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五

译阳城 韩愈《谏臣论》说：‘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喜欢向人请教，却不求闻名于世。他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的偏僻地方。晋地偏僻地方的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显贵的职位，但阳城脸上并没有喜色。他居于这个职位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却仍然像在野之时。他难道是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内心吗？’我回答说：‘这正是《易》所说的“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而守正，反而会有凶险”的人，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易》中蛊卦上九爻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卦六二爻却说：“王臣处在艰难之中而竭力尽忠，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他们并不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践行的德行就不同。像蛊卦上九，处在无所作为的地位，却表现出不顾自身的节操；如果处在蹇卦六二那样的王臣职位，却怀有不侍奉君王的高尚之心，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尸位旷职的讥刺就会兴起。志向如果不能成为法则，责怪他的人不会终止。如今阳先生居于职位，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不能说不熟；天子对待他，不能说不优厚；但他从未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把政事的得失看得如同越人看秦人的肥瘦，漠然置之，完全不在心中产生喜悦或忧虑。’ 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品秩。”问他的政绩，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守就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离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尽到进言的责任了吗？已经尽到责任却不进言，或者没有尽到责任却不离去，这两种情况没有一种是可以的。阳子难道要做只为俸禄而出仕的人吗？古人说过：“出仕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也会因为贫穷而出仕。”说的就是领取俸禄而出仕的人。这样看来，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处于卑下地位，辞去优厚的俸禄而安于贫困，像抱关击柝那样做才可以。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曾经做过乘田，尚且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只是使会计得当罢了。”一定说：“只是使牛羊繁殖罢了。”像阳子这样的俸禄和品秩，并不卑下而且不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样做难道可以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厌恶讥讪上级，也厌恶做臣子的揭露君主的过失来为自己博取名声，所以即使进谏和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主张，就在宫内进去告诉你的君主；你于是到外面顺从地宣扬，说：‘这些谋略和主张，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 阳子的用心也像这样。韩愈回答他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这样，那就更加是所谓糊涂了。入朝便进谏他的君主，出朝却不让别人知道。把功劳归于君主，这是大臣、宰相所做的事，不是阳子所应当做的。阳子本来是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蓬蒿之下，主上嘉许他的品行和操守，提拔他处在这个职位上；这个官职以进谏为名，他实在应当有所作为来履行自己的职务，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正直敢言、刚正不阿的臣子，天子有不滥加赏赐、听取劝谏如流水般顺畅的美德，使隐居山林的士人听说后仰慕，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进言陈说，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盛大的声名流传无穷。像《尚书》所说的那种做法，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当做的。况且阳子的这种心意，难道是要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正是在启发他这样做。有人说：阳子不求声名，声名却传开了；不求任用，君主却任用了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你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有意求取声名和任用，只是怜悯时局不平、人民不能得到治理；他们既然得到了道，就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济天下。他们勤勉不懈，直到死后才停止。所以禹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也没有被熏黑。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使自己安逸快乐吗？实在是因为他们敬畏天命，悲悯人民的困苦。上天把贤圣和才能赋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有所富余罢了？实在是想让他补救众人的不足。眼睛和耳朵对于身体来说，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察看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宁。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就是圣贤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子不贤，他就会被贤人驱使来侍奉君上。如果他果真贤能，就本来应该敬畏天命、怜悯人民的困苦，怎么能够自己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自己不愿承受的事加给别人，也厌恶把揭发别人隐私当作正直。像您这样议论正直，当然可以说是正直了，但恐怕有伤德行而且言辞过多吧？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失，是国武子被齐国杀害的原因。您难道也听说过这件事吗？韩愈说：君子处在职位上，就想着为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阐明道，并不是要把正直当作理由去责难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混乱的国家把话说尽，所以被杀。《传》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尽言，意思是他们听到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个境界，阳子难道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柳子厚《阳公遗爱碣》说：贞元四年五月，皇帝带着银印、赤绶到阳公隐居的地方，起用他为谏议大夫。后来七年，阳公在朝廷上恳切地直谏，连续多日不停止，皇帝尤其嘉许和惊异，升任他为国子司业，以此表彰正直、优待贤能，使师儒之道光大。又过了四年九月己巳日，阳公出任道州刺史。太学生鲁郡李偿、庐江何蕃等一百六十人，放下学业奔走，叩头到宫阙之下，叫喊宫门、呼告上天，希望请求恢复原职。朝廷重视并改变了这件事，像己巳日诏书所说的那样。第二天，众学生一起向北而行，刚走到延禧门，阳公派人追上来夺回他们的奏章，拦在道路上请求他们停止，于是事情没有成功。献上的学生们悲鸣不已，回头张望，徘徊不去。过去阳公来到这里时，仁爱的风气广泛传播，暴躁傲慢的人改变了面貌，柔弱怯懦的人也有了立身的志气；听到好的言论，快乐得像听到钟鼓；瞻仰他的德行风采，高大超过嵩山、泰山。等到阳公主持职务，施行政令，给人树立准则和规范：善良的士人更加勇于行善，虚伪的人除去伪饰，懒惰的人更加勤勉，放诞的人更加恭敬；沉溺酗酒、嗜好酒类的人，被斥退驱逐到郊外；违背父母亲意、离家三年的人，被罢退其乡党身份。命令还没有下达，就有二十多人请求回家奉养父母，礼法和顺的风气得以彰明，孝悌之道因此兴起。阳公又讲习贯通经籍，使学生通晓深奥的义理；选取和训练孝、秀等科的学生，使他们充分钻研儒学；学生的冠帽、鞋子、衣裳，因为阳公而变得整齐严肃；进退、作揖、谦让，也因为阳公而有了规范。

译阳公的功德声望如此久远，我们这些人将以谁为老师呢？于是大家共同商议，署理官吏发布文告告知各位儒生，希望树立贞珉，使其与高大的山石相等，以彰明阳公的事迹。于是访问通晓古学的人，记载阳公的姓名，给后世留下法则，如下云云。又给太学诸生写信说：当初朝廷任用谏议大夫阳公为司业，诸生受到陶冶，淳厚和美，在这里融洽欢悦，只有四年罢了。已经下诏调他出任道州刺史时，我当时在光范门登记入籍，任职于书府，听到这件事，心中忧郁而不高兴，并不只是为诸生忧虑，也是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的师表，从此没有可以敬仰效法的人了。不久，署理官吏有人设法传来诏书草稿，我得以看到它，大概主上非常了解阳公，嘉奖赞美、显著宠信，殷勤周到而厚重完备；于是才知道这是想劳烦阳公到南方边远地区宣扬教化，把美好的教化广泛施行于百姓。因此我宽心了一些，稍稍感到喜悦，就像从天子的美好诏命中得到安慰和慰藉一样。然而退下来后自己又感伤叹息：有幸生在圣明而不忌讳直言的时代，却不能把自己积蓄的、关于国家大体的议论陈述出来，让下属官员听到，希望稍微得到采纳后再回来。阳公南行的第二天，我听说诸生爱慕阳公的德行教化，不忍心让他离去，便在西阙之下叩头，恳切至极地请求像从前一样把他留下的，有一百几十人。我不禁拍手，十分高兴，震动欣喜而不能自安。没想到古道竟然又在今天显现出来。我曾读李元礼、嵇叔夜的传记，看到其中说太学生们仰望宫阙前往申诉，我以为千百年之后不可能再听见、看见这样的事，今天竟然看到了。听到并亲眼看见这件事，实在是诸生给我的盛大恩赐。唉！阳公具有博大、深厚、恢弘的德行，能够一并容纳善人和伪人，对来投奔的人从不拒绝。从前听说有狂妄迷惑的小生，依托于阳公门下，有时竟写文章陈述愚见，行为丑陋而无赖，议论者便以此责备阳公，说阳公过于容纳污秽，没有做老师的道理。这完全不对。仲尼门下有我们这一类人，有狂放和拘谨的人在南郭，曾有人献言讥刺曾参，七十二弟子还曾因背负刍草而招致祸患。孟轲在齐国设馆时，跟随他的人还偷过鞋子。那一位圣人、两位贤人，后来都成为大儒，然而尚且不能免于这些事。怎么能因此拒绝别人呢？俞跗、扁鹊的门下不拒绝有病的人，墨线和规矩旁边也不拒绝弯曲的木材，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二人〕 范祖禹论述阳城营救陆贽、想要毁掉裴延龄任相麻制的事说：韩愈作《诤臣论》时，正是在阳城还没有进言的时候。世上的评论者，有的承袭韩愈文章遗留下来的意思，讥讽阳城在职很久却不进言，直到陆贽被贬之后才发言。假如陆贽没有被贬，那么阳城就无法成就自己的名声，难道只会一直沉默吗？我认为不是这样。扬雄说：“有人问什么叫贤，说：‘做别人不能做的事。’阳城是等待时机才行动的人。”阻止裴延龄做宰相，营救将要死去的陆贽，这是别人不能做到的事，除了贤者谁能做到？他一旦奋发尽忠，名声震动四方，终身被废黜放逐，至死也没有遗憾。自古以来，像阳城这样对国家有益的处士，实在少见。后世还不停地责备他，不能成人之美，也太过分了。颜真卿 范祖禹论述卢杞让颜真卿出使李希烈而被杀的事说：“关播推荐李元平，卢杞陷害颜真卿，宰相的好恶竟然如此。他们的事情昭然于天下，并不难看清。但德宗却不知道，只因为他不喜欢正直的人而喜欢佞臣，所以受到了蒙蔽。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想要不发生动乱，难道可能吗？” 曾巩《颜鲁公祠堂记》说：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便为此作了准备。安禄山已经起兵后，颜公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进攻叛军，叛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扰乱了他们的势力。在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规劝，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后来又被御史唐旻诬陷，接连遭到斥退。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到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太上皇的起居，又一次被斥退。代宗时，他与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要有所壅塞蒙蔽，颜公极力论说，又一次被斥退。杨炎、卢杞任宰相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斥退他，对他尤其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立即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言辞而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勒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天下长久没有见到战争；安禄山反叛以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便挫败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说后，争相奋起，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当颜公开通土门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二十多万军队。由此看来，只要顺应形势并且真诚，天下人都会跟从。从这以后直到颜公去世，接近三十年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一天比一天陷入弊败；大盗兴起后，天子总是出外躲避，唐朝在朝廷中的大臣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只因一次触犯世俗便丧失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丧失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还没有。若是遭到起用又被罢免，达到七八次，最终死去仍不后悔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着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义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大概是他的天性如此。所以，颜公能够面对死亡，还不足以用来观察他的伟大。为什么呢？等到形势穷困、道义上不得不死时，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有坚定的自信呢？只有经历多次触犯大奸臣，跌倒、挫折、震荡、困顿，达到七八次，却始终不把生死祸福放在心上，丝毫不加顾虑，不是笃信道义的人不能做到这样；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间的治乱各不相同，士人的离去或出仕也各有不同，像伯夷的清正、伊尹的担当、孔子的顺应时势，他们各自都有合乎义理的选择。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天下的人，却又想顾虑自身、回避隐退，以此终其一生，难道可以吗？” 所以孔子厌恶鄙陋之人，认为这种人不能侍奉君主；而许多舍生取义、成就仁德的人，像颜公这样的，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六一居士跋《麻姑坛记》说：“《麻姑坛记》由颜真卿撰写并书写。颜公忠贞义烈的节操，像日月一样明亮；他的为人尊严刚劲，正如他的书法笔画，但却不能免于迷信神仙之说。释、老之学成为百姓的祸患，实在太深了。” 唐子西说：“仁胜过不仁，已经很久了。然而有时仁不能胜过不仁，反而被不仁所陷害，这是命运。史臣评论颜公晚年刚直不屈，被奸臣排挤，最终死在贼人手中，这未必就是事实。公孙丞相让董仲舒去做胶西相，梁冀让张纲镇守广陵，李逢吉让韩愈出使镇州，卢杞让颜公出使李希烈，他们的用意正相类似。然而对于这几位君子，奸臣都不能伤害他们，唯独颜公没有逃脱虎口。由此看来，士人的成败、生死存亡，难道不是有命运吗？而小人得意洋洋，自以为计谋得逞，不也荒谬吗！”

译段秀实 柳子厚给昌黎写信，叙述段太尉逸事说：“太尉的大节，古来本来就没有人能比；然而人们认为他只是偶然奋发一次，于是名声便流传无穷。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太尉自己在军中就有许多艰难处境，但他的用心从未有过亏损偏邪，处理事务也没有一件不值得记载。只是恰好他当时的声名没有显达，因此没有被人听闻，并不只是因为一时拿笏板的举动才值得称道。” 陆长源、郑通诚 白居易哀悼两位贤良说：“丞相陇西公出镇汴州，军司马、御史大夫陆长源实际上辅佐他。两年之后，军队的供给安定了。司空南阳公在徐州任藩镇，军副使、祠部员外郎郑通诚实际上前后辅佐他。三年之后，百姓的生活安宁了。到了十五年春，陇西公去世。十二天后，军队发生叛乱。陆大夫因为奉行正直之道而遭祸。十六年夏，南阳公去世。第二天，灾难便发生。郑员外因为行为高危而遇害。可惜啊，陆大夫是众人所仰望的人，郑员外是国家的贤良。他们都能洁身自守，对家庭节俭，对国家勤勉，又以言语、品行、文章、学问、智谋和政事来加以充实。因此他们历任重要官职，参与繁重事务，就像刀剑刚从磨刀石上磨出，切割起来毫无阻滞；又像悬挂的钟磬，一敲击便发出声响。有识之士认为，他们将来担任天子股肱、耳目的职务，一定能够推行德政、秉持明哲，继承并恢复陇西公、南阳公的事业，以藩镇辅佐王室。唉！善人本来应当享受世代延续的福庆，却不能免除自身遭受的灾祸。上天啊！报应施加的征兆，为什么这样昏暗难明？从前诗人有《黄鸟》一章，哀悼三良不得善终。如今这篇文章也用来哀悼两位贤良。篇中说：‘天地大化本来无形啊，浩浩荡荡而又茫茫。其间有祸害加身啊，就像弩机已经张开。汴州的乱事啊，陆长源遭受了它的毒害；徐州的灾难啊，郑通诚遭受了它的祸殃。只有善人才是国家的纲纪；国家困苦啊，人民却先行死亡。若说上天厌恶下民啊，为什么要生出这些忠良？若说上天爱护下民啊，为什么要生出这些豺狼？我想登上幽冥之阶，去问苍天。苍天高远不可询问啊，使我的内心悲痛伤楚。’悲哀啊！从今以后，我知道上天难以相信，命运也没有常规。” 其中有祸害加身啊，就像弩机已经张开。汴州的动乱啊，陆长源遭受了它的毒害；徐州的灾难啊，郑通诚遭遇了它的祸殃。只有善人才是国家的纲纪；国家困苦啊，人民却先行死亡。若说上天厌恶下民啊，为什么要生出这些忠良？若说上天爱护下民啊，为什么要生出这些豺狼？我想登上幽冥之阶，去询问苍天。苍天高远而不可询问啊，使我的内心悲痛伤楚。” 张唐英论陆长源说：“我曾读韩愈《汴州乱》诗和白居易《哀二良》文，文中说陆长源是众人所仰望的人，因为奉行正直之道而遭祸。如今看到他处理事务时的事迹，才知道长源其实是自己招来了忧患。当初朝廷调董晋任宣武军节度使，长源由汝州刺史改任董晋的行军司马。然而他资质性情轻浮，言语骄横傲慢，专门严酷用刑来威慑骄悍的士兵。董晋去世后，长源担任留后。藩镇旧例，凡遇到重大变故，都要厚赏三军，有人或许会据此评论他。长源说：‘我不同于河北的贼军，用钱财买来勇士的旌节，也不给布帛，只提高盐价来抵充。每个士兵只得到一二斤盐罢了。’又有幕僚杨仪、孟叔度，轻浮浅薄而不检点，常常嬉闹着进入军营，戏弄妇女，自称孟郎。三军怨恨愤怒，于是拘捕陆长源和杨仪、孟叔度，把他们杀死。唉！这是不懂得察看时机。譬如良医治疗疾病，病情有万般变化，药物也应有万般变化。如果病情变了而药物不变，那么使人长寿的医生都会使人变成夭折的孩子了。所以贤明有智慧的士人，能够察见时机来成就天下的事务，通达变化来建立天下的功业；这样自身也能保全，名声也能树立，国家的事情也能成功。可是陆长源只是固守匹夫那种耿介、好揭短的气节，并没有通达变化的才能，不知道怎样适应正道；意见一旦不合，又不能权宜地委曲顺从对方的言辞，最终陷入被屠杀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病情变了而药物不变。孟子说：“盆成括只有一点小才，却不知道君子的大道，最终死在齐国。”赵政说：“大雅，是先人福泽聚集的结果；小聪明只是自私自利，是隐藏怨恨的所在。像陆长源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说是小聪明、自私自利吗？” 高愍女 李翱《高愍女碑》说：“愍女姓高，名字是妹妹。她生于七岁，即建中二年。她的父亲彦昭把濮阳归还给天子。在此以前，叛军曾拘押妹妹以及她的母亲、兄长，迫使彦昭守卫濮阳。等到彦昭献城归顺，妹妹和她的母亲、兄长都将被杀。她的母亲姓李，临死时怜惜妹妹年幼无辜，请求只免除她的死罪，把她作为婢女，众人都答应了。妹妹不愿意，说：‘活着而受辱，不如死去。母亲和兄长都不能免死，为什么唯独我要活着？’母亲和兄长将要受刑时，都向四方叩拜。只有妹妹说：‘我家因忠贞而遭到宗族诛灭，四方的神祇又知道什么呢？’她问父亲所在的方向，面向西方哭泣、再拜，便走去赴死。第二年，太常给她谥号为“愍”。在这个时候，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有愍女这样的女儿；天下做丈夫的，没有不希望有愍女这样的妻子；天下做女儿和妻子的，听说这件事后，没有不希望把愍女的品行落实在自己身上的。从前，曹娥思念父亲，便投江而死；狱吏呼唤囚犯时，章女悲号思念并吊唁兄长，作了《载驰》诗；缇萦上书，请求废除肉刑。这四位女子，有的体现孝，有的体现智，有的体现义，有的体现仁。” 唉！这位怜悯女子，生到七岁时，天生就有了智慧。四种女德尚且没有完备，假使把她的事迹推行并传播到天下，谁不会跟着受到教化呢？即使有悖逆的女子，也一定会改正行为；即使有强悍的妻子，也一定会改变心意。奖赏一个女子而使天下受到劝勉，这也是王化的大要点啊。

译何蕃 《昌黎太学何蕃传》说：何蕃是淮南人，父母都健在。他刚进入太学时，每年总要回家一次，父母劝止他；后来间隔一两年才回去一次，父母又劝止他；他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何蕃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怜悯父母年老，自己实在不能克制思亲之情。一天，他向诸生作揖告别，要回和州奉养父母，诸生无法劝阻，就把何蕃关在空屋里。于是太学六馆的士人一百多人，又把何蕃的义行告诉司业阳先生城，请他劝说何蕃留下。当时太学正缺祭酒，恰逢阳先生出任道州刺史，最终没有能够把何蕃留下。欧阳詹说：“何蕃是个仁厚而勇敢的人。”有人说：“何蕃住在太学时，诸生都不做坏事；对于无家可归的死者，他按义理安葬；怜悯他们的孤儿，便收养他们；施惠无论大小，都一定尽力偿还。这就是所谓的仁吧？”何蕃的力量不足以承担他的身体，他的外貌也不足以承载他的内心，我不知道他的勇气表现在哪里。欧阳詹说：“朱泚作乱时，太学诸生几乎都要举兵跟随他，来请何蕃起兵，何蕃神色严肃地斥责他们，六馆的士人因此没有跟随作乱，这难道不是他的勇气吗？”可惜何蕃的地位低下，他能够施加给别人的仁义没有流传开来。这就像水一样，难道它只能形成水泽而不能成为河流吗？河流处在高处，水泽处在低处；处在高处的水会流动，处在低处的水会停留。所以何蕃的仁义充满内心，在太学中施行，积累得很多，但施惠的范围并不广远。天将要下雨时，水气上升，并不选择河流、水泽、山涧、溪流的高低；既然如此，水泽的道理，难道也有施展的时候吗？还是要等待某种条件呢？所以凡是贫贱的士人，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能有所成就，难道只有何蕃如此吗？我因此说这些话，也许正是为了不让他的事迹失传吧。陆参【字公佐】李翱《陆歙州述》说：凡是人们不能穷究的事情，总要把它归因于天。天降下甘美的雨水，人的心就把它看作使旱苗得以生长的东西。雨水与禾苗的遭遇有时不相合：雨水有时下在海上，有时落在山中，旱苗无法承受它的润泽。人也是这样。上天生出杰出贤能的人，人们的心把他们看作拯救困苦之人的人；但贤者与困苦之人有时不能相遇，有的人死在野外，有的人虽然取得职位，却不能推行自己的道，困苦之人不能得到他们的恩惠。甘雨降落，是偶然适逢；贤者生逢其时，也是这样。时运相合，旱苗便能承受雨泽，困苦之人便能依赖贤者的力量，这就是傅说、甘盘、尹吉甫、管夷吾一类的人。时运不相合，即使甘雨整天下个不停，即使贤哲一个接一个出现，旱苗仍然不能得到救助，百姓也不能依赖他们，这就是颜子、子思、孟轲、董仲舒一类的人。所以贤哲的出生自有时机，百姓能否依赖他们的力量，也取决于天。唉！公佐的官职虽然列于朝廷，虽然出任一州的刺史，但他任职前后总共才两年；他的道不能施行，与居住在田野时没有不同。公佐的贤能虽然每天都有人称道，但他的德行也未必能显著地传到天子耳中。公佐因此得不到适当的职位，出任一州刺史，后来又因寿命短促、患病而死了。天下人没有受到他的德惠，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上天生下公佐，授予他拯救人的道，却没有授予他拯救人的职位，这就像甘雨有时落在海上，有时降在山中，旱苗不能沐浴其泽一样，结果是相同的。所以君子不能得到职位来施行自己的道，是命运如此；难道这也会使他内心感到不足吗？掌握这种道的人，困穷地居住在田野，不是屈辱；戴上冠冕而辅佐天下，也不是伸展。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内心不足的呢？总论德宗的政治 范祖禹说：“唐朝历经二十代，延续三百年。德宗在位二十六年，不能说不久。考察他那个时期的君主，弊政尤其多，而大的弊病有三项：第一是姑息藩镇，第二是把政事委任给宦官，第三是聚敛财货。他本来志向很大而才能不足，心胸狭窄而多疑嫉，不能以诚心驾驭众人，尊重贤者、任用能人，却以为果断聪明就足以成就天下大事。起初他想削平僭越叛乱，铲除藩镇；一遇到兴元之乱，心惊胆破，惴惴不安地实行姑息政策，只怕再生事端。既然猜疑防范臣下，就专门任用宦官；想到国用困窘，就聚敛财物、刻薄搜刮，比起最初更加严重了。自古以来，政局治理得越久而政治越是弊坏，年岁越长而德行越是衰退，很少有像德宗这样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藩镇日益强大而王室日益衰弱，宦官专权而国家命令陷于危险，贪暴的政事增多而民心离散。唐王朝的灭亡，最终就是由于这三件事；而这些祸患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六 顺宗 王叔文让杜佑掌管财赋，自己作为副手【范祖禹】贾耽、郑珣瑜相继称病退居【范祖禹】刘禹锡【东坡】董侹【刘禹锡】宪宗一 宪宗要求听取臣下的谏诤【范祖禹】于頔劝说宪宗施行严刑，皇上说：“这是想让朕失去人心罢了。【范祖禹】皇上没有把平定蔡州、郓州的事情交付史官记载【范祖禹】任命张弘靖为河东节度使【范祖禹】罢免郑絪的宰相职务，任用李藩为相【范祖禹】罢免权德舆的宰相职务【范祖禹】宪宗任用宰相【孙之翰】皇帝突然死在宫中【范祖禹、石守道】宦官【范祖禹】藩镇【范祖禹、温公】淮西【昌黎】王叔文让杜佑掌管财赋，自己作为副手。范祖禹评论说：《易经》说：“大腿受到感应，却执意跟随别人，前往必然有悔。”《象传》说：“大腿受到感应，也就是不能安处；心志在于跟随别人，所执持的是卑下的东西。” 《春秋传》说：“凡是军队能够被人左右，就说‘以’；这都是说受制于人而自己没有能力作为。”杜佑身为前任宰相，却不以同小人共事并受其驱使为耻，这难道不卑贱吗？贾耽、郑珣瑜相继称病退居 范祖禹评论说：“孔子说：‘行事有羞耻之心，就可以称为士了。’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羞耻之心对于人是极其重要的。’贾耽、郑珣瑜在小人掌权时担任宰相，庸庸碌碌而没有补益，知道事情不可为，便称病离去，可以说懂得羞耻了。与杜佑、高郢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 刘禹锡 苏轼评论刘禹锡文中过分辩解说：“刘禹锡失败以后，写信为自己辩解，说王叔文确实精通治国之道，能够凭口才改变人的想法。可是他得到任用以后，所做的事情却不被人认为恰当。太上皇长期患病，宰臣和掌权者不能进见，宫中事务又秘密不传；拥立桓帝、顺帝，功劳归于权贵大臣，因此刘禹锡受到牵连而被贬。后汉《宦者传论》说：‘孙程有拥立顺帝的功劳，曹腾参与谋划拥立桓帝。曹腾与梁冀相互勾结，废清河王而拥立蠡吾侯，这就是汉朝灭亡的原因。’这怎么能同广陵王监国的事情相提并论呢？刘禹锡竟敢把二者相比，由此可知小人作奸，即使已经失败，仍然不肯悔改。怎么可以再把他安置在重要职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