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

译张良 李白《经过下邳圯桥怀念子房》诗说：“子房尚未如虎长啸时，破产也不以家庭为念。曾在沧海遇到壮士，在博浪沙用铁椎袭击秦始皇。报答韩国虽未成功，却使天地都为之震动。潜藏姓名游历下邳，难道不能说既有智谋又有勇气吗？我来到圯桥之上，追怀古人，钦佩他的英风。只看见碧绿的流水，再也没有黄石公。叹息这个人已经离去，徐水、泗水一带显得空寂萧条。” 王荆公诗说：“张良容貌俊美如妇人，五代都是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秦灭亡后，他倾尽家财为韩国复仇，集合壮士，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脱身逃到下邳。世人不知道他的下落，全国搜捕他，怎能有所作为？黄石公授给他一卷素书，正是上天赐予他的；谷城的黄石公，并不是我的老师。固陵解下马鞍，姑且把话说出口，便能擒获项羽如同捉拿婴儿。从来连四位隐士都招不来，却为了我而出山，舍弃商山的灵芝。洛阳的贾谊才能浅薄，徒然扰攘，使绛侯周勃、灌婴等人心生疑虑。” 子由的诗说：“留侯能够决定成败，当面折服周昌，使他惭愧；年老时召请商山四皓，鸿鹄自然高高飞翔。” 梁肃《圯桥石表铭》说：当初，留侯痛恨秦朝；高帝在丰地时，龙虎尚未兴起，风云尚未际会。黄石公知道通向天命的道路，想要使否极泰来，就必须先使衰败的事物倾覆。秦朝灭亡而汉朝昌盛，所以先把兴起王业的符命授给留侯。又说：“小孩子是可以教导的；后来在济北得到的黄石公，就是我。”所以用“黄石”作为名号。受天命的君主和辅佐受命的臣子，将要阐明天道、确定人伦，就一定有幽冥神明暗中赞助，协同成就大功。黄帝氏族正要平定蚩尤时，玄女才启示符命，风后才执行诛伐；然后迎合日运行的规律、推演历法，天下才大治。尧、舜正为水灾忧虑时，洛水才出现九畴，禹才成就治水九功；然后万国安宁，百姓和乐。汉高祖正征讨秦、项时，黄石公才授予兵法，留侯才推演完成；然后才在轵道解下子婴，最终在垓下斩杀项羽。自古以来，神秘的天象、素书和天命，虽然记载在篆书籀文中，却都只是片言隐语，对帝王事业没有实际帮助。只有这三位先王感应而得到神书，文字明白显著，大业才因此兴起。《易经》说：“人的谋划和鬼神的谋划相互配合，百姓也参与其中而能有所作为。”又说：“设置神明之道来施行教化，天下就会服从。”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凡是志向不坚定，事情就不能成功；谋略不被采纳，事业就不能扩大。留侯如果没有遇到黄石公，就无法坚定自己的志向；高祖如果没有得到留侯，就无法扩大自己的事业。人和神共同参与，汉朝的道路才得以推行。不然，为什么天道降临于圣贤，君臣能够相遇相合，上面得到天命的统绪，下面成为帝王之师，会如此盛大呢？东坡说：“古代所谓豪杰之士，一定具有超过常人的操守。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事，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争斗，这算不上勇敢。天下真正具有大勇的人，突然遇到祸患而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侮辱而不发怒；这是因为他胸怀的事业很大，志向也很远。子房在圯桥上接受那位老人的书，这件事非常奇异；然而又怎么知道他不是秦朝时代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看那老人借以略微显露心意的做法，都包含圣贤彼此警戒的意义，而世人不能察觉，竟以为是鬼怪，也未免太过分了。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书。当韩国灭亡、秦朝正强盛时，秦朝用刀锯鼎镬等刑罚对待天下士人，平日无罪而被夷灭的人数不胜数；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从施展。执法过于急酷的人，其锋芒不可触犯，而他的势力也还不能乘机对付。子房不能忍住愤怒的心情，想凭一个人的力量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在这种时候，子房能够不死，间隙小得容不下一根头发，大概已经十分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值得珍惜，而盗贼还不值得让他送命。子房凭借盖世的才能，不采用伊尹、太公那样的谋略，却偏偏采取荆轲、聂政那样的计策，以侥幸求得不死；这正是圯桥老人深为他惋惜的地方。” 所以老人故意傲慢而少礼，深深挫折他；等他能够有所忍耐以后，才说：“这个孩子是可以教导的。”楚庄王讨伐郑国时，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迎接庄王。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对人谦下，必定也能够信任并任用自己的百姓。”于是便放弃了攻伐。勾践在会稽困厄，回国后向吴国称臣、甘居臣妾之位，三年之久也不感到厌倦。况且，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对人谦下，这是普通人的刚强罢了。那位老人认为子房才智有余，却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故意深深挫折他少年人的刚锐之气，使他能够忍受小的愤怒而成就大的谋略。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平生相识，突然在荒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从事仆妾般的劳役，而他还能自然接受、毫不惊怪，这种人本来就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羽也不能使他发怒的。考察高祖之所以取胜、项籍之所以失败，关键只在能忍与不能忍罢了。项籍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高祖能够忍耐，保养全部锋芒，等待对手衰败，这是子房教给他的。淮阴侯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王时，高祖把愤怒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由此看来，高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情绪，若不是子房，谁能使他保全这种大局呢？” 太史公疑惑子房应当身材魁梧奇伟，但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难道正是他之所以成为子房的原因吗？温公说：“人有生就有死，就像黑夜之后必然迎来清晨一样，这是从古到今本来从未改变的，没有谁能超然独存。凭子房明察善辨、通达事理的才智，足以知道神仙之说是虚妄诡异的。然而他想跟随赤松子游历，由此可知他的智慧。处在功名之间，是臣下最难以自处的境地；正如高帝所说，身边不过是三位杰出人物。淮阴侯被诛灭，萧何被拘禁，不正是因为功业盛大而不能停止自保吗？所以子房寄托于神仙之说，抛弃人间，把功名看作身外之物，置荣华利益于不顾；所谓明智而保全自身，子房确实做到了。”

译韩信 王荆公诗说：“韩信寄居求食，常常感到惭愧；偶然遇到漂洗丝絮的老妇，她能够怜悯他。当时樊哙等人，凭什么能与他同列？不过是淮阴那个凶恶少年，谁又能说萧何、曹参只是文书小吏？萧何从容一句话便了解他的心意，天刚亮就在坛上树起大将旗帜。全军都大为惊讶，汉王却不怀疑他。兵分一半攻楚，一半渡过潍水。当初龙且听说韩信胆怯。鸿门之会后天下已经大致分裂；韩信谈笑之间重新出兵，席卷楚军的气势。只因背负怯懦之名，最终却战胜了项羽。谁能料到孔费两位将军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鲁直诗说：“韩信沉着狠鸷，并不是徒有蛮勇；弯身从胯下钻过，正是自我珍重。滕公没有杀他，哪里知道萧相国会亲自追赶并追回他？起初采用了一向被儒者所沉溺的旧闻，奇兵果然斩杀成安君。功成之后用千金悬赏捉拿投降的俘虏，面向东方设置座位，让他在广武军前担任军师；确定策略，取得万全之计。燕、齐争相归降，如风回旋。虽然说这是晚出的计策，过于疏略，但这件事已经足以流传千年。你没看见，秦家的丞相卫公子商鞅，制定法令治理秦国，法令严酷得薄如纸张；法令施行时，即便投鼠也不顾忌打破器物，这正是天性缺少恩德。白头的旧友赵良，对他进献忠言，他却让忠言从耳边过去，丢弃在道路旁。我本来就知道功名成败不足以作为依据，只是要观察古人用心所在。” 刘禹锡诗说：“谋略和用兵的机变，使他成为一代雄杰。苍黄之间死于钟室，令人叹息良弓终被弃置。于是使后代登坛拜将的人，每当想到这件事，便害怕建立功业。” 高参《高祖伪游云梦议》说：有人说汉高祖假装巡游云梦来擒拿韩信，果真如此吗？他的智谋确实足以称道。但我认为汉高祖没有考虑宏大长远的规划，只致力于一时的计策，因此在政治和刑法上失误了。圣人重视正道而不重视侥幸，依据法令而不依据私意。过去圣明的君主五年巡狩一次，召集诸侯分别到四方名山朝见，明确赏罚升降，所以没有德行的削减封地，有功劳的提高爵禄。汉朝君临万国，却向人显示苟且偷安；假借巡游之名，不可以作为后世的训则。况且当时韩信尚未有叛逆的迹象，一旦拘捕韩信而使诸侯产生疑虑，得到的利益少，失去的东西却多。过去崇伯鲧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共工表面上说得好听、实际却违背命令，帝尧凭圣明的智慧仍未立即罢黜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行为虚伪而表面恭敬，而且还有四岳的举荐。假使尧厌恶四凶的行为，拒绝四岳的举荐，不等到考察任用后再加以诛杀或流放，天下一定会认为他杀害无辜。刑罚一个人而使天下都知道他的罪，天下才会服从；奖赏一个人而使天下都知道他的贤能，天下才会受到劝勉。如果奖赏却不能起到劝勉作用，刑罚却不能使人服从，那就是尧也不会做的事。汉高祖不能斟酌古代典章，最终采用陈平的计策，在陈地擒获韩信并押回京师。一两年之间，韩王信在马邑反叛，赵国相国贯高在柏人谋反，陈豨在代地反叛，彭越、黥布、卢绾也全都相继叛乱，这难道不是不能使人服从、不能以刑罚劝善的失误吗？” 《传》说：“做君主的要守信，做臣下的要守忠。” 古代的盟主尚且以袭击、侵伐之事为耻，何况拥有天下光明正大地统治天下的天子呢？唉！悠悠千年，欺变诈伪逐渐产生，使天子不再谈论巡狩，诸侯也不敢议论朝觐。大的势力自己担心过于强盛，小的势力害怕被囚禁拘捕；于是恩德和信义不能流布到下层，忠诚和孝顺也不能上达君主，王者的恩泽逐渐衰微，就从云梦之事开始了。温公说：世人有时把韩信列为首功，说他为汉高祖制定大计，和高祖从汉中起兵，平定三秦；于是分兵向北，擒获魏王、夺取代地，击败赵国，胁迫燕国，向东攻打并占有齐国，向南在垓下消灭楚军。汉朝之所以取得天下，大体上都是韩信的功劳。看他拒绝蒯通的劝说，在陈地迎接高祖，难道有反叛之心吗？实在是因为失去职权，心怀不满，最终陷入叛逆。凭卢绾与高祖同乡旧日的恩情，尚且可以面南称王于燕；韩信却以列侯身份奉召入朝，难道高祖也有负于韩信吗？我认为高祖用欺诈的谋略在陈地擒获韩信，说他辜负韩信是有道理的；即便如此，韩信也有自取其祸的地方。当初汉与楚在荥阳相持，韩信灭齐后没有回来报告，反而自立为王；后来汉军把楚军逼到固陵，和韩信约定共同进攻楚军，韩信却没有到。当时高祖本来就有夺取韩信性命的打算，只是力量还做不到罢了。等到天下已经平定，韩信又能凭仗什么呢？趁时机谋求利益，是市井之人的心志；酬报功劳、报答恩德，是士君子的心意。韩信怀着市井之人的心志，为自己谋利，却用士君子的心意要求别人，这不是很难吗？所以太史公评论他说：“假使韩信能够学习道义、谦逊处世，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矜自己的才能，那么或许就差不多了。” 对于汉家的功勋，他本可以同周公、召公、太公这类人物相比，后世享受血食祭祀；他却不致力于此，反而在天下已经统一后谋划叛逆，导致宗族被夷灭，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唐子西《淮阴贤妇传》说：这位贤妇失去了姓名，是淮阴下乡人，大概已经年老了，贫穷得无法养活自己，以漂洗丝絮为业。正值秦朝末年动乱离散，百姓多年不亲自从事耕作。天下饥荒，妇人正坐在沙滩上用水拍打丝絮时，望见城下有一位客人，身材高大，佩带刀剑，在水边徘徊。妇人暗自觉得奇怪，于是走近同他交谈，原来是个壮士，脸上带着饥色。妇人怜悯他的困窘，收留他并给他饭吃，持续几十天，仍然高兴而毫无倦意。客人感慨地说：“将来我一定重重报答你。”【妇人】这时天下军队四处发动，关东豪杰一同起兵。妇人看出客人不是平庸之人，最终一定能有所成就，于是假装发怒，用话刺激他说：“堂堂男子汉不能养活自己，我只是怜悯王孙才给你饭吃，难道还指望你的报答吗？”正好楚军经过淮水，客人拿剑加入楚王部下，楚王不能任用他，他便逃亡归附汉王。得到大将职位后，跟随汉王平定三秦；与楚人在京、索之间交战，建立了功劳。汉二年八月，开始渡过西河，攻破魏豹；九月攻破代地；十二月攻破赵国。第二年十二月，终于攻破齐国。从北方出兵到这时已经一年多，席卷了天下一半。第二年二月，汉朝派使者立这位客人为齐王。又过了一年，他率兵在垓下与汉军会合，攻破楚军，天下完全平定。汉朝把这位客人迁封为楚王，国都设在下邳。从他开始寄食到这时，大约五年，已经割据数千里土地，面向南方称王。于是下令说：“寻找那位妇人，赏赐千金。”天下人不只称赞客人贤能，也称赞妇人的仁厚。有一位了解事情的人，就是韩信。铭文说：“项王怒吼，范增谋划；韩信到来却不召见，韩信离去也不挽留；眼看韩信逃走，反而遭到他的反噬。一个区区匹夫，尚且知道韩信，项王却不知道吗？”

译陈平 李德裕说：“士人有志气而追求富贵的，一定能够建立功业；有志气而轻视爵禄的，一定能够树立名声和节操。这两种人的志向虽然不同，但在时局危急、世道混乱时，都是君主急需的人才。为什么呢？不喜爱功业，就不能平定祸乱；不看重名节，就不能为国难而死；这就是大略。喜爱功业的人，处在太平之世，有时反而能够预见祸乱；只有看重名节的人，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可以承担重任。平淡和雅、世人所称的君子，处于太平时往往不能急于救治危病、处理烦乱，遭遇危难时也不能舍弃生命、救济困厄；他们可以成为朝廷的仪范，润饰名教，就像宗庙中的瑚琏、园林中的鸿鹄，虽然不常被人任用，却自然可贵【这里说的是王蒙、刘长这一类人】。然而世上也有不拘泥于小的瑕疵而能够保全大节的人，例如陈平背离楚国归附汉王，汉王怀疑他心怀多端，命他统领诸将，又怀疑他接受贿金，可以说他不能靠名节保全自己。等到功业成就、受封列侯时，他辞谢说：‘若非魏无知，臣怎么能够得到进用？’汉高祖说：‘像你这样，才可以说是不忘本。’后来他终于诛灭诸吕，以安定刘氏。近世宰相上官仪，诗歌多浮华艳丽，当时人称为‘上官体’，实际上被正直之士所诟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到了高宗初年，他最终因为谋划废黜武后而行动，心中存有王室，结果宗族遭受祸患。郭代公是个洒脱不羁的人，年轻时不以名节约束自己；到萧岑发动宫廷内难时，他保护睿宗，虽然身处危机，最终仍保全了臣子的节操。因此，对于名节，不能一概而论。陈平能够不背弃魏无知，所以他一定不会辜负汉王。如今士人如果背弃根本，君主难道能够信任他们吗？” 樊哙 鲁直诗说：“汉朝在丰、沛兴起而开创天下，旧日亲友因此依附，恩荣如日月般光明。拔剑斟一杯酒，在军营部下中嬉饮；剖符封赏千户，封地在舞阳城。年轻时不过是击鼓操刀、屠狗谋生的旧事，后来闯入宫门进谏君主，身后留下了名声。将来如果与淮阴侯偶然相见，怎能还像平生那样郁郁不平？” 《六一樊侯庙记》说：樊侯原本凭屠狗起家，建立军功，辅佐沛公直到登上皇帝之位，封为列侯，食邑在舞阳，剖分符节传给他作为封爵凭证，使其封国与汉朝长久相存。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对百姓有功德就应当祭祀”吧？舞阳距离郑国并不远，而且汉、楚两军曾经常在荥阳、京索之间苦战，这也是樊侯平生提戈杀敌、建立功勋的地方，所以在那里建庙祭祀他，是合宜的。当樊侯作为沛公的车右，遇到鸿门危急之时，他怒目一视，就使项羽丧失了气势；他的勇力确实足以超过常人，所以后世谈到勇猛威武时，都称他为樊将军。他应当具有聪明正直的品格，并留下了灵验的神灵之气。高祖想要改立太子。东坡说：“有人向君主进说，如果能根据君主的资质来进说，所费的力气就少了。人只要喜好善行并且追求名声，因此可以用仁义来诱导他前进，可以用不义来威逼他退却。像汉高帝从民间起兵，徒手振臂呼喊便取得天下，他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和军队的胜负罢了，哪里知道所谓仁义呢？观察他的天性，他本来也有与仁义相合的地方，只是不喜欢听仁义的说法；这就像小人整天做不义之事，却有人偏偏拿不义去劝说他，他反而会愤怒。因此当时善于进说的人，从来不敢向他谈仁义和三代礼乐的教化，只是说：‘这样做有什么利益，这样做有什么祸害，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以后，高帝选择有利和可行的去做，大概也从未迟疑过。天下已经平定后，高帝因为宠爱戚姬，想要改立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等人极力争辩，却不能使他改变主意；依靠留侯的计策，才勉强保住了太子。我读到这件事时，没有一次不长叹，认为高帝是最容易晓谕的人，只要有话能切中他的心意，他没有什么不会听从。为什么不曾把这样的道理告诉他：吕后和太子从皇帝还是平民时就跟随皇帝起兵，直到平定天下，天下人都希望让太子做君主；即使太子并不贤能，大臣们心里也希望拥立他。” 等到高帝百年之后，谁肯面向北方侍奉戚姬的儿子呢？所谓爱他，实际上只是给他带来祸患。唉！难道没有人把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亡的原因告诉高帝吗？叔孙通之类的人不能懂得天下的大计，只知道提出废掉嫡子、改立庶子的说法，想用这个理由来阻止高帝；这本来就是高帝所轻视的。人本来就有心中不平的时候，假如让如意做天子，让惠帝做臣子，绛侯、灌婴等人环视四周而起兵，如意怎么能够保有天下？这和让如意平安保全、一直做个王相比，哪一种更有利呢？如意被封为王却不能免于死亡，那么这也是高帝的过错，不能算少。或者把如意远远封在外地，以泄除吕后的不平之气，同时厚加封赏；这样的计策难道不是太疏忽了吗？”有人说：“吕后强悍，高帝担心她将来作乱，所以想立赵王；这也不对。从高帝当时的情况来看，推算吕后的年寿，她应当会死在惠帝之后；吕后虽然狠，但也不忍心夺走自己儿子的天下而交给侄子。惠帝死后，吕后才产生邪恶的谋划，这只是因为无所作为而已。高帝哪里能够预先知道这些呢？况且侍奉君主的人，不能使君主明白其中的道理，从心里乐意听从自己的意见，却想凭借权势强行改变他的心意，那也已经很危险了。像留侯的计策，高帝回顾戚姬悲歌而不忍心，只是因为形势使他不得不听从，所以还想勉强替赵王谋划，让周昌辅佐他。这说明高帝仍然没有完全醒悟，以为一个刚强不屈的周昌就足以抗拒吕后、保护赵王，却不知道周昌会激怒吕后，反而加速赵王的死亡。” 古代善于推究人情、深刻了解天下形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高帝；可是到了这件事上却被迷惑，也没有人把道理告诉他，真是可悲啊。

译高祖的智慧 老泉说：汉高帝运用权术，处理一时的利害，不如陈平；揣度天下形势，举手示意、转动眼睛，便能挟制项羽，不如张良。假如没有这两个人，天下就不会归于汉，高帝也不过是一个木讷强硬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平定之后，对于后世子孙的谋划，陈平、张良的智慧所不能涉及的地方，高帝却能预先加以规划处置，以符合后世将要做的事情，明白得如同亲眼看见事情发生后再去处理一样。这大概是因为高帝的智慧，对大事看得明白，对小事却看得糊涂；到了这件事上，才显现出来。高帝曾对吕后说：‘周勃厚重而少文采，但是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已经安定了，周勃又将要安定谁呢？所以我的意思是：高帝把太尉一职托付给周勃，是知道将来会有吕氏之祸。虽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除掉吕后呢？因为形势不允许。过去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三监便发动叛乱。高帝料想自己百年之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会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却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他只想到，家中有主母，豪奴悍婢就不敢与弱小的孩子抗争。吕后辅佐高帝平定天下，平日里一向为大臣们所畏服，只有她可以压制他们的邪恶之心，等待继承人长大成人。” 所以不除掉吕后，是替惠帝谋划。吕氏既然不能除去，就削弱吕氏党羽来损害其权势，使他们即使作乱，天下也不会动摇。因此，凭樊哙的功劳，高帝却在一天之内就想杀掉他，毫不迟疑。唉！难道他只是对樊哙一个人不仁吗？况且樊哙和高帝一同起兵，攻取城池、冲陷敌阵，功劳并不少。当亚父范增唆使项庄时，如果没有樊哙斥责项羽，那么汉朝能否建立还很难说。一天之内，有人诬告樊哙想要消灭戚氏一族；当时樊哙正在出兵讨伐燕地，高帝立即命令陈平、周勃把他斩杀。樊哙的罪行还没有显现，诬陷他的人所说的是真是假也未必可知。况且高帝不因为一个女子而杀害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很明白。他娶了吕氏，吕氏一族中像吕产、吕禄之类的人，都是平庸之才，不值得忧虑；唯独樊哙豪勇强健，是各位将领都不能制服的人，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草一样，只希望利用它的毒性治病，而不要让它达到杀人的程度罢了。樊哙死后，吕氏的毒害将不至于杀人，高帝认为这样就可以死而无忧了。陈平、周勃这些人，却留下了后患。樊哙死于惠帝六年，是天意。假如他还活着，吕禄就不会被欺骗，太尉周勃也不能进入北军了。有人说，樊哙是高帝最亲近的人，假如他还活着，未必会同吕产、吕禄一起叛乱。韩信、黥布、卢绾都面向南方称王，而卢绾又是高帝最亲近宠幸的人；然而到高帝尚未去世时，他们却都相继因谋反而被诛杀。谁能说高帝百年之后，一个掘墓埋尸、屠狗出身的人，看见自己的亲戚乘势做了帝王，却不会欣然跟从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些人，留下了后患。’

译四皓 元稹的诗说：“巢父、许由都避开乱世，连尧、舜也不能使他们出仕。伊尹、吕尚虽然急于救治时弊，只有商汤、周武王才可以让他们辅佐为君。四位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千年之后声名仍然芬芳。他们出仕和隐退都留下了踪迹，前后似乎难以相提并论。秦始皇暴虐天下，穷兵黩武，使百姓困苦不堪。诸侯交战必有死亡，壮士也为之皱眉。张良当时还是韩孺子，曾把车轮椎碎。因此使英雄之士日夜想着报复秦国。先生们相继离去，不再沾染世间尘埃。云彩卷起，只留下孤峰；蛟龙潜藏，暂时化作小鱼鳞。秦始皇越来越无道，进谏的人亲自遭受鼎镬之刑。茅焦脱衣进谏，先生们却一言不发。赵高杀死秦二世，先生们好像没有听见。刘邦、项羽争夺天下，先生们则在白云间游息。天下八年战乱，先生们保全了自身。汉朝基业一天天安定，先生们的声名也随之振起。不能出来济世，实在适合隐居。可是为什么有一天忽然出山，屈身做了太子宾客？他们使孝惠帝得以安存，又挫败了戚夫人。舍弃大的问题而谋求小的事情，像虬龙盘曲、尺蠖屈伸。惠皇帝最终没有继承帝位，吕氏之祸是有原因的。虽然怀有安定刘氏的志向，却不如周昌、陈平。四皓都落入了张良的计策，那么先生们的道术究竟为何如此困顿？出仕和退隐贵在明白，所以我现在作这首诗。” 白乐天答元稹的诗说：“天下有道，就出来任职；天下无道，就收敛心志。”这是圣人的话，我从仲尼那里听说过。四位先生高洁挺立，都禀受了世间少有的资质；随着时势而显露或隐退，坚守大道而不受污染。秦始皇肆意暴虐，秦二世遭逢乱离，先生们相随离去，在商山采食紫芝。你看秦国的狱中，被杀戮侮辱的是李斯；刘邦、项羽争夺天下，谋臣们争相欢悦地追随他们。先生们像鸾鹤一样，离开尘世飞入幽冥。你看齐国鼎镬之中，被烹裂的是郦食其；张良得到沛公，却自认为相遇太迟。经历八难，运用辩才；施展三略，耗费心机；辛苦十多年，日夜形神俱疲，最终混杂在霸者之道中，只被称为帝王的老师。子房啊，这些事你能够做到，却不是我所适宜的。汉高帝晚年，宠妾受到偏爱，想废掉嫡子而改立她的儿子，骨肉之间因此互相忧疑。难道没有张良的口舌，却没有施展的地方；也有陈平的心计，却又能做什么呢？四位白发苍苍的先生，戴着高高的冠帽，冠高几乎映到眉毛；他们从容走下南山，回顾顾盼之间进入东宫。所看到的惠太子，左右侍从显出羽仪；再回头看戚夫人，她所跳的楚舞也失去了光彩。他们心中没有谋划一条计策，口中没有吐出一句话，却暗中确定了天下的根本，于是安定了刘氏的危局。子房啊，这些事我能够做到，却不是你所知道的。” 先生们的道已经发扬光大，太子对他们的礼遇却十分谦卑；安车也留不住他们，功业成就之后便把功劳抛弃得如同遗物。好像干旱天空中裂开云层，一场雨使百谷滋长。恩泽既然已经施加于天下，云彩又回归于幽微空寂之处。不要过分推崇巢父、许由，也不要过分推崇吕尚、伊尹。巢父、许由一去不返，伊尹、吕尚离去也不再回来，哪里比得上四位先生，出仕和退隐都迂回自如？为什么一定要长久隐逸？为什么一定要长久济世？圣人的道理自来如此，没有迹象便无法窥见。把它收拢起来，不满一握；舒展开来，却横贯八方。先生们的道理十分明白，孔子尚且有时非难他们。希望你辨明其中的疑惑，我为秦国吟咏这首诗。” 李白的诗说：“四位白发老人，昂然挺立在南山旁；在松树和积雪之间高傲自得，幽深昏暗得无法辨识。云窗拂过青色的雾气，石壁横映翠绿的色彩。龙虎正在交战，他们便在那里自行休息。秦人失去了金镜，汉高祖登上了紫微之极。阴暗的虹霓遮蔽浑浊的太阳，前星于是沉没隐藏。一同行动辅佐圣明之主，忽然出现，生出羽翼。功成之后不居其功，舒展或收敛全在胸中。幽深冥冥，与天地万物的变化相合；茫然难测，确实难以推究。声名飞扬，充塞天街，万古以来人们仰望他们留下的遗迹。” 王荆公的诗说：“秦国驱使九州，逃亡的人知道凭借力量起事；筹划治理重在追逐利益，以荣华诱导众人。颇知聚拢秦地百姓，颓然隐居的这四位老人，向上与千载前的英魂为友。在商山采芝，只把汉与秦同样看待。灵珠落在泥沙之中，光彩也不能昏暗。道德虽然使他们避世，遗留下来的风气却回转而感动至尊。嫡子与庶子一旦得到正当安排，留侯果然懂得其中的道理。出仕或退隐只在于合乎礼义，国家的废兴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 李华的诗说：“秦朝灭亡，汉帝兴起，南山中有遗留下来的老人。他们戴着高冠向万乘之君作揖，幸好得以厌弃征战讨伐。当君王正在争夺天下时，我们已经枯槁衰老。哪里知道朝市会发生变化，只觉得泉石之间美好。高卧三十年，彼此相看，成为四皓。皇帝说：‘先生们实在很好，为什么不早些来顾念我？’大家都称赞太子仁厚，重视道义，也尊崇大道。偶然听说骊姬的事情，申生尚且不能保全自己。暂时走出商山的云气，来到宫中从事洒扫。东宫形成了羽翼，楚舞却使戚夫人伤怀。后代再没有这样的人，戾园已经长满秋草。” 梁肃说：大道可以辅佐皇帝，却受限于皇帝的治理方式，所以崆峒、箕山的高士向轩辕、尧长揖辞别。德行本应辅佐君王，却恰好生逢霸主当世，这就是四皓在汉朝时有时显现、有时隐退的原因。唉！周道断绝而王者的恩泽衰败，秦朝短暂覆亡而汉朝夹杂着霸道兴起，天下动荡纷乱，军队没有空闲收兵，因此四位先生高举其身，像鸿雁一样在昏暗的时代飞翔。天下的大宝，系于一个人身上；如果轻视嫡子而尊崇庶子，天下就会发生混乱。因此四位先生长者，恭敬而屈身地确定了太子继承人的权力。他们隐居，是顺应时势；出仕，是运用权变。顺应时势来保全自身的道理，运用权变来安定天下的器用，难道不是懂得事物先兆的人吗？《易经》说，懂得事物先兆，大概就是神明吧？四位先生体会并实行了这一点，所以说：时势与大道相合，就出仕；时势闭塞，大道也闭塞，就隐退。生在不合时势的时候，便随着大道的消长而进退，说的就是四位先生。” 李华赞说：“时代混浊、世道危急，贤人便离开它。商山、洛水的深山中，鸾凤潜藏飞翔。汉朝凭借霸道兴起，皇王之道衰微；即使带着玉帛前来，先生们也不肯回来。我本来并不是可以轻易改变志向的人，却记载着四位白眉白发的老人前来保护太子。至尊改变容色，废嫡立庶的心意已经消除；四位贤人暂时屈身出仕，天下于是安定了。返回车驾南山，白云绵延千里。” 孙明复说：四位先生是儒者。他们哀痛周朝灭亡，痛恨秦朝暴虐，从残酷的火焰中脱身，隐没在南山之中。他们并不是只想洁身自好而扰乱嫡长继承这一大伦常。大概天下有道就出来，天下无道就隐退。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传承君位、立嫡子，是周道。对于国家的大事，没有比传承君位更大的；对于继承人，没有比立嫡子更重要的。这件事不能不端正。假如一旦失去正统，覆亡、篡夺的祸患就会随之而来。自从秦氏肆意暴虐，焚烧灭绝群圣的典籍，周道就断绝了。周道断绝后又重新流传，靠的就是四位先生。从前汉高祖手提一剑平定四海，由平民取得天子之位，这可以说是真正的君主。等到祸乱平定、嗜欲兴起，内有宠妾的迷惑，外有废掉嫡子的议论，群臣战战兢兢，没有人能够纠正这件事。四位先生将要趁此时实行他们的道，因此借助子房出山，说出一句话来端正太子的地位。这不就是周道断绝后，四位先生使它重新流传吗？然而四位先生出山，难道只是为了汉朝而出山吗？他们是为了万世而出山。汉高祖在干戈之中起兵，平素不喜欢儒者，四位先生害怕自己受到侮辱，所以很快便离去，最终隐居在岩石之下。唉！直到现在一千多年，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潜藏的德行和隐而不显的光辉。”

译从前伯夷、叔齐劝谏周武王，最后不食周粟而死；如果不是孔子称赞他们，他们不过是西山中的饿夫罢了。后世还有谁会称扬他们呢？司马迁、班固不能广泛采集他们的善行，发扬他们的光辉，为四位先生立传，使其流传无穷，这就是他们的过错。唉！万世以后，使臣子不敢杀害君主的，是伯夷、叔齐；万世以后，使庶子不敢扰乱嫡子的，是四位先生。”},{ 韦渠牟《四皓商山画图赞》说：光彩灿烂，像圭、璋一样美好，什么能比得上那不炫耀的光辉？幽静深邃，成为山、成为林，什么能束缚住那无所系恋的心？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空虚的房间里会生出光明，元门并不关闭；流水有去有留，清风来来往往。哪里像稷、契身处世间，巢父、许由隐居山中，却被一件事牵累、使两颗心都不得闲适呢！所谓闲适，究竟是什么？簪缨衣裾和薜荔女萝，本来都不干涉我，哪里还谈得上其他呢？和乐欢欣，顺应时令而如春天般温暖；匡扶汉室、躲避秦乱的，只有这四个人。他们在德行上相互为邻，不使自身孤独；在山涧水边，也不会迷失渡口。绘画已经完成，谁能知道其中的缘故？想象他们的仪容法度，念及这幅丹青：光彩耀目的紫芝，蜿蜒曲折的深谷，俯仰之间贯通古今，空寂的树林曾是他们停留之处。凤凰难道会没有德行吗？鸾鸟都有自己的群体；或出仕或隐退，或言语或沉默，都在商山白云之间。王元之说：“《易经》称道，能够懂得进退、生死存亡而又不失其正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先生躲避秦乱，是懂得秦将灭亡；安定刘氏，是懂得汉室当存；接受孝惠帝的征聘，是懂得进取；拒绝高祖的命令，是懂得退处。这四方面都具备，而正道也就在其中。先生不是圣人，那么谁才是圣人呢？如果秦朝混乱时不躲避，就会成为焚书坑儒的髙斯一类人；汉室危急时不出山，就会成为寻求隐秘、故作怪异的巢父、许由一类人；接受高祖的命令，就会被淹没自己的冠帽，还被人骑在脖子上；拒绝孝惠帝的命令，就会功业不能建立，名声也不能显扬。由此推展开来，先生可以说是德行完备的人了。试着评论这件事：周公是圣人，却鞭打伯禽，教导幼子，代理国政七年，明君仍未能复位。召公在朝廷内部不高兴，二叔在外散布流言，盛大的德业几乎坠落在地。唉！扶助幼君、掌握大政的艰难，竟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吗？看看如意造成的迷惑、戚姬所受的宠爱，以妾媵并列于皇后之位，以受宠者取代宗子；根本一旦动摇，社稷就将坠落。人们都说，扶苏被赐死、胡亥使国家灭亡，都是抬起一只脚就可以等到的事。难道没有曲逆侯陈平离间强楚、解救平城之围这些功劳，就可以因此议论册立嫡子吗？这就像圆孔配方柄一样不相合。难道没有留侯陈述八难、使六国罢止这些事情，就可以因此谈论主持祭祀的大宗子吗？这就像把水投向石头一样。先生一出山便帮助他，一句话便使局势确定，汉廷的公卿都出于他的门下。又能够把锱铢般的利禄、轩冕和桎梏都看轻，身穿衣冠而安定万乘之国，却不据有自己的功劳；以匹夫之身抗争，又不接受他的俸禄。若不是最仁厚、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假使当初先生确定汉王的继承人为汉臣，论功报德，他一定在平勃之上，必定会让他担任左辅右弼、前凝后丞之类的职位。当时，凭四位贤人辅佐一位皇帝，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又负有无法赏赐的功劳，哪里还会有散布流言这回事呢？我知道他们将连遭杀戮羞辱，尚且来不及自保，哪里还能够希望他们吞食紫芝、隐卧商岭呢？由此可知，先生出山，不只是为谋助汉朝，也是为了挽救时局；先生离去，不只是为了保全自身，也是为了矫正世风。在危急时保护它，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可以说是挽救时局；局势安定后便离去，不乘机求取宠幸，可以说是矫正世风。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后世仍有人犯错，不过是建元、立顺之类的人罢了。唉！世上作为人臣而议论拥立皇室后裔的人，哪里数得过来？有的因定策而专擅国政，有的因援立而目无君上，历代杀戮残暴凶恶之事，哪一件不是由此而来？后来祸乱滔天达到王莽、董卓，曹氏、司马氏盗取国柄，迁移龟鼎，像下棋一样容易，史册上接连不断，难道还值得大惊小怪吗？先生在危急时便帮助他，安定后便舍弃他；他出山，是对天下万民极其公正，离去，则对自身没有私心。前面所说的在进退、存亡之间都不失正道的人，千古以来只有这四个人罢了。有人说：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乐，天下大定，历代都仰慕他，号称元圣。难道先生的道义超过周公吗？我说：不是这样。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知道王道教化可以兴盛，所以辅佐成王来推行王道。先生处在暴秦之后，知道霸道终究会夹杂残暴，所以离开成事者以远离祸害。周公是圣人之道显明，先生是圣人之道隐晦。这是时代不同而行迹各异，并不是说超过周公。又拟作《留侯与四皓书》说：“我听说自有天地以来，圣人有轩辕，曾向崆峒请教；又有帝尧，曾在箕山谦让退位。何况如今风气转移、世道变迁，民风浇薄、教化衰败，仍然面向君主称臣的人呢？国家有尚未决定的事情，智慧和思虑有所不能达到，难道能不借助贤士吗？”先生怀抱大道，藏有大才，把荣辱之事置于自身之外，兴亡的道理全都了然于掌中。以云泉为胶漆，把爵位视如泥滓；在琼林瑶池间游息，以云浆霞馔为饮食。芝君、桂父，是先生的朋友；青鸾、紫凤，是先生的车驾。即使龟亡鹤夭，神气仍更加清朗；即使桂树朽坏、椿树枯萎，童颜仍未改变。万乘之尊不能使他屈节，千金不能聘用他的才华，真可说是神仙中的人物、尘世之外的存在。然而纵观古代圣贤，从来没有不关心百姓的。因此，他们的隐退或出仕随时而定，言语或沉默都恰得其所。出仕便成为天下的福祉，退隐便避免成为天下的祸乱。暴秦勃然兴起，残害华夏，像猛虎择取血肉，罗网密集得仿佛能凝住油脂。君主的德行比虎狼还凶暴，人的性命轻贱如草芥。先生知道这样的德行不可辅佐，百姓也无法教化，于是拂袖高蹈，逃入山林。他的隐退，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译如今皇帝从布衣中奋起，手提利剑，平定大乱，消除大难，在丰地、谷地兴起龙虎之势，在泗水之滨会合云雷之气，席卷混乱的秦地，像闪电一样扫荡强大的楚国，真可说是英雄了。后来革除秦朝的暴政，继承尧的事业，建立覆盂般稳固的统治，形成垂衣拱手而治的风气。只是到了储君之事上，忽然有了废立的议论，臣下们股战栗，不敢稍得安宁。张良与皇帝一同从草莽间起兵，前后将近五六年，经历七十场战事，提出奇谋妙策，从未有一件事被违背。唯独在这时，他的意见不能被采用，以至于只能耗尽三寸之舌，做皇帝的老师；封为万户侯已经是布衣所能达到的极限，难道敢在这个时候爱惜性命而不进谏吗？只是恐怕即使死去，也无益于国事。又听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把天下禅让给贤者；如今拥有天下的人，不过是封立自己的儿子罢了。德行比古代薄弱了。如果不选择贤能之人，按照嫡长原则立储，难道能不毁坏宗庙社稷吗？如今太子为人仁厚，是天下的元良；办事正直坚定，少海流润，洊雷震声，三善都能昌盛，各种才能没有差错。皇帝却想废掉他而不用，天下人失望，朝廷震惊。先生在这个时候难道能不关心百姓吗？张良希望先生走出云关，打开山洞的帘幕，驾着玄鹤，驾驭金虬，俯身降临殿庭，屈尊面对皇帝，确定天下人的疑惑，解决君主的疑虑。隐退或出仕、发言或沉默的道理，难道只有古代贤人做得美好吗？希望先生不要有车辕被截断、马缰被阻断的忧虑，打开书信一看，那么万国就十分幸运了。苏颋《夷齐四皓优劣论》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流传，羞耻于在当世立身而操守无人看见，所以彰明义理以树立志向，遵循正道来成就功业，使一时风气受到激励，使声誉流传千古。然而树立志向必定以义为本，成就功业必定以道为本。凭借义，志向就能明确；以道为依据，功业就能显现。志向用来树立节操，功业用来成就声名。声名成就，是彰明他的道；节操树立，是彰明他的义。能够洁身自守，使后代有准则的，不是伯夷、叔齐吗？能够使国家获利，使当时有所依赖的，不是四皓吗？衡量、推度他们，比较、斟酌他们，沿着他们的事迹加以说明，道理就在这里；考察他们的起初而作出评论，道理也就在这里显现。周朝的德行已经广大，伯夷、叔齐便让出国君之位而归去；汉朝的事业已经兴起，四皓便接受使命而出山。上天已经抛弃商朝，伯夷、叔齐进谏武王，这是臣子应守的礼；世人已经拥戴汉朝，四皓保护太子，这是忠于君主的原则。忠心所关涉的事情重大，那么正道所实行的就高尚。高尚而能实行的，是节操，所谓树立；重大而能实行的，是声名，所谓成就。至于志士仁人，只要合乎义理就够了：出仕足以成就功业，退处足以树立节操；得志时足以兼济天下，不得志时足以独善其身。不使自身受辱，就安心食用君主的粮食；不降低自己的志向，就只能说采摘薇菜充饥。墨台氏的儿子伯夷、叔齐没有屈服；嬴氏的德行衰败，贤者便隐居岩穴以保全生命；刘氏的德行昌盛，贤者便穿戴衣冠进入朝列。夏黄公等人是懂得时势的。考察他们已经完成的事情，在成就方面彼此相同；追究他们树立事业的方式，在立身方面各不相同。深思他们的始终，难道敢不比较优劣吗？总的来说，他们的美德是一致的；分别叙述，他们的行迹则有两种。舍弃自身来成全志向，是夷齐的壮烈；爱护国家而委屈自身，是四皓的行为。有人说：如果考察古事来验证今天，四皓在子房那里被看作贤人，夷齐在宣父那里被称为仁人。与其在宣父那里被称为仁人，难道不仍然胜过在子房那里被看作贤人吗？赵尧 东坡说：“当初我和公谈论周昌的史事时，说赵尧年纪虽轻，却是奇士，您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并且替您戏笑周昌说：‘赵尧不过是刀笔吏，哪里能到这种地步？’过了不久，赵尧游说高祖，建议为赵王设置一位地位尊贵而势力强大的相国，只有周昌适合。高祖采用了他的计策，赵尧最终取代周昌做了御史大夫。到了杀死赵王时，周昌也无能为力，只是以有病为由不上朝罢了。由此看来，赵尧只是为了这个计策，谋求取代周昌，哪里能说是替高祖谋划呢？后来吕后因赵尧提出这个计策而发怒，也把赵尧治罪。赵尧不但不能替高祖谋划，连为自己谋划也不周密。周昌称他为刀笔吏，确实没有冤枉他。” 田横 唐子西《过田横墓诗》说：“成功便做王，失败便灭亡。英雄的成败，本来就是寻常之事。大海无边无际，死去又何妨？只是死在东郊，未能留下光明声誉。” 又说：“九江、梁、楚最终都被诛灭，自古以来才华高的人必定会受到猜疑。即使郦生还没有死，将军来到这里又能做什么呢？” 昌黎祭奠田横墓的文章说：“有些事情相隔百世仍能使人彼此感动，我自己也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情；如果不是今世少有的事，谁能使我抽泣而无法止住？我既然广泛观察天下，哪里有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先生所作所为的人呢？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可叹我离开这里以后要跟随谁呢？当秦氏败乱之时，只要得到一位士人就可以成就王业，为什么五百人纷纷扰扰，却不能使先生脱离剑锋呢？还是所珍视的并不是贤人，或者天命本来就有常数？从前阙里人才众多，孔圣也说他们惶惶不安；只要我行事不迷失，即使颠沛流离又有什么可伤？自古以来死者不止一人，先生直到今天仍有光明的声誉。”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一 惠帝　吕后 惠帝看见太后杀死赵王和戚夫人，因此不再处理政务【温公】皇帝修筑复道，叔孙通请求建立原庙【温公】曹参【程晏】张辟强【李德裕】郦寄出卖朋友【东坡】文帝 文帝善于继承汉朝事业【老泉】废除肉刑【乐天】贾谊【刘禹锡、子由、皮日休、乐天、权德舆、东坡、曾子固】季布【卢照邻　温公】直不疑【东坡】惠帝看见太后杀死赵王和戚夫人，因此不再处理政务。温公说：“做子女的，父母有过错，就应当劝谏；劝谏而父母不听，就哭泣着跟随他们。哪里有守住高祖的事业、做天下的君主，却不忍心面对母亲的残酷，于是抛弃国家而不加顾念，纵情酒色来损伤生命，像孝惠帝这样的呢？可以说他过分拘泥于小的仁爱，却不知道大的义理。” 皇帝修筑复道，叔孙通请求建立原庙 温公说：“犯错，是人必然不能完全避免的；只有圣贤才能知道错误并改正它。古代的圣王担心自己有过错却不知道，所以设置诽谤之木，安置敢于进谏的鼓，难道是害怕百姓听到自己的过错吗？”因此仲虺赞美成汤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傅说告诫高宗说：“不要以隐瞒过错为可耻，却继续做错误的事。”由此看来，做君主的，本来不是以没有过错为贤明，而是以能够改正过错为美德。如今叔孙通劝谏孝惠帝，却说：“君主不会有错误的举动。”这是教君主掩饰过错、将错误进行到底，难道不是荒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