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九

译东坡说：“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和楚人在泓地交战，宋军大败。《春秋》记载战争，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严厉而详尽的。书中说：‘宋公，是天子所封的上公；宋，是前代君王的后裔，在周朝属于宾客。天子有事时，宋国要进献祭肉；天子有丧事时，宋国要行拜礼，这不是各诸侯国所敢与之抗衡的。’然而《春秋》却说‘宋公和楚人在泓地交战’。楚是夷狄之国，只称为‘楚人’，是对地位卑微者的称呼。以天子的上公去对抗夷狄中地位卑微的人，竟至于大败，宋公的罪过，大概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但《谷梁传》认为这是桓公、文公那样的霸主之师，只是有些学者对此感到疑惑，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宋襄公并不只是实行仁义却没有坚持到底的人，他是凭着不仁的本质，窃取仁者的名声罢了。齐王曾看见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便问：‘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回答：‘将要用它来举行衅钟仪式。’齐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恐惧战栗、像没有罪却被送上刑场一样。’放掉一头牛，对于德行并没有什么损益，但孟子却赞许齐王这样做。这就是所谓凭借不忍看到别人受苦的心，施行不忍看到百姓受苦的政治，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道理。可是宋襄公却把鄫子押来，在次睢之社作为祭祀牺牲。君子连杀一头牛都不忍心，宋公却把一个国家的国君像杀狗杀猪一样灭掉；既然这种事都忍心做，天下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忍心做的呢？” 泓地一战，宋襄公自身失败、国家受辱，却还想用“不再次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这种说法来欺骗诸侯。一个人如果能扭伤哥哥的胳膊来夺取食物，却又能忍受饥饿而只吃一壶粗饭，天下人都知道这不合真情。襄公对鄫子尚且忍心，却对再次受伤的人和头发斑白的人反而不忍，这难道是他的真情吗？桓公、文公的军队，能够使将亡者得以保存，使断绝者得以延续，尚且还不被孔子门下所称许，何况借助夷狄的鬼神来求取霸业，却说这是王者之师，难道可以吗？假如鄫子有罪而应当讨伐，即使向诸侯宣布他的罪状，并在社中杀掉他，天下人也不会认为过分。若是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出兵，那么秦穆公擒获晋侯之后，尚且还把他释放了，何况怎敢把人拿去供奉那些淫乱昏昧的鬼神呢？依我看来，宋襄公和王莽是同一类人。襄公认为可以凭借名声取得诸侯的拥戴，王莽认为可以凭借文章文饰取得天下；他们所得与所失的大小虽然不同，但不能欺骗天下这一点却相同。襄公在泓地不击鼓、不等敌军列好阵势再战，并不能减轻他的暴虐；王莽抱着孺子婴哭泣，也不能掩盖他的篡夺。假使王莽没有成功，那么宋襄公就是王莽；假使襄公得志，他也同样是一个王莽。古人说过：‘图谋称王而没有成功，仍然足以成就霸业。’襄公既然实行王者之事，那么即使失败，也还足以与桓公、文公的霸业之师相提并论。” 一场战斗之后，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这只不过是妄自尊大而又庸劣无能罢了。齐桓公、晋文公得到管仲、子犯的辅佐，才得以兴起；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任用，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自古以来，像这样失去正道的人很多；但人死之后再加以评论，像宋襄公这样欺骗后世的，还没有过。” 颍滨说：宋襄公想要取得诸侯的拥戴，和楚人在泓地交战；他不击鼓进攻，不等敌军列好阵势，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因此兵败身死。可是《公羊传》却赞美他，认为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我私下里对此感到可笑。宋襄公凌辱虐待小国，甚至使邾人把鄫子用作次睢之社的祭祀牺牲，即使桀、纣也有些事情不会做；他竟想凭借不击鼓、不等敌军列好阵势、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就把自己比作文王，这也太过分了！尧、舜、文王、武王之所以成为圣王，都是把自身修养做到了极致，从自身开始，最终推及自己的家族；上不愧对上天，下不愧对世人，所以只用干羽之舞就能使三苗来归，凭借营垒就能使有崇氏臣服。否则，自己失败受挫、连自救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够使别人服从呢？唉！儒者不探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却被虚名所迷惑，竟想用一杯水去扑灭车载柴薪燃起的大火，可悲啊！”

译世子申生。白乐天说：“晋侯受骊姬的迷惑，杀死太子申生。有人认为申生懂得以死成仁的道理，因此晋人给他谥号为恭世子，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中，古今都认为是正确的。唯独我白居易认为不对。大体说来，‘恭’的含义有三种：以孝道保全自身，是儿子的恭；以正道接受君命，是臣子的恭；依循正道守护继承人的身份，是国君的恭。如果以非礼的方式放弃继承人的身份，就不能说合乎正道；接受不合义的命令，就不能说合乎正道；因为无罪而自杀，就不能说是孝。这三方面申生全都不符合，却谥为‘恭’，不知道有什么道理。若把这件事流传给后代作为训诫，我担心后世的臣子会丢弃大义、固守小节，那就会争相仿效这种做法。我想对此加以考辨，所以冒昧征引有关义理来说明。从前虞舜的父亲顽固，母亲愚昧，舜却终于使他们和谐相处，瞽叟也确实变得顺从。申生面对父亲的昏昧和骊姬的邪恶，实在应当遵循为子的道义，多次委婉劝谏，以至诚感动父亲的心。申生的孝虽然比不上虞舜，但献公的顽固也并不比瞽叟相差很远。为什么不以舜那样不断修养、使父亲向善的方式，来使献公不至于落入奸邪呢？所以，在祸患刚刚显露征兆时，能够戒惧谨慎、恭敬行事，成为虞舜那样的人，就可以了；如果来不及等到祸患将要发生，便让出君位、离开国家，成为吴太伯那样的人，也可以；如果又来不及等到灾难已经发生，便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成为公子重耳那样的人，也可以。” “这三种选择他没有一种做到，反而把自己置于不义之中；不但使父亲陷于无德，还以不慈的罪名背负恶名，直到死亡。作为臣子和儿子的道理，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尧具有圣人的德性，《尚书》赞美他说‘允恭’；舜具有孝道，《尚书》赞美他说‘温恭’。如今申生违背道义，却也称他为‘恭’，难道可以这样称许吗？周朝衰微时，楚子拥有成就霸王的才具，占有整个荆蛮之地，光大发扬国土疆域，使楚国显赫兴盛；给这样的人谥号为‘恭’，尚且还只能说是德行浅薄。如今申生为求一死而殉死，不顾及道义，轻视自身，却不为君主谋划，结果在他死后，接连发生弑杀三位国君的事件：奚齐、卓子、怀公；杀死十五位臣子：荀息、里克、丕郑、祁举、共华、贾华、叔坚、骓颛、櫐虎、持宫、山祁、庆郑、狐突、瑕生、郄芮。他实际上开启了祸乱的先端，使晋国陷入大乱。那么楚恭的所得是那样，申生的过失是这样；德行不同而谥号相同，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左氏》编修鲁国史书，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书；大概孔子的旨意，是由左丘明加以阐明，无论善恶、大小，没有不以含蓄委婉的方式加以发挥的。可是到了申生之死及其谥号，却略过而不加讥评，这是多么荒谬啊！” 凭什么来考察这些呢？况且仲尼编修《春秋》，明文处有凡例，隐微处有微妙的旨意。凡是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大都直书其名来贬斥他。所以书中说：“晋侯杀了他的太子申生”，却不说“晋人杀了他”。既书作“晋侯”，又直书太子的名字，大概是为了说明晋侯不行正道，同时也责备申生使君父陷于不义。用微妙的旨意来考察，就可以知道仲尼明确贬斥的地方；根据凡例推求，就可以知道左氏有所脱漏的文字。唉！先王制定谥号，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善恶始终，都必须用一个字来褒贬，借此彰明过去的事，并劝勉或警戒后世。因此君子对于谥号，丝毫不能苟且。从这个道理说，给恭世子这个谥号，难道不是欺罔吗？难道不是欺罔吗！荀息 东坡说：“荀息是一个很容易被疑为忠臣的人。他侍奉国君时，国君在世，不能纠正国君的行为；国君死后，又成全他的邪恶心愿而死去。如果荀息这样也算忠，那么凡是忠于盗贼、为私亲而死的人也都算忠了，这可以吗？所以《春秋》记载说：‘等到他的卿大夫荀息。’否则，荀息与孔父这类人，怎么能称得上忠臣呢！《春秋》并不承认荀息是忠臣。由此推论，那么天下凡是能够称为正直的行为，大概就不会泛滥了。” 守原 柳州说：晋文公既然从周王那里接受了原这个地方，就为如何守卫它而感到困难，于是询问寺人勃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是政治上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谋划时去征询宠幸的近臣，以致辱没王命。晋君选择重大任命，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询问卿相，却只同寺人谋划。即使赵衰确实贤能，足以守持国政而不致失败，但残害贤才、失掉政权的祸根，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够谋议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领中军，晋君却疏远他们而不咨询，置于朝廷之外而不求问，最终反而由宦官决定。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事业，辅佐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开拓疆土，正好是他开始施政、向诸侯展示的时候，却反而背弃了使自己兴盛的做法，重蹈使自己败亡的道路。即使这样，他还能称霸诸侯，只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又有天子的册命作依据罢了。诸侯确实畏惧他，哪里能够真心服从他呢？后来景监得以辅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望之，造成这些错误的，都是晋文公。唉！任用贤臣来守卫大城，即使询问错了，也不会造成过失；即使举荐错了，也不会造成举荐失误。然而这件事尚且使当时蒙羞，使后代陷入这样的境地，何况询问和任用又两方面都错了，那还凭什么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君的罪过，来附会《春秋》称许许世子止、晋赵盾的义理。文公称霸 柳州说：晋文公称霸时，援助秦国、击破楚国，囊括齐、宋、曹、卫，分割鲁、郑，使各方震动恐惧。在温地安定周王，奉上册命而接受赏赐，夹辅周王，纠正并安定天下，使自己成为诸侯之长。诸侯在践土结盟，贵贱相见时依礼交换玉帛；天子依靠他来统御诸侯，诸侯依靠他来保有自己的国家，百姓依靠他来保有妻子儿女，并凭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叛乱者用武力夺取，归附者用仁德安抚。推行德义，树立信用和谦让，表示命令一定实行，明确所向，使道路通达。天下只有一种共同的好尚。《春秋》所记载的那些事，公侯大夫的策书文告，车马往来，进出相连，贯穿于国都之中。于是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各有定位，左右各有职掌。禽兽牢牲和馈赠物品交相陈列，文质相间的宴飨有美妙音乐，宴会有庭中陈设，登堂下堂都吟诵美好的诗赋，牺尊、象尊等礼器全都陈列出来。犒劳、赠送、赐贿，大体都合乎礼制而没有差错。六卿治理军队，大戎、小戎的军队，钟鼓声不断，以讨伐不恭敬者。战车有万辆，士卒占天下的一半。击鼓进军便震动四方，举起旌旗便使人畏惧。他的号令一经发动，就像水的源头奔流、车轮的旋转，没有不依照他的意志而行的。当时，众人都能欢喜愉悦地奉承他们的君上。所以晋国百姓直到今天还崇尚义气而任用武力。这是凭借民众的力量巩固自己，借仁义之名而驾驭天下；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至今还有保存的。

译士燮 东坡说：“能够估量敌我形势的强弱，从而知道军队胜败，这是将帅的才能。不追求一时的功劳，以德行爱护国君，并保全国君的宗庙和后代，这是社稷之臣。鄢陵之战时，楚军压迫着晋军列阵，诸将都请求迎战，只有范文子不想交战。晋军最终击败楚军，楚共王眼睛受伤，子反自杀。这样看来，范文子好像是怯懦而没有谋略的人。然而不到一年，三郤被诛杀，晋厉公被弑，胥童死去，栾书、中行偃几乎也不能免于灾祸，晋国大乱。鄢陵的功劳，反而成为导致这些事情的条件。有非同寻常的人，才会有非同寻常的功劳；非同寻常的功劳，是圣人最为畏惧的。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缘无故来到面前，普通人尚且有时会按剑戒备，何况非同寻常的功劳呢？所以圣人一定反躬自问：‘这是上天要厚待我吗？还是上天要降祸给我呢？’因此即使有大功，也不会忘记戒惧。平庸的君主热衷于建立功业，却忽视上天的警戒，天天寻求发动战争，以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上天想保全他，就一定折断他的萌芽，挫败他的锋芒，使他知道悔过之处；上天想灭亡他，就用美好的利益诱惑他，使他得遂心愿，以功劳使他骄傲于士人，轻慢他的仇敌，侮辱他的百姓，直到亡国杀身仍不醒悟，这是上天要断绝他了。” 唉！普通百姓之家，一旦得到千金，不是有大福，必定有大祸。为什么呢？他们平日辛勤劳作，所得不过数金，因此得到的财物少，能够使用的范围也小。无缘无故得到千金，难道不会使他的志意骄傲，丧失原有的操守吗？奢侈的念头一旦发动，发展到极点便不能回头，等到家破身困，再想恢复原来的产业，哪里还办得到呢？由此说来，统一天下，取得它艰难，失去它也不容易；取得它既然容易，失去它也同样容易。汉高皇帝取得天下，亲自冒着箭石，同秦、楚交战五年，从未得志；等到天下平定，又有平城之围，所以终其一生不经营远方的谋略，百姓也不疲劳。继承他的文帝、景帝也不谈用兵。唐太宗起兵于晋阳，击破窦建德，俘获王世充，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攻下，容易得像破竹一样。然而天下刚刚安定，他便对外抵御四夷，征伐高昌，击破突厥，终其一生军队不得解散，几乎导致天下大乱，这是因为他亲眼见到取得天下很容易。所以，战争的胜败足以成为国家强弱的表现，而国家的强弱又足以成为治乱的征兆。大概有因胜利而灭亡的，也有因失败而兴盛的。勾践退守会稽，却因此称霸；夫差参加黄池之会，却因此灭亡。这其中自有使它如此的原因。虢公曾在桑田击败戎人，晋国的卜偃知道虢国一定灭亡，说：‘这是上天夺走了它的鉴戒，又加重了它的病势。’晋国果然灭掉了虢国。这就是范文子不得不进谏的原因；既然进谏而不被采纳，后来又立下功劳，难道还敢逃避死罪吗？如果他不死，晋厉公逞其心志，必定先谋害范氏。赵盾的事情就是明证。赵盾虽然免于一死，却不能免除恶名，那么范文子的智慧就远远超过赵宣子了。智罃、赵武 颍滨说：齐桓公保存了三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并把它们交付给诸侯，因此在义理上比晋文公做得多；然而齐桓公死后齐国便乱了，此后不能再称霸。晋文公的子孙世代担任盟主二百多年，与《春秋》始终相接，这是什么缘故呢？即使晋襄公、晋悼公贤能，是齐国所没有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保住霸业而不失去，还是有原因的。霸主盛大时，并不是能够用兵使诸侯屈服的困难，而是能够不用兵就使诸侯屈服的困难。文公之后，前有智罃，后有赵武，都能不用兵而使诸侯服从，这就是晋国不失霸业的原因。晋悼公与楚国争夺郑国，三次会合诸侯的军队，形势足以攻取郑国，而楚国又受到牵制；晋国群臣中，中行偃、栾黡之类的人，大多想通过一战使楚国屈服。只有担任中军将的智罃知道用兵的困难，也知道胜负不可预料，三次与楚军相遇，都拖延停留而不与之交战，最终使楚军疲惫，从而使郑国服从。这就是智罃不用兵所取得的功劳。晋悼公死后，晋平公即位。平公不能同悼公相比，但他能够专任赵武。赵武曾经同楚国的屈建在宋国召集诸侯的大夫，希望使战争停止。赵孟在这件事上有两种仁人之心。当时盟约尚未缔结，屈建藏着铠甲，准备袭击赵武；赵武同叔向商议这件事。” 叔向说：‘以诚信召人，却用欺诈来完成此事，谁还会同他交往？怎么能害到我呢！’赵武听从了他的话，最终事情办成，楚国也不敢妄动。将要结盟时，晋、楚两国争着先行礼，叔向又说：‘诸侯归附的是晋国的德行，并不是归附主持盟礼的尸位者。您只管修德，不要争先。’赵武也听从了，于是让楚国先行。这两件事，如果不是仁人，怎么能做到呢？别人将要披甲袭击我，我也披甲防备他，这是形势所必然导致的。不幸不能取胜，便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侥幸取胜，晋、楚两国的祸乱也一定从这里开始。晋国作为盟主，曾经让诸侯先行。晋国尚未失去诸侯，楚国却要求先行；如果同它争执，楚国一定不会听从，晋、楚两国的祸乱也一定从这里开始。然而这两件事都是常人感情所不能忍受的：忍让近似软弱，不忍让近似强硬，而赵武却能够忍让，因此晋、楚不相争，诸侯也得以依靠它。我因此认为，赵武有两种仁人之心。晋国之所以不失诸侯，赵氏之所以最终在晋国兴盛，都是由于这个缘故。《春秋》记载宋国的盟会，实际上把晋国列在楚国之前，孔子也认可这种做法。’ 叔向 颍滨说：‘乐王鲋向国君进言，国君没有不听从的。他想替叔向求情，因为同族关系，叔向却抛弃他而不回应。祁大夫年老了，在朝廷中没有官位，却因为明察而受到重视。知道他一定会替自己进言，这是多么明智啊！否则，在晋、楚交往的关键时刻，事情也会很多。同盟时发生过暗藏铠甲的变故，互相聘问时发生过司宫之祸。如果明察不足以应对这些事情，自己遭受羞辱，国家遭受祸害，那怎么说得尽呢？在平丘之会时，齐人不服，叔向用礼义责问他们，用众多诸侯的威势震慑他们，挽起衣袖继续逼迫他们，好不容易才使他们服从。唉！危险啊！他不幸生逢衰弱的晋国，大概也是不得已才出来做官的吧？’

译智伯的灭亡 柳州假托一个渔夫回答智伯说：‘智氏灭掉范氏、中行氏以后，志向更加膨胀，联合韩氏、魏氏围攻赵氏，引水淹灌晋阳。智伯瑶乘船来到赵氏阵前，又往来查看水流来的地方，急于尽快攻取赵氏。有一群渔夫，其中一人坐在那里捕鱼。智伯觉得奇怪，问他道：“你捕鱼有多久了？”渔夫说：“我起初在河中捕鱼，现在在海中捕鱼；如今主人把水弄得这样大，我因此来了。”智伯说：“你捕鱼的情况怎么样？”渔夫说：“我从小喜欢捕鱼。起初我在河里捕鱼，遇到魦、鱮、鳣、鰋等鱼，它们不能自己找到食物，因为喜欢我的鱼饵，每天能捕到一百条。我认为这太少了，便离开那里，到了龙门之下，等候大鲔鱼。鲔鱼到来时，带着鲂、鲤等数万条鱼，流着涎水和泡沫，后面的鱼便能得到食物。然而它饥饿时，也反过来吞食跟在后面的鱼，更加竭力逆流而上，希望变成螭龙。等到撞上大石，飞涛乱溅，鳍折翼秃，翻转跌倒，顺流而下，曲折昏乱，绕着水湾和水洲却不能出去。原先跟随大鱼的那些小鱼，幸而啄食它，我也空手得到了些鱼，仍然认为太少。我听说古代有个叫任公子的人捕鱼，所得更加巨大，于是离开这里到了海上，向北漂浮到碣石，寻找大鲸鱼。’ ‘我的捕鱼器具还没有来得及施用，就看见大鲸驱赶群鲛，在渤澥的边际追逐肥鱼，震动大海，摇撼巨岛，一口就吞食几十条像船那么大的鱼，勇猛不停，贪食不止，向北逼近碣石，终于枯死在那里。原先把它当作食物的鱼，反过来一起吞食它，我也空手得到了一些，仍然认为太少。我听说古代有个太公，所得更加巨大，他垂钓而钓到了文王，于是我舍弃那里来到这里。’智伯说：‘如今如果你遇到我，会怎么样？’渔夫说：‘我刚才已经说出它的端绪了。起初晋国那些奢侈的家族，如栾氏、祁氏、郤氏、羊舌氏十多个，不能保全自己，因为贪图晋国的利益而看不见其中的祸害，主人家的势力和五卿曾经把他们分裂吞食了。这同魦、鱮、鳣、鰋没有不同，脑髓流尽、骨头腐烂在主人家的旧鼎中，足以作为惩戒了。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又有更大的鱼，像范氏、中行氏，贪图别人的土地田产，侵夺别人的势力，羡慕诸侯的地位，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主人和三卿又把他们分裂吞食了：剥掉他们的鳞，切碎他们的肉，剖开他们的肠，斩断他们的头，再把它们弃置给鲲鲕；遗留下来的子孙，没有不陈列在俎豆之间的。这同大鲔鱼没有不同，也足以作为惩戒了。’ ‘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吞并范氏、中行氏来增加自己的肥大，仍然认为不够；力量越大，求取食物越不满足，驱使韩氏、魏氏作为群鲛，去追逐赵氏这条肥鱼，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贪图肥鱼的势头将不会止于赵氏。我看见韩氏、魏氏害怕灾祸将要殃及自己，也幸亏主人在晋阳受到逼迫，眼睛已经动摇了；可是主人却傲然以为大家都在刀俎之上，正磨快自己的舌头。只是我还有些担心！如今辅果已经舍弃宗族退走，不肯共同承受祸难；段规怨恨很深，正在谋划，而主人仍不醒悟。我担心主人会在邯郸被剖开鲸鱼头，在安邑折断鲸鳍，在上党剖裂胸腹，在中山以外斩断尾巴，肠子流落在大陆，成为鲜肉和干肉，来充填三家子孙的肚子。这就是我非常恐惧的原因。否则，主人的勇力比文王强大多少呢？’智伯不高兴，但最终仍未醒悟。于是韩氏、魏氏同赵氏联合灭掉智氏，把智氏的土地分为三份。温公说：‘智伯的灭亡，是因为才能胜过了德行。才能和德行本来不同，但世俗之人不能辨别，通常都把二者称为贤能，这就是他们用错人的原因。聪明明察、强悍坚毅叫作才；正直公正、中正平和叫作德。才能是德行的凭借，德行是才能的统帅。因此，才能和德行都完备，叫作圣人；才能和德行都没有，叫作愚人；德行胜过才能，叫作君子；才能胜过德行，叫作小人。凡是选取人才的方法，如果不能得到圣人、君子而任用，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为什么呢？君子凭借才能行善，小人凭借才能作恶。凭借才能行善的人，善事没有做不到的；凭借才能作恶的人，恶事也没有做不到的。愚人即使想作恶，智慧也不能周全，力量也不能胜任；譬如乳狗搏击人，人还能将它制服。小人的智慧足以成就奸谋，勇力足以果断施暴，这就像老虎长了翅膀，他造成的祸害难道不多吗？德行，是人们所敬畏的；才能，是人们所喜爱的。容易被喜爱的，容易亲近；受到敬畏的，容易被疏远。因此，考察人才的人大多被才能蒙蔽，而遗漏了德行。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家子，往往都是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以至于造成倾覆的，难道只有智伯吗？’ ‘所以，治理国家、治理家族的人，如果能够审察才能与德行的区别，知道二者的先后，又怎么会值得担心用错人呢！’ 文公、悼公 颍滨说：‘晋文公避开骊姬造成的祸难，在狄地居住了十二年，奚齐、卓子相继被杀。秦、晋两国的人都归心于他。文公深信舅犯，安静地等待时机，好像准备终身如此。到了惠公起兵时，他便急忙赴难，仿佛唯恐赶不上。于是秦国人在外要求报偿，里丕在国内谋求功劳，彼此不能相忍，接连导致失败灭亡。内外都绝望了，归附于文公。然后文公慢慢起兵收拾局面，没有用一尺土地作贿赂，也没有花费一金，晋人却拥戴他，于是称霸诸侯。他处理利害的谋划，确实周密啊！夏、商衰微时，汤、文王都是从诸侯中兴起，积累德行深厚，天下归附他们，不得已之后才接受天下。所以他们虽然取得天下，却没有遭受取得天下所带来的祸患，此后都传了几十世。像晋文公这样，德行虽然还不够，却能等待天下自行归附，差不多有王者的作为了。因此他主持中原盟会将近二百年，功业同齐桓公相等，而子孙后代远远超过齐桓公。难道不是因为积累德行有厚有薄的缘故吗？晋悼公重新称霸时，同楚国争夺郑国，三次会合诸侯的军队，从未同楚国交战一次，最终使楚国疲惫而使郑国服从。大概古代善于用兵的人，都不靠交战来使敌人的军队屈服；不是迫不得已，就不交战。’ ‘当郑国还没有服从时，中行偃、栾黡都想通过交战战胜楚国，只有智罃知道用兵的困难，知道胜负不可预料，便拖延停留，使楚人自己疲敝，不必交战便离去。否则，中行偃、栾黡二人将成为先谷那样的人，而智罃将成为林父那样的人。像智罃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用兵啊！’

译晋国旧有的封疆 柳州说：晋国旧有的疆域，太行山从侧面依傍着它，首阳山从那里兴起，黄河曲折地环绕着它，大陆泽铺展其间。有的山势巍峨高耸，有的山谷深广幽邃。景山、霍山以及汾水、浍水贯穿它的边缘，山川仿佛在变化迁移，彼此钩连环绕。然后山势融汇成平川，于是诸侯建都，大夫筑邑。那些高大雄壮的山势，突兀腾起，撑持阻拒，山石嶙峋，草木郁结，仿佛熊罴咆哮、虎豹长啸，永久不肯离去；它们像攫取秦国、搏击齐国一样，凡是正面抵挡的都失去凭据，燕、狄之人惊惧胆怯，仿佛鸡蛋将被压碎，战战兢兢，窥视关隘，踉跄着守门，惊恐得像奴婢一样。那些平缓舒展的地方，则平坦丰盈，曲折回旋，舒缓绵延，仿佛飞鸢翱翔，水流回旋而从容。用来种庄稼，收成丰硕；用来栽植，草木茂盛；用来放牧，牲畜繁多；用来饲养家畜，数量众多。因此百姓由此富足，国家由此兴盛。那条黄河，源头疏导自昆仑山，流入天渊，从无门之处流出，奔行于无边无际之间。它从匈奴之地向南，作为西部边境的屏障，冲击奔腾到太华山，转动如肘而向东伸展，冲决后土，浑浊的水流翻腾如沸。鼋、鼍等奇异怪物，在水中纷纷游动，水势汩汩；波涛腾跃翻倒，越过【疑字：■〈车夫〉】，停泊堆积在水涯岸边，水流张口吞吐，冲毁杂乱，坠落四散。它所冲荡激射之处，连绵的山岭高低参差，广阔的原野崩裂，声势如雷轰风怒；在【疑字：■〈山戞〉】、崩石翻转跳跃之处震撼山谷，在大树被拔起之处撼动四方。水流轰鸣奔涌、穿洞践踏，绵延数千里，仿佛万人挥斧砍伐。至于船只车轴所承载的东西、桅杆所驾驭的船只，顺着水道山川和林谷而行，冲破云层、驱散雨势，转眼间便顺流而下，草木丛杂，水流浩荡，百舍之远也一齐奔赴。像这样又怎么样呢？吴子说：先生的话说得丰厚，晋国的险固确实是晋国的美处。然而晋人所说的“表里山河”，只是为了说明防备败亡罢了，并不是把它当作壮丽景观来夸耀显扬。吴起所谓“在德不在险”，正是晋人借以自我警戒的话。《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 庄公 郑伯克段于鄢【东坡】子产【颍滨、昌黎、东坡】通论 国家的兴亡【颍滨】懿公 许穆夫人《载驰》赋【郑獬】灵公 祝鮀的佞才【东坡】出公 世子蒯聩【孙明复、颍滨】季路【颍滨】郑伯克段于鄢 东坡说：“《春秋》深加讥刺、圣人感到悲哀而不忍明说的事情有三件：晋国赵鞅率军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回戚地，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军包围戚地，结果父子之恩断绝；鲁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结果夫妇之道丧失；郑伯在鄢地攻克段，结果兄弟之义灭亡。这三件事，是天下最大的悲惨之事。孔子为此悲伤，并思考造成这些事情的缘由，所以《春秋》的措辞尤其深远。蒯聩得罪灵公，把他驱逐本来可以；但驱逐他以后又拥立他的儿子，这就是招致祸乱的办法。使辄在上不能听从祖父的命令，在下不能听从父亲的命令，正是灵公造成的。所以《春秋》记载说：‘晋赵鞅率军把卫世子蒯聩送到戚地。’蒯聩没有被废去世子之名，是因为灵公没有采取正确的驱逐办法。灵公为什么没有采取正确的驱逐办法？因为驱逐蒯聩后又拥立他的儿子。鲁桓公贵为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却陷入一个妇人的掌控之中。孔子认为不值得只去讥刺文姜，而是为桓公没有逐步加以制约而悲伤。所以《春秋》记载说：‘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意思是说，这场祸乱是由桓公自己造成的。段的祸乱起因于宠爱。郑庄公宠爱弟弟，结果足以把弟弟推向死亡。” 孟子说：‘舜把象封在有庳，使他一再前来，却不让他参与政事。’谁知道舜爱弟弟爱得深，而郑庄公却成了残害弟弟的人呢？当太叔占据京城、夺取廪延作为自己的封邑时，即使舜重新活过来，也不能保全兄弟之间的友爱。所以《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却不说‘郑伯杀他的弟弟段’，是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势下，即使圣人也只能杀掉他罢了。《春秋》所说的‘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是天下最深厚的感情；可是彼此残害的祸乱竟达到这种地步，难道会是一天之内形成的吗？《榖梁传》说：‘克，就是能够；就是能够杀死他。不说杀，是为了表现段拥有党羽众众。段不称弟，也不称公子，是贬低段，同时更加责备郑伯。鄢是远方，简直就像说郑伯从段的母亲怀中把他夺出来杀死一样，是极力加重责备。’既然如此，作为郑伯应当怎么办？放缓追捕，放走这个叛贼，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唉！凭兄弟的亲情，竟到了交兵作战的地步，可见亲爱亲人的道理早已断绝了。即使放缓追捕、放走叛贼，能够保全的亲情又有多少呢？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即使圣人也只能杀掉他罢了。’然而圣人本来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公羊传》说：‘母亲想拥立他，自己却杀了他；如果不把他交给母亲也就罢了。’ 却又拘泥于当时国内外的说法，这是思虑得多么不长远啊！”《左氏传》认为段不像弟弟，所以不称弟；又因为他如同两个君主，所以说“克”；称郑伯，是讥刺他失于教导，也是探求圣人之意。像《左氏传》这样，还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