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四

译藩镇 范祖禹评论朱全忠与李克用不和、藩镇互相吞并而无所禀告畏惧，说：“天子用来驾驭天下的，是奖赏善人、惩罚恶人，辨明是非，使冤屈与正直各得其所，使万物各安守本分，而不互相侵凌。李克用有复兴唐室的大功，朱全忠却动辄想杀他。蕃夷之人不敢擅自统兵报仇，而到朝廷申诉，这说明诸侯仍有尊崇王室的心。做天子的，应当查问谁是谁非，正直的就帮助他，不正直的就罢黜他，使征伐和号令都出自天子，那么即使诛灭一个藩镇，天下也没有谁敢不服从。僖宗却不是这样，明知谁正直却不加体恤，明知谁不正直却不追问，这就像一郡一县的长官不能审理诉讼，任由百姓凭强弱互相压服一样。不仅朱全忠从此无所忌惮，李克用心里也不服。想让两方都保全，结果反而两方都失去了。从此以后，藩镇擅自互相攻伐，不再接受朝廷命令，认为天子那里也无处申诉了。唐朝的政令不能施行于藩镇，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即使再想振作强盛，怎么能够做到呢？”《尚书》说：‘有罪还是无罪，你怎么敢越过他的意志？刑罚是上天用来讨伐罪人的。’ 君主对于天下，难道可以不明确地进行惩罚和劝勉吗！” 孙之翰评论李克用请求讨伐朱全忠说：“黄巢叛乱平定后，李克用是功臣之首，虽然是粗鲁勇猛的人，朝廷给他的恩赏也非常优厚。他素来性情雄豪，不能不有所感激，暂时可以依靠他。朱全忠出身于黄巢党徒，力量不支而来投降，都统王铎对他过分推奖，已经授予他同华节度使之职。朝廷没有因为他立功，反而突然把宣武这一大镇交给他。李克用追讨黄巢，经过朱全忠的辖地时，朱全忠把他邀到军府，暗中谋划叛变加害。李克用幸免于难后，没有发兵报仇，反而上奏请求讨伐朱全忠，这很符合人臣的本分。朱全忠是投降的贼徒，李克用是功臣。投降的贼徒图谋加害功臣，说明贼心没有悔改。何况他任宣武节度使还不久，凶恶势力尚未壮大，本来没有什么功名可以赎罪。顺从功臣请求讨伐他，正合时宜。如果趁李克用兵锋正盛，再下诏让邻近藩镇协助他，一定可以攻破朱全忠。凶贼被除掉后，李克用会感恩，就可以依靠任用。各藩镇看到这一点，也一定不敢再打算互相吞并，天下或许还不至于大乱。”僖宗软弱，宰辅昏暗懦弱，宦官凶横，没有一点长远的谋略。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最终导致各藩镇互相作乱，大盗谋反，三百年的宗庙社稷毁在盗贼手中。孟昭图 范祖禹评论孟昭图进言说：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也不是北司的天子。田令孜把他沉入江中，说：“自古大乱的时代，也一定有忠义之臣。”僖宗流亡出奔，国家几乎灭亡，但负责进谏争辩的官员仍然有人。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人，只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唐朝将要灭亡时，虽然有忠臣贤人，也无可奈何了。孟昭图难道不知道话一说出口，灾祸就会随之而来吗？他只是出于忠义和激愤，不能自已罢了。英明的君主使天下人都能发表意见，贤人就乐于把善道告诉他，因此国家可以得到治理。假如上下隔绝，不能互相劝告，使发言的人只能出于愤激之气，那么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危险吗？” 常浚 范祖禹评论常浚上书进言、认为姑息藩镇会导致祸乱，结果被赐死，说：“杀害进谏的大臣，国家一定会灭亡。所以侯昌业、孟昭图、常浚都因进谏而死。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进言。唐朝灭亡的征兆，也已经明显了。何必一定要等到天象变化、彗星孛星出现才算妖异呢？忠臣想要挽救社稷的危难，君主不但抛弃他的意见，反而杀害本人，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这就是国家因此成为废墟的原因。” 侯昌业 范祖禹评论侯昌业因直言进谏而被赐死说：“从前比干站在纣王朝廷中，身居三孤之位，不能眼看天下大乱而不进言；作为王子的亲属，也不能坐等宗庙灭亡而不去挽救。因此，他进谏而死。唐朝末世，君主年幼软弱，宦官专擅朝政，四海动荡，无法制止挽救。贤人避世而不居其位，是可以的；进谏而死于职守，则是忠诚，难道还不能算仁吗？” 郑畋 孙之翰评论郑畋被罢免宰相之职说：“咸通衰乱以后，僖宗以童年继位，政权掌握在宦官手里，本来就没有长远谋略来挽救时局。虽然宰相王铎、崔彦昭一时有声望，也不是雄杰之才，不能努力匡正时事。等到郑畋辅政后，谋划议论多能切中事机，但同列卢携奸邪庸劣而不忠，与内臣田令孜结交，阻挠郑畋的意见，使其不能施行。王仙芝、黄巢这两个贼寇，不过是贩夫走卒，并不是安禄山一类的大盗；他们凭借方面的权势而起兵，只是因为饥荒之年聚集小民，抢劫州县的财物资用，供朝夕之需罢了，怎么会发展成天下大乱呢？这是由于朝廷势力衰弱，邪臣谋划错误，所任用的宋威、高骈之流都是奸险之人，没有忠义气节和远大谋略，只知争功嫉贤，长期玩忽贼寇、贪恋权势，养成了凶贼的强盛。贼势强盛以后，高骈却率重兵占据天下要冲，反而闭门据守；其他州郡的守臣胆怯懦弱，不敢抵抗，于是放任他们造成大乱。幸亏郑畋在岐地任节帅，凭借谋略击破贼军，振奋国家威势，又向各藩镇传发檄文，以忠义激励他们，终于使勤王军队大规模聚集关中。贼势既已削弱，雁门的军队又到达，才得以平定。何况僖宗刚开始避难时，贼军乘胜向西推进，如果不是郑畋遏制他们的凶势，危险和动乱岂能预料吗？” 又因为郑畋以忠诚谋略促成各藩镇起兵勤王，郑畋虽然已经离开藩镇很远，不能亲自平定贼寇，但平贼的功劳实在是由于郑畋。僖宗奖赏郑畋的功劳，又命他辅政；即使处在衰败的时代，他也仍然掌握朝廷纲纪。田令孜在宦官中尤其凶横，因郑畋公正而恼怒，于是与奸党一起诬陷诋毁他，使他被罢免宰相。僖宗软弱，不能主持扶助贤相，天下的事情因此无人裁决处置，国运必然走向灭亡。”

译朱全忠弑杀皇帝 孙之翰评论说：昭宗即位时，天下已经乱了。虽然他尊礼大臣，广泛寻求贤能杰出的人才，立志想要复兴大业、号令天下，但当时的大臣中贤能而忠诚的，只有杜让能一人。其他人无不与藩镇勾结。藩镇是什么人？是贼，是军人。唉！他们都是粗暴的性情，没有一点忠义气节，互相吞并，也只是借助大臣作为援助。大臣想要巩固权位，不过是彼此勾结罢了。像孔纬这样的大臣，虽然一时有声望，尚且还与朱全忠交往。崔昭纬之流是奸险之人，本来就与邠、岐相勾结。内外将相都不忠，天下大势已经横流到了这种地步。昭宗还想做什么呢？加上他轻信而容易动摇，每次行动都没有谋划，凭什么制服各藩镇？各藩镇都是贼臣。然而对贼臣，也可以用恩惠和信任来对待。当时最值得依靠的，没有谁比得上太原。李克用有平定贼寇的大功，爵位赏赐已经很优厚，只因害怕被朱全忠图谋，积下的怨恨始终没有消除。如果昭宗以念及功劳的心意，对他更加施以恩惠礼遇，太原方面刚强正直，感恩一定很深。感恩深了就会顺服，而且必定长久。太原顺服，那么河中这个近旁辅弼之地、镇州和魏州的旧部，难道会有不顺服的趋势吗？几个藩镇既然顺服，就让贤相杜让能在朝廷内部经营，又引荐志同道合的贤人辅佐政事，罢去暴横的宦官，驱逐妨害政事的奸人，朝廷逐渐得到治理，国家威势或许可以振作起来。” 可惜昭宗因为朱全忠请求讨伐太原，没有采用杜让能的意见，却听从张浚、孔纬的计策，轻率地发动军队、任命主帅，太原拒不奉命，因而形成了跋扈的势力。太原既然跋扈，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当时没有可依靠的力量，贼臣便得以胁迫控制朝廷。杜让能知道形势已不可为，以死报国，可以说是大忠。从此各藩镇相互作乱，皇帝的车驾不能安定停留；朝廷又长久留下凶逆之人担任宰相，让他与大盗谋划篡逆之计，于是唐朝国运灭亡了。范祖禹评论说：“从前周朝兴起时，是因为诸侯归附；周朝灭亡时，是因为诸侯背叛。平王以后，周王室衰微，政令不能施行，历经数百年仍未灭亡，也是因为诸侯扶持它。唐朝发生动乱，是由于藩镇；到了末世，藩镇割据分裂疆土，唐室的领土全部被瓜分，唐朝于是灭亡。僖宗、昭宗时期，只有李克用功劳最大，虽然曾经跋扈，最终却没有失去臣子的气节。王室本可以依靠他作为藩屏；如果使太原的势力始终强盛，各藩镇就不敢窥伺唐室。可是唐朝因为李克用是戎狄之人而猜疑、不信任他，对外疏远而不亲近他，使他有威势震动君主，却没有朝廷的援助，因此不能与汴州抗衡，朱全忠独自强大起来，吞并各藩镇，最终灭亡唐室。自古以来，忠臣得不到信任，受信任的却不是忠臣，哪有不灭亡的国家呢？” 朱全忠在白马驿杀死裴枢和朝廷官员等人。范祖禹评论说：白马驿的灾祸，直到今天仍令人悲痛。欧阳修曾说：“一个太常卿和社稷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假使裴枢等人不死，尚且还要顾惜一个太常卿，他难道肯把国家交给别人吗？”即使裴枢等人的力量不能保存唐朝，也一定不会在唐朝灭亡时独自求生。我认为不是这样。昭宗从凤翔返回时，朱全忠篡夺天下的势力已经形成，愚人和智者都知道了。裴枢本来就是朱全忠的党羽，是朱全忠荐举他才做了宰相；他不忧虑国家将亡，反而正安享宠禄。朱全忠劫持昭宗迁往洛阳时，昭宗还没来得及走下楼，裴枢就接受贼臣的命令，已经率领百官从长安东门出发。昭宗最终被弑杀，唐朝也随之灭亡。由此看来，裴枢是忠于李氏，还是忠于朱氏？况且长安和一个太常卿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国家灭亡、君主被弑，和官员品流不分相比，哪一件更紧迫？裴枢不顾惜长安和朱全忠，却顾惜一个太常卿；不和张廷范一起、不顾国家灭亡和君主被弑，却顾惜官员品流不分，他的愚蠢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裴枢并没有忠义之心，能够为社稷尽力；他抵不过利欲之心，害怕朱全忠而依附他，既然已经参与弑杀君主，却认为罢免太常卿只是小事，坚持不肯答应，未必是要违背朱全忠的心意，而是稍微做给别人看，想在大事上顺从朱全忠、在小事上违背他，以窃取天下空洞的虚名。” 没想到朱全忠竟因此愤怒到这种程度。朱全忠认为这只是小事，裴枢尚且不肯听从自己，难道还会听从自己夺取天下吗？因此他任意诛杀铲除，什么都做得出来。朱全忠不知道，裴枢等人实际上并不能左右唐朝的轻重，这只是朱全忠过分猜疑造成的。假使裴枢有保存唐朝的心，在朱全忠劫持皇帝迁往洛阳时，穿好朝服在国都门口受死，天下忠义之士听说后，一定会奋发起兵。裴枢没有这样做，却只顾惜一个太常卿；他不在昭宗被弑时殉死，却因张廷范一事而死。如此处身行事，怎么能为国家谋划呢？考察他迎合朱全忠而做宰相，本来晋升就不是走正道，却还想在上面不得罪贼臣，在下面不失去士大夫的声誉，这怎么可能呢？白马驿的灾祸，大概是他自取的。然而自古以来这样做的人很多，死去的也很多，贪婪急躁的士人难道还不可以稍加警戒吗？” 宦官 范祖禹评论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称皇上为“负心天子”，说：只有君子可以立功，小人不可以立功。君子有功而不夸耀，小人有功反而更加骄横。先王告诫不要任用小人，是因为小人不能建立功劳。没有功劳尚且不能让他长期居位，何况他有了功劳，又怎么承受得了呢？所以小人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劳，是国家的不幸。杨复恭是受刑的宦官，竟至于与天子为敌，昭宗亲自交战，动用大军才击败他；他如此口出不臣之言，正是因为倚仗拥立皇帝的功劳，难道不值得永远引以为戒吗？范祖禹又评论刘季述劫持皇帝、把他幽禁在少阳院，第二年皇帝复位，却任命韩令诲、张彦洪为左右神策军中尉，说：刘季述劫持太子并幽禁皇帝，宦官全都参与了谋划。昭宗不能利用天下人仇恨他们的心情，彻底追究叛逆党徒以清理宫廷，夺回他们的兵权交给将相，反而以一种混乱替代另一种混乱，再次任用宦官。既赦免他们而不追问，又逐渐依法诛杀他们，使他们心怀疑惧、不得安宁，向外勾结藩镇，最终导致劫持皇帝迁都的灾祸。这是因为除恶没有斩断根本，也没有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从前阳虎在鲁国作乱，囚禁季桓子，劫持鲁国国君，《春秋》记载说：‘盗贼窃取宝玉和大弓。’ 像刘季述等人，不过是家臣和卑贱之人，不能称作废立君主；撰写唐史的人应当记作“盗贼”，这样名义和事实才相符。

译崔裔 范祖禹评论谋划诛杀宦官没有成功，于是暗中结交朱全忠，请皇帝前往东都；韩全诲结交李茂贞，劫持皇帝前往凤翔，说：崔裔本来与韩全诲争权，借昭宗惩治被幽禁受辱之祸的机会，谋划把宦官全部诛杀，所以韩全诲一党联合李茂贞，而崔裔结交朱全忠，各自依靠强大的藩镇作为外援。岐、汴两地也凭借宦官和宰相，在内部营造护城依托来控制朝廷。因此崔裔召朱全忠率兵入朝，而韩全诲劫持皇帝出行。唐室的灭亡，是由于南司、北司互相吞灭，而君主承受了他们造成的灾祸，难道不值得成为后世永远的鉴戒吗！” 张浚 范祖禹评论张浚与孔纬请求讨伐李克用说：“李克用有复兴唐朝社稷的功劳，假如对天下没有大的危害，即使宽宥他十代也还可以。朱全忠想杀李克用，朝廷却不追究；朱全忠与各藩镇同心，请求讨伐李克用，朝廷便立即听从。大概是因为李克用出身蕃夷，便轻视侮辱他。然而有功的人受到讨伐，有罪的人却不诛杀，就无法治理国家。因此昭宗失政、天下更加混乱，是由于张浚发动了这场战事。唐朝将要灭亡，好比一个人患了必死的重病，即使让秦和、扁鹊来救治，也未必能使他起死回生；可是庸医胡乱用药来攻治，所攻治的不是病症，真正的病症又不去医治，难道不是加速他的死亡吗？” 朱朴 范祖禹评论提拔朱朴为宰相，中外都大为惊骇，说：“国家将要灭亡，就像高大的房屋将要倾倒；扶住东边，西边就倾斜，支撑南边，北边就毁坏，何况用来扶持支撑它的人，还不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才呢！” 张道古 范祖禹评论张道古上疏陈说“五种危险、三种乱象”，结果被贬到施州，说：昭宗在华州时，唐室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应当求贤唯恐来不及，听取意见就像听取自己的意见一样，否则社稷宗庙就没有可希望的了。可是他斥逐负责进谏的臣子，堵塞进谏争辩的道路，这是自己遮蔽耳目、助长奸邪谄媚，最终导致祖先留下的基业倾覆，实在是不懂得做君主的道理。王重荣 六一在王重荣碑文后题跋说：“王重荣处在唐朝末年，两次驱逐他的主帅，于是占据河中。虽然击破黄巢、平定朱玫叛乱，一时之间有功；但拥兵自重、招致祸乱，给唐朝带来的祸患却很多。碑文辞藻并不工巧，事实也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之所以抄录它，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想求得名声不如自己修养品行；美好的声誉不能掩盖罪恶。”考察王重荣的碑，难道不是想把美名流传千载吗？可是他的罪恶最终暴露在后世，这是因为毁誉、善恶不可歪曲。禅位给梁 范祖禹评论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必定有持守节义、为义而死的臣子，忠于本朝，所以叛臣贼子才有所忌惮。唐朝灭亡时，它的宰相全都是奸诈险恶、趋逐利益的人，把国家卖给盗贼，与盗贼合为一体，使宗庙社稷倾覆。在朝廷任职的士人，也都是小人，所以把玉玺和绶带交给别人，还不认为这是不可为的事；到叛贼朝廷中劝其进位，也不以为羞耻。只有杨凝式曾说过一句话，他的父亲就大为惊骇，认为他是一个狂妄糊涂、不祥的人。难道是贤人君子遭逢世道动乱，因而隐居不出、没有被发现吗？还是历代君主不能培养良好的风俗，因而没有形成礼义廉耻的习惯呢？拥有三百年天下，为什么竟没有一个忠义之士来扶持它呢？君主难道可以不培养士人的廉耻之心，以此来使国家尊重强盛吗！《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五 通论一 唐朝的治乱兴亡【温公、范祖禹、何去非、张唐英、石守道、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