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一

译帝王世系次序与年代 六一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子，可以说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然而后世仍然失去了关于他们的真实传承，难道不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吗？因此，君子的学习，不以穷究遥远的古事为能事；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承认不知道，谨慎对待所传述的内容，不要使世人受到迷惑。当孔子在世时，周朝衰微，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各种异端学说一同兴起。孔子对此忧虑，于是整理订正《诗》《书》和史籍，以制止纷乱的学说，并希望后世所传能够真实可信。所以他略写遥远的时代而详写较近的时代；在《尚书》中，只从唐、虞以来记述，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大事罢了。至于三皇五帝君臣的世系次序，他从来没有论述，是因为年代遥远，而谨慎对待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孔子去世以后，异端学说再次兴起，周王室也更加衰乱，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很久，《诗》《书》才逐渐出现，但并不完整。在王道中断的时候，奇异的书籍和不同的学说正充斥天下并盛行起来，它们的言论往往反而假托为孔子门徒所说，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地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流传盛行的异说，世间没有圣人作为验证，便不知道如何辨别取舍、真伪。后来甚至有博学而喜好奇异的人，把听闻广博当作胜人之处，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部搜集起来加以编排论述，起初完全不加选择，只怕有所遗漏。” 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孔子的学说向上追述前代，只到尧、舜为止，记载大略而不再论述他们以前的事情。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向上追述到黄帝以来，又详细叙述各代的世系次序；他不自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如今依照他的说法绘制世系图来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共同出自黄帝。尧去世时，向下传给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向上追溯到他的四世祖禹，而且舜、禹都活到一百岁。稷、契是高辛氏的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却按照他们的世系次序把他们排在后世。汤和王季属于同一世。汤往下传十六世成为纣，王季往下传一世成为文王，传到第二世成为武王。这样说来，就是文王以十五世祖的身份臣事十五世孙纣，武王以十四世祖的身份征伐十四世孙并取而代之。这是多么荒谬啊！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德大业表现在实际施政中，后世所想知道的事情，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年代久远、难以考明的事情，后世不必知道；不知道这些，并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对此都不加论述。” 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正是因为他的智慧在于知道哪些事情应当取信、哪些事情应当舍弃，都是如此。又说：如今既然大略讨论帝王的世系次序，已经看出本纪的错误，仍然可以断定文王、武王与纣相隔十五、十六世，这个错误明显无疑；至于尧、舜、禹之间相隔不远，还希望其中的道理能够说通，于是又拿《尚书》《孟子》以及孔安国、皇甫谧等人的著作，参照考察他们寿命的长短，结果更加乖谬，不能相合。根据《尚书》和各家说法，尧活了一百一十六岁，舜活了一百一十二岁，禹活了一百岁。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岁时才得到舜并考察试用他；过了两年，才让舜代理政事，当时舜三十岁。舜经历考察、试用、代理政事，共三十年，尧才去世。舜为尧服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五十年后去世。舜在位第三十三年时，命令禹代理政事，经过十七年舜才去世；禹为舜服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十年后去世。这样说来，尧得到舜时，尧八十六岁，舜三十岁。由此向上推算，尧五十七岁时，已经看见四世玄孙出生一岁了。舜经历考察、试用、代理政事以及在位，共八十二年；而禹活一百岁。按禹一百年向上推算，禹即位和为舜服丧共十三年，又在舜朝任职八十二年，总共九十五年。那么在舜开始考察、试用的第一年，禹才七岁；也就是说，作为舜的玄孙，禹在七岁时便见到了自己四世高祖刚出生六年。” 至于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按照世系图，她们竟然是舜的曾祖姑。即使古代年代久远，世代关系与今天略有不同，也不应在人伦之理上如此错乱颠倒。既然如此，各家关于世系以及寿命长短的说法，凡是《圣经》没有记载的，都不足以相信，这一点已经可以确定了。舜、禹接受禅让 颍滨说：学者谈论尧、舜的事情，有三处妄说。太史公得到了其中一处，却没有得到另外两处。庄子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以此为耻而逃走隐居。庄子大概是在说寓言，后世却信以为真。太史公说，舜、禹之间，四岳和各地长官都推荐舜；让他在职位上接受考验，主持职务几十年，功绩成效已经显著，然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说明天下这个重大权柄、君王的大统，要传授天下是如此艰难，那么许由的说法凭什么成立呢？孟子说，尧将要推举舜，便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瞽瞍不顺从，舜没有告诉父亲就娶了她们。后来瞽瞍还想杀掉舜，瓜分他的家产，但舜始终没有因此怨恨。依我考察《尚书》，孟子大概说错了。天下哪里有不能顺从父母，却能够治理天下的人呢？四岳推荐舜时说：‘他勤勉地治理事务，不至于陷入奸邪。’益称赞舜说：‘他恭敬谨慎、戒惧自持，即使瞽瞍也确实能够顺从。’那么舜还是平民时，已经因为能够顺从亲人，使他们不至于陷入奸邪了。在父母兄弟之间，不是智力所能强行施展的地方。有顽固的父亲、嚣顽的母亲、傲慢的弟弟，却能使他们和睦，同时又不失去亲情，只有极其仁厚的人才能做到。这正是尧任用舜而不疑虑的原因。父子之间互相残害，是最大的奸邪。难道舜已经被任用以后，尧还会想杀他吗？” 孟子又说：尧、舜、禹临终时，都把人推荐给上天。尧去世后，舜避让尧的儿子，住到南河以南；舜去世后，禹避让舜的儿子，住到阳城。天下人都去归附他们，然后他们才回到中国，登上天子之位。禹去世后，益避让禹的儿子，住到箕山的北面。前来朝觐以及处理诉讼的人，都不去益那里而去投奔启，所以益不能成为天子。根据《尚书》来看，这也不是君子应有的说法。舜、禹代理政事时，已经到祖先面前告祭，祭祀天地，接受诸侯朝见，巡行各地名山，履行天子的职事了。等到他们临终时又要避让给别人，这是为什么呢？假如舜、禹避让，天下归附他们，而他们的儿子不顺应天意，那么是要顺从天下而废黜自己的儿子吗？还是要拥立自己的儿子而违背天下呢？这种事情极其悖逆，正是由避让造成的。至于益，如果不揣度天命而接受禹传给他的帝位，后来避让而天下不跟随他；那么他即使不敢做一个普通百姓，尚且还会以此为耻，难道会说益真的做过这样的事吗？”

译帝王所崇尚的原则 李翱说：“夏朝崇尚忠，殷朝崇尚敬，周朝崇尚文，这是为什么呢？帝王之道，并不是专门崇尚忠，也不是专门崇尚敬或文，而是顺应时代的变化，以承接并补救当时的弊病罢了。救治粗野没有比崇尚敬更好的，救治鬼祟没有比崇尚文更好的，救治浅薄没有比崇尚忠更好的。它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交替用来补救弊病，就像火势蔓延燃烧一样。人们知道水能胜火，却不知道能胜水的是土。水冲决堤岸超过河道时，就一定要大规模修筑堤防。因此，夏朝的政教崇尚忠，商汤的政教崇尚敬，武王的政教崇尚文，各自都适合当时的情况。如果武王处在禹的时代，也会崇尚忠；如果商汤处在武王的时代，也会崇尚文。假如禹和商汤交换时代而处在对方的时代，那么夏朝就会崇尚敬，殷朝就会崇尚忠。所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补救当时所欠缺的，是三王的做法。假如黄帝、尧、舜处在三王治理天下的时代，也一定会做禹、商汤、武王所做的事。由此看来，五帝与夏、商、周，所遵循的是同一道理。如果要救治殷朝的鬼祟，却不用文来治理，而说‘我一定要用夏朝的忠来教化它’，这就像向南走却把车辕朝北，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孔子是圣人中最伟大的。如果孔子称王天下，继承周朝，他要救治文治的弊病，也一定会崇尚夏朝的治道。” 所以，文、忠、敬都不是帝王固定崇尚的东西，而是帝王用来适应变化、权宜施行的手段，是顺应时代变化以补救当时弊病的做法；不能把其中一种原则固定下来，作为始终不变的制度。”},{ 李华说：“天地运行的道理，在于简易。简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先王使质朴与文饰相互更替，以此救济天下。容易知晓、容易遵从的，没有比质朴更高明的了。质朴的弊病显现，就用文饰辅助它；文饰的弊病显现，就恢复质朴。不必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点才改变它。所以在上位者没有机会陷入混乱。”记载说：“国家奢侈，就向它显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向它显示礼。这里所说的礼，是容易知晓、容易遵从的礼，不是应酬交接、解衣免冠那一套繁琐礼节。这里所说的俭，是容易知晓、容易遵从的俭，不是住茅屋、用土簋那样的简陋。大概只是通达诚信，使君主和亲人安宁罢了。质朴就是节俭，节俭就坚固，坚固就显得愚拙；这样施行，便能使天下丰厚肥饶。愚拙到了极点，就会失去恩惠。文饰就是奢侈，奢侈就会导致不谦逊，不谦逊就会产生欺诈；这样施行，便会使天下长期困瘠。欺诈到了极点，就会造成盗贼和动乱。所以说：‘不必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点才改变它。’顺势加以文饰，并不妨害教化。反过来，如果因不谦逊而使之归于质朴，就难以形成风俗。假如不能改变而又超过限度，那么愚拙的弊病还比欺诈的弊病浅；失去恩惠的弊病，也比盗贼动乱达到极点来得缓和。所以说：‘没有什么比奢侈更可取。’等到奢侈之后才加以改变，想求得坚固就无法实现了。利害发生的迟速，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前代君王的礼制，世世代代日益繁密；诸子百家的言论，也世世代代日益增多。想要使人受到教化却又不去实行，实在太难了！” 吉凶的仪制、刑罚和赏赐的等级，太繁琐了，使百姓无所适从。巧诈的人玩弄并粉饰这些制度，拙笨的人被它们迷惑而失去操守，真伪也就无从辨明。天下逐渐变成水塘，荡漾成洪流。即使神禹再生，又有谁能挽救它呢？统治人民的人，修养德行来治理天下，不在于智谋，也不在于功业，关键在于质朴而有制度，有制度而不烦琐，如此而已。太康是启的儿子、禹的孙子。当时还有尧、舜遗留下来的人，亲身接受过禹的恩赐；但夏国被后羿夺去。对内有夏的六卿，对外有夏的四岳，而后羿、寒浞愚弄众人，使他们相互争斗，内外之人都默不作声，一概听命。直到少康经历艰难之后，夏才得以恢复。由此看来，即使有圣人的谋略和教训，又有什么补益呢？汉高祖革除秦、项时期繁苛的制度，到了孝文帝，清静无为、仁慈节俭，几乎使监狱空置。等到武帝修订三代的法制，天下却荒废困敝，可见文饰不如质朴。汉朝虽然经历了产禄之乱和吴楚之乱，但宗室与异姓同心协力，一举便安定了汉朝的基业。汉德凝结于人心，不像夏家那样。诸吕和吴楚的势力，比后羿、寒浞强大一倍；安定汉朝极其容易，而恢复夏朝却极其困难。为什么呢？商朝的德行最为深厚，周公是大圣人；亲近的有管叔、蔡叔作乱，远方的有徐国、奄国同时兴兵。周朝经历了许多艰难，才恢复了光明的君位，并兼采虞、夏、商三代的典章礼制。后代君王的法制已经完备，达到太平的阶梯也已经厚实了。到了成王晚年，天下才得到治理；康王垂衣拱手而治时，监狱空无一人。等到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周朝便由此逐渐衰落，那么先前郁郁盛大的局面又有什么用呢？周朝的文官制度完备到了四倍的程度，当时盛大的祭祀、车服和装饰都极其隆盛，甚至对于方圆五十里的小国也是如此；卿、大夫、士人数众多，军队和军官也很多，大聘小聘、朝觐会同等礼仪频繁，而土地狭小、人口稀少，承受不了这些朝见拜谒，大国怎能不发生混乱，小国怎能不灭亡？《礼记》说：“周朝的人崇尚强力和仁德，把赏罚用到了极致，所以说殷、周的治道承受不了它的弊病。”考察前后情况来评论，夏朝衰落，是因为质朴却没有制度；周朝衰弱，是因为制度过于繁琐，原因就在这里。我认为，如果要寻求达到治理，应该从学习经史开始。《左氏》《国语》《尔雅》《荀子》《孟子》等诸家，是辅佐五经的书。等到医药方术通行天下后，考核和选拔仕进人员，也应当采用这些内容；其余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谶纬之书，可以保存而不采用。至于丧服制度的繁琐、祭祀礼仪的复杂，凡是不能完备实行的，都应删省；考察寻求简易而合乎人心的制度来施行，这样就可以使风俗淳厚，而不至于泛滥到坦白直露的道路上。学者被一贯的教法所拘束，因循守旧，不敢有丝毫偏离；古人的学说难道全都完善吗？数说骨肉亲属的罪过，却褒扬叔向；把不忍听闻的话写下来，却记载昭伯；敬信龟筮的征验，却陈述偻句；这样做，使不仁的人萌发作贼的念头，使仁义之士闭目掩卷，究竟怎么样呢？其中有些曲折记载和寻常言论，对世道人心没有补益，不学习也可以。这样，烦琐亵渎的内容一天天减少，简易的原则便一天天得到实行。海内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却长期困扰于烦琐之事，历经世代而旷日持久；如今如果用简质的内容替代繁文，并使人实行，那么早晨下达命令，晚上便可周遍推行；经过一年，教化便可形成；人人践行五常，享有五福，这是必然的道理。孔子说：“因为简约而有所失误的人很少。”与其不谦逊，宁可固守质朴。

译《传》说：“按照自己的愿望来顺从众人，就可以了。” 《礼记》说：“盛大的音乐必定平易，盛大的礼仪必定简约。”颜子说：“不要施加劳扰。”经书中的义理是可以作为依据的。像这样来治理政事的人，难道还会因此感到迷惑吗？颍滨说：《传》说：“夏朝的政治崇尚忠厚，商朝的政治崇尚质朴，周朝的政治崇尚文饰。”仲尼也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文采多么盛美啊！我遵从周朝。”我读《诗》《书》，历览唐、虞直到夏、商，认为自从有人民以来，没有一天不趋向文饰。所谓“文”，就像是说万物各自都获得了应有的条理。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相处之际，正是这种“文”产生的地方。过去人民刚开始出现时，父子没有义，君臣没有礼，兄弟互不相爱，夫妇不能相互守护，纷乱混杂，争斗相苦。文理没有显现，人伦没有明确；活着时不能互相养育，死后也不能互相安葬，天下人全都内心忧惧而不得安宁。于是反过来寻求使人安定的方法，使父子相属，使君臣有序，使兄弟相联，使夫妇关系端正。到了虞、夏时代，才进一步去除粗鄙野蛮的制度，但仍然凭借天子的尊贵，吃土制的饭器盛的饭，用土制的羹器盛的羹；土台阶高三尺，茅草屋顶也不加修剪。到了周朝，这些制度才大为完备。它粗略地始于父子关系，精微之处遍布万物，作用十分广泛而没有穷尽。大概在当时的人看来，没有谁不认为自己比前代更有文饰；但后世的人反而把前代看作质朴。因此，祭祀的礼仪中，要陈列笾、豆，排列鼎、俎，备办酒醴；俯伏叩拜来进献，想象祖先正在饮食，想象他们沉醉于欢乐，却又无法看见他们。于是灌注郁鬯之酒，用白茅作垫，酒已经灌下却看不见神灵，便认为这是神灵把酒吸取了。人的形体和魂魄降到地下，魂气升到天上，恍惚迷离、荒诞难明，不知道它们究竟处在什么地方。至于声音、气息和气味之类，恐怕也未必能够恰当地感通。于是祭祀终了时还祭于屋漏，随后又在祊处举行绎祭，认为做人子女的心意应当无所不到。用滋味来进献，再加上脍炙，恐怕鬼神不肯享用；用牲血和牲毛来进献，再加上体荐，恐怕父祖不肯享用自己的祭品。于是先献黍稷，后进稻粱；先献大羹，再使各种菜肴充足，认为既不敢忘记礼，也不敢忘记爱。反复郑重地叮咛，认为这样可以尽到为人子女的心意，而为人子女的心也可以稍稍安定。因此，世人所说的“文”，都是用来安顿人心中不安的事；而人心所安定的地方，正是事情本来应当如此的地方。仲尼在衰败的周朝末年孜孜不倦地收集先王遗留下来的礼文，并同曾子推究讨论礼仪中难以处理的地方，细致到毫厘纤悉，大概是认为王道盛大之时，其文理应当完备到这种程度而已。等到周朝灭亡，天下大乱，强者欺凌弱者，人数多的暴虐人数少的，后世却因此认为这是施行文饰的弊端。其实，从唐、虞直到商朝，都是逐渐进入文饰；到了周朝，文饰遍及天下并达到极盛。在唐、虞、夏、商时代，人们大概正想求得周朝那样的文饰，只是形势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并不是有所谓质朴和忠厚。自周朝以后，天下习惯于文饰；如果没有文饰，就无法安顿天下所欠缺的地方，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如今若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却不制定相应礼仪，在墓地祭祀而不到宗庙，在家中祭祀却没有适当场所，仁人君子内心会感到不安，却说这是“不文”，因而要遵从唐、虞、夏、商的质朴。其实唐、虞、夏、商的质朴，正是想求得周朝的文饰而尚未达到，并不是应当奉为法则的东西。刘敞说：“古人有这样的话：‘夏后氏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病是小人变得粗野；挽救粗野没有比恭敬更好的。商人崇尚恭敬，恭敬的弊病是小人变得虚诞怪异；挽救虚诞怪异没有比文饰更好的。周人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病是小人变得浮薄虚伪；挽救浮薄虚伪没有比忠厚更好的。’三王的治道像循环一样，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圣人的治道相同，王者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相同，所以能够彼此相同；不相同，却由于有一贯的原则而能归于一。不能归于一而相同的，是道；各不相同的，是万物；能归于一的，是德；不能归于一的，是风俗。因此，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以来，天下人民存在已经很久了，时而兴盛，时而衰落，时而治理，时而混乱。然而，兴盛的原因始终相同，得到治理的原因始终归于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凡是圣王之后代而走向衰落，不是他们的道衰落了，而是外物使他们衰落；走向混乱，也不是他们的德导致混乱，而是风俗使他们混乱。后来继起的人，彰明大道以应对外物，衰落就会远离；端正德行以训导风俗，混乱就会远离。所以能够改变外物的是道，而道从未改变；能够改变风俗的是德，而德从未改变。夏后氏拥有天下四百多年，桀昏庸无道，颠覆禹制定的典章刑法，夏人不忍心继续下去，成汤便讨伐攻打他，四海之内一致归附，并不是背叛夏朝，而是认为成汤能够恢复禹的功业。因此仲虺称赞他说：‘上天赐给王勇气和智慧，使他继承禹的旧有事业。’说的就是这个。商朝拥有天下六百多年，纣昏庸无道，颠覆成汤制定的典章刑法，商人不忍心继续下去，武王便讨伐并杀死他，四海之内一致归附，并不是背叛商朝，而是认为武王能够恢复成汤的政事。因此《武成》说：‘于是恢复商朝的政事，政令依循旧制。’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成汤恢复禹的功业，便取得了禹的天下；武王恢复商朝的政事，便取得了成汤的天下。在那个时候，禹虽死而重新兴起，成汤虽灭而重新显现，只是相同罢了，只是归于一罢了。怎么能把忠、恭、文三者区别开来呢？况且忠、恭、文这三者对于道来说，是本末关系，是表里关系，彼此相待而成，互相依存而实行，不能有一天分离，却说它们要隔一千年轮流兴起。所以说：‘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凭什么这样评论呢？凡是父子的道理、君臣的义理、夫妇的亲爱、宾客朋友的友好、长幼的秩序，都是人伦的大端。

译人伦的大端如果彼此不同，就不足以互相谦让。因此先王制定礼，必定以忠为根本。忠，是礼的根本。然而没有恭敬，忠就显现不出来，所以先王用恭敬来表现它。恭敬，是礼的具体形态。然而没有文饰，恭敬就不显明，所以先王用文饰来彰显它。文饰，是礼的完成。因此，先王并不是只崇尚这三种治道；如果它们的变化、节次和秩序彼此不能衔接，礼就无法建立。不过三者的联系极其紧密，哪怕喘息说话、蜿蜒行动，也全都杂含其中，只是有时隆重，有时减杀，有时在左，有时在右罢了。因此，凡是端正内在修养的，就以忠为重；处理对外关系的，就以恭敬为重；旁及各种曲折变化、充分表达情意的，就以文饰为重。只有君子能够体会它；能够体会，才能说出它；能够说出，才能传述它。从来没有文饰而不以恭敬为根源的，也没有恭敬而不因忠厚而产生的；也没有只有忠厚、没有恭敬和文饰，却能成就忠厚的。因此说：三者对于道来说，是本末关系，是表里关系，彼此相待而成，互相依存而实行，不能有一天分离。然而却说它们要隔一千年轮流兴起，所以说：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又说：古人有这样的话：有虞氏看重德行而崇尚年长，夏后氏看重爵位而崇尚年长，商人看重财富而崇尚年长，周人看重亲属关系而崇尚年长。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圣贤治理国家天下，是用来率领百姓并教化他们的。贵有通行于天下的贵，有公义意义上的贵，有私人关系上的贵，也有不被视为贵的东西。德，是通行于天下的贵；爵，是公义意义上的贵；亲，是私人关系上的贵；至于财富，则没有尊贵性。之所以说德是通行于天下的贵，是因为德对于天下没有不尊贵的地方：在朝廷，就以朝廷为贵；在乡党，就以乡党为贵；在市井，就以市井为贵；在夷狄，就以夷狄为贵；这是历代百王共同的原则，所以称为通贵。之所以说爵是公义意义上的贵，是因为爵位在朝廷中尊贵，在宗族中却要屈居于亲属关系之下；这也是历代百王共同的原则，所以称为公贵。之所以说亲是私人关系上的贵，是因为亲属关系在宗族中应当伸张，在朝廷中却要屈居于公义；这也是历代百王共同的原则，所以称为私贵。这几种贵，是人情的纲纪、王事的根本，是圣人也不能夺取的，因此要推行并任用它们。所以，以德使天下归服，以爵位尊崇朝廷，以亲属关系安定宗族。以德使天下归服，所以天下不可不尊重德；以爵位尊崇朝廷，所以朝廷不可不尊重爵位；以亲属关系安定宗族，所以宗族不可不尊重亲属关系。这三者各自不失其适当位置，王道就能成就；三者失去各自的位置，王道就不能成就。因此，具有九种德行的人可以治理天下，具有六种德行的人可以治理一国，具有三种德行的人可以治理一邑，具有一种德行的人可以担任一种职务。这正是显示德行可贵的地方。治理天下的人，给天子以爵位，使兆民成为臣民；治理一国的人，给诸侯以爵位，使万民成为臣民；治理一邑的人，给大夫以爵位，使陪隶成为臣民；治理一种职务的人，给士以爵位，使舆皂成为臣民。这正是显示爵位可贵的地方。即使做了天子，也必定还有父亲；即使做了诸侯，也必定还有兄长。因此，服丧三年的制度通行到天子，服丧一年的制度通行到诸侯，服大功丧的制度通行到大夫。在宗庙中，则都按照年龄长幼排序，这正是显示亲属关系可贵的地方。它们的义理都隆重而互不损害，同时施行而互不违背，交错运用而安定，施行起来而通达，这是王道盛大的表现。从来没有只崇尚其中一项而遗弃另外两项的。因此说：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所谓财富没有尊贵性，是因为财富不是德行的修养，不是爵位的显贵，也不是亲属关系的美善；不过是世代俸禄丰厚、财物众多，能够役使他人罢了。因此，行义的人一定以此为耻，做官吏的人一定厌恶它；这也是历代百王共同的原则，所以称为无贵。然而说商人看重财富，这又是把商朝所谓商人的做法，弄得几乎同秦朝所谓秦人的做法一样了。过去秦拥有天下时，崇尚货财而尊重利益，最终走向灭亡。我从来没有不认为秦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被商人看重财富的祸害蒙蔽。过去魏拥有天下时，抛弃亲属关系，最终走向灭亡。我从来没有不认为魏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被夏后氏看重爵位的祸害蒙蔽。过去晋拥有天下时，过分崇尚亲属关系而毁坏制度，最终走向灭亡。我从来没有不认为晋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被周人看重亲属关系的祸害蒙蔽。因此圣王不是这样：以德使天下归服，以爵位尊崇朝廷，以亲属关系安定宗族。三者都加以尊崇而互不损害，同时施行而互不违背。若有所偏重而不能兴起，便会发生混乱。难道要等到虞、夏、商、周处于不同的时代，才分别尊崇它们吗？所以说：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又说：古人有这样的话，夏朝的治道尊重命令，商人尊重神灵，周人尊重礼。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他们所谓的“命”，是指依照四时发布教令，用来教导百姓勤于事务罢了；这并不是夏朝的治道。夏后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它的历数合于天，借此说明教令适宜，这其中确有缘由，但并不是特意把它作为治道来尊崇。他们所谓的“神”，是指按四时举行祭祀，用来教导百姓侍奉君主罢了；这并不是商朝的治道。夏朝末年，山川鬼神没有不安宁的，只有葛伯不举行祭祀，成汤便诛罚他并放逐桀，整顿天地的祭祀，确定社稷的祭礼，修治祭祀山川的典章，这其中也确有缘由，但并不是特意把它作为治道来尊崇。他们所谓的“礼”，是指君臣相会、与诸侯国交往以及相互施予罢了；这并不是周朝的治道。武王讨伐纣时，天下诸侯在孟津会合的有八百多个国家；商朝平定后，他们迅速奔走，执掌笾豆，到周庙接受命令。武王于是分赐宗彝、玉器、宝物和奇珍之物，以安抚诸侯。诸侯戴端冕到太学，周王在那里奉养老人，又到东序养老，在籍田亲自耕作。这其中也确有缘由，但并不是特意把它作为治道来尊崇。像圣人治理国家、王者制定法度，统制万物、全面覆盖天下那样，这三者没有不修治的，也没有不谨慎对待的，不能废弃其中任何一项。所以，在应当尊重命令时，即使周朝也恢复夏朝的做法；在应当尊重神灵时，即使夏朝也遵循商朝的做法；在应当尊重礼时，即使商朝也遵循周朝的做法。为什么这样说呢？百姓的事务就尊重命令，鬼神的事务就尊重神灵，王者的事务就尊重礼；三者可以在同一时并行，也可以在同一天并行，也可以在同一个月并行。

译合乎义理时，今天应当采用的就优先；不合乎义理时，先前采用的就退后。退后的重新居先，先前居先的重新退后；只要有一项不相适应，混乱就会发生。难道要等到夏、商、周处在不同朝代，才分别尊崇它们吗？所以说：这不是君子的话，而是好事者加以粉饰的。好事者只知道三王所面对的事物不同，却不知道他们的道相同；只知道三王的风俗不同，却不知道他们的德归于一。道，是用来匡正万物的，不是被万物匡正的；德，是用来改变风俗的，不是被风俗改变的。因此，三王所改变的有：正朔依据历法而改变，律吕依据声音而改变，都城依据地势而改变，徽号依据颜色而改变，乐舞依据功业而改变，官职依据事务而改变。至于把性作为内在根本，把情作为外在表现，把名分作为制度，把礼作为形体，这才是所谓道德的根本，是不能改变的。既然不能改变，那么忠、恭、文三者就是三代共同崇尚的；德、爵、齿三者就是三代共同尊崇的；命、神、礼三者就是三代共同尊重的。难道只有三代如此吗？我由此推论，过去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禅泰山、梁甫的君主有七十一位，其实道理是相同的。《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二 二帝三代通论中 汤武【范文正公】商汤仁厚，周文王畏惧以利取天下。商代刚强，周代柔和。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设置官职。夏商周三代劝勉他们的百姓。夏商周三代使百姓富裕之后再施以教化。尧、舜、周公。商汤、周武王。范文正公说：“《明夷》卦是阴在上、明在下，它的含义是光明受到伤害。火进入地下，光明收敛，这是遮蔽贤能、伤害善人的时代。光明处在上位，贤者就能进用；光明处在下位，善人就会受到伤害。这大概是商代末世的情形吧？君子处于昏暗之中，然后才能免于祸难。然而，文王难道没有处在昏暗之中吗？为什么还曾被囚禁呢？文王大概拥有国家，德行又施加于众人，所以难以保持昏暗。因此，他以光明的德行陷入祸难，最终凭借柔顺而脱身。箕子虽然没有政权，却最接近昏暗，所以亲自辱没自身来隐藏他的道，然后才得以免祸。因此，光明处在下位，实在艰难！圣贤尚且会为此困厄。改变这种时势的，难道只有九三爻吗？能够成就大事的，大概就是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吧？”他又说：“《革》卦象征水火相互迫近，变化就发生在其中，是圣人行使权宜、革除旧制的时代。沼泽本应有水，才合乎常态；如今沼泽中有火，正是反常。天下无道，圣人便革除它，以反常的权宜手段恢复正常。然而，反常的权宜之举，天下人凭什么会跟从呢？因为它内含文明，外在表现为和悦。内卦具有文明，外卦为兑、为和悦；以这种文明替代那种昏乱，以天下人的和悦替代四海的怨恨，以至仁替代不仁，以有道替代无道。这就是反常行事而天下人都听从的原因。这大概就是商汤、周武王起兵变革的情形吧？如果道德没有丧失，即使商汤、周武王天天降生，也应当成为天下人的助力，哪里还会有什么反常之举呢！” 商汤仁厚，周文王畏惧以利取天下。牛僧孺说：“拯救天下的人都说是仁，取得天下的人都说是利，这样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不得已而拥有天下，就称为仁；有条件取得天下却仍然取得，就称为利。如果畏惧以利取天下，而善于以仁行事，都是圣人。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原来的意思是：圣人看待天下百姓，就像看待襁褓中的婴儿一样，见他们处于焚烧、溺水之中，没有不想把他们救出来的。那么，是把他们救出后交还给他们的家人吗？还是索性救出他们并把他们据为己有呢？如果他们的家中无人可以承继，而圣人占有他们，是不得已而行仁；如果家中有人而圣人仍然占有，就是有意取得而行利。夏朝没有可以承继的人【指没有微子】，商汤因此能够出于仁而取代它；殷商有可以承继的人，周文王畏惧以利取代它。前代贤人阐明商汤的心意，所以没有提伯夷；后代圣人阐明文王的心意，所以说‘周的德行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