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六

译弟子出仕与不出仕 颍滨说：孔夫子生在乱世，周游齐、鲁、宋、卫之间，没有不出仕的地方。他的高等弟子也都在各国出仕。宰我在齐国出仕，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出仕，季路在卫国出仕，子夏在魏国出仕。弟子中出仕的人也很多。然而孔子称许德行的四个人中，只有仲弓曾经做过季氏的家宰。前三个人都不曾出仕。那么，季氏想让闵子骞做费邑宰，闵子骞推辞说：“如果再有人来召我，我一定已经在汶水北岸了。”况且以孔子的贤能，尚且不把出仕看作污点，那么前三个人不出仕，究竟是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回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前往东海的人吗？远望东海，茫茫无边；靠近它，水势浩大深广，也不知道有多深。乘坐的船像遮蔽天空的山，船的颜色像浮在空中的云。这样以后才能驾驭风涛而不翻覆，遇到蛟龙、海蜃而不害怕。如果用江河里的船只来应对渡过东海的困难，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一百里就会沉没，不足以经受万里航程的灾难。周朝衰微以后，礼乐崩坏，天下大乱，想要挽救它，比渡海还要困难。如今孔夫子不顾这些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只值得依靠。诸位弟子急切求仕而不愿返回，大概也是有一只漏船将要试航罢了，也只能做到与自己的力量相称的事情。” 至于那三位君子，是希望替夫子做事却没有能力做到；他们回头看那些弟子，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值得做，所以停下来等待时机。夫子曾经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国那位男子；我对于这三位弟子，也这样说。”众人说：“是的。”退下后便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范文正公说：“孔子门下七十弟子，天下人都知道他们贤能。他们有的做邑宰，有的做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不愿出仕，大概真正显达于诸侯之间的很少。那么，七十弟子与孔子谈论时，却从未谈到怨恨，这是为什么呢？君子的道德充实于自身，并施加于他人；困穷还是显达，都是身外之事。那些战国时代的豪杰之士，不出自孔子门下，却要摆脱卑贱贫困，追逐尊贵显赫，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甚至毁灭自身、覆灭宗族也不后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遵循圣人的道，倚仗权术求取进身，要求实现自己的欲望，把得到与失去看得极重。我于是知道，遵循孔子之道的人，即使困穷而死，也不妨碍他成为贤人。”

译颜渊 荆公说：“君子对别人要求很少，但辨别是非时没有丝毫苟且。孔子责备宰予说：‘对于宰予，我还有什么可责罚的呢？’责备冉有说：‘弟子们敲起鼓来攻打他就可以了。’这两个人得罪圣人，似乎应当断绝关系。等到孔子按四科排列门下弟子时，入选的不过几个人。对于宰予，因为取他的辞令之才而把他列入；对于仲由、冉求，因为取他们政事方面的才能而把他们列入，并不因为他们有不善之处，就废弃他们的长处。孔子难道会迎合自己所喜欢的人吗？这是因为他对人要求很少。对人要求很少，所以取用人才时，只辨别是非，毫不苟且；这样做，是为了彰明圣人的道。像宰予、冉求这两个人，如果因为他们有不善之处而不能列举他们的长处，那么世上难以做到完全无过的人就太多了，又哪里足以据此取用人才呢？好在这样。假如对管仲没有任何贬低，那么从政的人就会以管仲为标准而止步；假如七十弟子都被称为好学，那么好学的人也会以他们为标准而止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这样的恶行足以阐明圣人的道吗？如果这样取用人才，那么我自己所取的就显得过重，而别人所处的地位就容易了。像这样阐明圣人的道，那么我和别人各自所遵循的原则，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对别人要求宽些，并不是隐瞒他的过错；评论别人不苛求，并不是掩饰他的全部优点。圣人的道本来就以中正为本罢了。《春秋》的宗旨，难道会不同于此吗？颍滨说：孔子对于各位弟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弟子中贤能的人很多，但孔子没有用“好学”来称许他们，难道是随便说的吗？我曾经论述过：弟子中真正了解孔子的，只有颜子。孔子的道，就像天然存在一样，贤能的人能认识它的宏大之处，不贤的人只能认识它的细小之处。颜子认识到了它的宏大之处，所以仰望它，知道其中有崇高的存在；钻研它，知道其中有坚实的存在。因此孔子说：“把道理告诉他而他不懈怠的，大概就是回吧！”这就是孔子唯独称赞他好学的原因。人如果确实对此有所体会，就好比堆山，即使只差最后一筐土，也没有什么能使他停止；如果确实没有体会，即使已经堆到九仞高，也不能再前进一步。这就是颜子与众弟子的区别。他又说：“我年轻时读书，私下里曾奇怪颜子只吃一箪饭、只喝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无法忍受那种忧苦，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我私下认为，他即使不想做官，然而守关门、击梆报更，尚且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妨碍学习，何至于困苦屈辱、贫穷窘迫，把自己弄得这样苦呢？”等到我来到筠州，在米盐等琐事之间辛劳，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开尘世的污浊，解除羁绊，放任自己进入道德的境界，事情却总是劫持我、留住我。这样以后，我才知道颜子甘心处于贫贱，不肯求取升斗之禄来供养自己，实在是因为那会妨害学习。唉！士人尚未听闻大道时，沉醉于世俗利益，用玉帛和子女来使自己富厚，自己以为这就是快乐。等到他遵循义理来求道，抛弃外在的浮华而收获真实的内在，从容自得，不知道天地有多么广大，也不知道生死会有怎样的变化，更何况比这些更低下的事物呢？所以他的快乐，足以改变穷困饥饿而不使自己改变，即使面南而王的快乐也不能超过它。这大概不是有德之人不能承担的。如今我正微薄地想要磨洗自己的浊污，仰慕圣贤的万分之一，自视仍有欠缺，却想差可近似颜氏的快乐，当然是不能得到的了！至于孔子周游天下，最高做到鲁国司寇，最低做到委吏、乘田，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而处之，没有什么不能做的。这属于通达之人的作为，而不是求学者所能期望的。东坡说：“从前孔夫子认为颜子能安于箪食瓢饮是贤德的事，而韩愈却认为这是哲人的小事，为什么呢？”苏子说：“古人观察人的品德，一定从细小之处观察；至于重大事情，其中或许会有伪饰。有人能够击碎价值千金的玉璧，却不能在瓦釜破裂时不失声惊叫；有人能够搏击猛虎，却不能在蜂蝎蜇刺时不变脸色。谁知道箪食瓢饮不是哲人的大事呢？”于是作《颜乐亭》诗送给孔君，用来纠正韩愈的说法，也借此警戒自己：“上天生下众民，给他们鼻子和嘴；美味可以咀嚼，芳香可以嗅闻；美好必有丑陋，芬芳必有臭秽。我没有顺应天性的遨游，六窍彼此争斗；奔驰而不能回返，哪怕半步也会像商受那样陷落。伟大啊，先师！竟能安于这微小简陋。孟贲也会双腿发抖，虎豹也会退走；即使我的身躯如此渺小，又有什么关系？我追求至极的快乐，千百年来没有匹敌；我手执瓢跟随他，却忽然发现已经落在他的后面。” 昌黎说：登上孔氏之门求学的人很多，三千弟子，四科的名目，其中谁不是遵循圣人的道而成为君子之儒的呢？他们在过失、行为和言语方面，也可以说很少有过错。然而孔夫子说“有了过错而不再犯的”，只有颜氏之子，这是为什么呢？请让我试着论述它。圣人具有诚明的正性，以中庸的正德为根本；如果内心有所发动，表现在外的，不经过思虑，也无不合乎规矩。恶念无从进入，可选择的行为也无从增添。所以只有圣人没有过错。所谓过错，并不是说一定要表现在行为上、显露在言语中，等人人都说它是过错以后才算过错；只要产生于内心，就是过错。因此颜子的过错属于这一类。所谓不再犯，大概是能够在萌芽刚开始时就止住，在尚未显形时就断绝，不让它重复表现为言语行为。《中庸》说：“由诚而明叫作本性，由明而诚叫作教化。由诚而明，不勉强便合乎中道，不思考便能获得，从容地合乎中道，这是圣人，是没有过错的人。由明而诚，是选择善道并牢固坚持它。”不勉强就不能合乎中道，不思考就不能获得，这就是会重复犯过错的人。所以孔夫子说：“回这个人的为人，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一种善道，就诚恳地把它牢记在心中而不失去。”

译他又说：“颜氏之子，大概已经接近圣人了吧？”这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孟子也说：“颜子已经具备圣人的根本，只是还很微小；一般所说的不能没有念头产生于心中，只是没有把它暴露在外面，拿圣人的道来考察，才略微可以算作过错。”颜子自己知道自己就是这样，于是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来充分实现自己的诚心，饮用一瓢水来追求自己的志向；不因富贵妨碍自己的道，不因困窘改变自己的内心，坚定不移，浩然自守，知道崇高和坚实值得尊尚，忘记钻研仰望的劳苦；肩负的责任重大，道路又遥远，最终也没有人能使他达到那里。因此孔夫子感叹他不幸早死，说“如今已经没有了”，是说他不能和自己一同站立在至圣的境域，看到教化广泛推行。否则，一个人的行为发于自身而影响别人，言语发于近处而传到远方，如果不谨慎，失败和羞辱就会随之而来；等到后来才想不再犯过错，这与圣人的道不是相距很远吗？那么孔夫子还肯说他“大概已经接近圣人”，孟子还会说他“具备圣人的根本而尚未广大”吗？所以，颜子不再犯过错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子夏 颍滨说：子夏教导人的方法真好，开始于洒水扫地、应答问候、进退礼节，而不急着讲大道，使前来求学的人自己尽力于学习，日积月累，道理自然会达到。因此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自己的道。譬如农夫种植草木，已经替它们分别种下并浇灌，按时除草，风雨来到以后，无论大小、甘苦，都各自获得了本性，而农夫没有什么可以施展巧术的地方。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通达有上下之分，出自各人的自身，而不是教导者的力量。奇怪啊！如今世上的教导者，听闻大道却不明白，急于向世人夸耀；如果不是性命道德，便不出于口，即使礼乐刑政也有许多不肯谈，何况洒扫应对进退呢？教导者未必明白，学习者未必相信，却致力于说大话来彼此欺骗，天下的虚伪由此产生，这就是子夏所说的欺诬。” 仲由、冉求、公西华、曾晳谈论自己的志向 颍滨说：“四个人所说的，都是各自的志向。孔夫子讥笑仲由，是因为他不谦让；而赞同曾点，是因为曾点有自知之明。仲由啊！像曾晳这样狂放的人，他的志向一定有不能施行于世的地方。如果没有自知之明，却强行去做，灾祸一定会随之而来。他想跟随弟子们在舞雩台下吹风，快乐得忘记衰老，那么他对于自己的处境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然，孔子难道会把不做官当作可贵吗？”

译曾参没有列入四科 李观说：“有客人说：‘仲尼是圣人，曾参是孝子。十哲都是仲尼的门人。考察他们能够在家孝顺父母，能够对君主尽忠，能够友爱兄弟，能够诚信对待朋友，可以面对事务，可以成就文章，所以给他们加上美好的名目。可是曾参虽然没有听说兼具这些方面，只是距离更近、范围更小，而仲尼在区别四科、排列十哲时，曾参没有列入，为什么呢？’”主人回答说：“唉！这不是仲尼有意区别四科和前后十哲的名目，而只是当时的一番话；也不是在闲居时门人全都在场而说的。当时仲尼被围困于陈，受困于匡，曾参不在随行的人中，所以仲尼谈到身边的弟子时，称扬他们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些都是可以得到时机施展、发挥自身才能的方面，而曾参没有得到，因此既赞美又为之叹息。并不是曾参不配列在这几个人之中。假使曾子当时能够和这几个人一起随行，那么仲尼作为圣人，绝不会遗漏曾参的孝行，也不会把他排在冉伯牛、仲弓的名次之后，这是必然的。”客人于是道谢告退。有人拦住他说：“客人的问题只知道其中一点，还不知道另一点。”主人回答：“你只得到了细节，没有得到大的方面。况且仲尼怀有至圣的德行，却处在多难的时代，周游漂泊而不能遇合天下；在鲁国做官未能善终，经过宋国时被伐树，在卫国不被任用，到了楚国又遇到祸患，而四科的弟子从未离开他的起居，不曾缺席他的弦歌诵读；他们不因为老师的道路困窘而认为妨碍自己的进身，也不因个人私事而离去，整天温和勤勉，扶持、背负、承担老师的事务，随着他的行动和止息，如同手足和羽翼。” 当时仲尼有仁爱的思虑、德性的思考尚未说出，颜回总能替他发明出来，所以称为德行。仲尼有话要陈述却还没有表达清楚，端木赐总能替他通达说明，所以称为言语。子路是勇敢刚毅、果断正直的人，侍奉仲尼时，不合于善道的事不能进入，所以称为政事。子游、子夏的文章，在《春秋》之外也能参与圣人之道的论说，所以称为文学。因此，这几个人居家时就讲习仲尼之道，出行服役时就承担仲尼的事务，那么曾参在哪里呢？遇到患难时，他从未发挥作用。况且孝是人的本性所当然的事，不能做到孝就不是人。曾参如果做到孝，也只是能够成为人罢了，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况且十哲这些人，谁有不孝的呢？却单单因为曾参有孝的名声，而把他列在这些人的长处之中，所以不能和他们使用同一个名目。说什么因为他不在随行者之中而遗漏了他呢？孝并不只是在家中孝顺父母：侍奉君主时谨慎办理政事，忠实执行君主的命令，这就是孝；侍奉老师时遵行他的道，恭敬办理他的事务，这就是孝；不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全，不贪图利益而背弃义理，这就是孝。但曾参不敬重他的事务。[原文此处文字有脱误或串乱，以下“不能冒义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语意难以确释]曾参跟从儒者、守持学业，应该明白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义。” 主人拍着几案站起来说：“你的辩说确实很有辩才，但这样怎么能说是攻驳异端呢？这就已经造成祸害了。” 乐天说：曾参没有列入四科，并不是因为德行和才能不如其他人，大概只是由于一时的事情。请让我从头到尾说明这件事：从前仲尼有圣人的德行，却没有圣人的职位，忙碌不安地接受七十多个国家的聘请，却始终不能与时势相合，知道自己的道最终不能实行，因感叹凤凰不至、麒麟被获而哭泣，慨然发出“我完了吧”的感叹。后来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删定《诗》《书》，制定《礼》《乐》，修订《春秋》，确立一代君王的法则，作为万代的教化。其次便是排列十哲、论说四科，以此垂示后世。当时颜、闵、游、夏等人正好在他身边前后，亲眼看见、亲自承受指点，于是列入四科，也只是当时的情况。《孝经》说：“仲尼闲居，曾子侍奉。”这是说仲尼闲居时，曾参常常侍奉在侧。曾参极其孝顺，不忍一天离开父母。等到仲尼周游各地、接受聘用，以及从卫国返回鲁国时，曾参有时回家奉养父母，没有跟随门人同行。在论定排列时，偶然只遗漏了他一人。由此可知，并不是曾参的德行、才能不如门人；他没有列入四科，大概只是当时有所缺漏罢了。因为一时的缺漏，造成了万代的疑问。从这一点加以辨明，就可以没有疑惑了。郑獬说：四科并不是孔夫子挑选出来的。我怀疑这是曾子的言论。《论语》中曾子一章的出现，大概是因为曾子常常和他的弟子评论先师的门人，认为贤能的人贤能，依次排列他们。不是曾子亲自写下来的，就是曾子的弟子把它记录下来罢了。根据什么来解释呢？根据其中对人的称字。记载弟子之间互相称呼时，就称字；老师称呼弟子，就称名。弟子对老师，即使像朋友一样，也称名。如今四科中全都是字，如果是孔夫子说的，当然会称他们的名。应当说：德行，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宰予、端木赐；政事，冉求、仲由；文学，言偃、卜商。可是反而说：“颜渊、闵子骞【云云】……”像这样，是曾子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而称字；我由此完全知道，这不是孔夫子挑选的，而是曾子一章的内容，已经没有疑问了。按这个说法，那么曾子不应列入四科，也很合适。有人说：这是根据随从到蔡国的人而言，称字是用来褒扬他们的。我说：到蔡国去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果真全都随行。然而七十弟子中，难道还有才能超过这十个人的吗？这些话又不是《春秋》的记载，为什么要用称字来褒扬呢？有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上面不明白写出来呢？” 回答说：既然是曾子所说，为什么没有明白标出呢？回答说：这是记录者的做法罢了，有的标出，有的删去，不一定都依照同一条例。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孔子说：“颜回贤德啊！”这些都标出了。又说：“高柴愚笨，曾参鲁钝。”《尧曰》篇说：“啊，你这舜。”又有“孔子温和而严厉”“孔子在乡党中”等语，都删去了。唯独这里不标出曾子，难道不是可以的吗？” 樊迟学习种田和种菜 颍滨说：“樊迟学习农事和园圃之事，大概是想和百姓一起耕种、一起吃饭吗？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许行一派的学说。”孟子说：“有大人的事务，也有小人的事务。尧把得不到舜看作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皋陶看作自己的忧虑；把不能治理好百亩田地看作自己的忧虑的，是农夫。”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樊迟是小人的意思。

译宰予跟随田常作乱 颍滨说：太史公说宰我担任临淄大夫，和田恒一起作乱，被夷灭全族，孔子以此为耻。我认为宰我的贤能列在四科之中，他所受的老师和朋友的熏陶，渊源已经很久远了。即使他做了不善之事，见识也不至于跟随叛乱者去弑杀君主和父亲。宰我不幸，平日有白天睡觉、服丧时间短的过错，儒者于是就相信了这件事。大概田恒的作乱，本来是和阚止争夺政权；阚止也叫子我。田恒既然杀了阚止，宰我却蒙受了他的恶名，难道不可悲吗？况且假使宰我确实参与了田恒的叛乱，田恒既已杀死阚止、弑杀简公，那么还有谁能夷灭宰我的家族呢？事情大概一定不是这样。即使宰我陷入叛乱，也还不值得痛惜；但如果孔子的门人、高足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值得替孔子痛惜吗！” 东坡说：我一向痛恨太史公说宰我和田常作乱、夷灭其族，使我们先师的门下竟有叛臣，也使天下共同祭祀的先师中容纳了一个叛臣；这难道不是千百年来未被洗清的疑惑吗？近来我命令迈儿考察阅读经书，追究事情的来源，才知道宰我没有叛乱，这一点尤其确凿明白。太史公因循浅陋、承袭疑说，使宰我蒙受千年的冤屈，也使我们的先师沾染污点；如今把它洗清，实在是古今的一大快事。李斯上书劝谏二世，大略说：田常是简公的臣子，对下施行恩德惠泽，取得百姓拥护；对上取得群臣支持，暗中夺取齐国，后来在朝廷上杀死宰予。这说明宰我没有跟随田常，而是被田常杀死。可是《弟子传》却说宰我和田常作乱而被夷灭全族，孔子以此为耻。李斯曾师事荀卿，距离孔子不远，应该能够得到事实；《弟子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孔门学习道理、教导他人 颍滨说：孔子教导人的方法，开始于洒水扫地、应答问候、进退礼节；等到学生安于这些以后，再用弦歌来教导，用读书来扩充。他说：“道就在这里。”仁者从中看见仁，便把它当作仁；智者从中看见智，便把它当作智。颜、闵、仲由因此获得了德行，宰我、端木赐因此获得了言语，冉求因此获得了政事，子游、子夏因此获得了文章，都是依据他们各自的才性而成就的。譬如农夫开垦田地来种植草木，草木的大小、长短、甘辛、咸苦，都各自具有本性；我没有增添或减损什么，只是能够养护它们而不伤害它们罢了。孔子说：“十室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要通过学习来培养自己，然后才能成就；所以古代懂得道的人必定经过学习，学习的人必定经过读书。傅说告诫他的君主时，也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始终以学习为法则，他的德行不知不觉就能修成。”何况其余的人呢？子路对于孔子，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却不能安于学习；他曾对孔子说：“有了百姓和国家，何必一定读书以后才算学习呢？”孔子批评他说：“你听说过六种言语和六种弊病吗？喜好仁而不好学，它的弊病是愚昧；喜好智慧而不好学，它的弊病是放荡；喜好诚信而不好学，它的弊病是害人；喜好正直却不好学，其弊病在于急切偏激；喜好勇武却不好学，其弊病在于作乱；喜好刚强却不好学，其弊病在于狂妄。凡是学习却不读书的人，都是子路这一类人。只相信自己所喜好的东西，却不知道古人的成败以及所遭遇的事情是否可行，没有不成为祸患的。虽然如此，孔子曾对端木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记取它们的人吗？”端木赐回答：“不是。先生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并不是靠广泛学习所能达到的。”那么，子路不读书，难道就不能非议吗？回答说：并不是说这个。老子说：“从事学问，每天都有所增加；体悟大道，每天都有所减损。”用每天不断增加的学问去求每天不断减损的道，之后才能看到以一贯通的境界。孟子谈论学习道的要领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期望结果；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它。”心中不要忘记，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一定要有所作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早晚都从事于《诗》《书》，等到日子久了自然有所领悟，这就是所谓不要预先期望、不要强行助长。譬如耕种，如果认为没有益处而放弃，就是不为禾苗除草；如果帮助它生长，就是拔苗助长。用孔子、孟子的说法来考察，才领会到先君遗留下来的旨意。《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七 佛教【昌黎、李节、乐天、曾子固、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