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九

译朱晖 苏轼说：“东汉肃宗时，谷物昂贵，日常费用不足，尚书张林请求用布帛作为租税，由官府自行煮盐，并且实行均输。只有朱晖、文季认为不可行。事情暂时搁置后，陈述此事的人又认为可以实行。皇帝很认为他说得对，朱晖又独自上奏说：‘王制规定，天子不谈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财物多少，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和百姓争利。如今均输之法，同商人贩卖没有区别。盐利归官，百姓就会贫困怨恨；用布帛作租税，官吏就会多行奸盗。这些都不是英明君主应当实行的。’皇帝当时正认为张林的话正确，发怒严厉责备各位尚书，朱晖等人都自行戴着刑具入狱两天。皇帝下诏释放他们，说：‘国家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年高之人没有罪过，诏书中有过错。你们为什么自行入狱？’朱晖等人坚持称病很重，尚书令以下都惊恐不安，对朱晖说：‘如今张林已经受到谴责，为什么还要称病？这场祸患不小。’朱晖说：‘我已经活到八十岁，蒙受恩宠得以参与机密之事，应当以死报答。如果内心知道不可行，却顺从皇帝的意旨随声附和，就是辜负臣子的道义。如今我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见，正伏地等待死命。’于是闭口不再说话。各位尚书不知如何是好，便共同弹劾朱晖。皇帝的怒意消解，后来把这件事搁置了。” 几天后，皇帝下诏派主管事务的官员前去询问朱晖的起居情况，又让太医诊视疾病，让太官署赐给食物，朱晖才起身【下文如此】。肃宗号称宽厚长者，诏书既然已经承认过错并向文季道歉，各位尚书为什么如此恐惧呢？文季在这种时候，力量不足以坚持，身居高位却使各位尚书成为可笑之人。说什么“祸患不小”，不知道究竟把什么当作祸患？大概是认为皇帝不高兴，以后不再重用，这是最大的祸患吧。可悲啊。” 梁鸿 梁肃《梁鸿高士碣》说：“您承受上天纯正的本性而生，天生就知道包容道的奥妙，并游处于世间。遭逢汉朝衰微，浇薄的风气压倒万物。您认为道不能迎合时俗，所以安守节操而高蹈退隐。高蹈退隐不能够激励世俗，所以登上邙山作歌。作歌不能够消除祸患，所以到越地远远逃避。远遁又不能不吃饭，所以寄食于舂米之处。因此，孟氏喜爱您的道义而把女儿嫁给您，伯通敬重您的风范而以礼相待。安于大的道义而遗忘细小之事，忽略言语而顺从沉默。乐意做的事就去做，忧患的事就避开。这可以说是超出世俗的高逸隐士了。推究天道的运行，有光明和昏暗；人道的变化，有否塞和通泰。通达的人知道否塞与昏暗不可强为，所以有的人结伴耕作，有的人狂放歌唱，有的人凿墙逃遁，有的人挑担游行，隐晦德行、躲避灾难，而不成就名声。唉！伯鸾如果不是这类人，还有谁是呢？孟子说：‘听到柳下惠风范的人，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厚，浅薄的人会变得敦厚。’既然如此，听到您的风声，也将舍弃贪享口福的念头，来观察自己的本性吗？铭文说：‘山中隐藏着能驾车的良材，黄河秘藏着马图。伯鸾不出仕，独自与道同行。太虚没有边际，浮云没有依系。伯鸾是什么样的人？在世间隐遁而不留踪迹。’ 直道而行反而使自身受辱，三次被鲁国罢黜；叩击马匹加以劝谏，在首阳山挨饿。遥远的伯鸾啊，安静而含藏光辉。在皋桥作铭，万古以来都令人仰望。” 王充 韩愈赞颂说：“王充是谁？他是会稽上虞人，本来出自元城，后来迁居到这里。他拜班彪为师，家里贫穷没有书，便到书肆阅读，只在市场间来往；书一看过就能背诵，于是通晓各家学说。闭门潜心思考，著成《论衡》加以修养。曾任州治中，自己辞职归家吗？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他，朝廷命他在公车署等待征召，他因病没有前往。年过七十，才写成《养性》十六篇。肃宗在位时，终于永元年间。” 征召任用樊英 温公说：古代的君子，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隐退。隐退并不是君子所希望的。只是没有人了解自己，自己的道不能实行，群邪共同处在朝廷而祸害将要殃及自身，所以才深藏起来躲避。君主起用隐逸之民，提拔出身卑微的人，本来是因为他们有益于国家，并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耳目。因此，有道德足以尊奉君主，有才能足以庇护百姓，却穿着粗布衣服、怀藏美玉，深藏而不求闻达，那么君主就应当用尽礼节把他请来，屈尊礼待他，虚心向他请教，克制自己而听从他的意见；这样以后，才能把利益恩泽施加于四海，使功业上达于天地。大概是取其道而不取其人，务求实际而不务求名声。假如礼数已经完备却请不来，心意已经殷切而他仍不肯出来，那么君主姑且应当反躬自省，不敢强行招致此人，心想：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不值得他仰慕吗？是政事混乱，无法辅佐吗？是群小人在朝廷，他不敢进来吗？是我的诚心没有达到，使他担忧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吗？贤者为什么不肯跟从我呢？如果我的德行已经深厚，政事已经治理，群小已经远离，诚心已经到了，那么他将会叩击宫门，自己来求见，又怎么会有殷切寻求却请不来的呢？荀子说：招致蝉的方法，关键在于把火弄明亮，把树摇动罢了。火不明亮，即使摇动树木，也没有益处。如今君主如果能够彰明自己的德行，天下就会归附他，就像蝉归向明亮的火一样。有的君主以不能招致贤者为耻，竟至于用高位诱惑他，用严刑威胁他。假使那人确实是君子，那么官位不是他所贪求的，刑罚也不是他所畏惧的，最终还是不可能把他招来。能够这样招来的，都是贪恋官位、畏惧刑罚的人，这哪里值得尊贵呢？至于有的人，声誉传布于家乡，品行在乡里很高尚，不苟且取利，不苟且求仕，洁身自好、安守本分，从容地度过一生；即使不足以尊奉君主、庇护百姓，也仍然是清白自守的士人。君主应当加以褒奖，优厚供养，使他实现自己的志向。像孝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冯异那样，用来激励廉耻、改善风俗，这样也就可以了。本来不应当像范升那样诋毁他，也不可以像张措那样责备怨望他。至于粉饰虚伪来求取声誉，猎取奇异来惊动世俗，不食用君主的俸禄却争夺屠户、商贩的利益，不接受小官却图谋卿相的职位，名声和实际相反，内心和行为相违背，这就是华士、少正卯一类的人；他们能够免于圣王的诛杀，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谈得上征聘任用呢？任命梁冀为大将军。温公说：“汉成帝不能选拔任用贤能俊杰，把政权交给外戚之家，可以说是昏暗了。但他还知道王立没有才能，弃置不用。汉顺帝把国家大权交给后族梁冀；梁冀顽愚凶暴，早已显露于往日，顺帝却让他承袭父亲的职位，最终导致悖逆，倾覆了汉室。与成帝的昏暗相比，又更加严重了。”

译崔寔奉诏到公车署上书议论政事。温公说：“汉家的法令已经很严了，崔寔却还认为它宽松，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衰乱时代的君主大多柔弱懦怯，凡庸的辅佐者只知道姑息迁就，因此权贵宠臣犯罪而不治罪，豪强狡猾的百姓触犯法律而不诛杀。仁爱恩惠所施，只能顾及眼前；奸邪之人得志，纲纪不能建立。所以崔寔的议论，是为了纠正一时的偏差，并不是适用于百世的普遍原则。孔子说：‘政令宽松，百姓就怠慢；百姓怠慢，就用严猛来纠正；用严猛来补救宽松，政事因此得到调和。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 平定东羌。温公说：“《尚书》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蛮夷异国，虽然气质类别不同，但趋利避害、贪生恶死，也和人一样。治理他们合乎道，他们就归附顺从；治理失当，他们就离叛侵扰，这本来就是必然的。因此先王的政令是：叛乱就讨伐，服从就安抚，把他们安置在四方边远之地，只是不让他们扰乱礼义之邦罢了。若把他们看作草木禽兽，不分善恶，不辨离来，全部杀掉，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况且羌人之所以叛乱，是因为郡县侵夺他们；叛乱后没有立即诛杀，是因为将帅不是合适的人。如果让良将把他们驱逐到塞外，再选择良吏去治理他们，这些都是边疆将领和官吏的职责，哪里能把任意杀戮当作快事呢？治理不得其道，即使是华夏的百姓，也会蜂拥而起成为盗寇，难道也能全部诛杀吗？既然如此，段纪明担任将领，虽然取得胜利、建立功劳，君子却不赞许他。李固。子由说：“孔子对颜渊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一点吧。’被任用却不能施行自己的道，凭什么去使人受益？不被任用却不能退藏，凭什么保全自身？圣人对于天下的道理，极致也不过如此。陈灵公和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在朝廷公开淫乱，泄冶强行进谏而死。《春秋》记载说：‘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君主即使无道，泄冶也留下了名声；但因为这样做对事情没有益处，反而伤害自身，君子是不这样做的。李固处在顺帝、桓帝之间，对内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对外没有辜负他人。东汉的名臣，像李固这样的只有一两个人。然而有一件事令人遗憾：冲帝去世时，李固想拥立清河王刘蒜，梁冀不同意而拥立了质帝。质帝去世时，李固又请求立清河王，并和胡广、赵戒共同谋划。胡广、赵戒害怕而中途改变，只有李固和杜乔坚持争辩。梁冀积累的愤怒爆发出来，策免李固，拥立桓帝。此后一年多，刘文、刘鲔谋划拥立清河王，梁冀于是诬陷李固与刘文、刘鲔共同谋划，将他杀死。我私下奇怪，李固身为三公，两次想拥立刘蒜却都没有成功。梁冀像豺狼一样把他视为仇敌，只有梁太后知道他的贤能，想宽赦他却做不到。李固虽然急于拥立贤君、保存汉朝社稷，但形势已经决定此事必定不能成功。第一次行动没有成功，就应当保全自身离去，能够免于灾祸，这已经是幸运了。后来再次发生大变，他仍固守先前的主张，迟迟不离去，以致陷入大祸，那么李固的死，只是自己招来的。否则，像李固这样的贤者，我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译徐穉。张九龄说：“先生承受上天所赐的大善，胸怀大道，杰出于世。生来就明白道理，又能贯通其上，以一身禀受清纯之气，行动总能合于玄妙。知道大道将要废弃，便在困穷时独善其身，亲自耕作取得生活所需，不劳动就不吃饭。他居住的邻里，大都受到感化而没有争讼。汉朝末年，遭逢时世混浊，他不以违世独行来庇护万物，所以退处却不在山林；不苟且求利来辱没自身，所以出仕也没有俸禄官位。五次被三公府征辟，四次被察举孝廉，又被举为有道之士，接受任命为太原太守，都以疾病为辞而不起任。延嘉二年，尚书令汝南陈蕃、仆射南郡胡广共同上疏，极力说先生应当担任辅弼，协调人神。汉桓帝尚且能够备安车玄纁，按照礼节完备地征聘他，但他最终也不改变志向，可见他知道时势已经无法支撑。然而，对于诸公的嘉奖和征召，他虽然不屑于接受；等到听说他去世，却徒步前往吊祭。礼节上有所崇尚，即使只带一只鸡也不算菲薄；情意上有所增加，即使献上生刍也认为珍贵。士人感念道义，确实可以对衰乱时代有所补益；人们看见他的德行，也使后来的年轻人有所追寻。他废弃中权，行动合乎思虑，也都是这一类的表现。”从前伯夷、叔齐守持高洁而远走，长沮、桀溺隐逸乡野而难以合群；颜阖凿墙逃遁，接舆狂歌而行为激烈。这些人确实有的近似于沽名；有所不为，走到极端就会偏颇，也没有达到随处都不可任用的极致。先生却在内心贬斥并断绝那些偏激做法，同时在世间修明经术；以纯朴节俭来保存戒律，以博爱来体现仁德，顺应事物而通达变化，保全自身而归于正道。汉廷之所以尊奉他的德行，天下之所以信服他的行为，难道只是和前面那几个人一样逍遥自得罢了？铭文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卓然独立、杰出不凡，先生就存在于此。光明英俊的先生，德行无法用言语命名。麒麟出现却无人响应，大雁高飞而进入幽冥。道德高尚，事迹久远；踪迹虽陈旧，声名却美好。在旧日的邦国刻下石碑，以观其玄妙。’ 曾子固说：汉朝自元兴以后，政权出自宦官，小人依仗他们的威势和福祸之权，互相煽动而作恶；中等才智的人只是观望，不知该怎么办。汉朝既然失去了掌握权柄，纲纪便大大败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多有豪杰而特然崛起的人，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以正直之道和正直言论，分别是非黑白，一点也不稍微屈从自己的意志，直到因此不被容纳，于是罗织罪名、搜捕党徒的案件兴起。他们被拘捕得越紧，行为就越激烈；志向虽然没有实现，忠诚却有余。因此等到他们已经死去，汉朝也随之灭亡。在那个时候，天下听闻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道义，人人感慨激奋，以至于解下印绶，抛弃家族，骨肉之间互相勉励，奔赴死亡而不躲避。一百多年间，那些擅自强大、觊觎非分之望的人接连不断，却都迟疑徘徊而不敢发动。汉朝能够由灭亡转为保存，依靠的就是这股力量。孺子在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璚征辟他，他都没有应召。被举为有道之士，任命为太原太守，备安车、具礼节征召他，也都没有到任。这大概是忘却自身而成全他人，与独善其身、隐居困约不同；操守虽然不同，但在追求仁德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处于乱世仍坚持自己的气节，不因生死而动摇心志，和那些心怀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们不肯离去，是因为道义在于救济世人。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的，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不得安宁地停留呢？”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满足于山野、遗弃世事而不顾。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一点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进取时就进取，可以停止时就停止；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我所学习的。”孔子能够随着君子和小人的消长、进退而改变，选择适宜的处所，从来没有不只看时势；所以看见时势不可为就停止。这就是孺子不能用这一道理来改变另一种做法的原因。王符。昌黎赞说：“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好学而有志向，为乡里人所轻视。他因愤恨世道而著书立论，号称《潜夫论》。《述赦》一篇，认为赦免是贼害善良百姓的祸患，主旨深刻明白。皇甫度辽听说他来，便惊起，来不及系好衣带，趿着鞋出去迎接。哪里像雁门太守问雁那样，呼喊着卿而终身不肯出仕呢？唉，先生啊！” 党锢。王荆公《读后汉书诗》说：“党锢之士纷纷争论是非，当时的高士已经看见了其中的精微。可怜窦武、陈蕃这些人，想要同上天争夺汉家的鼎业归属。” 子由论陈蕃说：“《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祸害就会形成。因此猛禽将要攻击时，一定隐藏自己的形体。这不是凭智慧驾驭事物，而是事情本来不得不这样。谋划尚未发动就让别人知道，没有不危险的。陈蕃将要和窦氏共同诛杀宦官，陈蕃自认为对外顺从人们的愿望，对内又对窦太后有恩，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可是事情先泄露了，他上奏说：‘我听说言语不正直、行为不端正，就是欺骗上天、辜负世人。说话直率而意旨激切，就会使群凶侧目，灾祸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两者之间斟酌，我宁可遭祸，也不忍欺骗上天。如今道路上喧嚣议论，都说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夫人以及诸女尚书共同扰乱天下。如果不赶快诛杀他们，必然会发生变乱，倾覆社稷。希望公布我的奏章，传示左右，使诸奸知道我憎恶他们。’太后没有听从。听到这件事的人无不震惊恐惧。谋划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曹节等人便假传诏令杀死了陈蕃。当时陈蕃已经七十多岁。听说祸难发生，他带领属官和门生八十多人，拔刀进入承天门，挥臂大喊。正好遇到王甫，王甫将他逮捕并杀死。唉！难道上天将要使汉朝灭亡吗？陈蕃是当朝老臣，名望重于天下，却如此狂妄而缺少谋虑，竟和从未经历世事的人相提并论。这难道近于徒手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难道是孔子所说的贤者吗？黄垍《东都名臣论》说：范晔的书称赞陈蕃说：“真令人敬畏啊，已经接近伊尹、太公的事业了。”

译论窦武说：“上天废弃商朝已经很久了，您却想使它复兴，这正是宋襄公失败的原因。” 陈蕃、窦武掌握政权的时候，天下人都伸长脖子盼望太平事业；后世学者谈到忠烈有道之士，一定会考察他们。我独自认为，东汉的天命虽然确实将要终结，但假使国家纲纪倾覆，士人不能奋起，实在是陈蕃、窦武造成的。陈蕃以奇伟的志向、坚定的节操，发誓要澄清国家政局，施展才能、成就事业，不使之腐败。窦氏临朝听政，把心腹大事托付给窦武；窦武凭皇后父亲的身份成为上将，将相同心，只需颐指气使、低声发令，就足以撼动天下。列举奏劾奸邪小人，依次施行诛杀屏退，却拖延时日、延误谋划，像牛追捕老鼠一样。等到郑飒等人被拘系、闭口不言，已经不敢发动变乱时，正是气势穷尽、力量衰竭之时。所剩下的只有朱瑀等十七人，他们还要出宿后回府，狐疑不决。朱瑀等人一声呼喊、咬破嘴唇盟誓，便使身体和首级遍地，令天下忠臣义士畏缩不前、甘受祸乱，这是什么样的智虑不明、器识浅薄啊？凭借将相所受的重大任用，顺应天下人的期望，奋起诛除群奸，就像决开江湖之水灌入支流，又像点燃火把烧毁泰山、压倒朽木一样容易。可是他们迟疑回旋，反而自取失败，给宗庙社稷留下灾祸，使天下人把忠诚视为忌讳，凶恶宦官得志；这样的人，后世还能够称为有才有节的士人吗？博学大儒、当世巨贤，是四海所仰望的人，竟败坏到这种地步，又怎么还责备屠羊、乘宠而无谋且最终凶死的人呢？” 学者一定还会对陈蕃、窦武的事情感到疑惑，试为他们陈述如下：自和帝、顺帝以后，君主之道已经衰败，政权由受宠的宦官掌握。假使陈蕃、窦武身居股肱之位，只是弥补裂缝、挽救败坏，因事进谏议论，而不把彻底消灭宦官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纲纪、权势和国运仍然可以维持，不过是一个有细小缺损的汉朝罢了。一旦功业不能完成，他们便成为邪党口中的鱼肉，使何进的小聪明因愤激而重蹈覆辙，凶党被彻底清除，那么刘氏的帝业就会迁移。难道不是才能不能与实际相称，像鼎中的食物溢出一样显露败象吗？我实在为汉朝的事业将要衰亡而悲伤：陈蕃、窦武扶助它站起，反而成了震落它的灾祸。所以君子建立事业，就要顺势而行，像骑猛兽一样；搏击事物，就要像鹰隼一样。骑的猛兽一旦跌倒，就会反过来咬人；猛禽一旦被看见形迹，就不会捕获猎物。因此不能等到一天结束，必须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救治，像迅雷来不及掩耳一样，铲除邪恶、断绝其根本。哪里有处在万全形势中，却把决断拖延片刻，最终自身受辱、功业断绝，给宗庙社稷留下祸患的道理呢？我读《汉书》，和贾谊处在不同的时代，却同样为此悲恸。温公说：“天下有道时，君子在朝廷上得到彰显，用来端正小人的罪行，使他们没有谁敢不服；天下无道时，君子收敛自身、闭口不言，以躲避小人的祸害，却有时仍不能免祸。党锢之士身处昏乱的时代，不在其位，四海动荡，却想凭口舌挽救天下；评论人物，抑制邪恶、褒扬清正，撩拨毒蛇的头，踩踏虎狼的尾，以至于自己遭受酷刑，灾祸牵连朋友，士人同类被消灭，国家也随之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只有郭泰，既明智又通达，能够保全自身；申屠蟠见到时机便立即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卓然高明，实在不是别人所能赶上的。” 司空图说：“穿着儒生的衣服，却戴着汉代的弁帽，人们一看就认同他，这正是依仗自己的德行。这样必然会有手持兵器等待攻击他的人。君子要挽救时世，也一定要观察时势、估量力量，以求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就应当安静下来，用道义镇定自己，不要只图逞强、磨砺锋芒而急于搏击。道义不能感化，力量不能制服，这将会使时局的困境更加严重。所以李膺一类人最终招致了钩党之祸。至于张俭，又不能自我了断；只凭区区一身，即使使天下残破，对我的道又有什么补益呢？陈太丘能容纳众人，郭有道能诱导人，他们的用意从未挫伤别人，而别人也没有加重对他们的毒害。利害由此可见。况且猛兽凶禽不改变暴虐，麒麟也就不足以称为仁兽；恶鸟不停止鸣叫，凤凰也就不足以成为祥瑞。何况那几个人甘心向权贵豪强逞强，喧嚣争辩，终于导致大乱。只有据守正道而委屈自己的人，或许才可以同权势相抗。” 李德裕说：天下太平的时代，教化兴盛推行，群臣在朝廷和睦，百姓在民间和睦，人们各自磨炼自己，没有什么可争论是非的，天下哪里会有朋党呢？仲长统所说的“意见相同或不同便产生是非，喜爱或厌恶便产生朋党，朋党导致怨恨仇雠”，正是这样。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纲纪因此混乱，风俗教化逐渐衰败；党锢之士开始用议论指责人物，于是言论高亢、行为激烈，讥刺当世。他们的志向在于维持名教、斥退疏远奸佞邪恶，虽然违背了大道，却仍没有失去正义。如今的朋党之人，全都依附宠臣，诬陷君子，鼓动天下的变动来培养自己的交游，窃取儒家学说来资助大盗，正所谓教猴子爬树，唆使狗去伤人；他们藏在城池社坛之中，无法用烟熏、凿挖来驱除。汉朝的党锢之士，已经是治理时代的罪人了；如今结党行邪的人，又是党锢之士的罪人。仲长统说：有才智的人也可能成为奸凶的羽翼，有勇气的人也可能成为盗贼的爪牙。这话确实如此，但辨析还不够周全。像这样的人都是小才小勇，只能用诡诈之道走入邪路，像老鼠穿屋、毒蛇伤人；又像巨海中的阴暗长夜，百般妖异显露出来，哪里能在白天成为怪异呢？越人的道术一旦实行，就会被剁成肉酱。指的是受宠幸的臣子。卢照邻咏郭泰的诗说：“大汉从前到了末季，小人之道于是振兴。玉帛被弃置在守门的宦官那里，刑斧却加害于缙绅。郭先生真是遥远而高尚啊，能屈能伸而掌握其中真谛。从容地辞谢朝廷，谈笑之间奖掖人伦。在昏暗的时代也不与世俗断绝，处于乱世也不结党亲附。诸侯不能与他交友，天子不能任他为臣。他淡泊的情怀如同甄宓背负土甑，声望之重却使折角巾也身价倍增。天下士人悠悠而来，在洛桥渡口为他送行。谁知道仙人乘舟而去后，竟寂寂无有四邻。”

译陈寔 少游说：“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柳下惠，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又说：‘伯夷气量狭窄，柳下惠不够恭敬，为什么呢？’大概古代君子起初并没有刻意安排自己的行为，只是根据时势而已。伯夷所处的时代，天下失于过分污浊，所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求清高；柳下惠所处的时代，天下失于过分清洁，所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求随和。虽然如此，清高是用来激浊扬清的；如果不是为了激浊而清高，就只是狭隘罢了。随和是用来挽救过分清洁的；如果不是为了挽救这种弊病而随和，就只是不恭敬罢了。所以从根本上说，是清高和随和；从流弊上说，则是狭隘和不恭敬。因此，伯夷、柳下惠实际上未曾只是清高，也未曾只是随和，哪里会有狭隘、不恭敬的流弊呢？”前代史书称：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任用官吏，陈寔说：“这个人不适合任用，但侯常侍又不能违背，请允许我从外面另行举荐。”又有一次，中常侍张让归葬颍川，虽然全郡的人都来了，名士却没有一个前往，张让感到非常羞耻，陈寔于是独自去吊唁。唉！像陈寔这样的人，可以说差不多达到了伯夷、柳下惠的境界。为什么呢？桓帝、灵帝时，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而天下士人正以崇尚高节为高尚，对宦官痛恨得过了头，以至于使他们的党羽无处发泄愤恨，常常想以身死来承担党锢之祸，致使天下百姓遭受涂炭二十多年，这难道只是小人的罪过吗？”},{ 君子也有因此取法于他的地方。确实知道事情是这样，所以在任用官吏、送葬等事情上，稍微委屈自身，不过是以此顺应时势、挽救弊病罢了。后来再次诛杀党人，张德认为郑玄因此多能保全自己而获宽宥，那么这种做法的效果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唉！假使东汉的士大夫都像郑玄这样，党锢之祸又从哪里兴起呢？这样说来，郑玄大概接近伯夷、柳下惠，确实不是妄说。然而，郑玄在侯览、张让面前委屈自己，不能算过错；那么元稹之流依靠宦官而取得宰相之位，也不能算过错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在卫国会见南子，在鲁国拜见阳虎；到了弥子瑕要以自己为主人、说“我作为卫国卿大夫的地位可以取得”时，孔子却说：“这是命运。”大概会见南子、拜见阳虎，是身体可以委屈；不接受弥子瑕的主张，是道义不能委屈。郑玄对于侯览、张让，也是委屈自身来伸张道义，哪里像元稹之流那样委屈道义来伸张自身呢？然而，士大夫为了道义而不向宦官委屈自身，难道也可以吗？这也不对。从前齐国人俘获了臧坚，齐侯派人去慰问他，并且说：“不要死。”臧坚叩头说：“拜谢您屈尊下令来辱临，但君侯的恩赐却没有贯彻到底，姑且又让您的刑臣按照对待士人的礼节，用木桩刺伤我而死吧。” 古人以自己的身体受辱于刑臣为耻，就是这样。若不是郑玄所处的时代，怎么可以向宦官委屈自身呢？如果故意效法伯夷的清高，却不顾所处的时代，那只是狭隘罢了；像郑玄这样向宦官委屈自身，却又不顾所处的时代，那只是奸邪罢了。蔡邕论三互法。司马光说：“叔向曾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会有很多制度。英明君主的政治，是谨慎地选择忠臣贤才来任用。凡内外的臣子，有功就奖赏，有罪就诛罚，不徇私偏袒。法令制度不烦琐，而天下大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抓住了根本。’等到国家衰败时，百官的任用不能选择合适的人，禁令却越来越多，防范限制也越来越严密。有功劳的人因为拘泥于文书条文而得不到奖赏，作奸犯科的人却凭借巧妙钻法而免于诛罚。上下都受到烦扰，天下于是大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追逐了末节。孝灵帝时期，刺史和二千石贪婪得像豺狼猛虎，暴虐残害百姓，而朝廷正在拘守三互之禁。如今看来，这难道不是恰好足以令人发笑，同时又深深值得警戒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献帝。董卓【高适、何去非、温公】。诏令把十四州合并，恢复为九州岛【子西】。袁术僭越称号，设置南郊、北郊【子西】。仲长统【昌黎】。通论。汉代的君主【温公】。东汉的兴亡【温公】。循吏【杜牧】。隗嚣、刘表【子由】。丁鸿、刘恺【东坡、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