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七

译用心如此，也算是精于圣人之道的人了。然而庄子的言论不能不被视为邪说，大概是因为他矫正弊病做得过了头。矫正弯曲，是希望它变直；矫正过度，就又会回到弯曲。庄子自己也说：“墨子的心意是对的，墨子的行为却是错的。”推究庄子的心意来考察他的行为，那么庄子独独又和墨子有什么不同呢？后世读庄子的人，如果赞赏他著书的用心，却不赞成他著书中的说法，就可以说是善于读庄子了。这也是庄子希望后世读他书的人采取的态度。如今的读者，借助庄子来嘲弄我们儒者，说：“庄子之道多么伟大，儒者不能达到，也不能理解。”他们不知道探求庄子的本意，却把庄子不同于儒学当作值得夸耀的地方，可悲啊！又有人说：“学习者诋毁庄周，而不是诋毁尧、舜、孔子。”我看他的书，不过是有所寄托而发言罢了。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能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的意思，不能因为文辞而损害作者的心意，要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合、揣度诗人的志意，这才算真正理解。”读庄子的文章，却不根据他的本意去推求，这就是替庄周争辩的人之所以发生争论的原因。庄周说：“在上位的君主必须无为，却能使用天下；在下位的臣民必须有为，才能被天下使用。”他又认为自己处在昏庸君主和混乱臣相之间，所以困窘而无法施展才能。庄周的这些话，难道全都不能用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吗？可是他生逢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的君主，始终不能使自己有所作为。至于他牵引太庙的祭祀牲牛来推辞楚国的聘用，那大概只是用危言来使衰败时代的普通人感到恐惧罢了。凭庄周的才能，难道会迷失出仕或退隐的原则，而只是害怕成为祭祀牲牛吗？大概孔子所说的“隐居而放言”的人，庄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庄周的学说在大道上既然背离了正道，他应当获罪于圣人一派。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圣人便详细说明并谨慎实行；说明得不详细，实行得不谨慎，天下就会产生弊病。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圣人就把它藏在心中，只略加言说；如果不加省略而详细说明，天下就会迷惑。而且，必须反复叮咛之后才能使人明白，必须争辩不休之后才能使人服从，这难道是可以用来向上等人谈论的道理吗？可惜庄周能言善辩，却不明白这一点。鲁直说：庄周的内篇七篇，法度十分严密。那大鹏的巨大、斥鴳的细小，都同样受到外物的牵累，不能逍遥。只有体悟大道的人才能逍遥。因此作《逍遥游》。万物各不相同，是万物的本性。大地吐出的气息，使各种孔窍发出不同的声音。我因此看见了万物的情状。世俗的学者心思只窥见一隅以外，心中有所企求仰慕，想要与之齐同。大道不能显明，议论也就不能明白。因此作《齐物论》。生命不断滋长得很繁盛，一行动就走向死亡之地，仿佛站在后羿的箭靶之中。箭射中时，就借此论说把它归于命运；没有射中时，就借此论说把它归于智巧。养生的人，辞去单纯养护身体的做法，而去养护生命的根本，几乎就可以不死了。因此作《养生主》。上下四方，古人称作“宇”；古往今来、往来不穷，古人称作“宙”。用“宇”来观察人间，用“宙”来观察世事，而我没有可以依凭的东西。外物推我，我便离去；外物挽我，我便到来。把德行和功业归给那些拥有它们的人，而我常常以自己没有才能自处。因此作《人间世》。有德之人的验证，就像印章印在泥上那样明显。箭射到百步之外，是力量；在百步之外射中目标，是技巧。箭锋彼此正对，难道还能说只是技巧或力量吗？你得到了它的根本，就不必从别人那里取得，而能自信。因此作《德充符》。宗族有宗主，万物有师长；可以成为众人的父亲，却不能再成为众人父亲的父亲。因此作《大宗师》。尧、舜出现而成为帝，是顺应帝位；商汤、周武王出现而成为王，是顺应王位。他们根据这些来要求我，并把这些

译名号加在我身上。那些世俗的学者于是凭借尘埃、糟粕来推测四位圣人。因此作《应帝王》。这二十六篇，是对这些文章加以剖析解释，称说自庄周以来没有遇到真正懂得欣赏的人。晚年才得到向秀、郭象，他们把庄周陷入《齐物》一类的解释之中，昏昧地延续到今天，真可悲啊。

译颍滨说：考察《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问没有不窥探的；但他的根本要旨最终归于老子的话。所以他写书十多万字，大体都是寓言。写《渔父》《盗跖》《胠箧》来诋毁孔子的门徒，以阐明老子的道术，这是只知道庄子粗略一面的看法。我认为庄子大概是帮助孔子的，只是终究不能把他的学说作为准则。楚国公子改换服装逃亡，守门人阻拦他；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道：“奴才太不尽力了！”守门人于是放他出去。事情本来就有故意倒行逆施的情况；如果认为仆人是不爱护公子，那就不能理解这件事，公子的做法也不可取。所以庄子的话，实际上赞许而在文字上不赞许，表面排斥而暗中帮助他；他的正面言论大概没有多少。至于诋毁孔子，也没有一次不微微显露他的真实意思。他评定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这些人，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却不把孔子列入其中；他对孔子的尊崇，可谓达到极点。然而我曾怀疑，《渔父》《盗跖》似乎是真正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陋而不合于道。反复观察之后，才明白这正是他的寓言最终要表达的意思。有人说：阳子居向西游历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这样傲慢自得、盛气凌人，又有谁愿意和你相处呢？”太白显得像有污辱，盛大的德行却像不足。阳子居神色忧惧，改变了容态。他前往时，住宿的人家都将要迎接他，主人亲自拿着席子，妻子亲自拿着擦拭坐席的巾帕，其他住宿者避让坐席，烤火的人避开炉灶；等他回来时，住宿者却已经同他争夺坐席了。删去《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把它们合并到《列御冦》篇中。有人说：“列御冦到齐国去，走到半路就返回，说：‘我感到惊异！我到十家卖浆的人那里吃东西，其中有五家先给我送来。’后来他才醒悟过来，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一章。’”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就把它剽窃过来，编入自己的学说罢了。凡是划分章节、标立篇名，都是出自世俗的做法，并不是庄子的本意。

译杨墨的学说 昌黎说：“儒者讥评墨家，说墨家主张尚同、兼爱、尚贤、明鬼；可是孔子敬畏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时从不非难那个国家的大夫。《春秋》讥刺专权的臣子，难道不是反对尚同吗？孔子广泛地爱护众人而亲近仁者，把广泛施惠、救济众人看作圣人的作为，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者、憎恶恶人，以四科来提拔和褒奖弟子，又以自己死后声名不能流传为忧，难道不是尚贤吗？孔子祭祀时好像神灵就在面前，讥刺那些祭祀如同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神就接受福祉。’难道不是明鬼吗？儒家和墨家都赞同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身心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竟然不能彼此相容到这种地步呢？我认为，争辩产生于末流学者，他们各自竭力推销自己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两位老师的学说本来如此。孔子一定会采用墨子的主张，墨子也一定会采用孔子的主张；如果彼此不能取用，就不足以称为孔子、墨子。” 黄垍反过来解释墨家说：墨家以尚同、兼爱、尊崇鬼神、反对命定论、崇尚节俭为根本。仲尼尊重贤者、憎恶恶人，褒贬是非，难道是尚同吗？仲尼尊君卑臣，使父亲安坐而儿子伏地，使内亲外疏，区别远近而归于一个根本，难道是兼爱吗？仲尼不谈论怪乱鬼神之事，又不回答弟子关于鬼神的询问，难道是尊崇鬼神吗？仲尼教人改正善行、背弃恶行，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却使彼此相差很远。’又说：‘处于困境却不学习，百姓就会成为下等之人。’这难道是反对命定论吗？仲尼说：‘节俭就会固陋。’又讥刺晏子祭祀祖先时用的猪肩小得不能遮住豆器，还说：‘礼仪，与其奢侈，宁可节俭。’这大概是说不合乎中正的制度，难道是崇尚节俭吗？墨家的学说同儒者相违背得太厉害了；假使墨家之人不变成夷狄禽兽，恐怕都很困难了吧！有人说：韩子说：‘墨家和儒家都赞同尧、舜，都反对桀、纣，治理内心、教导人民，为什么不能相合？’像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谁不能赞同尧、舜、反对桀、纣呢？即使是儿童和妇人，听到尧、舜就欢喜，听到桀、纣就责骂，这都是自然之理。只是看他们所遵循的道理怎样罢了。把尧、舜看得轻小，却把异端看得重大。’又说：‘用不合乎正道的方法来治理内心、教导人民，难道能够归于正道吗？’儒道是正道，墨子却反其道而行。” 墨家一定会违背儒家，儒家一定会讥刺墨家。不讥刺、不违背，就不能称为儒家或墨家。荆公说：“杨朱、墨子的学说，是各自只得到圣人道理中的一点，却废弃了全部道理。圣人的道，是兼容杨朱、墨子而又没有什么不能、什么必须的偏执。墨子的学说，摩秃头顶、磨破脚跟，只要能使天下获利也在所不惜；杨子的学说却认为，即使拔下一根汗毛能够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去做。禹对于天下，在九年之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听见孩子呱呱的哭声也不进去看望自己的孩子，这也可以说是为他人着想了。颜回对于自身，只吃一筐饭、喝一瓢水，却能独自在简陋的巷子里自得其乐，把天下的混乱看得像不存在一样，这也可以说是只为自己了。杨朱、墨子的学说，一个只以为他人为务，一个只以为自己为务，为什么获罪于圣人呢？这大概就是所谓只得到圣人道理中的一点，却废弃了全部道理。因此，遵循杨子的学说，就会不合义；遵循墨子的学说，就会不合仁。对于仁义之道没有遗漏，运用它又不失其当的，大概只有圣人的门徒吧？二人都在仁义方面有所偏失，看不见天地万物的完整，这一点是相同的；至于他们获罪的原因，则还可以分别讨论。杨子所坚持的是为自己，这是治学者的根本；墨子所学的是为他人，这是治学者的末端。因此，学者做学问，必须先为自己；等到为自己已经有余力，而天下的形势又可以使他为他人时，就不能不为他人了。” 所以，学者做学问，开始时不在于为他人，最终却正是为了能够为他人。现在，刚开始学习时，自己的道德修养还不足以做到为自己，却已经把志向放在为他人上，那么也可以说是错误地运用了心思。错误地运用心思的人，即使有志于为他人，他能够做到吗？由此说来，杨子的学说虽然不足以使人做到为他人，但毕竟知道应当为自己；墨子的志向虽然在于为他人，我却知道他做不到。唉！杨子知道为自己是首要事务，却不能通达大禹的道，那么也可以说是迷惑了。墨子废弃了人与人之间亲疏的区别，却偏偏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想用来使别人获利的做法，恰恰成为给天下造成祸害的办法，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杨子接近儒道，而墨子远离正道；他们不同于圣人的地方是相同的，但他们获罪的程度却应当有所不同。” 郑獬论说儒家和墨家使人有所得失：“天下怎样才能得到治理？靠儒家治理。天下怎样会发生混乱？因墨家而乱。有人为混乱辩解说：‘我防御得不坚固，盗贼乘着这个空隙侵入了。’儒家是什么道？是圣人的道。它萌芽于羲，蔓延于黄，尧、舜使它充实，禹又把它充实到周公、孔子那里了。[原文“禹禹”疑有讹误]诸侯放纵污浊，肆意相互攻伐，泥途污秽、荆棘堵塞，沾染了污垢而无法洗净。唯有孔夫子大力在其中整治，截断那奔腾的洪流，使它平伏并筑起堤坝，然而最终没有能够施行。末世风俗使人昏昧，百家开始纷纷兴起。墨家鼓动自己的门徒，冲决了我夫子所筑的堤坝。孟子、荀子苦心忧思，大概就是为此而忧虑。究竟由谁来教诲这些百姓呢？君主和老师负责这件事。试想上古之初，人们懵懂地聚居，茫然地奔走，寒热、饥渴等感受在内心扩张，只知道挖鸟兽的穴、筑鸟兽的巢来养活自己、安置自己；彼此不能互相利用，就突然发怒，凶猛争斗，强者夺取，勇者杀人。君主和老师从仁义出发，不忍心看他们沉溺其中，于是亲自观察、揉伏教化他们，必定慢慢引导他们前进，而不马上用刑罚逼迫他们。男女结合，就用礼来规定婚聘；饮食宴聚，就用礼来规定宾客宴飨。人有悲哀，就为他们制定丧葬礼；人有思念，就为他们制定祠祭礼。欢乐有钟磬等金石之乐，威严有斧钺等刑威。凡是施行的一切，都以人的情性为根本，再用礼节和节奏加以规范，既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勉励的地方。” 在家中用矩规范，在国家中用绳墨规范，在天下用衡量规范。礼义明白了，人的情性就安定了；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道理能够两方面都得到的原因。那些墨家之人正处于昏昧、固陋、僵化的状态，不只是拘泥于自己的学说，还把节俭刻苦施加于身体，不举行争斗；百姓被拘束而只能相互瞪视争执，不举行音乐；百姓变得僵硬而更加不能和谐。兼爱会导致无父，上同会抹平等级。凭借嵬墨来治理天下，残害、消灭礼乐，专门以自己的法令为准，使他们的君主住茅屋、登土台阶，喝土制的铏中之汤。既要耕作又要治理，天下将要枯槁，彼此都相互违戾了。只吃豆类、喝水，怎么能得到满足呢？礼义一旦被抛弃，情性就会放纵；这就是墨家两方面都失误的原因。礼义是中正之道，是根本，也是约束情性的准则。节俭过度就会变得鄙陋，鄙陋了，人的性情便会有所不能。这种说法不用争辩，就已经更加明白了。唉！杨朱、墨子难道没有兴起吗？当今世上难道没有他们的遗风吗？老人只求独善其身，岂不是接近杨子吗？佛教徒主张兼爱，岂不是接近墨子吗？这就是杨朱、墨子的遗风仍在世间喧嚣，又有人决开水流使它泛滥，所筑的堤坝已经没有一点完整之处了。[原文“■〈犭斤〉■〈犭斤〉”为缺损或乱码，无法确释]我们的百姓安闲自得，却每天都被邪说惊吓；如果彰明礼义来使他们明白，使其性情受到嵬墨之说影响的人潜移默化地改变，那么天下显著的治理太平之迹从今天开始，这也正是荀子的志愿。”}],

译孟子的学说 皮日休评论孟子属于学科时说：“圣人的道理不超出经书，经书衰微以后不超出史书，史书衰微以后不超出诸子。诸子中不违背圣人之道的，是孟子。舍弃孟子，必定会违背经书、史书；一概追随诸子，则是窃取圣人之道的人。”孟子的文章，灿然如同经书和传注；上天怜惜他的道理，使它没有在秦代焚书中断绝。汉氏得到它以后，常设置博士，专门传授这门学问，所以孟子的文章承接六籍，光照百家，确实是圣人幽微的旨意。既然这样，为什么他的道理在前代如此光明显著，而他的书在后世却如此受到冷落？难道不是因为道理拘守正道，文章又极其深奥吗？喜好邪说的人害怕正道而不推举它，喜欢浅近的人鄙视深奥而不称道它吗？大概孔子喜爱周文王，嗜食昌歜以取得滋味；后世喜爱孔子的人，他们的嗜好就在孟子这里了。唉！古代士人把汤、武看作以违逆方式取得天下，难道是没有读过孟子吗？把杨、墨看作通达智慧，难道是没有读过孟子吗？由此看来，孟子对于人的功利，也确实不小。如今主管官府除了举荐茂才、明经以外，次一等的还有熟习《庄子》《列子》的人，也可以登科。用它诱导人向善，作用虽然深，但设置的科目却不正当。《庄子》《列子》的文章，是荒诞不实的文章。” 读它们可以成为世外之士，学习它们可以成为鸿蒙荒远时代的民众。如果有人能够急切地把救济时弊、补正教化作为志向，昌黎先生说：“我常认为孔子的道理广大而博大，门下弟子不能全部观察并完全领会。所以他们学习它，各自只得到与自己性情相近的一部分。后来弟子们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各国，又各自把自己所能掌握的传授给弟子，根源越来越远，末流也越来越分散。大概子夏的学问，后来发展出田子方；子方之后流变为庄周，所以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荀卿的书谈到圣人，必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的《弟子传》中记有他的姓名，写作馯臂、子弓。子弓向商瞿学习《易》，孟轲以子思为老师。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孔子去世以后，群弟子没有谁不著书，只有孟轲氏的传承得到了孔子学说的宗旨，所以我年少时就喜欢阅读它。” 鲁直说：“自孔子以来，寻求是非取舍而与孔子相合的，只有孟子一人。孟子是圣人。荀卿著书，号称继承孔氏，却诋毁孟子，认为孟子大略仿效三王却不知道圣人的统绪。大概荀卿见孟子说性善，言谈必称尧、舜，又不向诸侯求见，他的行迹与孔子不相合，所以才这样说。却不知道，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所谓像符契一样相合，必须从他们归于洁身自守这一点来观察。孟子评论孔子离开鲁国，不知道的人以为孔子是为了肉；明白的人则以为是因为鲁君无礼。至于孔子，他是想以微小的罪名离去；以微小的罪名离去，这正是圣人的忠厚，不是孟子就不能理解。学习者想了解孟子，大都应当从这一点观察。自己的智慧不足以了解孟子，又怎么能了解孔子？这样看来，荀卿所谓了解孔子的话，实在不能完全相信。圣人不以名声自显，淳于髡却以名实来探求孟子，本来就不足以了解他。荀卿也并没有远远超过淳于髡。扬子云说：‘孟子在义上勇敢，在德上果断，懂得言语的要旨，懂得德行的深奥。’这不是苟且知道而已，而是确实践行了这些话。扬子云这话虽然不多，但反复考察他的言行，足以发明他理解言语的智慧。” 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至于评论伊尹、百里奚时却都不相信孟子，这就是他得罪扬子云的地方。自孔子以来，努力学习的人很多，但才有一个孟子；自孟子以来，努力学习的人很多，但才有一个扬雄。后来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 颍滨说：从前仲尼由卫国返回鲁国，搜罗夏、商、周三代的旧闻，大概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孔子终年也不能究尽其中的道理。孔子对端木赐说：“赐，你以为我是因为博学多闻而记住一切的吗？不是，我用一个根本把它们贯通起来。”天下人苦于这些道理艰难，没有谁能够运用，也不知道孔子有贯通它们的根本。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法度、礼乐、刑政，当世的贤人君子，百家的书籍，百工的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的事情，以及荒诞迷乱、无法考察的内容，全都杂然陈列在孔子心中，而其中有卓然不可混乱的条理；这本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根本把它们贯通起来。所以能够博学而不混乱，深思而不迷惑，若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我曾经从六经中探求，直到《诗经》和《春秋》所涉及的内容，才知道圣人之道从始至终、从根本到枝末，各自都有条理。王道教化的根本，开始于天下人容易实行的事情。天下人本来就知道父子关系，只要父子之间不互相残害，就足以称为孝了。天下人本来就知道兄弟关系，只要兄弟之间不互相争夺，就足以称为悌了。孝、悌具备，王道就完备了；这本来不是深远难见、辛劳难行的事情。” 所以《诗经》的教化，使人歌舞、安逸、快乐，几乎无所不至，关键只在于不失去正道罢了。虽然如此，圣人本来还有非常畏惧的事情：一次容貌仪态失当，是礼制由此废弃的起点；一次言语失当，是义理由此灭亡的起点。君臣互相侵夺，上下彼此残害，天下大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春秋》在极细微之处竭力争辨，在似是而非的关头深刻辨明，截然划出必定不能做的事情。不读《诗经》，就无法看见王道容易实行的一面；不读《春秋》，就无法知道王政难以实行的一面。孔子去世以后，诸子各自根据所听闻的著书，却都没有得到事物的源流，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统一的纲要。至于孟子，可以说是深得《诗经》的精神而又长于《春秋》之学的人了。他的道理从极粗浅处开始，最终达到极精微处，充满天地，扩展到四海，同时连极细微的地方也必定计较；它极其宽广而不可侵犯，极其精密而又令人喜悦，其中必定有所守持，只是后世或许没有看见罢了。况且孟子曾经说过：“人能够充实自己不想伤害人的心，仁就会有用不尽的表现；人能够充实自己不想做穿墙入室盗窃之事的心，义就会有用不尽的表现。士人不可以说话时却说话，是用言语来套取对方；可以说话时却不说话，是用不说话来套取对方。这些全都属于穿墙入室盗窃一类的行为。只有不做穿墙入室盗窃的事，义才会达到用之不尽的境地。”使用不该说话时却说话、该说话时却不说话的做法，就会使他的罪过最终达到穿墙入室盗窃的程度。所以说：他的道理从极粗浅处开始，最终达到极精微处；充满天地，扩展到四海，而对极细微之处也必定计较。唉！这大概就是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吧？后世观察孔子、孟子，不必从别处观察，也只要从这一点观察罢了。”},{

译孟子培养浩然之气 颍滨说：孟子向子思学习。子思说圣人之道出自天下人所能实行的事情，孟子则说天下人都可以实行圣人之道。子思说至诚在天下无可匹敌，孟子则说不动心和浩然之气。凡是孟子的学说，都是为了求得与子思相通罢了。所以不动心和浩然之气，其实是“诚”的不同名称。“诚”这个说法，是内心所认为确实如此。内心认为如此，实行起来就安然，因此内心不动摇而气势浩大，在天下没有屈服之处。这就是子思和孟子成为师徒的原因。子思举出开端来说，所以称为“诚”；孟子从最终结果来说，所以称为“浩然之气”。这一章同时具备三层意思：第一，论述养心以达到浩然之气；第二，论述内心为什么能够不动；第三，论述君子为什么能够通达义。通达义，所以能够不动心；不动心，所以能够达到浩然之气。三者彼此相须，不能废弃任何一个。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极其广大，极其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加以损害，就会充塞在天地之间。这是什么气呢？天下人没有谁没有气，气不过是内心的发露罢了。走在道路上的人，因为一时的愤怒而争斗，以至于忘记自身，这也是气。正当他争斗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多么渺小，也不知道天地多么广大，不知道祸福有多么可怕。然而，这就是没有得到培养的气。没有培养的气在内心横行，就会无所不为而自己还不知道。于是它向前发展就成为勇，向后退缩就成为怯。它向前成为勇，并不是我想要勇，而是未被培养的气势盛大，没有什么能禁止它；它向后成为怯，也不是我想要怯，而是未被培养的气衰弱，使人不敢行动。”孔子说：“人年轻时，血气还没有稳定，应当戒除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盛，应当戒除争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应当戒除贪得。同一个人的一生，气会有三次变化。”所以孟子说：“志向专一，就会影响气；气专一，也会影响志向。志意已经修养好，志向强盛而压倒气，气就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听从志向；

译志意没有修养好，气势强盛而压倒志向，志向就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听从气势。” 所以，气是容易养成的，难的是修养内心。孟子说：“我到四十岁时，心就不动摇了。”但告子比我更早达到不动心。关于不动心，告子说：“在言辞上得不到认可，就不要再从内心去寻求；在内心不能自得，就不要再从气上去寻求；内心不能自得，却去求气，这是可以的；在言辞上得不到认可，却还要从内心去寻求，这是不可以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告子的意思是：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在言辞上得不到认可，就不要再探求他是否具有相应的内心；在内心不能自得，就不要再探求他是否具有相应的气。言辞不正确而内心正确的情况，是有的；却没有内心不正确而气反而正确的情况。所以说，内心不能自得，便不要去求气，这是可以的；在言辞上得不到认可，却不要从内心去求证，这是不可以的。由此说来，气是受内心支配的。内心想做什么，气就会蓬勃地响应；内心不想做却勉强去做，气就会衰竭而不响应。人一定先有这种内心，然后才有这种气。所以君子修养自己的义心，以达到充实气的目的，使气与内心亲和而不相违逆，这样以后遇到事情，气就不会屈服。因此说：志向是首要的，气次之。志向达到哪里，气就跟随到哪里，所以说志向是首要的。从前的君子，凭着自己微小的身躯面对天下，话还没有说出口，众人就先领会了；功业还没有显现，志向就先取得了信任；力量达不到，而形势却帮助他，原因只是拥有这种气罢了。所以说：志向是气的统帅，气是充实身体的东西。修养志向以充实气，使气旺盛以充实身体；身体充实以后，万物没有敢于违逆的，于是这种气就充满天地之间。即便如此，内心为什么能够不动摇呢？广泛学习并记住它，努力实行它，突然遇到事情时，仍有可能自我迷失。因此内心一定要有所守持，然后才能不动摇。内心所守持的东西不能太多；如果学得很多又想同时守持许多原则，事情到来时反而会有不能应对的地方。因此要去掉枝叶，再减损，再减损，直到没有可以再减损的地步，然后才能应变。所以孔子对端木赐说：“赐，你以为我是因为学得很多并且记住它们的人吗？”子贡说：“是这样，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我用一个根本原则把一切贯通起来。”北宫黝培养勇气时说：“我不会在你面前受辱。”孟施舍培养勇气时说：“我不会对你感到畏惧。”不受辱固然算勇敢，却还看不出他为什么一定勇敢；不畏惧，然后才能真正做到勇敢。所以说，北宫黝守持气的方式，不如孟施舍守持简约的原则。北宫黝像子夏，孟施舍像曾子。曾子用来守持自己的原则是：“反省自己，如果内心认为自己理亏，即使对方只是穿粗布衣服的普通人，我也不敢欺凌他；反省自己，如果内心认为自己有理，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 “理直”就是内心认可，内心认可就是接受。反省自己，内心认可这件事可以去做，心中就没有遗憾；这样我的内心就会振作地去做，而我的气也会蓬勃地响应。孟子说：“这种气，是与义和道相配合的；没有义和道，它就会萎缩。行为有使内心感到不满足的地方，气就会萎缩。”所谓萎缩，就是说气不能充实。做了某件事而义不认可，内心就不能满足；内心不能满足，气就不能充实身体；气不能充实身体，就叫作萎缩。所以内心并非完全不能动摇，而是要有所依凭，这个依凭就是义。君子达到义的途径是什么呢？勉强去做，会劳苦而失去本真；放任而不追求，则终身也得不到。孟子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限定结果；内心不要忘记这件事，却不要助长它。君子对于道，早晚都在其中用力，等待它自然端正，而不强行使它端正；内心始终不忘，等待它自然生长，而不去助长它，这样以后才能得到真实的道。强行求它端正，助长它而盼望它成长，这并不是真正的端正和真正的成长，而是受外力逼迫。子夏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等待它自然达到而不强求，这是学习道的要领。又说：新喻的吴若说：“孟子是我的老师。他曾说：‘我善于培养我浩然的气。’我私下很喜欢这句话，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请为我说明原因。” 我回答他说：您居住在江南，也曾经观察过江水吗？秋雨按时到来，沟渠和田间水道都涨满了；各处的水一齐涌出，汇合成一片，浩大盛满而泛滥，充塞坑谷，然后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淹没洲渚，越过丘陵，纵横向前奔流；遇到树木，树木就折断；撞到石头，石头就坠落；水势浩大，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我曾试着考察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它浩大吗？现在说水，它不求深，也无意于流动；遇到高处就停，遇到低处就流；忘掉自己而顺应外物，不因改变而改变，也不因危险而畏怯，所以它一旦发出，就浩浩荡荡，流放到四海。古代的君子，平日修养自己的内心，内在充足，不依赖外在的东西；内心的充盈流动，与天地相始终。静止时，万物没有能够测度他的；行动时，万物没有能够阻挡他的；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忧愁；行走在夷狄之地、遭遇患难而不屈服，面对死生得失而不恐惧，大概也没有一刻不是浩然的。所以说：这种气最为广大、最为刚健，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用使百姓安逸的原则来役使百姓，用使百姓生存的原则来诛杀百姓。苏轼说：“让百姓务农，百姓会说：‘这是养活我们的办法。’让百姓当兵，百姓会说：‘这是保卫我们的办法。’让百姓修筑城郭、沟渠和池塘，百姓会说：‘这是保护我们的办法。’这样，虽然劳苦，百姓却不会怨恨。有人问：盘庚迁徙时的百姓为什么还会怨恨？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不能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大概最终还是不会怨恨的。”《诗经》说：“白天你们去割取茅草，晚上你们搓成绳索，赶快登上屋顶修葺，开始播种各种谷物。”这可以说是劳苦了，但百姓难道不思考这件事吗？他们会说：“上面的人究竟是为了谁这样做呢？”至于田猎的享乐、宴饮和玩乐的供奉，是上面的人为自己做的；做这些事的是君子，大概不会拿来劳累百姓。古代的水衡、少府，是天子的私人库藏；大司农的钱不拿来供给宫廷日常供养和劳费，宫廷日常供养和劳费全都由少府出，就是这个原因。孟子说：“用使百姓安逸的原则役使百姓，百姓即使劳苦也不怨恨；用使百姓生存的原则诛杀百姓，百姓即使死了也不怨恨。”所谓诛杀，用使百姓安逸的原则役使百姓，是可以的；至于用使百姓生存的原则诛杀百姓，君子大概难以启齿。《易经》说：“古代聪明睿智的人，凭神明般的武力，却不杀戮。”季康子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处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 杀掉无道之人，使有道之人得以成就，是先王也不能避免的事。”孔子对此有所避讳；既然如此，诛杀这种事，就是君子难以启齿的事情。

译驳斥杨朱、墨翟的学说。韩愈说：“孟子说过：‘如今天下的人不是归附杨朱，就是归附墨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扰乱，圣贤之道就不能彰明。圣贤之道不能彰明，三纲就会沦丧，九法就会败坏，礼乐就会崩溃，异端就会横行，距离变成禽兽还有多远呢？’所以说：‘能够发表言论抵制杨朱、墨翟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扬雄说：“古时候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驳斥它们，使道路变得开阔清楚。杨朱、墨翟的学说流行，正道就废弃了，并且将近数百年，一直到秦朝，终于使先王的法度被毁灭，经典被焚烧，学士被坑杀，天下于是大乱。等到秦朝灭亡、汉朝兴起，过了将近一百年，仍然不知道修明先王之道。后来才废除挟带书籍的禁令，逐渐搜求散失的书籍，招来学士；经典虽然稍有获得，却仍然残缺不全，十份中亡失了二三份。因此学士大多老死，后来的人看不到完整的经典，不能完全了解先王的事迹，各自把自己的见解作为固守的原则，彼此分裂、隔绝，不能相合，也不能公允。二帝三王和群圣人的道理于是大为毁坏，后来的学者无从寻求追究，一直到今天，仍然模糊不明。这种祸患，是由杨朱、墨翟的学说肆意流行而没有人禁止造成的。孟子虽然贤明如圣人，却没有得到职位，空有言论而无法施行，即使切中要害，又能补救什么呢？然而依靠他的言论，如今的学者还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重视王道而轻视霸道，仅此而已。那些重大的经典和法则全都亡失毁灭而无人救治，破坏腐烂而无人收拾，所谓只保存了千百份中的一份，怎么能说它使道路变得开阔清楚呢？然而，如果当初没有孟氏，我们全都已经穿着左衽衣服，说着难懂的夷狄语言了。所以我韩愈曾经极力推尊孟氏，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原因就在这里。孟子说不喜欢杀人。苏轼说：孟子生在战国时期，知道仁义可以感化、制服强暴势力，因此凭此游说诸侯，恳切反复地劝说，希望他们中或许有人能够相信，但诸侯都习惯于鄙陋奸诈，没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归于统一。”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君主能够统一天下。”在那个时候，诸侯都将要凭借多杀人来统一天下。如果真有一位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把天下人招来并安抚他们，天下一定会归附他。孟子的话，并不只是姑且说得夸大而已。然而如果不深入探究他的用意，详细考察其中的实际道理，就没有人不会认为它迂阔。我观察战国以后，秦始皇、项籍杀人越来越多，天下也越来越混乱。到了汉高祖，虽然凭借军队取得天下，但他的内心不在于杀人，天下这才安定。他的子孙享有国祚二百多年。王莽作乱时，盗贼蜂起，光武帝又凭借不喜欢杀人的原则收服了天下。到了桓帝、灵帝时期的祸乱，曹操、公孙瓒、刘备都有盖世的谋略，却因为任凭喜怒杀人，所以天下最终分为三国。司马氏父子凭力量能够统一天下，但杀心更加炽盛，所以统一以后又重新分裂，裂为刘渊、石勒的政权，分为南北。隋文帝又能够重新统一天下，却嗜杀不止，到他的儿子时便败亡了。到了唐太宗，才又恢复不喜欢杀人的做法，天下于是安定。此后五代的君主出身于盗贼或被人收养，屠杀百姓唯恐来不及；几十年间，天下五次更替，都不能拥有天下的一半。到了宋朝接受天命，艺祖皇帝虽然凭神武之力诛除僭伪势力，但他不喜欢杀人的心意，使神灵和百姓都信服他。还不到十年，削平群雄的功业就可以和汉、唐相比。天下安定以后，减轻刑罚而严厉禁令，凡是诛杀，都一律依附于法律；普通男女没有因冤屈而死的案件。他的仁政超过前代，因此一百多年间兵革没有动用，户口充实繁盛，有因瘟疫而死的人，却没有因兵乱而死的人。大概自孟子以来，能够统一天下的共有四位君主，都是凭不喜欢杀人而做到的。由此看来，孟子的话难道只是偶然说说而已吗？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司马光怀疑说：“孔子是圣人，鲁定公、鲁哀公只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时，孔子来不及等车驾备好就出发；经过君主的空位时，脸色庄重，脚步快而恭敬。经过空着的君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君主召见，怎么能不前往而另到别处去呢？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吗？他的道理难道不同吗？君臣之义，是人的大伦。孟子的德行，与周公相比谁高？他的年龄，与周公辅佐成王时相比谁长？成王年幼，周公辅佐他，代他朝会诸侯；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归还政权，面向北方对成王叩头，敬畏地侍奉成王，与侍奉文王、武王没有不同。难道能说‘他有爵位，我有德行；因为年长就可以怠慢他’吗？” 孟子对蚳鼃说。司马光怀疑说：“孟子居住在齐国，齐王以他为老师。所谓老师，就是以善引导人并救正人的过恶，怎么能说他没有官职上的职责、没有进言的责任呢？如果说他是因为贫穷才出仕，那么他有几十辆随从的车，跟随的人有几百人，靠齐国供养，这也不是守关门、打更的人所能相比的。《诗经》说：‘那位君子啊，不是白白享用俸禄。’贤者所做的事，应当成为百世遵循的法则。我担心后世的人倚仗自己有所长而骄慢君主，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却贪恋俸禄和职位，都援引孟子来为自己作比，所以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

译荀卿的学说。王安石说：“荀卿记载孔子的话说：‘由，你说智者怎么样？仁者怎么样？’子路说：‘智者使别人了解自己，仁者使别人爱自己。’孔子说：‘可以称为士了。’孔子又说：‘赐，你说智者怎么样？仁者怎么样？’子贡说：‘智者了解别人，仁者爱别人。’孔子说：‘可以称为士君子了。’孔子又说：‘回，你说智者怎么样？仁者怎么样？’颜渊说：‘智者了解自己，仁者爱自己。’孔子说：‘可以称为明君子了。’这确实是孔子的话吗？我知道这不是。能够先看清近处，然后才能察见远处；能够先使狭小范围获利，然后才能使广大范围受惠，这是天下的道理。所以古代想了解别人的人，一定先求了解自己；想爱别人的人，一定先求爱自己。这也是道理必然如此之处，是君子不能改变的。请用近处的事和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事来讨论：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连咫尺之内的泰山都看不见，那么即使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也知道他不可能察见百步之外的秋毫。不能看清近处，就不能察见远处，这一点是明白的。然而荀卿却说，了解自己的人胜过了解别人的人，这就好比说，能够察见百步之外秋毫的人，还不如能够看见咫尺之内泰山的人明察。”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食物不足以使肚子吃饱，衣服不足以使身体周全，那么即使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也知道他不可能使乡党得到充分供给。不能先使狭小范围获利，就不能使广大范围受惠，这一点是明白的。然而荀卿却说，爱自己的人胜过爱别人的人，这就好比把使乡党得到充分供给，说成不如食物足以吃饱肚子、衣服足以遮蔽身体的人富足。由此说来，荀卿的话，对道理的察见实在太差了。所以，了解自己，是智慧的开端，可以由此推及了解别人；爱自己，是仁的开端，可以由此推及爱别人。能够充分实行智和仁的道理，然后才能使别人了解自己、爱自己。因此，能够使别人了解自己、爱自己的人，没有不能了解别人、爱别人的；能够了解别人、爱别人的人，也没有不能了解自己、爱自己的。如今荀卿的话把这一切完全说反了，所以我知道那不是孔子的话，而是荀卿的妄说。扬雄说：‘这是爱人的极致。’大概是说，懂得自爱的道理，就足以爱别人，并不是说不能爱别人却能够爱自己。唉！古代有不能爱自己却爱别人的人，但那不是我所说的爱人，也不是墨翟的学说。至于能够了解别人却不能了解自己的人，也不是我所说的了解别人。荀卿的学术。欧阳修说：夏、商、周三代衰败，学术废弛，道理不能彰明，于是诸子百家出现了。老子厌恶周朝的混乱，凭借自己狭小的见识，认为圣人的学术不过如此，于是对仁义加以否定，诋毁圣智。诸子因此更加肆意发表异说。到了战国时期，学术放荡而不能回归正道，后来“山渊齐”和“坚白异同”之类的论辩兴起，圣人的学术几乎要断绝。最后只有荀卿独自采用《诗经》《尚书》的言论，贬斥异说、扶助正道，著书批评诸子，尤其把劝学看作急务。荀卿是楚国人，曾经凭学问求用于诸侯，但没有被任用，退居兰陵，楚国人尊敬他。战国结束时，三代的《诗经》《尚书》还没有全部流传出来，汉代贾谊、司马迁等大儒，无不大量采用荀卿的学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学说最接近圣人。荥阳人郑昊，年轻时学习诗赋，考进士中第，便放弃了，说：‘这些不值得学习。’开始跟随先生和长者学习学问，慨然产生了爱好古道而唯恐赶不上的志向。郑君年纪还小，性情淳朴明敏，又有坚强努力的志向，遇到正确的学问便拜为老师，没有不努力做到的。他将要改变自己的名字几次来请我为他取名，让他自己选择，于是改名为荀。由此我又看到了他的志向果断。荀卿这个人，没有亲自见过圣人，只是读圣人的书而得到圣人的道理。然而从子思、孟子以下的人，都轻视他；如果让他和子游、子夏一同在孔子门下进学，我不知道谁先谁后。世上的学者如果能够像荀卿这样，可以说已经会学习了；如果再进一步，那么还有谁能抵挡他呢？”

译荀卿的过失。苏轼说：“我曾经读《孔子世家》，观察其中的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无不合乎规矩，不敢放纵言论、发表高深议论，说话一定称述先王；由此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学说广大得看不出边际，却并不是遥远难及；浩大得看不出尽头，却并不是深奥难懂。他所说的，是普通男女都共同知道的；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唉，这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不难；不能做到的，至少也不会失去少犯过错的境界。”子路的勇敢、子贡的辩才、冉有的智慧，这三种才能都是天下人所说的难以做到而又可贵的。然而这三个人，往往不能使孔子满意；颜渊默默无闻，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好像与普通人没有不同，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况且学习圣人，难道一定要看他说了什么吗？也只需观察他的意向所趋罢了。孔子认为后世一定会有人不足以实行他的学说，也一定会有人窃取他的学说而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话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奇异而令人特别喜悦的言论，关键在于不可改变。过去我常常奇怪李斯曾侍奉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书，使古代先王的法度发生巨大改变；他对待老师的学说，简直不亚于对待仇敌。” 直到今天读到荀卿的著作，才知道李斯之所以侍奉秦国，全都出自荀卿的影响，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荀卿这个人，喜欢发表奇异的言论而不肯退让，敢于提出高论而全然不顾忌。他的话，是愚人听了会惊异、小人听了会高兴的。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荀卿却偏偏说：“扰乱天下的人，就是子思、孟轲。”天下人这样多，仁人义士这样多，荀卿却偏偏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桀、纣的本性就是这样；尧、舜的善是人为造作的。”由此看来，推测他的为人，一定是刚愎自用、傲慢无礼而且过分自负。那个李斯，不过是这种人的变本加厉罢了。一般小人做坏事，尚且还必定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时，虽然桀、纣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罚、政令还没有达到完全灭绝、无从考察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有所保留，不敢把它们全部废除。只有李斯能够奋然妄为而毫不顾忌，焚烧孔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也一定是有所凭恃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遍骂天下的贤人，用来证明自己的愚见是正确的，认为古代先圣先王都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逞一时的言论之快，而荀卿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言论的祸害竟会达到这样的地步。父亲杀人报仇，他的儿子一定还会去抢劫。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李斯却凭借这套学说扰乱天下。他那些高谈阔论和奇异见解，对此是有激发作用的。孔子、孟子的学说从来没有标新立异，但天下最终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么还何必寻求奇异的学说呢？荆公说：“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不称道尧、舜的，也没有完全不符合尧、舜的地方。然而孟子之所以如此痛恨它们，大概只是因为它们的言论有时合乎道、有时背离道罢了。荀卿的著作，具备仁义忠信的道理，礼乐刑政的纲纪；向上以尧、舜为祖法，向下以周公、孔子为法则，难道不美吗？但后世的名声竟然要把他与孟子相提并论，这就不合适了。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也就是孟子的道；孟子的道，也就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荀卿能够懂得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却把孟子与杨朱、墨翟混在一起，那么他为什么在认识那些人方面明白，在这里却愚昧呢？从前墨子的门徒也称誉尧、舜而非难桀、纣，难道不是非常正确吗？然而礼乐是尧、舜所重视的，他们却想要非难并抛弃礼乐；这样看来，他们只会尊崇尧、舜的空名罢了，哪里能懂得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道理呢？荀卿尊崇尧、舜、周公、孔子，也确实懂得应当尊崇什么。然而孟子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门徒，他却把孟子同杨朱、墨翟混在一起，一并加以非难，这难道不同于称誉尧、舜却非难礼乐吗？从前圣贤著书，是要把道德昭示给天下，把教化传给后世罢了，难道可以借着尊崇圣贤的空名，来信奉邪曲谬误的学说吗？” 现在假如有一个人杀了他的兄弟，杀戮了他的子孙，却能够完全履行做人儿子的道理来侍奉父母，那么这样的人难道能称为孝子吗？荀卿尊崇尧、舜、周公、孔子而非难孟子，也近似于这种情况。从前告子认为，人的本性如同杞柳，义如同杯圈。孟子说：“率领天下人去祸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这番话。”杞柳制成杯圈，是先伤害杞柳的本性，然后才能做成。孟子的意思是说，人行义并不是要先伤害人的本性才做得到，所以认为告子的话是在祸害仁义。荀卿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难道不就是所谓祸害仁义吗【云云】孟子、扬雄、荀子 昌黎说：“起初我读孟轲的书，这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称王容易，称霸也容易。我认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氏罢了。后来晚些时候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崇并相信孟氏；因为扬雄的书，孟氏更加尊贵，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没有流传于世，周朝衰微时，好事的人各自拿自己的学说去求取当时君主的认可，纷纷扰扰，互相混乱，六经与诸子百家的学说交错混杂。然而老师和大儒还在：秦代有焚书之祸，汉代有黄老之学；保存下来而纯正的，只有孟轲氏，只有扬雄氏。等到得到荀氏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氏这样的人。考察他的文辞，有时似乎不够纯正，但究其归宿，和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他大概还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符合道的就著录，不合乎道的就斥退，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瑕疵。我想删去荀氏著作中不合乎道的部分，把合宜的附入圣人的典籍，这也是孔子的志愿吗？孟氏是纯正中的纯正，荀氏和扬氏则大体纯正而有小的瑕疵。”

译孟子、扬雄、荀子论人的本性 樊川说：孟子说人的本性善，荀子说人的本性恶，扬子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所谓喜、哀、惧、恶、欲、爱、怒，这七种是情；情由本性产生。这七种情感中，爱和怒生来就会，是本性的根，也是恶的端始。婴儿看见乳汁，一定会抓取；得不到就哭，这是爱和怒同婴儿一起产生的，难道他还懂得其余五种情感吗？等到长大以后，其余五种情感才随之产生，有的存在，有的消失，有的深厚，有的浅薄。至于爱和恶，从来片刻不离，同婴儿一起存在，直到长大。君子的本性，爱和怒都很淡，不会超出道；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其中有爱但受礼的约束，有怒但畏惧法令。世间有礼法，越过礼法的人不敢任情放纵；世间没有礼法，爱和怒也就随之炽烈起来。至于小人，即使有礼法也不能制约他；有爱而求不得就发怒，发怒就会作乱。所以说：爱和怒是本性的根，是恶的开端，同婴儿一起产生，随着他长大。凡是谈论情和本性，谈善的多引用舜、禹，谈不善的多引用丹朱、商均。舜、禹这两位君子，自有人类以来，像这两位君子这样的人总共有几个呢？” 不能拿他们作为比喻。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生在尧、舜的时代，受到他们的教化，都成为善人；何况又生在他们的家中，亲自成为父子，但教化像蒸汽不能滋润、灼热不能使之发热一样，对他们不起作用，这说明他们的恶同尧、舜的善正好相反。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谈论光明，难道能拿它们作为一般的比喻吗？世间人的品类有可以向上、也有可以向下的很多人；人的本性中，可以向上向下的，爱和怒占多数。爱和怒是恶的开端。荀子说人的本性恶，拿来同丹朱、商均相比，荀子的说法就较为充分了。昌黎说：本性，是同生俱来的；情，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本性的品类有三种，而构成本性的因素有五种；情的品类有三种，而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性的品类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本性只是善；中等的本性可以引导使之向上，也可以使之向下；下等的本性只是恶。构成本性的五种因素是仁、礼、信、义、智。上等本性对于这五者，专主于其中一项而施行其余四项；中等本性对于这五者，其中一项稍有不足，就会稍稍反向；对于其余四项，则是混杂不纯；下等本性对于这五者，违背其中一项而悖逆其余四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本性对于情，要看它所属的品类。情的品类也有上、中、下三等；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本性对于这七情，一旦发动就能处于适中的状态；中等本性对于这七情，有的过分，有的缺失，但仍然寻求合乎中正；下等本性对于这七情，或者缺失，或者只是任情而行。情对于本性，也要看它所属的品类。孟子谈本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谈本性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扬子谈本性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从本来善而后来趋向恶，从本来恶而后来趋向善，或者本来善恶混杂而如今成为善或恶，这些说法都是只举出中等情形而遗漏了上下两等，是得到其中一面而失去另外两面的说法。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一定会因受贿而死。扬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就知道他一定会使宗族灭亡。越椒出生时，子文非常忧虑，知道若敖氏的鬼神将来都得不到祭祀。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遭遇灾祸；他刚开始爬行时，就显出聪明高明的样子。文王还在母腹中时，母亲没有忧虑；出生以后，傅育他的人不感到劳苦；开始学习以后，老师也不感到烦劳。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儿子均、文王的儿子管和蔡，所受的教习不能说不善，但最终却成为奸恶之人。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受的教习不能说不恶，但最终却成为圣人。人的本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这三家谈本性，都是只举出中等情形而遗漏上下两等，是得到其中一面而失去另外两面的说法。’又问：‘那么，本性上下不同的人，最终就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上等本性通过学习会更加明白，下等本性畏惧威势而少犯罪。因此，上等的人可以教化，下等的人可以制约；至于他们的品类，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可改变。’又问：‘现在谈本性的人与此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现在的说法，掺杂了佛、老的学说。既然掺杂了佛、老的学说，还有什么说法会不相同呢？’ 东坡说：“从前谈论本性的人很多，却不能统一于一种说法。起初孟子认为本性善，荀子认为本性恶，扬子认为本性善恶混杂；韩愈又取三人的说法加以折中，依据孔子的论述，把本性分为三等，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而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不能改变；他认为三家的说法都出于中等情形，却遗漏了上下两等，而天下人认为正确的说法，大多是韩愈的说法。唉！这是没有弄清所谓本性是什么，却把才性混同起来说。所谓本性和才能相近而不同，它们的区别不只像白与黑的不同。圣人与小人共同具有、都不能逃脱的，才是真正所谓本性；至于他们的才能，本来就会有所不同。譬如树木得到土壤，经过雨露风气的滋养，舒展而茂盛，这是树木共同具有的，是本性。至于坚硬的做车毂，柔软的做车轮，大的做楹柱，小的做椽子；椽子不能做楹柱，车轮不能做车毂，这难道是它们本性的罪过吗？天下谈本性的人，都把才能混杂在本性中来谈，所以纷纷扰扰，不能统一。孔子所谓‘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而上等智慧和下等愚人不能改变’，说的是人的才能；至于谈到本性，他从未断定善恶，只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远’罢了。”

译韩愈的说法又更为严重：把本性与情分开，却把才能同本性合在一起，所以他的论述始终无法贯通。他认为本性果真是寂静无为的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应当再有善恶之说。假如本性有善恶，那么所谓情就是我所说的本性。人一出生，没有不受饥寒的忧患、雌雄交配的欲望；现在告诉人说：‘饥饿时吃东西，口渴时饮水，男女的欲望，不是人的本性产生的’，可以吗？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人若没有这些，就没有凭借来成为圣人；小人若没有这些，也没有凭借来成为恶人。圣人凭借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感来驾驭自己，使自己走向善；小人也凭借这七种情感驾驭自己，使自己走向恶。由此看来，善恶是本性所能趋向的方向，而不是本性本身所能拥有的东西。况且谈论本性，怎么能把善恶作为本性的内容呢？虽然如此，扬雄的论述确实接近这一点。他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善的一面就成为善人，修养恶的一面就成为恶人。’他的说法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本性不能拥有善恶，却认为善恶全都出自本性罢了。太古之初，本来没有善恶的说法，只是天下人共同安适的状态，圣人把它指称为善；而一个人独自享乐的事，就把它命名为恶。” 天下人本来就会顺着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去做。谁知道圣人只是因为一个人独自享乐的事情，不能胜过天下人共同安适的事情，所以才有了善恶的分别。而诸子的意思，是要把善恶说成圣人的个人主张，岂不是太疏远事实了吗？韩愈又想凭借书籍流传下来的传闻和一个人的事迹，来驳倒孟子、荀子、扬子的学说。他拘泥于后稷出生时聪明高明、文王成长时不劳烦师傅，以及瞽瞍、管、蔡的事迹，以此来说明本性，这不是圣人论述本性的方式。圣人论述本性，是要穷尽万物的道理，凭借众人共同知道的事实，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韩愈却想凭一个人的才能来确定天下人的本性。而且他说：‘今天谈论本性的人，都掺杂了佛、老的学说。韩愈的说法认为本性与情无关，喜怒哀乐都不是本性，这是韩愈流入佛、老学说而自己不知道。’ 颍滨说：一阴一阳称为道，继承道而来的称为善，成就道的就是本性。一阴一阳，是阴阳尚未显现形态的状态，就像喜怒哀乐尚未发动一样。阴阳尚未显现形态，称为道；喜怒哀乐尚未发动，称为中。中就是道，落实在人身上就是本性。等到情感发动而合乎节度，仁义礼智的作用显现于事物之中，这就是所谓善，也就是所谓和。因此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远。’圣人关于本性的言论，到此为止罢了。孟子向子思学习，得到他的学说却逐渐有所偏失，于是指善为本性。到了荀卿，自以为是而喜欢标新立异，因孟子之说而反过来主张，于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恶其实都是后天习染，孟子、荀卿都把习染指作本性，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两人的过失相同。然而本性具有习染、习染有善恶，可以比作火能够发热，也能够焚烧。孟子所说的善，是火能够发热，这是火发挥了本性；荀卿所说的恶，是火能够焚烧，这是火失去了本性。荀卿的错误就离道更远了。” 皇甫湜论述孟子、荀子说：“孟子说：人的本性善；荀卿说：人的善是人为造作的。这对于圣人来说，都是片面的说法。推究而言，本性的品类有三等：下等愚昧、中等资质、上等智慧，就是这样。圣人谈本性的品类也有三种：可以向上、可以向下、不可改变，就是这样。黄帝生来就神明灵异，幼年便聪明敏捷；文王在母腹中时母亲不忧虑，做学生时老师不烦劳；后稷出生时胎衣不破裂，长大后聪明高明，这些都说的是上等智慧。齐桓公有管仲辅佐就治理得好，有易牙辅佐就混乱。子夏出门见到繁华的事物便喜悦，回家听到仁义之道便快乐，这说的是中等资质。越椒出生时有熊虎般的形状，叔鱼出生时便有如溪壑般贪婪的心，这说的是下等愚昧。因此，有人生来就是恶的，难道还能称他的本性为善吗？有人生来就是善的，难道还能称他的本性为恶吗？所以说，孟子、荀卿的言论，对于圣人来说都是片面的学说。穷尽事理、尽知本性，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难怪微妙精深的言论断绝后，异端就兴起；大义背离后，片面说法就流行。孟子是大儒，荀卿也是大儒，难道他们只是为了另开门户，才故意坚持曲折的辩说吗？大概是思考有所未达，明见有所不周罢了。即使考察二人的学说，推究其开端而考察其最终归宿，它们对于辅助教化、尊崇仁义，也只是趋向不同而结果一致，流派不同而源头相同。” 如何说明这一点呢？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人的本性生来趋向善，就像水往下流；外物诱发，内在的情感发动，然后才会产生恶。这是在劝人淘汰内心的污浊源头，返回天理。荀卿说：人出生时不知道尊敬亲长，长大后经过长期教化才知道；人幼小时不知道礼让，长大后经过长期教化才知道。这是在劝人排除嗜欲，追求善良。一个是从根本推及末端，一个是从枝叶回溯根本。所以说，二人的学说虽然趋向不同，结果却一致；流派不同，源头却相同。虽然如此，孟子的用心，是认为人的本性都像尧、舜一样，对于尚未达到的人寄予期望、勉励他们；荀卿的说法，是认为人的本性都像桀、跖一样，那么对于有所不足的人就会使他们感到危险。书说：‘只有人最为灵秀。’《记》说：‘人生来是安静的，受到外物感触才发动。’这样看来，孟轲的话符合经典而且更有益，所以尤其可取。” 荆公论述扬雄、孟子说：“贤者之所以成为贤者，不肖者之所以成为不肖者，没有一样不是本性；贤者尊贵荣耀、长寿高寿，不肖者困厄穷困、死亡丧亡，也没有一样不是命。”

译评论者说：“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不肖者之所以成为不肖者，难道是本性造成的吗？” 这种说法是学习孟子关于“性”的言论，却不知道孟子的主旨。又说：“人有作为或不作为，是命。没有才能而困厄穷困，以至死亡丧亡，难道也是命吗？”这种说法是学习扬子关于“命”的言论，却不知道扬子的主旨。孟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扬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孟子谈命，说没有什么不是命；扬子谈命，说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才是命。孟子、扬子的道理未尝不同；两人的学说并没有真正的差异。他们之所以显得不同，是因为所指的方面不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言语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各自都有所适合。”所以，孟子所谓的性，只说纯正的本性；扬子所谓的性，则兼说本性中不纯正的方面。扬子所谓的命，只说纯正的命；孟子所谓的命，则兼说命中不纯正的方面。人一出生，没有谁不具有羞耻厌恶的本性。姑且以羞耻厌恶的一端来说明：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以善行没有修养为羞，以美善的名声没有树立为恶，竭尽力量追求善，以充实他的羞耻厌恶之性，那么他成为贤人的道路，谁能阻挡呢？这就是获得了纯正本性的人，是孟子所谓的性。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以利益不丰厚为羞，以利益不多为恶，竭尽力量追求利益，以充实他的羞耻厌恶之性，那么他成为不肖之人的道路，谁能阻挡呢？这就是获得了不纯正本性的人，是扬子所兼说的性。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才智本来只够卑贱却处于卑贱地位，罪行本来足以判死却被处死，这是人自己造成的。这就是获得了不纯正命运的人，是孟子所兼说的命。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才智本来可以显贵却处于卑贱地位，德行本来足以使他生存却反而死亡，这不是人自身所造成的。这就是获得了纯正命运的人，是扬子所谓的命。如今，有人以利益不丰厚为羞、以利益不多为恶，却竭力追求利益，终于成为不肖之人，扬子难道会把这种人看作他所说的那种人吗？他也一定会厌恶这个人丧失了纯正的本性。才智本来只能使人卑贱却处于卑贱地位，罪行本来足以致死却被处死，孟子难道会说这是这个人的命，而不说是这个人的罪吗？他也一定会厌恶这个人丧失了纯正的命。孟子说：“口对于滋味，眼对于美色，耳对于声音，鼻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这是人的本性，但也有命的因素在其中，君子不把这些说成本性。”仁体现在父子关系中，义体现在君臣关系中，礼体现在宾主关系中，智体现在对贤者的认识中，圣人体现于天道之中。这些是命，但其中也有本性的因素，君子不把这些说成命。这样看来，孟子、扬子的学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今的学者，认为是孟子就否定扬子，认为是扬子就否定孟子。大概是只知道诵读他们的文章，却不知道探求他们的主旨罢了。却还说“我懂得性命的道理”，这不是欺骗人吗？东坡说：“从前孔子的文章，并不是有意要写文章，因此未曾特意树立某种论说。能够谈论的，只是他的学说归于最恰当的道理，凭这一点便足以称为圣人了。孔子的道，可以遵循实行，却无法完全知晓；可以谈论，却不能妄加评议。他不争着发表琐细的论说，不开启是非争端，因此他的道独能不被废弃，成为天下后世仁义礼乐的根本。孔子去世以后，诸子想写书传给后世，他们的心思在于写文章，急切地唯恐自己的主张湮没而无人知晓。因此都喜欢树立论说。论说一经树立，争论就兴起了。从孟子以后，直到荀卿、扬雄，都致力于提出彼此攻击的学说，其余那些不足称道的人，也在天下纷纷争辩。唉！孔子的道不幸遇到了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各自拿着自己的学说从外部攻击它，天下人正将因此迷惑，却不知道应当听从谁。为什么他的弟子门人又在内部彼此攻击而不能决断呢？千年以后，学者越来越多，而孔子的道却更加隐晦不明，难道是由于这个缘故吗？”“从前三家的争论，是由孟子引起的。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扬子又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 孟子既然已经占据了“善”这一端，所以荀子不得不转向“恶”这一端；人的本性不过是有善有恶而已。两人既然已经各自占据一端，所以扬子不得不提出“善恶混杂”的说法。发表论说不寻求精微准确，只一味务求与别人不同，那么纷纷杂陈的学说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了。”“况且孔子未曾谈论过性，大概也曾谈论过，只是没有形成确定不移的论断。孟子所谓性善，都出自他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子思的著作，都是圣人精微而笃实的言论。孟子得到这些道理，却没有善于运用，能够说出其中的道理，却不知道这些话作为论断的名义和范围，竟把天下这么大的范围一概归结为性善之说，明明白白地自以为给天下定下了标准，使天下那些有过失的人无不想拉弓来射击它。所以，荀子、扬雄提出不同论说，都是孟子的过错。”“至于子思的论说却不是这样。他说：‘普通男女，即使愚笨，也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到了最高深之处，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普通男女即使不贤，也可以做到其中的事情；但到了最高深之处，即使是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圣人的道，起始于普通男女能够做到的事情，而终极于圣人也不能知晓的境界。起始于普通男女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学习；而终极于圣人也不能知晓的境界，所以学习者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既然如此，恻隐之心足以作为仁的起点，但仁并不止于恻隐；羞耻厌恶之心足以作为义的起点，但义并不止于羞耻厌恶。这不正是孟子提出性善论的原因吗？子思说圣人的道出于天下人所能实行的事情，孟子说天下人都可以实行圣人的道。这两种说法没有差别，只是子思把确定性归于圣人的道，孟子把确定性归于天下的人。所以后世的异议都出自孟子，而子思的论说使天下人共同认同，没有谁能够反对它。这样以后才知道子思善于立论。”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八 高祖上 项籍【温公、老泉、李观、东坡、何去非】高祖进入关中【子由】返回平定三秦【唐子西】郦食其攻下齐国城邑【吴筠】挫败楚国的权势，催促铸刻印信【东坡】纪信假装投降楚国【卢藏用】楚国杀死周苛【李观】楚国把王陵的母亲安置在军中，想招降王陵【王元之】斩杀丁公【皮日休、温公】封赏雍齿【温公】刘敬把公主嫁给匈奴，与匈奴和亲【温公】平城之围【东坡】贯高谋反【温公】项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