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八

译管仲辅佐桓公 颍滨说：夏、商、周三代取得天下，与后世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不是刻意求取而得到罢了。世人谈论伊尹、太公，多把阴谋奇计归于他们，这种说法就和陈平、贾诩没有区别了。陈平、贾诩所做的事，是张子房、荀文若不会做的，难道能说伊尹、太公会做吗？太公大概善于用兵，年老而才力不衰；他与文王治理岐地，于是产生了司马兵法。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仁人，难道会靠诡诈行事，或者倾覆别人来使自己立足吗？管仲辅佐桓公，使齐国称霸诸侯，使天下得到一次匡正，使人们免受披发左衽的灾祸。孔子以仁来称许他，但桓公死后不久，嫡子与庶子便争夺君位，桓公不得安葬，齐国幸而没有灭亡。以管仲的才智，却不能避免这种后果，大概是被某种事物蒙蔽了吧？古代将要治理天下，必定先治理家庭，认为治理天下的道路应当从这里开始。管仲身为齐国大夫，却设置塞门、反坫，自己拥有三归之台；而桓公宫中受宠、待遇如夫人的妾有六人，行为非常淫秽。管仲认为这不妨害称霸，所以不加禁止。古代圣人为君臣、父子、夫妇制定礼制，都有根本和末节，并不是徒然设置的。因此，把旧日的堤防认为无用而毁掉它，必然会发生水灾；把旧有的礼制认为没有益处而废弃它，必然会发生祸乱。古代的君子修养自身，使家庭得到治理和安定；他们实行这些事并不觉得困难，而祸乱自然消除了。如今管仲姑且放弃一时的欲望，却想侥幸求得长久安定，难啊！桓公晚年将要确定世子，管仲知道会有嫡庶争斗的祸患，于是便与桓公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假使桓公妻妾与嫡庶的分别一向明确，家事一向安定，那么太子只需一句话就能确立，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管仲才智有余而德行不足，于是便陷于困境了。又说：先君曾说，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依靠桓公成就霸业。孔子称许他的仁德，却不能制止五位公子的争乱，使他的君主死后不能下葬，说：“管仲难道对此有所导致吗？”管仲自身拥有三归之台，桓公宫中受宠、待遇如夫人的妾有六人，却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本来就是嫡庶争夺之乱的起因。然而桓公年老时，管仲和桓公为身后之事谋划，知道诸公子必定争夺，于是把世子托付给宋襄公。父子之间的事情，竟然要让外人参与其中，智者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唉！三归六嬖的祸害，是沉溺于淫欲而不能自我克制；如果不是这样，难道还会有别的原因吗？《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 四方尚且还要训诫他，何况家里人呢？《左传》说：管仲病重将死时，桓公问谁可以任相，管仲说：“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深的。”桓公说：“易牙怎么样？”管仲回答：“他杀掉自己的儿子来迎合我，这不是人的真情，不能任用。”桓公说：“开方怎么样？”回答说：“他背弃亲人来迎合君主，这不是人的真情，难以亲近。”桓公说：“竖刁怎么样？”回答说：“他自行阉割来迎合君主，这不是人的真情，难以亲信。”管仲死后，桓公不听他的话，最终亲近这三个人。两年后灾祸发生了。世上从来不曾没有小人，只要有君子加以防范，小人就不能施展他们的智谋。古语说：“舜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难道一定要把每个人都杀掉吗？管仲知道小人不能任用，却没有办法防御他们，这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对内既不能修治自身，对外又不能任用贤人，竟把改朝换代的忧患交给宋襄公，等祸患已经形成之后，再让宋人用武力去纠正它，唉，真危险啊！这不过是过去先君的议论罢了。东坡说：“宋国国君夺取百姓的农时来修筑台榭，百姓因此非难他，却没有忠臣替他掩饰过错。子罕辞去相职而担任司空，百姓非难子罕，却称善于他的国君。齐桓公宫中设有七个市场，女闾有七百处，国人非难他，管仲于是替他建造三归之家，来掩饰桓公的过错。这是《战国策》中的说法。”苏轼说：“管仲是仁人，《战国策》的说法，或许接近事实吧？但是世人没有认为这是正确的。即使如此，管仲爱护他的君主，也很浅陋；他不劝谏君主的过错，却专门设法替君主分担诽谤。有人说：‘管仲是不可劝谏的。’苏轼说：‘任用他就让他施行，舍弃他就让他隐退；劝谏而君主不听，那就不用他罢了。’所以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

译管仲不能尊崇周王室 元结说：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议论的人大多说：如果能得到一个像管仲这样的人来辅佐君主，就应当可以看到天下太平了。元子却认为这很奇怪，说：唉！这种说法为什么错得这样厉害呢？那个管仲只是个人罢了，只能同他商议私人家畜养殖的谋划，只能用来修治乡里的沟渠；做到这样，管仲还可以胜任。至于辅佐诸侯，他的才力器量已经仿佛不足；使齐国达到强盛、成就霸业，他的才力器量也就到极限了。假如管仲能够见识帝王之道，懂得治理国家的礼制，那么天子的国家就不会衰弱，诸侯的国家也不会强盛。如果说不是这样，请让我说明。管仲辅佐齐国，等到齐国强盛富足之后，就应当请求他的君主恢复王室、整饬诸侯。君主如果对此感到疑惑，就应当用祸福的道理来晓谕他【例如约束诸侯的说法】。君主既然听从了，然后就对诸侯约定说：如今王室将要衰微，诸侯却日益强大；文王的教化残缺削弱，已经将近断绝；武王的疆域被割取掠夺，所剩无几；礼乐不知道由谁制定，征伐又因何而发动？因此我谨慎守护疆域，日夜勉力，希望振作军威，可以威临各国，能够同诸侯会盟。一旦能够重新恢复天子的正朔，再确定天子的封畿，在上奉行天子之命，恢复先王的教化；在下命令诸侯，恢复先公的制度，这样看怎么样？” 如果诸侯都不听从我，就先发兵进逼鲁国，鲁国不敢不服从。鲁国服从后，就和鲁国向西进逼宋、郑；宋、郑服从后，就和这三个国家向北进逼燕、卫；燕、卫服从后，就和各国向西进逼秦、晋；秦、晋服从后，就带着七国用书信约请吴、楚；吴、楚服从后，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国家了。然后订立盟约。如果果真有不服从的，就对服从者约定说：我们这些国家用礼义尊崇天子，用法度整治诸侯，使小国不至于因弱小而遭受祸患，使大国不敢倚仗强盛而骄横，这是确实能够长久维持世代的策略。如果天子的国家灭亡，诸侯彼此争斗，兵戈相互逼近，谁会成为强者？这样又怎能世世代代以礼相让、相互服从，保有宗庙的祭祀呢？因此我竭力劝诸侯尊崇天子。现在某国还在犹豫，应当前往询问它。如果不服从盟约，就同诸侯率领军队讨伐它，分割它的疆土，迁徙它的子孙，只留下百里的土地，让它奉祀自己的宗庙社稷；对下替诸侯扩大子孙的基业，对上替天子铲除不顺从的臣子，怎么样？这样一来，诸侯谁还敢不服从？然后确定天子的封畿、诸侯的疆域、车舆服饰器物玩好、礼乐法度、征伐和贡赋运输。等齐、鲁的制度得到整饬，制度确定后，就共同盟誓说：有背叛盟约的，应当请天子下令，废黜他的骄横凶恶，使恭敬顺从的人得以树立；废除他的荒诞迷惑，使明智贤哲的人得以树立；有敢于不听从的，就讨伐并分割他的土地，如同最初制定的盟约那样。于是诸侯先各自在天子的都城修建邸舍，诸侯便相互率领前来朝见，不久又跟随天子行动。斋戒后拜谒宗庙，礼仪完毕。天子发誓说：“唉！王室衰微已经很久了，我不敢指望自己能一直受到皇天后土的覆盖承载，恐怕早晚要成为诸侯的奴隶。如果不能这样，我只愿保全尸骨，到地下去见先王。如今诸侯不忘先王的大德、先公的忠烈，共同努力匡正王室，使我能够主持先王的宗庙祭祀。我如果昏乱荒怠、淫逸暴虐，不接受劝谏，失去先王的法度，在上不能奉行宗庙祭祀，在下不能安定百姓，你们诸侯就应当整顿军队，修治矛戟，约集各国来声讨我的罪恶。继承王位而成为明君的后代，如果能够每天勉力振作孱弱的自身，竭力遵守先王法度，在上奉行宗庙祭祀，在下安定百姓，你们诸侯就应当保卫各自的疆域，安定各自的百姓，修治贡赋，共同陪我举行郊祀。我有这样的誓言，难道只说到我这一代，不能涉及后世吗？我敢把这个誓言在宗庙前发誓，也敢把这个誓言向天地发誓。”诸侯听到天子的誓言，便相互率领盟誓说：“天子有这样的誓言，使我们诸侯世世代代都能尽力扶助王室，使先王、先公的德业永远长存。我们诸侯应当各自铭记天子的誓言，把它传给后代。”我们诸侯又郑重地自我约定说：“诸侯中有昏乱的，应当按照前面的盟约办理。如果天子昏乱糊涂，不能继承先王事业，使天下受到暴虐祸乱，诸侯就应当共同竭力规劝、讽谏和劝诤。如果实在不可救药，我们诸侯就共同率领礼义之师进入王畿，再像起初那样劝谏。又实在不行，就率礼义之师进入王都郊外。最终仍不可救药，就率礼义之师进入王宫。军队已经进到王宫，就应当把宗庙的忧患拿来劝告他，把百姓的怨恨拿来劝告他，把天子从前的誓言拿来劝告他，把诸侯从前的盟约拿来劝告他；还要以不敢欺骗先王、先公为由告知他，以不敢欺骗皇天后土为由告知他，然后按照天子从前的誓言、诸侯从前的盟约办理。如果管仲能够这样做，那么周天子还不至于成为奴隶，诸侯的国家还不至于立即灭亡，秦国也不至于发展到天下都受其控制的地步。如果说：‘管仲的才力能够做到，只是君主不听从；管仲知道可以做到，只是时势不允许。’那么管仲难道曾经谋划过这些吗？是君主不听从吗？管仲难道曾经这样做过吗？是时势不允许吗？何况今天的军队，不能用礼义来节制，也不能用盟誓来禁止。像管仲这一类人，还想做什么呢？” 管仲论有害于称霸 李德裕说：“从前管仲回答桓公说：‘宫中的享乐没有加以禁止和控制，并不妨害称霸；选拔了贤人却不能任用，这才妨害称霸。’我私下看敬仲的这番回答，是想统一齐国的政权，满足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的志向。这样看来，如果不是专一任用，也不能成就霸业。因此桓公一再称说‘仲父’。桓公成为五霸之首，蜀主任用孔明，苻坚任用景略，即使关公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决定，樊世也不能迷惑他们。蜀国和秦国都因为君主安定国家、治理政事，难道不是专一任用的功效吗？桓公得到敬仲，霸业便兴盛隆盛；汉元帝信任石显，却使圣明的德行受到严重玷污。同样是信任任用，治理和祸乱却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所任用的不是同样的人。近世有人用宫中的享乐来诱惑君主，同时贿赂日益流行，纲纪日益败坏，朋党越来越炽盛，谗言越来越昌盛，这难道不是窃取了管仲的手段，却违背了管仲的原则吗？庄周说，所谓最有智慧的人，难道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他又说：‘跖得不到圣人的道术，就不能成事。’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

译管仲的四维论 柳宗元说：“管子把礼、义、廉、耻看作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维，我怀疑这不是管子说的话。他所谓的廉，是说不掩盖恶行；世人所说的廉，是说不苟且求取。他所谓的耻，是说不顺从邪曲；世人所说的耻，是说以做坏事为可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合乎义，还是不合乎义呢？我只看见其中有两条纲维，还没有看见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四条。那不掩盖恶行，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掩盖恶行是不义，所以才去掉它吗？那不苟且求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苟且求取是不义，所以不去做吗？即使不顺从邪曲和以做坏事为耻，也都是这样。那么廉和耻，只是义的小节，不应当同义相抗而成为独立的纲维。圣人用来建立天下秩序的，是仁和义；仁主管恩爱，义主管裁断；恩爱就是亲近应亲近的人，裁断就是使事情合宜，这样道理就完备了。实践它，就是道；获得它，就是德；履行它，就是礼；以诚心实行它，就是信；这些都由所趋向的同一根本道理而来，只是名称不同。如今管氏用来作为纲维的东西，恐怕不是圣人所建立的吧？”他又说：“一条纲维断绝，国家就倾斜；两条纲维断绝，国家就危险；三条纲维断绝，国家就覆灭；四条纲维断绝，国家就灭亡。如果义断绝了，廉和耻难道还能确实存在吗？如果廉和耻存在，义难道真的会断绝吗？人已经掩盖恶行、苟且求取、顺从邪曲、做坏事而不感到羞耻了，那么义难道还存在吗？” 假使管子只是个庸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如果管氏是个稍微懂得道理的人，那么所谓四维就不是管子说的话。管仲治军 东坡说：“我曾经读《周官》和《司马法》，了解到军队编制中什伍的数目。后来又读管夷吾的著作，进一步了解到管子如何改变周代的制度。大概王者的军队，是出于不得已，并不是为了求得战胜敌人。所以它制定的法则，重要的是保证不被打败罢了。至于桓公、文公，他们若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无法确定霸业，所以他们的军法在于一定取胜。繁复曲折，是为了保证不被打败；简明直接，是为了保证必定取胜。周代的制度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中有二千二百，千人中有五百，这些数目奇特而不整齐。正因为奇特而不整齐，所以知道它为什么繁复曲折。现在天度是三百六十度，平均分为十二辰，每辰得到三十度，这是整数；五日又四分之一，这是零数。假如天度没有零数，那么千年的日数，即使妇女儿童也可以坐着计算清楚。正因为有零数而不整齐，所以即使精巧的历法也不能完全穷尽。圣人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制定章法、会合和统纪的起点，以穷尽它的数目，发挥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队。’二百五十人中，每十人取三人作为奇兵，其余七人作为正兵。” 四奇兵加四正兵，就产生八阵。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编入八阵，当然会有奇兵和正兵不整齐的地方，所以要设置许多曲折变化，以穷尽其数目，发挥其变化。钩连、盘绕、曲折，各自都有条理。因此，三代兴盛时，整治兵农制度和军赋，都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才在天下取得成就。周朝灭亡以后，秦、汉的阵法不再是三代的阵法。后来只有诸葛孔明独自懂得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认为可以使用，来取得天下。然而双方相持数年，魏人不敢决战，孔明最终也没有取得尺寸之功。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保证不被打败的，而不是用来追求利益、争夺胜负的吗？至于管仲制定军制，可以说是截然分明而容易理解了。他把齐国分为三部分，作为三军；五人为轨，轨设轨长；十轨为里，里设里司；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乡长；五乡设一帅，一万人组成一军。桓公统领其中一军，高子、国子各统领一军。三军共三万人，像贯穿的绳子，又像画出的棋局，疏通畅达，洞然贯通，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没有地方施展巧计。因此它的法令简明统一，百姓有余力来拼死效命。从前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精通兵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大概三代的制度，到列国时期仍有保存的。像小小的郑国，鱼丽阵、鹅鹳阵还见于它的史书。到了管仲辅佐桓公，向南讨伐楚国，渡过汝水，越过方城，望见汶山；向北讨伐山戎，制服令支，斩灭孤竹；向西驱逐白狄，越过太行山，渡过辟耳溪。九次会合诸侯，修筑夷仪城、楚丘城，往来四方。齐国没有疲惫困乏的百姓，而天下诸侯却忙于往来应接。等到秦孝公想要兼并天下，商君替他倡导谋划，使秦人无不拿起武器从事战争，不能回头从事农业；又暗中诱使六国百姓，把全部力量用于耕种关中的田地，而没有作战、进攻、防守、抵御的任务。这两种办法交替使用，天下最终无法抵抗秦国。为什么呢？我们能够连续不断地出兵而不停息，对方却不能应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百人〕 我们能够对外作战而国内不缺粮食，对方却必须停止作战，然后粮食才能供应充足。这就是管仲、商鞅的深谋远虑。自管仲死后，他遗留下来的谋略和旧有策略，后世再也没有人能够运用；只有把军队同百姓分开的办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废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做法确实有便利天下的地方。” 管仲死后，他遗留下来的谋略和旧有策略，后世再也没有人能够运用；只有把军队同百姓分开的办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废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做法确实有便利天下的地方。

译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 东坡说：“管仲功勋功业留存于世的事情很多，却唯独称说这件事，是因为夺取了封邑而百姓不怨恨他，这是德行达到极高境界的表现。我曾认为，向北讨伐山戎、向南使强大的楚国服从，都容易；而使伯氏的内心服从却很难。管仲对于伯氏，诸葛孔明对于李平、廖立，大概是古今只有这两个人做到了。” 管仲没有后代 东坡说：“左氏说：‘管仲世代享有祭祀，是应该的。’这是说他有礼。然而管仲的后代后来不再见于齐国，我读他的著作，大体上认为他只是靠鱼盐使齐国富足罢了。我这才知道管子为什么在齐国没有后代。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使诸侯称霸，使天下得到匡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穿左衽的衣服了。’又说：‘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力量。’像他的仁德啊，像他的仁德啊。以孔子称许他的仁德，左丘明称许他有礼，却仍然不能挽救他没有后代，这说明谋利是不能同百姓争夺的，事情就是这样。桑弘羊被灭族，韦坚、王鉷、杨慎矜、王涯这一类人，也都没有逃脱祸患。孔循被杀死，大概是有原因的吧。” 管仲与子路 颍滨说：“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九次会盟，不用兵车，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惠，因此以仁来评价他。至于子路，孔子只称说他果敢，说到仁，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孟子认为，子路、曾子所畏惧的，正是管仲、曾西所不肯做的，这是为什么呢？管仲治理国家的才能，已经达到极高程度；但他之所以不如三代圣王，大概是因为他是在有所追求之后才得到这些成就，并不是自身有余而自然推及天下。孟子说过：‘身居下位，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得到上位者信任有方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就不能得到上位者信任。得到朋友信任也有方法：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喜悦，就不能被朋友信任。使父母喜悦也有方法：反省自身而不能做到真诚，就不能使父母喜悦。所以人一定要先使自己取得信任，在自身有余之后，再去治理百姓；一切都是把自身有余的部分推及他人。没有不能使自身真诚而能够治理百姓的人；即使偶尔能够做到，百姓的回报也一定很浅薄。子路是从修养自身的真诚出发而施政的，但他的政绩还不足以惠及百姓；管仲的政绩足以惠及百姓，但他自身却从未真正取得自信。因此，三归台反而成了污点，是子路不肯做的；而九次会合诸侯，也是子路做不到的。沿着子路的道路走，只是因为没有成功；一旦成功，就会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沿着管仲的道路走，也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已。这就是孔子取法管仲、而孟子不赞许他的原因。” 齐桓公任用管仲、易牙、竖刁、开方 李翱说：齐桓公对臣下毫不怀疑，信任管夷吾，于是称霸天下，排斥戎狄，匡正周王室，使亡国复存，使荆楚归服，诸侯无不来归。信任竖刁、易牙，齐国便陷入混乱；桓公死后不得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兄弟相互反目，延续了好几代。桓公信任臣下，所遵循的是同一个原则；所信任的人贤能，就能功德上格天地、功业惠及后世；用非其人，就连正常死亡也不能得到。识别人确实不容易，哪里只是称霸者如此？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帝尧时，贤能和不肖之人都在朝廷任职，尧能够识别舜，于是放逐驩兠，流放共工，诛杀鲧，迁徙三苗，提拔禹、稷、皋陶等二十二人，置于高位。所以尧去世三年，四海之内都停止音乐，后世的人都称颂他为帝尧。假使尧不能识别舜，反而在朝廷尊用驩兠、共工一党，又不能任用禹、稷、皋陶以下的二十二人，那么尧就只能成为齐桓公一样的人了，哪里还能够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尧能够效法天；他的德行浩荡广大，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呢？《春秋》说：‘夏灭之。’其实是齐灭了夏，为什么不说‘齐灭之’呢？这是为了替桓公避讳。《春秋》替贤者避讳；这是灭亡别人的国家，哪里算贤呢？君子憎恶恶行，是从恶行开始时就憎恶；赞美善行，是以善行最终取得的结果为乐。桓公曾经有继承断绝的世系、保存将亡国家的贤德行为。因为任用管夷吾，所以能够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将亡的国家保存；任用竖刁、易牙就不能这样。假使桓公起初不任用管夷吾，也没有后来竖刁、易牙争权、桓公不得安葬而齐国混乱的事，那么他就会成为幽王、厉王那样的诸侯。起初任用贤者，终身都替他的过失避讳，君子喜爱任用贤者就是如此。起初不任用贤者直到最终，只能侥幸希望后世掩盖自己的过错，那就微不足道了。那么，身居上位、把德泽流布给百姓的人，究竟需要劳心于什么呢？只需劳心于选择贤者，得到合适的人才，把他置于高位，使天下人都受到他的教化罢了。” 东坡说：“《尚书》说：‘我自称圣明，却听信谗言，使行为败坏。’ 《左传》说：‘君子的作为，是要使它可以流传、可以继承。’ 凡是不能流传、不能继承的行为，都是败坏的行为。尧、舜所具有的就是圣德。世道衰败、道德丧失，士人以苟且求难为可贵，以中庸为卑贱，所以邪恶奸佞之人得以进用。齐桓公想任用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管仲说：‘这三个人，为了接近君主而自残身体，离弃亲人、杀死儿子来求得君主的亲近，都不合人情，难以亲近。’桓公不听，最终因此使齐国陷入混乱。齐桓公是贤明的君主，管仲是受信任的大臣。以贤明的君主，却不采纳受信任大臣的意见，难道不是因为这三个人表面像忠臣而实际上难以识别吗？表面相似扰乱真实，实在太厉害了。所以说：‘厌恶紫色，是因为它夺去了朱红的地位；厌恶莠草，是因为它扰乱了禾苗；厌恶乡愿，是因为它扰乱了德行。’孟子忧虑这种情形，所以说：‘君子只需恢复常道罢了。’君子所看重的，一定是可以流传、可以继承的东西，因此称为‘经’。经，就是常道。君子如果以守常为可贵，那么那些以苟难为能、以败坏行为求取名利的人就不会再去做了。苟且求难的人无所得，败坏行为的人无利可图，那么普通百姓就会一同奋起；机巧的人不能独自进用，笨拙的人也不能自我炫耀。我虚心观察这些情况，贤者可以侍奉，能者可以任用，天下就治理好了。” 晏子 颍滨说：“管仲凭借桓公成就霸业，但他本人生活淫逸奢侈，不能亲自履行礼义。与之相比，晏子的为人勇于守义，恪守礼法，管仲大概会感到惭愧。然而晏子侍奉齐灵公、齐景公、齐庄公，都是平庸的君主，所以他的功业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假如晏子能够遇到像管仲侍奉桓公那样的君主，他所成就的事业应当可以同郑子产相等。至于联合诸侯、排斥戎狄，未必能像管仲那样。唐代的姚崇、宋璟，都是中兴时期的贤相。但姚崇喜好权势利禄，侍奉武后，处在群多奸佞之中，从未说过一句触犯她的话；到侍奉明皇帝时，也有所放纵松弛，太庙栋梁毁坏、皇帝巡游东都，他都认为没有妨害。至于宋璟，清正耿介、特立独行，在武后时期排斥权幸，几次身处危境；他侍奉明皇帝时，从未说过迎合取容的话。因此，世人曾把姚崇比作管仲，把宋璟比作晏子，也许差不多吧。”

译齐国司寇答辩 程晏说：“齐国境内盗寇很多，司寇却不治理。景公召见司寇，责备他，司寇反而争辩。景公说：‘请你治理君主朝廷中的盗寇吧。’司寇说：‘君主废弃我的职守，反而责备我，是想扰乱我的职责吗？’司寇说：‘不是这样。君主难道没有听说鼷鼠的牙齿吗？它吃人和各种动物，即使啃食殆尽也不觉得疼痛，民间称它为“甘口鼠”。鲁国的牛，听说也被它吃掉了角，请允许我借此来劝谏。牛躺着咀嚼时，有蚊虫搔扰它的皮毛，它一定知道，便鼓动耳朵、摇动尾巴把蚊虫赶走。等到鼷鼠啃食它，它反而不知道疼痛。鼷鼠的一颗牙齿，难道不比蚊虫叮咬千次更厉害吗？因为它的嘴使牛感到甘美，鼷鼠即使穿过牛的心、贯入牛的骨头，牛也不知道，何况只是吃它的角呢？君主如果确实任命我担任司寇，请允许我先治理朝廷中的盗寇，然后再治理边疆的盗寇。朝廷中的盗寇，像鼷鼠一样吗？它们已经啃食君主的角，还将穿透骨头和心脏，这是祸患很大而君主不知道。边疆的盗寇，像蚊虫一样吗？只是在搔扰君主的皮毛，君主将会鼓动耳朵、摇动尾巴把它赶走，这是祸患较小，却不知道更大的祸患。我之所以急于治理大患、而故意缓治小患，是想使君主知道大患。’景公不明白，最终以司寇不办事的罪名把他定罪。晏子说：‘司寇死后，田氏就要成为齐国的鼷鼠了。’ 梁邱据 柳州赞说：齐景公有宠臣，名叫梁邱子。他与君主同喜同悲，从不争辩，古人称这种人为逢迎君上。君主悲伤他也悲伤，君主高兴他也高兴。为什么不赞美贤者，却最终在这里赞美他？因为他逢迎的是我所仇视的人，所以反而激发了我赞美他的理由。梁邱的逢迎，只是顺着君主的心意亲近他，最终并没有扰乱他的政事。他不嫉妒别人，反而退让自己；晏子亲自担任相职时，梁丘没有毁谤他，任由他施行政事。晏子的政务确实合理，有时看见晏子吃的肉很少、菜肴缺乏滋味，梁邱怜惜他吃不饱，便告诉君主，请君主赐给他食物，内心对此很高兴。齐国的政事因此没有衰败。后世侍奉君主的宠臣，很少有人能够以此为榜样。他们引导君主听信谗言，听到正直的话就嫉恨，进谗贤者、勾结恶人，使百姓受害、国家倾覆。唉！哪里只是后世宠臣不如贤者，即使古代的宠臣也没有一个能与梁邱相类，值得深思。何况晏氏还激发我赞美梁邱的心意，内心实在极为劳苦。” 司马穰苴 东坡说：“《史记》说，司马穰苴是齐景公时的人。他的事迹极其伟大，但《左氏》没有记载。我曾经对此感到怀疑。《战国策》说：司马穰苴是执政之臣，齐愍王杀了他。大臣不亲近他，那么他离齐景公的时代就很远了。太史公采用《战国策》的说法撰写《史记》，应当以《战国策》为可信。凡是《史记》所说的大事而《左氏》没有记载的，都可以怀疑，程婴、公孙杵臼之类就是这样。穰苴的事迹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或者他并不处在春秋时代。应当再慢慢考察。” 颍滨说：太史公为司马穰苴作传，说齐景公时，晋国攻打阿、鄄，燕国侵犯河上，齐军大败，晏子推荐穰苴，景公破格提拔他为将军，又让宠臣庄贾监领军队。穰苴因庄贾迟到而杀了他，三军都畏惧他，愿意听从命令，于是取得成功，担任大司马。大夫高国嫉恨他，进谗言使他被杀。这段记载写得很精彩，世人都相信它。我根据《春秋》和《左氏》考察，景公七年，北燕伯款逃到齐国。十二年，景公朝见晋国，请求攻打燕国并让款回国。十三年，齐国攻打燕国，取得财物后返回。十八年，景公派高偃率兵在阳地护送款回燕。这一年，景公对晋国怀有二心。《投壶》中有话说，第二年，晋侯在平丘会合诸侯，齐国不愿结盟，晋人发怒；从这时起齐国开始对晋国怀有二心，但还没有断绝关系。四十五年，景公与郑伯在醎结盟，与卫侯在沙结盟，开始背叛晋国。从此齐国一共四次攻打晋国，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燕、晋两国攻打齐国的事。《战国策》却说司马穰苴是执政者，齐愍王杀了他，所以大臣不归附。我的意思是，穰苴是齐愍王的臣子，曾替愍王击退燕、晋两国；难道《战国杂说》错误地把他说成景公时的人吗？事情既然不可信，所以删去穰苴，而只为孙武、吴起立传。” 《战国杂说》中的荒谬之处不止一处，现在都已经加以纠正了。然而曹沬劫持齐威王、穰苴击退燕国和晋国这些事，游谈之士和著书之人常常拿来作为谈说的依据。《史记》中李克称道吴起、穰苴，说他们尚且不能超过鲁仲连；谈论燕国将领时又称说曹沬之盟。这种沿袭谬误的情况已经很久了，所以特意在本篇说明。如今也不能全部加以纠正。”},{ 《历代名贤确论》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九。襄公。宋襄公在泓地战败【东坡、颍滨】。献公。世子申生【白乐天】。荀息【东坡】。文公。文公守原【柳州】。文公成就霸业【柳州】。厉公。士燮【东坡】。悼公。智罃、赵武【颍滨】。平公。叔向【颍滨】。智伯。智伯的灭亡【柳州、温公】。通论。文公、悼公【颍滨】。晋国原来的封地【柳州】。宋襄公在泓地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