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四

译使用天子的礼乐。高郢说：周公摄政七年，交还政权后去世。成王、康王追念他的德行，命令鲁侯代替周公祭祀，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君可以乘坐大辂，树立太常旗；对外祭祀郊社，对内祭祀尝禘；虞、夏、商、周四代的服饰、器物和官职，也兼而使用，以此扩大鲁国在天下的地位。我私下认为：从天子到庶人，尊卑贵贱要依靠礼来区别。礼制隆盛的不可减损，礼制减损的不可增益。成王、康王过分赏赐，是不合礼的；鲁君接受赏赐，也是​​不合礼的。为什么呢？我听说：有了相应的名位之后，才能实行相应的典礼。仲尼不把门人当作臣子，因为他们不是君主；季札没有继承吴国的爵位，因为他不是嫡长子。周公没有称王，却用天子的礼乐来行使王者的礼制，这是用不合礼的做法诬蔑周公。假如竟想用不合礼的行为诬蔑周公，难道还能诬蔑昊天上帝吗？为什么要让鲁人举行郊祭呢？从前孔子对衰微的周朝愤懑叹息，想在鲁国寻求礼制。等到看见鲁国僭越，便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礼制大概已经衰败了。’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本来是为了郊祭上帝；既然郊祭上帝本身就不当，可知其他声名文物也不应当使用。又恐怕后人以杞、宋使用王礼为依据，于是说：‘杞国的郊祭，是祭禹；宋国的郊祭，是祭契。’ 这些都是天子的事情，是天子所守的礼制。杞、宋作为二王之后，可以守护先祖的礼乐，鲁国凭什么也守护并使用它们呢？孔子还担心这层意思不够明确，又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嘏辞都不敢改变常规，所以叫作大嘏。’这就是进一步说明名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有各自确定的差别。孔子的话明白得如同揭示日月，但学者有时只把它当作一般事实，使圣人未能听到人们的是非判断，也难以对鲁国下断语。议论者对于保持谦抑沉默的道理，或许可以这样；但对于阐发义理的要求，恐怕还没有做到尽善。《诗》说：‘你的教导啊，人们都相互效法。’鲁侯使用王礼，他的臣下也使用诸侯之礼，所以季氏舞八佾，旅祭泰山，设置公庙，歌唱《雍》，举行撤祭。唉！礼制没有及早辨明，竟到了这种地步。古代父亲是天子、诸侯，儿子是士，祭祀礼制按照儿子的身份，不能按照父亲的身份。晋国是应武王的穆，难道能使用完备的祭祀器物来祭享武王吗？如果祭享这种不合礼的祭祀，周公就不能算圣人了；知道他不会享用这种祭祀，那么成王、康王只是把王者的礼乐带到鲁国，使周公挨饿罢了，哪里谈得上扩大鲁国的地位呢？况且周公的功绩，谁能和伊尹辅佐商相比？成王、康王的明察，谁能和太戊尊崇异人相比？伊尹不过被称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也没有给他们加用王礼。有人说：周公是成王、康王的叔父，对于伊尹来说是亲属，所以尊崇他而给予不同待遇。太伯是太王的长子，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王季得到天下，后来传给文王、武王，所以孔子说：‘太伯大概可以称得上最高的德行了。’等到武王战胜纣王，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却没有追尊太伯，难道是武王忘记了太伯的德行而且不亲近他吗？这是因为等级尊卑的礼制、名分的区别，是为万代制定的准则，不是为一个人的私情而定的。人的感情本来没有常规，只有礼才是常规；如果依从感情而改变礼，行动就会违背正道。比如天子对有功者称祖、有德者称宗，祖宗的庙代代不毁。大凡继承帝位的君主，都想尊自己的父亲为祖、为宗；但功德还不显著，不敢随便给他增加庙号，这不是感情上不想，而是受到礼制限制罢了。所以礼行于宗庙，父子不能任意满足自己的私情，何况成王、康王又怎能把天地所公有的礼器、大典，单独私用于周公呢？周公对周朝有大功，增加他的土地和附庸，可以；赏赐他秬鬯和圭瓒，也可以。至于天子的礼乐，那是成王、康王凭借来显示尊贵的东西，怎么可以借给别人？成王、康王即使想尊崇周公、伯禽，难道忍心接受这种做法，使自己对外僭越君主、对内陷父亲于过错吗？” 如果周公亲自制定礼乐，坟土还没有干，子孙却不能承担它，反而扰乱王者的法度，孔子称这种情形为衰败，不也是恰当的吗？

译摄位。六一说：孔子为什么要编修《春秋》？是为了端正名分、确定等级，探求实情、考察实际，辨别是非，彰明善恶。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原因。自周朝衰微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诸侯各国互相残杀，争相做君主，天下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喜好廉洁、懂得谦让，处在争夺国位的乱世，却怀有让国的高尚节操。孔子从经书中发现了他，应该怎样辨明并彰显他呢？难道会隐没他摄位的事实，与众多君主一概而论，诬称他为公吗？所谓摄，是臣下代行君主之事的名称。伊尹、周公，都是天下共知的贤臣，曾经摄政，却没有听说商、周之人称他们为王。假如息姑确实摄位，而称号却与正式君主没有区别，那么名分就不正，是非也无法辨别。所谓摄，是内心不想做君主，而自身暂时代行君主之事；虽然行使君主的职权，实际上却不是君主。如今经书称他为“公”，那么息姑内心不愿为君的事实，就被孔子抹去了；孔子替他加上虚假的名号，隐没了实际情况，也违背了他的本心。这样一来，不探求实情，不考察事实，善恶就不能彰明；如果是这样，孔子的用意就疏失了，《春秋》也就错误了。” 《春秋》的用辞有同有异，尤其谨慎严密而简约，用来辨别容易混淆之处、彰明隐微之理，慎重取信。这正是在是非善恶难以辨明的时候，圣人用尽心力的地方。息姑摄位时，会盟、征伐、赏赐、刑罚、祭祀，都出自他本人；鲁国的人，全都听从他的命令，他和正式君主不相同的地方还有多少呢？只是没有占有君主的名号罢了。假如名和实都归于他一人，又从哪里知道他是摄位呢？所以息姑是否摄位，关键只在于称不称“公”；辨别嫌疑、彰明隐微，全系于此。况且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杀了；他活着时，志向没有实现；死后又被加上违背本意的虚假名号，那么息姑的遗恨，如何能向后世申明？他极高的节操和难以彰明的善行，又怎能寄望于《春秋》来显明呢？如今解释《春秋》的人，都把名字、氏族的取舍当作轻重的依据，所以说“一字就能决定褒贬”。况且“公”这个字，难道不比名字、氏族更重要吗？孔子对于名字、氏族尚且不随意加给别人，难道会把“公”字随意加给别人，而隐没他的实际身份吗？由此而言，隐公实际是摄位，那么孔子一定不会写作“公”；孔子既然写作“公”，隐公就一定不是摄位。诘难者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记载他即位呢？”我说：“惠公去世时没有留下有关此事的记载，那么隐公开始即位的情况也就无法知道。孔子在二百年以后得到先前遗留下来的书籍来编修《春秋》，对于不知道的事情便缺而不书，这是为了流传可信的史实。”诘难者又说：“说他是摄位的，只是左氏的说法。公羊氏、谷梁氏都认为他是假立为君，以等待桓公，所以可以假称为公。”我说：“鲁国的一切事务，都由他本人决定；鲁国的人，全都听命于他。他活着时称为公，死后称为薨。从哪里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假称呢？” 东坡说：鲁隐公元年没有记载即位，这是因为他是摄政。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隐公说：“因为他年幼，所以这样；我将把君位交给他。”于是派人营建菟裘，我准备在那里养老。翚害怕了，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并派刺客杀死了隐公。欧阳先生说：隐公不是摄政。假如隐公果真是摄政，那么《春秋》就不该称他为公。《春秋》既然称他为公，那么隐公不是摄政无疑。苏先生说：不是这样。《春秋》是孔子的信史。隐公摄政而桓公弑杀他，这件事在史书上记载得很详细。周公摄政，后来能够恢复成王的君位；因为周公去世，所以不称王。隐公摄政，后来不能恢复嗣子的君位；因为鲁公去世，所以称公。史书有谥号，国家有宗庙，难道《春秋》唯独不能称他为公吗？既然如此，隐公摄政合乎礼吗？回答说：合乎礼。怎么知道的？回答说：从孔子那里听到的。曾子问：“国君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该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士跟随摄政的主人，面向北站在西阶的南面。”什么叫摄主？回答说：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子尚未出生便去世，那么由他的弟弟，或者兄弟的儿子中应当继立的人，担任摄主。后来生的是女儿，摄主就正式即位；生的是男孩，摄主就退位。这就叫摄主。古代有人这样做，季康子就是这种情况。季桓子将要去世时，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所生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并立他为君；如果是女孩，就立肥。”可是季桓子去世后，康子即位。安葬完毕，康子在朝廷上，南氏生了男孩，正常把孩子带到朝廷，禀告说：“先君有遗言，命令他的圉臣说：‘南氏生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国君和大夫们，并立他为君。’现在已经生下来了，是男孩，谨此禀告。”康子请求退位。康子这种做法，就是摄主，合乎古代的道理。孔子实行过这种制度；秦、汉以来不再遵行这种礼制，却让母后摄政。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假如让他们参与听闻外部政事，尚且不可以。”又说：“母鸡在早晨打鸣，只会使家庭败落，何况能让她摄位而统治天下吗？”女子执政而国家安定的，只有齐国的君王后和我们宋朝的曹高后，大概也是千人中才有一个。自东汉的马后、邓后尚且不能没有讥议，而汉代吕后、魏代胡武灵、唐代武后这一类人造成的混乱，简直数不胜数。王莽、杨坚最终还因此改易了国姓。由此看来，哪里比得上摄主或许更可靠呢？假如母后可以信任，那么摄主也可以信任。如果两者同样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由摄主来承继，毕竟还是先君的子孙，难道不仍然胜过异姓取得君位吗？有人说：国君去世后，百官总摄政务，听命于冢宰三年，哪里还用得着摄主？回答说：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嗣天子已经成年，居丧而尚未发布政令，才依礼设置冢宰。如果太子尚未出生，或者虽已出生却年幼无力主持国政，那么三代的礼制、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而是交给摄主。这难道不是合乎礼制、而且周公曾经实行过的吗？所以隐公也是摄主。郑玄是儒者中见识浅陋的人。他解释“摄主”时说：“是上卿代替国君处理政务。”假如后来生的是女孩，那么上卿难道就是可以继承世系的人吗？苏先生说：“摄主，是先君规定的典章，是孔子的法则。但世人不了解，只因习惯看到母后摄政，便认为理所当然；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论述，以等待后世的君子。”又说：“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以此求取太宰之位。隐公说：‘因为他年幼，所以如此；我将把君位交给他，让他营建菟裘，我准备在那里养老。’翚害怕了，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杀死了隐公。”苏先生说：“盗贼拿兵器逼近人，人一定会杀他。难道只有被他逼近的人会这样，路上的行人也都会逮捕捆绑他。

译路上的行人本来同盗贼没有仇，却认为如果不把他捆绑起来，盗贼将会把自己也一并杀掉。隐公的智慧，竟然还不如这样的路人。可悲啊！”隐公是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因为不是嫡子，他与桓公地位相同，但年长于桓公。隐公追随先君的意愿，准备把国君之位交给桓公，难道不能说是仁吗？可惜他在智慧方面不够敏锐。假如隐公诛杀公子翚而把君位让给桓公，即使伯夷、叔齐又凭什么能超过这种行为呢？骊姬想杀申生，却忌惮里克，于是施优来替她办这件事；二世想杀扶苏，却忌惮李斯，于是赵高来替他办这件事。这两个人的智谋，好像出自同一个人；而他们所遭受的祸害也没有多少不同。里克不能免于惠公的诛杀，李斯不能免于二世的虐害，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我唯独把他们的事迹表彰并写出来，用来作为后世的警戒。君子施行仁义，并不是预先谋算利害；君子所做的事，义与利通常可以兼得，而小人正好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谋划，并非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走自己的地位，所以勉强听从。假如李斯听到赵高的话后，召集百官，陈列六师把赵高斩杀，那么他对扶苏所积的德，哪里会有尽头呢？哪里还值得忧虑蒙氏？放弃这种做法不做，反而在市上备受五刑，不是极端愚蠢又是什么？唉！乱臣贼子，就像蝮蛇；它所螫伤的草木，尚且足以使人死亡，何况它所吞咬的人呢？郑小同任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到司马师那里去。当时司马师有一封密奏还没有收起来。郑小同上厕所回来，司马师问他：“你看见我的密奏了吗？”郑小同说：“没有看见。”司马师说：“宁可我辜负你，也不能让你辜负我。”于是毒死了他。王允之随王敦夜间饮酒，推辞说醉了，先去睡觉。王敦和钱凤谋划叛逆，王允之已经醒来，把他们的话全听见了。他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于是大吐起来，衣服和脸都弄脏了。王敦果然来察看他，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这才作罢。可悲啊！郑小同真危险啊！王允之也真是岌岌可危啊。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这话是有道理的啊！我读史，看到鲁隐公、晋国里克、秦国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个人遭遇祸福竟如此不同，因此特意记下他们的事情。后世的君子可以读来借鉴。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东坡说：关于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先儒的议论很多，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先儒都知道《春秋》立法严明，却不知道它其实十分宽厚而且体恤；都知道《春秋》讥刺不义，却不知道它所讥刺的不义是怎样产生的。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是讥刺隐公，而不是讥刺桓公。当初谋划用周公的许田交换泰山脚下的祊地，是谁？接受泰山脚下的祊地并把它纳入鲁国的，又是谁？隐公既然已经同别人谋划交换，又接受泰山脚下的祊地并把它纳入鲁国，那么作为桓公，岂不是很难办了吗？孔子知道桓公没有办法向郑国推辞，所以讥刺隐公而不讥刺桓公。怎么知道呢？隐公八年记载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又说：“庚寅日，我们把祊地纳入了鲁国。”说“纳入祊地”，表明鲁国确实把泰山脚下的祊地收进来了。这样，隐公的罪行已经造成而无法改变，所以桓公元年记载说：“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而已。”许田被纳入郑国，就像祊地被纳入鲁国一样。记载鲁国纳入祊地，却不记载郑国纳入许田，这一点不能不寻求其中的道理。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们纳入祊地，表明是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把它纳入。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表明是郑国来请求，却不表明鲁国把它给了郑国。那么，只写郑国来请求，而不见鲁国把它给出，是为了表明桓公没有办法向郑国推辞。唉！做了不义之事，使后世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解，那么孔子对隐公的罪责就深了。善于观察《春秋》的人，应当观察它意旨所指向的地方来理解它，所以即使孔子再生，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解释。《公羊传》说：“为什么把它系在许地？因为它靠近许地。这是在避讳夺取周王的田地。”《谷梁传》说：“‘假’字不说‘以’，说‘以’就不是借取。明明不是借取却说是借取，是避讳交换土地。”《春秋》所避讳的事情有三种：为尊长避讳敌对，为亲近者避讳失败，为贤者避讳过错。鲁国是亲近者，不是为失败避讳，而是为夺取和交换土地避讳，这正是孔子偏爱鲁国。

译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东坡说：“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是要举出三代全盛时期的法则，来治理侥幸苟且的风气，使一切归于最公正的原则罢了。三代盛世时，天子秉持最公正的道义，决定诸侯土地和财物的给予、剥夺，所以勇者不能欺凌怯者，弱者不必畏惧强者，即使平民拥有玉璧，千乘之国的国君也不敢强行夺取；王道就是由此兴起的。周室衰微后，诸侯互相吞并，强大有力者决定土地和财物的给予、剥夺，邾、莒、滕、薛的国君惶惶不安，连保全性命都来不及，而齐、晋、秦、楚都有吞并诸侯的野心。孔子感慨叹息说：‘诸侯任意妄行，已经很久了；后世将有王者兴起，却不能遇到这样的时代，是命运啊。’所以《春秋》的法则，都是为了等待后世王者兴起后施行。钟、鼎、龟、玉，是天子用来分封诸侯的器物，也是诸侯相互传承、世代守护的器物。桓公二年，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再说，鼎在鲁国太庙里，就是鲁国的鼎；假如不幸被齐人扛走据为己有，就是齐国的鼎。这样传了一百代、换了一百个主人，也未可知。仲尼说：‘不对，这只鼎为什么会在鲁国太庙里呢？’ 回答说：“是从宋国取得的。”宋国怎么得到它的？回答说：“是从郜国取得的。”所以史书写作“郜鼎”。郜国得到这只鼎，是从天子那里得到的；宋国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它，又把它送给鲁国。后世如果有王者兴起，按照《春秋》的法则施行，鲁国将把它归还给宋国，宋国将把它归还给郜国，这件事才算完。过去子路问孔子治理政事首先要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所以《春秋》的法则尤其慎重于辨正名分，即使细小到一只鼎，也不敢忽略；圣人的用意大概深远到这种程度。像鲁国这样一个小国，无缘无故得到器物，就是招致天下争夺。楚昭襄王向周王求取九鼎，周武公说：“周国并不是吝惜鼎，只是担心天下人会因为这件器物而与楚国争斗。”鼎进入宋国就成为宋国的鼎，进入鲁国就成为鲁国的鼎，怎么知道秦、晋、齐、楚不会因此动起争夺之心呢？所以史书写作“郜鼎”，明确鲁国不应占有它，以堵塞天下争夺的借口。《谷梁传》说：“‘纳’的意思是，内部并不接受它，意在说周公不接受它。”又说：“称号依从中国的称呼，名称依从原主人的称呼。”而《左氏传》记载臧哀伯的劝谏，在这一点上比《公羊传》还要明白，我认为其中有可取之处。它说：“器物依从名称，土地依从主人。” 器物到了谁手里，并不因此就属于谁。宋国起初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它，所以称它为“郜鼎”。至于土地归属于人，却不是这样；土地转眼之间就可以成为某人的所有。这个说法很好，我认为它有可取之处。” 曹刿在长勺之战中的事迹。柳州说：长勺之战时，曹刿向庄公询问凭什么作战，诸如此类。庄公说：“大小案件，都一定根据实情来判决。”曹刿说：“可以凭此打一仗。”柳子说：“曹刿的询问以及庄公的回答，都差不多触及了作战的根本。然而庄公又说：‘神灵在享祭时求取丰厚的供品，供品不丰厚，神灵就不会降福。’这就大错特错了。正当两国以存亡相争、决定百姓命运之际，不致力于实际准备，却去求助于神灵，这样询问下去，事情几乎危险了。曹刿既然询问庄公关于案件的回答，却轻率地说‘可以打一仗’，这也是在询问策略方面过于迁就庄公。假如庄公的德行足以使诸侯归附，而不必进行战争，那也就罢了。既然已经到了交战的地步，只把审理案件作为作战的条件，我实在不能相信。曹刿应该这样说：‘您的臣子中，能够谋划并制服敌人的有谁？将领中愿意为国难而死的有多少人？训练熟练的士卒有多少？坚固锋利的武器装备怎么样？寻找有利地形、占据上游以阻滞敌人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才可以谈论作战。如果只采用庄公的说法，凭这个去作战，那么不使国家社稷遭到误害就没有几率了。申包胥关于作战的言论才是正确的，记载在《吴篇》中。” 在太庙举行禘祭，使用禘祭把夫人迎入。东坡说：“离开圣人的时代太久远了，三传的说法纷纷不同，却没有人能够加以辨析。”在太庙举行禘祭，用禘祭把夫人迎入。左氏说：“举行禘祭而迎入哀姜，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不死在正寝，不停柩于宗庙，不向同盟国报丧，不祔祭于姑，那么就不能迎入。”《公羊传》说：“夫人为什么不称氏？是讥刺把妾立为妻。大概是她受聘于楚国，却被齐国胁迫；她是媵女中最先到达的那一个。”《谷梁传》说：“这是成风。称夫人却不称氏姓，她并不是正式的夫人。这是立妾为夫人的说法，不合正道。既然她作为夫人属于鲁国，难道可以不把她当作夫人吗？夫人去世，鲁国为她办理丧葬，难道可以不为她办理丧葬吗？一种情况是以宗庙的身份使她成为夫人，然后再加以贬斥；另一种情况是把她排除在夫人之外，以此显示正道。”三家的说法中，左氏的说法疏略了。夫人与国君是一体的。她在世时，称国君为公，称其妻为夫人；国君安葬后，用谥号与公相配，夫人用谥号与氏相配，这是不可改变的通例。大概有安葬后称谥号而不称夫人的情况，却没有不称谥号而称夫人的情况。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秦人来归还僖公、成风的襚，都称谥号而不称夫人。公羊的说法又不合人情，没有办法使后世信服。以齐国、楚国的强大，齐国能够胁迫鲁国把自己的媵女立为夫人，楚国却怎么会甘心让自己的女儿降为妾呢？这实在很奇怪。况且成风成为夫人，本来就不合正道。《春秋》认为她不是正夫人，却不能废除这一事实，所以只是用文字表示对她有所不足罢了。她在世时，不能不称她为夫人，却去掉她的氏；她死后，不能不称她的谥号，却去掉“夫人”二字，都是为了显示成风身份上的不足。何况禘祭周公时竟使用这种禘祭把她迎入，那么她的罪过本来就已经大到不能再用贬词表示了。所以《公羊传》说：“所谓‘用’，是说不应当使用；所谓‘致’，是说不应当迎入。在禘祭中用它迎入夫人，是不合礼的。”

译五块陨石，六只鹢鸟。六一说：鲁僖公十六年，宋国有陨石落下，五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左氏传》解释说：“落在宋国的石头，是星星；六只鹢鸟倒退着飞，是风造成的。”《公羊传》又说：“先听到石头坠落的声音，看到时是石头，仔细察看是五块，所以先说石头，后说五块；看到时是鹢鸟，慢慢察看才知道是倒退着飞，所以先说六只，后说鹢鸟。”《谷梁传》的意思，又是说先后次序和数量有聚集、分散的说法。对石头、鹢鸟尚且把文辞说尽，何况对人呢？左氏辨明事物，公羊、谷梁考察其中的意义。唉！难道圣人的旨意不一致吗？还是后世学者各有偏见呢？为什么纷纷扰扰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春秋》记载二百年间的事迹，以及阴阳变化所造成的灾异，听闻并考察它们的结果，各自都有条理。再说，左氏把石头说成星星；庄公七年有“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的记载。如果陨落的东西是星星，那么应当是星星陨落后成为石头，怎么能不说星星陨落而直接说陨石呢？大水、大雪属于灾异，必定会记载。假如只是小风使鹢鸟自行倒退，那就不是风力造成的；假如是大风使它们倒退，那么各种鸟都会倒退，难道只有鹢鸟倒退吗？成王时的大风具有拔起禾苗的力量，也没有听说能使鸟倒退飞行。假如风能够使鹢鸟倒退飞行，那就是超过成王时的大风了；经文为什么唯独不记载“大风使鹢鸟倒退飞行”呢？按照《公羊传》的意思，是因为先数石头、观察鹢鸟，然后才安排文辞次序。况且孔子出生在定公、哀公年间，距离僖公已经五代；在石头陨落、鹢鸟飞行之时，是宋国人整理旧史时安排了记载次序，那么这又不是仲尼善于记事了。况且仲尼隔了几代修订经书，又怎么能亲自数石头、观察鹢鸟呢？《谷梁传》认为，石头后面说“五”，鹢鸟前面说“六”，是说石头、鹢鸟这样的微小事物，圣人尚且不颠倒先后而谨慎记录数量，那么对于人的褒贬就可以知道了。可是，西狩捕获麒麟时，并没有记载捕获了几只麒麟；鸜鹆来筑巢时，也没有记载有几只鸜鹆。难道唯独对石头、鹢鸟谨慎记数，却对麒麟、鸜鹆忽略吗？如果这样，仲尼的意旨就荒谬了。却不知道圣人记载灾异，只是为了彰明劝诫罢了，又何必拘泥于精确记数呢？如果一定说要谨慎辨物、考察数量，这种事人人都能做到，并非一定要仲尼才能做到。唉！三家的说法，没有一种是正确的。然而周朝内史叔兴又认为，阴阳的变化，与吉凶的产生无关；而且天开裂属于阳，地震属于阴，阴气侵犯阳气就发生日食，阳气胜过阴气就造成旱灾。阴阳的变化表现为灾异和祥瑞，国家的兴亡也由此产生。既然说是阴阳的变化，谁能说它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呢？他的错误不也更加严重了吗？《鲁颂》郑獬说：“《颂》是天子的事，鲁国怎么会有《颂》呢？鲁诗属于变风，其体制本来就和商、周不同。《清庙》歌颂文王的德行，《那》是祭祀高宗的乐歌；《駉》中所说的马在这里放牧，这些都可以看出来。把它称为《颂》，是因为它体现了尊崇天子的意义。有人认为这是使用了天子的礼乐，难道真是这样吗？意义深远啊！鲁国的罪恶，还可以从《齐诗》中旁证出来。”《春秋》的书法是：通常的事情不记载，不寻常的事情才记载。所以，禘祭没有超过丧期却记载了，郊祭因牛受伤而记载了，搜狩失去时令而记载了，宗庙祭祀颠倒次序而记载了，在丧期纳币而记载了。季孙出聘，大概是每年出聘的惯例，本来不应记载，这是合理的。有人说：“季孙大概只是卑微的使者。”又有人说：“因为他请求使用《颂》，大概是僭越。”伯禽本来就比僖公贤，而在成王时期，天下政令统一，鲁国怎么会有变风而且还能成为美诗呢？僖公的事迹见于《春秋》，这是圣人把天下的是非公正地评定，他将能逃脱什么责难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五 文公 闰月不告朔，却仍然到宗庙朝拜【东坡】宣公 开始按田亩征税【东坡】成公 设置丘甲【东坡】襄公 在澶渊会见诸侯，原因是宋国发生灾害【东坡】昭公 黑肱带着滥邑来投奔鲁国【东坡】孟僖子了解孔子【东坡】定公 孔子执掌政事【东坡】闰月不告朔，却仍然到宗庙朝拜 源文标点缺失，所引“辛巳有事于太庙……”等语的分句层次据现有文字直译。但两处都说“犹”，这是本来可以不做却仍然做了。因此，他们把表示庆幸的“犹”解释成表示责备的“犹”，难怪会产生这种异端说法。况且，天子、诸侯举行告朔、听政，究竟是为了上天，还是为了百姓？上天没有这个月份，难道百姓也没有这个月份吗？那些孝子的心情，是不愿因为闰月而废止丧事的纪念，而人君难道却想借此废止政事吗？周代礼乐的衰败，难道是一天造成的吗？有人开启了这个端头，却没有人加以禁止，所以逐渐发展到礼制荡然无存而无法挽救。文公十六年夏六月，鲁公第四次不亲临视朔。《公羊传》说：“鲁公有病。为什么说鲁公有病而不视朔？这是因为从此以后鲁公即使没有病也不视朔了。”所以，有病而不视朔，是后来无病也不视朔的开端；闰月不告朔，是平常月份不告朔的开端。圣人为此忧虑，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用来记明礼制由此废弛的缘由。《左氏传》说：“闰月用来校正时令，时令用来安排事务，事务用来使百姓生活富足，使民众得以生存的道理，就在这里。”不告闰月之朔，就是放弃按时令处理政事，怎么能说是为了百姓呢？杜预认为，虽然到宗庙朝拜，却等于没有朝拜，用来解释经文“犹”字的含义，这也只是曲解而不通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