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十

译董卓。高适在《董卓庙议》中说：从前汉朝国运衰微，桓帝、灵帝抛弃德行，宦官掌权，国事艰难，宗庙社稷处于飘摇欲坠的危险中，宰相也没有弥补国政的才能。董卓占据地势险要之处，手中掌握兵权；局势颠倒却不加扶正，灾祸发生时反而首先倡导。他发动晋阳的军队，君主身边的奸邪还没有清除；进入洛阳宫殿，臣子的节操便一扫而空。后来竟然挖掘帝王陵寝，逼辱妃嫔；太后去世，难道能说是天命吗？废黜弘农王，谁能说这是人心所愿？他竟敢以讥讽朝廷来抬高自己，大肆抢掠俘获以满足无休止的诛求，焚烧都邑，纵兵冲突、肆意横行；士大夫衣不蔽体、饥寒交迫，死者倚靠在墙壁之间，百姓困苦贫穷，只能活在草莽之上。于是天地愤怒，鬼神号哭，山东各地的义军纷纷卷起衣袖争相起兵，连接州郡，都以诛杀董卓为名。因此，他在孙坚手下兵败，在袁绍面前气势受挫；他僭越仿效天子的车舆服饰，结党帮助奸邪，驱逐逼迫东边的百姓，胁迫皇帝向西巡幸，滥施刑罚以逞威，残酷得如同把人投入汤镬。总之，他使天下糜烂，剖杀异己，竟以为汉室鼎器可以转移。郿坞正当兴盛时，却完全不知道祸患已经满盈、罪恶已经积成，终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所以神明质朴而诚实，上天借助布置使者来施行诛罚；他的母亲、妻子都被杀戮，族人一个也没有留下，骨肉化为灰烬，这难道不是大快人心吗？如今狄道的人，不以董卓不守臣节为羞，反而致力于把他奉为鬼神。如果这样的鬼神都值得尊崇，那么王莽、石勒就可以被奉为神，王敦就可以立庙，灵宝及其父亲可以在江乡享受祭祀，尔朱氏兄弟可以在朔方土地上受祠祀了。唉！仁人贤士的魂魄，寂寞地留在丘陵之间；忠义刚烈之士的英魂，沉埋在黄泉土壤之中。为什么要把香火之气用在暴虐悖乱的鬼魂身上呢？何去非在《孙坚之攻董卓论》中说：古代豪杰有建立伟大功业的志向，他们的才力虽然足以成事，也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没有谋臣策士汇合奇谋、集中智慧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不至于错失时机，往往就会功败业亡，最终只是徒然发动，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从前东汉董卓作乱时，中州各地互相观望而起兵的豪杰，如袁绍、曹操、刘备、吕布，都凭借奸雄的放纵，想要乘时乘势、趁着变乱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唯独孙坚受到忠勇激发，脱下衣袖，特意从小小的下郡奋起，竭力讨伐董卓，连董卓也特别害怕他而躲避。可惜他三次错失重大机会，功业始终没有成就，最后又因轻敌而丧命，都是因为没有谋臣策士来发挥他智虑所不能及之处。起初孙坚率领因义而来的士众从长沙起兵，等到抵达南阳时，部众已经有数万人。南阳太守没有及时调发供给，孙坚以耽误义军为罪责，按照军法杀了他，军民都大为震服。南阳登记在册的百姓将近数百万人，兵力强盛、粮食充足，孙坚却没有趁机占据南阳来整治军队、整顿部伍，命一名偏将向西进军直趋武关，以震慑三辅；自己扼守成皋，平定巩、洛，迎接天子并奉戴他，凭借顺义讨伐逆贼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却反而退兵舍弃了这些计划，使袁术得以从羁旅之中起兵并收纳他，把他当作自己的资本，终于因此骄纵放肆，这是孙坚的第一个失误。董卓势力强大，天下人都畏惧他；袁绍、曹操共同歃血起兵的将领总共有十一人，都拥兵占据州郡，部众各有数万人，却没有人敢首先出兵迎击董卓。只有曹操和他的偏将交战后便败退，而孙坚却独自率军进攻，在阳人会战，大败董卓的军队，斩下其勇将的首级。董卓深感震惊畏惧，于是派心腹到孙坚那里讲和，并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子弟中才能胜任刺史、郡守的人全部上表任用。假使孙坚表面答应、暗中违背，只要把他的宗亲中略有军事才能的人都列入奏疏，使他们各自占据土地、掌握兵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再慢慢从四面起兵包围董卓，那么取得董卓就会像翻手掌一样容易。他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反而愤怒羞辱董卓的使者，发誓一定要诛杀董卓，使董卓因而愤怒恐惧，于是残酷污毁洛阳，劫持天子向西带入关中以躲避锋芒，并把毒害施展到底，这是孙坚的第二个失误。用正义起兵的人，如果势力足以独立自立，为什么还要依附别人？如果确实不能独立而有所依附，就一定要依附德义足以成为天下归向对象的人，然后才可以跟从他。袁术不过凭借世代资望来役使天下，他骄横自大而没有武德，并不是可以托身的君主。孙坚已经赶走董卓，修复了洛阳残破的土地，却不能凭借山河险固，利用地势形势来观察天下变化，反而把军队退到鲁阳，听命于袁术，替袁术辗转作战，去攻打黄祖，最后在襄水、汉水之间丧命，与普通士卒没有差别，这是孙坚的第三个失误。一次举事却接连有三次失误，那么他的功业也就离成功越来越远了。司马温公评论王允专擅董卓之功，孙瑞把功劳归给王允，并不据为己有。他称赞这种有功劳而谦逊的君子，最终会获得吉祥。孙瑞有功而不夸耀，以此保全自身，难道不能说是明智吗？诏令把十四州合并，恢复为九州岛。唐子西说：“三桓劝说鲁国设置三军，表面上符合《周礼》，他们的志向却是削弱鲁公室并夺取它的权力。曹操劝说恢复九州岛，表面上符合《禹贡》，他的志向却是扩大冀州并增加自己的土地。引用经术、称说古代义理的人，本来未必都是奸人；但奸人想要实现自己的邪恶谋略，也未曾不引用经术、称说古代义理。既不能全部相信，也不能一概怀疑，关键在于加以考察罢了。” 袁术僭越称号，设置南郊、北郊。唐子西说：只有天子能够在郊外祭祀天地，只有鲁国可以举行郊祭。郊祀的礼制，是圣人极其重视的；后来作乱的人想要在天下成为大盗，没有不先盗取人们最重视的东西的。这就是庄子、老子一派提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法的原因。到了扬子谈论这个问题时，观点又不同：秦人祭祀白畤，周朝没有立即禁止，最终反而把天下交给了秦国。名分所在，不能不重视。庄子、老子的说法，儒者本来已经加以非难；但扬子的说法，也同样有不完备之处。扬子只知道严格名分来统治天下，却不知道只有能够保全天下，然后才能守住名分。秦人祭祀白畤，周朝不是不想禁止，只是力量做不到。既然如此，想要守住名分的人，难道不应先努力做好保全天下的事情吗？仲长统。昌黎赞说：“仲长统，字公理，住在山阳、高平，自认为才高气盛；有雄大的志向，却没有与之相称的才能，后来果然失败。他因此颇有声名，性情倜傥，敢于直言，言谈或沉默都没有常态，人们把他看作狂放的书生。州郡多次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去。著论表达自己的情怀，起初被举荐为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军事，最终也没有得到显贵。评论古今，发愤著书，书名叫《昌言》。友人缪袭称赞他的文章足以继承西京的风格；四十一岁便去世，寿命为什么这样短啊！”唉，先生！

译汉代的君主。温公说：“新室末年，百姓的心思念汉朝，就像口渴的人盼望饮水、饥饿的人等待哺食。因此，刘氏宗族的人振臂一呼，远近便纷纷响应。还不到一年，首恶就被斩首。更始帝刚进入雒阳时，天下已经归服了他；但他本来没有做君主的才能，不整饬纲纪，诸将又暴虐横行，所以没有多久便灭亡，实在是理所当然。光武帝以仁厚的德行成就英杰的志向；昆阳之战中，他驱散乌合之众，扫除滔天大敌，使天下突然改变而归于汉朝。宜阳出兵时，军队没有交战，赤眉便束手就擒；百万盗贼一旦之间就溃散，这些全都是世所罕见的奇功。至于对待王郎、刘盆子，他只做到不杀他们；任用良吏卓茂为太傅，告诫冯异安抚聚集关中百姓，不专以战攻取胜。即使处在草创时期，也可以说具有帝王的长远谋略。天下平定以后，他没有失去祖宗旧有的事业，于是停止武事、修治文教，尊崇德行、酬报功劳，勤于政事、养育百姓，兴起礼乐，宣扬教化，表彰有德有义的行为，劝勉风俗。后来孝明帝、孝章帝继承这些事业，遵循追述先帝的志向，亲临辟雍，拜见年长学者，横置经书而询问道理。从公卿大夫到郡县官吏，都选用经学明达、品行端正的人。虎贲卫士都学习《孝经》，匈奴子弟也到太学游学。因此，上层建立了教化，下层形成了风俗。那些忠厚清正自守的人，哪里只是受到士大夫的尊重，也受到普通百姓的仰慕；那些愚昧鄙陋、污秽不堪的人，哪里只是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抛弃。自三代灭亡以后，风俗教化的美盛，没有比东汉更盛的了。到了孝和帝以后，政令逐渐松弛，外戚专权，近幸之臣放纵恣肆；但仍有刚正忠烈的臣子，忘却自身而为国尽力，所以国家虽然衰败却没有灭亡，难道不是建武、永平时期遗留下来的功烈吗？” 到了桓帝、灵帝时期，纲纪大为败坏，废黜禁锢英俊之士，残害忠正之臣，卖官鬻狱，使天下混乱。何进被杀，袁绍无法抑制愤怒，于是焚烧宫阙，肆意诛杀，并从外地召来董卓以胁迫朝廷。这样一来，虽然小蛇已经除掉，老虎和貙却进入了屋内。董卓贪婪、刚愎、残忍，废黜皇帝，迁移都城；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他。董卓死后天下大乱，汉室于是灭亡。可悲啊！”},{ 东汉的兴亡 司马光说：教化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但庸俗的官吏却轻视它。风俗是天下的大事，但平庸的君主却忽略它。只有明智的君子，具有深远的见识和长久的考虑，然后才知道教化带来的利益巨大，而收效也十分长远。光武帝遭逢汉朝中途衰败、群雄纷纷而起的局面，从平民中奋起，继承并恢复先世的事业，征伐四方，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却仍能尊崇经学，礼聘儒雅之士，扩大并兴办学校，修明礼乐。武功已经成就，文德也得到普及。后来孝明帝、孝章帝继承帝位，继续追求光武帝的遗志，亲临辟雍向年长的贤者行礼，手持经书询问道理。从公卿大夫直到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经学通明、品行高尚的人。虎贲卫士都学习《孝经》，匈奴子弟也到太学游学。因此，教化在上层建立起来，风俗在下层形成。那些忠厚清正、注重修养的人，哪里只是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也受到百姓的仰慕。那些愚昧鄙陋、污秽不堪的人，哪里只是不能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抛弃。自从三代灭亡以来，风俗教化的美盛，没有像东汉这样兴盛的。到了孝和帝以后，外戚贵戚专擅权力，受宠幸的人掌握政事，赏罚没有法度，贿赂公然流行，贤能与愚劣混杂，是非颠倒，可以说已经混乱了。然而汉朝仍绵延不绝，没有立即灭亡，是因为上面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这些人，当面斥责，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用公正的道义扶助危局；下面则有平民士人符融、郭泰、范滂、许劭这一类人，提出自己的评论来挽救它的败局。因此，政治虽然污浊，风俗却没有衰败。甚至有人触犯斧钺之刑，倒毙在面前，但忠义之士仍奋发而起，前后接踵出现，跟着走上刑场被杀，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一样。这难道只是因为这几个人贤能吗？也是光武帝、孝明帝、孝章帝遗留下来的教化啊。当时如果有明君兴起并加以振兴，那么汉氏的国运还真是不可限量。可惜汉朝承受了日渐衰微、败坏不堪的局面，又加上桓帝、灵帝昏庸暴虐，保护养育奸邪反贼，超过了对骨肉亲人的优待；残害消灭忠良，比对待仇敌还要厉害。于是积累了众多士人的愤怒，蓄积了四海之内的怨怒。何进于是召集军队，董卓乘机而起，袁绍等人又跟着制造祸乱，终于使皇帝四处奔逃，宗庙成为废墟，王室覆灭，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根本彻底断绝，再也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即使彼此相互吞并，也还没有不以尊奉汉朝为借口的。以魏武帝曹操的暴戾和强悍抗争，加上他对天下立有大功，他怀有不尊奉君主的心思已经很久了。可是直到临死，也不敢废掉汉朝而自行称帝，难道是他的志向不想这样做吗？仍然是畏惧名分和大义而自我克制。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怎么可以忽略呢？循吏。杜预说：“东汉光武帝、明帝被称为明王，相继统治五十年。当时以严酷苛刻地考察举劾官吏为称职，治理古代的风气已经废弃，庸俗官吏的考核标准在这个时期反而更高。循吏卫飒、任延、王景、鲁恭、刘宽、陈宠这些人，只不过担任一县的长官，却独能不迎合当时的风俗，亲自行教化，只以德行为务，爱护百姓如同爱子，废除鞭笞、责罚、削夺等法令，采用忠恕抚育百姓的办法。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古代的风气蓬勃复兴。凡是违背众人、背离时俗，遵循古道而非难今世的事情，即使天子、诸侯也还难以做到，难道一个县令就能改变当地的风俗吗？这大概是说，人可以用来治理，古人的法令只是一个时代的法令；用它治理，就以它施行教化，教化施行了也就是治理成功；古人用一个时代的法令来整齐民众，于是一个时代的人就得到匡正【云云】。

译隗嚣、刘表。子由评论隗嚣说：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懂得该离开什么、归附什么。大义一旦确定，即使有得有失，也不会造成祸害。隗嚣起初占据垄坻，谦恭地礼待士人，豪杰都归附他，刑法政令得到整治，兵器铠甲充足强盛；在当时那些割据者中，颇有贤将的风范。然而，圣公乘王莽败亡之机，拥众进入关中，君臣贪婪暴虐，不改盗贼的旧习，败亡的趋势，连普通男女都看得出来了。隗嚣却率领大军，束手称臣，违背四方士人的意见，使各位父辈陷入死地，自己仅仅逃脱。等到光武从河北进入洛阳，政事修明，百姓归附，贤士满朝，群盗已除去十之六七；隗嚣却鉴于过去的祸患，才拥兵自守，采取亡国的计策，谋臣离他而去，义士讥笑他。他与王元、王捷三人却以死守护这种做法：开始跟从圣公而毫不怀疑，最终背弃光武而不后悔。在取舍进退之间，他没有一件事做对，直到杀身亡国，也就不足为怪了。刘表专制荆州，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势力重于天下。曹公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两人都向刘表求助；刘表却安然自守，什么也不帮助。韩嵩劝刘表说：‘两位豪雄相持，天下的重任在于将军。将军果真想有所作为，就应当乘他们疲弱的时候起兵，这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将军就应选择适宜的一方归附，怎么能拥兵十万，坐看成败；别人来求援却不能救，见到贤者却不能归附呢？这两方面的怨恨必然都会集中到将军身上，恐怕不能保持中立了。’刘表犹豫不决，不能采纳，最终被曹公兼并。隗嚣、刘表都有从容的风度和道义，均有长者的声誉；但他们失败，都是因为在取舍进退上不明智。他们的失败还不如张鲁的平庸：张鲁在败亡之后，知道应该归向谁，仍能保全自己的后代。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了解敌人却不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敌人，每战都必然危险。’只有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才懂得应该离开什么、归附什么吗？

译丁鸿、刘恺 东坡说：‘君子行善，并不只是为了使自己舒适便利。他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时，一定要估量那个人是否能够给我；他把东西给予别人时，也一定要估量那个人是否能够接受我所给的。我可以取得，但那个人不能给我，君子就不取；我可以给予，但那个人不能接受，君子就不予。既替自己考虑，也替别人谋划。取得的东西一定能够给予，给予的东西一定能够被接受。如果自己做了君子，却使别人变成小人，这样距离消除小人也没有多少了。’东汉的刘恺把爵位让给弟弟，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丁鸿也假装疯癫，把爵位让给弟弟，但他的朋友鲍骏以义理责备他，丁鸿于是接受了封爵。他起初自认为这样做是合乎义理而实行，后来知道这样做不合义理，又恢复原状。正因为他能够恢复原状，才知道他起初的行为不是欺诈。这就是范氏认为丁鸿贤能而轻视刘恺的原因。范氏评论说：‘太伯、伯夷从来没有以让位作为自己的名声，所以太伯被称为具有最高道德的人，伯夷被称为贤人。到了后世，有人追逐这种名声而不明白其中的本意，于是诡异激烈的行为就兴起了。像刘恺这一类人，把爵位让给弟弟，只是使弟弟接受不合礼法的服饰罢了；但取得这种名声，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丁鸿的内心以忠诚和亲爱为主，为什么最终能够醒悟而遵从义理呢？范氏认为贤能的地方，确实已经说到了。我还没有说尽的地方，请允许我把它补充完整。先王的制度，确立嫡长子继承，是为了彰明宗法；彰明宗法，是为了防止祸乱，并不是有意偏爱长子、压制年幼的儿子。天子和诸侯都有太祖，他们拥有天下或一个国家，都是从太祖那里承受而来，并不是自己可以专有的。天子不敢把太祖的天下给予别人，诸侯不敢把太祖的国家给予别人，这是天下共同的道义。刘恺、丁鸿的国家，不知道是二人自己取得的呢，还是从祖先那里承受来的呢？既然是从祖先那里承受来的，却把它传给不应当继承的人，那么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弟弟，与路人也没有区别。吴太伯、伯夷，并不是可以用来效法的榜样。太伯想要成就周王的事业，伯夷想要以此教导天下人谦让；他们因此做出这种违背常情、特别异常的行为，都不是可以用来效法的。如今刘恺把整个国家让给弟弟，不只是使弟弟接受不合礼法的服饰这一点有过错，还将破坏先王防止祸乱的制度，轻视祖先的国家，独自做出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用礼来考察，用法来衡量，刘恺的罪过就很大了。然而汉代士大夫多把这种行为当作求取名声的手段；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士人都违背正道、矫饰真情，来窃取一时的名声。这种弊病大概始于西汉时期。韦元成把侯爵让给弟弟，受到当时君主的赞许，天下人也推重他；因此，渐渐地，成为习俗。反而那些按常规行事、走平易道路的人，世人认为他们无能而排斥他们。所以丁鸿在中途恢复原状，尤其值得深深赞许，也值得反复感叹。子由说：‘天下的谦让有三种：让给不如自己的人，是一种；彼此援助而谦让，是一种；没有缘故的谦让，是一种。谦让作为名声，是天下最大的功劳和善行。然而到了没有缘故的谦让，圣人就深深厌恶并排斥它，认为这是奸邪之人在昏暗时代窃取名声的手段。从前公族穆子把职位让给韩起，范宣子把职位让给知伯。宣子、穆子对于那两个人，确实在内心自认为有所不如，这属于让给不如自己的人。舜任命禹时，又把职位让给皋陶；任命益时，又把职位让给朱虎、熊罴。治理禹所负责的事情，不是皋陶所能胜任的；益所负责的事情，也显然不是朱虎、熊罴所能办到的，但他们仍然谦让，这就是所谓彼此援助的谦让。因此，假如天下人都把职位让给自己不如的人，那么各种职务都会有人承担，也不会有无用之材；如果以相互援助的方式谦让，那么贤者会因同类推举而升进，小人就不能从中离间。这两种谦让，是天下最大的善行。至于没有缘故的谦让，则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东汉衰败时，丁鸿、邓彪、刘恺这三个人本应承袭父亲的爵位，却把它让给弟弟；既没有先君的命令，也没有嫡庶之别，只是徒然谦让，以此取得世俗的推重。世上的君子厌恶并严厉讥刺他们，认为他们陷入了没有缘故的谦让。’ 然而，这三个人之间又有美恶之别。刘恺、邓彪让位后没有反悔，遂使错误得以完成；丁鸿让位却没有坚持到底，听从朋友鲍骏的话，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他比刘恺、邓彪贤能的地方。况且，听说天下有谦让之举，便暗中窃取这种名声来抬高自己，借此谋求天下的大利，这是邓彪、刘恺的用心。听说天下有谦让之举，便暗暗羡慕，却不知道其中有所不同，这是丁鸿的用心。根据这两种内心来判断天下行为的真假，那么丁鸿可以宽恕，而刘恺应当诛杀，这就是二者优劣的区别。所以范晔说：‘太伯、伯夷从来没有把谦让当作自己的名声，因此太伯被称为最高道德的人，伯夷被称为贤人。至于邓彪、刘恺把爵位让给弟弟以取得义名，只是使弟弟接受不合礼法的服饰罢了；取得这种名声，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君子立言，不是为了苟且彰显自己的美德，而是为了教导天下尚未觉悟的人；树立行为规范，也不是为了苟且显扬自身，而是为了教导天下将要行动的人。言论和行为能够开启或堵塞道路，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丁鸿的内心存有忠诚和亲爱，所以能够醒悟而遵从义理，不同于那两个人追逐名声的行为。唉！世上那些邪僻的人，苟且冒充天下公认的美名，侥幸谋求天下的大利，自以为没有人能看穿自己，却不知道君子的评论能够揭示他们。所以，治理天下不可以没有君子的评论。《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一 两汉通论 兴亡与人才【刘禹锡、子由、东坡、少游、权德舆】历代委任人臣【子由、荆公】张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