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
舜制
孙明复曰:「舜既顺尧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犹有未至者焉,乃穷神极虑,以增以益。夫所谓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贵贱之序,歴久而不相渎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无知,浩焉而无防,薿薿羣羣,孰君孰师,与鸟兽并。黄帝观乾坤,创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贵贱。由是帝天下之制从而着焉。黄帝创之于前,帝尧奉之于后,然二帝之间,厥制未尽。黄帝取乾坤,分上下,止为一人之服,以至于尧无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观厥象,以尽其神,谓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于是分其命数,异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两。然后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焕然而备,俾臣无以僭其君,下无以陵其上,贱无以加其贵,僭陵簒夺之祸不作。虽四海之广,亿兆之众,上穆下熙,可髙拱而视。故《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皋陶谟》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备,则《易》何以兼言于舜?《皋陶谟》何以系之于虞书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其舜自歴试与居摄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间,作事垂法,为万世利者多矣。今子止以舜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愿闻其说。」曰:「善乎尔之问也!吾之所言者,圣人之极致也。夫干者,君之道也;坤者,臣之道也。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于裳,示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圣人南向而治天下,久久而不相渎者,始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贵贱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增。此舜所以杜万世僭陵簒夺无穷之祸也。虽后圣有作,千制万度,无以逾于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圣人之极致也。』」
无为而治
孙明复曰:「无为者,其虞帝氏之大德欤?非旷然而不为也者。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归之,终不受于天下而以天下授之于人。自生民以来,虞帝氏一人而已。昔在歴山而耕焉,雷泽而渔焉,河滨而陶焉。当是时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玄德升闻,尧遽以天下禅之。舜既受尧禅,夙夜兢兢,惧德弗类。以其天下者,尧之天下也。不以尧之道治之,则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于是尽履尧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异于尧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复以尧之天下、尧之道尽与禹。此舜之德,其可谓大德也已夫!舜之天下者,尧之天下也;舜之道者,尧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尧,而终传之于禹。以舜之治,无为也,章章矣!噫!上无尧,下无禹,孰可髙视而称于无为哉?上尧而下禹,舜所以得髙视而无为也。不然,则孔子上观伏羲,下讫文武,笔于六经,为万世法,何不曰『无为者伏羲也,黄帝也,尧也,禹也,汤也,文武也』而止曰『舜也』欤哉?若以无为为旷然而不为,则《书》何以曰『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又曰『觐四岳,颁瑞于羣后』?又曰『东巡狩至于岱宗,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又曰『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兠,窜三苗,殛鲧』?又曰『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又曰『禹汝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饥,后稷播殖百谷』?又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又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至五十载陟方乃死之类,此舜有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书》者,圣笔之亲删也。孔子覩舜之有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谓之无为哉?由是而观之,则知无为者,非旷然而不为也,此又章章矣!吾故曰:上无尧,下无禹,孰可髙视而称于无为哉?上尧而下禹,舜所以得髙视而无为也。」
译舜的制度 孙明复说:“舜既已顺从尧的命令,任用了十六位贤相,放逐了四凶。即使按照统治天下的制度来看,仍然有未尽完善之处,于是他穷尽神思,竭尽考虑,增补并完善它。所谓统治天下的制度,就是君主有君主的身份,臣子有臣子的身份,上下、贵贱的秩序,历时长久而互不僭越。起初人民诞生时,昏昧无知,广泛聚集而没有防范,密密麻麻地群居,谁是君主,谁是老师,根本分不清,只和鸟兽相差无几。黄帝观察天地,创立法度,规定衣裳的形制,用来区别君臣,端正上下,明确贵贱。从此,统治天下的制度才逐渐确立。黄帝在前代创立它,帝尧在后代奉行它,然而黄帝与尧之间,这套制度还没有完全完善。黄帝取法乾坤,区分上下,只制定了一种人的服制,直到尧时也没有增加完善。到了虞舜,他再次观察其中的象征,穷尽其中的精微,认为五等爵制不可不加以整治。于是区分命数,区别等级威仪,分别服色章采,使身份有升有降,从公爵以下,都以两级为率。这样,一种人的服制和五等爵制就光明显备,使臣下无法僭越君上,下面无法凌驾上面,卑贱者无法超过尊贵者,僭越、凌犯、篡夺的祸患不再发生。即使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亿兆人民如此众多,上下和睦安乐,也可以高拱双手而安然治理。” 所以《易》说:“黄帝、尧、舜垂衣拱手,天下就得到治理。”《皋陶谟》说:“上天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五服五章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假如五等爵制不是由虞舜完善的,《易》为什么要把它和舜一起说?《皋陶谟》为什么要把它系属于虞书呢?”有人问:“舜三十岁开始被任用,三十岁登上帝位,在位五十年后巡视四方而死。舜自己经历考察以及摄政三十年,处在天子之位,又有五十年,在这八十年间,他创制立法、为后世造福的事情很多。如今您只说舜因为一种人的服制而增加了五等爵制,这是为什么?希望听听您的说法。”回答说:“你问得很好!我所说的是圣人的最高境界。乾象征君主之道,坤象征臣下之道。衣在上、裳在下,就是乾坤的象征。衣可以加在裳之上,表示君主可以凌驾于臣下;裳不能加在衣之上,表示臣下不能凌驾于君主。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使君臣长久相处而互不僭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舜增加五等爵制,由下而上,使贵贱的秩序更加明确,天子的地位更加尊崇。这就是舜用来杜绝万世无穷的僭越、凌犯和篡夺祸患的办法。” 即使后世再有圣人兴起,制定千条制度、万般法度,也没有什么能超越这一点。所以说:“我所说的是圣人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 孙明复说:“无为之道,大概就是虞帝氏的大德吧?这里的无为,并不是空旷无所作为。不向天下求取天下,而天下自然归附他;最终不接受天下奉给自己的天下,反而把天下传给别人。自有人类以来,虞帝氏一人而已。从前他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烧陶。那时,他哪里曾有意于天下呢?等到他深厚的德行远播而为尧所知,尧立即把天下禅让给他。舜接受尧的禅让后,早晚都战战兢兢,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像尧那样。他所继承的天下,是尧的天下;如果不按照尧的道来治理,那么尧天下的百姓就会有人不能各得其所。因此,他完全遵行尧的道,使天下百姓和尧在世时没有不同。舜在位很久以后,又把尧的天下和尧的道全部交给禹。舜这样的德行,才可以说是大德啊!舜的天下,是尧的天下;舜的道,是尧的道。舜开始从尧那里得到天下,最终又把它传给禹。由此可见,舜的治理是无为而治,已经十分明显了!唉!上面没有尧,下面没有禹,谁能高高在上而被称为无为呢?正因为上有尧、下有禹,舜才可以高居帝位而实行无为之治。不然,孔子上观伏羲,下至文王、武王,把它写入六经,作为万世的法则,为什么不说‘无为的是伏羲、黄帝、尧、禹、汤、文王、武王’,却只说‘无为的是舜’呢?” 假如把无为理解为空旷而什么都不做,那么《尚书》为什么说“调和七政,祭祀上帝,祭祀六宗”?又说“朝见四岳,把瑞玉颁给群臣”?又说“向东巡视,到达岱宗,协调四时月份,校正日期,统一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又说修定五礼、五种瑞玉?又说“向南巡视到达南岳,向西巡视到达西岳,向北巡视到达北岳”?又说“开始划分十二州,封禅十二座山”?又说“流放并宽宥那些应受五刑的人”?又说“流放共工,放逐驩兠,把三苗迁徙到远方,诛杀鲧”?又说“询问四岳,开启四方之门,使四方的眼睛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通达”?又说“禹,你去平治水土”?又说“百姓受到饥荒阻隔,后稷播种繁殖各种谷物”?又说“百姓不能亲睦,五种伦理关系不能顺从”?又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盗寇作乱犯法”?一直到“在位五十年,巡视四方而死”这一类事情,舜有所作为竟然如此繁多!况且《尚书》是圣人亲自删定的。孔子看见舜有所作为竟然如此繁多,怎么能反而说他是无为呢?由此看来,就知道无为并不是空旷而什么都不做,这一点也非常明显了!所以我说:上面没有尧,下面没有禹,谁能高居帝位而被称为无为呢?” 正因为上有尧、下有禹,舜才可以高居帝位而实行无为之治。”
举十六相去四凶
孙明复曰:「无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与于此?」后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无为,吾未见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无为者众矣。又世之憸佞偷巧之臣,迎而启导之。既不能陈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则往往引佛老清浄虚无报应因果之说,交乱乎其间,败于君德,吁可痛也。观其惑佛老之说,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顾神器之重。天下至广,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虽曰睿圣,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尽服其德;九州岛四海,未尽蒙其泽。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则四岳十二牧,其尽臣之乎?九州岛四海,其尽戴之乎?不臣不戴,则争且叛矣。尧惧其如是也,非权曷以授之?于是潜神隠耀,厥用弗彰,以观于舜。故八凯八元虽积其善,而不举也;三苖四凶虽积其恶,而不去也。若尽举八凯八元,尽去三苗四凶,则舜有何功于天下耶?是故尧不举而俾舜举之,尧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着于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岛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后授以大位,絶其争且叛也。非尧孰能与于此?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盖言尧以权授舜,其道宏大高远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见其迹者。而先儒称尧不能举、不能去,妄哉!
曾子固曰:“或者问曰:‘尧之圣不逮舜,尧不能用九官、诛四罪,而舜能焉。’对曰:‘虞舜之所以圣,由唐尧之圣,舜之用与诛宜也。’曰:‘然则尧之时独不可用与诛乎?’曰:‘将以遗舜也。其以遗舜奈何?尧信舜之圣久矣,将举而禅焉,且以信于众。因四岳之举,遂试之。其试由是夫。起圣人不茍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于众。德莫大于用贤、诛恶。于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与诛,盖假之舜云耳。’曰:‘然则尧之圣将蔽贤、纵恶乎?’曰:‘否,用与诛至于舜之时可也,故尧迟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则其德在尧者多矣。’曰:‘然则尧其私于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为天下也。’曰:‘《左氏传》所谓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论圣人之说,彼左氏何与焉?’”
范文正公曰:「夬,一阴处髙,而羣阳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时也。时皆刚正,柔佞岂得而据乎?夫君子道微之时,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内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时,法令常显,而无忌者,何也?内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刚,危可知矣。五阳而决一阴,易可知矣。故扬于王庭而不忌,赏罚明行之际欤?舜举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时矣。」
东坡曰:「史记·舜本纪」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兠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故其言时有可考,以正汉以来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穷奸极恶,则必皆诛于尧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鲧悻直以亡身」,则鲧盖刚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则安能以变四夷之俗哉?由是观之,四族之诛,皆非诛死,亦不废弃,但迁之逺方,为要荒之君长耳。如左氏之言,皆后世流传之过。若尧世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则尧不足以为尧。
郑獬曰:四凶果无以挠尧也,尧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书曰:「耄期倦于勤。」尧老矣,是天下必有窳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于时四凶之恶始暴焉,攓而锄之,在舜不在尧,固然也。尧得舜,其犹窽然欤?果尧以为能也,挠尧者不若是犹之挠舜。曰:「曷不若禹之于水也?」尧不去四凶以有舜也,恶之未暴也。不则尧去之矣,舜不堙水得之禹也,不则舜堙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尧系也。圣人蹑而起,欲掲天下法,必公于首诛焉。天下熠然骨次而心螫,则其鼓号令不须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为首诛,天下不周公服者无有也。孔子也,始作鲁司冦,少正卯为首诛,鲁不孔子从者无有也。舜也,独于四凶岐于是乎哉?一诛恶而天下服,圣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尧系也。曰:有说者焉,尧不已诛而属之舜,权也。尧将天子,舜犹虑夫戾舜者,故豢而遗之舜,俾自絶之也。曰:「视继者能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曷席于是哉?藉尧已诛之,舜已号天子,果有戾者,舜亦从而诛之矣。戾者诛,天下亦自舜服矣。说者果有是,是不以圣人期舜也已。
译举用十六位贤相,罢黜四凶 孙明复说:“无为的道理,真是达到了极致啊!如果不是虞舜,谁能做到这一点?”后世统治天下的帝王,不思考虞舜的大德,却只羡慕虞舜的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做可以成功的。三代以后,不思考虞舜的大德,却羡慕虞舜的无为的人很多。世上那些奸邪谄佞、苟且取巧的臣子,又迎合并引导他们。既不能陈述虞舜的大德,来辅佐他的治理,反而常常把佛、老关于清净虚无、报应因果的说法混杂其中,扰乱君主,败坏君德,实在令人痛心。看他们迷惑于佛老之说,忘记祖宗的辛劳,不畏惧天命的重大,也不顾惜神器的尊重。天下极其广大,神器极其重要。朱不贤能,不能胜任继承帝位,所以尧把帝位授给舜。舜出身卑微,虽然说他聪慧圣明,但世代积累的德望还不显著。四岳、十二牧还没有完全服从他的德行;九州岛、四海还没有完全蒙受他的恩泽。不能立即把大位授给他。若立即授给他,四岳、十二牧会完全以他为臣吗?九州岛、四海会完全拥戴他吗?若不称臣、不拥戴,就会争斗并反叛。尧担心出现这种情况,若不采用权宜之计,怎么能把帝位授给他?于是尧隐藏自己的神明和光耀,不显露其作用,用来观察舜。” 所以八凯、八元虽然积累了善行,尧却不举用他们;三苗、四凶虽然积累了罪恶,尧却不罢黜他们。假如把八凯、八元全部举用,把三苗、四凶全部罢黜,那么舜对天下有什么功劳呢?因此,尧不举用他们而让舜去举用,尧不罢黜他们而让舜去罢黜。等到舜的功劳显著于天下,四岳、十二牧没有不共同奉他为臣主的,九州岛、四海没有不共同拥戴他的,然后才把大位授给他,断绝争斗和反叛。若不是尧,谁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崇高巍峨,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广大无边,百姓无法形容他的德行。崇高巍峨,他建立的功业;光明显著,他制定的礼法文章。”这是说尧用权宜之计把帝位授给舜,他的道理如此宏大高远,而世人没有谁能看见其中的踪迹。先儒却说尧不能举贤、不能除恶,真是荒谬啊!” 曾子固说:“有人问:‘尧的圣明比不上舜,尧不能任用九官、诛除四罪,而舜却能做到。’回答说:‘虞舜之所以圣明,是由于唐尧圣明,所以舜能够任用贤能、诛除罪恶是理所当然的。’问:‘那么尧在位时难道不能任用贤能、诛除罪恶吗?’回答说:‘尧是要把这些事留给舜。他为什么要留给舜呢?尧相信舜的圣明已经很久了,将要举荐舜并把帝位禅让给他,同时还要使天下人相信这一点。于是借四岳的举荐,先对舜进行考验。考验就是由此开始的。圣人即使兴起,也不会轻易仅凭名声使天下服从,必须先使众人确实相信他的德行。德行没有比任用贤能、诛除恶人更大的了。于是便把帝位授给舜,天下人也都因此信服。任用贤能和诛除恶人,不过是借给舜去做罢了。’问:‘那么尧的圣明难道要掩蔽贤人、放纵恶人吗?’回答说:‘不是。任用贤能、诛除恶人,到舜的时代去做也是可以的,所以尧只是暂缓实行罢了。这样成就了舜,尧的德行也因此占了很大一部分。’问:‘那么尧是偏爱舜吗?’回答说:‘不是偏爱舜,而是偏爱那种有利于天下的做法。’问:‘《左氏传》所说尧不能做到这些,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我所谈论的是圣人的道理,和那个左氏有什么关系呢?’” 范文正公说:“夬卦,是一阴居于高位,群阳共同攻伐它,正是以大制小、以正黜邪的时候。此时全都是刚正之人,柔弱奸佞之人怎么能占据高位呢?君子之道衰微的时候,法令常常很严密,但有时仍会失效,为什么呢?因为内部有小人。小人之道衰微的时候,法令常常明白显著,却没有人敢于违犯,为什么呢?因为内部全是君子。这一卦是一阴乘在五阳之上,其危险是可以知道的。五阳共同决除一阴,其结果也很容易明白。所以说‘扬于王庭而不忌’,正是赏罚公开施行的时候吧?舜举用八元、罢黜四凶,就是这个时候。” 东坡说:《史记·舜本纪》记载,舜回来后向帝尧报告,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以此改变北狄;把驩兠放逐到崇山,以此改变南蛮;把三苗迁到三危,以此改变西戎;把鲧诛杀在羽山,以此改变东夷。太史公见过很多先秦古书,所以他的话有时可以考证,用来纠正汉代以来儒者的错误。四族如果都穷凶极恶,那么一定会在尧的时代全被诛杀,不会等到舜时。屈原说“鲧刚直任性而丧失生命”,那么鲧大概是刚强而冒犯上级的人。假如四族都是小人,又怎么能用来改变四方夷狄的风俗呢?由此看来,四族所受的惩罚,都不是杀死他们,也不是废弃不用,只是把他们迁往远方,作为要荒之地的君长罢了。像左氏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后世流传造成的错误。如果尧在世时朝廷中有大奸,却不能把他们除去,那么尧就不足以称为尧。” 郑獬说:四凶果真没有办法扰乱尧吗?尧怎么会有不能做到的事?只是因为当时有舜在。” 《尚书》说:“年老之后,疲倦于勤劳政事。” 尧已经老了,天下必定会有懒惰而不振作的人,所以把帝位授给舜,让他维持天下。当时四凶的罪恶才开始显露,拔除、铲除他们,是舜的事情而不是尧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尧得到舜,难道不就像挖空了自身一样吗?假如尧认为自己能够处理,那么那些扰乱尧的人就不会像这样继续扰乱舜。有人问:“为什么不像禹治理洪水那样呢?”回答说:尧没有除掉四凶,是因为有舜在,而且他们的罪恶尚未显露;否则尧早就除掉他们了。舜不能堵塞洪水,是因为有禹在;否则舜就会亲自堵塞洪水。所以除掉四凶是舜的事情,能不能做到并不取决于尧。圣人继承帝位而兴起,想要树立天下的法度,必定先公然诛除首恶。天下人就会光明显露地振奋起来,骨肉同心而内心痛恨邪恶,那么圣人发布号令,不用费力就能使天下归服。周公开始辅佐周朝时,管叔、蔡叔被作为首先诛除的对象,天下没有不服从周公的。孔子开始担任鲁国司寇时,少正卯被作为首先诛除的对象,鲁国没有不跟从孔子的。舜难道偏偏只有在诛除四凶这件事上不同吗?诛除一个恶人而天下归服,这就是圣人施政的深远作用。所以说,除掉四凶是舜的事情,能不能做到并不取决于尧。有人说:尧没有亲自诛除他们,而把这件事交给舜,是一种权宜之计。尧将要成为天子,舜还担心有违逆舜的人,所以暂且养着他们,把他们留给舜,让舜亲自断绝他们。” 有人说:“这是要看看继承者能不能做到吗?”舜果然说:“我能做到。”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迟疑呢?即使尧已经诛除了他们,舜已经号称天子,果真有违逆者,舜也会跟着把他诛除。违逆者被诛除,天下自然也会服从舜。说这种话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理解,那就是没有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舜了。”
南巡
温公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师。』是以天子为勤,故老而使禹摄也。夫天子之职,莫勤于巡狩,而舜犹亲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恶用使禹摄哉?是必不然。或曰:『《虞书》称舜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礼记》亦称舜葬于苍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独以为不然?何如?曰:『传记之言,不可据以为实。藉使有之,又安知无中国之苍梧而必在江南耶?』《虞书》『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载,升于至道,然后死耳,非谓巡狩为陟方也。呜呼!遂使后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为非圣人,岂非孔安国与太史公之过也欤?」
昌黎曰:湘旁有庙,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图记言,汉荆州牧刘表景升所立,题曰《湘夫人碑》。今验其文,乃晋太康九年,又题其额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对始皇帝云:「湘君者,尧之二女,舜妃者也。」刘向、郑玄亦皆以二妃为湘君。而《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为湘君者自为水神,而谓湘夫人乃二妃也。从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间。《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之后,不当降小君为其夫人,因以二女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与王逸俱失也。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辞谓娥皇为君,谓女英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称君也。《书》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国谓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苍梧,二妃从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间。余谓《竹书纪年》帝王之殁,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言以道终其德,协天也。」《书》纪舜之没云「陟」者,与《竹书》《周书》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谓舜死苍梧时,二妃从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谋语舜,脱舜之厄,成舜之圣。尧死而舜有天下为天子,二妃之力,宜当为神,食民之祭。今之度湘江者,莫敢不进礼庙下。
命九官
荆公曰:「舜命其臣而教戒之,未有不让者焉。至于夔,则独无所让,而又称其乐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龙皆新命者也,故畴于众臣而后命之,而皆有让矣。弃、契、皋陶、夔,当是时盖已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独无所让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龙皆新命者,」盖失之矣。圣人之聪明虽大过于人,然未尝自用聪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尝不咨而后命焉,则何独于夔而不然乎?使夔为新命者,则何称其乐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称其乐之和美,则贤人之举措亦少轻矣。孔氏之说,盖惑于「命汝典乐」之语尔。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岂异于「命汝典乐」之语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盖舜不畴而命之,而无所让也。舜之命夔也,亦无畴;夔之受命也,亦无让,则何以知其为新命乎?夫「击石拊石而百兽率舞」,非夔之所能为也,为之者众臣也;非众臣之所能为也,为之者舜也。将有治于天下,则可以无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于衣食而欲其化而入于善,岂可得哉?故命弃以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则岂可以无教哉?故次命契以为司徒也。既教之,则民不能无不帅教者;民有不帅教,则岂可以无刑乎?故次命皋陶以为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备矣,则可以治末之时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为共工也。于是治人之事具,则宜及于鸟兽草木也,故次命益以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于鸟兽草木,则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则可以制礼之时也,故次命伯夷以为典礼。夫治至于鸟兽草木,而人有礼以节文之,则政道成矣,可以作乐以乐其成也,故次命夔以为典乐也。借使禹不能摠百揆,稷不能富万民,契不能教,皋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礼,然则天下乱矣。天下乱而夔欲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可得乎?故曰:为之者,众臣也;使舜不能用,是众臣,则是众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众臣之所能为也。为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称其乐之和美者,岂以为伐耶?盖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谓将顺其美者,其夔哉!
歴代名贤确论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歴代名贤确论卷三
二帝通论
尧舜之德【张谓,温公,范文正公,刘执中,颍滨,东坡,荆公】
译南方巡视 温公说:“从前舜命令禹说:‘我年老疲倦于勤劳政事,你只要不要懈怠,总领我的众民。’这是把天子的职责看作劳苦之事,所以年老后让禹代行职务。天子的职责,没有比巡视更勤劳的了,而舜却还亲自巡视,最后死在外地并葬在那里,哪里还用让禹代行呢?这一定不是这样的。有人说:‘《虞书》称舜巡视四方后才死,孔安国认为是舜登上南方道路巡视而死。’《礼记》也称舜葬在苍梧的原野,这些都和太史公所说相同。您为什么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呢?回答说:‘传记中的话,不能据此当作事实。即使确有其事,又怎么知道中原没有苍梧,而一定是在江南呢?’《虞书》所说的‘陟方’,是说舜处在帝位治理天下五十年,达到至高的道,然后去世,并不是说巡视四方就是“陟方”。唉!竟使后世愚昧悖逆的人,有的怀疑舜、禹不是圣人,难道不是孔安国和太史公的过错吗?” 昌黎说:湘水旁边有一座庙,叫黄陵,从上古以来就建立在那里,用来祭祀尧的两个女儿、舜的两位妃子。庭院中有一块古碑,已经断裂,碎片散落在地上,碑文也剥蚀残缺。考察图记所说,这块碑是汉代荆州牧刘表字景升所立,题为《湘夫人碑》。如今考验碑文,发现它其实是晋太康九年所立,碑额又题作《虞舜二妃之碑》,并不是景升所立。秦国博士回答秦始皇说:“湘君,就是尧的两个女儿,是舜的妃子。”刘向、郑玄也都认为两位妃子就是湘君。然而《离骚》《九歌》中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解释说,湘君本是水神,而湘夫人才是尧的两个女儿。她们跟随舜南征三苗,没有回来,途中死在沅水、湘水之间。《山海经》说:“洞庭山,是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的地方。”郭璞怀疑这两个女子是舜的后代,认为她们不应降为小君而称作舜的夫人,于是把这两个女子解释为天帝的女儿。依我考察,郭璞和王逸都错了。尧的长女娥皇是舜的正妃,所以称为君;次女女英,自然应降称为夫人。因此《九歌》的文辞称娥皇为君,称女英为帝子,各自按照她们尊贵的一面来称说。” 《礼记》中有“小君”这一称呼,称君母,说明她的正妃身份,因此自然可以称君。《尚书》说:“舜巡视四方后才死。”孔安国认为舜登上南方道路而死。又有人说:舜死后葬在苍梧,两个妃子跟随他前往,没有赶上,于是淹死在沅水、湘水之间。我认为,《竹书纪年》记载帝王去世,都说“陟”,“陟”就是上升,指升天。《尚书》说:“殷代的礼制是升天来配享上帝”,意思是以正道终其一生的德行,与上天相合。《尚书》记载舜去世时说“陟”,与《竹书》《周书》的文字相同。下面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就是死亡。地势向东南倾斜而下,如果说舜南巡而死,应当说“下方”,不能说“陟方”。因此说舜死在苍梧时,二妃跟随他却没有赶上而溺死,这些说法都不可信。二妃既然据说曾用计谋向舜进言,解救舜的困厄,成就舜的圣德;尧死后舜拥有天下而成为天子,二妃的力量也应当使她们成为神灵,享受百姓的祭祀。如今渡过湘江的人,没有谁敢不在庙下行礼。” 任命九官 荆公说:“舜任命臣子并告诫他们时,没有一个不谦让的。至于夔,却唯独没有谦让的话,反而称赞他的乐和谐美好,这是为什么呢?”禹、垂、益、伯夷、龙等,都是新近任命的人,所以舜先向群臣询问,然后才任命他们,他们也都有谦让。弃、契、皋陶、夔,在当时大概已经担任这些官职,舜只是因而任命这五个人,并告诫他们罢了,所以唯独没有谦让。孔氏说:“禹、垂、益、伯夷、夔、龙都是新近任命的人。”这大概是错误的。圣人的聪明虽然远胜于常人,但从来不曾任意凭自己的聪明行事。因此舜任命这九个人时,从来没有不先咨询而后任命的,为什么唯独对夔不是这样呢?假如夔是新近任命的,为什么要称赞他的乐和谐美好呢?假如夔在接受任命的当天就被称赞乐和谐美好,那么贤人的举止也未免太轻率了。孔氏的说法,大概是被“命你掌管乐”这句话迷惑了。‘你担任司徒’‘你担任士’这样的文字,难道和‘命你掌管乐’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吗?而且之所以知道夔不是新近任命的,是因为舜没有向群臣询问就任命他,他也没有谦让。舜任命夔时没有向群臣询问,夔接受任命时也没有谦让,那么凭什么知道他是新近任命的呢?” “击打石磬、轻敲石磬而使百兽相继起舞”,不是夔一人所能做到的,做到这件事的是群臣;也不是群臣所能做到的,做到这件事的是舜。将要治理天下,难道可以没有辅佐大臣吗?所以任命禹掌管百揆。百姓困于衣食,却想使他们教化而归于善,难道能够做到吗?所以任命弃担任稷。百姓已经富足,就可以教化了,难道可以没有教化吗?所以接着任命契担任司徒。既然教导了百姓,百姓就不能没有不遵从教化的;百姓有不遵从教化的,难道可以没有刑罚吗?所以接着任命皋陶担任士。这些治理人民最先急需的事情都已经具备了,于是可以治理次要事务了。工官,是治理人民次要事务的,所以接着任命垂担任共工。这样,治理人民的事务已经齐备,就应当进一步及于鸟兽草木,所以接着任命益担任虞。治理达到鸟兽草木,天下的功业就达到极点了。治理天下的功业达到极点,就到了制定礼制的时候,所以接着任命伯夷担任典礼。治理达到鸟兽草木,又用礼来节制、修饰人的行为,政道就成就了;可以制作乐来娱乐众人,以庆贺这种成就,所以接着任命夔担任典乐。假使禹不能总管百揆,稷不能使万民富足,契不能教化,皋陶不能掌管士,垂不能担任共工,伯夷不能掌管典礼,那么天下就会乱了。” “天下已经混乱,而夔却想击打石磬、轻敲石磬,使百兽相继起舞,能够做到吗?所以说,做到这件事的是群臣;假使舜不能任用这些群臣,那么群臣也不能成就他们的功业。所以说,这不是群臣所能做到的,做到这件事的是舜。夔之所以称赞他的乐和谐美好,难道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劳吗?大概是为了赞美舜。孔子所说的‘顺势成全他的美德’,说的不就是夔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 二帝通论 尧舜之德【张谓、温公、范文正公、刘执中、颍滨、东坡、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