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

译攻克商朝 东坡说：“武王攻克殷朝后，把殷朝遗民交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统领，又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地。武王去世，禄父与管叔、蔡叔发动叛乱，成王命周公诛杀他们，并把微子封立在宋。”苏轼说：“武王不是圣人。从前孔子大概曾经责备过汤、武，只是自己认为是殷的后代，而周人又不敢直说，所以多次委婉地表达这个意思。伟大而崇高啊，尧、舜！禹，我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他们比不上汤、武之处，也很明显。孔子说：‘武王的乐舞极其美，却还没有达到尽善。’又说：‘天下三分，周占有其中两分，却仍然以臣服的态度侍奉殷，周的德行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了。’伯夷、叔齐对于武王，大概认为他是弑君，所以直到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孔子却赞许他们，这说明孔子对武王的责备很重。这是孔氏一家的传统法则。世上的君子如果自认为是孔氏的门徒，就必须遵守这一法则；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也许就在于此，谁敢不严肃对待呢？可是孟子开始说：‘我只听说武王诛杀独夫纣，没有听说这是弑君。’从此以后，学者把汤、武看作圣人，仿佛本来就应当如此，这些人都是孔氏的罪人。假使当时有像董狐那样的良史，南巢之事一定会按叛乱记载，牧野之事一定会按弑君记载；那么汤、武虽然是仁人，也必将依法承受恶名。” 周公作《无逸》说：“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我们周的文王，这四个人都通达明智；他们在上不及汤，在下不及武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文王在世时，诸侯不用召集便自行前来，因此接受天命而称王，行使天子的职权。周最终称王还是不称王，并不取决于纣是否存亡。假使文王还在，一定不会讨伐纣；纣没有遭到讨伐，或者寿终正寝，或者死于乱事，殷人拥立君主而侍奉周，周命令他作为二王之后，以奉祀殷朝，这样君臣之道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后返回；如果纣改过自新，便罢了；否则就让殷人改立君主。武王这样对待殷朝，也就够了。天下没有君王，有圣人出现，天下归附他，这是圣人无法推辞的；但要用兵取得天下，放逐君主，甚至杀死君主，可以吗？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豪杰纷纷起兵，荀文若是圣人一类的人，认为除了曹操没有人能够平定天下，所以起身辅佐他。他与曹操谋划的，都是王者应做的事情。文若难道是在教曹操反叛吗？这是要用仁义拯救天下；天下平定后，帝王之位自然会到来，届时将不得已而接受；如果它没有到来，就不主动夺取。这是文王的道路，也是文若的心意。” 等到曹操谋求九锡时，荀文若便因此而死。所以我曾经把文若看作圣人一类的人，是因为他的才能像张子房，而他的道义像伯夷。杀死他的父亲，却封立他的儿子；如果这个儿子不是那种人，还可以让他接受封爵；如果他果真是那种人，就一定会为父亲而死。楚国人将要杀令尹子南时，子南的儿子弃疾正为楚王驾车。楚王哭着把这件事告诉他。子南被杀后，他的门徒对他说：“走吧？”他说：“我和杀死我父亲的人一起走，又能到哪里去呢？”于是问他：“那么，你还要做楚王的臣子吗？”他说：“抛弃父亲而侍奉仇敌，我不忍心。”于是上吊而死。武王亲自用黄钺斩杀纣，如果还让武庚接受封爵而不叛乱，难道还算是人吗？所以武庚必然叛乱，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武王封武庚，大概只是不得已罢了。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贤明圣德的君主出现过六七位。纣虽无道，但殷朝旧族和遗留下来的风俗还没有完全消灭。天下三分，殷朝没有讨伐周，周却讨伐殷，诛杀它的君主，灭掉它的社稷，诸侯中难道会没有不高兴的吗？所以封武庚来安慰他们，这难道是武王本来的意图吗？所以说：武王不是圣人。”

译伯夷、叔齐 昌黎说：“士人能够特立独行，只是因为合乎自己的义罢了，不顾世人的是非；这样的人都是豪杰，是坚信道义、又能清楚认识自己的人。”一个家庭的人都非难他，而他仍努力实行自己的信念且不迷惑，这样的人很少；至于一个国家、一个州的人都非难他，而他仍努力实行自己的信念且不迷惑，大概天下只有一个人；如果达到全世界都非难他，而他仍努力实行自己的信念且不迷惑，那么千百年才有一个人。像伯夷这样的人，即使天地穷尽、万世延续，也不会顾虑世俗。太阳月亮的光明都不足以与他的明辨相比，泰山的高峻都不足以与他的气节相比，天地的广大都不足以容纳他的操守。殷朝灭亡、周朝兴起时，微子是贤人，抱着祭器离开了殷；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贤士和诸侯前去攻打殷，却从未听说有人责难他们。可是伯夷、叔齐两人却独自认为这样做不可以。殷朝灭亡以后，天下归附周朝，他们两人却独自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宁愿饿死也不顾惜。从这些事情看来，他们难道是有所求才这样做的吗？他们是坚信道义、清楚认识自己的人。如今世上所谓的士人，凡是有一个人称赞他，便自以为有余；凡是有一个人阻止他，便自以为不足，只有他们独自不以圣人为准则，却这样自以为是。圣人才是万世的标准。” 所以我说：“像伯夷这样的人，特立独行，即使天地穷尽、万世延续，也不会顾虑世俗。”即使如此，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后世的乱臣贼子就会接连不断出现了。皮日休说：“上天必定顺从道，道却不受上天支配。这样说来，岂不是指人吗？大圣人顺应千百年一遇的时运，仁德由祥瑞而发，义举因瑞兆而兴。最上等的是圣帝，其次是素王。他们无不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连，感动鬼神。有的人守护道义直到死，秉持志向直到生命穷尽；他们坚定如金石，金石都不足以形容其贞正；他们淡泊如冰玉，冰玉都不足以形容其清洁。除了上古圣人，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们的心，更何况当世富贵之人呢？这就是他们自信于道，那么天地也无法使他们改变。”唉！伯夷、叔齐的志向，曾经在言语中以神农、虞、夏作为标准。由此看来，他们难道是有意于文王、武王吗？然而考察他们归附周朝的经过，他们不听劝告而死。他们本来应当寻求西伯，却遇到了武王；难道不能说他们遇到了仁人吗？既然遇到了仁人，却不接受他的劝告，那么伯夷、叔齐的死也是应该的。太史公因为他们饿死而责问天道。唉！像伯夷、叔齐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道不受天支配”吗？如果他们没有遇到仁人而饿死，那么确实可以责怪上天。假如伯夷、叔齐认为殷朝的乱局可以容忍，后来又向周朝称臣，那么他们就会列入周公、召公那样的行列，哪里还会有首阳山的困厄呢？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是自信于自己的道，所以天也无法使他们改变。天尚且不能改变他们，何况人呢？” 何况鬼神呢？柳识说：“当初，先生远离中州，像鸾鸟隐伏在西山，只顾看薇蕨茂盛，歌咏唐尧虞舜的时代一去不返。他说，改变暴政啊，又有武力；穿着墨色丧服啊，还有什么颜面？一声叹息便忘了饥饿，仿佛在山岩关隘之间受人讥刺。难道不是因为上面的冠已经破旧，下面的鞋却换新了吗？又说：一个人处在正位，谁知道三位圣人的纯厚福祉？周公让位的用意，不正是这样吗？由此可知，先生所忧虑的事情有失偏颇。当年夷羊出现在牧野，殷人的罗网松脱，乾道停止，坤维断绝。鲸鱼般吞噬天下的鬼孽之王，奋力施展武力；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覆灭昏庸暴虐之君，凭借深沉睿智之人。于是两位老人归附，八百诸侯会合；一战穿上戎衣，天下九州便被平定。何况还有旗帜赐给黄鸟，玉圭授命于赤乌，使人承受巨桥的施舍，使人申雪羑里的罪过。因此能够像山一样建立功业，像雨一样聚集众力，像闪电般扫荡，像疾风般驱驰。等到武王下车即位，兵器不用在武库中磨砺，九匹骏马伏在文治之路的车辕前。虽然两位贤士不肯进食，天下百姓却因此得到苏息。后来，天下到处都是周土，四海之内都是周人，唉，先生逃避周朝又将到哪里去呢？万民归附并修饰礼仪，唯独他心中郁结；六合广大无边，最终却困守于一身。虽然违逆时势而超过周朝，内心终究仍以殷臣自居而为殷朝悲伤。所以他不食周朝的粮食，是求仁便得到了仁；但原因并非只有一个，各人的行为各有各人的志向。如果能够变通处事以养厚自身，顺应事物以成就其利益，那么哪里还会有坚贞节操的准则呢？各自亲爱、维护自己的亲人之事，真是神妙啊，真是神妙啊！这虽然不是为了合于道而保全生命，却是勉励臣子保持不二之心。李德裕说：“从前伯夷、叔齐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在首阳山下挨饿。孔子称许他们的仁，孟轲赞美他们的德【《孟子》称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人】，大概是取其节操来激励贪婪之人。所谓周朝的粮食，就是周王所征赋而来的俸禄。进谏而不被采纳，不食君禄也就可以了。至于听到贤淑女子的话，便停止进食薇蕨，这就叫作不明智。薇蕨是天地元气所生发的，是四时顺序运行所成，是日月所照耀、风雨所滋养的，周朝哪里能据为己有呢？如果说粮食是周人播种耕作所得，那么伯夷、叔齐难道不是周人吗？反复推究这套道理，终究都不合情理。然而伯夷、叔齐的行为确实误导了后人。于陵仲子仰慕伯夷、叔齐，竟至于认为他兄长的俸禄是不义之物；清洁是清洁了，仁难道能这样吗？后来商洛四友畏惧秦朝的残酷、躲避秦朝的祸害，难道只是为了保全自身吗？他们以紫芝为粮，饮清泉为浆，终老于南山来保养寿命，这才可以说是仁与智兼备了。” 刘敞说：世人都认为伯夷、叔齐进谏武王而不被采纳，于是退隐到首阳山，不食周朝的粮食，采薇而食，直到饿死。依我考察，并不是这样。伯夷、叔齐是仁人，爱护自己的君主，唯恐使君主受到伤害，所以矫正世俗、砥砺风气，阐明天下的大义而不存私心。他们进用时遵循道义，退处时遵循义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求仁而得仁，哪里像小丈夫那样呢？小丈夫进谏君主而被采用，便喜形于色；进谏君主而不被采用，便也把怨愤表现在脸上，终身不再面向国都而坐。所谓他们不食周朝的粮食，是说他们辞去臣职离开，不列在官府的廪膳之中。辞去臣职离开、不列在廪膳之中，这才是所谓的‘饿’，哪里有采薇的事情呢？大概只是后人稍加文饰罢了。自尧、舜以来，超出世俗的士人多得不可胜数，然而伯夷、叔齐是其中的首要人物，学者都称道他们。周朝刚刚发生变乱时，鲍焦憎恶这一切，不忍食用周朝的粮食，便在道路旁采野菜来吃。有人对鲍焦说：‘如今你不吃周朝的粮食，却吃周朝土地上的野菜，这并不能解决鲍焦的问题。’于是鲍焦停止吃野菜，吐出食物，站在那里死去。然而孔子不认为这是仁，学者也没有称道他。”

译颍滨说：“武王依据大义讨伐商朝，而伯夷、叔齐也依据义理反对他，这两者不能同时成立，孔子为什么却都赞许呢？”文王、武王成为王，并不是有意求取才得到的，而是天下人都归顺他们；即使他们想推辞，也无法做到。纣王的存亡，已经不能再因此增益或损害什么了。文王把伐纣之事留给后人，是知道天命不可提前；武王讨伐纣，是知道天命不可延误。然而商汤尚且因战胜夏朝而感到惭愧，孔子又说武王的功业还没有达到尽善，那么伯夷的义理难道可以废弃吗？宋昭公因无道而被弑，《春秋》虽然记载说‘宋人弑其君杵臼’，但晋国的荀林父、卫国的孔达、陈国的公孙宁、郑国的石楚讨伐宋国，却因为没有讨伐弑君之贼而只称作‘人’。晋灵公还为此在扈地会合诸侯，因为没有讨伐弑君之贼，事情也不加记叙，这说明君臣之义不会因为君主无道而被废弃。” 章表民说：“伯夷的道，是古今难以做到的道。不因生死而动摇自己的志向，却为了仁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当初阻止武王讨伐纣，并不是刚强；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也不是懦弱，只是专心于仁义罢了。纣是暴君，他的丑恶行为已经昭然若揭。武王汇聚天下人的心志来讨伐他。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天下人抛弃了商朝，而是商朝抛弃了天下人。譬如堤坝必然决口，水流才会溃散；纣所作的恶，不是商汤的德行所能掩盖的；天下人的愤怒，也不是一个人能够遏止的。只有伯夷、叔齐还进谏，想使武王停止。有人说武王本来就应该接受他们的进谏；有人说他们只是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说法都不对。两位圣贤所做的事，本来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拯救天下却断绝一个人的性命，这是武王的事；并不是把天下据为己有。用一句话安定万世之乱，这是伯夷的事；并不是责怪武王讨伐纣。武王看待纣虐待百姓，就像自己也在共同虐待百姓；伯夷担心后世有人杀害君主，就像自己也在共同杀害君主。他们的道最终都归于救人，只是所要救助的对象不同罢了。因此，不把君主当作君主的人听到武王诛伐纣，就会希望得到这样的君主；不把自己当作臣子的人听到伯夷进谏，就会希望成为这样的臣子。” 君臣关系确定，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天下就安定了。唉！武王的功业，世上也有人能够做到，这是可以做到的功业，属于顺应时势而兴起的事情。伯夷的死，距今已有数十、数百、数千年了，前面有没有能够继承他的人，我只听说没有；后来有没有能够继承他的人，也难以预知。这种死亡是难以做到的，属于随着自身生命一同废弃的事情。因此，平定桀、纣，没有谁比商汤、武王更仁；而能在天下治乱交替之际拯救人的，没有谁比伯夷更仁。商朝衰败、周朝兴起，并不能使伯夷动心；他只在天下由乱转治的关头动心。这就像众人争斗，争斗的人已经很多，而有力量制止他们，那么所救下的人将不会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千年〕 东坡论述孔子是否愿意辅佐卫君时说：“卫君是辄，他与父亲争夺国家，子路又帮助他，所以冉有疑惑而来询问。听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怨，凭什么知道孔子不会辅佐辄呢？”回答说：“伯夷、叔齐的事情已经很遥远了，传说失去了详细情形；推想他们出走时，父子之间大概有离间之言，就像申生的事情那样吧？所以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恶；如果不是这样，又有什么旧恶值得记念呢？”皋落之战时，假如申生听从梁余子养的话，逃走离开，那么他也就是另一个伯夷了。荆公说：“事情发生在千年以前，圣贤已经辨析得非常详细明白；但后世不深入考察，凭借片面的见解和个人的认识，便形成一种说法。既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学士大夫又共同固守这种说法、不肯改变，这种情况是有的。伯夷就是如此。关于伯夷，古代有孔子、孟子的论述；因为孔子、孟子值得信任，而他们又反复从不同方面加以辨析，这反而使伯夷的事迹更加可信。孔子说：‘不记念旧日的恶行，求仁便得到仁，在首阳山下饿死，是逸民。’孟子说：‘伯夷，不是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不站立在有恶人的朝廷中；他躲避纣而居住在北海之滨，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不侍奉不肖之人，是百世的老师。’” 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遭遇纣的暴恶，不把怨恨放在心上，却不忍侍奉纣，以此求得自己的仁；宁可挨饿也要避开纣，不自行降低身份、受辱，以等待天下清明，因此被称为圣人罢了。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讨伐纣时，伯夷叩击武王的马而进谏；天下人都归附周朝，伯夷以此为耻，于是不食周朝的粮食，作了《采薇歌》。韩愈沿袭这一说法，也作颂来称扬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乱臣贼子就会接连出现在后世。这实在大错特错。商朝衰败而纣以不仁残害天下，天下人谁不痛恨纣，而伯夷尤其痛恨他呢？伯夷、叔齐曾听说西伯善于养老，便前往归附他。在那时，想要除掉纣，二人的心意难道有不同吗？等到武王奋起，太公辅佐他，于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伯夷为什么反而不参与呢？大概这两位老人被称为天下最年长的老人，年龄已经八十多岁，而且按年纪计算本来就很高了。从海滨赶往文王的都城，估计也有数千里之远；文王兴起直到武王时代，年数也不少于十几年。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却没有实现志愿，于是死在北海吗？还是来到中途死在道路上？又或者已经到了文王的都城，却没能活到武王时代便死了呢？” 如果这样说，伯夷的事迹难道也有不合情理、无法成立之处吗？况且武王向天下倡导大义，太公辅佐他并使之成功，难道唯独伯夷要认为这是错误的吗？天下的道只有两种，就是仁与不仁。纣作为君主，是不仁；武王作为君主，是仁。伯夷本来就不侍奉不仁的纣，等待仁君出现后才出仕。武王是仁君，他又不肯侍奉，那么伯夷究竟要归向哪里呢？所以我说，圣贤已经辨析得十分明白，后世那些偏见和个人见解，却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唉！假使伯夷没有死，能够活到武王的时代，那么他的功烈难道会比太公还小吗？”},{

译郑獬说：品德操守卓异的人，对圣人之教有大功，在百代之上卓然高出的人，后世都能够公正地传述他们。司马氏撰写《史记》，编列七十篇列传，难道不是为了公正地传述这些人吗？而且把伯夷列在列传之首，司马氏这样写史，真是好啊！伯夷、叔齐致力于仁义，因为当时的世道有所感奋，辅翼圣人之教，得到了其中的深意，因此把他们列为列传之首，难道是错误的吗？孤竹君想把君位传给他的儿子叔齐，叔齐却让给兄长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最终也不肯接受，于是兄弟二人互相推让，一同逃走。等到武王顺应天下人心，号称义兵来讨伐纣王时，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说：“武王做得对。”大家惶恐地担心武王不能取胜，唯独伯夷抗拒天下人的议论而非难武王，说：“父亲死了还没有安葬，就策划动用武力，这是不孝；以臣下讨伐君主，这是不仁。”武王没有听从，最终取得了商朝的天下。周朝建立以后，伯夷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可耻，于是饿死。唉！一国之君，是百姓所奉戴的，已经足够尊贵了，可伯夷仍不敢废弃父亲的命令，甘愿逃走，天下的谦让之德，还有谁能超过他？武王兴起以后，圣贤都来帮助他，也足以建立功勋了，可伯夷仍不敢废弃君臣名分，甘愿饿死，天下的仁德，还有谁能超过他？伯夷让位给叔齐的心意，并不是为了叔齐本人，而是为了后世所有做国君的人；劝谏武王的心意，也不是为了武王本人，而是为了后世所有做臣子的人。因此，后世做国君的，若儿子想从父亲手中夺取君位，弟弟想从兄长手中夺取君位，彼此拔刀争夺继承权，就一定会心中战栗、退缩畏惧，不敢显露锋芒，因为他们想到有伯夷谦让的榜样。后世做臣子的，若趁国家混乱而肆意施展奸谋，扭住君主的手臂而想夺取君位，也一定会羞惭流汗、惊惧失色，不敢喘息，因为他们想到有伯夷仁德的榜样。这种仁德和节操，难道不能说是对圣人之教有大功吗？它像天空覆盖大地一样，高远而刚健；像日月照耀一样，光明而炽烈；并且经历千万百代，越来越高，越来越明，它清明的义风照彻人的毛发，使争夺君位的儿子和谋害君主的臣子都畏惧服从。像这样看，它的功劳难道还可以计量吗？《历代名贤确论》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八 成王上 占卜周朝的年数和世数【孙邰】剪下桐叶封赏弟弟【柳州】辨析《周礼》的田制【颍滨】周代制度的事情在篇末【老泉】成王与周公恭敬守信【东坡】占卜周朝的年数和世数 孙邰说：周成王在郏鄏确定都城，卜问周朝可以传三十世，可以享国七百年。帝王把宇宙万物都包容在自己的统治之中，地位越重，忧患也越大；上天生养他们，是为了使百姓获利，并不是让他们享受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快乐。所以，统治百姓的人，遇到圣明的人就把君位禅让给他，遇不到圣明的人，就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周朝把都城建在天地的中央，是想便利四方会聚，并不依仗山河险固，而致力于推行德化。推究它的本意，在于使百姓获利，这难道和唐尧、虞舜的治道不同，反而要去占卜年数和世数吗？如果一定要谋求国祚长久，没有什么比德义更重要；把德义留给后世，上天和人心都会保佑它，这难道不是无穷无尽的吗？哪里在于三十世、七百年呢？如果重视卜辞而轻视德义，使后代依仗年数和世数的长久，必然会轻视德义。这样的谋划，不是君子的道理。过去太戊因为害怕灾祸而使国家兴盛，帝辛依仗祥瑞而灭亡，关键在于这个，而不在于那个；难道不知道这些道理，却还要去占卜年数和世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七百年〕 剪下桐叶封赏弟弟 柳州说：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说，周成王曾拿桐叶和年幼弱小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封给你。”周公进宫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不能开这种玩笑。”于是就把年幼弱小的弟弟封在唐地。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封赏吗？周公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向成王进言，不应等到他开玩笑时再用祝贺来促成这件事；如果不应当封赏，周公却促成了这个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和百姓交给年幼弱小的人，让他做一方之主，这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说出的话不能随便罢了，难道就一定要跟着把它变成事实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向妇人或寺人开玩笑，难道也要全部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还没有做到恰当，即使反复改动十次，也不算毛病，关键在于合宜，不能让它轻易改变，更何况这只是君王的玩笑呢？如果开了玩笑就一定要实行，这就是周公教成王把过错做到底。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以道理从容地引导，使他最终归于中正罢了；决不能遇到他的过失就替他找说辞，也不应当把他束缚起来，催逼得像奔驰的马一样，使他仿佛牛马；一旦过于急迫，就会失败。况且普通家庭中的父子，尚且不能凭这一点自我约束，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不过是小丈夫■〈垂夬〉■〈垂夬〉行事的做法，不是周公所应该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叔，是史佚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