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三

译二帝三王的君臣关系。梁肃《磻溪铭》说：阴阳调和，万物就生长；圣人与贤人相合，天下就太平。从前尧、舜与禹相合，制服洪水而使天下太平，持续了四百年；商汤与伊尹相合，革除桀的暴虐而使天下太平，持续了六百年；文王、武王与太公相合，一旦穿上战衣出兵，便使天下太平，持续了八百年。这与风雨寒暑、五行四时交替运行，代替上天生养万物，是同一个道理。上天的气数不可能不变化，时运一变，就会有洪水淹没山陵、浩浩荡荡漫天而来的灾害；君主的运势不可能不走到极点，时势一变，就会有施加威势、杀戮众人的变化。发生变化就会通达，于是有禹乘四载治水的功业；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于是有放逐、讨伐暴君的功绩。唉！只有太公承受了这样的运势而遇到他的君主，抓住这样的时机而促成君臣相合吗？后来伯阳没有显达，孔仲尼成为漂泊之人，这难道就是没有遇合吗？所以说：君子遇到时机就能大有作为，遇不到时机就像龙盘曲潜藏。赞美太公的行动和静守都没有错过时机，于是作《磻溪铭》说：‘至人没有私心，出仕或退处都顺应大道；退处时如同土木，出仕时如同雷雨。正当殷朝的治道断绝，太公出现了；于是居住在幽僻之处，盘桓于草野之间。天地有闭合和开辟，阴阳在运行；光明达到极点就转为昏暗，昏暗达到极点就转为光明。’ ‘在水边遇到君主，为他谋划使德泽遍及八方。牧野之战威武雄壮，一挥军旗便使天下平定。那太阳和月亮，得到上天的支持才发出光辉；圣人和贤人，得到时机才显扬。独夫纣昏乱迷惑，我于是像豹子一样隐藏；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我于是像鹰一样奋扬。因此说：大道没有固定形体，大人没有固定方术；随着形势运用变化，达到虚静而又常常有所作为。《磻溪铭》流传至今，古今都渺茫难考。” 伊尹、太公。李商隐说：“世人认为能够把自己的国家让出去、能够把自己的天下让出去的人才是贤人，这完全不懂贤人的事情。能够把国家让出去、把天下让出去，只能说明他不肯苟且取得而已。商汤当时并不是没有臣子，但最终辅佐商汤参加升陑之役、鸣条之战的，究竟是谁呢？不是伊尹就不行。武王当时也不是没有臣子，但最终辅佐武王参加牧野之誓、悬挂白旗之战的，究竟是谁呢？不是太公望就不行。假如伊尹把这些事让给女鸠、仲虺，太公望把这些事让给泰颠、闳夭，那么商、周的天命还能聚集吗？所以，当伊尹认为夏朝可耻而返回亳地、太公望奋发振作、勇猛进取的时候，即使有一百个女鸠、一百个仲虺，伊尹也不会退让；即使有一百个泰颠、一百个闳夭，太公望也不会退让。因此说：退让不是贤人的事情。” 老泉说：孙武既然说有五种间谍，又说：“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朝；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朝。所以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领，能够利用上知来充当间谍，必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要领，是三军赖以行动的根据。”考察《尚书》：伊尹前往夏朝，认为夏朝可耻而返回亳地；《史记》说太公曾侍奉纣，后来离开纣而归附周。所谓‘在夏、在商’，确实如此。然而把他们看作间谍，为什么呢？难道商汤、文王确实派人去侦察夏、商吗？伊尹、吕牙确实替别人充当间谍吗？难道桀、纣要等到有间谍之后才可以讨伐吗？即使非常庸常的人，也知道事情不是这样。那么，孙武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伊尹在夏时，商汤一定说：‘桀虽然暴虐，但如果有一天任用伊尹，百姓的心就会重新安定，我还有什么忧患呢？’等到伊尹返回亳地，商汤一定说：‘桀得到伊尹却不能任用，必定要灭亡了；我不能眼看着百姓受苦，自己也和天下一同灭亡。’吕牙在商朝时，文王一定说：‘纣虽然残暴，但如果有一天任用吕牙，上天赐予的禄命就一定会恢复，我还有什么忧虑呢？’等到吕牙归附周朝，文王一定说：‘纣得到吕牙却不能任用，必定要灭亡了；我不能长久阻遏天命，于是让武王与天下共同承担灭亡纣的使命。’ 既然如此，那么夏、商的存亡，就取决于伊尹、吕尚是否被任用。现在若问将领的贤能，必定会说：“能预先知道敌国的胜败。”再问他凭什么知道，必定会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替自己冒死深入敌国，刺探消息。”有人则说：“能离间敌国的使者，探知他们的秘密计划。”唉，这也太劳苦了！伊尹、吕尚一旦归来，夏、商两国的灭亡便已确定；使汤、武没有使用间谍的名声和劳苦，却取得使用间谍的实际效果，这不是最高的智慧，还有谁能做到呢？战争虽然是诡诈之道，但根本正直的人最终也一定会取胜。如今使用五间，归根到底都在欺诈；成功了成为利益，失败了就变成祸患，而且用欺诈对待别人，别人也将用欺诈对待我们。所以，能够靠间谍取胜的，也有可能反而因间谍失败。我们的间谍不忠诚，反被敌人利用，这是第一种失败；没有得到敌人的真实情况，却把敌人故意伪造给我们看的情况当成真实，这是第二种失败；接受了我们的财物，却不能探得敌人的秘密计划，因害怕而把伪造的情况报告给我们，这是第三种失败。用心于正道，一振作起来，众多纲领便都能振举；用心于欺诈，即使百般弥补，千百个漏洞仍会导致失败。在这件事上，智慧是不足以依靠的。因此，五间并不是明君贤将所崇尚的；明君贤将所崇尚的，是最高智慧的间谍之道。因此，淮阴侯、曲逆侯因为守义而不侍奉楚国，高祖擒获项籍的计策便确定了；武臣李左车、周叔没有被赵、魏任用，淮阴侯进军的谋略便确定了。唉，这也属于用间啊。

译伊尹、伯夷、柳下惠。荆公说：“孟子说：‘能够使人愿意追求的叫作善；自身具备这种善叫作信；充实完备叫作美；充实完备而有光辉叫作大；大而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是大贤人的行为。贤人的行为做到这样，就可以说完备了。但即使如此，仍不足以钻研圣人的坚固深奥，也不足以仰望圣人的崇高。以圣人来看贤人，仍如同泰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池泽。这样看来，圣人的事业之伟大就可以知道了。《易》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事业。德行如果不足以与天地相合，明察如果不足以与日月相合，吉凶如果不足以与鬼神相合，就不是所谓圣人。”孟子评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说是“圣人”，却又说：“伯夷过于狭隘，柳下惠不够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不会去做。”行动、言语、视听，如果有一项不合于礼，就不足以成为大贤人；而圣人的名号，不是大贤人所能比拟的。难道伯夷的狭隘和柳下惠的不恭敬，竟是他们所能僭越取得的吗？” 想来圣人的言行不会苟且而已，因为他们将把它作为天下人的法则。从前伊尹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示天下，说：“侍奉谁不是君主？役使谁不是百姓？天下太平也要出来做官，天下混乱也要出来做官。”后世的士人多不能探求伊尹的本心，因此大多只知进取而少知退处，苟且求得禄位而损害义，这就是这种流风末俗的弊病。圣人担忧这种弊病，于是伯夷出来纠正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示天下，说：“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退处；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后世的士人多不能探求伯夷的本心，因此大多只知退处而少知进取，过分廉洁而又变得刻薄，这就是这种流风末世的弊病。圣人又担忧这种弊病，于是柳下惠出来纠正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示天下，说：“不以侍奉昏乱的君主为羞耻，不推辞卑小的官职，被遗弃不用也不怨恨，困厄穷困也不忧闷。”后世的士人多不能探求柳下惠的本心，因此大多趋于污浊而少有清白，厌恶异己而崇尚苟同，这就是这种流风末世的弊病。这三个人，是针对当时的偏弊加以挽救的，并不是天下的中正之道，所以长久下去必然产生弊病。到了孔子的时代，三位圣人的弊病在天下各自发展到了极点。因此孔子汇集他们的行为，制定成天下的法则，说：“可以迅速就迅速，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 这样以后，圣人的道才大体完备，也没有了任何一偏的弊病。他之所以能够大体完备而没有弊病，难道只是孔子一个人的力量吗？是这四个人相互承接、共同完成的。所以，伯夷如果不清廉，就不足以挽救伊尹的弊病；柳下惠如果不和顺，就不足以挽救伯夷的弊病。圣人之所以能远远超过常人，大概是因为能够以自身来挽救天下的弊病。如果都只想实行孔子的行为，却忘记天下的弊病，那么怎么能算圣人呢？因此，如果让这三个人处在孔子的时代，他们都足以成为孔子。然而，他们之所以表现为清廉、出仕、和顺，只是由于时代不同，难道会拘泥于这一个方面吗？如果只拘泥于一个方面，就不足以成为贤人，难道是孟子所说的圣人吗？孟子所说的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君子不去做，也只是说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罢了。况且夏代的道，难道不好吗？但殷人却认为它粗野；殷代的道，难道不好吗？但周人却认为它像鬼道。所谓狭隘和不恭敬，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在孟子的时代，有人教孟子“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有人教孟子“权宜行事来救助天下”，大概当时的风俗有些像伊尹所造成的弊病。因此孟子评论这三个人时，必定先说伯夷，也正是为了纠正天下的弊病。所以说：圣人的言行，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他们将把它作为天下人的法则。

译许由、龙逄、伯夷。昌黎说：如今的人把一项善行当作自己的操守，却以这样做为可耻；羡慕通达大节的人，称赞所谓通才的人很多。然而一味圆滑随俗、沉沦埋没直到老死的人接连不断，也没有见到别人称许他们，这难道不是败坏教化、损害名声的办法吗？况且五常之教与天地同时产生，然而天下的人得不到老师指引，终究不能自己认识并实行它。所以从尧以前千万年，天下的人都局促不安，不知道谦让是美德。于是许由哀怜天下人的愚昧，又哀怜他们把争夺当作能耐，便脱掉鞋子，离开【原文疑误：“九州岛”】，高高作揖告辞。尧以后的人因此惊惧地说：“即使是天下，还有人轻视而不肯接受，何况那些小的东西呢？”于是谦让的教化在天下推行开来，许由成了它的老师。从夏桀以前千万年，天下的人安然顺从，不知道忠诚可以用生命来交换。因此龙逄哀怜天下人不仁，看见君主、父亲和百姓陷入水火却不去救助，于是上朝竭尽自己的言论，退下后接受烹刑。所以后代的人惊惧地说：“即使万死，也还有忠诚而不畏惧的人，何况那些小的事情呢？”于是忠诚的教化在天下推行开来，龙逄成了它的老师。从周以前千万年，天下的人浑浑噩噩，不知道义可以用来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伯夷哀怜天下人的苟且，又认为强者就会使人屈服，便吃葛根和薇菜，逃入山中而死。于是后代的人惊惧地说：“即使饿死，也还有宁死不畏惧的人，何况那些小的事情呢？”于是义的教化在天下推行开来，伯夷成了它的老师。这三个人都凭自身树立教化，在千万年间成为老师；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消亡，但他们的教化仍存留于扶持天地之间，他们的功劳也很深厚。假如三位老师以独自行事为可耻，羡慕通达世故，那么尧的时代一定会说：“取得职位来实现道，哪里还需要谦让？”夏的时代一定会说：“天下太平就进取，天下混乱就退避，哪里还需要舍生？”周的时代一定会说：“收敛锋芒、混同尘世，哪里还需要挨饿？”如果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局促不安地争夺，顺从逢迎地谄佞，浑浑噩噩地苟且，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去做呢？这样一来，三位老师如果生在今天，一定会被说成偏执而不通达的人了。难道还能不称他们为大贤人吗？唉！如今的人羡慕通达，造成的弊病也很大；而古代圣人所说的通达，是自身具备各种德行和技艺，并且能够通晓和实行它们。如今普通人所说的通达，是自身缺少各种德行和技艺，却寻求彼此迎合。因此，古人所说的通达，是通达于道义；今人所说的通达，是通达于私曲，这两者也确实不同。想要把他们同等看待的人，难道就像以粪九【原文疑误：“粪九”】来比拟隋侯之珠吗？假如现在父兄教导子弟说：“你应当在行为上样样通达，像仲尼那样；即使是愚人，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吧？”他们就会说：“你还不如努力专一地实行一项操守；像古代的贤人那样，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也希望能够做到。难道不是因为圣人值得仰慕却不可与之等齐，贤人可以赶上也可以与之等齐吗？如今人的品行还没有达到贤人的程度，却想与圣人等齐，也就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了。古人的进德修业，有的几乎达到圣人的程度；如今人的行为连中等资质的人都不如，却以努力专一地实行一项操守为可耻，还说：‘我周全通达，和圣人一样。’这样的人是在欺骗自己的内心吗？我不知道。他是在欺骗别人、败坏名声吗？我也不知道。我担心这种说法将会深入流行，成为人们所理解的通达。” 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白乐天说：“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因为能够把道放在前面，把自身放在后面；坚守常道，就让道汇聚于自身；遭逢变故，就不因自身而损害道。所以，明智地保全自身，也是道；巢父、许由得到了这一点。求取仁而牺牲自身，也是道；伯夷、叔齐得到了这一点。虽然时代不同、做法有别，但同样归于一个原则。如何考察这一点呢？看看古代圣贤的用心就知道了。如果坚守道而死，死后仍不朽，这不算真正的死亡；如果失去道而生，活着却不仁，这不算真正的生存。假使伯夷、叔齐生在唐虞时代，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明智地保全自身呢？巢父、许由生在殷、周之际，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求取仁而牺牲自身呢？大概否与泰各自取决于时代，生与死同样归于道。” 《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四。伯禽。使用天子的礼乐【高郢】。隐公。摄位【六一】。桓公。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东坡】。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东坡】。曹刿谈长勺之战【柳州】。僖公。在太庙举行禘祭，采用迎立夫人的礼仪【东坡】。五石六鹢【六一】。《鲁颂》【郑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