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

译伊尹。范文正公说：晋卦顺势而上，奉承光明，正是君子欣逢显达进用的时机。上面如果没有文明贤明之德，就会退避。如今光明显现在上方，君子怎么能不进取呢？君子进取时，柔顺之德在内心融和，这样上位者就不会拒绝他的逼近。因此说：‘一天之内三次接见。’他的才华光彩向外显露，这样众人就不会怀疑他的行为。因此说：‘君子以此彰明自己的光明之德。’这大概就是光明从地面上升起，如同太阳升起，君子正处在这一卦象所象征的时势中。哪里还会昏昧呢？这大概就是伊尹所处的时代吧？柳州赞语说：有人疑惑地说：‘汤的仁德，已经听说也已经看见了；桀的不仁，也已经听说也已经看见了。为什么还要如此迅速地决定离开谁、归附谁呢？’柳子说：‘正是这一点，使我看见伊尹坤顺离明的伟大之处。伊尹是圣人，圣人出现在天下，不把夏、商作为自己的私心，只以养育百姓为心罢了。他说：谁能够依照我的话行事？依照我的话行事的人就是尧舜，而我使天下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退下来又想：汤确实仁爱，但他的功业见效迟；桀确实不仁，早晨我去跟从他，到了晚上就可以使天下人得到改变，这也可以。于是他去投奔桀，桀果然不可辅佐，便返回来跟从汤。过后又想：难道还可以使天下人早一天得到十分之一的恩泽吗？假使这些百姓能早些受到他的恩泽，他又再次前往投奔桀；桀不行，便又跟从汤。这样反复到了百次、千次、万次，始终都不能实现，于是才辅佐汤讨伐桀，使汤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尧舜的百姓；这就是我所看见的伊尹伟大之处。汤的仁德达到极点，他却离开汤四次；桀的不仁达到极点，他却五次前往投奔。大人的心情，想要使功业尽快成功，就是这样急切。不然，汤与桀的区别，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看清，又何必反复不安地考察圣人，认为圣人有什么值得观看的呢？我看天下圣人急于救济百姓，没有谁比得上伊尹；伊尹的伟大，也没有什么比得上他五次投奔桀。’ 他作《伊尹五就桀赞》说：“圣人中有伊尹，他思念百姓的德行，前往归附仁德的商汤。说汤仁德固然仁德，但如果不久就亲近他，仍然不行。退下来后，他思考使事情迅速成功的办法，认为应当借夏国的形势来实现，所以前往投奔桀，不能再返回。即使在亳地的殷人还不忍心让他耽搁太久，他也急忙前往观察，或许能使众多狂乱的人转变为圣人；只要有一天能够胜过残暴，便可以达到千万人的希望，期望最终没有留下祸乱的根由。他五次前往而不感到疲惫，他的心志才安定下来，于是从陑地登上高位，废黜桀而尊奉汤，使遗民得以保全。大人没有固定的形迹，而是与道相合；道的伟大，在于它成为万民的父母。伊尹是圣人之首，既然获得了仁德，仍然忧虑事情拖延太久。常人所怀疑的，正是我认为伟大的地方。唉，这意旨多么深远啊！应当把它记下来作为教诲。” 东坡说：“圣人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不能用常情去怀疑他是否能做成某事。孔子任司寇时，毁掉郈邑的城墙，又毁掉费邑的城墙，三桓并不怀疑这样会危害自己；难道这不是孔子所能做到的吗？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国，既已使夏国感到羞惭，又返回亳地。伊尹在商国执政，已经有过背离夏国的行为。桀暴虐凶狠，伊尹处在他的执政地位上而不被怀疑，又往来于两国之间，而商人仍把他当作父亲和老师；难道不是圣人才能做到这样吗？所以他废黜太甲，太甲不怨恨；又恢复太甲的君位，太甲也不怀疑他。所有这些，都不能用常情来判断其能否做到。”后世之中，只有诸葛孔明近似于此。玄德临死时所说的话，确实是真心话。假如孔明占据刘禅的君位，蜀人难道会有异议吗？我读柳宗元的《五就桀赞》，觉得全篇都是妄说。伊尹往来于两国之间，难道是有意想教诲桀而保全夏国吗？如果不是这样，汤应当称王已经很久了，伊尹还疑虑什么呢？如果桀能够改过而免于讨伐，这还可以说有希望。一个人若能任用伊尹而在天下取得志业，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桀不会这样做。柳宗元是想借此为自己跟随两位君王的罪过辩解。又说：“能够办理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具有天下最重大的操守；能够树立天下重大操守的人，是把天下看得狭小的人。如果面对天下极大的事物仍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大节就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普通男女都知道清白、廉洁、忠诚、守信是美德。假如他们确实清白廉洁而忠诚信实，那么他们的才智思虑未必比王公大人差。只是他们所争取的事情仅限于一筐饭、一碗羹，而一筐饭、一碗羹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那么他们的才智思虑自然不会超出这些范围。一筐饭、一碗羹如果不合正道就不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一乡的人都不敢冒犯他，却不能办好一乡的事情，这是从来没有的。由此向上推论，他不敢做的事情越大，他所能办成的事情也就越远大。把天下让给别人，与把一筐饭、一碗羹让给别人没有不同；治理天下，与治理一乡也没有不同。然而有些人不能做到，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是一筐饭、一碗羹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是由一乡一乡推展而来的。不是拥有千金家产的人，就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小商贩得到一金，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不是才智比不上别人，而是所处地位低下。”孟子说：“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如果不合正道、不合义，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会接受。天下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他的才干完整；凭借完整的才干来治理天下，所以面对大事也不会慌乱。” 古代的君子一定有高尚之处。世间的行为并不只是为了故意显得与众不同；即使卿相的职位、千金的财富，也有他所不屑的。他这样做，是要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广大，使困窘与显达、利害得失不能成为心中的障碍，从而保全自己的才干，以便有所作为。后世的君子，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可是得失扰乱了内心，荣辱又从外部夺走了他的志向，所以忙碌劳碌直到老死也没有闲暇，这也足以令人悲哀。孔子编次《尚书》，写到舜、禹、皋陶相互谦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一次不长叹。既然身处尊贵的朝廷，却行普通人的谦让，孔子取它做什么呢？他所取的，是不急于追求富贵，从而足以使天下人的心受到折服。太甲被废黜，是天下从未有过的事，伊尹首先实行了它，天下人却不认为惊异；以臣子的身份放逐君主，天下人不认为这是僭越；放逐之后又重新立太甲为君，天下人也不认为伊尹专擅。为什么呢？因为他平素所不屑的事，足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他把天下看得微不足道，不足以动摇自己的心，难道会忍心借废黜、放逐君主来求取利益吗？后世君子沿袭常规、习惯旧例，战战兢兢地害怕不能免于天下人的非议；一旦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便群起讥刺他，却不知道考察他平素的操守，反而认为古今变迁中有些时势是不能这样做的，这也太过分了。”

译陈越石论述放逐太甲说：“商太甲不能使天下得到恩惠，他的臣子放逐了他；后来他能够改过，也还是靠臣子重新立他。”有人说：“社稷如此重要，本来就应当这样。”这是对国家了解浅薄的人的说法。至于承继汤的教化、保全殷的统绪、树立臣子的节操，难道是这样吗？君主是昏庸还是贤明，难道臣下会不知道吗？选择继承人，应当寻找贤者来立为君；如果不知道他并非贤者，认为这是因为君主不明，于是放逐他，使他自行改过。若像太阳被蚀而不恢复光明，黄河变清又难以等待，中原的鹿将要逃逸，而等待时机乘势而起的蛟龙还要等臣下去驾驭，那么臣下的事业将会怎样呢？何况人的身体不是金石，还要冒受雾露；如果怀着失国的耻辱来损伤身体，那么弑君的诽谤就永远不会消除。陈先生说：‘臣子的忠诚，有侥幸而忠诚的；君主的君位，有侥幸而得以确立的。知道殷的君臣都是侥幸成功的，唉！’浞浞接踵而来，羿羿肩并肩而立，难道君主都可以放逐吗？后来西边的新朝取得天下，东边的魏氏成就帝业，司马氏拥有天下，它们开始时未尝不是以伊尹、周公自比，最后却未尝不是成为后羿、寒浞；他们都把伊尹、周公当作可以随意利用的蒿草箭靶。孟子说：‘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是篡夺。’ 这话的旨意真深啊！赏罚 东坡说：“《礼记》说，商人先施行刑罚，后给予奖赏。而汉武帝策问董仲舒时说：‘商人执掌五刑来督察奸邪，用刑伤害肌肤来惩罚罪恶。’这是历代君王都相同的做法，为什么偏偏这样说呢？难道是汉代儒生的学说本来就认为商代重威刑而轻恩德吗？” 三仁 温公说：“孔子说：‘商代有三位仁人。’大概在孔子以前，认为比干是仁人的，就不会认为微子也是仁人；认为微子是仁人的，就不会认为比干也是仁人；认为箕子是仁人的，也不会认为比干和微子是仁人。到了孔子，才知道这三个人都是仁人。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这才是仁，这才是仁。孟子、荀子的学者说：‘在仲尼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称道五霸为羞。’由此看来，把孟子、荀氏的学说同孔子相比，他们的见识实在太狭隘了。” 东坡说：“道只有一个罢了，君子出仕或退处、说话或沉默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现在这三个人对于纣来说，不是父辈就是兄长；他们的职位，不是太师就是少师。他们所处的位置相距不远，所负的责任似乎应当相同，但有的离开，有的被囚禁，有的进谏而死。孔子都称他们为仁人，为什么呢？微子是纣的庶兄，箕子曾想拥立他。帝乙没有听从，反而立了纣，所以《尚书》说：‘我过去常说，伤害王子而不让他出走，我也会因此遭受颠覆和祸害。’我过去所说的意思是：如果不让王子离开，连我也会一起遭祸。魏文帝对于陈王曹植，晋武帝对于齐王司马攸，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以下，也都不能容忍这种关系，何况纣王呢？所以微子逃亡的原因、箕子假装发狂而做奴隶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处在容易被怀疑的位置上，又触犯了必死的怨恨。他们即使有所进言，纣又怎么会再相信呢？因此，不进谏而离去，或被囚禁，都是形势所造成的。至于比干，亲属关系是叔父，职位是少师，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进谏而纣不听，仍希望有万一的转机，即使因此接着死去也是可以的。假使微子、箕子二人没有伤害王子的嫌疑，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和比干一起死去。” 李翰说：商王受的毒害遍及四海，德行违背三正，于是肆意淫虐，没有人敢进谏。于是微子离去，箕子被囚禁，而公独自死去。并不是舍弃生命困难，而是处于死地困难；也不是处于死地困难，而是得到应死的机会困难。所以不应当死却去死，是轻视自己的生命，不是孝；得到应死的机会却不死，是看重自己的生命，不是忠。作为君王的叔父，亲近没有比他更深的；作为国家的元老重臣，地位没有比他更尊贵的。地位尊贵不能因此忽视国家的危难，亲近君王也不能因此忘记祖先。如果成汤的事业将要坠入深渊，商王的天命将要断绝，那么就应当整顿扶助其倾覆，于是进谏而死。剖心并不可悲，商朝灭亡才是可悲；这大概就是公的忠贞刚

译烈吧！所以他能够独自立于危亡的国家，横身抵抗兴亡的时势。周武王凭借三分天下的事业，有诸侯的军队和辅佐，有十位乱臣的谋略，集合一心同德的军众。当公还在世时，周人便收敛在西土；等到公去世，才在盟津会见诸侯。公在世，殷便存在；公去世，殷也随之灭亡，国家的兴亡所系如此，难道不重大吗？况且圣人树立教化，不过是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人伦的大纲，不过是父子、君臣。太师在世，就端正了这种纲统；去世以后，就留下了这种教化。他的精神在千古以前振作，影响延续到百王之后，使淫乱的人恐惧，奸佞的人惭愧，明智的人思考，忠诚的人受到劝勉；作为后世的榜样，不也太伟大了吗？” 而孔子称殷代有三位仁人，难道没有深意吗？我曾斗胆探究其意：保全自己的身体、保存祖先的祭祀，也是仁；牺牲自己的身体、保全国家，也是仁。如果褒扬死去的人而贬低活着的人，狂狷之士就会奔走求死；如果褒扬活着的人而贬低死去的人，贪图安逸的人就会尽力保全自己。所以把他们同归于仁，各自顺从自己的志向；道路虽然不同，原则却相同，行为虽然有别，结果却一致，使后世的人能够从容选择而各得其所，这大概就是《春秋》含蓄委婉的意义。一定要建立皇极，叙明常伦，弘扬三种仁行的规范，留下忠贞不二的训诫，以此昭示于世。这样说来，臣子既然把对父母的孝移用到君主身上，就不应当听到父母有过错而不争谏，看见父母处于危难而不救援，却从容安居而称说自己合乎礼法；这种说法实在不对。孝敬父母的人，天下人的父母都愿意他成为自己的子女；忠于君主的人，天下的君主都愿意让他做自己的臣子。因此历代帝王没有不表彰他的。周武王一登车就封了他的墓，魏氏南迁以后又为他建立祠堂。我太宗拥有天下后，祭祀百神并隆重对待此事，追赠他为太师，谥号忠烈，又命令郡县封护坟墓、修葺祠堂，安排守墓五户，用少牢按时祭享，把这些写入正式法令，刻在金石上。唉！这足以使历代帝王感到哀伤，使他享有旧日的封号和祭祀；他的德行足以成为神明，祭祀等级视同群祀。” 身体灭亡了，名声反而更加显赫；世代断绝了，祭祀反而更加长久。由此才知道忠烈之道，它感动天地和人心是多么深。天宝十年，我在卫地任县尉，拜谒他的祠堂，精神受到感动而心灵震动。但庙宇在邻县，我的官职又不是轼闾，于是刻石撰写碑铭，以记载他伟大的功烈。铭文说：毁弃身躯并不就是仁，踏入危难并不就是智；只有死在应当死的地方，才成为义。忠诚没有两种形态，刚烈却有余气；正直聪明的精神，直到今天仍在注视。告诫你们后代，做臣子并不容易。” 柳州说：凡是大人的道有三条：第一，端正地承受灾难；第二，把法则传授给圣人；第三，使教化惠及百姓。殷代有位仁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种道，并以此立身于世。所以孔子阐述六经的宗旨时，对他尤其殷切。当纣王在位时，大道悖乱，天威的震动也不能使人警戒，圣人的言语也无从施用。进而赴死、与国家同命，确实是仁，却无益于保存我的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身受辱、保存祭祀，确实是仁，但又不忍心眼看我的国家灭亡。兼具这两种道理，已有实行它们的人，所以他保全自己的明哲，和纣王一起在晦暗中俯仰，以保存这种谋略和规范。他受辱而成为囚奴，处于昏暗之中却没有邪行，遭受挫折却没有停止。所以《易经》说：‘箕子的明夷’，就是端正地承受灾难。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生民得以走上正道，他才出来制定大法，成为圣人的老师。周人因此能够安排常伦，建立大典。所以《尚书》说：‘把箕子带回来，作《洪范》。’这就是把法则传授给圣人。等到他被封在朝鲜，便推行道义、教训风俗；只要有德，就不以为卑陋；只要是人，就不以为遥远；由此扩大殷的祭祀，使夷人转化为华夏之民，这就是教化惠及百姓。他把这大道全都集中于自身，天地变化之中仍能得到正道，这难道不是大人吗？唉！当周朝的时机还没有到、殷的祭祀还没有断绝时，比干已经死了，微子已经离去了。假如纣的罪恶还没有积累到极点便自行死亡，武庚又考虑祸乱而图谋保全，国家中没有这样的人，又和谁

译一起复兴治理呢？这本来就是人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那么先生隐忍而这样做，难道是对这件事有所志向吗？颂辞说：在灾难中仍守正，把谋略传给圣人；宗庙祭祀因此繁盛，夷地百姓也得以苏醒。光明显赫的大人，无论显达还是隐晦都不改变。圣人的仁德，使道路无论隆盛或衰微都能相合；明哲之德存在自身，不因做奴隶而自卑；谦冲退让而合乎礼，不因被称为孤而自满。地位高却没有危险，地位低也不可逾越。既不以死求名，也不逃离故国，心中始终怀念旧都；时势困顿时暂时屈曲，最终成为后世的榜样。《易经》的卦象把这些排列出来，文王是他的同道；大明之道宣扬昭著，崇奉祭祀也因此确立。古代缺少颂辞，后来儒者接续写成。”

译贾至说：“微子名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由于昏昧而不能识别贤才，所以帝位没有传给应当继承的君主。微子恭敬肃穆地对待神灵和人，谨慎勤勉而且孝顺，才具兼有八元那样的伟大德行，位居三仁之首。当初选择继承人时，箕子曾赞成他；他治理东夏，周公曾赞美他；死后名声不朽，孔子称道他。他看到君主进取时便思考竭尽忠诚，于是违逆君主而竭力进谏；退处时将要保全祭祀，于是保全自身以逃避灾难。在离去或留下、生存或死亡的道路上，在沉思出仕或退处的境地中，可以由此看见圣人通达事理的心情。至于商王受不行正道，暴虐地糟蹋天物，剖开进谏辅臣的心，肢解忠良的骨骸，使亿万百姓坠入涂炭，使宗庙社稷处于艰危之中，而微子君则在崎岖险阻之地逃避行迹、隐藏时机，在龙争之郊保全自身，最后又解开束缚，投身于鹰扬之师。终于能够修复旧有的国家，继承先祖的祭祀，使其延续七百多年，让我的神灵享受祭祀。若不是有明德至仁，谁能做到这样呢？唉！国家的兴亡，不只是天命。假如帝乙舍弃商王受而立微子启，以箕子为前导、以少师比干为后继，那么文王未必能够专门征伐诸侯，武王未必能够在牧野誓师。即使周公那样的圣人，也不过如子产那样善于辅政；太公那样的贤者，也不过如穰苴那样只能施行军法。” 这就是太王立季历而使周昌盛，帝乙舍弃微子而使商灭亡。成败取决于根本，这不是已经十分明显了吗！” 刘敞说：“儒者有的说，殷道衰微时，微子抱着祭器进入周国。纣杀死比干，箕子害怕，便假装发狂而做奴隶。孔子都认为他们贤能；这两个人行为不同而名声相同。综合事实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四方之中我出走而装作疯狂，自我退避到荒野。古代同姓之人即使处于危难，也不会离开本国。微子是纣的庶兄，怎么会进入周国呢？等到纣杀死比干，箕子仍然竭力进谏。纣于是囚禁箕子，使他受奴隶般的侮辱。武王告诉诸侯说：‘纣竟然囚禁正直之士，可以讨伐了。’武王讨伐纣，在牧野击败他，纣自杀。武王于是派人释放箕子的囚禁身份，载着他一同回去，并作《洪范》。由此说来，箕子没有死，只是侥幸而已，难道是他苟且求得片刻保全吗？然而微子之所以能够离开，是因为在祸乱尚未发生之前就先行了。即使离开，也仍没有越出殷国，这才是仁。如果国家已经乱了，就没有离去的理由；一定要离去，就是逃避，不是仁人的行为。”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 文王 西伯受天命而称王【梁肃、六一、孙明复】西伯献出土地，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温公】文王的园囿【颍滨】文王的军队【杜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