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七

译世民诛杀奸佞之人高德儒 范祖禹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修整比干的坟墓，经过商容的里门时表示敬意，把飞廉、恶来杀死在海边。显扬善行、铲除恶人，唯恐来不及，这是为什么呢？是要使百姓知道归向正道，向他们表明征伐的根本意图。所以天下没有谁不改变心意、更新想法，来听从君上的作为。除去商朝的污浊习俗，接受周朝的美好教化，就像水往低处流、草随风倒一样。”太宗刚开始起兵，就杀了一个奸佞之人，百姓便知道君上所喜欢和厌恶的是什么了。这样一来，谁不想做忠臣而不做奸佞呢？唐朝迅速成就王业，正是理所当然的。德儒在隋朝做奸佞之臣，在唐朝却被杀了；做奸佞之臣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高祖辞让九锡和特殊礼遇 范祖禹说：“自从魏、晋以来的君主，欺负孤儿、轻视寡妇，以此夺取天子的地位；考察事实，他们与寒浞、王莽没有不同，却一定要仿效唐尧、虞舜的礼文。后世沿袭这种做法，没有人改正，他们君臣都不以此为羞耻。只有唐高祖知道这些是谄媚奉承之人所作，所以繁琐的文饰和虚假的粉饰有些没有实行，也可以说是不自欺的人。然而他既然是凭武力取得天下，却一定要替它制造一套文饰，说是‘从隋朝接受禅让’，这也不免沿袭衰乱时代的旧迹。虽然不能像三代的君王那样使名分和实际相符，却远远优于魏、晋。” 录用隋朝的子孙 范祖禹说：“商朝的子孙，人数多得不可胜数。上天既然已经降命，诸侯便归属于周朝；诸侯归服周朝，是因为天命并不固定。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说：‘昏乱地抛弃他的遗民，王父、母亲和兄弟都不任用，所以招致讨伐。’诛杀罪人的本人，却扶立他的儿子，这是天下公认的正义。何况他的父兄和宗族呢？自魏、晋以来，强臣篡夺君位，消灭君主的宗族而取代其地位；既然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也用不正当的手段失去。改换国姓的灾祸，就像沿着同一条轨道循环。” 《传》说：‘君主用这种方式开始，必定也用这种方式结束。’ 这话确实如此！唐高祖刚即位，就录用隋朝的子孙；自汉朝以来，他最为忠厚，他的国祚长久，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高祖开通进谏的渠道，奖赏孙伏伽的谏言 范祖禹说：国家将要兴盛，一定会奖赏进谏的大臣；国家将要灭亡，一定会杀害进谏的大臣。所以，进谏而受到奖赏，是国家兴盛的吉兆；进谏而被杀，是国家灭亡的征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身体必须气血流通，不能有所堵塞，然后才能生存。进谏，是使下面的实情能够向上通达、上面的意旨能够向下传达，就像气血在全身流通一样。所以进谏的道路畅通，国家就能治理；进谏的道路闭塞，国家就会动乱。国家的治乱，只系于进谏的道路罢了。高祖鉴于隋朝灭亡的原因，王业刚开始建立，各项事情都在草创之中，却首先开通进谏的渠道以沟通下情，可以说知道首先应当办理的事务了。因此，天下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发热的人得到洗濯、衰败的人得到振兴一样；百姓知道君上忧虑自己的疾苦，而他们的痛苦将有地方申诉了。唐朝兴盛，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徐世绩投降后被赐姓李 范祖禹说：“古代天子建立诸侯国，赐予姓、确定氏；姓氏是用来区别族类的来源的。自从三代衰落以后，称姓有的以国为姓，有的以族为姓，有的以地为姓，有的以官为姓，子孙各自以祖先为本，不能更改。汉高祖把娄敬赐姓为刘，既鄙陋又没有根据。到了唐代，君主竟把它当作法则，不是亲属却把他们附入宗室谱籍，有时还把这种做法施加于盗贼和夷狄，把异姓异类当作同宗。这样说来，古代赐姓是为了区别族类，后世赐姓却是为了扰乱族类。只有上天所定的亲属关系，不能由人强行把本来不同的人说成相同；难道这是遵循道理的做法吗？上面亵渎了姓氏，下面忘却了祖先，这不是先王的制度，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 宇文士及、封德彝前来投降，皇帝责备封德彝对唐朝不忠。封德彝用秘密谋略求取皇帝任用，皇帝很高兴，便采用了他的计策，任用了他。范祖禹说：“高祖因为女色而提拔士人，等到责备封德彝的谄媚机巧时，已经斥责了他，却又喜欢他的计策而很快任用他，奸佞之人实在太难以疏远了。自古以来，君子容易被疏远，小人容易被亲近。大概君子难以进用，一旦退处也果断；小人不以自我推销为羞耻，却因不被知遇而忧惧。他们一旦进用，便无所不用其极；君主一旦被他们迷惑，不能自行摆脱，很少有不导致祸败的。” 晋州人自称看见一位穿白衣的老人，老人称老君为唐朝的祖先，于是皇帝下诏在当地建立庙宇。范祖禹说：“商朝尊奉祖先契，周朝尊奉祖先后稷，都是以他们所建立的功德为根本，不可以歪曲。唐朝说自己出于老子，是妖人的言论，谄媚奉承的人又附会出来的。高祖开启了这个源头，高宗、明皇助长了这种风气，又采用方士荒诞怪异的说法，把老子抬高到上帝的地位，贬低上天、诬蔑祖先，违背道理太严重了。这与王莽把王子乔称作皇祖叔父，有什么不同呢！” 萧铣投降后在都市斩首 范祖禹说：“萧铣是旧梁朝的子孙，在动荡艰难的时代，百姓思念他们的君主。萧铣趁隋朝混乱，保据荆楚，想要恢复祖先的事业；他虽然僭越称帝，却不是唐朝的叛臣。唐军攻打并取得他的土地，俘获他的君主，也就够了。萧铣却因为百姓的缘故，不忍心固守而投降，保存府库，奉上图籍归还唐朝。这样说来，唐朝初年各地割据的君主中，萧铣最没有罪。高祖却杀了他，刑罚太过分了。我太祖、太宗平定四方僭伪的国家，拘系他们的君主，把他们送到朝廷，即使是像刘鋹那样无道、像继元那样抗拒命令的，也是在用尽天下的力量以后才攻取，从未杀过一个人，都是老死在窗下。自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这大概就是他们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原因吧？” 制定官职令 范祖禹说：三公讨论政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所以不以某一项职务作为官名。太尉掌管军事，大概就是古代大司马的职务。司徒主管人民，司空主管土地，都是六卿的职责，不是三公的官职。自汉朝以来，这些就混淆了。唐朝不能改正，反而又沿袭下来，因此官名混乱，没有比唐朝更严重的。况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书省，这样政令就出自两个系统；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这样政令就出自三个系统。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的各种事务都完备于此，就像网系在纲上、皮裘提着衣领一样，虽然经过百代也不能改变。君主如果想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假如舍弃《周官》，我没有看见还有什么办法可行。” 重新设置十二军 孙之翰说：“国家使用武力，本来就是经常性的事务，不可以一天懈怠。中原广大，外族众多，即使在太平时代，狡黠凶恶的人也只是畏惧威势、服从德化而不敢行动。他们心里常常希望国家发生事情，以便起兵作乱。那么，武备难道可以一天懈怠吗？何况大乱刚刚平定，人心还没有安定，便想摆出安逸的姿态，停止武事。等到突厥入侵，只知道谋划迁都以躲避，治理天下的谋略多么浅薄啊！”幸亏秦王坚持主张而没有实行迁都的意见，于是下令重新设置十二军，用来训练各府的士兵，中原的威势从此强盛起来。

译听从裴矩的意见，答应与突厥通婚 范祖禹说：“自汉朝把女子嫁给匈奴以后，后世习惯于把这当作常规，与异域通婚，不认为是过失。如果认为这是因为畏惧他们，那么就是以天下之大而畏惧别人，甚至要送出女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是谋略，那么就是把女子当作离间手段，想夺取别人的国家，这也同样是错误的。高祖不向众多贤臣谋划，却去询问亡国之臣，出现这种过失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西突厥不如颉利强大，弱者尚且答应与之通婚，那么强者又靠什么来制服呢？这不足以显示威势，只足以让远方之人轻侮罢了。后来太宗把女子分别嫁给各国的将相，中宗以后又都把公主嫁到蕃国。齐国是甥舅之国，吴国是太王的后裔；齐景公流着眼泪送女儿出嫁，尚且还感到羞耻。娄敬和亲的策略，难道值得效仿吗？可是唐朝终始，君主实行它并不觉得为难，他们的臣子也不认为这是错误。高祖、太宗实际上开启了这种做法，这是留下的谋划不善。” 奖赏裴矩据理力争 温公说：“古人有句话：君主贤明，臣下就正直。裴矩在隋朝做奸佞之臣，在唐朝却忠诚，并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奸佞；君主喜欢听直言，奸佞就会变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是表，臣下是影。” 表一动，影子就会跟着动了。” 太子建成 孙之翰评论立李建成为太子说：“帝王立太子，一定立嫡长子，使天下人的心有所归属，以防止争夺的祸患。在太平时代实行这个原则，本来是通常的法则。至于大道公行的时代，儿子如果不贤尚且要寻找圣人来传授大位，何况长子不贤而次子贤圣呢？怎么能拘泥于通常的法则呢？唐朝取得天下，本来靠的是秦王的谋略。秦王的功德很大，天下人都寄托希望于他，他的地位难道能够始终做臣子吗？建成自从起兵举义以来，没有一件事值得称道，只因为年长，便让他处在圣明的秦王之上，即使最愚钝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即使秦王按照通常的礼制谦让，为什么不暂时空着太子之位，等待天命归属呢？何况受命之初，天下还没有平定，为什么急于立太子呢？”说得好！宁王宪劝让太子时说：“时局太平，就先立嫡长子；国家有难，就归于有功之人，这是万世不变的议论。” 范祖禹评论王珪、魏征劝建成攻打刘黑闼是为了求得自保说：“立儿子以年长为准，不以功劳为准；以德行为准，不以部众为准，这是古代的道理。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讨伐东山，里克入朝进谏，晋献公出来会见太子，勉励他尽孝，君子说：‘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啊。’王珪、魏征以辅导东宫为职责，应当劝建成对高祖尽孝、对秦王友爱，这样太子之位就安稳了。秦王有平定天下的功劳，高祖如果确实想立他，让他做太伯那样的人，不也很好吗？况且建成既然已经是太子，那么国家就是他的国家，哪里还在于有没有功劳？却让他攻打贼军来树立威势，结交豪杰来帮助自己，这是引导他去争夺，祸乱从哪里能够平息呢？以王珪、魏征这样的贤人，为建成谋划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又评论建成在东宫擅自招募士兵、想图谋秦王，并让杨文干在外叛乱作为响应说：“建成身为太子，却在东宫擅自招募兵甲，又使杨文干在外叛乱，以危害君主和父亲，这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什么罪能比它更大？高祖不以公义废黜他，反而在外受到奸臣计谋的迷惑，在内受妃嫔请求的牵制，终于使兄弟不能在天下共存，这是高祖不明智的过错。” 温公评论秦王射杀建成说：“立嫡子以年长者为先，是礼制的正道。然而高祖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全都是太宗的功劳。隐太子凭着平庸无能而居于太宗之上，地位相互嫌疑，形势相互逼迫，必然不能容忍彼此。假如高祖有太王那样的明智，隐太子有泰伯那样的贤德，太宗有子臧那样的节操，那么祸乱从哪里产生呢？既然不能这样，太宗起初想等他们先发动，然后再应对；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却还算较好。后来被群臣逼迫，终于在宫门内踏着鲜血，向同胞兄弟挥刀，给后世留下千古讥讽。可惜啊！开创基业、传下统绪的君主，都是后代所效法的榜样。那中宗、明皇、肃宗、代宗的继承，难道不是给人留下了可以指责的口实吗？” 范祖禹说：“建成虽然没有功劳，却是太子；太宗虽然有功劳，却是藩王。太子是君主的副贰，是父亲统绪的继承人。杀掉太子，就是不把君主和父亲放在眼里。立儿子以年长为准而不以功劳为准，是为了尊重先君留下的世代传承。所以周公不占有天下，即使弟弟贤明圣德，也不能排在兄长之前，这已经很久了。评论者有的把太宗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从前象天天以杀舜为要事，舜做了天子，就封他为诸侯；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在商地发动叛乱反对周，周公做宰相，就诛杀他们。他们的事迹不同，但所遵循的道理是一致的。舜知道象将要杀自己，所以象忧愁他也忧愁，象高兴他也高兴，只是尽自己的诚意亲近爱护他罢了。象得罪于舜，所以舜封他；管叔、蔡叔在国中散布流言，想危害周公、离间王室，他们得罪了天下，所以应当诛杀。并不是周公个人诛杀他们，而是天下所应当诛杀他们。周公哪里能把这件事当作私事呢？后世如果有王者，不幸有像象一样想加害兄长的弟弟，就应当像舜封象那样处理；不幸有像管叔、蔡叔一样扰乱天下的兄长，就应当像周公诛杀他们那样处理。舜处理的是常情常理，周公处理的是非常变故，这就是圣人最终都归于同一道理的原因。” 至于建成、元吉，难道是得罪了天下的人吗？如果没有得罪天下，那么杀掉他们就是秦王自己的私意，哪里是周公的心意呢？有人又认为，如果让建成治理天下，再辅佐他以元吉，唐朝一定会灭亡。我说：“古代贤人宁死也不做不义之事，是因为道义重于生命。即使一定会出现做儿子不孝、做弟弟不敬、违背天理、灭绝人伦，却能够因此拥有天下的情形，也不如让天下灭亡更好。”所以撰写唐史的人记载说：“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这样看来，太宗的罪过就显明了。

译杀刘文静，恩待裴寂 孙之翰说：“恩赏和刑罚，是君主掌握的重要权力。恩赏与功劳相当，刑罚与罪行相当，那么朝廷内外就都会受到勉励或警戒。反过来违背这个原则，凭什么使人心服呢？”裴寂、刘文静都因为辅佐君主建立基业而成为大臣，文静的才略、功劳和声名远远超过裴寂。高祖任凭个人感情亲近裴寂而疏远文静，文静违反法令就削除名籍，等到他与裴寂有了嫌隙，说了怨恨的话，高祖便听信裴寂的谗言杀了他。裴寂担任将相，胆怯而没有谋略，多次被贼军击败；入朝以后没有受到重罪惩罚，已经是幸运了。可是高祖反而更加厚待他，这可以吗？施恩于裴寂太过优厚，对文静用刑又太残暴，这两件事都出于私情；如果不是太宗功德广大，人心早就离去了。” 张唐英说：自古以来辅佐君主建立基业的大臣，都对旧君主没有忠心，所以有志之士、仁人常以此为耻。至于裴寂、刘文静的事迹，这里本来不必再加以辨别。然而两人都是最先提出谋划的主谋，首先倡议起兵举义。高祖登上帝位后，裴寂得到的赏赐没有限度，恩宠极其深厚，爵位极其尊贵。即使有罪恶的行为，也都得到宽宥而不追问。刘文静则出入征伐，年年不得安宁。高祖对他的待遇既不厚重，爵位又不高显；只因他虚妄告发厌胜之事，便突然对他施加杀戮。太宗竭力营救也不能使他免死，又籍没了他的家产。况且上天的恩泽不偏私于万物，仁义的君主不应冤枉一个人。凭借功劳名声而得到厚重赏赐，是士人所争取的；不公平会导致怨恨，这是古人所警戒的。我不知道高祖对待这两人的厚薄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难道不是因为裴寂当初盗取隋朝的宫人，在秘密侍奉高祖的时候，文静曾用这件事威胁裴寂，所以高祖怨恨文静吗？不然，裴寂的功业、才智和见识都不如文静，高祖为什么唯独厚待他呢？由此窥察高祖的内心，大概是喜欢裴寂与自己私下亲近的情爱，却怨恨文静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所以残酷地报复他。唉！嗜好欲望和贪恋美色，改变人的本性，竟然会到这种地步吗？” 杀刘世让 孙之翰说：“用兵时使用间谍之所以显得神妙，是因为这种手段无法被察知。高祖经历的战事很多，不能说他不懂用兵。刘世让一向有忠义的名声，既然熟悉边疆军情，又奉命防备突厥，正当控制突厥入侵的要害之处，功效十分明显。突厥派使者入朝，说刘世让有别的谋划，却完全没有想到：刘世让既然已经受到任用，又已经取得功效，为什么还要与突厥秘密合谋？况且突厥入侵，本来是因为马邑便于进攻；现在唐朝取得马邑并守住它，正好扼住突厥入侵的道路。刘世让这样筹划，戎人反而说他与自己的国家秘密合谋，其中的情状本来就很容易察觉。高祖不能查明实情却杀了刘世让，昏暗糊涂得太厉害了！” 窦建德 张唐英说：“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虏皇妹同安公主和淮安王神通。大将军李世绩，世绩于是逃回本国。有人劝窦建德杀掉世绩的父亲，窦建德说：‘世绩本来是唐朝的臣子，逃回本朝，是忠臣；他的父亲有什么罪？’又把公主、神通安置在别馆，以对待宾客的礼节优厚地款待他们。活着时让他们回到本国，窦建德对于神通、世绩，可以说是有恩；对于唐朝，可以说是有礼。等到窦建德兵败被俘押回，在长安被斩首，世绩等人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救他。窦建德死在窦建德自己手里，真是少恩啊！”有人说：“窦建德抗拒王师，在外作为王世充的援助；如果赦免他而不杀，凭什么惩罚天下的恶人？”回答说：“杀他是应该的。然而在这个时候，群盗扰乱，各自像蜂蚁一样聚集，凡是得到忠良之士，大多都把他们杀尽，没有留下一个。窦建德却厚礼对待公主、神通，又不杀世绩的父亲，他在奸雄之中算是仁人。世绩如果想到自己的父亲曾被窦建德拘禁，而窦建德最终仍保全首领，确实应该出面说一句话救他；即使朝廷不听，也足以报答窦建德不杀父亲的恩德，使忠孝两全，难道不是仁人的心意吗？”朝廷既不体察实情而确定罪名，世绩等人又不能出力相救。”}], 此后，刘黑闼等人以杀死窦建德为鉴戒，彼此联合而再次反叛，聚集人众不肯投降。在八月之内，他们全部收复了窦建德原来的地盘，兵乱祸患接连不断，又持续了好几年。这是由于没有斩杀窦建德而造成的。所以说：“弯弓射鸟，鸟难以安定；滥用武力，众人容易被激发。处置刑罚的时候，怎么能不慎重呢？” 高君雅 张唐英说：高祖将要举起义旗时，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察觉了这件事，想借晋祠会集的机会加害高祖。于是太宗和刘文静谋划，假意派刘政会去告发王威、高君雅谋反。高君雅当时正在高祖座上，大声骂道：“这个反贼想杀我！”刘文静于是呵斥左右，将他抓起来杀死。我曾考察王威和高君雅的内心，他们原本是隋朝的忠臣。在被抓住而大声斥骂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极其正直、恳切的话，责备高祖身为隋室的懿亲和重臣，不应当毁灭隋朝的社稷。然而史臣没有记载他们的话，大概是为了唐朝而替它隐讳，所以使这两人的忠烈之名不能显扬于世。铅刀尚且还能割断一次东西，病虎仍然能够搏斗一次；假使高君雅稍有权力，难道不能奋力一搏来报答隋朝吗？如今却要洗去美玉上的污垢使它洁净，拨开遮蔽月亮的云霾使它明亮，姑且借此劝诫后世不要忘记旧君。如果当时已经埋没了他们的美德，后世又不显扬他们的节操，那么我恐怕忠烈之道就会因此逐渐消失了。苏世长 张唐英说：世长在披香殿陪高祖宴饮，看见殿宇华丽，便说：“这座殿是炀帝建造的吗？”高祖说：“你喜欢进谏，看起来像是心直口快，实际上却是在欺诈。这是我建造的，你为什么这样说？”世长说：“从前陛下居住在武功时，住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在那种时候，也认为已经满足了。如今刚刚取得天下，却在隋朝宫室的基础上再加雕饰，难道可以这样做吗？”由此可以知道，世长对于进谏，掌握了讽谏的方法。况且拥有天下的君主，往往穷奢极欲，用丰厚的供养满足自己；园林怕不够宽广，宫室怕不够壮丽，嫔妃怕不够美丽，车舆服饰怕不够高大华美。他们耗尽百姓的力量，专心谋求供奉自己的办法，不顾创业的艰难，只看见守成的容易。自汉朝以来，因而与百姓结怨，败亡和动乱接踵而来，大多都是由此造成的。世长看见高祖刚取得天下，就匆忙追求秦皇、汉武的奢侈，于是用武功旧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来进谏，这就是管仲所说的“希望君主不要忘记射中带钩的旧事，我也不敢忘记囚车之辱”的意思。傅弈 张唐英说：“傅弈在武德年间曾上书请求废除佛教。当时萧瑀正崇信佛教，傅弈与他辩论诘难，萧瑀理屈词穷，于是合掌说道：‘地狱之所以设置，正是针对这种人。’”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