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一

译孟明焚烧战船 高迈作《济河焚舟赋》说：“从前孟明视带兵出征却遭到失败，空山中尸肉填积，平地上血流成河。只剩一匹马、几辆战车，荡然无存，无法收拾。国家蒙受羞辱，朝廷暗自忧虑。用兵到了这种地步，不死还求什么？实在是因为秦穆公弃过录用的恩德尚未报答，拜谢赐命的话也还没有实现。于是砥砺名节，改变道路，盼望时日还不算晚，能够再决一胜负。于是又统率大军，发动一次小规模的讨伐；四匹马聚集如云，长剑挥舞如电。前面像貔，后面像虎，威势凌厉，左边如霜，右边如雪。烈火烧遍千面旗帜，狂风震动万面战鼓，雷声轰鸣，四面道路仿佛都被震裂。小小的长平，瓦片也震动；凌驾不周山，山柱也折断。早晨从咸秦出发，傍晚渡过孟津。他的气势更加振奋，先前的屈辱将要伸张。于是他指着河中的战船，对军中将士说：‘我和诸位立誓要洗雪前耻；失败了，就到黄泉之下去；胜利了，就进入青云之上。’他一吹气，霜露仿佛变了形；一声喝斥，风尘也平息了。即使没有这些战船，谁能没有战船？你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尸骨成为异乡的尘土，魂魄成为邻国的鬼。即使有这些战船，又有谁能真正拥有这些战船呢？”于是下令焚烧战船。火与木彼此燃烧，水与火相互煎熬，炙烤着大河，烧灼着绵延的水岸。蛟龙在沸腾的深潭中怒吼，鱼儿在滚烫的泉水中喘息。船身和船尾化为炭，船桨扬起化为烟。水声与军声汇合，向四面压迫大地；火势与兵威相斗，向上冲入天空。因此，苍天为我们显出赫然的震怒，大地为我们震动惊骇，林木为我们枯萎死亡，山陵为我们崩塌飞落。方圆千里，高飞的鸟也无法越过；四方极远之地，猛兽也不敢向前，何况是人呢？何况是国家呢？这时晋国君臣听说此事，心中仿佛聚集了百枝箭，背上像背着芒刺，精神形体都失去了主宰，手脚仿佛要坠落，说：‘秦军德行修明、诚意极其深厚，上天将要开启秦国的道路，我们应当退避。关闭城郭，不要出战；暗中磨利锋刃，以作自我防备。只要五庙勉强保存下来，便算幸运；只要万人勉强得以免死，便算聪明。哪里还敢守护山河而顾惜土地呢？’当时晋国本来是主人，反而成了客人；秦国本来是客人，反而成了主人。不交战就取胜，不攻城就夺取土地，在大河以北掠夺土地，把尸体堆葬在崤陵之下。此后，鬼魂为前耻复仇雪恨，活人也消除了深重的羞惭。放眼四周，原野清空；纵横驰骋而回，喧声震破晋国山岭，喜气充塞秦国关隘。曹沫复兴鲁国的功勋，也只能居于孟明视之下；范蠡平定吴国的功劳，也不能列入其中。这场战役说明孟明视处理事情时，虽然一时失败，最终却转为成功；他的谋划是宏大的。这是子桑选拔人才，舍弃粗劣而取得精良，鉴识明察的表现。这也说明秦伯任用贤才、只论功劳而舍弃过失，合乎治道。臣子侍奉君主，不一定要靠自己取得成就，而要凭借主管者的公正；君主任用臣子，也不一定要靠臣子自我表现，而要凭借主管者的忠诚。由此看来，秦伯有子桑，就如同身体有耳目一样：凭借他的眼睛，能够看清一国的事物；凭借他的耳朵，能够听见一国的声音。这样本来可以辅佐天子，恢复淳厚的风俗，使声名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使自身的崇高与二八相争。秦国功业成就而强盛，称霸西戎，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赞诗说：‘怎样劈柴呢？没有斧头就不能成功。怎样侍奉君主呢？没有媒介就不能达到。’由此可知，焚舟之战不是孟明视一人的力量，而是子桑的力量。由余 老泉说：古代选取人才，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偏远异域选取，并不是认为盗贼、异域之人本来都可以任用，而只是因为贤才所在之处就在那里罢了。贤才所在之处，身份尊贵就按尊贵者来选用，身份卑贱就按卑贱者来选用。因此，盗贼、下层人、偏远地区的人、异族，即使是奴隶都感到羞耻的身份，却常常被召入朝廷，处于郡国的职位上，并不以此为耻。那些步伐拘谨、言辞文雅、穿着华美服饰的人，反而常常被排斥弃置而不任用。朝廷的政务、郡国的事务，并不是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治理。一个人虽然不能步伐拘谨、言辞文雅、穿着华美服饰，但如果他的才能确实可以用来处理这些事务，那么处在这个职位上也是可以的。古代天下的诸侯国，大而且士大夫众多的，不过是齐国和秦国。管夷吾辅佐齐国，是贤才，却举荐了两个盗贼。秦穆公使秦国称霸，是贤明之君，却任用了由余。这说明他们能够真正辨明是非，不受众人议论的牵制。从未听说有人因为任用盗贼、异域之人而鄙视他们。温公评论《史记》记载说：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回答说：‘中原凭借《诗》《书》、礼乐、法度治理国家，只能取得小小的治理成效。到了后世，君主倚仗法度的威势来督责臣下；臣下疲惫不堪，就以仁义为名对上怨望；上下相互怨恨，彼此篡夺弑杀。戎狄却不是这样，上位者含有淳厚的德行来统治下属，下位者怀着忠信来侍奉上位者，这才是真正圣人的治理。’秦穆公认为由余贤能，于是离间戎王君臣，最终得到由余并任用他，终于称霸西戎。温公说：所谓看重贤才，是说看重他治理人的国家的能力。治理国家，若舍弃《诗》《书》、礼乐、法度，就没有办法。如今由余说：‘这六项正是中原所以混乱的原因，不如我们戎狄没有这六项反而好。’这样的话，秦穆公却把他当作贤才而任用，那么即使亡国也不难了。又怎么能够称霸呢？这只是老庄一派故意编造出来的话，用来诋毁先王的法制，太史公竟把它当作事实记载下来，错了。三良 李德裕说：秦穆公杀死三良，诗人已经讥刺过他，《春秋》也已经批评过他。如今不再讨论这件事，只是三良愿意以死相随，而前代却没有讥刺他们，为什么呢？况且臣子的道义，没有比咎繇更高的；孝友之德，没有比周公更盛的。咎繇尚且不为舜、禹二位后继者殉死，周公尚且不为文王、武王二王殉死，三良怎么可以被赞许为殉死呢？像三良这样的人，所谓殉的是荣华快乐，并不是所谓殉仁义，可以和梁丘据、安陵君一样受到讥刺。怎么能说他们是百人之中的特出者呢？从前荀息曾用言语答应晋献公，后来又以死践诺，君子尚且感叹那句话成为不可磨灭的污点。难道可以把生时共同享受荣华快乐、死后共同化为尘土，称作忠诚吗？晏平仲说：‘君主如果是为了国家而死，那么就应当为此而死。’这句话才是正确的。自周、汉直到大唐，为成就仁义而牺牲自身的人，每个时代都有杰出人物；但没有谁把一国的存亡系于自己一人。只有纪信乘坐黄屋车欺骗楚军，投入烈火而保全汉王，数千年间只有这么一人。汉朝四百年的基业，由此兴起。我认为汉高祖分封纪氏，应该排在萧何、曹参之上；对他的报答没有相称，实在可悲。

译卫公子痤让卫鞅逃走 王元之说：卫国的叔鞅曾经侍奉公子痤，公子痤知道他贤能，却没有能够任用他。正逢公子痤生病，卫君亲自去探视他的病情，并询问国家大事。公子痤说：‘我的家臣鞅，可以同他谋划国事。我死之后，君主一定要任用他。’卫君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公子痤说：‘如果最终不能任用他，就不如杀掉他，不要让他逃到别的国家，成为卫国的祸患。’不久，公子痤又对卫鞅说：‘我把你推荐给君主，君主一定不会任用你。我请求君主杀掉你，你还是逃走吧。我这样做，是因为要把君主放在臣子之前。’唉！凡是作为国家的臣子，谋划国家安危之事，所要做的不过是任用贤才、除去不肖之人罢了。假如鞅果真贤能，就应该坚决请求任用他；假如他果真不肖，就应该坚决请求杀掉他。任用他，他就是国家的宝物；杀掉他，就是除去国家的蛀虫。哪里有先请求任用，中途请求杀掉，最后又让他逃走的人，却可以称为忠臣呢？况且把君主置于臣子之前的说法，难道不是没有根据的话吗？司马子长编修《史记》，写到这里却不评论公子痤，难道不是史笔有所偏私吗？还是史才尚未达到呢？我担心后世替人臣谋划国事的人，又重蹈他的覆辙，所以写下这篇评论来说明它。商君 程晏说：君子宁可在小事上困窘，而在大事上通达；小人宁可在小事上通达，而在大事上困窘。小事，是役使人的事情；大事，是做人所应遵循的道理。孟子向诸侯谈论帝王之道，诸侯不记取我的话，我就离开他们，难道不是在小事上困窘而在大事上通达吗？商鞅向秦伯谈论帝王之道，秦伯对这些道理昏昧不明，于是商鞅便改用称霸强国的权术来迎合他，难道不是在小事上通达而在大事上困窘吗？君子不忧虑没有才能，而忧虑不知道困穷与通达的道理。孟子在大事上通达，是远离盗贼走的小路而遵循正道；卫鞅在大事上困穷，是舍弃正道而奔向盗贼走的小路。秦国不知道道路，向商鞅询问；商鞅指给它一条盗贼走的小路，并使它沿着这条路强行前进。我明知那是盗贼走的小路，却反而赞同它，哪里比得上遵循正道、远离盗贼走的小路呢？温公评论商鞅为秦国制定法令，在国都市场竖立木柱，招募百姓把它搬到另一处，说：‘诚信，是君主最大的宝物。国家依靠百姓来保全，百姓依靠诚信来安定。没有诚信，就无法役使百姓；没有百姓，就无法守住国家。因此，古代的王者不欺骗天下，称霸者不欺骗四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百姓，善于治家的人不欺骗亲人。不善于治理的人反而这样做，欺骗邻国，欺骗百姓，欺骗兄弟，欺骗父子。上位者不信任下位者，下位者不信任上位者，上下离心离德，以至于失败。所得的利益不能医治所造成的伤害，得到的东西不能弥补失去的东西，难道不可悲吗？’从前齐桓公不违背曹沫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国所得到的利益，魏文侯不失信于虞人的约期，秦孝公不废除搬木者应得的奖赏。这四位君主的治道并不纯粹完美，而商君尤其以刻薄著称；又处在战争攻伐的时代，天下趋向欺诈和武力，尚且不敢忘记诚信来蓄养百姓，何况实行治理天下、使天下太平的政令呢？颍滨评论商君变更法令说：‘宰牛的技术，却以宰狗为可耻；驾驭人的盗贼手段，却以穿墙打洞为可耻。卫鞅既然有帝王之术，为什么肯用强国的事情来游说孝公呢？大概卫鞅的志向本来只在使国家强盛，担心孝公不能采用，所以把帝王之术说得极其高远，用来要求孝公接受罢了。’ 郑子华想把郑国当作礼物送给齐国，管仲没有接受，诸侯因此归附齐国。商鞅欺骗公子卬来夺取魏国河西之地，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再也不顾其他。假如商鞅知道帝王之术，他肯这样做吗？古代制定刑罚的轻重，一定要同事情的轻重相称。杀人者处死，伤人以及盗窃者按罪定刑，所以即使人被处死，也没有遗憾。如今商鞅规定，不告发奸邪之人者处以腰斩；告发奸邪之人者，与斩获敌人首级同样赏赐；窝藏奸邪之人者，与投降敌人同样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男子以上却不分家另居的，加倍征收赋税；事情尚未见效以及懒惰而贫穷的人，一律收捕其家属作为奴隶。刑罚的轻重，哪里还同事情相称呢？后来到了秦始皇时期，有了儿子却改嫁的妇女，以及受刑的男子为人寄养男根者，杀掉他们都无罪；妻子逃走改嫁，儿子便不得认母，这些法律都与人情不相合。至于偶然谈论《诗》《书》的人处以弃市之刑，以古代非难今日的人诛灭其家族的首领，这些都源自商鞅。可是商鞅最终被车裂，李斯最终受到具五刑，二人都遭受灭族之祸。上天报应人，难道会欺骗吗？东坡说：‘商鞅被秦国任用，改革法令，施行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丰足，人人充裕；百姓勇于为公家作战，却害怕私下争斗；秦人富足强盛，天子把祭肉送给孝公，诸侯全都来祝贺。’苏轼说：‘这些全都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而司马迁对大道昏昧不明，竟把它们采入史书。我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贬抑隐士，进用奸雄，这些还只是小罪罢了。所谓两大罪过，就是评论商鞅、桑弘羊的功劳。自汉代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乐意采用他们的办法；都表面上忌讳他们的名声，暗中却采用他们的实际做法，更严重的甚至名义和实际都尊奉他们，希望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他整顿政务和刑法，十年不被声色游猎所败，即使没有商鞅，难道不会富强吗？秦国所以富强，是孝公敦厚务本、努力耕作的功效，并不是商鞅使人流血刻骨的功劳。秦国之所以被百姓憎恨，如同豺狼和毒药一样，使一个人起来发难，便导致子孙都没有留下，这实在是商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不过是器量狭小的才干、穿墙打洞般的智谋，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可是司马迁称赞他说：‘不增加赋税，而朝廷用度就充足。’真是说得好啊！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譬如雨水，夏天水涝，秋天就会干旱；不增加赋税而朝廷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祸害比增加赋税更加严重。’这两个人的名声在天下，如同粪便中的蛆蝇一样；说起他们会污秽口舌，写下他们会污秽简牍。他们二人的办法被世上采用后，灭国残民、覆灭家族、丧失自身性命的人接连不断，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乐意采用，为什么呢？只是喜欢他们的话方便易行罢了。尧、舜、禹、汤，是世上君主的父亲和老师；进谏之臣和敢于直言的士人，是世上君主的药石；恭敬、仁慈、节俭、勤劳、忧患、戒惧，是世上君主的约束。如今让世上君主面对父师而亲近药石、遵守约束，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施行商鞅、桑弘羊之术的人，一定先贬低尧、嘲笑舜、轻视禹，说：‘所谓贤明君主所看重的，不过是专门使天下适合自己的心意罢了。’这就是世上君主人人乐意接受这些说法却不醒悟的原因。世上有服食钟乳、乌喙，放纵酒色来求长寿的人，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少而富贵，所以服寒食散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什么奇怪的。效法他的做法，足以杀身灭族的人，却每天接连不断。

译能够死于服用寒食散，难道不是幸运吗？可是我为什么偏偏要仿效他呢？世上服用寒食散，背部长疽、呕血的人，接踵而来。采用商鞅、桑弘羊之术，导致国家破败、家族灭亡的人，也都是这样。然而他们始终不醒悟，是因为喜欢那些话说得漂亮、实行方便，却忘记了祸患的惨烈。又说：圣人制定刑罚和奖赏，知道天下人喜欢奖赏而畏惧刑罚。因此，对于人们所喜欢的事情，从下而上地施行；百姓有一点善行，不到一天奖赏就随之而来。这样一来，上面行善的人足以知道没有不受奖赏的。对于人们所畏惧的事情，从上而下地施行；公卿大臣有丝毫罪过，不到一天惩罚就随之而来。这样一来，下面行恶的人也足以知道没有不受惩罚的。《诗经》说：‘柔弱的人不吞食，刚强的人也不吐弃。’天下所谓有权势、豪强、尊贵、显赫而难以号令的人，正是圣人借来向天下示范的对象。舜诛杀四凶而天下归服，为什么？因为这四个家族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能够打击天下的大族，来使小民之心归服，所以刑罚最终达到可以搁置而不用。周朝衰微时，商鞅、韩非用严刑酷法督责天下；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是因为施行法令先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疏远卑贱的人，所以能够凭借自己的国家称霸。由此看来，商鞅、韩非所施行的刑法，并不是舜的刑法；但是，他们运用刑法的方法，却是舜的方法。后世那些庸人不深入探究其中的本末，反而把舜运用刑法的方法同商鞅、韩非归为一类而抛弃它，所以法令禁约不能实行，奸邪盗贼不能止息，原因就在这里。又说：商君的法令，使百姓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在为国家作战时勇敢，在私人争斗时怯懦，粮食充足、军队强大，凭此成就帝王之业。然而，他的百姓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化，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最终也因此灭亡。所以，使秦成为帝国的是商君；使秦灭亡的，也正是商君。他活着时享有君临天下的福分，已经足以报偿他使秦成为帝国的功劳了；死后遭受车裂的灾祸，大概也仅仅足以抵偿他导致秦灭亡的罪罚。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后世的君子若有商君的罪过而没有他的功劳，却享受商君的福分而还没有遭受他的灾祸，我真为他们感到害怕。张仪 颍滨说：战国时代从事纵横之术的人，都是些倾覆危险、反复无常的人。然而，污秽卑贱、无耻到了极点的，没有比得上张仪的；而取得成功最多的，也没有比得上张仪的。张仪还没有取得楚王信任时，便辞别楚国前往晋国，对楚怀王说：“大王对晋国没有什么要求吗？”楚王说：“黄金、珍珠、美玉、犀角、象牙，都是楚国的特产，我还要向晋国求取什么呢？”张仪说：“只是大王不喜欢美色罢了。周、郑两地的女子，敷着白粉、画着黑眉，站在街市上，不认识她们的人看见了，都会以为是神女。只是大王不喜欢美色罢了。”楚王很高兴，便资助他珠玉，送他离去。南后郑袖听说后为此忧虑，拿出千金赠送给张仪。张仪将要出发时，对楚王说：“如今天下关塞闭锁、道路不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大王。希望大王赐我酒，让我在席间饮尽。”张仪请求楚王召来自己所熟悉亲近的人，楚王便召来郑袖。张仪见到她后，假装请求治罪，说：“我张仪走遍天下，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美的人；可是我却说已经见过美人，那是在欺骗大王。”楚王和郑袖都非常高兴，于是张仪的话得以实行。张仪求取任用的手段，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他说话必然取信、功劳又多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东坡说：“张仪用商于六百里土地欺骗楚王，后来却说：‘我只有六里封邑。’这同儿戏没有区别。天下人没有不痛恨张仪的欺诈，同时又嘲笑楚王的愚蠢。六百里土地又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况且张仪又不是楚国的臣子，他只是替秦国谋划罢了，有什么值得过分责备的？如果后世臣子欺骗君主，说：‘只要实行我的主张，天下就会全都安定，四夷也会全部臣服，礼乐兴盛而刑罚可以废止。’君主想得到的东西，岂只是六百里土地而已？但最终却连丝毫收获也没有。岂止没有收获，他们所丧失的东西，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这样看来，他们侍奉君主，反而还不如张仪侍奉楚王。” 穰侯 温公说：“穰侯扶立昭王，替他除去灾祸，推荐白起为将，向南攻取鄢、郢，向东把土地连接到齐国，使天下诸侯叩头侍奉秦国，秦国日益强大，这些都是穰侯的功劳。虽然他专横放纵、骄傲贪婪，足以招致祸患，却还没有完全像范睢所说的那样。像范睢这样的人，也不是能够为秦国忠心谋划，只是想得到穰侯所处的位置，所以扼住他的咽喉，把那个位置夺走罢了。于是使秦王断绝母子的情义，失去舅甥的恩情。总之，范睢真是一个倾覆危害他人的人啊！” 颍滨说：秦国诛杀商君、驱逐穰侯，君臣双方都失去了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两个人只知道取得而不知道丧失，虽然凭才智使秦国称霸，却不能保全自身，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惠王因为怨恨而诛杀商鞅，甚至诬陷他谋反；昭王因为受到逼迫而迁逐魏冉，甚至赶走老母、驱逐弱弟而不顾，实在是太缺少恩德了。公子虔当时正想报仇，当然没有时间替国家考虑。范睢想毁掉别人来成就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怕啊！范睢、蔡泽 颍滨说：范睢在秦国任相，他给秦国带来的利益少，带来的祸害却多。魏冉专横，忘掉他过去的功劳而把他驱逐，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连宣太后也一并驱逐，使昭王因为做儿子而断绝母子关系，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宣太后对于秦国，并没有郑武姜、庄襄后那样的罪恶。郑武姜、庄襄后尚且不应该断绝关系，范睢却敢于断绝宣太后，难道不惭愧于颍考叔、茅焦吗？等到范睢主持秦国政事，杀死白起而任用王稽、郑安平，使百姓在国内怨恨，军队在国外受挫，连魏冉的十分之一、二分之一也比不上。依我看来，范睢、蔡泽只是为自己谋划，取得卿相之位罢了，没有看出他们对秦国有什么益处。白起 颍滨说：读太史公的《白起传》，其中说秦国再次进攻邯郸时，白起因为同范睢有怨，便称病不去，以此保全自己的性命；白起感慨叹息说：“我只是一个武夫，不懂得屈曲伸展，却被游说之士困住了。假如我勉强出行，军队未必会失败，我也可以免于一死。”等到读《战国策》，看到白起亲自陈述成败的经过，才知道邯郸确实绝不能再次进攻，而白起不出兵又不只是因为怨恨，大概是为此流泪了。赵充国征讨西羌时，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坚持不肯奉诏出兵；辛武贤虽然出兵并取得功劳，充国最终仍向汉宣帝说明他的做法不对。辛武贤因此怨恨充国直到骨髓，虽然不能加害充国，最终却陷害了他的儿子赵卬。唉！遵循正道而不阿谀奉承，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吗？”

译樗里、甘茂 颍滨说：苏秦使诸侯削弱秦国，张仪使秦国削弱诸侯，他们的说法还可以讨论。至于樗里疾、公孙奭结党依附韩国，甘茂结党依附魏国，向寿结党依附楚国，都是借助秦国的强大来摇动诸侯，成就自己的私利。百姓生活在这种局面中，所受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如今世上虽然没有战国时期那种互相倾轧的形势，但是士人处在其中，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天下事情成败的，却很多。君主如果确实能够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形，他们的罪过哪里惩罚得完呢？” 唐子西说：“从前樗里子葬在渭南时，说：‘一百年以后，应当有天子的宫殿夹在我的墓旁。’到汉朝兴起时，长乐宫在他的墓东面，未央宫在他的墓西面。谨按《史记》：秦昭王七年，岁在辛酉，樗里子去世；汉高帝七年，长乐宫建成；八年，营建未央宫。这一年是癸卯年，从辛酉年算起，实际已经一百零三年了。世人只知道两座宫殿建于高帝时期，却不知道一百年以前，樗里子在秦昭王时代本来已经说过这件事。古人所说的得道至人，能够知道城邑宫殿是由什么福业形成的，这并不是虚妄之言。凡是事物的形成，本来不是一生之内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到了它的变灭，也不是一件事情所能毁掉的。业力凝聚便形成，既已离散便败坏，它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世上没有得道至人，所以没有人能认识它的来源。像樗里子这样的人，难道足以称为得道吗？他不过是凭借数来知道这些罢了。大概万物本源于道，所以道能够知道它们；万物又不超出数的范围，所以数也能够知道它们。战国士人大多精通数术，因此能够这样知道未来的事情。至于追问这些事情从何而来，他们自己也不能知道。”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二 始皇 攻取齐、楚：巧与拙【东坡】王翦灭楚【颍滨】进攻与防守【东坡、何去非】舍弃礼义而专务便利【东坡】不施行仁义而灭亡【温公、颍滨】忘记远方【老泉】上天的报应【颍滨】秦国并非僭越取得帝位【六一】攻取齐、楚：巧与拙 东坡说：“始皇十八年攻取韩国，二十二年攻取魏国，二十五年攻取赵国，攻取楚国；二十六年攻取燕国，攻取齐国，开始兼并天下。”苏轼说：“秦国兼并天下，并不是因为有道，只是因为手段巧妙罢了，也不是由于侥幸。然而我认为，秦国攻取齐国时很巧，攻取楚国时却很拙；它没有败在楚国手里，是侥幸。唉！秦国的巧，不过是从智伯那里吸取教训罢了。韩国、魏国彼此唇齿相连，智伯因此灭亡；秦国知道从智伯那里吸取教训，而诸侯最终却不知道以韩、魏为鉴，秦国兼并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愍王死后，法章即位，君王后辅佐他，秦国仍然进攻齐国。法章死后，王建立即位，过了六年秦国进攻赵国，齐国、楚国出兵救援。赵国缺粮，向齐国请求粮食，齐国却不给，秦国于是包围邯郸，赵国几乎灭亡。赵国虽然没有灭亡，但齐国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了。秦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四十多年没有对齐国用兵。以法章的才能，秦国却进攻齐国；王建立没有才能，秦国反而不进攻，这是什么原因？太史公说：‘君王后侍奉秦国谨慎，所以没有遭受兵祸。’秦国想要的只是兼并天下，难道会因为齐国谨慎侍奉它，便放过齐国吗？所以我说：‘秦国攻取齐国时的巧妙，在于极大地安抚齐人的心，使三晋之间的联系得以解除。’” 齐国与秦国不能同时存在，秦国从来没有片刻忘记齐国，却四十多年没有对齐国用兵，难道这是真实的心意吗？齐人没有觉察，反而同秦国合作，所以秦国得以离间并逐步攻取三晋。三晋灭亡后，齐国大概已经岌岌可危了。当时还有楚国和燕国，三国联合起来，仍然足以抵抗秦国。秦国大量出兵，进攻楚国、燕国，而齐国不去救援，所以两国灭亡，齐国也被俘虏。不满一年，就像晋国攻取虞国、虢国一样，难道不能说秦国手段巧妙吗？两国灭亡以后，齐国才出兵守卫西部边界，不让秦国使者通行。唉！也太晚了！秦国起初派李信率二十万人攻取楚国，没有成功，于是派王翦率六十万人进攻，这大概是倾全国兵力作战了。假如齐国有一位中等才智的君主和一批称职的臣子，知道灭亡已经不远，便倾全国境内的兵力进攻秦国，凭借长期安定的齐国，攻入已经厌于战争、国力空虚的秦国，那么颠覆秦国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所以我说：秦国攻取楚国时很拙。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古代攻取国家，一定有一定的方法；就像换乳牙，必须逐渐进行，因此牙齿脱落了，孩子自己都不知道。如今秦国把楚国当作这样的乳牙，以为可以直接拔掉，于是强行撬开它的嘴，一下子拔取，孩子一定会受伤，也一定会咬人。所以秦国没有灭亡，是侥幸，而不是因为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吴国把军队分成三支，轮番出动，用来使楚军疲劳，三年后便攻入郢都；晋国平定吴国、隋朝平定陈国，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只有苻坚不是这样。假如苻坚知道采用这种办法，以多出一百倍的军队轮番出动，即使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何况谢玄、牢之这类人呢？因此我知道，两个秦国的情形是一致的：始皇只是侥幸取胜，而苻坚只是不走运罢了。王翦灭楚 颍滨说：王翦同始皇商议灭亡楚国的办法，认为没有六十万人不能成功，我起初怀疑他用兵过多；等到看到田单和赵奢讨论军事，才知道老将的话并没有错。赵国任用齐国人田单为相，田单对赵奢说：‘我并不是不赞同将军的兵法，只是不服气将军使用这么多兵力。帝王的军队不过三万人，天下就会臣服；如今将军一定要拥有十万、二十万军队才肯使用，这样会使百姓不能耕作，粮食的运输和供应也无法维持。’赵奢说：‘您不只是不了解军事，也不明白时势。吴国干将铸造的剑，用肉去试，能够砍断牛马；用金属去试，能够截断盘、匜；把它薄薄地靠在柱子上再击打，便会折断；放在三种质地的石头上击打，便会碎成百片。如今只用三万人的军队去应对强国的军队，就像把剑靠在柱子上击打、放在石头上击打一样。况且剑要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剑脊的厚度，锋刃就刺不进去；没有剑身适当的厚度，刀刃就不能砍断东西；没有钩■〈罒干〉、镡、蒙须一类部件的便利，握着剑刃去刺人，剑还没有刺入，手就会被割断。如今您没有十万、二十万军队作为钩■〈罒干〉、镡、蒙须一类部件的便利，怎么能凭三万人在天下作战呢？古代四海之内有万国，城池大不过三百丈，人口多不过三千家，因此三万人足以抵抗它们。’ 如今把古代的万国分成战国七国，军队能够装备数十万人，粮食能够供给数年，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彼此相望，您怎么能用三万人的军队去攻打它们呢？”田单长叹一声说：“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由此看来，攻打方圆千里的国家、毁掉延续百年的基业，如果不乘着巨大的破绽，就不能不用大量军队。至于在两军交战之间决定战机，把一天的胜败作为谋划，才可以用少量军队攻击多数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