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六

译朱云折断栏槛。石守道《汉成帝诗》说：“朱云忧郁不平，志向始终无法施展；皇帝赐予的宝剑几乎要蒙上尘土。徒然留下被折断的栏槛，作为忠诚正直的标志；朝廷左右之人何曾驱逐过奸佞之臣。” 王元之《折槛铭》说：“朱云折断宫殿栏槛的事，凡是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人们都说，进谏而必定折断栏槛，是彰明忠节；栏槛折断却不修理，是表彰直臣。静心考察其中的缘由，汉孝成帝没有得到任用贤人、去除衰弊的办法，又凭什么来表彰直臣呢？张禹身为皇帝的老师，亲自掌握国政大权，天下只有皇帝仰赖他，把他当作规矩；诸侯也都要看他的脸色而安危。对内不能举张百官的纲纪，对外不能振作万民的领袖，却把邪道高悬在眼前，如同冠冕前垂下的玉旒；把花言巧语引进来，如同把丝绵塞进耳中。他使昏聩的君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皇帝的听闻因此闭塞，天下的良臣受到禁锢，天下的谏诤之口也被堵住。元延、永始年间，灾异屡次出现，当时有见识的人，很少不把王氏当作讥刺的对象。皇帝竟亲自到张禹的私宅，和他商议国家政事，询问他一句话，把它作为准则。张禹不能陈说正道以应对灾祥，诛杀奸佞之臣而安定宗庙社稷，反而把‘少说话、不谈怪异’说成正德，使汉成帝毫无忧虑，王氏更加骄横。等到百姓出来发布诽谤之辞，皇上面露忧色，张禹就一定整肃衣冠；占卜时，蓍草和龟甲显示吉兆便高兴，显示凶兆便悲伤。这难道是辅佐赞助君主的道理吗？他亲手决定了覆亡的契机，亲自打开了杀害忠臣、助长叛逆的道路；这种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当时朱云身为直臣，处在下位，眼看王莽将要作乱，嫉恨张禹不忠，于是冒着白刃加身的危险，轻视像鸿毛一样的生命，不顾朝代更替，只图谋保全宗庙社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朱云请求赐给他尚方剑，明知皇帝不会答应，仍希望万一能够得到它，便斩断奸佞之臣的头颅；他折断天子的栏槛，明知这是失礼，仍希望再三进谏，使当时的君主醒悟。孝成帝虽然听从了庆忌的话，却不能诛杀安昌侯张禹的罪行，只留下被折断的栏槛，又有什么益处呢？假如当初在两观之前诛杀张禹，把朱云提升到百官之上，使邪佞之人的道路被堵塞，使忠直敢言之人的来源畅通，那么新莽之祸又从哪里兴起呢？”铭文说：“栏槛既已折断，彰明了朱云的忠节啊；最终却不能折断，栏槛折了也不修理，显示新室的动乱已经兴起啊，也不能修理。朱云把折槛当作忠，皇帝却把折槛当作耻辱。忠臣有忠而不被任用，耻辱实在是自己招来的。尚方剑藏在匣中，又拿来做什么？对奸臣的头颅有所吝惜，又是为什么？任用贤人却三心二意，去除邪佞却犹豫不决，奸臣日益离间，新室因此强盛，汉室因此衰微。祸患实在是自己招来的，亡国的罪责又能归给谁呢？编联的竹简上字迹历历在目，千古之下令人悲哀，我作此辞来凭吊。” 白居易说：“汉成帝因为朱云在朝廷上侮辱张禹，命令将朱云带下殿，朱云攀住栏槛，栏槛因此折断。成帝宽容了他，后来应当修理栏槛时，皇帝命令不要更换，用来表彰直臣。这难道不是因为臣下不接受死亡，虽接近死亡也一定进谏吗？君主能够采纳谏言，所以即使臣下折断了他的栏槛，也一定宽容他吗？如果不是这样，朱云为什么会竭尽忠诚呢？像这样，皇帝容纳朱云是如此；而朱云竭尽忠诚也是如此。” 张禹 李德裕说：国家社稷的谋划、安危的关键，君主不能独自决断时，必定要向自己所敬重的大臣咨询。然而，大臣有忠有邪，时势有险有易，交情有深有浅，义理有厚有薄。范睢只是崤山以东的平民，进入虎狼般的秦国，走在不可测的险境中，可以说与秦昭王交情疏远、义分浅薄了；但他能够尊奉昭王，除掉穰侯，开创秦国称霸的基础，使国家安定、王位后嗣得以恢复，可以说是忠于昭王了。能够独断的，是英明的君主。古人说：‘谋划时希望听取众多意见，决断时在于君主独自裁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天有震雷般的威势，龙有触犯逆鳞的凶狠，所以君主贵在能够决断。然而在亲戚之间，恩义深重，亲自决断也是可以的。张敞所谓‘以恩情下明诏，不听群臣以义理进谏，群臣坚持争辩之后才答应’，却让明诏亲自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正确的办法。汉文帝诛杀薄昭，决断是明白的，但在义理上却不安妥。周宣王为申伯饯行，有‘孔硕’的诗；晋康公送文公，产生了‘如存’的感怀。何况太后还在世，薄昭又是她唯一的弟弟，决断诛杀而毫不疑虑，不是用来安慰母亲之心的办法。汉成帝乘车来到张禹家，屏退左右，亲自询问张禹关于天象变化的事。” 张禹以自己年老、儿子年幼，并且与曲阳侯有嫌隙为由，于是说：‘新学的年轻学生扰乱道术、误导人，应该不要信任任用。’皇帝一向信任宠爱张禹，因此由此不再怀疑他。王氏导致汉室灭亡，造成王莽篡夺帝位，全都是因张禹而发生的；可以说他是汉朝的贼，是国家的妖孽。即使蛇在郑国争斗、鹢鸟在宋国退飞，所象征的妖异也没有比张禹更厉害的。朱云想用尚方斩马剑砍下奸佞之臣的头，这话是对的。后代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他们的臣子可以把范睢作为表率，把张禹作为鉴戒。”},{ 王商 李德裕《荀悦哀王商论》说：一个人的智慧不能用于世间，一个人的操行不为当时所容，这就是古人自行退隐的原因；即使退隐，仍然不能使自己免于祸患，所以只好离开世俗，深深隐藏起来。又说：天地四方如此广大，而一个人如此微小，竟使一个普通人无处容身，难道不可悲吗！我把这篇议论反复读了三遍，不禁凄然流泪。仲尼是圣人，尚且赞美颜回或出仕或退藏的行为，说颜回与自己志趣相同；称赞宁武子装作愚笨，认为这是别人无法赶上的；又感叹蘧瑗能够收敛才华、藏于心中。这样看来，圣人顺时韬晦，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凭仲尼的德行，足以抵挡叔孙的毁谤；凭仲尼的仁德，足以免除陈、蔡之间的困厄；凭仲尼的智慧，足以避开匡人的羞辱；凭仲尼的道义，足以容身于鲁哀公的时代。然而他仍然屡遭逼迫、常怀恐惧，几乎陷于危亡。由此想来，这无非都是命运。何况王商呢！世人都把容貌丑陋、资质浅薄看作命运不佳，把敦厚高大看作福分很多。乐昌侯王商威严庄重，确实具有汉朝宰相的容貌；他能使匈奴单于震慑，却在当时遭受怜悯，后来又因谗言而死，难道不是命运造成的吗？即使龙虎也不能免于祸患；等到命运通达时，连蚂蟥和蚯蚓都能保全性命。我又听说，国家衰败时，忠臣贤者首先离去。因此管仲知道隰朋死后齐国不久就会乱，范燮命令祝宗祈求自己死亡而晋国国君忧惧，伍子胥被杀而夫差灭亡，汲黯离开朝廷而刘安便悖乱。人们只是叹息新都侯王莽篡夺汉朝，又有谁能挽救乐昌侯王商的灾祸呢？从前秦缪公让三位良臣为自己殉葬，君子说：“秦缪公不能成为盟主，实在是应当的啊！”这是因为他抛弃了善人。翟方进因荧惑之灾而自杀。温公说：“晏婴曾说：‘天命不会欺骗世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祸福到来，怎么能够转移呢？’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心把灾祸转嫁给卿大夫和辅佐之臣，于是说：‘把心腹的疾病转移到大腿和胳膊上去，又有什么益处呢？’假使灾祸真的可以转移，仁德的君主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灾祸根本不能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的罪行不至于死，却为了应验大变异而杀他，这是欺骗上天；假使翟方进确实有罪应当受刑，却隐瞒杀他的真实原因而厚葬他，这是欺骗人。孝成帝想要同时欺骗上天和世人，最终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可以说是不懂得天命了。”

译有许多灾异现象。白居易《司天台》诗说：“司天台啊，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天与人的关系。自从羲和死后，职掌的事务就荒废了。官府不寻求贤才，只是白白取用有技艺的人。从前听说西汉元帝、成帝年间，上位者衰败、下位者凌替，天象显现谴责，北辰微弱昏暗，光色很少。四颗星光辉灿烂，像火一样赤红，光芒照动角宿，射向三台。上台几乎熄灭，中台裂开。当时并不是没有太史官，他们亲眼看见、心中明白，却不敢说出来。第二天早晨，他们赶到明光殿，只奏报祥云出现、寿星出现。天文和时局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九重宫中的天子却不能知道。既然不能知道，那么修建一座高达百尺的司天台又有什么用呢？” 梅子真 罗隐说：“汉成帝时，国家纲纪纽带衰败，梅先生多次上书劝谏天子。当时即使国家大政已经旁落，朝廷中仍有数百位身居显位、佩剑着履的官员，却还不能为国家出力，斩断奸臣的头颅；那么，为什么南昌的旧属吏反而在下位愤愤不平呢？难道不是因为南昌地处偏远，而县尉只是下级官吏吗？即使触犯天子的法网、冲撞宠臣的锋芒，最多也不过是杀掉一个狂人、咬死一个孤立无援的族类罢了。那些公卿大臣，掌握着生杀和喜怒的大权，又有庞大的党羽亲属势力，发表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必定要同妻子商量。假如事情对他们的家族不利，即使是妾和婢女也会牵制、阻挠，更何况亲戚呢？更何况骨肉至亲呢？所以他们虽然有忧虑国家的心，也只能闭口不说。唉！宠禄本来是用来勉励功劳的，可是身居高位的人却不谈朝廷政事。由此可知，天下有道，正直的人就在上位；天下无道，正直的人就只能在下位。我读梅先生的文章，从来没有不替汉朝的公卿感到遗憾的。” 王氏之乱 子由说：哀帝从诸侯成为天子时，他在封国中喜欢礼节而生活俭朴，也知道成帝宽纵优待外戚，权力被王氏夺走。等到即位后，他收回并掌握威权，朝廷上下都感到震肃，差不多有望得到治理。不久，傅太后侵凌侮慢王后，僭越窃取名号，开始失去天下人的人心。哀帝又宠爱幸臣董贤，使他官位升至三公，财富可与王室相比。哀帝即使想要贬抑削弱王氏，但自身已经失去德行，朝廷又没有有名望的臣子，因此帮助王氏的人很多。《诗经》说：‘没有谁比贤人更强，四方都会受他的教化；有明察的德行，四方国家都会顺从他。’这两点，哀帝都失去了，他又能把王氏怎么样呢？哀帝将要去世时，王太后召见大司马贤，在东厢接见他，询问办理丧事的安排和调度。大司马贤内心忧惧，不能回答，摘下帽子谢罪。王太后说：‘新都侯王莽先前曾以大司马的身份护送先帝大行，熟悉旧例，我命令王莽来帮助你。’大司马贤叩头称谢，认为非常荣幸。王莽到来后，便让尚书弹劾上奏，免去大司马贤的官职；大司马贤当天就自杀了。王氏取代汉朝的祸患，实际上就是由此形成的。从前高帝卧病时，曾有吕氏专权的忧虑。吕后询问身后之事，高帝说：‘陈平的才智有余，但难以独自承担重任；王陵年少而刚直，可以辅助他；周勃厚重而缺少文才，但安定刘氏天下的人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 到了吕产、吕禄发动变乱时，王陵在事变之前据理力争，陈平、周勃在事变之后平定祸乱，果然都和高帝所担忧的一样。文帝末年，出现了七国之乱的忧患，文帝告诫太子说：‘一旦有缓急之事，可以任用周亚夫统率军队。’等到吴、楚发生叛乱，周亚夫担任大将将其击破，几个月之间，也如同文帝所预料的那样。如今王氏之乱，和吕氏之乱、七国之乱是同样的祸患，但哀帝没有这样的人才，汉朝于是灭亡了。这不只是天命，也是人的谋划造成的。”

译扬雄 陈黯责问《若凤》一文说：“我曾读到扬雄说：‘君子处在太平之世就像凤凰，处在乱世也像凤凰，这是说隐退或出仕都应当合宜。’他想借此申述自己的道理，把它作为鉴戒；可是等到读了他的《剧秦美新》，就发现与此说不同。扬雄在汉朝做官，正逢王莽新室的乱世，既不能离开王莽，又害怕祸患殃及自身，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献媚取容。唉！凤凰原来是这样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凤凰遇到弓弩和丝绳箭网时，难道还会来回飞翔而不知避开吗？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道；道不能推行时，就可以用来表明自己的节操。王莽不守臣节，而扬雄当时正在官员之列，理应依据君臣之义、兴亡之理去匡正挽救，以推行自己的道。假如害怕王莽的威势、爱惜自己的性命，那么也可以抛下簪笏辞官远去，以表明自己的节操；哪里有苟且贪禄惜生、顺从错误而粉饰欺诈，还广泛援引秦朝的过错来比拟王莽的恶行的道理？这不是在助长他的篡逆吗？这同古代那些坚持危难、舍生取义、守护名节的人，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看来，先前所写的《若凤之说》，岂不是在诬蔑凤凰吗？”鸡是普通的禽鸟，早晨和黄昏都不会迷失时令；凤凰是灵异的鸟，难道反而不知道时势吗？唉！说话不加思考，竟会到这种地步吗？有人说：‘古人在危急时刻临机应变，也是一种权宜之道。扬雄知道王莽不可匡正，所以故意写出这样的言辞，姑且设法脱离祸患，这也是权宜之道，为什么要责备得这样深呢？’ 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权宜，是圣人也有采用的办法，用来使自己不失去正道；我没有见过舍弃正道而去遵从权宜的。过去仲尼在鲁国做官，因为季桓子沉溺于荒淫的齐国音乐，知道无法匡正他，于是离开了鲁国，从没有听说他故意编造言辞来求得在鲁国庸碌苟安。仲尼的德行如日月般光明，常人当然不能与他相比；然而扬雄也仰慕仲尼的教诲，以著书立言为自己的事业，难道可以随意改变吗？立言的人，难道不希望别人遵从自己的教诲吗？自己尚且不能取信于人，又怎么能要求别人相信自己呢？古语说：‘君子先实行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别人才能信从他。’这句话难道可以欺骗吗？”王荆公说：“孔子叙述隐逸之士，先说伯夷、叔齐，后说柳下惠，并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使自己的身体受辱’，这是说伯夷、叔齐；柳下惠则降低了志向、使自身受辱。孟子叙述三位圣人时，也把伯夷放在伊尹之前；扬雄也说：‘孔子推崇饿死而显扬的人，贬低享禄而隐遁的人。’圣人所说的‘高’，是他们从别人身上取法、自己实行的；所说的‘下’，是他们认为别人错误、自己舍弃的。然而孔子、孟子生在可以避开的时代，却从未逃避，大概是因为不合道就离去，所以可以说是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使自身受辱。” 至于扬子，我私下却有所疑问！王莽作乱时，即使乡里中那些只顾自我保全的人也知道远离耻辱，而扬子却亲自屈身，做了王莽左右的臣子，难道君子本来就是只会多言而不能实行吗？还是其中另有他的处置办法？并不一定是要离开旧处，才能奉行自己的道。孟子说：‘伯夷、柳下惠，都是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假如把饿死看作高尚，把享禄看作低下，那么柳下惠怎么能和伯夷相比呢？’扬子说：‘道路虽然曲折，但只要通向中原各地，就应当沿着它走；河流虽然曲折，但只要通向大海，就应当沿着它走。大概事情虽然曲折，但只要能够通向正道，也就是君子应当采取的共同做法。’由此说来，饿死而显名的高尚、享禄而隐退的低下，都只是外在行迹。外在行迹难道足以据此求取圣贤吗？正因为圣贤能够不受外在行迹所束缚，所以才能远远超过常人。假如圣贤之道都只有一个固定标准，而没有根据时势变化采取权宜的办法，那么又有什么圣贤值得称道呢？圣人懂得大的权变，贤人懂得小的权变。从前纣王时期，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这三个人的道义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去留取舍却如此不同，大概正是所说的外在行迹不必相同。” 《易经》说：‘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君子没有什么是绝对可以、也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的。’假使扬子宁可沉溺于衰败时代的俸禄吗？大概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能离去；如果一定要离去，那么扬子所懂得的道理也就太浅薄了。曾子固给人回信说：“承蒙您写信告诉我，认为扬雄处在王莽时代，符合箕子所处的明夷之象。常夷甫曾认为，纣王是继承世袭而得位的君主，箕子又是同姓之臣，所以事情与扬雄不同。又认为《美新》一文，只怕箕子不会写。您还认为扬雄并不是有所求于王莽，只是义理和天命有尚未尽到之处。我思考此事，恐怕都不是这样。当纣王作乱时，微子、箕子、比干大概都曾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彼此商议，认为可以离去，也可以承担艰难，各自按照自己的操守向先王献上忠诚，不必相同。这些都见于《尚书》，是三人的志向。三人的志向中，有人承担艰难，这是臣下不可改变的大义，并不是只有同姓之臣才这样。于是微子离去，比干进谏而死，箕子进谏而不被采纳，直到受辱而成为囚奴。承担艰难，正是箕子的志向。他进谏而不被采纳，最终受辱成为囚奴，大概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志向，只是不像比干那样以死相谏。所谓各自按照自己的操守向先王献上忠诚，本来就不必相同。箕子受辱而成为囚奴并顺势处之，正是所谓明夷。然而他不离去，并不是留恋俸禄；他不去死，并不是害怕死亡；受辱而成为囚奴并顺势处之，也不是因为怀有无耻之心。存在于自己内心的操守，本来就是对方不能改变的。” 所以说‘身处内在的艰难，却能够端正自己的志向’，又说‘箕子的正道和光明不可熄灭’。箕子的事迹见于《尚书》《易经》《论语》，这些书的说法虽不相同，但其始末能够考察清楚，大致就是这样。扬雄遭逢王莽时代，有不能离去的原因，也没有一定要死的必要。他因在王莽朝廷做官而受辱，却顺势处之，本来就是所谓明夷。然而扬雄写在书中的言论、见于史书的行为，都可以考察。不离去，不是留恋俸禄；不去死，不是害怕死亡；因在王莽朝廷做官而受辱并顺势处之，也不是没有羞耻心。他内在的操守，同样是王莽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认为他与箕子相合。我所说的与箕子相合，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在王莽最初篡位时的具体行为也与箕子相同。至于《美新》一文，那是本来可以不写却没有停止写作的事情。如果可以停止而不停止，连乡里中自爱的人也不会这样做，何况扬雄这样的人呢？况且比较事情的轻重，受辱于王莽朝廷是更严重的事。扬雄连更严重的事都不能停止，那么对于较轻的事，他难道能够停止吗？箕子受辱而成为囚奴并顺势处之，那么对于《美新》一文，又怎么知道他不会写而终于写了呢？这难道又有什么妨碍吗？不是说坚硬吗，经过磨砺也不会变薄；不是说洁白吗，染黑了也不会变黑。关键只在于自己怎样把持罢了。像这样的情况，孔子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对于南子，他并不是自己愿意去见的。”}],

译对于阳虎，并不是他所想要恭敬的人。遇到不该见的人却去见，恭敬不该恭敬的人，这正是法言所说的“屈身以伸张道义”。既然如此，这难道不是扬雄用来表现自己的方式吗？孟子说过：“天下有道时，小德之人受大德之人役使，小贤之人受大贤之人役使；天下无道时，弱小者受强大者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顺应天意的生存，违背天意的灭亡。”孔子见南子时，也说：“如果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天厌弃我，天厌弃我！”那么扬雄对于义理和天命，难道还有没有竭尽之处吗？又有人说：“介甫认为扬雄出仕，符合孔子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道理。夷甫认为所谓‘没有什么不可以’，是圣人微妙难知的境界。”扬雄的德行赶不上圣人，只是勉强学习、努力实行，在义理和天命方面仍有未尽之处，所以在王莽时期出仕，不能没有差错。又有人说：“从《美新》来考察，那么投阁之事不能说没有发生。”孔子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孟子所说的圣人能够随时应变。孟子逐一叙述伯夷以来的人物，最后说：“我所希望的，就是学习孔子。”扬雄也作《太玄赋》称道伯夷、叔齐一类的人，却说：“我和他们不同。”他执持《太玄》，放纵地抒发志意，不受拘束；凭借伯夷、叔齐二人的智慧，足以自知，并且能够任意行事，既然如此，那么所谓“没有什么不可以”，并不是伯夷、叔齐所不能学习的。前代流传下来的说法，认为伊尹曾以烹调之事求见商汤，孔子曾主持治疗痈疽和瘠环之类的事；孟子都断定这些不是伊尹、孔子所做的事，大概是根据道理考察，知道这些说法并不正确。观察扬雄已经确立的事业，所以介甫认为世间传说他投阁是妄说，这难道不也符合孟子的意思吗？孙明复辨析扬雄作《太玄》说：“千百年来，各位儒者都说扬子云作《太玄》是为了仿照《易》。如今考察子云的书，观察子云的心意，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仿照《易》而作的，原来是因为痛恨王莽而作。为什么呢？从前哀帝、平帝失去正道，奸贼王莽扰乱常道，包藏祸心，窃取并玩弄神器，违背天意、忤逆民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汉朝的火德一度衰微，但天命还没有改变，所以百姓的心仍然拥戴汉朝。当时不懂天命的人争相谈论符瑞，称颂王莽的功德，以助成他的罪恶，借此苟且求取富贵。像刘歆、甄丰这些人，官位都升到上公。唯独子云以跟随王莽的命令为耻，凭圣王之道自守，所以他的官位不过是一名大夫而已。子云既痛恨王莽篡夺帝位，又害怕后世有人步王莽的后尘，再在人君之位上肆行恶事，于是向上取法天时运行、盈缩、消长的规律，向下推究人事进退、存亡、成败的端绪，来作《太玄》。《玄》中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象征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玄》象征君主，总括而治理这些内容；从牛宿一度开始，到斗宿二十二度结束，共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 它阐明天、人始终、逆顺的道理，以及君臣上下去留的分别；顺从这些道理的吉利，违背这些道理的凶险，用来警戒那些违背天意、忤逆民心、杀害君主、盗取国家的臣子。这就是子云的本意。谁能说它是仿照《易》而作的呢？各位儒者都称《太玄》仿照《易》，大概是根据《易纬》所说的卦气：卦气起于中孚，震、离、兑、坎分别配属四方，六十卦各自主管六日七分，周行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他们是依据这一点来论说的。却不知道《易纬》是阴阳家的学说，不是圣人的格言。若执意把这些当作《易》，那么《易》的道理就会陷于拘泥了。况且《太玄》对于《易》，就像四肢中的一条肢体，难道可以说它仿照《易》吗？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桓谭称《太玄》说：‘这部书，是与大《易》相仿的。’班固认为扬雄以经书没有比《易》更伟大的为理由，所以作《太玄》，使子云在千百年间蒙受僭称大《易》之名的罪名，这是不了解子云的人。” 东坡评论扬雄的文章，辨析屈原、贾谊、司马相如说：“孔子说：‘文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如果说语言只求表达意思，似乎就不必讲究文采，这是大错特错。探求事物的精妙，好比系住风、捕捉影子；能使这种事物清楚地呈现在心中，大概千万人中也难有一个。而何况还要能使它清楚地表现在口头和笔下呢？这才叫作言辞能够表达。文辞一旦达到能够充分表达的程度，文章的作用就无穷无尽了。”扬雄喜欢写艰深险僻的辞句，用文辞来装饰浅显易懂的学说。如果直截了当地说，人人都能明白。这正是所谓雕琢虫书、篆刻文字，他的《太玄》《法言》都是这样。可是他唯独对赋感到后悔，这是为什么呢？终身从事雕虫小技，只是改变了声调节奏，便把它称作经书，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大概是《诗经》的《风》《雅》再次变化，虽然说它与日月争辉也可以。难道能因为它像赋，就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假使贾谊见到孔子，登堂已经绰绰有余了；扬雄却因为贾谊作赋而鄙视他，甚至把他和司马相如列为同等人物。扬雄像这样浅陋的地方很多，只可以对有见识的人说，难以对世俗之人谈论。《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七 通论 汉代的君主【温公】高祖把周勃留给惠帝，武帝把霍光留给昭帝、宣帝【老泉】高祖、元帝、成帝、哀帝、平帝驾驭臣下的方法【子由】高帝、武帝对待臣下【东坡】汉代的臣子【权德舆】赵广汉、张敞、尹翁归、王尊都出身于吏胥【老泉】文帝、武帝、元帝、成帝的近侍【李德裕】韩信、郦寄【吕温】袁盎、汲黯【李德裕】臣子有后代【李德裕　东坡】汉代的风俗【东坡】匈奴乐于顺应天命【陈子昂】西汉的兴亡【东坡　马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