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二

译拆毁佛寺。石守道评论说：仁义之道，是最为中正的道，也是天下的福分。古代的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能够修行仁义之道，所以都享有仁义带来的福分。用什么来验证呢？《尚书》说：“尧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一十七岁；舜在位五十年，享年一百一十二岁；禹把帝位传给儿子，后来继位的共有一十七君，国家存在四百年；汤把帝位传给儿子，后来继位的共有二十七君，国家存在七百年；周朝也把帝位传给子孙，后来继位的共有三十三君，国家存在八百年。”这就是证据。后世的君主不修行仁义，却沉溺淫逸、怠惰荒废，穷尽奢侈、放纵欲望，耗竭天下的力量，使天下疲惫，搜刮百姓的膏血来信奉佛教，却希望得到福报，这不是妖妄之言吗？况且帝王应当以百姓为根本，使天下没有一个人挨饿，没有一个人受冻，没有一个人不能顺利地生活，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处所，这才是帝王的福分。天下百姓受冻挨饿，辗转死在沟壑中而得不到救济；即使拿一尺帛、赐一石粟，使他们吃饱穿暖，却反而用车运金、用车载货，把它们堆满寺门，用来供奉众多和尚，还说要替万民求福，这不是太迂腐了吗？况且僧徒都是游荡懒惰的人，只不过是普通庸人罢了，给他们斋食、给他们钱财，我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能够造福。假如说这是供奉佛，那么佛死去已经一千多年了，它的骨头早已臭腐朽烂，它的魂魄也已经消灭离散了；用几片金箔涂在它的面部和头颅上，用三门的高大房屋覆盖它的身躯，难道这样就能使它降福给人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王缙一类人认为国家国运长久，都是凭借佛的福报；又认为安禄山、史思明的祸乱正盛时，他们都遭遇了子嗣方面的灾祸；仆固怀恩将要作乱却死去；西戎侵犯宫阙，还没有交战就退去，这实际上都是由于佛的福力。这是多么深重的诬蔑啊！高祖、太宗凭借仁义平定乱世，带领四海百姓走出水深火热，置于富足长寿的境地，使他们享受太平的快乐；他们的德化深厚，恩惠及于远方，积累仁德和义行，把福庆留给子孙。可是子孙不能继承他们的善政，中原屡遭扰乱，国家几乎覆亡；高祖、太宗的德泽还没有耗尽，加上人神共同赞助，宗庙保佑，叛逆的军队疲惫而死，国家权位在危急中重新安定，国祚延续到三百年。这大概是高祖、太宗的英灵以及天地神人共同赞助的结果，却把它推说成佛的力量，这是多么深重的诬蔑啊！唉！自从佛教传入中国，祸害败坏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和尚、左衽异族以及各种异端之人，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古代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流入佛教、道教的有十分之六七。天下的谷物、丝帛、货物、钱贝，归入佛教、道教的也有十分之六七。如今拿天下来供奉佛教、道教，佛教、道教越来越兴盛，中国越来越贫困，百姓越来越耗损。百姓耗损，中国贫困，即使拥有天下和国家，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佛教、道教造成的祸患太大、太深了。若不是有英明睿智的君主，具有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神圣威武的才能，谁能除去这个弊病呢？唐朝时，宪宗迎取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严厉劝谏。到了武宗皇帝，于是拆毁天下的寺院，全部除去天下的僧尼，全部毁掉天下的佛像。武皇帝英明威武到如此程度，给他谥号“武”，是很恰当的！古代帝王，有用武力平定天下、使人臣服的，就是周武王；有用征伐威服四夷、使他们前来朝见的，就是汉武帝；有凭借睿智英断、聪明正直而除去佛教、使其消灭的，就是唐武宗。我曾经评论三位“武”的功绩，认为纣王暴虐没有止境，武王凭借后稷、公刘、王季、文王的德行，顺应天下厌恶动乱的民心，穿上戎衣出兵一次就使天下归服。汉高祖本来就畏惧戎狄，轻视北方而且容易逃走。武帝调动天下的军队，使用天下的铠甲，来抵抗偏居一隅的匈奴，却使匈奴因他的功业而臣服，这些都很容易。至于佛教，根基深固，延续了七八百年，成为天下的大患。像唐太宗那样圣明神武，唐明皇那样仁厚勇武，唐宪宗那样英明睿智，都不能将它除去。然而武宗皇帝在历代帝王之下奋发而起，独自出于圣明的决断，挺然不疑，一旦把它全部除去，他的功劳远远超过周武王、汉武帝了。谏官的奏疏都不署名。范祖禹评论说：“《易经》说：天下的变动，取决于朝廷是否端正；朝廷是四方的准则。不是极其公正，就无法断绝天下人的私心；不是极其正直，就无法纠正天下的邪曲。君主一旦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就无法使万事端正。如果用权术驾驭臣下，就是自己在实行欺诈，又凭什么禁止臣下欺骗呢？因此权术越施行，欺骗就越多；越运用机巧，内心就越劳苦。大概用欺诈去战胜欺诈，从来没有能够使彼此统一的。”《礼记》说：“君王内心无所妄为，只守住至正之道。只有正道才不可被欺骗；若有人欺骗，就不容许不加诛罚。这样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守持吗？” 李德裕进谏，请求不要让监使过多占用精锐士兵，也不要依据中诏来指挥军事。范祖禹评论说：“治理天下的繁杂事务，必须采用极其简明的办法；控制天下的变动，必须保持极其安静的心境。在千里之外用兵，而君主和宰相在朝廷内部相互扰乱，那么根本就先动摇了，又凭什么控制末端的事情呢？所以号令简明，百姓听从时就不会迷惑；心思安静，事变发生时就不会受到扰乱。这就是能够成功的原因。” 宦官。范祖禹评论李士良告诫同僚以奢侈取悦天子、不要让天子读书，并接近儒生时说：“小人没有不助长君主欲望、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他们使君主躁动而不能安静，行动而不能停止，这样小人就能施行自己的计谋了。难道只有奢侈靡费、娱乐声色能够使君心动荡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有的聚敛财货，有的营造宫室，有的开拓边境，有的窥察臣下，都随着君主的爱好来窃取权力。受宠的人让君主乐于得到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这会成为天下的祸害，因此政事日益混乱而自己还不知道。只有能够亲近正直的人，远离邪曲奸佞，才可以避免这种祸患。”

译藩镇。范祖禹评论李德裕请求讨伐刘稹、安抚河北三镇，三镇没有不奉诏的事，说：“自天宝以后，河朔世代成为唐朝的祸患。宪宗虽然收服了魏博，穆宗却又失去了它，因此朝廷只知道姑息迁就，只要庆幸他们不反叛就行了，哪里谈得上使他们服从呢？到了武宗，不仅使三镇不敢帮助叛逆，又趁机把它们作为臂膀手指来使用，这是因为李德裕所告诫它们的话能够使它们心服。扬雄说：驾驭得当，天下的欺诈都会发生；驾驭不得当，天下的欺诈也都会发生。要敌制君主的威势、控制天下，难道有不通过宰相的吗？”范祖禹又评论李德裕告诫并激励河北三镇说：“《尚书》说：用福善来告诫他们，用威刑来督察他们。古代贤明的君王，天下有人不顺从时，必定反复诚恳地告诫教导，直到第二次、第三次告诫；告诫仍不可行，然后才征讨他们。这样他们的百姓知道自己有罪，用兵也就有了正当理由。自从唐朝失去河朔，有时讨伐，有时姑息，却没有听说发布文告命令、告诫训敕。因此加兵而不能使其服从，恩惠优厚反而使他们更加骄横。李德裕凭一位宰相之力控制三镇，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使武宗享有长久国祚，天下哪里还有不平服的呢？” 温公评论郭谊杀刘稹并将其斩首说：“董重质在淮西，郭谊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就像木偶一样，操纵在这两个技艺人的手中。这两个人，起初劝人作乱，最后又出卖主人以图谋利益，他们死有余辜。然而宪宗在前面任用他们，武宗在后面诛杀他们，我认为都错了。为什么呢？奖赏奸人是不合义的，杀害投降者是不守信的。既失去义和信，凭什么治理国家？从前汉光武帝对待王郎、刘盆子，只做到不杀他们，是知道他们不是力量耗尽就不会投降的缘故。樊崇、徐宣、王元、牛邯这些人，难道不是帮助作乱的人吗？但光武帝没有杀他们，大概是因为既然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就不能再诛杀他们。如果已经赦免却又逃亡作乱，那么他们被处死本来就无可辩解。像郭谊等人，免死而流放到远方，终身不得回来，就可以了。杀掉他们是不对的。” 子由评论说：李德裕处理变故、应对事务的方法，比裴度有所不如。裴度处理变故，务求采取中和之道，所以事情发生时人们不惊惧，事情结束后自己也安稳。李德裕自恃才干，喜欢痛快行事，所以他采取的措施足以使旁观者震惊，后来却多有悔恨。宦官刘承偕监领刘悟的军队，刘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便把这件事告诉朝廷。宪宗因为刘承偕受到太后的宠爱，向裴度询问对策。裴度请求杀掉他，又说如果不能斩杀，就把他流放。杀掉他，声威确实足以震动人心，但对事情本身只是徒然。如果求他活着，下面足以满足刘悟的心意，上面又不伤害太后的心；流放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追求震动人们视听的效果呢？这是裴度超过常人的地方。刘稹叛乱时，计策大多出自郭谊。刘稹的势力已经困窘，郭谊斩杀刘稹后投降。这件事对郭谊来说令人愤怒，对朝廷来说却应当奖赏。李德裕认为，刘稹只是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反叛？实在是郭谊教唆他的，最后又出卖刘稹来求生，最终便把郭谊斩了。李德裕这样做，不过是想彰明大义、树立风声，来震动人们的视听。像郭谊这样的人，放过而不追究就可以了，何必为了求取声名而杀他呢？当时强大的藩镇反叛，力量足以抗拒君王的命令，他们深深忌惮的，是身边的人暗中突然发难。” 诛杀郭谊后，叛臣才在其部下那里安心下来，郭谊的谋虑也就更加疏漏了。李德裕厌恶牛僧孺，倾陷牛僧孺时说：牛僧孺听说刘从谏灭亡后感慨叹息，又捏造他与刘从谏往来的踪迹。倾陷大臣，只有以私下交往反叛之罪来指控，罪名才无可加重，而这是君主所不能宽恕的。牛僧孺因此被流窜。李德裕报复旧怨虽然痛快了，可是君子哪里忍心这样做呢？所以他一失去势力，众人便一同排挤他，最终死在南方荒远之地，并不是偶然的。

译李德裕。范祖禹评论李德裕说：“治理政事在于慎重选择宰相，使政事都从中书省发出。”又说：“古代的君王，只用一位宰相总理天下事务，所以治理出于一统，政令不会多头发出。如果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才，就把他罢退而已，不因小臣的谗毁、邪曲而怀疑他。这是为了重视责任。唐德宗时，宰相失职，所以政事错误混乱。李德裕想先端正根本，然后谋求治理天下的方法。他能够取得会昌年间的功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 张唐英评论李德裕请求任用世家子弟担任要职说：“李德裕说朝廷的要职应当任用世家子弟，是因为他们熟悉典章旧事。唉！李德裕的话对自己有利可以说是私心之言，却不是天下公正的言论。况且伊尹起初是耕田的人，傅说起初是服劳役的人，太公望起初以垂钓为业，萧何、曹参起初是刀笔吏，公孙弘曾经放猪，菑丘、翟方进以孤儿身份进入京城，他们全都成为当时的贤臣，难道都出自世家贵族吗？只就唐朝而言，从房玄龄、杜如晦以后，像马周、刘垍、狄仁杰、刘幽求、娄师德、郝处俊、裴行俭、刘仁轨、张说、姚崇、宋璟、陆贽、裴度这些人，又难道都是世家子弟吗？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曾任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任宰相，自己后来又任宰相，他的意图又是想为几个儿子预先铺路，使他们将来身居显要之位，所以先说出这番话，作为身后的打算。因此说，对自己有利可以说是私心之言，却不是天下公正的言论。后世的人终于认为这话是对的，使寒门士人的仕进道路更加堵塞，实在令人叹息。李德裕如果是出于天下的公论，就应该说：‘朝廷的要职应当选择贤能的人，不限于寒门或世家，只要有才就任用，这才可以。’” 为什么凭借自己三代都是宰辅，又想为几个儿子预先铺路，却用这番话来压制天下的寒门士人呢！”卢文纪说：“越地人善于游泳，孩子刚满晬，乳母便把他漂浮在水面上，说：‘他的父亲善于游泳，孩子一定不会淹死。’那么李德裕的话，难道就是乳母把孩子浮在水上的说法吗？” 孙之翰评论李德裕辞去太尉说：“李德裕从穆宗到文宗朝，历任内外职务，奏议忠诚正直，政绩显著，于是承担了辅佐宰相的职责。然而被邪佞之人排挤，不能成就功业。等到辅佐武宗这位英主时，才完全发挥了他的才能。回鹘在边境时，他先请求以恩惠和友好相待；等到回鹘侵扰，便授予刘沔、石雄既定的策略，使他们平定荡除回鹘，掌握了处理中原事务的大体原则。上党拒不听命，满朝害怕生出事端，不愿用兵。李德裕判断形势，上奏派使者到魏、镇，先破坏其寻求援助的谋划，并且交付征讨的任务。魏帅拖延这场战事，李德裕便让王宰率军直趋磁州，占据魏地的右方。魏帅恐惧，率全军出动。又因为王宰稍有顾虑观望，便命刘沔率军直抵万善，显示将由他取代王宰的势头。王宰立即进兵。太原发生叛乱，杨弁勾结中使，夸大此事，索求符节。李德裕驳斥中使的奸邪言论，派王逢率陈许、易定的军队进讨。太原的军队驻扎在城外，害怕客军攻占城池并把他们的家人全部杀掉，于是直接回城擒获杨弁，将将领和士卒全部诛杀。这些都是李德裕独自决定策略，没有与其他宰相共同谋划，充分体现了控制将帅、用兵必胜的方法。上党平定后，授予太尉之命，赏赐他的功劳本来就是应当的。” 李德裕恳切推辞后才接受，是害怕地位达到极点就会祸患临头。既然知道会有祸患，为什么不更加致力于仁德，以保全功名？反而放纵刚强的性情，招致他人的怨恨，最终被奸邪之人诬陷，这就是不知道躲避祸患。得到地位而建立大功，是世人难以做到的；保全功名，却是世人容易做到的。建立功名，不是天生具有大才就不能做到；保全功名，只要平和自己的心态，不招致怨恨和嫉妒就够了。李德裕能够做到困难的事，却不能做到容易的事，实在可惜！”又评论武宗驾驭李德裕说：“君主对于大臣，掌握任用的方法和驾驭的策略，大臣就会尽心办事，能够建立功勋，把公正推行于众人，不敢私自窃取威势和福柄。任用和驾驭两方面，缺一不可。这两方面只有唐太宗掌握了。贞观年间，陈师合上疏谈选拔士人，说人的思虑有限，不能兼任数职。言意间涉及房玄龄、杜如晦，唐太宗便立即下令放逐他们；萧瑀上奏说中书、门下结成朋党，唐太宗斥责他不要妄言，最终将他调出朝廷，这可以说是善于任用了。然而中书、门下议事时，又命谏官、御史、史官随同，有的纠正错误，有的检举过失，有的记录不当之处。李靖因年老多病在家居住，想重新任职为将，只向朝廷说了一句话，李靖就已经起身统领军队，这可以说是善于驾驭了。” 所以威势和恩德都极其盛大，大臣各自成就功名，却不敢骄横，这种任用和驾驭的方法达到了极致。武宗任用李德裕，确实掌握了任用大臣的方法，所以李德裕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谋略。他独自主持国家政事，当时威势和政令大为振作，这是任用达到极致的表现。不过武宗性情雄健俊迈，看到前朝法令不能施行、纲纪衰败，正要振兴并扩张自己的势力，知道李德裕有才，首先任命他为宰相。李德裕的谋略常常符合他的心意，所以武宗专门任用他。任用既然专一，他的权势自然加重。权势加重后，天子开始不喜欢他。怨恨他的人便找到机会攻击他。怨恨他的人攻击他时，他的势力已经很重，难道会安然顺服吗？必然要发展到祸患才会停止。唉！武宗是英主，知道贤相而任用他，却不能驾驭他，尚且导致行事过于专断，怨恨他的人很多。假如是平庸的君主，既不知人而任用他，又不能驾驭他，那么对当时造成的危害就更严重了。有人说：既然称武宗确实英明，李德裕确实贤能，那么君臣性情都雄强刚毅，就会急于办事，办事有时便不加思考。做事不加思考，喜怒有时就会过度；喜怒过度，行事就难免不公平。武宗没有免于这种牵累李德裕的情形，只是确实不知道察觉。武宗如果察觉到他的真实情况而加以节制，李德裕必定不会放纵自己的作为，怎么能一味顺从他的心意而毫无驾驭呢？”

译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不止一种，姑且就李德裕的事情来说。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相互怨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平定上党时，他上奏请求驱逐牛僧孺等人，明显是借成功来报私怨。牛僧孺虽然不是大贤人，却曾经担任宰辅。吕述所说的话，有什么明显的罪状，竟至于把他贬到遥远的边地？李宗闵已经出任远郡刺史，也没有因为明显的过错而被流放。御史崔元藻查办案件有异常，这正是履行他的职务，却不再核验便把他罢黜。柳公权正因才干声望担任集贤学士，却无故被罢职，这是一味顺从李德裕的心意。武宗对于李德裕，任用他的才干，听从他的谋略，提高他的官位，给予他优厚的礼遇，就够了，怎么能一味顺从他的心意呢？如果李德裕所说某人的罪行，罪状明白，当然应当听从他；事情有的并不明白，难道能不询问、查验罪状吗？如果不能这样，就应当有所制约。有所制约，李德裕就不会有过错了。有人说：武宗是英主，能够任用大臣却不能驾驭。平庸的君主，怎样才能完全掌握任用之道和驾驭之术呢？回答说：只有极其公正才可以。所谓极其公正，就是不因为大臣合乎自己的心意便喜欢他，却不察看他的过错；也不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便恼怒他，却看不见他的贤能。君主任用大臣，能够这样平心对待，任用的方法和驾驭的策略就差不多具备了。郑獬说：“李文饶《穷愁志》一篇，未尝不在奇章之中。至于《周秦行纪》，我读后没有不为之悲伤的。唉！憎恨和怨恨攻击人的力量太深了。即便如此，李文饶不想被贬斥到南方，难道能够做到吗？” 杜牧。裴延龄评论杜牧的文章说：“文章同政事相通，风俗也因文章而改变。在三代的治道中，文章与忠诚、恭敬相随，因此国家的治理完备与否同国运的高低相应。探究、采集古代作者的评论，可以把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看作一世的魁首杰出者。然而骚人的文辞多含怨恨、讥刺和愤懑，虽然涉及君臣关系和教化，却不能充分浸润人心。司马相如、扬雄持论，瑰丽诡变，讽谏多而要旨少，铺陈夸饰而没有归宿，看不出治乱之道。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乘着君主善恶的时机，直抒胸臆，奋然把拯救世道、扶助万物作为责任。他们承接前绪、创制端始，必定不是空话。他们所说的内容，君臣、礼乐、教化、赏罚无不包括在内。”我私下观察杜牧的文章，气势高迈奔放而深远峻厉，旁征博引而曲折贯通，简洁浑圆，刚劲横贯，洗涤浇薄，支撑倾斜，抚摩皲裂，像火的温暖；梳理痛痒，像水的洗涤。他剖析、挫折并拔除弊病，敢于决断、果断实行，像牧野誓师，面前没有敌手。他端正注视、严肃听察，前面有横木，后面有銮铃，像整顿衣冠恭敬谒见宗庙。又有其【原文疑误】蛰爆聋，发声使人战栗，像大吕强劲鸣响，洪钟横向撞击，撑裂喑哑之声，切合《韶》《頀》的声调。” 他的针砭和熨治能够消除嫉妒、祸害，防护事情的始终，就像在枯草还没有焚烧前使它得到滋润，在毒疮还没有穿破前给它敷膏；培植教化，扭转治理与乱局，使薄弱变得醇厚，使尧的浓厚、舜的熏陶得以实现。这难道不是有意走向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的门墙吗？他的文章中，有《罪言》十六篇，《原十六》？有《卫者战守》二篇；评论类有与当时宰相讨论用兵、讨论江贼的两篇文章。这些作品上自秦、汉、魏、晋、南北二朝，下至贞观至长庆，数千百年间兵、农、刑、政措施的得失，都能采集前代事例。凡是一般人未曾经历、考察过的事情，他写来如同用绳裁剪、用刀剖解，像粉笔描画、丝线编织，哪里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呢？他借古事讽刺过去，有《阿房宫赋》；讽刺当代，有《感怀诗》；写国家将亡时只要得到一个贤人便能决定其存亡，有《张保皋传》；推崇古代兵权本来出自儒术、不专靠武力，有为《孙子》作注并写序；褒扬贤能杰出者、表彰官职事业，有《赠庄淑大长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志》；揭示历代选士能够得到人才，大多由于公族子弟，有《与高大夫书》，是劝谏的文体；不是揭发丑恶、同君主激烈争辩的，则是《论谏书》。如果一个县令因为实行德教而不施刑罚、能够举扬古代风俗，就有《谢守黄州表》。一存一亡，恰好表现交情深浅的，就有《祭李处州文》。训导、勉励官员的职守，告诫、约束君主的命令，模拟古代典谟来寄寓诛罚和奖赏的意思，就是《司帝之诰》。其余文章有述说、比喻、赞颂、劝诫，有兴发、诡奇、愁苦、感伤，体格变易、形态不同，机括错杂。文辞虽然绵延深远，能够穷尽幽深而丰厚的意蕴，笔力雄伟而酣畅，句子劲健、幽微、精妙，细碎之处包容了诗人的法度，整顿、发挥了扬雄、司马相如的文阵，挺立出曹植、刘桢的骨气，采撷颜延之、谢灵运的景物风貌。然而从来没有不拾取、砍削、治理根本，把道义从经史中钩取出来的，并以此抵御、匡正于义理教化之中的。文中子说：‘谈论文章却不涉及义理，那天下就没有真正的文章了。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唉！所谓文章同政事相通、风俗因文章而改变，果真可以由此预见盛世；国家治理完备，超过三代而荫及万古。若登上太华山，俯临溟渤，只看见山积得高、海叠得深，却不知道它们的广大浩瀚为何能如此深远宏大。”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三。宣宗 皇上想任用萧邺为宰相，王龟、长马、公儒都加以支持，于是改任崔慎由。崔慎由请求册立太子，不久便被罢免宰相之职。皇上命王龟长等人拥立夔王，王龟长谋划调出王宗实；王宗实入宫觐见时，皇上已经驾崩，于是迎立郓王，并诛杀王龟长等人。李德裕 白敏中 总论宣宗的政治 懿宗 皇上喜爱音乐，赏赐乐工等人动辄达到千缗。高骈击破南诏。令狐绹 韦保衡、路岩 皇上想任用萧邺为宰相，王龟、长马、公儒都加以支持，于是改任崔慎由。范祖禹评论说：“尧、舜征询四岳的意见，广泛询问谋议，等到众人意见协调一致以后，才任用人。既然认为某人可以任用，就任用他而不再疑虑。两位使者请求任命，也只是有关部门的正常职责罢了，对于萧邺有什么可疑虑的，为什么竟然立即更换他？宣宗把这当作明察，实际上是在防备群臣了解任用臣下的原则，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