信任，是因为他们凭借子弟关系而使人了解他们。所以，如果不是他们的子弟，天下人就可能不知道周公之所以为周公、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因此，老聃、庄周的学说，不能用周公、孔子的名义来辨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会认为周公、孔子不足以信任。圣人处理事情，就好比规和矩对于圆和方。天下人相信规矩能够形成方圆，那么用规矩来辨别天下事物的不方不圆，还不如先求得最方、最圆的标准，再暗中使它与规矩相合。

译至于规和矩，即使使规只能成圆而不能成方，使矩只能成方而不能成圆，也不妨碍我们的学说。这样一来，形势就容易用来折服天下的异论了。过去天下的士人议论老聃、庄周以及佛教、老子的道理，都未曾抓住其中的要旨。老聃的说法是：“去掉仁义，断绝礼乐，然后天下才能安定。”我们的说法是：“仁义礼乐，是天下赖以得到治理的东西。”佛教的说法是：“抛弃父亲，断绝儿子，不结为夫妇，放生鸡豚，吃蔬菜草木，然后万物才能顺遂。”我们的说法是：“保有父子、夫妇关系，食用鸡豚，才能使万物的本性得到发展。”他们坚持自己的说法，我们也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们不相信我们，正如我们不相信他们一样。天下人不肯跟从，最紧要的原因莫过于尚未取得信任就强行劫持、逼迫他们。因此，应当用仁使人安定，用义来实行仁，用礼来节制，用乐来传播，用君臣关系来守护，用父子、兄弟关系来维系，同时食肉饮酒。这是明白孔子之道的人所知道的，却想拿来晓谕那些不知道的人，还说“孔子就是这样”。唉，真难啊！愚认为并不是这样，说：“天下的道理，如果经得起辨析而无穷尽，经得起攻击而无隙可乘；如果辨析便有穷尽，攻击便有可乘之隙，那么就不足以称为道。” 假如孔子也有穷困不得志的时候，我也将舍弃他而另求他人。正因为他没有穷困不得志，所以知道他所行的是道，毫无疑问。大概天下只有能够平心静气地观察，不被孔子、老聃的名声所牵制的人，才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又说：“《易》说：‘形而上者称为道，形而下者称为器。’自五帝、三王以来，都是凭借形器治理天下，用礼乐引导百姓，用政令刑罚使天下整齐，道就在其中运行，而百姓却不知道。周文王、周武王以后，即使像召公、毕公这样的贤人君子，也不能算是懂得道的人。到了春秋时期，管仲、晏子、子产、叔向这些人，凭仁义忠信在天下取得成功，然而距离他们所说的道已经很远了。孔子生于周朝末年，承接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传统，又达到了尧、舜之道的极致。他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他曾自称‘我是从学习下学层面的事物而通达上达之道的’，在他的弟子中，只有颜子、曾子差不多可以用道来称许。当时的贤者，如老子这样明白道的人，孔子对他的尊崇已经达到极点。史书称，孔子见过老子以后，退下来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能走的可以用网捕捉，能游的可以用丝线制成的钓具捕捉，能飞的可以用缯帛制成的网捕捉。至于龙，我不能知道它乘着云气升上天空的情形。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吧？’老子体察大道而不受外物牵累，孔子甚至把他比作龙；然而最终却不能同他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舍弃礼乐、刑政，而想在世上推行道，孔子当然知道这是困难的！东汉以来，佛法开始传入中国，它的道理同老子的学说有相通之处，都是《易》所说的形而上之道，而汉代士大夫不能明白这一点。魏、晋以后，才略微有人知道了。喜爱它很深的人，就想把它施行于世；痛恨它很深的人，就想把它在世上彻底禁止。这两种做法都不对。老子、佛家的道同我们的道相同，却想要断绝它；老子、佛家的教义同我们的教义不同，却想要推行它，这些都错了。秦朝的姚兴，不过占据一隅之地，却招请僧俗之人，翻译佛经，谈论佛理，来者总共有几千人；可是姚氏灭亡时，转眼之间便已覆亡。梁武帝继承了这种做法，江南的佛事，是前代从未见过的，甚至舍身给寺院作奴隶；郊庙祭祀时，不再供奉牲畜的毛血，父子都陷于侯景之手，国家也随之灭亡。议论者看到秦、梁的失败，便认为佛法不足以依靠。北魏太武帝深信崔浩，崔浩不信佛法，劝皇帝斥逐僧人，毁坏佛经和寺院。佛法被消灭以后，崔浩也因并非自己的罪过而被诛灭全族。唐武宗想求长生，顺从道士的私意，铲平佛寺、消灭僧人，不到一年便因被弑而死。议论者看到北魏和唐朝的祸患，便认为佛法不可触犯。这两种看法都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老子、佛家的道，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说；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这种道。古代的君子用它来调治情气、修养心性，它的高远不可攀附，它的清洁不可玷污；天地、神灵、人类，都将仰望而敬畏它。圣人之所以不用催促却能迅速见效，不必行走却能到达，是因为完全运用了这种道。老子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宁，神得到一就灵验，山谷得到一就充盈，万物得到一就生长，侯王得到一就成为天下的正。天不能凭一而清明，恐怕就要崩裂；地不能凭一而安宁，恐怕就要震动；神不能凭一而灵验，恐怕就要衰竭；山谷不能凭一而充盈，恐怕就要枯竭；万物不能凭一而生长，恐怕就要断绝；侯王不能凭一而尊贵高尚，恐怕就要倾覆。’道对于万物无处不在，难道还可以非难它吗？虽然如此，如果轻视君臣关系、废弃父子关系，却想用这种方式在世上推行道，它的弊端必然多得说不尽。真正凭借形器治理天下，用礼乐引导百姓，用政令刑罚使天下整齐，道在其中运行而百姓却不知道；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各种道并行而互不冲突，浑然一体而看不出边界，天下因此受到教化，这不正是周公、孔子遗留下来的本意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九 魏文侯 国家的兴亡【颍滨】魏惠王 惠王不贤【温公】孟子以仁义回答魏王【温公】运粮救济饥荒【荆公】安僖王 公子无忌【颍滨、东坡、温公】赵武灵王 武灵王的灭亡【温公】赵惠文王 蔺相如【颍滨】赵孝成王 长平之战的失败【颍滨】平原君【颍滨】虞卿【颍滨】鲁仲连【颍滨】廉颇、李牧【温公、颍滨】智献子 韩国的兴起不在于献子【颍滨】韩昭侯 赏罚公平而享有国祚【温公】齐国诸王 齐国的兴亡【温公】齐威王 诛杀与赏赐【老泉、牛僧孺】淳于髡【东坡】齐宣王 陈仲子【颍滨、温公】齐愍王 孟尝君讨伐秦国【颍滨】孟尝君豢养士人【温公、东坡、荆公】齐襄王 田单【东坡、颍滨】齐王建 颜蠋【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