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七

译宦官。温公评论说：“宦官掌握权力，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由来很久了。这是因为他们出入宫禁，君主从幼年到成年都同他们亲近熟悉，不像三公、六卿只有在规定时间进见，能够使君主严肃畏惧。他们中又有些人性情机敏圆滑，言语善于应答，能够善于察看君主的脸色，迎合君主的意趣；接受命令时没有违逆的忧患，奉行差遣时又有称心如意的效果。若不是具有最高智慧的君主，能够洞察人情、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在侍奉之外不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那么亲近的人就会一天天亲近，疏远的人就会一天天疏远。他们用甜言蜜语、卑躬言辞提出的请求，君主有时会听从；他们用逐渐浸润、使人受害而不自觉的谗言进诉，君主有时也会听信。于是，官员的黜免升迁、刑罚赏赐等政令，便在不知不觉中被身边的亲信暗中改变了，就像饮用醇酒，只贪恋酒味而忘记自己已经醉了。黜免升迁、刑罚赏赐的权柄一旦转移，而国家还没有陷入危乱的，从来没有过。东汉衰亡时，宦官最为骄横，但他们都只是借助君主的权力，依凭君主的势力来扰乱天下；还没有能够像唐代宦官那样，劫持胁迫天子，像控制婴儿一样控制他，废立皇帝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朝廷内外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使天子畏惧他们，如同骑在虎狼身上又被蛇蝎夹持一样。之所以如此，并没有别的原因：汉代宦官不掌握军队，唐代宦官掌握军队罢了。太宗鉴戒前代的弊病，严格压制宦官，不让他们的品秩超过四品。” 明皇起初破坏旧有制度，对宦官尊崇并不断提升，晚年又命令高力士审阅裁决奏章，甚至连将相的任免进退也时常同他商议，从太子、王公以下都畏惧并听从他。宦官从此势力炽盛。到了中原动荡之时，肃宗在灵武收集军队，李辅国因为是东宫旧属而参与军机，得到的宠信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因而骄横起来，最终发展到连慈父爱子都不能保护自己，只能在忧惧惊恐中死去。代宗即位后，仍然沿袭覆亡的旧路，程元振、鱼朝恩相继掌权，暗中操弄刑罚赏赐，阻塞蒙蔽君主的视听，把天子看得如同弃置的衣裘一样轻视，把宰相凌辱得如同奴仆。从此以来，来瑱入朝，遭到谗毁而被赐死；吐蕃深入侵犯京城郊外，宦官隐瞒不报，直到皇帝狼狈地逃往陕州；李光弼处于危疑愤懑之中，因而郁郁而终；郭子仪被排斥废弃，闲居在家，连祖先的坟墓也不能保全；仆固怀恩受到冤屈压抑而无处申诉，于是抛弃功勋，转而发动叛乱。德宗初即位时，颇能振作纲纪，宦官的势力稍有削弱。但德宗从兴元返回后，猜忌诸将，认为李晟、浑瑊不可信，便全部夺去他们的兵权，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让他们掌管宫廷宿卫。从此，太阿之柄便落入宦官手中。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想废黜嫡子而改立庶子，终于酿成陈弘志之变。” 宝历年间，皇帝亲近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发动叛乱。此后，绛王以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位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的势力更加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其中最为强横突出的人物，他们自称“定策国老”，把天子看作自己的门生。宦官势力根深蒂固，病势已经深入膏肓，无法救治了。文宗对此深感愤恨，立志要除掉他们；即使凭借宋申锡这样的贤臣，仍然不能有所作为，反而遭受了祸害，何况李训、郑注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想用一朝一夕的诡诈计谋，剪除历代形成的牢固党羽，结果竟导致宫禁道路上血流漂浮，省门内尸体堆积，公卿大臣接连伸颈受诛，全家被屠灭；天子假装失声，纵情饮酒，边哭边忍气吞声，把自己比作赧王和献帝，这难道不可悲吗？以宣宗的严厉刚毅和明察，尚且闭目摇手，自称畏惧宦官，何况懿宗、僖宗骄奢淫逸，只要声色、蹴球、游猎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便把政事全部交给宦官办理，称呼宦官为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宦官污辱宫阙，皇帝两次逃往梁、益，都是田令孜造成的。昭宗不能忍受这种耻辱，极力想清除宦官，但所任用的人不合适，所采取的方法也不正确。起初，张浚在平阳使军队覆败，增加了李克用跋扈的势力；后来，杨复恭逃亡到山南，开启了宋文通不臣之心；最后，军队在宫阙前交战，箭射到了御衣上，皇帝漂泊到莎城，流寓华阴，被幽禁凌辱于东内，又被劫持迁往岐阳。崔昌遐对此无可奈何，只好再召朱全忠前来讨伐宦官，连续出兵围城，经历了两个寒暑；皇帝的膳食甚至不足以供应糗和糒，王侯们因饥寒而倒毙，然后韩全诲才被诛杀，皇帝东出，宦官党羽被全部剪除，没有留下一个人，而唐朝的宗庙社稷也因此变成了废墟。这样看来，宦官之祸开始于明皇，盛行于肃宗、代宗，形成于德宗，达到极点于昭宗。《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治理国家的人防止祸患从微小处发生、在事态发展前遏制它，怎么能不慎重对待开端呢？宦官造成的这些祸患，尤其明显而著著可见。至于其他伤害贤能、招致动乱祸患、卖官鬻狱、阻挠败坏军队、侵害百姓的事情，更是无法一一列举。宦官这一官职，从三王时代起就已见载于《诗经》《礼经》，原本是为了谨慎守护内宫的禁令、沟通内外的言语，怎么可以没有呢？像巷伯那样憎恶邪恶，寺人披那样侍奉君主，郑众辞谢赏赐，吕强直言进谏，曹日升救济危难，马存亮平息动乱，杨复光讨伐贼寇，严遵美躲避权势，张承业竭尽忠诚；这些人中难道没有贤才吗？” 只是君主不应当同宦官谋划议论政事，也不应当让他们决定士大夫的升降进退，使他们拥有足以影响他人的威势和施福施祸的权力。假如他们真的有罪，小罪就施刑，大罪就诛杀，不加宽宥赦免；这样一来，即使让他们专横，又有谁敢这样做呢？怎么可以不辨察善恶、不选择是非，想把他们像割除野草、捕杀禽兽一样一概铲除，这样能不造成动乱吗？因此，袁绍从前这样做，反而使董卓削弱了汉朝；崔昌遐后来效法这一做法，反而使朱氏篡夺了唐朝。他们虽然一时发泄了愤怒，但国家也随之灭亡。这就像嫌衣服上的污垢而把衣服烧掉，担心树木生虫而把树砍掉。这样造成的危害，难道不是更多吗？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德，却过分憎恶他，就会造成动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孙之翰论述保全内臣说：“给内臣赠授官职，不是古代的制度。然而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表彰善行的意义。内臣自武后临朝称制时开始参与政事，在此以前还没有人因招揽权力而显名。到了明皇朝，高力士凭借权势和宠信专擅其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因依附他而取得将相之位。李林甫等人已经造成当时的动乱，高力士也被贬谪，死在遥远的边地。肃宗朝，李辅国因为随从护卫皇帝的微小功劳，过度受到恩宠，竟至于专门掌管禁兵。因此，李辅国胁迫明皇迁徙，掌握将相的升降；他的凶暴蛮横达到极点，后来有人到他家中将他杀死。肃宗又宠信鱼朝恩，开始任命他为观军容使。代宗宠信他，又加任他为天下观军容使。鱼朝恩骄横到了极点，势力已经无法容忍，于是便让他自缢。代宗又宠信程元振，让他掌管禁兵。程元振奸诈阴险，擅自掌权，给将相造成了极大的祸害。代宗为躲避狄人而到陕州，诏令各镇军队前来救援，将帅们害怕程元振进谗诬陷，大多不敢前来。等到柳伉极力陈说程元振的罪状，程元振被贬谪，死在荒远的边地。德宗宠信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他们为神策军中尉；奸邪小人裴均等人依附他们，常常对外攫取方镇，对内攫取要职。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和任用已经盛大，内臣们也嫉妒他们。” 仙鸣遭受毒害而死，文场十分恐惧，坚决请求退休，仅仅得以免于祸患。宪宗宠信吐突承璀，甚至把镇州征讨的任务交给他，最终却毫无功效；不久又因其党羽收受贿赂的事情受到牵连，被调出任淮南监军。后来他又重新受到宠任，却因妄议太子之事，被穆宗杀死。文宗宠信王守澄，听信他的话，于是导致诬陷谗毁宰相宋申锡，宋申锡几乎遭到极刑。王守澄凶恶到了极点，最终也被赐死。自明皇朝以后，宦官因犯罪而被诛杀、贬谪的，多得无法计数。但像高力士等八人，最以权势著名于当时，是宦官中势力最盛的。可是其中三人被杀死，两人贬谪而死，一人被盗贼杀死，一人中毒而死；文场遭遇祸患而得以躲避，也仍然留下了奸邪的名声。由此看来，宦官从天子那里取得宠恩，恩宠一旦过盛，很少有不遭祸患的。大概是因为受恩而不知满足，任意妄为，以至于罪过恶行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只有顺宗朝，俱文珍以刚直著称，又有拥立、辅佐宪宗的功劳，官位做到右卫大将军，主管内侍省事务，没有听说过他有骄横暴虐的名声。他死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文宗朝，马存亮虽然任中尉，却不与王守澄同流合污，竭力阻止王守澄屠害宋申锡的家属，又有保卫昭宪的功劳。权势和宠信已经很盛，却能够保全自身而退。那一年去世，追赠扬州大都督。这两个人，活着时获得美好的名声，死后又得到荣耀和恩宠。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行善的结果。天子任用宦官，能够经常把高力士、马存亮等人善恶所得到的结果显示给他们看，不使权势和宠信发展到过分的地步，这样不仅不会危害国事，也足以保全国家。石守道评论说：宦官积累下来的祸乱，已经有二百年了。政治道路被剥蚀丧失，已经到了尽头；纲常法纪毁坏，也已经到了极点；贤人消亡，已经没有了；高祖、太宗遗留下来的德政，也已经断绝了；上天和人心已经厌弃了；神灵也已经震怒了。国运还不灭亡，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即使把宦官全部杀掉，难道还能够挽救吗？这就像水浸蚀堤岸，起初只是针尖大小的裂口，不加修补就会毁坏堤防；一旦决口，水势漫无边际，中原大地就会被洪水淹没，山陵也会被冲荡，无法抵御。但如果开始时就堵住一个针尖大的裂口，水势就会停止。宦官积累的祸乱已有二百年，昭宗斩杀数百人，却希望立即治理好局面，不也是很困难吗？可悲啊！唉！宦官之乱导致国家覆亡、社稷倾覆，历代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假如当初明皇、肃宗能够鉴察前代失败的教训，及早断绝祸乱的根源，不让它滋长蔓延；或者顺宗、宪宗善于惩治祖宗时代的乱象，赶快堵塞祸乱的渐变，不放纵他们形成奸恶，那么唐室哪里会有国祚短促、危急灭亡的祸患呢？我观察东汉的覆亡、李唐的衰弱，都是从宦官开始的。既然如此，宦官难道可以任用吗？我每次看到这些，都会寒心。后世的英明君主，应当对此深切戒惧。石守道又评论肃宗、代宗、德宗任用宦官说：国家的权力，在于军队。军队，是君王掌握生杀的大权；它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关键，也关系到万民生死存亡的命运。自从有国家以来，谁敢废弃军队？军队掌握在手中，那么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控制万乘之君；军队一旦脱离掌握，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制服一个普通人。所以说：古代任命统帅，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选择具备将帅和宰相全部才能的人；其忠诚明察可以把社稷托付给他，其信义可以使危亡转为安定，其智谋可以决定万全之策，其筹略可以控制千里之外。因此临阵必然能够取胜，出兵不会有败军。伊尹能够使商汤兴盛，吕望能够使周兴盛，房乔能够使唐兴盛，李晟能够收复并重新安定两京，郭子仪能够再次建立唐室，裴度能够平定中原，都是因为掌握了任用将帅的方法，掌握了用兵的要领。所以军队是国家的利器。可叹啊！平庸的君主和昏暗的帝王，对外猜忌功臣，对内怀疑宿将，不能推心置腹地向人表示信任，不能任用忠诚守信的人来团结部下，反而把成群的勇猛士卒交给阉宦之徒；这就等于把君王掌握的生杀大权、天下安危的关键、万民生死存亡的命运，交给厕所里的杂役。自至德以后，天下的动乱大体没有停止过，战争的锋芒越来越盛。肃宗、代宗、德宗三代君主蒙受流离之苦，奔逃播迁还来不及，都是因为任命统帅没有选对人，处置安排也不恰当。古代任命将领，京城以外的军事事务由将军控制；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如今却派宦官监军来加以控制，甚至还要听取监军的指画，军队的进退不由主帅决定，这样的号令难道不是危险吗？唉！军权哪里可以轻易交给别人？何况是宦官，更不能把这种权力借给他们。一定要警戒，一定要警戒！

译近侍 张唐英评论说：唐太宗振作精神治理国家，竭力求得太平，制度严密牢固，纲常法纪整齐严明；刑罚、赏赐、号令，爵位、俸禄、赏赐，就像布帛有边幅、丈尺有长短一样，不能逾越。公正的道路完全敞开，私人的门路全部堵塞；公卿大臣、妃嫔近臣、外戚亲族、皇族宗室，都不敢抱有侥幸求取的希望。到高宗、中宗以来，逐渐破坏了这些法度；开元时期的盛治，首先革除了这些弊病；天宝以后，却又重蹈覆辙。顺宗时，韦执谊、王伾、王叔文一伙专权，暗中结交牛美人，以窥伺皇上的动静，朝廷刑罚赏赐的大权，全都被他们专擅。宪宗英明睿智，综合考核名分和实际，任用正直之人，使王室重新清明。到昭宗、哀帝年幼继位，懈怠于勤政，喜欢亲近的习臣，刑罚赏赐的大权，出自宦官和宫妃之手。拾遗薛延老因入朝奏事而说：‘近来官员的授予和任命，往往不经过中书省，全都是从宫中宣布出来的，恐怕纲常法纪会逐渐败坏。’昭宗脸色严厉，很不高兴。唉！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一个人的力量本来很少，而四方夷狄和华夏都尊奉归附他，是因为他拥有制度。如今却因一个人的私意，堵塞天下的公道，大概是不明白天下不是他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为什么不依照公议来守护它呢？李珏说：‘唐太宗任用宰相，天下的事情都先由宰相共同商议，所以称为平章事。如果事情不经过中书省，那么还要平章事做什么呢？’ 女谒 张唐英评论说：天下的祸乱，常常起于帷席之内。男女情爱一旦改变，受宠之人就会更加受到宠幸，大的可以倾覆国家，小的也可以控制朝政。唐高宗不能决断，政权便出自武则天之手，摧残王室，剪除宗室枝属，使李氏宗庙不能享受血食。孝和皇帝以及武氏、韦氏掌握朝政，朝廷的政令全都出自后宫。郡国夫人陆氏、昭容上官氏、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陇西夫人赵氏，以及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宜城公主等人，都依仗权势、挟持宠爱，依托自己的势力，收受贿赂，门庭像集市一样喧闹；她们买卖诉讼案件，卖官鬻爵，没有一天停止，常常从旁门发出墨敕，补授官职爵位，并用手遮住前面，让皇帝在后面用笔书写，皇帝只是笑着听从她们。朝廷内外的官员，数目超过原来的十倍；屠夫、商贩之流全都穿上朱衣紫服，仆役奴隶也做了卿、监，却没有厅堂可以任职，当时人称他们为‘三无坐处官’，指的是宰相、御史、员外。唐明皇时期，杨氏专受宠爱，皇帝所接受的四方贡献全都进入杨氏私家；就连公主和驸马也还受到杨氏奴仆的侮辱，其余那些畏惧杨氏而依附他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八 通论四 君臣的过失【孙樵】宰相兼任度支【东坡】官品的废置【张唐英】裴延龄、皇甫镈【石守道】七爱【皮日休】唐代的文人【东坡、梁肃、孙何、子厚】唐代的诗人【独孤及、司空图、东坡】君臣的过失 孙樵说：孙樵认为陆长源的《唐春秋》只是编年体杂录，于是选取其中简洁、切当、峻峭，唯独可以用来表示惩戒和劝勉的内容，舍弃那些繁杂、冗长、琐碎，不足以警戒训诫人的内容，自己编成十八篇文章，称为《孙氏西斋录》。它起于高祖初年，止于武皇末年；开头写庙号以表明君主，用日月来标明事情；崇尚功业，正定刑名，推崇善良，荡除诛戮凶恶反逆之人。有所讳避的，就用含蓄的文字表示讥刺；没有顾忌恐惧的，就直书其事以记下隐情。所谓‘高祖杀太子建成’，是什么意思？这是贬黜功臣而徇私爱，讥刺其失于教导。唐太宗有大功，应当继承天下，高祖不应当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终于发生六月二十四日的事，所以写作‘高祖杀太子建成’。所谓‘李绩立皇后武氏’，是什么意思？这是忘记进谏、助长邪恶，用来惩戒废弃遗命。李绩是顾命大臣，倘若他坚持进谏而不夺取遗命，唐高宗就不敢立武氏为皇后，所以写作‘李绩立皇后武氏’。所谓让王氏已经被废的魂灵升配天皇，是什么意思？这是把有嫌疑的、被黜退的家族提升上来配享天皇，不能说是顺理之举；我担心后世在禘祫祭祀时产生疑惑。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皇后，武氏本是贞观年间的侍女，为什么能够列入昭穆，因此特意让王皇后配享高宗，以表示武后在禘祫祭祀中有嫌疑。逐条记载武后擅自执政的年份，下面接续中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紫色的、非正统的帝位，不可以说是正统；我担心后世会牵连而称其为临朝称制。武后改元并即位掌权，如今却把武后的年号和事迹全部系于中宗名下，是表示女子不能改元并执掌政权。所谓‘崔察贼杀中书令裴炎’，是什么意思？这是以诡诈谄谀作为乱事的阶梯，开始制造杀人的机会。裴炎是顾命大臣，多次请求武后归还政权，御史崔察在朝廷上诘问说：‘裴炎如果没有别的阴谋，为什么要让太后归还政权？’武后于是发怒，斩杀裴炎，并将其流放到都亭、蜀地，所以写作‘崔察贼杀中书令裴炎’。所谓‘张守珪使安禄山叛乱’，是什么意思？这是宽纵刑罚、违背教令，酿成祸乱的阶梯。安禄山是张守珪的部将，曾经触犯军令，张曲江命令张守珪杀掉他，张守珪没有听从，果然使天下陷入动乱；所以写作‘张守珪使安禄山叛乱’。其他事情都仿照这个例子，等等。宰相兼任度支 东坡在回答制策时说：制策中有‘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的财用’，唐代则由宰相兼管度支，掌握钱粮的大计。军队是众多士卒的集合。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为什么韦贤说不应当由宰相兼任？我认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但对于钱粮和军队，当然应当控制其盈亏和利害。陈平所说的责成内史，只是认为宰相不应当亲自处理簿书上钱粮多少的具体数字罢了。从前唐朝初年，由郎官兼领度支，职事能够得到治理。等到战乱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立使职的名额，参佐逐渐增多，簿书更加繁杂，各种弊病的根源，也从此开始。后来裴延龄、皇甫镈都靠盘剥下属、讨好皇上，直到迎合当世而掌权；让宰相兼任度支，确实是防止奸弊的重要方法。至于韦贤的意见，大概只是认为这样会使权力过重吧？所以李德裕认为，地位卑下的臣子不应当议论此事，而我常常认为他有宰相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