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八

译官品的废置 张唐英评论说：武德年间确定文武官员的品秩，大体沿用开皇年间的制度，天下的郡县大多实行裁并。到贞观九年，唐太宗认为官员太多就会使事务烦杂，于是裁减内外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员，使天下徭役减少，百姓安定。咸亨、天授以后，专门扩大官员品秩，以此笼络人心，大量设置试官来安置他们。到李峤任吏部侍郎时，想要收取众人的赞誉，以取得宰相之位，于是大量设置员外官二千余员。又特别设置同正员，又有检校、摄判等名目，于是官制纲纪大为败坏，爵位俸禄没有标准，贤者和愚者因此混杂，府库也因此空虚。开元以来，才开始裁减并整顿制度：尚书省统辖汇总各项事务，门下省负责侍从并提出规谏，中书省负责起草、颁行诏令，秘书省总管图书，御史台负责整肃百官，殿中丞负责供应修治服饰膳食，内侍省负责承受诏旨、奉引侍从。又有九寺五监分别治理各部门，六军十二卫用来严整武备，这样官品就有了条理。又把天下分为十道，以统领四方政务；然而判官、司马、主簿、县尉等官员仍然很多。代宗下诏，京兆府、长安县各减去一名丞、两名属官，天下各县各减去一名官员。元和年间，李吉甫上奏请求合并、裁减官吏员额，当时天下一致称赞政治得到治理。裴延龄、皇甫镈 石守道评论他们的奸邪说：历代凡是平庸的君主，都把财货当作私有；自古以来的奸臣，也都靠财利谋求进用。唉！君主用财货来满足欲望，臣子用财利引诱君主，上下都把利益当作治国之道。想要国家不乱、百姓不离散，是一定不可能的。平庸的君主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即使宗庙社稷已经危险，也不会顾及；奸臣得到进用，即使国家倾覆，也不知道改变。因此可知奸臣不能进用，陆贽的奏疏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尽了，后人应当以此为戒。唉！上天对百姓的保佑太深厚了。既生圣人让他做君主，又生贤人让他辅佐君主。大概是因为圣人没有贤能的辅佐，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能治理；贤人没有圣明的君主，即使有才能也无处施展。所以天同时生出圣人与贤人，使他们共同治理人民。圣人做君主，贤人做臣子，君臣的地位虽然不同，但所承担的责任是一致的。君主地位尊贵，驾驭臣下要依靠法令，但对待臣下必须合乎礼；臣子地位卑下，侍奉君上要依照礼，但辅佐君上必须遵循正道。君主待臣不合乎礼，臣子辅佐君主不遵循正道，祸乱就可以预期了。所以君主有过失，臣子可以规劝；君主荒怠傲慢，臣子可以进谏。君主违背正道，臣子可以辅弼；君主有所缺失，臣子可以补救。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平庸的君主和昏暗的帝王，承继父兄留下的事业，凭借祖宗遗留的基业，自以为尊贵到拥有万乘之国、富有四海，威势可以专擅生杀，权力可以任意掌握刑罚赏赐，官员的黜退和升迁都由自己决定，诛杀征伐任凭心意。他们违背正直之人的言论，拒绝严正之士的进谏；臣下一句话触犯旨意就被放逐，一件事不顺从就被疏远。他们亲近群小，抛弃排斥忠良，以至于教化日渐衰败，纲纪逐渐毁坏，四海之内怨声载道，君子隐退不出。一旦祖父的事业变成废墟，宗庙里的鬼神没有血食享用，那是多么可悲啊！贤人不可以疏远，奸邪之人不可以亲近。疏远贤人尚且不可以，难道可以废弃他们吗？亲近奸邪之人尚且不可以，难道可以任用他们吗？请让我以唐朝作为鉴戒。七爱【房玄龄、杜如晦、李晟、卢潘、元鲁山、李白、白居易】皮日休说：我的志向一向以真纯自许。我常说，建立伟大教化的人，一定有真正的宰相，我把房玄龄、杜如晦看作真正的宰相；平定大乱的人，一定有真正的将领，我把李太尉看作真正的将领；傲然处世、不受天子役使的人，一定有真正的隐士，我把卢征君看作真正的隐士；镇抚浇薄风俗的人，一定有真正的良吏，我把元鲁山看作真正的良吏；具有超逸气概的人，一定有真正的放逸之才，我把李翰林看作真正的放逸之才；称为名臣的人，一定具备真正的才干，我把白太傅看作真正有才干的人。唉！我的道在当时吗？实行这些事情，也在于爱惜忠臣。我的道不在当时吗？实行这些事情，也同样在于爱惜忠臣。假如有人有心歌咏这些人物，难道会是徒然的吗？【以下省略】

译唐代的文人 东坡说：唐代的古文，从韩愈开始。后来学习韩愈却没有达到他的境界的，是皇甫湜；学习皇甫湜却没有达到他的境界的，是孙樵。自孙樵以后，就没有值得观赏的了。梁肃说：文章的创作，最高的作用是阐发、弘扬道德，端正性命的纲纪；其次是裁定、成就典章礼制，敦厚人伦的道义；又其次是昭示彰显义理类别，树立天下的正道。夏、商、周三代以后，文章的流派分化了。汉代的制度，把王道和霸道混杂在一起，所以汉代文章也有两种。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的文章博大厚重，出自王道的传统；枚叔、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的文章雄奇富丽，出自霸道的道路。此后的作者，义理胜过文辞，文章就显得浅薄；文辞胜过义理，义理就会消亡；义理消亡，语言就更加繁多，这就混乱了。文章浅薄，构思就更加巧饰，这就软弱了。所以文章以道为根本；失去道，就用气势来充实它；气势不足，就用文辞来节制它。大概道能够兼容气，气能够兼容辞；文辞不恰当，文章就败坏了。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二百年，而文章经历了三次变化。最初是广汉人陈子昂以《风》《雅》的传统革除浮华奢侈；其次是燕国张公说以宏大丰茂的文章拓展文章的气势。天宝以后，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等人并肩创作，所以文章之道更加兴盛。至于他的文辞明辨博大，驰骋于古今之间，高迈地纵横于天地之内，则有左补阙李翰林【以下省略】；叙述治乱时明白坦荡，铺陈多余的条理而通畅，端正得像贯串的珍珠一样可供观赏。陈说道义，就能游泳于人的性情之中，探究幽微、豁开昏暗，像春冰将要融化那样舒展。广泛地劝善惩恶，就能使得失相互联系、吉凶接踵而来，显明得像神龟呈现在面前。歌颂功业美德，就能温厚、正直、显明、融和，符合中正之道，和美得像清风吹拂人身。评论者又说，李翰林的才气，就像高山涌出云气，神禹疏导河流；云气触及山石而弥漫六合，河水随着山势注入巨大的沟壑。大概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遏制他的气势、阻碍他的运行。世人所说的文章雄杰，除了李翰林还能有谁呢？【以下省略】孙何说：治理天下的工具，没有什么比文章更优先；文章的关键，没有什么比义理更优先。文章必须有义理才算精工，其中又以论议最为重要。然而由此说来，那些驾驭学说、建立言论的人，也不能不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唐尧、虞舜以来，治国之道崇尚简约；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情况，见于《六经》，这里不再书写。两汉之间，大儒间或出现，但仍杂有黄老、刑名、权术和霸道等学说。魏、晋以后，文体低下，固然不值得谈论。至于如羽翼周、孔，卓然大得仁义根本，举动足以成为世人法则的，只有唐代贤者最为突出。所作论议中，杰出而尤其奇异的，如牛相僧孺，论道、善恶都无所遗漏；皇甫湜的纪传、编年，清正平和，有夷齐、惠施之风；独孤常州以及吴季札，评论权文公德舆和两汉辩士；高仆射郢论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韩吏部愈写范蠡与大夫种的书信；吕衡州温论功臣可以赦免死罪；白宫傅居易议论晋恭世子等事：有的见解超出千古，有的义理足以镇服群疑，有的纠正历来褒贬的错误，有的重新端正名教的失误。没有这些，足以使后人迷惑；有了这些，足以使我们的道理发扬光大，如此等等。子厚说：赞语：文章的作用，不过是发布命令、进行褒贬，导引弘扬、讽谏劝喻罢了。即使言辞鄙俗粗野，也足以供实际使用；然而如果缺少文采，固然不足以震动当时的听闻、向后学夸示。建立言论却使它朽败，君子是不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怀抱文章的根本，却一定要借助这种途径来表达。写给圣人，就是“经述”；由才华而成，就是“文”。文章有两条道路：发布命令、进行褒贬，根本在于著述；导引弘扬、讽谏劝喻，根本在于比兴。著述一类，大概源出于《尚书》的谋议和训诫、《易经》的卦象与系辞，以及《春秋》的笔削；它的要旨在于高远、雄壮、广博、厚重，言辞正确而义理完备，适宜收藏在简册中。比兴一类，大概源出于虞、夏的咏歌和殷、周的风雅；它的要旨在于华丽而有法则、清亮而悠扬，语言流畅、意趣优美，适宜流传于歌谣诵读之中。这两者考察其旨意和义理，彼此分离而不相合；所以执笔之士，常常偏长于一方面而独有所得，很少有人能够兼擅二者。有能够专擅一方面而成就其美的，就称为“艺成”。即使是古代文雅最盛的时代，也不能让二者并肩同时出现。唐朝兴起以来，称得上兼擅此二者而不惭愧的，是梓潼陈拾遗。此后燕文贞，在著述之外攻治比兴，却不能达到极致；张曲江在比兴方面稍有余暇，穷究著述，却不能完备。其余的人各自探取一端，彼此背离文章之道，距离就更加遥远了；文章难以兼擅，也实在到了极点。

译唐代的诗人 独孤及说：“五言诗的源头产生于《国风》，在《离骚》中得到扩展，由李陵、苏武显著起来，在曹植、刘桢那里兴盛，它的源流由来已久。汉、魏之间，虽然诗歌已经由浑朴分散而成为各种器用，作者仍然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如今衡量古今，便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的感叹。经历一千多年，到沈詹事、宋员外时，才裁成六吕、彰施五色，使语言说出来合乎伦次，歌唱起来形成声调。缘情绮靡的功夫，到这时才完备。虽然距离雅正渐渐遥远，但它的华美有超过古代之处，也就像路鼗产生于土鼓、篆籀产生于鸟迹一样。沈、宋去世以后，崔司勋崔颢、王右丞王维又在开元、天宝年间崛起，能够由此门径而入的，当代不过几个人。补阙就是其中一人【补阙指皇甫冉】。” 司空图说：“文章本来就难，诗尤其难。古今用来比喻诗的说法很多，但我认为必须辨别其中的滋味，然后才可以谈诗。江岭以南，凡是用来适口的东西，如醋，并不是不酸，只是停留在酸罢了；如盐，并不是不咸，只是停留在咸罢了。中原人用它们充饥却很快停止，是因为知道咸酸以外还有醇厚美味可供享用。江岭一带的人习惯了这些味道而不能辨别，也就难怪了！诗歌贯通六义，那么讽谕抑扬、淳厚含蓄、深沉高雅，都包含在其中了。然而只凭直接所得，以格调自我标奇，前代各家诗集也不专门以此为工，何况更差的作品呢？王右丞、韦苏州，清澄淡远而精致，格调自然包含其中，难道会妨碍诗道吗？贾阆仙确实有警策的句子，但看他的全篇，意思却很贫弱。大抵附会寒涩一路才可以安置自己的才华，也正是因为体制不完备。”又说：“技艺中最精工的，没有比文章更甚的。能够不在诗歌中死守一格的，比其他技艺尤其少，哪里可以轻易比较衡量呢！唐朝初年，皇上喜好文章，雅正的风气特别盛。沈、宋开始兴起以后，诗歌在江宁才士那里卓然出众，在李白、杜甫那里宏大纵肆，达到了极点。王右丞、韦苏州趋向清澄幽远的意味，就像清流贯通而通达。” 大历年间十多位诗人，又次于他们。力量强而气势弱，不过是都市中的豪强罢了。刘梦得、杨巨源也各自有胜处。贾阆仙、无可、刘得仁一类人，时时得到佳妙意趣，也足以涤除烦闷。此后所听闻的诗人，见识越来越狭隘浅薄了。”又在《柳柳州集》后题道：“金属的精粗，敲击它发出的声音，都可以辨别。难道声音清越的像磬，声音浑厚的像钟吗？既然如此，作者写文章或写诗，才华和格调也可以看出来，难道会擅长那一方面却不擅长这一方面吗？我看文人作诗、诗人作文，起初都受自己所崇尚的方向支配。所崇尚的方面既然专一，搜求研习就更加深入，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工力炫示于不朽之作中。这也像力气很大的人相斗，所持的器械各不相同，却都能凭此取胜，成为强劲的敌手。我曾读韩吏部的歌诗数百首，他驾驭气势，仿佛掀动雷霆、劈开闪电，支撑伸展到天地边际，万物的形态随着他的变化，不能不随其呼吸而鼓舞。次于他的，是皇甫祠部在文集以外所作的诗，也很超逸，并非没有深密的意趣，大概只是有时来不及深究罢了。如今我在华下才得到柳诗的滋味，他搜求探索的旨趣也深远了。假使他能在困厄中获得长久的声誉，振起精神、穷极思虑，那么本来就不是那些琐碎浅薄的作品所能轻易议论其优劣的。” 我又曾看杜子美的《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的佛寺碑文和赞语，宏大峻拔、清劲严厉，正如他们的歌诗一样。张曲江的五言诗深沉抑郁，也正如他的文章一样。二者难道会彼此妨害吗！唉！后来的学习者见识狭隘浅薄，只凭片言只句，不能自行辨别，已经侧目相视、互相诋毁了。可悲啊！所以题写在柳集末尾，希望使后世考核评论的人不被偏颇的说法迷惑，以此概括柳宗元的全部成就。” 苏轼说：“我曾经评论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笔迹，萧散简远，妙处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古人的笔法并充分发挥出来，穷尽书法的变化，天下人一致把他们视为宗师，而钟、王的法度更加微弱。至于诗歌，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成就，曹植、刘桢的自得，陶渊明、谢灵运的超逸，大概也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杜子美、李太白凭借英伟绝世的姿态，凌驾于百代之上，使古今诗人全都黯然失色。但魏、晋以来高尚的风韵、绝尘的气概，也稍稍衰落了。李白、杜甫以后，诗人接连出现，虽间或有深远的韵味，但才华赶不上意境。只有韦应物、柳宗元，能在简约古雅中表现纤细浓丽，把极深的滋味寄托在淡泊之中，不是其他人所能赶上的。唐末司空图身处崎岖的兵乱之间，而诗文仍然高雅，还保留着太平时代的遗风。他评论诗说：‘梅子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它的美味常常在酸、咸之外。’大概他自列诗作中得于文字表面的二十四韵，只是遗憾当时没有人认识其中的妙处；我把他的话反复吟诵三遍，不禁为他悲伤。”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九 高祖 高祖篡夺唐朝【范祖禹】后梁的统绪【六一】通论 后梁的过失【温公】庄宗 郭崇韬【子由、何去非】通论 唐朝的兴亡【温公】高祖 李彦珣与张从宾谋反，事情平定后，高祖赦免了他。又因为赦令已经颁行，便不追究他杀害母亲的罪行【温公】通论 后晋的兴亡【温公】高祖 高祖的政治【温公】通论 汉朝的兴亡【温公】世宗 设置监官采铜铸钱，熔化佛像【温公】王朴【少游】通论 后周的兴亡【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