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四

译贾诩劝谏不要讨伐吴、蜀 子由说：‘用兵的困难，大概在于有人受到外界刺激而行动。力量能够做到而道义不允许，君子不会去做；道义允许而力量达不到，君子也不勉强去做。’魏文帝刚接受汉朝禅让，想对吴、蜀用兵，便询问贾诩。贾诩说：‘吴、蜀虽然只是很小的国家，却依凭山川险阻。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能够识别虚实，陆逊能够看清用兵形势；他们据守险要，泛舟江湖，都很难仓促谋取。用兵的道理，是先求得胜算而后交战，衡量敌我、评议将领，因此每次行动都不留下失策。我私下估量群臣中没有人能够完全准备好，陛下即使凭借天威亲临，也看不出有万全取胜的把握。’文帝不能采纳，于是发动江陵战役，士卒死了很多。当时文帝刚接受禅让，想用武功向四方夸耀，贪图侥幸取胜，没有时间考虑兵败势屈的耻辱。魏国有很多谋臣，其中一定有人知道这一点；然而都没有人敢说，只有贾诩敢于说出，可以说是不受外界压力所迫。晋朝末年，苻坚拥有百万军队，以吴会地区尚未归服为耻，想一举攻下它，却不知道晋朝并没有可以乘隙进攻的破绽。谢安趁苻坚战败之机，知道中原已经动荡离析，却不知道江南力量微弱，形势上不能成就大功。所以苻坚最终到了丧失国家的地步，谢安最终到了军队失败的地步。这两个人，都是以不如别人为耻，受到外界压力所迫而行动。司徒华歆等给诸葛亮写信，命令他称藩。子西说：‘魏国的群臣可以说是不学习学术、没有谋略，而且在见识和思虑上昏昧。假如他们的学术、见识和思虑能够像汉朝的萧望之，应当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汉宣帝时，呼韩邪来到边塞，表示愿意称藩，萧望之建议按照宾客之礼接待他，使他日后逃离汉朝时不成为叛臣，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匈奴虽然衰弱，但一向被称为敌国，并不是东瓯、南粤之类可以相比的国家。名分一旦确定，后来就不能改变。将来如果他叛逃，应该怎样处置呢？出兵加以诛讨，形势又有做不到的地方；置之不问，又无法向天下发号施令。所以正当他柔顺的时候，就以不把他当作臣子的礼节对待他，并不只是表示谦逊，也是为日后长远的事情作考虑。魏国自己看待吴、蜀的情况又怎样呢？汉宣帝时的情形，吴、蜀虽然弱小，也不至于像呼韩邪当时那样。即使他们称藩，也还应当按照不视为臣子的礼节对待，何况他们尚未归服，却强迫他们称藩呢？此前魏加封孙权官爵，反而被孙权戏弄侮辱；现在又劝说蜀称藩，结果被诸葛亮不予答复。魏国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希望归服，难道需要这样徒劳吗？’ 把没收入官的生口赏赐给群臣 子西评论孙盛认为华歆不应把没收入官的生口作为出嫁之物，说：‘孙盛凭借刻薄的资质，在草窃乱贼的时代接受学问，性情和习气全都变坏，所以他的议论大多如此。只看见牛而没有看见羊，是孟子所说的仁术，怎么能说这是偏袒宽宥呢？假如孙盛在魏文帝时担任廷尉，那么华歆就应当因为私下收受馈赠、盗取财物而被施以刑诛。东晋不任用孙盛，并不是过错。’ 于禁 温公说：‘于禁率领数万军队，战败后不能以死明志，活着向敌人投降。后来他又回来，文帝废黜他是可以的；却画陵屋来羞辱他，这就不是君主应有的行为了。’ 徐干 曾子固《中论序》说：‘我起初看见馆阁以及世上流传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只有这些。等到看到《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称赞徐干，提到他所作《中论》中的《复三年丧》篇，而现在的书中却缺少这一篇。于是我考察《魏志》，看见魏文帝称徐干所著《中论》有三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上流传的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性情恬淡，欲望很少，有隐居箕山的志向。魏太祖特意表彰并征召他，他以疾病为辞没有赴任。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以疾病为由没有赴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落以及秦朝毁弃学术之后的局面，各种学说与圣人之道一同流传，求学的人很少能独自把握道德的要旨，而不被世俗儒生的学说牵引。至于治养心性、在出仕与退处、显露与沉默之间，能够不违背道理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处在魏朝这样的浊世呢？只有徐干能够考察六经，推究仲尼、孟轲的旨意，加以阐述和评论。考察他的文辞，有时似乎也有小的失误，但总的说来，不合于道的地方很少。他从内心所得，又能诚信地充实它；在浑浊的世道中徘徊进退，具有关于出仕、退处、显达、隐晦的大节【云云】’ 有关官员上奏说，魏取得了地统，应以建丑月为正月 子西说：“世人都说，夏朝得到了人统，所以以建寅月为正月；商朝得到了地统，所以以建丑月为正月；周朝得到了天统，所以以建子月为正月。这种说法不对。从《尧典》所记羲和之事和《舜典》所记巡狩来看，唐虞时代本来就是以建寅月为正月的。到了夏后氏时期，这套历法更加完备，它的书流传到后世，称为《夏小正》。孔子从杞国得到这部书，认为可以采用；这并不是说以建寅月为正月始于夏后氏。到了成周时期，才开始采用建子月为正月，但仍不废弃夏历，称它为‘正岁’。后世学者认为，夏朝以建寅月为正月，周朝以建子月为正月，商朝处于两者之间，不应当毫无改变，于是凭自己的推想说商朝以建丑月为正月，三统之说也因此兴起。夏后氏以建寅月为正月，我从《论语》中就看到了。《论语》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周朝以建子月为正月，我从《春秋》中看到了。《春秋》记载‘十月下霜，杀死豆类’和‘三月发大水’。商人以建丑月为正月，在经书中既看不到依据，在道理上也说不通。以建子月为正月，是取二十四节气的开始；以建寅月为正月，是取四时的开始；以建丑月为正月，它的取义在哪里呢？由此足以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明帝问黄权：“三国之中哪一个是正统？”黄权回答：“按照天文现象来说，魏是正统。” 子西说：“黄权推定魏为正统，未必不对。不过黄权起初没有别的依据，只说由天文现象来决定，这不是我所敢于断定的。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亮侵犯心宿大星，占辞说：‘心宿是天王的座位，君王对此会厌恶。’四月癸巳，蜀先主在永安宫去世，而魏、蜀两国都照常无事，天道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晋代《天文志》说：‘二石虽然僭越称号，但其强弱通常占验昴宿，不涉及太微、紫宫。’然而考察《戴记》所载：流星进入紫宫，刘聪便死去；彗星扫过太微，苻坚便失败；荧惑守在帝座，吕隆便被攻破。因此可知，推论正统本来确实自有道理。晋代庾翼给哥哥庾冰写信说：‘岁星侵犯天关，江东却没有发生什么事，而季龙却年年闭关；这又是上天昏乱不明，没有黑白是非的证据了。’唉！人责怪上天，也未免太周详了；做上天，岂不是也很困难吗！”

译张掖出土石物，当时人认为这是魏、晋的符瑞。子西说：“河图、洛书的说法，欧阳永叔曾极力驳斥。如今看这幅图与河图、洛书，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惜当时没有伏羲、神禹，所以没有人能够通晓它的意义。可是浅陋的人却把它当作魏、晋的符瑞。魏、晋有什么值得说的？怎么知道它不是八卦、九畴一类的东西呢？天地造化所作的事，尚且还有幸运和不幸，何况人呢？真是令人感叹！真是令人感叹！” 司马懿、陈羣、曹休、曹真都以大将军的身份开府。子西说：“汉初设置丞相府、御史府，后来又设置三公府。将帅出征时设置幕府，军队停战后立即撤废，并不是常设机构。如今魏既已设置三公府，司马懿等人又都以大将军的身份在京师开府，这是什么道理呢？公室的衰弱，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蜀将李平听说司马懿等人开府并任意征召属官，便把这件事告诉诸葛孔明，诸葛孔明认为这种做法鄙陋。当时中原人物都推重陈长文为第一流人物，如今连陈长文也这样做，其他人就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明帝制定了七十二条考核官员的办法。温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了。然而，了解人的方法，是圣贤都感到困难的。因此，如果根据毁谤和赞誉来考察，就会使爱憎之情争相发挥作用，善恶混杂；如果根据功劳文状来考察，就会产生大量巧诈，真假相互冒充。归根结底，根本在于做到极其公正、极其明察罢了。居于上位的人如果极其公正、极其明察，下属的才能和无能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再也无从逃避。如果不公正、不明察，那么考课之法恰好只能成为曲意偏私、欺骗蒙蔽的凭借。为什么这样说呢？公正明察是内心的事，功劳文状是外在的迹象。自己的内心尚且不能治理，却要凭外在迹象来考察别人，不是很难吗？居于上位的人，如果确实能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自己的内心，不因喜怒好恶而扰乱自己的意志；想了解善于治理经学的人，就看他记诵阅览是否广博，讲解论述是否精通，这样才是善于治理经学的人。想了解善于审理案件的人，就看他是否把事情的真相和虚假都查清，使没有人受到冤屈压抑，这样才是善于审理案件的人。想了解善于治理财赋的人，就看他的仓库是否充实，百姓是否富足，这样才是善于治理财赋的人。想了解善于统率军队的人，就看他是否能战胜敌人、攻取土地，使敌人畏惧服从，这样才是善于统率军队的人。至于百官，没有不是如此的。即使向别人询问谋议，最终也要由自己作决定；即使根据外在事迹考察功状，最终也要由内心加以审察。考核事实，斟酌是否合宜，这件事极其精细微妙，不可以用口头说尽，也不可以用文字传授。怎么能预先制定一套办法，把一切都交给有关官吏呢？有的人因为亲近显贵却不能胜任职务，关系疏远而身份卑贱的人即使有贤能也被遗漏；受到喜欢和偏爱的人败坏官职却不罢免，受到愤怒和厌恶的人有功劳却不记录。向别人询问谋议，就会因毁誉各半而不能作决定；从外在事迹中寻求依据，就会因文书齐备而实际情况已经丧失，无法察知。即使再制定出好的法令，列出条目，谨慎办理簿书，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有人说：人君治理国家，大的范围是天下，小的范围是一国。内外官员以千万计，考察、贬黜、升迁，怎么能不委托给有关官吏，而只由人君一人承担呢？回答说：并不是这个意思。凡是居于上位的人，不只是人君而已。太守处在一郡官员之上，刺史处在一州官员之上，九卿处在所属官员之上，三公处在执事官员之上，都应当用这个道理来考察、贬黜和升迁属下的人。人君也用这个道理来考察、贬黜和升迁公卿、刺史、太守，有什么劳烦呢？有人说：考核功绩的办法，是唐虞所实行的，京房、刘邵只是加以叙述和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弃呢？” 回答说：唐虞时代的官员，任职时间长，所受任用专一，制定的法令宽缓，对成效的要求也放得长远。因此，鲧治理洪水，经过九年仍没有取得成效，然后才治他的罪；禹治理洪水，直到九州统一，四方边远地区都安居下来，然后才赏赐他的功劳。并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那样，考核米盐等琐事，要求官员在早晚之间就见到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的，不能不加以审察。考核功绩的办法并不是唐虞时代可以实行、汉魏时代却不能实行，而是因为京房、刘邵没有掌握根本，只追逐末节罢了。夏侯玄、何晏。东坡说：“魏氏《春秋》说：‘夏侯玄撰写《乐毅》《张良》和《本无肉刑》等论，文辞旨意深远，流传于世。’但依我看来，燕军攻打齐国的行动，尚且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的举兵，却把它说成几乎可以和商汤、周武王相比，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当初，夏侯玄喜好老子、庄子关于道德的言论，和何晏等人都享有很大的声名；然而最终陷入曹爽的党羽之中，夏侯玄也没有逃脱李丰之祸。何晏把夏侯玄看作通晓《易》的‘深’者，夏侯玄则把何晏看作具有神采的‘神’者；等到他们遭遇祸患时，深和神又在哪里呢？一群小儿胡乱制造名目，彼此刻意品评，大多都是这样，足以引起千年后的一笑。”

译司马仲达。何去非说：“过去君臣彼此选择、彼此相遇，在天下动荡的日子里，君主没有不希望臣子有才干的，臣子也没有不希望君主明察的。臣子已经有才干了，君主却常常非常忌惮；君主已经明察了，臣子却常常非常畏惧。这是为什么呢？君主并不是对臣子有恶意才忌惮他，而是忌惮他的权谋足以与自己相抗衡；臣子也不是对君主怀有外心才畏惧他，而是畏惧君主刚强残忍，足以使自己无法容身。这就是忌惮产生的原因。即便如此，君主也有不忌惮的时候，因为他遇到了没有什么可忌惮的臣子；臣子也有不畏惧的时候，因为他遇到了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君主。从前蜀先主和诸葛孔明，苻坚和王猛，就是这样。至于曹公和司马仲达，忌惮之情就不能不产生了。不是司马仲达不足以引起曹公的忌惮，也不是曹公不足以引起司马仲达的畏惧。天下士人不响应曹公召命的很多，而司马仲达一旦不肯出仕，曹公已经准备逮捕他治罪了。司马仲达不肯出仕，本来就怀疑曹公不能容纳自己；曹公想治他的罪，本来也怀疑他不能为自己所用。他们在最初相互期待时，就已经没有完全具备君臣之间的诚信了，那么忌惮又怎么会不产生呢？” 即便如此，司马仲达处理这些关系，最终却使曹公没有特别忌惮他，司马仲达也没有特别畏惧曹公；这正是他成为人中豪杰、并成就夺取魏国资本的原因。像荀文若这样善于运用权术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他是曹公的谋士，曹公把他倚作决疑的蓍龟。曹公想要改变汉朝的国运，这个念头刚在心中萌发时，司马仲达就加以启发，迎合了他的愿望；等到这件事已经显露在行动上，荀文若却加以阻止，违逆了他的心意。不久，荀文若离开了曹公的军营，却不能挽救自己被诛杀的命运；司马仲达最终成为曹公的心腹，于是消除了自己的畏惧。正当曹公用鞭子驱策天下、寻求建立大业，将帅四处出征，没有一天脱下铠甲时，司马仲达却独自从容地处理政务罢了，从未请求统率军队。即使曹公也不认为他有军事才能，没有要求他出兵。等到曹公去世后，司马仲达才开始统率军队，出奇制胜、随机应变，迅速而神奇，所向无不消灭敌人，连曹公也有赶不上的地方。魏文帝已经不再忌惮，司马仲达也已经不再畏惧，天下才非常害怕他，仿佛曹公并没有死一样。由此看来，司马仲达用权术和谋略来保全自身的做法，岂是可以轻易看透的吗？可是诸葛孔明为什么要以自己至诚大义的胸怀，屡次出兵，寻求同他决战一场，以决定魏、蜀的存亡呢？” 司马仲达、诸葛孔明都是所谓的人杰。渭南之战时，人们都为诸葛亮的死感到惋惜，认为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在这次行动中决出胜负。诸葛亮的军队远道而来，有利之处在于速战。司马仲达持重，不应战以使蜀军疲惫，等待并利用它的疲弱。诸葛亮送给他巾帼，想激怒他出战。司马仲达上表请求决战，魏君于是派辛毗持节约束他。诸葛亮认为司马仲达并无意交战，他向魏君请求决战，只是向众人显示武力罢了。唉！说司马仲达请求交战是为了向众人显示武力，或许有这种情况；说他因为始终畏惧而无意决战，却也不对。不过，假如辛毗没有到来，司马仲达本来确实不会出战。司马仲达所求的只是战胜敌人。如今因为受到一次侮辱，不等到可以交战的时机，就悻悻然轻率使用军队，组成一支因愤怒而出战的军队，这哪里像司马仲达呢？晋代朱伺号称善于作战，有人问他取胜的原因，朱伺说：‘别人不能忍耐，而我能够忍耐，所以战胜了他们。’难道以司马仲达的才量，还会没有朱伺那样的耐性吗？考察他诛杀曹爽的事情，就足以看出他能够忍耐并等待时机。因此，他这样评价诸葛亮：‘诸葛亮志向远大却看不见时机，计谋很多却少有决断，喜爱用兵却没有权变；即使率领十万士卒，也已经落入我的谋划之中，一定可以击破他。’ 这就是司马仲达的志向。诸葛亮起初出兵时，司马仲达对诸将说：‘诸葛亮如果勇敢，应当从武功出兵，依山向东推进；如果向西登上五丈原，那么各军就无事了。’从前曹公攻打邺城，袁尚带兵来救，诸将都认为归来的援军不可阻挡，应当避开。曹公说：‘袁尚从大道来，就暂且避开他；如果沿着西山来，就会被擒获。’袁尚果然沿西山而来，曹公一战就擒获了他。卢循反攻建邺，宋武帝分析说：‘贼军如果直上新亭，就暂且避开；如果回头停泊在蔡洲，就会被擒获。’卢循果然停泊在蔡洲，宋武帝一战就把他击退。诸葛亮奔向五丈原，和袁尚沿西山而来、卢循停泊蔡洲是同样的情况。大概锐气已经丧失，本来就会畏惧并避开别人，却不足以让别人畏惧而避开他；这三个人正是因此被轻易吞并的。诸葛亮往年出兵，每次兵力不过数万，不是因战败退回，就是因饥饿退兵。如今远隔千里运送粮饷，军队十万，坐等交战已经一百天了。司马仲达率领秦、雍的精锐部队，以不应战来使蜀军疲惫，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他将要通过一次胜利来求得全胜。然而诸葛孔明死后，蜀军退还，司马仲达却没有穷追，大概是没有预料到诸葛孔明会死；蜀军士卒还吃得饱，军队也没有发生变乱，而且蜀地道路险阻，容易设伏，所以怀疑蜀军是假装退兵来诱骗自己。” 假如诸葛孔明没有死，而是在相持中逐渐疲弊，那么司马仲达的志愿就实现了。有人说司马仲达的权变诡诈不足以和诸葛孔明的节制相比，这是迂腐儒生拘守常理的说法，不值得对通晓时机的人讲。”

译邓艾。何去非评论说：“事物的道理，可以根据实际情势来贯通，却不能拘泥于表面事迹。根据实际情势加以贯通，就能适应变化，合乎圣人所允许的权变；拘泥于表面事迹，就无法因时制宜，反而陷入圣人所厌恶的固执。因此，天下事功的成功，常常出于权变；而事情不能成功，常常是由于固执。把前人认为正确的事当作准则而要求实行，却不知道当时所以实行它的条件，如今反而可能是错误；把前人认为错误的事当作对象而要求纠正，却不知道当时所以纠正它的条件，如今反而可能是正确。这些都是不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势加以贯通，而拘泥于过去的事迹，所以所采取的照搬和矫正，反而足以成为招致祸患和悔恨的凭借。”从前卫青攻打匈奴，他的副将苏建的军队全部覆没。按照法令，本应斩首。卫青认为不敢在外擅自诛杀，于是把苏建囚禁起来送交朝廷。人人都称许卫青不擅自使用权力，认为他得到了做臣子和统帅应遵循的正道。皇甫嵩讨伐梁州的贼军，董卓任他的副将。贼军平定后，诏令董卓把军队交归皇甫嵩统领，董卓不接受诏令，挟持军队旁观窥伺。众人都劝皇甫嵩杀掉他，皇甫嵩不愿在外擅自诛杀，于是把情况上报朝廷。董卓因此终于发展成凶逆之徒，最终无法制止。皇甫嵩放过董卓，并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卫青没有杀苏建，获得了恭谨厚重的声誉；他于是拘泥于这一事迹而要求照做，却不知道放过董卓在今天意味着放纵寇贼。” 邓艾攻伐蜀国时，采取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冒险决命的计策，最终俘获刘禅，可以说是有功。然而他的心气开阔而谋略疏略，认为在边境之外任事，就应当自行掌握威势和赏罚，于是大肆擅自任命和授予官爵，甚至想擅自封王。刘禅留在西地而不遣送，司马文王虽然顺势劝谕他，他仍不听从；因此钟会得以从中挑拨，邓艾最终受到诛杀却还没有醒悟。邓艾擅自专制，并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皇甫嵩曾经为求声誉和保全而在董卓问题上失误；邓艾于是重蹈后悔的覆辙，拘泥于过去的事迹而要求反过来纠正它，却不知道纠正皇甫嵩的做法在今天反而会招来祸患。这些人都不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势加以贯通，而专门拘泥于过去的事迹，所以不知道祸患和悔恨已经聚集到自己身上。看邓艾用兵的方式，他急于求取智谋之名，锐意追求勇武之功，喜欢抢先取得眼前利益，却忘记顾虑后患。他曾经凭借这种方式战胜敌人，最终却因此给自己招来祸患。起初，钟会率领十万精锐奔向剑阁，姜维率领遭受挫折的军队，疲于奔命；即使能够拒守险要，也终究不是坚强的敌手。邓艾作为主帅，不致力于用周全的策略牵制钟会，反而只带着自己的万人军队，从阴平小路奔向江油，袭击刘禅，大概是出其不意，行进在无人之境中，跋涉七百多里，凿通山险，修治桥梁栈道。”},{ 山岩峡谷高峻险绝，士卒都攀援着崖壁上的树木，投身坠落而下。后来粮食运输接不上，邓艾甚至把自己裹在毡子里，像车轮一样运送着向下。唉，真可以说是危险至极了！士卒都拼死决战，仅仅击破了诸葛瞻的军队。可是刘禅惊惧急迫，立即束手投降。假如刘禅独自忍耐几天不投降，等待援军聚集，那么邓艾就会成为被饿虎咬食的肉了。邓艾一旦不能成功，钟会十万大军就可能一传呼便溃散。邓艾拿自身去冒险进行这次行动，是求得生存、挽救败局的计策，并不是所谓能够攻取乱局、欺凌将亡之国的军队，也不是大将以自身承担责任所能采取的最高谋略。这一战，如果没有邓艾，就无法迅速取胜；但他的胜利也有侥幸成分。假如不幸导致溃败，那也是邓艾造成的。奇道出兵，是要从敌军外部进行掩袭，必须在敌军内部有接应，然后才可以期待取胜、取得功效。唐代李愬进入蔡州、擒取吴元济，是因为有李佑为乡导的缘故。假如没有能够接应的人，李愬又怎么能冒险取胜呢？西汉中兴时的名将，没有谁比得上赵充国。史书称他沉着勇敢而有远大谋略；观察他的用兵，总是以战胜敌人为目的，每次都以保全军队、确保胜利为策略，从未曾苟且争逐一战。”},{ 所以他驻军时没有显赫、歼灭敌人的功效，最终却能把敌人控制在掌握之中，安定边境、平定寇乱，都出自他的谋划，而功勋却独自归于他人。他的其他将领没有谁能与他相比，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所谓不求智谋之名、不求勇武之功的善境界。由此看来，邓艾之所以不能免于祸患，也是他的用术方式导致的。魏人君。温公说：“汉朝纲纪败坏，群雄纷纷作乱，皇帝辗转迁徙，没有人能够救助他。只有太祖亲自迎接皇帝并辅佐他，披荆斩棘建立朝廷，那么他的名分和正义本来就足以凝聚民心了。加上他的英武威势和明断谋略远远超过常人，驱使策励贤才豪杰，奋力铲除奸邪。于是张绣屈膝投降，吕布授首，袁术死于荒野，袁绍覆亡，刘琮献出土地，韩遂、马腾逃遁，中原肃清，戎狄请求归服。这样看来，魏是从盗贼手中取得天下，并不是从汉室手中夺取天下。可惜他心胸狭窄而多用诈术，猜忌贤能之人，这就是天下不能完全归服他的原因。等到文帝接受禅让、明帝继承帝业，内修安抚，外御强敌，没有废弃前人的功业。然而明帝临终之际，被奸臣牵引控制，继承人年幼软弱，托付给了不值得托付的人。曹爽骄傲而愚鲁，党羽轻浮放纵，祸乱从内部兴起，于是国势衰微不能振作，终于改朝换姓。可悲啊！”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五 先主　后主 攻打刘璋【子西、东坡、子由】荆州关侯【子西、少游、子由】孙权称尊号，孔明没有同他断绝关系【子西】庞统被流箭射中而死【子西】张温失败【子西】汉朝帝业【刘禹锡、温公】后主即位并改年号【子西】陈寿说蜀国没有设置史官，掌管记注的官员也没有【子西】法正报答恩德与怨仇【子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