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

译西伯受天命而称王 梁肃说：太史公说，诗人记述西伯在接受天命的那一年称王，并裁断虞、芮两国的争讼；于是追尊太王、王季为王，改定历法，变更服色，十年后去世。有人根据《大雅》序所说的“文王受命”，以及《周泰誓》序所说的“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自援引这两部经典来证实自己的说法。我认为，违背经义不是圣人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不可以作为训诫的了。试着说说其中的道理：圣人本来不妄自创作，一旦有所创作，就会成为万代的法则。孔子赞美文王的德行说：“天下三分，他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然服事殷。”又说：“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以此承受大难。”文王正是这样做的；他没有面向南方称王，却说他服事殷；改换姓氏、创立制度，却说他柔顺。孔子称赞武王的功烈说：“汤、武实行了革命。”又说：“武王在末期才接受天命；从来没有父亲已经接受天命为天子，儿子后来又发动革命的。”所谓“末期接受天命”，应当是在武王在盟津会见诸侯的时候。当时他告诫诸侯说：“你们还不知道天命，不能誓师出征。”又说：“只是九年过去，大统还没有汇聚，我这个后辈要继承先王的志向。”哪有君王出兵征伐，却还要等待天命的呢？大统既然已经改变，却又说还没有汇聚。” 《礼记·大传》说：“牧野之战结束后，武王退兵，于是举行燔柴祭天的仪式，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改定正朔，区别徽号。”如果在虞、芮争讼那一年就称王，就不应再说“追尊为王”；既然王制已经施行，也不应再说“改定制度”。这些说法都是违背常经的。天地是最大的秩序，其次是君臣关系。圣人知道名分和地位不可随意改变，所以制定上下有别的礼制，裁成天地运行的法则，使各自符合本分而不相混淆。至于亿万民众的去留，以及上天命令的授予和收回，则取决于时代。圣人顺应天意而行，所以民歌民谣所归向的，便是舜、禹相互谦让；桀、纣罪恶满盈，于是汤、武放逐、征伐他们。这就是所说的先顺应上天，再奉行天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殷的统治还没有断绝，纣的凶恶还没有达到极点，武王却竟然自称为王来号令天下，那就不能说他具有最高的德行了。这正是他不合于圣道之处。我认为《大雅》中写“周”的意义，大概是取其长期积累德行、不断施行仁义，因而受到天下归附；后来武王承继这一基础，终于成就大业，并不是所谓因改朝换姓而创作“周”。《泰誓》记载年代，大概是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陈述王业兴盛的由来从虞、芮开始，所以把那一年断定为受命之年。孔子以文王、武王为法，所以沿袭这种说法，叙述道：“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这并不是说武王自称为王后，便以此计算年数。文王去世之后，经书的义理仍然在那里；如果我说得不对，就留待后世君子裁定。六一说：《尚书》称商朝开始责怪周，是因为周攻取了黎；这里的西伯就是指西伯。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分，他攻打黎并取胜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并把他视为祸患。假如西伯明目张胆地显露出不臣的样子，与商朝并立而称王，而且这样持续十年，商人反而安然无事、不觉得奇怪；他的父师和老臣，如祖伊、危子之类，也都默默相互观望而不说一句话，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由此看来，说西伯受命称王十年，是荒诞的说法。以纣的雄猜、暴虐，他曾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脯；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于是被抓起来囚禁，几乎死去。等到西伯已经叛逆、不再称臣而自立为王，纣反而宽容他、不予追究十年，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由此看来，说西伯受命称王十年，是荒诞的说法。孔子说：“天下三分，他占有其中两分，却仍然以臣服的态度侍奉商。”假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又怎么能够侍奉商呢？况且，说西伯称王的说法究竟起于什么根据？孔子的话却是万世都应当相信的。由此看来，说西伯受命称王十年，是荒诞的说法。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让出国君之位离开时，环顾天下没有可以归附的人；听说西伯贤明，便一同前往归附他。在这时，纣虽然无道，仍是天子。天子居于上位，诸侯却不称臣而称王，这就是僭越叛逆的国家。然而这两个人并不认为西伯这样做是错误的，依附他很久也不离开。到武王讨伐纣时，他们才认为这样做不对而离去。这两个人起初还顾虑天下没有可以归附的人，最终却依附于一个僭越叛逆的国家而不离开；他们不责怪他的父亲，却责怪他的儿子，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由此看来，说西伯受命称王十年，是荒诞的说法。《尚书·泰誓》称“十有一年”，解释者因此说，这是把文王受命九年和武王居丧二年合并计算的结果。于是他们认为，西伯听取虞、芮的争讼，就叫作受命，并以此作为元年，这又是荒诞的说法。古代君主即位，必定称元年，这是通常的事情，并不把它看得多么重要。后世拘泥于文字训诂的学者解释《春秋》，才开始把改元看作重大事件。那么，改元究竟是不是通常的事情呢？如果是，就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如果是重大事情，那么西伯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中间不应再改一次；武王即位时本应改元，却反而不改，竟然沿用先君的元年，并把居丧合称为十一年。等到灭商取得天下，这件事比听取讼案重大得多，却仍然不改元。由此看来，说西伯以受命之年作为元年，是荒诞的说法。后来的学者如果知道西伯在世时没有称王，而且中间也没有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之事就会清楚明白而不失实。有人说：“既然如此，武王服满丧期后才讨伐纣，那么《泰誓》为什么说是‘十有一年’呢？”回答说：“武王服满丧期后才讨伐纣，出自诸家杂说；而《泰誓》是六经中的明文。过去孔子处在衰微的周朝末期，忧虑众说纷纭、惑乱当世，于是退下来整理六经，为后世树立法则。孔子去世以后，距离圣人渐远，各种说法又兴起，和六经互相混淆。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辨明、订正。如今如果有卓越之士，一概以六经为可信依据，那么《泰誓》所说的就是武王的事；‘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司马迁撰写《周本纪》时，虽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祭祀，然后在孟津整顿军队；但写《伯夷列传》时，又记载了“父亲去世而未下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依据，所以我不采用它们。以《尚书》为可信依据，就可以了。

译孙明复说：《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的乐舞，看见演奏《象箾》《南钥》时，说：“美啊，只是还留有遗憾。”解释者说：“遗憾，就是悔恨。”他们认为文王遗憾的是未能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意思是文王不能在当时消灭商纣、从自己手中取得天下，因此留下了遗恨。我对此非常困惑，私下认为季札这句话并不是懂得乐理的人所说的，实在是严重诬蔑圣人。假如季札的话果真如此，那么文王就是怀有二心来侍奉他的君上，隐藏怨恨、伺机而动，包藏祸心，竟成了乱臣贼子。为什么呢？文王受商王册封，位列诸侯；纣虽无道，毕竟是君主，文王怎能作为臣下，却怀有无君之心？何况纣任命文王为西伯，使他位居诸侯之上，又赐给他弓、箭、斧、钺，使他能够征伐诸侯；纣对文王的恩德很深，文王就应当竭尽力量，早晚不懈地侍奉纣，又怎么可以背弃恩惠、忘记施予，以怨报德，去做破坏纲纪、扰乱常理的事呢？唉，事情必定不是这样，实在明白无疑。看纣失去德行、祸害遍及四海，诸侯都背叛，而文王仍独自没有二心地侍奉他，所以孔子说：“天下三分，周占有其中两分，却仍然以臣服的态度侍奉商；周的德行，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了。” 又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即使有庇护百姓的伟大德行，也不敢怀有取代君主、统治百姓的心，这是仁德深厚的表现。”既有庇护百姓的伟大德行，又有侍奉君主的谨慎之心，说的就是舜、禹、文王、周公吧？如果文王仍有遗憾，那么孔子凭什么称他为德行最高、仁德深厚的人呢？有人说：《史记·齐世家》叙述太公的事迹，后来又说西伯昌从羑里获释归来后，与吕尚暗中谋划修养德行以倾覆商朝政权，所记事情多涉及用兵权谋和奇计。如果文王果真没有遗憾，那么他怎么会和太公暗中谋划修德以倾覆商政，而且所做之事竟然如此多用兵权和奇计呢？从这个角度看，季札的话又怎么能说是诬蔑呢？回答说：这大概是秦火以后竹简篇籍错乱，司马子长编修《史记》、叙述太公事迹时，也不能确实记录善行，于是零散采用杂乱而不合经义的说法，以增广奇异见闻罢了，这当然不足以拿来怀疑圣人。唉！古人称季札贤明博达，观赏乐舞便能完全了解兴衰，可是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却昏昧迷惑到这种地步呢？等到杜预、服虔这类人，又没有卓越的见识和独到的见解来阐明它，这就更加荒谬了。西伯献出土地，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温公评论史书中记载的崇侯向纣诬陷西伯的话说：“西伯积累善行和德行，诸侯都归向他，将会对帝王不利。纣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获释后，就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纣答应了。”温公说：“纣怀疑文王获得民众拥护，所以囚禁他。文王获释后，又献出土地来阻止纣施行暴虐的刑罚，这正是向纣证实了崇侯虎的诬陷。难道这就是所谓暂且隐忍、等待时机以蒙受大难吗？况且纣只是不能克制自己的淫虐之心，所以才设置炮烙之刑。假如他能够自己停止、不再施行，就不必等到接受西伯的土地；假如他不能自己停止，那么即使接受了西伯的土地，仍旧照样施刑，又有谁能禁止他呢？” 文王的苑囿 颍滨说：“齐宣王问道：‘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传记中有这种说法。’周虽然是大国，却没有把方圆七十里的土地作为苑囿而不损害百姓的。想来其中的山林、湖泽是和百姓共同使用的，只是以苑囿名义称呼它，所以砍柴、割草、捕雉、猎兔的人没有不能前往的。否则，方圆七十里的苑囿，就是文王不会做的事。” 文王的军队 杜牧说：大儒居于高位，没有不知道用兵的；没有不能驾驭军队却能够制止暴乱的人；也没有暴乱不能制止却能够使百姓生存、安定国家的人。自有人类以来，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如今兵法中较为低级的，没有比刺伐之法更低的了。《诗经·大雅·维清》篇说：“清明的德业啊，继承光大文王的典章，终于取得成就，这是周家的祥瑞。”所谓“象”，就是象征武王讨伐纣时刺伐的战法。这是在文王受命【指接受殷王授予专征之权的命令】的第七年，五次征伐，留下战阵和刺伐之法给武王。武王用它讨伐纣而取得天下，使天下达到清平，成为周家的祥瑞。周公摄政时，在清庙祭祀文王、武王，创作这首诗来歌颂并舞演文王、武王的德行。其次，兵法中更高明的，没有比钩援、冲车攻城更高的了。如今一个小卒的首领尚且不肯亲自做这些事。《诗经·大雅·皇矣》是一首赞美周的诗，其中说：“使用你的钩援，使用你的临车、冲车，来攻打高大的城墙。”临车、冲车行动缓慢而有序，高大的城墙高耸坚固。这实际上说的是文王攻打高大的城墙，把军队推进到城下，使用临车、冲车，并用钩援攀援城墙。文王亲自做了这些事。文王是什么样的人呢？周公作诗，孔子删定并选取它，把它列入《大雅》，用来赞美武王的功德；人们手弹琴弦，口中歌唱它。《历代名贤确论》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 武王 攻克商朝【东坡】伯夷、叔齐【昌黎、皮日休、柳识、李德裕、刘敞、颍滨、章表民、东坡、荆公、郑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