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五

译崔浩 少游说：“有得道之士，也有有才之士。极其明察却把它持守得像昏昧一样，极其聪明却把它守持得像愚拙一样，与万物一同游处而不脱离自己的范围，这就是有道之士。用明察来助成明察，用智慧来增益智慧，锋芒突出、独自出众，不与众人相同，这就是有才之士。有道之士和有才之士，相差很远，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史书称崔浩把自己比作张良，并且说他考究古事超过了张良。依我看来，崔浩连荀攸、贾诩都比不上，哪里敢奢望达到张子房的境界呢？张子房对于汉朝，荀攸、贾诩对于魏国，崔浩对于北魏，都是运筹帷幄、制胜决策、计算没有遗漏的谋臣，各自都是一个时代的谋臣。汉高祖把张子房与韩信、萧何并称为三杰，任用他们来取得天下。韩信被封为楚王，拥有数十座城；萧何被封侯，位列第一，而张子房只愿封在留地罢了。等到太子监督关中军队时，张子房便担任少傅的职责，安然处在叔孙通之下，完全没有自夸功劳、觉得不平的意思。因此司马迁认为他没有以智慧著名、以勇武建功，可以说是有道之士。荀攸、贾诩虽然还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但荀攸在帷幄中谋划，当时人的子弟都不知道他的谋议；贾诩也闭门自守，退居后不与人私交，他们都得以善终。因此陈寿认为他们是张良、陈平一流的人物；他们虽然是有才之士，也很是听闻君子的道术了。” 崔浩却不是这样。他用心安排，只怕功劳不能显著、名声不能显扬罢了。李顺之死，崔浩既然有功劳，便上奏说明；五寅元历的奏章尤其夸张荒诞，胡乱诋毁古人所撰写的图书，甚至把文字刻在道路旁的石碑上，以彰显自己直笔书写。明智的人会这样做吗？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小有才华，却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结果只足以害死自己罢了”，是盆成括一类的人。由此评论，崔浩显然连荀攸、贾诩都比不上，哪里敢奢望达到张子房的境界呢？把精力用来修养自身，把余力用来治理天下，功成事就便保全自身而退隐，这是道家一流的人。观察天道人事、考察时势变化，用来辅助人事，只明白末节而不知道根本，这是阴阳家一流的人。张子房起初在下邳游历，接受圯上老人传授的书，最后说愿意抛弃人间的事情，跟随赤松子游历，那么他的术数大概出自道家一流。崔浩精通术数之学，他所说荧惑星进入秦国、彗星使晋国灭亡，以及兔子从后宫跑出、姚兴献女等事情，尤其奇异。等到他斥黜庄子、老子，便认为那些是虚妄欺诈之言，那么他的术数大概只出自阴阳家罢了。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然而汉高祖采用张子房的谋略，放弃咸阳，回军平定三秦，在垓下消灭项羽；太武帝任用崔浩，也取得赫连昌，击破蠕蠕，在凉州平定沮渠牧犍；惠帝能够不被废黜，本来是采用了张子房的谋略，而太武帝作为国家的副主，这件事也是由崔浩提出的，他们的事迹大概相似。唉！难道是想成为张子房，却不知道成为张子房的方法吗？” 穆泰与陆叡、安乐侯隆等人谋划作乱，被处死。温公说：“爵位俸禄的废置，人的生杀、赏罚和取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重要权柄。因此先王的制度是，即使有亲属、故旧、贤人、能人、有功者、显贵者、勤劳者、宾客等身份的人，如果确实有罪，也不径直赦免，一定要在槐棘之下议论审定。可以赦免的就赦免，可以宽宥的就宽宥，应当施刑的就施刑，应当处死的就处死。轻重根据实情，宽严随着时势，所以君主能够施加恩惠而不失威严，臣下能够免除罪责却不敢自恃。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功勋显贵的大臣往往事先被许诺不死，使他们骄纵而触犯罪行，随后又将他们杀掉；这就是发布不守信用的命令，诱使他们陷入死地。刑法政令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韩显宗等人进谏说，选取士人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才，不应只取门第声望。” 温公说：“选举的制度先看门第出身，后来才看贤能才干，这是魏晋时期的严重弊病。然而历代相互沿袭，没有谁能够改变它。君子和小人，并不取决于世代享有俸禄的门第或出身卑微。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愚人和智者都知道的道理。在那个时候，即使贤明如魏孝文帝，也不能避免这种蒙蔽。所以能够明辨是非而不被世俗迷惑的人，实在很少。” 文帝到肆州慰劳，遇到跛脚、失明的人就赦免；把军士中犯盗窃罪的三个人赦免了。温公说：“君主对于自己的国家，就好比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看待远处如同看待近处，处在边境如同处在朝廷。选拔贤能的人才来任用百官，整治政事来使百姓获利，那么国境之内就没有不能各得其所的了。因此先王用冕上的黈纩堵住耳朵，用前面的旒珠遮蔽视线，是想废除耳目对近处事物的作用，把聪明才智推及四方远处。那些残废有疾病的人，应当得到供养，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在全国境内平均施行。如今却只施加在道路上所遇到的人身上，那么被遗漏的就太多了。这种仁德不也太微薄了吗？何况赦免罪人来扰乱有关部门的法令，更不是君主应有的体统。可惜啊！孝文帝是北魏的贤君，怎么偏偏会有这种做法呢？” 李崇北征时上表，请求改镇为州。高平镇百姓叛乱，孝明帝认为这就是李崇上表的原因。温公说：“李崇的上表，是为了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无形之中制胜。皇帝既然不能采纳，等到叛乱发生的那一天，不但没有惭愧道歉的话，反而把这件事归罪于李崇。这样不明智的君主，哪里能够和他谋划事情呢！”《诗经》说：‘听取言语如同当面听受，诵读言语却如同醉酒。不是采用我的良言，反而使我违背正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历代君主 温公说：“神武帝凭借高出世人的谋略，平定尔朱氏之乱，功劳大而声势强盛，因此受到魏孝武帝的猜疑。虽然有驱逐君主的惭愧，却仍然恳切尽力地保持恭敬，侍奉静帝，至死不懈。这是他值得称道的地方。文襄帝有俊秀的才干，却没有厚重的德行，悖逆傲慢、无礼，最终死在奴隶手中。文宣帝沉溺酒色、残暴不仁，比桀、纣还厉害，但能够信任并任用贤臣，把政事交给他们，使威势加于邻国，最终享尽天年，大概也是有所得的。孝武帝明达和乐，确实是北齐的贤明君主，却不能长久享有国祚，可惜啊。武成帝骄纵淫逸、奢侈放纵，北齐的基业从此开始衰败。后主继承他，昏乱狂妄更加严重，诛杀剪除忠良，信任任用谗邪之人，十年便灭亡，已经算是幸运了。” 伊娄谦出使北齐时，他的参军高遵侮辱了使命。周高祖攻克北齐后，擒获高遵交给伊娄谦，任凭他报仇。伊娄谦请求赦免高遵，周帝才停止此事。伊娄谦像从前一样对待高遵。温公说：“赏赐有功的人，诛杀有罪的人，这是君主的职责。高遵奉命出使外国，却泄露重大谋划，这就是叛臣。周高祖不亲自将他杀掉，反而把他赐给伊娄谦，让伊娄谦替自己报怨，这是失去了政令刑法的原则。孔子说：‘用恩德来报答怨恨，那么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作为伊娄谦，本应推辞而不接受，把高遵交还有关部门，按照正常刑法处置。现在却请求并赦免了他，以成全自己的私情。名声上固然美好，却也不是公义。” 周高祖平定北齐后，致力于俭朴节约，露宿而寝 温公说：“周高祖可以说是善于处理胜利局面的人。别人取胜后就更加奢侈，周高祖取胜后却更加俭朴。”

译后周的君主 温公评论后周说：“文帝凭借关中的人众，向东迎接孝武帝，收集疲惫离散的军队，抚恤贫困的百姓，任用贤能，设置官职，明确职责分工，发展农桑来辅助魏室。即使凭借高氏的强大，也不能侵凌他。他所制定的典章法度，施行于后世，难道不能说是贤明吗？武帝具有英杰的资质，却受制于强臣，恭敬沉默，端坐拱手，十多年间等待他罪恶满盈、恶行成熟，被众人所弃，然后一旦除掉他，就像拔掉墙缝里的草、抖落枯槁一样，可以说是懂得柔和也懂得刚强，智谋和勇略兼备。然而后来他亲自统率六军，征伐东夏，北齐的险要关隘不能守住，士卒也不交战，几个月之间就把北齐君臣捆来，送到军鼓之下，使有周的疆域向东延伸到海，向南逼近长江。即使在魏室全盛时期，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惜他的宣帝放纵淫逸奢侈，助长奇异诡谲之风，自己断绝于上天，结怨于百姓，三年之间就被异姓取得，真可悲啊！” 宋、齐、梁、陈、周、北齐、后魏 东坡《七代论》说：“英雄人物能够利用天下的间隙，于是形成天下的形势。天下的形势从来没有必然可以形成的；但英雄人物常常趁着它的间隙进入其中，坚定忍耐而不改变，因此天下的形势最终形成而不可解散。”自晋朝以后，天下是多么纷乱啊！强者不能互相吞灭，天下大乱，分裂成为南北；北方又自行分裂成为东西；那些君臣又互相篡夺，形成七代。直到隋朝以后，才重新合为一体。大概在这一百多年之间，贤明的君主和有名的臣子接连出现，并不是很少。然而南方不能渡过黄河占有北方的百姓，北方也不能越过长江侵入南方的土地，难道是在这百年之间，南方没有可以乘利用的间隙，北方也没有可以进入的空隙吗？大概也是因为形势有其不可行之处。七代之际，天下曾经发生过变故：宋从晋手中夺取，齐从宋手中夺取，梁从齐手中夺取，陈从梁手中夺取，而周、齐又从后魏手中夺取。这五次变乱，战争交战不止，内部发生动乱而没有救援，其中的机会并不小。但它们的四邻只是拱手远望，没有谁敢于进入，大概是因为夺取这些政权的人确实有所准备，不能趁其仓促之际进攻。” 唉！北方人的力量不足以兼并南方，而南方的形势又本来不能与中原争衡，那么七代之际，就是天下将要统一的时期。姚兴死后，秦地大乱，武帝发动江南的军队，长驱进攻秦国，军队没有劳顿，关中便平定了，这是天下形势中的一个时机。刘穆之死后，关中还没有安定，坐席还没有坐暖，军队还没有得到休息，武帝便奔走去防备江南的动乱，只留下幼弱的君主和软弱的将领来抵抗四方强悍的敌人，那么天下的形势也就随着这个机会离去了。况且孙权、曹操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曹操不能渡过长江进攻孙权，是力量还不够。孙权最终也不肯向中原求取胜利，大概是他的志向在于等待北方发生大乱，然后奋起乘其弊病，而不是认为自己的土地足以与中原抗衡。唉！假如武帝进入关中后，能够趁机占据那里，镇守安抚当地百姓，从南方通过水运运来江淮的物资，向西引来巴、汉的粮食，又在内部依靠关中的富强，磨砺兵器、喂饱战马，来追问四方的罪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天下就可以指挥而平定了。江南又哪里值得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呢？然而，这件事情却不能不加以考察。” 他的内心大概想要夺取晋国，却又害怕那个人反过来在南方起兵，因此内心忧惧颠倒，不能看清形势。天下的形势，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只看小利。急于求成就不能达到目的，只看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所以，有可以夺取天下的形势却不顾这些，反而谋求迁移自己的君主而终于失去机会，这是宋武帝的罪过。宋、齐、梁、陈 李白《金陵歌》说：“石头城山石高峻险绝，形势如虎蹲踞；想要凌波渡过长江而去。钟山如龙盘曲，山势延伸而来，秀丽的景色横向分布到历阳的树木之间。四十多个皇帝，三百年岁月，功名事迹都随江水向东流去。骑白马的少年是谁家的子弟？在太清年间前来闭关囚禁。金陵从前是多么壮丽啊，天下的英雄豪杰席卷而来。冠盖人物散尽如烟雾，金车玉座都化成了冷灰。敲着佩剑悲吟，徒然叹息，梁、陈两国乱得像乱麻。天子沉入景阳井，谁还歌唱《玉树后庭花》？这个地方令人伤心，无法说尽，眼前只见茂盛的长春草。送你一片心意，随长江延伸万里；将来我再来拜访商山四皓。” 宋、齐 李德裕《宋齐论》说：宋、齐以后，继承帝位、承续宗庙祭祀的人，君主的德行渐渐衰微，王道逐渐衰败。继承帝统之初，往往改易大运，施行宽赦、解除禁网，以取悦众人的心。仁义之风变薄，骨肉亲情废弃。前代史书已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如果政事没有得到适当处理，改正它也是可以的。就像弓弦高低不合适便要按压或抬高，琴瑟不协调便要更换琴弦，这也是上天的道理，难道只是人事吗？只是任意治罪，实在不能对人过于严苛。天下的恶行本质上是相同的。古人说：一个心志可以侍奉一百位君主，一百颗不同的心却不能侍奉同一位君主。哪里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够忠于后主的人呢？毁掉泉台，是《春秋》所讥刺、前代儒者所厌恶的事。宋、齐的君主中，只要有一人这样做了，就一定会把它当作美政。泉台出现妖异之事，尚且不可以毁掉，何况没有妖异之事的地方呢？燕地人思念召伯，所以对甘棠树不忍砍伐；楚地人怀念叔子，遥望他的碑便流下眼泪。他们都是臣子，却被人如此思念；即使时代更替、政局改变，也没有谁不是旧臣。过去伯益辅佐禹，称颂大舜的德行；曹参侍奉惠帝，遵守萧何制定的法令。魏文帝刚接受汉朝禅让时，群臣都称扬魏的德行，只有卫臻独自称颂汉朝的美德。文帝说：‘天下的珍宝，应当同山阳公共同享有。’ 身为臣子却完全不想到这些，可以说是怀有一百颗心了。《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六 隋高祖 高祖与皇后再次发誓，不让其他妃嫔生子，以断绝争夺之源。又让五个儿子分别据守大镇。到了晚年，父子兄弟彼此交相猜忌，全都没有能够长寿而终。【温公】杨素【何去非】炀帝 荒淫【乐天、东坡】法令严酷【陈子昂】通论 文帝、炀帝【温公】高祖与皇后再次发誓，不让其他妃嫔生子，以断绝争夺之源。又让五个儿子分别据守大镇。到了晚年，父子兄弟彼此交相猜忌，全都没有能够长寿而终。温公说：‘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内宫宠妾与皇后并立，外朝宠臣与执政分权，宠妾之子与嫡子相匹敌，大都城与国都相抗衡，这是祸乱的根源。”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慎重对待这四件事，祸乱从哪里产生呢？隋高祖只知道嫡子与庶子多有争斗，势单力孤者容易动摇，却不知道势力相当、地位相逼，即使是同胞至亲，也不能不相互倾夺。这样看来，隋高祖是听到了辛伯的话，只得到其中一点而失去了其他三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