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二

译商代刚强，周代柔和。颍滨说：商代拥有天下传了三十代，周代传了三十七代。商代衰落后又复兴的有五位君王，而周代衰落后又复兴的只有宣王一人。商代贤君很多，按理说它延续的世代应当超过周代。周代贤君不如商代多，却比商代延续得久，原因是什么？周公治理天下，致力于用繁文缛节的礼制，使刚强的百姓变得和柔、驯服，所以他的治道以尊敬尊长、亲爱亲族为根本，尊重老人、慈爱幼童，使百姓父子相亲，兄弟和悦，没有冒犯上级、难以控制的气势；推行极其柔和的治道，以缓和天下人的乖戾之心，除去他们刚毅果敢的志向。因此，周享有天下最久，但诸侯从内部侵逼，京师振作不起来，最终沦为极其弱小的国家。为什么呢？宽缓、柔和、平易可以使国家长久，却不能使国家强盛。至于商人治理天下的方式，已经无法再看到了。不妨试着从《诗经》《尚书》中寻找：诗篇中宽缓和柔的内容，以及《尚书》中委婉曲折、繁复厚重的内容，都是周代的；而商人的诗篇奔放激越而严厉，他们的书简洁明白而严肃。商、周两代的风俗，大概就在这里有所体现。正因为天下有刚强不屈的风俗，所以它的后世才能在衰微时凭借这种风俗自我振作；然而到了失败的时候，却一下子散乱开来，再也无法制止。大概事物强硬，就容易折断；柔韧忍耐，就可以长久存在。柔弱者可以长久存在，却常常困于不能取胜；强硬者容易折断，但到了末期仍可能有所建立。这就是商代不能长久、周代不能振兴的原因。唉！圣人治理天下，也只能使它取得某些成效，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弊病。使它能够长久却不能强盛，能够自我振作却不能把影响推及远方，这两点就取决于后世君主贤能还是不贤能了。太公封在齐地，尊重贤人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国，亲爱亲族而尊敬尊长；太公说：‘后世将渐渐衰弱。’尊重贤人、崇尚功劳，就接近于强盛；亲爱亲族、尊敬尊长，就接近于弱小。最终，齐国有田氏篡夺的祸患，而鲁国人困于盟主的命令。商代的政治大概接近齐国，周公治理周朝的方式，则是他治理鲁国的方式。因此齐国强而鲁国弱，鲁国尚未灭亡，齐国却先灭亡了。《尚书》称说：“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已经认为夏有可耻之处，又返回亳地。” 伊尹曾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后来以处士身份跟随商汤；等到他前往夏，并不是私自行动，商汤必定知道这件事。他们君臣的想法是：跟随商汤讨伐桀来救济百姓，不如让伊尹侍奉桀，去纠正夏的混乱。即使夏因此不灭亡、商因此不能兴起，也没有遗憾。等到桀已经无法再辅佐，于是伊尹舍弃他而归来。后来周文王侍奉纣，也亲自担任纣的三公，直到将要被囚禁杀害，才舍弃纣而向西而去。商汤对于桀、周文王对于纣，不愿立即夺取其天下，就是如此。这正是他们成为商汤、周文王，而后世之人无法赶上的原因。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设置官职。东坡说：“天下的事情，古代简略而今天详细；天下的官职，古代少而今天多。圣人并不是有意在这些方面如此，而是形势使然。开始用火加工食物时，只是烧黍、剖豚做成稀粥；到了周代，醋、肉酱之类的器皿多到一百二十瓮。最初建造房屋时，用茅草盖顶、用未经加工的木材做椽子，就认为很奢侈了；到了周代，却有九尺高的大堂，柱头雕成山形，梁上的短柱绘有藻纹。圣人随着时代为这些事制定节文，难道是能够任意避免的吗？”《周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不过百人；夏、商两代官职增加了一倍，也仍然能够治理。’圣人不根据官职多少来判断政治是治还是乱，是因为他们认为治乱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官职多少。《礼记》说：‘夏后氏有五十种官职，商代二百种，周代三百种。’这与《周官》不同，学者大概不采用这种说法。唐尧、虞舜设置百官，已经简略到了极点；夏后氏怎么可能再减去一半而办清这些事务？根据道理，这必然不可能。孔安国说：‘禹、汤设置二百官，不如唐尧、虞舜的清简。’一味赞美古代而鄙薄当今，是学者的毛病。从夏、商来看，就会认为百官是清简精要；从唐尧、虞舜以上、从以云鸟为官名的时代来看，百官反而显得鄙陋。难道真是这样吗？我听叔向说过：‘从前先王议论事情，依据事情制定制度，不制定刑法条文。’ 所以子产铸造刑书，叔向非难他。子产制定刑书，是末世最先要办的事情；然而仍然因此获罪于叔向，由此可知先王的法令也很简略。先王任用人而不依赖法律，劳心于选择人才，却可以安逸地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所以法律可以简略。法律可以简略，所以官职可以减少。古人有句话说：‘减少官职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使内心清明。’这道理已经达到极致了。”

译夏商周三代劝勉他们的百姓。颍滨说：“王道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大概是很深的。贤人君子在上位洁身自持，百姓却未免仍有小人；朝廷之中揖让合乎礼仪，百姓却未免仍有盗贼。礼在上面施行，下面却兴起淫乱、邪僻、放纵的风气，不能加以制止；这还只能说是王道没有完成。王道的根本，开始于百姓自己以劳动为乐，完成于百姓彼此相爱。王者向百姓所求的，粗浅处开始于努力耕田，精微处达到孝、悌、廉、耻。努力耕田，是百姓最劳苦的事情；孝、悌、廉、耻，则是普通男女不喜欢却被强迫去做的事情。劝导百姓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使他们产生自得其乐之心；劝导他们做不喜欢的事，使他们产生彼此相爱的意愿。所以王道完成并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大概是很深的。”古代天下的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上下彼此不能保全；这种祸患，是由于百姓不以努力耕田为乐而产生的。天下动乱，盗贼放纵横行，战争不断，而百姓不以自己的职业为乐；这种祸患，是由于百姓彼此不相爱、抛弃孝悌廉耻的节操而产生的。自己以所做之事为乐，即使有很大的劳苦，也不会改变所做的事情；彼此相爱，即使有强横狠毒的心，也会顾念亲戚的欢乐，不忍使自己陷于不义。这两点，是王道最重要的关键。如今天下人习惯于工商之利，却不喜欢务农；只有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才能，才安于田亩而不离开山林。饥饿的百姓都有盗跖那样趑趄不安、想要作乱的心思；而闺门之内，父子彼此愤怒而不和睦。至于朝廷之上，虽然有贤人，教化却不能达到下面。因此士大夫之间无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实现。然而我私下考察夏商周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读到《诗经》时，认为王道的完成有可以改变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困难。人们不喜欢这些事，是因为还没有体会到做这些事的滋味。所以圣人创作《诗经》，叙述耕田、除草、播种的辛劳，又叙述年终仓廪充实、妇女儿童欢乐的情景，以此感动百姓的心。因此说：‘锋利的好耒耜，开始在南亩耕作，播下各种谷物，果实中确实孕育着生命。有人前来看望你，带着方筐和圆筥，送来的饭食是黍米；他们的笠子系得紧密；他们拿着镈、赵等农具，来除去荼、蓼。’在这个时候，百姓已经劳累了，所以诗中替他们说出家人前来送饭、慰劳他们的话，以勉励他们完成农事。诗的最后一章说：‘荼、蓼已经腐朽，黍、稷已经茂盛；收割时发出刷刷声，谷物堆积得密密层层；堆积得高如城墙，排列得密如梳齿，用来开启百座粮仓。’ ‘百座粮仓都装满了，妇女儿童都安宁了；宰杀这头黄牛，牛角弯曲有力，用它来继承、延续古代先人的事业；就在这个时候。’一年农事完成后，劳作的百姓能够和妇女儿童一起享受休息，在闲暇时饮酒吃肉，使自己一年以来得到快慰。这样，勤劳的人就有办法忘掉劳苦，尽力的人就觉得自己的劳力用得轻松，凶暴而没有亲情的人也会有所羡慕喜爱，自己改变操行。这不只是《诗经》中这样说，治理百姓使他们获得利益，教导百姓使他们懂得欢乐，也都是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就安于自己所乐于做的事，也喜欢自己所获得的利益；这就是我认为王道并不难实行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使百姓富裕之后再施以教化。六一说：夏商周三代仁政的根本，开始于井田，完成于学校。《礼记》说：‘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这是制度最兴盛、最完备的时候。学校教育以人为根本，只是不断磨炼、陶冶、迁移和改变，使人趋向善良。等到风俗形成、颂声兴起，大概教育施行的功效，也各有先后次序。教导人时勤勉不懈，教化进入人的内心则需要逐渐深入；勤勉就不会厌倦，逐渐深入就能经过长久而深刻。以不厌倦的心意，等待长久之后取得成功，这就是三王的用心。所以他们治理国家，必定要经过长久才达到太平；他们建立的国家，也都延续到六七百年而没有停止，这就是成效。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制度很详细，后世却很少能实行，大概有的不了解根本和末节，因而制度不完备；有的又追求速成，不等到教育成功就停止，所以学校教育的道路常常废弃，只能勉强存在。” 尧、舜、周公。李商隐说：“尧废弃了自己的儿子，舜也废弃了自己的儿子，周公废弃了自己的弟弟。后世的人认为这样做很能干，却完全不懂圣人的事情。所谓‘断’，是把它当作义，经过疑虑之后才作出决定。圣人所做的事没有疑虑，又哪里用得着作决定？圣人以道来掌握天下，百姓不能知道；圣人以仁义治理天下，百姓也不能知道。祸害只除掉自身，还不算仁；祸害只除掉自己的家，还不算仁；祸害只除掉自己的国家，也不算仁；祸害只除掉自己的天下，也不算仁；直到祸害从后世除去，这才算仁。认为合宜而实行，叫作义。儿子不贤，就废弃儿子；弟弟不顺，就废弃弟弟；家庭、国家、天下和后世都得到好处，祸害就被除去了；如果不除去，反而会造成祸患。既然认为合宜便去做，尧、舜、周公从未疑惑，又哪里用得着作决定？所以说：作出决定不是圣人的事情。” 《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三。二帝三代通论下。二帝三王的君臣关系【梁肃】。伊尹、太公【李商隐、老泉】。伊尹、伯夷、柳下惠【荆公】。许由、龙逄、伯夷【昌黎】。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白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