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

译皇帝在彭原与张良娣赌博。范祖禹评论说：“明皇流离迁徙到蜀地，肃宗远在草野之间，宗庙被焚毁，国家成为废墟，这正是痛心疾首、刻苦自励的时候。然而他却在军队之中同妇人嬉戏，难道不是把帝位当成享乐之具吗？肃宗的志向实在不够远大，享有国位不能长久，这难道就是它的征兆吗？” 皇帝开始用官爵赏赐功劳，于是朝廷官员的僮仆中也有穿着金紫官服、从事服役的人。一个大将军的告身，只能换来一场醉酒。范祖禹评论说：“《传》说：‘不遵法度、不合常规，叫作扰乱政事。’官爵，是君主用来驾驭天下的东西，不可以把虚假的名位轻率地授予人。君主认为尊贵，众人就认为尊贵；君主认为卑贱，众人就认为卑贱。难以得到而授予君子，官爵就显得尊贵；容易得到而施给小人，官爵就显得卑贱。肃宗想用苟且简便的办法取得成功，滥授名位器物，使它们轻贱得如同粪土，这正是扰乱政事的极点。唐王室不能振兴，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皇帝起初与回纥约定，攻克京城的那一天，金帛和妇女都归回纥所有。等到广平王俶等人收复东京时，回纥大肆抢掠了三天。范祖禹评论说：肃宗想要恢复唐王室，如果能诚心寻求天下贤才，同他们共同成就平定天下的功业，顺应百姓的心愿来讨伐暴逆，还担心贼寇不能消灭吗？可是唐朝的君主喜欢结交各蕃，以求得到他们的援助；肃宗姑且只求迅速成功，不作长远谋划，以至于让回纥放纵抢掠，同贼寇没有区别，他失去民心，不也是太严重了吗？从前武王讨伐商朝，也有微、卢、彭、濮等部族相助；春秋时期，姜戎常常帮助晋国征讨，都是用中原军队来控制他们，只让他们作为相互呼应的助力罢了。到了后世，依靠外域来取得成功，同他们共同办事，没有不成为祸患的。下令让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却不设置元帅，而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九节度使的军队共有六十万，在相州溃败。范祖禹评论说：“夙沙卫在齐军后面殿后，殖绰、郭最说：‘你殿后统领国家的军队，这是齐国的耻辱。’以诸侯的军队，尚且让宦官殿后，还被认为是耻辱，何况天子的军队，却让宦者担任主帅呢？这是使天下军队蒙受耻辱。而且安庆绪是穷途末路的寇贼，郭子仪、李光弼是世间罕见的名将，让鱼朝恩统制他们，尚且不能免于失败，那么庸才能力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肃宗刚刚收复两京，就把六十万军队白白葬送，他没有因此灭亡，也只是侥幸罢了。” 皇帝没有听从李泌先攻取范阳的谋略。秦少游评论说：我听说，有的人善于听取意见，却没有好的谋略；有的人有好的谋略，却没有有利的形势。天下的形势，善于谋划就没有不利的；天下的谋略，善于听取就没有不好的。我曾认为，唐王室藩镇之患延续到一百多年仍不能解除，其弊端大概就开始于天宝年间，起因只是肃宗没有采用李泌先攻取范阳的谋略。为什么呢？范阳是安禄山的巢穴。鸟巢被烧毁，即使有强劲的翅膀也没有归宿；野兽失去洞穴，即使有绝快的脚力也没有可以凭借的形势。安禄山统领范阳，专门掌握三道的精锐军队，已经十四年没有迁动了。那里的人看待他，就像儿子看待父母一样。一天，他起兵犯上，天下人都把他当作反贼，咬牙切齿、挽袖欲战，唯恐他不能被消灭；唯独范阳人把他当作君主，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他兴盛，唯恐他不能兴起。这就是所谓家臣不知道有国家，自古以来小人的常情。所以郭子仪、李光弼从朔方起兵，都想先谋取范阳，而李泌向肃宗陈说得尤其详尽。这大概是天下有利的形势，正应乘势而进、不可错失。假使肃宗能够听从他的计策，先下诏让李、郭诸将相互呼应而攻取范阳，贼寇失去巢穴，那么他的部众自然溃散，两京可以传递檄文就平定，战事也就随之平息了。正因为没有采用李泌的谋略，所以安庆绪、史思明相继再次起兵，直到凶徒逆党长期拖延，不能及时受到上天的诛罚，于是只好姑且采取权宜办法，把河北土地瓜分后交给他们，这就是藩镇之患的起源。从前夺取天下的人，都把最初起事的地方作为根本，所以即使遭到困厄失败，也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汉高祖保有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魏武帝保全兖州，都是这样。范阳也正是安禄山的关中、河内、兖州。当他攻陷两京时，得到宫禁府库中的珍宝，总是用骆驼驮回去；当地风俗甚至把安禄山、史思明称为二圣。十七年以后，张弘靖想惩罚他们当年的行为，掘墓毁棺，可是众人仍然不高兴，以至于酿成叛乱。由此说来，天宝年间，如果不是唐朝的威德仍在人心，忠臣义士一心向着王室，那么天下的事情还说得尽吗？柳玭称赞两京的收复，李泌的谋略占多数，他的功劳大于鲁仲连、范蠡。如果从范阳这件事来说，李泌的谋略没有被听取的地方太多了。他所说的，是帝王的军队应当谋求万全，规划长久安定，使后世没有祸患。后来唐朝又得到两京，贼寇再次作乱，不久果然如此。唉！假使李泌的谋略全都被听取，哪里还会有藩镇之患呢？” 按照六等来确定陷入贼党的官员的罪行，后来又后悔诛杀陈希烈等人。司马温公评论说：做人臣的，一旦登记名籍、献身效忠，就应当有死而无二心。陈希烈等人，有的贵为卿相，有的与皇室亲近，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却没有一句话规劝君主的过失、挽救国家的危难，只知道迎合取容，以窃取富贵。等到四海横遭溃乱，趁着天子流离播迁，苟且偷生、贪恋妻子儿女，向贼寇献媚称臣，还替贼寇效力，这连屠夫酒贩都感到羞耻，连犬马都不如。假如还保全他们的性命，恢复他们的官爵，那就是谄谀之臣无论到哪里都能得逞了。像颜杲卿、张巡这一类人，天下太平时却被排斥到外地，压抑在低级官吏之中；天下混乱时又被抛弃在孤城里，粉身碎骨于寇贼之手。为什么行善的人反而不幸，作恶的人反而幸运？难道朝廷对忠义之士如此薄待，对奸邪之徒却如此厚待吗？至于那些地位卑微的臣子和巡逻守卫的差役，他们没有参与谋议，号令传下来时事情已经改变；早晨才听到皇帝亲征的诏令，晚上就失去了皇帝警跸所在之处，却又责怪他们不能护从，难道不是太难为他们了吗？按六等议定刑罚，这也就可以了，又何必后悔呢？”},{

译重新制作乐器。东坡说：“唐朝初年，使用的就是隋朝的乐乐器。武德九年，才下诏命祖孝孙、窦琟等人制定乐律。当初，隋朝采用黄锺一宫，只敲击七口钟，另外五口悬挂着却不敲击，称为‘哑钟’。张文収于是按照古法截竹制作十二律管，与祖孝孙等人依次调定五口钟，敲击它们便能相互应和。从此十二口钟都得到使用。到了肃宗时期，山东人魏延陵得到律图，李辅国把它进奏给皇帝，说：‘太常寺的乐调都偏低，不合黄锺律，请把各种钟磬全部重新制作。’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各种乐器全都取来，磨治削修，二十五天便制成了。然而用汉代的律法考察，黄锺其实就是太簇。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样不对。唐朝采用肃宗所定的乐律以后，政事日益急迫，百姓日益苟且偷安，最终因此灭亡。按道理推断，他们所谓的‘偏低’，其实是中声。可悲啊！” 根据李岘的论断，毛若虚审理案件不实，因此被罢免宰相之职，降为蜀州刺史。孙之翰评论说：肃宗驱逐李岘，不仅是受内臣李辅国控制，也是因为自己昏昧不明。李岘的声望和德行受到当时人的信任和重视，任宰相还不到一个月，他的议论和风采已经能够震动朝廷内外。等到他论说毛若虚奸诈邪曲，导致崔伯阳等人无罪而被责罚驱逐，这本来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一个县尉捕杀马坊的士卒，并不是凶暴到了极点，怎么敢擅自依法处置？只是李辅国说那名士卒含冤，崔伯阳等几位名臣审查复核此案，完全查明了事情的状况。只有毛若虚附会迎合，李辅国也说那名士卒含冤，肃宗不相信崔伯阳等人公正的言论，却只凭毛若虚奸邪的奏章行事，这难道不是因为受李辅国控制才这样吗？既然受内臣控制，冤枉驱逐正直的人和贤能的宰相，反而还把辨明此事说成罪过。况且他当面对侍臣说李岘专权，把他驱逐到远郡，还说这是宽大的处理；这难道不是连事情的是非曲直、臣下的冤枉与正直都不能辨察吗？难道不是昏暗不明吗？李辅国不过是一个宦官，凭借护卫随从的一点微小功劳，受到过分宠信任用，于是变得强横，扰乱国家法度，公卿百官中迎合依附他的人很多。李岘既然担任宰相之首，便论说李辅国的情状，李辅国不久就请求让出职位；虽然这是出于愤怒，也说明他知道害怕。一个宦官正当强横之时，天子不能制服他，大臣不敢违逆他，贤能的人出任宰相，首先挫败了他的锋芒；如果任用李岘一年半载，他一定能够制服李辅国的奸恶，不至于发展到严重地步。” 李岘正竭尽心力处理国事，无所畏惧回避，肃宗却认为他专权而将他驱逐，助长了李辅国的势力，最终酿成大祸。唉！肃宗是中兴之主，却因为过分宠信内臣，终于昏昧懦弱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惜啊。藩镇。范祖禹评论邢延恩请求任命刘展为淮南都统，朝廷于是任命了刘展；刘展察觉到其中的谋划，便带领宋州军队赴任，攻陷润州、升州等十余州，说：“邢延恩一句话，朝廷便失去信用，藩臣背叛，江淮数千里遭受涂炭之祸，这已经很严重了。小人的交结竟能扰乱四方国家，正是这样啊！肃宗不明，既然听信了谗邪之人的话，难道这只是邢延恩一个人的罪过吗？范祖禹又评论裴茙接受密敕袭击来瑱，来瑱将裴茙击败并擒获，送到京师赐死，说：肃宗听信谗言，任免升降不明，把藩镇职位当作诱饵，想诱使反复不定的臣子归附，所以刘展先叛乱，来瑱随后作乱；这都是因为朝廷任用和调换藩镇没有遵循正当的原则。况且来瑱尚未丧失臣节，朝廷却实行裴茙篡夺其职位的谋划；即使裴茙战胜来瑱并取代他的职位，也不如来瑱跋扈所造成的危害小。藩臣倔强而拥兵自重，只要得到一位贤能的宰相，便足以制服他；肃宗却把谋划拿去和宦官商议，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 司马温公评论说：“平卢节度使王元志去世，李懐玉杀死王元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担任节度使。皇上命令中使前去授予他旄节。有人说：‘百姓生来都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制定礼制来治理他们。从天子、诸侯直到卿大夫、庶人，尊卑有等级，大小有次序，就像纲与条彼此维系、手臂和手指彼此使唤一样；因此百姓服从侍奉上级，臣下也没有非分的觊觎之心。’《周易》中说：‘上天下泽，履。’《象传》说：‘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凡是君主能够拥有臣民的原因，在于八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舍弃这些权柄，那么君臣之间的势力就相等了，凭什么驱使臣下呢？肃宗遭逢唐朝中衰，幸而复兴国家，本应端正上下之间的礼制，用它纲纪四方，却苟且取得一时的安定，没有考虑长久的祸患。任命将帅、统领藩镇，是关系国家的大事，却只委托一个使者，迎合军队的情绪，不问贤能还是不肖，只要是他们想要的人就授予职位。从这以后，积久成习，成为常规，君臣都因循守护，把它当作得计，称为姑息。以至于偏将、士卒杀掉并驱逐主帅，也不治他们的罪，反而因此把主帅的职位授给他们。这样一来，爵禄的废置、人的生杀和取舍，都不由上级决定，而由下级决定，祸乱的产生难道还有止境吗？况且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当奖赏善行、惩罚恶行，因此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作恶的人受到惩戒。那些身为臣下却杀害驱逐上级的人，还有什么罪恶比这更大呢？却让他们执掌旄钺，统领一方军队，这就是在奖赏他们。用奖赏来鼓励作恶，恶行还有什么不会达到的呢？《尚书》说：‘谋划要长远。’《诗经》说：‘谋划得不长远，因此大力进谏。’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治理天下的政事，却专门实行姑息政策，这些忧患难道能够数得清吗？从此以后，身为下级的人常常不安地窥伺上级，一旦得到机会就攻击并揭发上级；身为上级的人常常惴惴不安地害怕下级，一旦得到机会就掩袭并屠杀下级，彼此争着先发制人，以满足自己的意愿，不是为了相互保全、共同获利和长久存在而谋划。这样还想求得天下安定，能够做到吗？考察祸乱的根源，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古代治理军队一定以礼为根本，所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见他的军队无论年长年少都遵守礼法，便知道军队可以使用。如今唐朝治理军队却不顾礼法，使士卒能够凌辱偏将，偏将能够凌辱将帅，那么将帅凌辱天子，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由此祸乱接连发生，战争不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处申诉，共计二百多年。到大宋受命以后，太祖才制定军法，使军中按照等级相承，小的违犯也都伏在斧锧之下受刑，因此上下有秩序，命令能够推行。禁止四方征伐，使不守法者无所图谋，使天下归服，安定亿万百姓，使他们确实繁衍生息直到今天，这些全都是因为按照礼法治理军队的缘故，难道不是为后世留下了长远的谋划吗？”

译李揆。张唐英评论说：“李揆与吕諲一同任宰相时，肃宗让吕諲的地位在李揆之上。后来吕諲因事出任荆南长官，而政绩声誉非常美好。再次入朝任宰相后，李揆秘密派遣直省官员前往江陵探求吕諲的过失，吕諲于是把这件事上奏。李揆被贬为袁州刺史。唉！李揆想陷害吕諲，反而陷害了自己。况且身居朝廷高位主持大政，应当思考辅佐君主的道理，使天下得到恩泽而不误害百姓；不应因个人喜怒破坏国家的法度，也不应因亲疏仇怨损坏朝廷的公正。贤能的人即使是仇敌也一定提拔任用，不肖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排斥罢去，这样才差不多能够上不辜负君主，下不愧对他人。可是他反而厌恶吕諲有良好的政绩，害怕吕諲得到任用，想要寻找他的过失，暗中肆意倾陷他，这难道是把天下放在心上吗？大概他只是擅长书札文章的人，并不是执掌朝廷大政的人才。他起初被进用时，没有考察实际才干，就像南郭先生之流。等到取得职位，又不知道做大臣的道理，只依仗身处朝廷中枢而控制外臣，以为那就像站在高处滚动弹丸一样容易，却想加害外臣，难道不愧对古代的祁奚吗？真是怀抱腐臭之物却想使它散发香气，跳入水中却想求得身体不被沾湿的人啊。唉！身为大臣，却把宦官李辅国当作父亲一样侍奉，又嫉妒并陷害正直的人。后来元载掌权，把他安置在闲散之地，最终流落失意，大概也是他自己招来的。” 李勉。范祖禹评论弹劾管崇嗣、使朝廷礼仪不严肃的事情说：“从前赵襄子遭遇晋阳之难，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共不敢失去礼节。等到赵襄子行赏时，把高共列为首功。肃宗在朔方时，唐王室的处境危急得像缀在旒上的玉一样，李勉没有因为王道道路的平坦或险阻而改变自己的心志，也没有因为君主和父亲身处民间草野而废弃自己的职守。像这样侍奉君主，可以说是忠正之士了。”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一。肃宗二。房管【东坡、范祖禹、柳子厚、张唐英】。李光弼【孙之翰、范祖禹、子由】。张巡、许远【李翰、昌黎、柳子厚】。韦应物【白乐天】。房管。东坡评论陈涛斜之败说：“房次律败于陈涛斜，损失了四万人，真可悲啊！古代谈论用兵的人，有的取法《通典》。《通典》虽然是杜佑编集的，但其中的内容出自刘秩。陈涛之败，刘秩也有责任。房次律说：‘曳洛河虽然人多，怎么能抵挡我？’刘秩凭借区区的口才等待应对，曳洛河却太疏忽了。” 范祖禹说：“房管有高远的志向和虚浮的名声，却没有实际才能。肃宗既然已经疏远他，却还让他担任将帅，倚仗他能够成就收复失地的功业，这是不了解自己的臣子。房管因为谗言而被疏远，却仍把讨伐贼军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不了解自己的君主。君主不了解臣子，臣子也不能正确估量君主，却想成就天下的大事，我从未听说过。况且肃宗任用房管，房管又任用刘秩，君臣像这样都不了解人才，怎么能不失败呢？” 柳子厚在《相国房公德铭》的背面说：天子的三公称为公，王者的后代称为公，诸侯入朝担任王的卿士，也称为公。拥有土地、分封臣下时称他为公，尊重他的道术、把他当作老师时称他为公。楚国僭越礼制，凡是担任县令的人都称为公。古人通常把年长的老人称为公，所以说三公，如周公、召公；说王者的后代，如宋公；说担任王的卿士，如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作为臣下称公的，各诸侯国都是如此。以老师身份受到尊崇的，如太公；楚国担任县令的，如叶公、白公；年长的老人，如毛公、涪公。但是大臣很少能以姓配公称呼，虽然近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却不能显著著称。唐朝大臣以姓配公而称呼，最著名的就是房公。房公辅佐玄宗时，在蜀地有功，人人都佩服他的节操；辅佐肃宗时，在岐地制定教训，人人都尊崇他的道术。他只是以正直仁慈成就德行，因此无论升降和所处之地，事情都能治理；辨明他被调离的原因后，人们都为他哀号。他离去很远，人们也随之远离，人人都无法抑制对他的思念。文士赵郡李华为房公铭刻德行，所以未能立成。如今刺史太原王涯赞美房公的道术，认为它仍保存在人们心中，人们没有忘记房公的道术，于是为他刻石，并且说：州城南面有一座亭子，名叫需宴亭，是房公所建，也是人们思念他的地方。于是增修装饰亭子的屋宇，就在这里立碑。” 州中人都非常高兴，一齐聚集起来流泪，说：“从前您凭借周公、召公那样的德行，微子那样的仁爱，有封地，受封为卿士；论道德，可以位列三公；论德望，是国家的老师；论年资，是元老。您曾经任县令，县里的人都怀念您的教化；后来到了州里，州中百姓都受到您的恩泽。凡是您的子孙，没有不敬仰爱慕您的。称颂盛德的文章，文辞典雅而不刻板。历任刺史几十人，没有谁能够振兴此地。最终还是归功于王公。王公曾经在宫禁之中参与机密事务，辅佐天子；如今遵循您的治道，刺史我所在的邦国，承接您的治理，又能够尊崇您的德行，起用遗留下来的文章来彰明前人的功业。那么他入朝担任卿士、三公，谁能说不合适呢？我害怕他离开我们，赶紧请求把这些话写在碑铭的背面，用来永远表彰本邦的良政。” 张唐英评论说：议论者认为，贺兰进明不出兵救援睢阳，导致贼将尹子奇攻陷睢阳城，捕杀张巡、姚誾、南霁云、许远，这些都是贺兰进明造成的。如今考察事情的始末，就知道这不是贺兰进明的罪过，而是房管的罪过。凭什么这样说呢？房管与贺兰进明有嫌隙，在贺兰进明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前来辞行时，他把自己受到房管排挤的事全都说了出来。肃宗改授他为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让他镇守临淮。房管憎恨贺兰进明违逆自己，于是任命许叔冀为贺兰进明的都知兵马使兼御史大夫，使他的权位与贺兰进明相抗衡，无法加以控制。等到南霁云前来请求援兵时，贺兰进明害怕许叔冀乘机袭击自己，不敢分兵援救，于是导致睢阳陷落。唉！身为宰相，正当天下横遭水火、四处溃败之时，却不能进用贤能、任用有才之人，推行至公之道来拯救天下的灾难，反而心怀毒螫，谋求消除自己的怨恨，把亚相的爵位授给凶恶的小人，让他伺机毒害正直之人，终于导致睢阳得不到救援，忠臣义士遭到杀害，一郡百姓肝血涂地。若不是房管造成的，又是谁造成的呢？燕雀在一间屋子里筑巢，母子相互喂食，和乐融融，自以为安稳；灶旁的烟突起火焚烧，却不知道已经无处容身。这说的就是房管啊。” 当时，太上皇在蜀地，天子在灵武，即使是深闺中的妇女、乡野的儿童，即使没有知识，也一定会愤怒地想着洗刷国耻；可是房管身为执政大臣，竟然一点也不考虑这些，只顾做小人的阴险勾当，这就是像燕雀一样和乐自安。他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而杜甫还局促地认为，房管这个大臣之子能够自我建树，大概只是仰慕他的风流虚名，把他看作王衍、何晏一类的人，却没有考察他的实际作为罢了。唉！这类人真是地上的画饼，难道对天下有什么益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