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

译禹穴 郑鲂说：只有在圣明帝王的时代，才一定会有符命出现。从前黄帝开始接受河图，因而确定帝王的命数；宓羲得到神蓍，因而制定并垂示皇家的法则。尧配合璇玑玉衡，以整齐七政；舜继承并成就六德。周文王获得赤雀和丹书，因而推演天道、制定谋略。我也认为，禹探寻他的穴，得到开启世运的符命，于是成就了平治水患的功业。神人与他共同谋划，推动变化运行。天地由此定位，阴阳暗中交会。五行交替为王，北斗的斗柄主持节令。山岳尊为高山，河渎成为大川，以至日月星辰、雷电风雨的祥瑞和神秘奥妙，三纲五纪、各种音乐和百般礼仪，以及人人物物，无不由自身产生，没有不是玄妙的功力和冥冥的扶持使其与极数相合而达到的。君王奉承天意而行事，所以称为圣、称为神，称为帝、称为皇。像仲尼那样的圣人，有德行却没有符应，所以地位只止于寄居的旅人。他的福泽不能惠及生灵，于是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河图，我这一生算完了吧！’这以后才知道，最初承受天命的是轩辕，传授天命的是羲，接受天命的是唐尧和虞舜，完成天命的是禹，使天命完备的是周文王。仲尼没有接受天命，于是借人事来作比喻，所以有宗子的说法。后世便没有再创立这样的说法。立言的人用仁义来约束世俗教化，使愚昧无知的众人断绝非分的妄想；至于功业以外的事情，则存在而不加论述。”}], 我读《夏书》，没有这种说法。司马子长在自叙中开始说：“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不然的话，万世之后怎么会流传下来呢？真令人困惑！苍山中的水潭，幽深得像深渊、高陵；迁移的山谷在其中也不会显得高耸，雨水洗尽烟雾，空旷处传来■〈咸欠〉然之声，终究无法穷尽其境。唉！这里确实是大禹足迹的始终之处。铭文说：“禹穴应当记载，夏与秦为什么反而没有记载【始皇游览会稽也没有说到】？古代没有记载，司马迁与郑又为什么记载？我认为，天的德性统摄万物，只说它覆盖万物；地的德性统摄万物，只说它承载万物；尧的德性统摄万物，只说它广大。千条河流、万座山岭，都是禹会见和治理过的地方。一处符号、一处洞穴，不足以称为最重要。因此夏与秦都没有记载这里，人们却因此而昏昧不明。山虽然坚固，洞穴虽然深广，有时也会被填塞，有时也会崩毁。经过千年万年的风雨冲刷淘汰，哪里还会有那高低错落、丛生蔽日的景象？郑与司马迁把碑刻立在这里并加以记载，依靠的是当时的条件。” 治水 刘蜕说：“治理天下的旷野，从夏禹的功业中可以看见；在夏禹功业以前，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事了。九年之间，人口生聚不可能没有受到损害，积蓄物资也不可能没有消耗。帝王忧虑，百姓就忧愁；帝王快乐，百姓就欢喜，所以要用帝王的忧乐来帮助百姓，使其或隐或显。帝王能够治理自己的内心，所以禹后来即使亲身先于天下百姓劳作，也不是凭一己之身承担天下的土石，而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治理天下的心法，能够容易地役使人们。唉！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内心和顺的人来任事，认为可以凭智慧治理天下，那么羽山之事岂不是因为禹不忍心、没有把智慧献给他的父亲吗？天下人只看见禹亲自濡湿手脚，却看不见他站在土阶之上，以忧乐治理人心。由此说来：治理人心在于人，治理水患在于水，这难道可以只归功于禹吗？” 夏代在郊外祭祀鲧 刘蜕说：“因为功业没有完成而受到诛杀，就可以说是辛勤为民而死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既然如此，那么夏代在郊外祭祀，为什么不追寻自己的先祖？怎么能让鲧配享郊祭呢？回答说：“因为功业没有完成，可以说是辛勤为民而死；因为诛杀了他本人，可以说是为了他的家族而辛勤尽力。他不怨恨君主诛杀自己，反而追求父亲未竟的功业，鲧本来就应当受到诛罚。” 传记说：“不以家事推辞王事，既然他的家事已经成为天下之事，所以只是在夏代郊祭时，报答他为家族辛勤尽力的功劳罢了。” 有鲧受诛而不废弃他的功业，是因为禹是他的儿子。不能因为天下人的意愿而选择是否承认他的功业，禹便替他以此事奉鬼神。如果没有禹作为儿子，先人的罪过将连祭祀享用都得不到。因此，禹的功业，是由于继承父亲的勤劳而来。既然如此，夏代在郊外祭祀鲧就是合宜的。这样，君主诛罚他的怠慢，儿子却不怨恨；他的家族祭祀他的勤劳，百姓和神灵也都不背离。这大概是因为禹认为天下人没有及时侍奉他的父亲，所以便在鬼神面前尽孝罢了。颍滨说：“《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祀喾，尊颛顼为祖，尊尧为宗。夏后氏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祀鲧，尊颛顼为祖，尊禹为宗。’舜、禹都是从别人那里接受天下的，他们接受天下的对象不能忘记。因此舜尊尧为宗而把瞽瞍置于一旁，这是天下的大义。到了禹，不仅废弃了尧，而且忘记了舜。鲧虽然获罪，却因为是禹的父亲而得以在郊外受祭。按照舜的义理，禹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按照禹的义理，舜就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这两种做法都是圣人不会做的。我听说：礼所实行的，必须是义所允许的。所以，即使前代圣王没有实行过某种礼，也可以依据义来创立。舜、禹拥有天下，是前代圣王没有遇到过的情形。因此，尧虽然不是舜的父亲，但他的德行流传于后世，不能不尊为宗；瞽瞍虽然是舜的亲人，但对百姓没有功劳，不能因私情让他享受宗庙祭祀。这两方面都合乎义。至于夏后氏在郊外祭祀鲧、尊禹为宗，这是禹的子孙所行的礼。谁说禹不尊舜为宗呢？柳下惠说：‘有虞氏在郊外祭祀尧而尊舜为宗。’前代儒者认为，这是虞氏子孙所行的礼。由虞氏推及禹，禹难道会不尊舜为宗吗？不过，夏的子孙之所以不尊舜为宗，是因为有鲧的缘故。” 鲧虽然得罪于舜，但他从事治水九年，并不是瞽瞍那样的人。因此，最终仍在夏代郊祭中祭祀他，三代也都祭祀他。三代尚且因为他的功劳而祭祀他，他的子孙难道反而可以因为别人的缘故废弃对他的祭祀吗？所以，虞、夏的祭祀，都是义所许可的。我因此说：“夏的子孙之所以不尊舜为宗，是因为有鲧的缘故。”

译禹把帝位传给儿子 颍滨说：圣人对于天下，只要能够使百姓安定，就不追求标新立异。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而禹把天下传给儿子。后世认为禹没有圣人的品德，才把天下传给别人，后来又授予自己的子孙，这是以追求奇异的标准来要求圣人。从前商汤有伊尹，周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是武王的弟弟。商汤的太甲、武王的成王，都可以治理天下；但商汤没有把天下交给臣子，武王也没有把天下交给弟弟，确实是认为自己的儿子才干还不至于使天下混乱，便没有必要把天下授予别人而故意求异。天下为什么偏偏怀疑禹呢？如今人爱自己的儿子，这是天下共同的常情。有所获得而把它交给自己的子孙，也是人人都有的感情。圣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改变，所以顺应它，使父子相继而不发生混乱，直到尧把天下举荐并授予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后又把它授予禹；把天下举荐并交给合适的人，这是圣人远远超过常人、而天下后世无法做到的地方。天下后世不能做到而圣人独能做到，难道是为了追求奇异吗？天下人不可能个个贤能，如果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被当作奇异而震动天下，那么天下人都将喜欢他的名声而失去事情的真实。因此，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假使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仅仅能够守住天下，尧难道肯把天下传给他，舜难道肯把天下传给禹，只因为追求奇异而使天下人怀疑吗？既然如此，禹不把天下授给益，并不是认为益不够资格接受天下。假使天下再次出现一个禹，我知道禹也不会把天下授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启已经足以治理天下。启治理天下，益作为他的辅佐，这样益并不失为伊尹、周公一类的人，他的功劳仍然可以惠及天下。圣人不喜欢追求奇异，就是这样。鲁国的法令规定，赎回奴隶的人可以从府库领取金钱。子贡赎回了人却不接受赏金，孔子叹息说：‘唉！假使鲁国从此不再有人赎回奴隶，那就是赐造成的。’赎回人而不把它当作功劳，这是君子不同于众人的地方；但它的弊端竟会发展到无人赎人。因此，圣人不喜欢标新立异，是因为这种做法有时会陷入困境。闵子骞服满三年丧，来见孔子，拿起琴唱歌，神情忧戚而不快乐，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超过规定。’子夏服满三年丧，来见孔子，拿起琴弹奏，神情快乐而坦然，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达不到规定。’孔子却都认为他们贤能。由此看来，关于禹和益的事情，是传述者的过错。” 昌黎说：“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的。”那样的话，禹的贤能难道不如尧、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当的治理；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担忧后世因争夺天下而发生混乱。尧、舜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很大，禹替百姓考虑得很深。”问：“既然如此，尧、舜为什么不替后世忧虑呢？”回答说：“舜像尧一样贤能，所以尧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一样贤能，所以舜把天下传给他。找到合适的人便把天下传给他，这是尧、舜；没有合适的人便不传，考虑到祸患而找不到像自己这样的人，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就说明尧不善于识别人才；禹不能把天下传给儿子，就说明舜不善于识别人才。尧把天下传给舜，是在为后世忧虑；禹把天下传给儿子，也是为了考虑后世。”问：“禹替百姓考虑得确实深远。” 把天下传给儿子，而儿子恰好不贤良，那又怎么办？” 回答说：“当时局势越来越难以治理，把天下传给外人就会发生争夺，事先无法确定；把天下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即使继承者不贤能，仍然可以守住法度；事先没有确定，又没有遇到贤人，就会争夺并且混乱。上天生出大圣人，并不频繁；生出大恶人，也不频繁。把天下传给外人，若遇到大圣人，后来的人没有谁敢争夺；把天下传给儿子，若遇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要承受他的祸乱。禹之后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了四百年，才出现商汤和伊尹。商汤和伊尹是不能等待而后把天下传给他们的。与其把天下传给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圣人，导致争夺和混乱，哪里比得上传给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至少还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的‘上天把天下交给贤人，就交给贤人；上天把天下交给儿子，就交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孟子的本意是认为圣人不会偏私地把天下交给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他想寻求一个说法却找不到，于是便替这种做法作了辩解。” 温公说：“父亲的职位传给儿子，自有人类产生以来就是如此。尧因为朱不贤，所以把天下授给舜；舜因为均不贤，所以把天下授给禹。禹的儿子启果然贤能，足以担当天下，而禹却把天下授给益，让天下人自行选择，结果天下归于启，这只是粉饰虚伪。益明知启贤能、得到天下人心，自己已经不足以从中阻隔，却接受禹授予的天下，这是窃取职位。禹把天下授给益，启违背父亲的命令而做天子，这是不孝。哪有做了粉饰虚伪、窃取职位、不孝之事，却还称为圣贤的呢？这显然是传述者的过错。”

译禹的德行 柳州说：只有夏后氏建立了大功，确定了大位，创立了大政，辛勤劳作于万国，使四方和谐安宁；这种威服和怀柔的原则，成为后世君王的法式。当洪水正在泛滥为害、灾祸波及大地时，禹从壶口开始疏导百川，大功由此建立。虞帝年老之时，顺应承受天命，从南河接受四海归附，大位由此确定。万国已经统一，宣布考察风俗教化，禹从涂山会合诸侯，大政由此确立。功劳没有比抵御大灾更崇高的，于是赐予玄圭，以承受帝王的命令；地位没有比掌握天地大法更尊贵的，于是聚合五瑞，以建立皇极；政事没有比统一大统更重大的，于是召集诸侯朝见，携带玉帛，以确定常行的制度。这就是夏承接唐虞之后、把盛大事业留给子孙，在商周以前树立帝王宏大法则的原因。唉！天地的规律崇尚德行而重视功劳，帝王的政治尊崇德行而奖赏功劳。因此，尧、舜有最高的德行，却没有把帝位传给后代；商汤、周武王建立大功，国祚却延续于后世。夏的德行可以与尧、舜相配，而唐虞却让出功劳；夏的功劳超过五代，而商周却让出德行。夏应当建立准则、传下统绪，留给后代；处在帝位、创制政事，成为后世的准则。涂山，是功业由此确定、德行由此成就、政事由此建立的地方。拥有天下的人，应当从这里取得借鉴。”},{ 追想当初，大禹的尊号一经宣布，华盖车已经出动，四岳和各方诸侯都列位而来，奔走会同。守护山川的神灵，也不敢有片刻安闲。羽旄车旗从四面会合，穿着礼服的人全都聚集，恭敬地就列，俯身曲背听从命令。然后向他们施行礼乐，和悦之气遍及四方；又向他们申明德政和刑法，天子的威严震动而光耀。制定谋略和训诫，应该使之流传长久。后来启征伐有扈氏，夏的德政才开始衰败；后羿拒绝太康，帝王的事业便不能守成。这是因为没有遵循先祖的训诫。君主死亡，政事败坏，最终走向衰亡。假如继承帝位、守持文德的君主，又能继承发扬前人的功德，修明其政治传统，降低宫室规格，穿粗劣衣服，采纳正确的言论，使赋税收入公平，制定朝会制度，那么诸侯就会常来朝见，天命也不会离去。这次在此山的会盟，怎么能只有后世独自显耀呢？因此周穆王远道追慕先王遗留下来的法度，又在这里举行会盟。山会的声名流传天下，也继承了前代的轨迹，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关龙逄。欧阳詹《怀忠赋》说：上天生下了那个辛，竟使他灭亡并覆败了夏王室。他的欲望绵延无边，毒害浩大无涯。无罪的人丧失性命，任凭尸体横陈在集市朝廷，仿佛草芥；有道义的人一同被杀，投入炮烙之刑，接连不断如同乱麻。关先生正直敢言，却遭受了残酷暴烈的刑罚。我曾经翻阅过去的图籍，每每读到一半便放下书卷而发出叹息。旧邑萧条，空旷的池塘一片苍茫；陵墓陷落成为坑穴，古树也没有枝条。有人说：‘这里就是他的墓。’于是悲痛又增加了一倍。唉！麒麟不是腾跃噬人的同类，怎么会同虎狼住在一个洞穴里？凤凰确实是仁慈灵异之物，哪里能同鹰鹯列在一起？玉和石的区别本来就清楚，香草和臭草也自然各不相同。因此他忠诚正直，竭力进言，昂然当面抗辩。那熊熊燃烧、蔓延如原野的火势，确实扑打也不能使它熄灭。他宁愿归于死亡来伸张自己的心志，也不贪恋生存而闭口不言。可悲啊！古人说过：‘辅佐人的，上天会帮助他；给善人福报的，是神明。’为什么在这一天，天助人的力量反而不如人力？竟使典章制度不能取信，使忠义之士的辛劳徒然。此时律应大吕，太阳照临蒙谷。衰草间寒风飕飕，平地上烟霭茫茫。思绪凄楚填塞胸臆，眼中泪水不断涌出。按照道义，他并非那些人的知友；亲戚故旧也远离他，但骨肉亲属临到危难仍不屈服，处在艰难中反而更加坚定。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品德，所以人们为他的遭遇悲伤而痛哭。张谓说：禹完成了九项功业，大受天命；桀丧失了一项德行，违背了人心。他由虺变成蛇，像豺狼虎豹一样，既毒害人，又吞食人。再加上昆吾的助虐，又有妺喜的参与。匹夫都以夏为耻，众多士人心怀殷朝。各地百姓喧扰不安，九州岛危急了。关公是夏后氏的诤臣。他认为，做臣子的礼义，不应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享受君主的俸禄，就不应躲避对自己有害的事。他也知道直言会招来祸患，国家困窘、时局危急，正希望自己的直言能够迅速实行；也知道用讽谏的方式或许能求得福报，但这样会使车驾在乡里迂回、路途遥远，恐怕见效太迟。因此他冒犯帝王的座席，排闼直入天子宫门，深藏谋虑于内心，进献苦口的良药。他就像石头可以转动，却不能夺走它的坚贞；身体可以被杀，却不能掩盖他的忠义。生死，是必然的常数；忠义，是不可改变的大节。地位卑下，行迹就离君主较远；俸禄优厚，恩遇就深。恩遇深厚，忠义重于生命，保全忠义是可以的；行迹疏远，生命重于忠义，保全生命也是可以的。关先生是世代卿大夫的家族，舍弃生命而成全道义，真贤明啊！况且伊尹遇到殷汤时，贤人与圣人相合，贤人与圣人之间相距很近，这就是他能够推行道义的原因。关先生遇到夏桀时，贤人与愚人相合，贤人与愚人之间相距很远，这就是他因此丧失性命的原因。假如当时桀昏昧的性情能够改变，听从关公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失去夏朝开初的局面，君主也不会失去禹的旧业。殷汤不能成就大业，伊尹不能建立大功。诸侯侍奉天子，一姓的统治传于万世。可是，骄横的君主暴怒，扰乱国家，滥施刑罚，早晨还在施行斧钺诛杀，晚上就看见了集市朝廷的变故。在千载之后、九原之上，殷人比干只能和关公携手同游罢了。唉！先王采纳劝谏所以昌盛，后王拒绝劝谏所以灭亡。国家昌盛时，忠良胜过奸邪谄佞；等到国家灭亡时，奸邪谄佞又胜过忠良。因此君子对发言和沉默都很谨慎，对出仕和退隐都很审慎，难道只是徒然如此吗？其中是有道理的。《历代名贤确论》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五。汤。伊尹【范文正公、柳州、东坡、陈越石】。赏罚【东坡】。纣。三仁【温公、东坡、李翰、柳州、贾至、刘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