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一

译兴亡与人才 刘禹锡《山阳城赋》说：‘山阳的旧城，遗留下来的城墙只有几雉高。四百年的国运，终于结束在这片废墟上。后代子孙写下这篇赋，大概是哀悼汉朝。赋中说：我停车在这里，在山阳的废墟上流下眼泪。这是怎样一片苍茫凄惨的景象，难道就是舂陵的气象吗？怎么会在四百年之后，任由昌盛的国运倾覆呢？至尊之位竟与普通人相同，拥有利器却倒拿在手中，怎么曾有锋刃可以施展呢？美好的王业踪迹开始奠基，直到坤维再次铺展。遥远地看泛阳与鄗上，恍惚间像蛇化龙而舒展腾跃。痛惜人亡事废，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忽然消失。唉！把这些积累起来就成为治理，把那些错误积累起来就成为暴虐。文帝、景帝想要以俭约自处，播下德政的萌芽，到武帝时才获得成效。桓帝、灵帝想要任从昏乱的心意，点燃妖异的火焰，到献帝时终于焚毁。伊尹、周公那样的人不世出，奸雄便乘着时机兴起振作。事物的形态崩坏而位置改变，披着虚假的称号，表面上尊贵。终于一世耗尽，事情也随之败亡，为什么还要窃取谦让之名来装饰呢？唉！神器是极其沉重的，大概像山一样不可动摇。假如把它比作争逐麋鹿，那么本来就是脚步强健的人领先。确实只是人事如此，哪里是什么当涂之兆呢？自从灾祸和动乱开始，时间已经很久，无法再追寻挽回。那片废墟啊，唉！唯独留下武帝的遗迹，给后代君王留下大法则。’ 子由评论两汉的祸患说：‘天下的祸患没有固定所在。只有看见天下的祸患并除去它，顺从安定之处而行，才能长久而无忧。有些卑劣的人看见祸患在东方产生，就竭尽力量对付东方，以至于丧失西方；看见祸患在外部兴起，就专心对付外部，以至于忘记内部。因此祸患在无常之处产生，变化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没有人能够挽救。’从前西汉的祸患，在文帝、景帝时期，天下人无不认为一定会由诸侯势力过强而产生。然而到武帝时期，七国之乱的余波逐渐衰弱，天下平坦安稳，四处观望，都以为没有忧患。后来逐渐衰败，到元帝、成帝之间，朝廷中的强臣实际控制了国家命运，汉朝因此断绝了祭祀。世祖、显宗平定天下以后，认为世世代代的祸患无不在于朝廷强臣。然而东汉的灭亡，祸患却是从宦官那里兴起的。由此看来，天下的祸患哪里是能够预先防定的呢？人将要死时，有的因过度劳累而生病，有的因饮酒而生病。天下人看见有人因这些原因死亡，就说‘一定不要劳作和饮酒’，这难道不是拘泥而妨害事情吗？人死亡时，必定有某种因素为它打开了通道。因此，劳作能够造成灾祸，饮酒能够造成疾病，但天下人难道一定都死于这些原因吗？东坡评论两汉的衰败说：‘西汉衰败时，大臣拘守寻常，不谋求大的方略；东汉末年，士大夫多有奇特的节操，却不遵循正道。元帝、成帝年间，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于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只顾自己的子孙，各自想要树立私人的恩德，购买田地住宅作为不可动摇的安排；他们迟疑退缩、畏惧回避，只求苟且度过岁月，却都依附、仿效儒术，选取六经言论中与自己相近的说法作为口头借口。孔子说：‘厌恶身处下流却讥谤上位者，厌恶揭发别人而自以为正直。’刘歆、谷永之流又相互弥补他们的缺失并加以文饰，所以汉朝衰败时，颓靡得像蛟龙卸下驾驭风云的劳苦，安于被豢养的享乐，最终仍未醒悟，直到肩膀被砍裂、大腿被撕裂，登上普通人的祭祀俎几，难道不可悲吗？后来桓帝、灵帝想要吸取过去的弊病，树立君主的威权，因此多使用严刑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能容于朝廷，于是纷纷在民间兴起，共同竭力做出险怪、惊世骇俗的行为，使天下豪杰奔走到他们门下，能够替他们执鞭驾车，自己却高兴得不亚于公卿受荣。于是天下士人喧闹不止，都拥有没有用处的虚名，却不通晓实际成效；所以东汉灭亡时，就像人得了狂病，不知道厅堂宫室才是安适之处，只顾呼喊奔跑，使自己跌倒。’ 从前太公治理齐国，选拔贤能而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夺、弑君的大臣。’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敬尊贵者；太公说：‘后世会逐渐衰弱。’汉朝的事情，确实很像这种情况。难道当时公卿士大夫的行为，以及社会风俗的刚强或柔弱，各自都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吗？古代的君子刚毅正直，却用宽厚来持守；忠诚、宽恕、仁厚，却用义理来施行。因此他们在朝廷时，士大夫都自我洗涤、磨炼，尽力于王事，不敢做出反常怪异的行为；这就是三代王政兴盛的原因。曾子说：‘上面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天下人中，幸而有不做阿谀依附、苟且取容之事的人，却致力于做洒脱不羁、矫异出众的行为，想成为像东汉君子那样的人，唯恐赶不上，这真是可悲啊。东坡又评论两汉败亡于王莽、曹操之手说：‘古代圣人制定君臣的分别，天子以自身处在天下之上，安然接受天下的奉养，从不推辞。天下的人中，奇才壮士争相竭尽力量，在天子之下尽忠效命，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这两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应由贤能的人来办理。’ 仁人君子竭尽心力来治理天下的事务，没有什么不能成功；武夫猛士竭尽力量来铲除天下的暴乱，没有什么不能平定。他们这一类人并不是不聪明、不勇敢，然而如果得不到自己的君主，他们的内心总是忧惧不安，即使天下广大也不能安顿自己；功业成就、事情建立之后，反而有所欠缺地回头观望，没有人能够承受他们的功业。因此天下的贤能之才，虽然才力足以夺取天下，却常常喜爱天下有贤明的君主，因为这样才能有人承受他们的功业。古代的君主，收揽天下英雄而不失去他们的心，所以天下人都争相归附；英雄之士凭借君主的资助来为天下效力，功业成就、愿望实现后，也不敢采取背叛的操守。因此君臣上下相互守持，就可以延续无穷。只有君臣相互违背，不能彼此任用，君主认为臣下对自己没有用，臣下也认为君主对自己没有用；君主无从任用臣下，以至于天下人不再亲附，臣下没有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以至于孤独无依、无所归属，于是天下开始大乱。况且他们不知道天下人的心意：天下人都是人臣，谁能够凭自身力量使别人服从呢？只有借助天子的权力来任用他们，所以即使是地位相等的人，也没有谁敢抗拒。他们看见天下没有人敢抗拒自己，就以为天下人畏惧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是凭借君主的威势行事；所以有时习惯于天下人的畏惧，反而想要设法除掉自己的君主。

译君主一旦被除掉，天下人还有谁会畏惧而不发动变乱呢？从前西汉衰败时，王莽窃取并掌握君主的权力，想要夺取天下；当他掌握权力而还没有夺取天下时，天下人不知道他将要夺取天下，所以低头奉行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呢？天下人的心还认为自己是在替汉朝效力。等到天下落入王莽手中，英雄之士于是纷纷起来共同攻击他；没过几年，王莽就大败。为什么呢？天下人不服从没有汉朝的王莽。后来东汉发生动乱，献帝奔走于民间草野之中，曹操把他迎出并奉为帝王。当时天下已经没有汉朝的实际权力，唯独听从曹氏；然而天下的英雄仍然把汉朝的名义当作正统，都起兵争夺它，直到曹公一生结束也不能安定。幸而当时的人都知道汉朝的天下已经失去，是曹操夺取了它，所以内心服从曹氏，安心做他的臣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权力由诸侯发出，传不过十代而很少有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传不过五代而很少有不丧失的；由陪臣掌握国家命令，传不过三代而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人的情势是，身处下位却干预上位者的政事，便以为自己享受了其中的利益，却不知道天下人的争胜之心都会喧嚣而不平。因此，他平素所能使人服从的范围越狭小，失去权力就越快。为什么呢？因为心怀不平的人很多，所以说：‘俸禄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而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唉！公室既已衰微，那么三桓的子孙本来是天下人认为应当兴盛的，却最终衰弱而不能振作；由此，君臣名分的道理也就可以看清了。少游论述两汉的大臣说：“夺取天下，必定要有功臣；守住天下，必定要有名臣。既然如此，拥有国家的人，宁可没有功臣，却不可以没有名臣吗？为什么呢？功臣把乘机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当作才能，名臣则把守节而死、为义而死当作职责。”从前西汉末年，海内太平，四夷归服，可是王莽窃取并掌握国柄，谈笑之间就把它夺走了。东汉末年，奸雄纷纷崛起，中原大乱，而曹公窥伺帝位，终身却不敢夺取。我曾对此感到疑惑，直到读《李固传》，看到李固与杜乔诛杀门生子弟时，有人戴着刑具、套着铁锁，愿意一同赴死的人接连不断，这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西汉有很多功臣。西汉自高祖凭借武力取得天下，他不喜欢儒生，用人时首先看重器量和见识，因此朝廷中功臣很多，于是乘机逐利的人也多；形势不利、局面不便时，他们就不肯出力。到了晚年和末世，王凤掌权，王章因直言进谏被杀，而天下人纷纷形成了苟且偷安、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风气。那些大臣如张禹、孔光等，都守着俸禄、取悦权贵，苟且应付一切；那些守清节的人，如龚胜、郭钦、蒋诩一类，也不过是称病辞职归乡罢了。风气既然如此，乱臣贼子怎么会有所畏惧呢？这就是王氏能够谈笑之间夺取政权的原因。东汉自光武帝起，不任用功臣，而专心任用文士；用人时首先看重经术，因此朝廷中名臣很多，守节而死、为义而死的人也多；节操所在、正义所存之处，他们一定会去做。所以到了晚年和末世，梁冀专擅政令，李固与杜乔以死抗争，于是天下人纷纷形成了杀身成仁的风俗。那些大臣如陈蕃、黄琬等，都捐弃生命、使家族覆灭，以解救国家的危难；党锢中的士人如李膺、杜密、范滂一类，甚至被连颈押赴刑场，也没有丝毫怨怒的神色。风俗既然如此，乱臣贼子怎么会不害怕呢？这就是曹公终身不敢夺取帝位的原因。然而，西汉容易灭亡却又能够复兴，东汉难以灭亡却容易断绝，为什么呢？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取得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所以历代君主，在初兴时即使势力强大，如果没有仁心也不能兴盛；到了末世，即使德行丧失、政治混乱，如果没有不仁的罪行，也不会灭绝。哀帝、成帝时，君主失德很严重，但事情只停留在宠爱女色和佞幸的程度，还没有犯下不仁之罪，所以国家灭亡后又复兴。桓帝、灵帝时，无道达到了极点，钩党之狱中，忠臣义士死了一百多人，各处被夷灭的人多到数不清，这就是不仁的罪恶已经积累到极点了，所以国家灭亡。于是终于断绝了，这也是道理必然达到的结果，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唉！国家，是天下最大的器物。君臣，是共同执掌这个器物的人。观察器物的安危，就可以知道执掌者是否有才能；观察国家的治乱，就可以知道君臣是贤能还是不肖。拿两汉来评论，报应施受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那么做君臣的，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权德舆《两汉辨亡论》说：‘谈到两汉灭亡的原因，人们都说是王莽、董卓。我认为，王莽、董卓篡夺作乱，玷污神器、使齐人陷入混乱，从开始到灭亡天下，事情显而易见、人人都听闻知道。静下来考察最初的根源，那么使西京灭亡的是张禹，使东京灭亡的是胡广。他们都借儒术的名义来伸张自己的邪心，谋求一时的大名，获得公辅的地位；他们言语声气所造成的影响，关系到国家的损益，却又多方表现得柔顺善良，保住职位、守住俸禄，有时陷害当时的君主，使祸乱的根源更加滋长；有时依附凶恶的灾祸，结成祸患的胎胚。因此，国家倾覆的契机、篡夺的征兆，都是由他们指引、逐步造成的。虽然相隔的年代很远，却如同亲手接受指示、仰承面命一样。他们造成的贼害，难道只是王莽、董卓所能相比的吗？’张禹凭借儒术做皇帝的老师，身居汉朝宰相，特别受到尊重和信任，承担辅佐君主的重任，达到了儒者地位的极致。永始、元延年间，天地灾异屡次出现，进言论事的人都尖锐地批评王氏专权。当时成帝也对天变感到后悔和畏惧，却没有办法作出决断。成帝驾临张禹府第，屏退左右来询问他，希望得到他一句话作为法度准则。替张禹谋划的人，本来也应当陈述《大易》关于坚冰将至的警戒，诵读《小雅》讥刺十月灾异的诗篇，趁成帝将要采纳意见时，痛切地说明得失；他反而以《论语》中少谈天命、不谈怪异为说辞，导致成帝心中不再怀疑，王氏势力逐渐强盛，上下都安然无事，转眼之间国家便灭亡了。

译即使成帝的考虑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也应当启发陈述、恳切规劝，当面分辨、在朝廷上争辩，何况当时正是在府第宴饮之间、皇帝虚心咨询决断的时候，他却还在床下戏弄小儿，在附近郡县给女婿安排官职，谨慎周旋地把一家人和妇人的私心当作自己的心意，只图自身安稳，不顾国家忧患，致使群盗玩弄权力，接连掌握最高权柄，祸患成熟、毒害流布，终于到了新都也无法遏制的地步，这实在令人愤慨。到了东都顺帝、桓帝年间，国统三次断绝，胡广凭借大儒的声望被任用，官位达到上台。起初，梁冀凭借外戚的重权，贪婪暴戾地掌握国政；毒死质帝以后，商议另立继承君主，公卿大臣都认为清河王蒜年长而有德，又是最尊贵亲近的人，可以使人心安定，因而已经决定了人选。梁冀却害怕他明智贤哲，而且不利于拥立年长君主，便私下支持蠡吾侯，独自反对群臣的意见。替胡广谋划的人，也应当像磐石一样中立坚定，耿介不改，率领赵诫等人，与李固、杜乔共同坚持原则，然后和三公百官在朝廷上严正陈词。即使梁冀暴虐专横，难道能够一旦之间把汉廷群臣全部诛杀吗？胡广反而只图片刻安宁，犹豫畏缩，终于使清河王被迁徙废黜，蠡吾侯成为祸根，国家日渐衰败，汉道日益困窘，酿成党锢之狱，造成宦官之祸，祸乱循环，终于发展到董卓。显赫的汉室，竟变成了当涂高，栋梁弯曲、鼎器折裂的由来，原来早已存在很久了。那梅福凭借孤远的身份上疏，张纲凭借卑微的官秩停轮直谏，难道只是偶然出现的什么人吗？可是人们却不思考这些！唉！趋利避害、以荣显通达为美、以困穷卑贱为丑，大体上是所有生物的常性。等到亲自掌握政权、以国家存亡为念，就应当在事情开始时谨慎，在最初就作出决断，以引导善良的风气，遏制祸乱的根源。假如祸患的胚胎已经萌发，就应当至死方休；即使白刃也可以践踏，鸿毛也可以看得很轻。为什么张禹、胡广在宴饮安逸之时，只致力于小忠小节，树立细小的操行，屡屡在露天蓍草前献上吉利的卜辞，阻止通过探筹来确定皇后？等到国家安危、邦国大事的关头，他们却甘心缄口不言，暗中拱手旁观事变，难道只是如此而已吗？当时又使烈焰熊熊燃烧而燎及原野，使滚滚沸汤冲决堤岸、淹没高陵，把天下投入烟灰之中，使万人陷入昏暗的泥水。百代以后，没有人指出并说出他们的姓名，即使史书论赞略有言及，也没有彻底考察事情的始末。如果按照《春秋》的笔法，出境而不返回就记载弑君的罪恶；言辞虚伪而善于辩说，就处以两观之诛，那么如果处在《春秋》的时代，明确说明张禹、胡广的罪过，用来警戒后世，哪里记载得完呢？假如西京当时抑制削弱王氏，尊重君主、降低臣下的权势，那么或许就不会有哀帝、平帝时的败坏；假如东京当时任用清河王，让君主英明、臣下忠诚，那么或许就不会有灵帝、献帝时的动乱。大汉的国运究竟如何，很难预先知道。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都有冥冥中的定数，不是人的谋划所能抗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只要任用盲人、聋人做宰相，立一个木偶来尊奉，给它穿上有纹章的服饰，陈列在朝廷庙堂，也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尧、舜还要有时咨询、有时叹息，商、周还要有时梦见贤人、有时占卜，对政事忧劳勤勉直到太阳偏西，像这样之后才使天下得到治理呢？

译历代委任人臣 子由说：高帝把天下和后世的重大责任交付给大臣，大臣也竭尽力量来报答他，所以吕氏之乱得以平定，周勃能够发挥力量，诛杀吕产、吕禄，拥立文帝，反复施为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当时大臣权力和职责的盛大，前后相接，直到申屠嘉还敢召来羞辱邓通，议论斩杀鼌错，而文帝、景帝并不因此忤逆他们，可见高帝用人，重视到了这种程度。景帝以后，这种风气衰落了，大臣的任用和罢免，几乎像对待仆隶一样。武帝年老时，将要拥立年幼的君主，知道这件事非大臣不可，于是委任霍光；霍光的权力超过诸臣，所以能够辅佐昭帝、拥立宣帝，天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至于宣帝，虽然明察有余，但性情本来猜忌刻薄；若不是张安世谨慎畏惧、陈万年顺从听命，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容忍。他厌恶杨恽，压制盖宽饶，杀害赵广汉、韩延寿，强硬而毫无怜悯之意；有才华的人在他的朝廷中都小心翼翼地行走。渐渐到了元帝、成帝时，朝廷没有重臣，养成了王氏的祸患，于是王莽凭借斗筲般的才智完成他的欺骗蒙蔽，而士人中没有一个敢指出他的错误。光武帝兴起时，虽然文武谋略足以鼓舞一世，却不知道发挥用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幸好他的子孙都贤能，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所以这种祸害没有波及他们。和帝年幼，窦后专擅朝政，窦宪兄弟纵横暴虐，在朝廷上杀死都乡侯畅；事情败露后，请求出击匈奴来赎罪，等到取得成功，又想拥立北单于来树立恩德、巩固自己的地位。袁安、任隗都以三公的身份坚守义理、极力争辩，却不能胜过他；后来窦宪因叛逆阴谋失败，这大概就是光武帝长期不任用大臣的弊病在这里显现了。此后东汉日益衰弱，诛杀阎显、拥立顺帝，功劳出自宦官；废黜清河王、杀死李固，事情又成于外戚。大臣都没有参与其中。到了末流，梁冀的祸害严重到天下不能容忍，只好再次借助宦官除掉他；宦官的祸患到了极点，天下也不能忍受，于是召来外兵加以铲除。外兵一旦进入，东汉的国运也就结束了。这大概就是光武帝不任用大臣所造成的祸害发展到极点的结果。君主不可能人人贤明，如果有不能胜任的地方，就把政事交给大臣，这是朝廷的正道。事情从正道出发，成功的多，失败的少。遍观古今，凡是任事而使祸患发展到不可预测地步的，必定有原因。如今君主畏惧猜忌大臣，使别人能够乘其空隙；不在外戚，就在宦官。外戚、宦官互相残杀，最后还要用外兵接续其后，真是危险啊！王荆公《委任论》说：君主把委任别人当作难事，臣下把完成职责当作重任。任用得重而责备得重，是可以的；任用得轻而责备得重，是不可以的。我没有别的见识，请用汉代的事情来说明它。高祖任用人，能够任用就任用，应该停止就停止。对于一个人的自身来说，才能有长处和短处，取用他的长处就不追究他的短处；人情有忠诚和虚伪，相信他的忠诚就不怀疑他的虚伪。他的意思是：‘我因为这个人擅长某件事而任用他，他在其他事情上即使有短处，又有什么妨害呢？我因为这个人对我忠诚而任用他，他对其他人即使虚伪，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萧何只是掌管文书的官吏，把关中交给他，便不再有西顾的忧虑；陈平是逃亡的罪人，他拿出四万斤黄金交给陈平使用，不追问金钱的出入；韩信是轻浮狡猾一类的人，却把百万军队交给他而不怀疑。这三个人，难道一向就有忠诚的名声吗？只是高祖把推己及人的心放到他们心中，所以别人不能离间他们，而事情也因此成功了。后世遵循高祖的做法，就很少有失败的事情；不遵循，就会失败。所以孝文帝虽然宠爱邓通，仍然让申屠嘉实现了他的意志；孝武帝不怀疑金日磾、霍光，最终确定了安定天下的大计。在那个时代，能把守成的事业做到极盛的，只有这两位君主而已。元帝、成帝以后却不是这样了，虽然有何武、王嘉、师丹这样的贤臣，却受到外戚、宦官受宠的压制，又受制于宫帷中的亲近之人和近习，所以王道逐渐衰微，不免在天下人那里背负毁谤。中兴以后，只有世祖能够驾驭大臣，任用寇、邓、耿、贾等人担任职事，所以威名不比高祖逊色。至于为子孙作长远考虑，却不是这样；他反而因为看到元帝、成帝以后，三公的任职大多受到外戚、宦官、宫帷中的亲近之人和近习的胁迫而失败，于是设置三公的名位，却把政事归于台阁，只给三公虚假的尊荣罢了。然而台阁大臣地位低、事务繁杂，没有统一统摄的权力，又受到众多议论的牵制，因此他们受到外戚、宦官、宫帷近习胁迫的情况反而更严重。到了政治没有进展、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灾异有时出现的时候，就说三公不能调和阴阳，于是策令罢免他们；严重的甚至杀死他们，难道不可悲吗？冲帝、质帝以后，桓帝、灵帝之间，把这种做法沿袭下来作为旧例；即使有李固、陈蕃这样的贤臣，也都受挫于宦官之手，其余的人则迎合时俗、掌握权势，只求保全自身罢了，哪里还能建立什么政治呢？这就是所谓任用轻而责备重的弊病。唉！普通人的性情，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有忠诚的时候，也有不忠诚的时候。知道他有才能，重用他是可以的；认定他忠诚，诚心把事情交给他也是可以的。诚心把事情交给他的人，别人也会献出自己的诚心；重用他的人，别人也会承担起重任。这样就能使上下之间的诚心彼此照见，恩情凝结在他的心中。难道他会像禽息、鸟视那样，不知道感恩、不尽力报答吗？所以说：‘不怀疑外物，外物也会以诚相待。’况且苏秦并不被天下人信任，唯独在燕国做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同一个苏秦，在几个国家之间反复倾轧，唯独在燕国不是这样，确实是因为燕君厚待他的缘故。所以君主把人当作狗猪来养，人也会表现得像狗猪；君主按照国士的礼遇对待人，人也会以国士的精神奋发自励。所以说：‘普通人的性情，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有忠诚的时候，也有不忠诚的时候，关键只在于君主以怎样的心意对待他。’

译子由评论高祖、光武、明帝说：‘君主的德行在于知人，他的弊病在于才能太多。能够知人并善于任用他，就像自己具备他的才能一样，即使达到尧、舜的境界也是可以的。才能很多却喜欢亲自处理一切，即使有贤人也无法施展，那么也只能勉强自立罢了。汉高帝谋划事情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理国家不如萧何，但他知道这三个人的才能，任用他们而不怀疑。向西攻破强大的秦，向东降服项羽，曾经没有人能与他抗衡。等到天下已经平定，政事全都交给萧何办理，法令整齐划一，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于是太平无事。后来又有曹参继承，最后由陈平、周勃辅佐，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宁。这些全都是高帝知人的余功。’‘东汉光武帝文武才略兼备，攻破寻邑，取得赵、魏，鞭打驱逐群盗，谋划没有遗漏；计算他的武功，似乎应当胜过高帝。然而假使他处在高帝的时代、与项羽为敌，一定有办不到的事情。等到他登上帝位，鉴于王莽篡夺造成的祸患，虽然设置三公，却不把政事交给他们，只专门任用尚书来督理文书、纠察奸诈；对于贤能和政事，考察得十分细密，下面的人不能欺骗他，一时之间号称治理得好。然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斥退，不符合图谶的人就抛弃，凭一己之身承担天下，那么他认识不到的事情、力量不能做到的事情就很多了。至于明帝，喜好详细察察得更加厉害，所以东汉宽厚平和的治理风气，远远比不上西汉。贤士大夫立身于他的朝廷，志向不能得到施展；即使号称天下安治，他们父子才能和志向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不是君子所推重的。张禹、江充、梁冀、王莽这一类人 白乐天《有木诗八首》序说：我读《汉书》列传，看到了像张禹一类谄媚顺从、阿谀逢迎、图谋自身而忘记国家的人；看到了像江充一类迷惑君上、蛊惑下属、交相扰乱君主和亲属关系的人；看到了像梁冀一类凶暴蛮横、专横跋扈、蒙蔽君主并培植党羽的人；看到了像王莽一类表面上表现仁慈、实际行为违背仁德，先以道德取信、后来成为贼害的人；又看到了外表宏大宽厚、内里却没有实际功用的人；又看到了依附权势、随着权势覆亡的人。他们起初都有能够打动人的才华，足以迷惑众人、取媚君主，没有不是开始时合乎人意、最后却失败的。《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二 武帝上 袁绍【少游、东坡、子西】赤壁之战【子西】论攻打吴、蜀以及赤壁、汉中之战【东坡、子由】攻打袁绍、吴、蜀【何去非】曹操征讨柳城，刘备劝刘表袭击许都，刘表没有采纳【子西】曹操不追赶关侯【子西】征讨乌桓，征召田畴【子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