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七

译汉代的君主 温公说：“高祖以平民身份奋起，手提三尺剑，用了八年成就帝业，他这样迅速取得成功，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他知人善任罢了。所以高祖自己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筹划计策、决定成败，我不如子房；每战必胜、每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任用他们，所以取得了天下。韩信也说：‘我不善于统率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句话把道理说尽了。吕氏之乱时，汉朝的国统危急得像一根将断的丝线，然而最终没有酿成祸患，是因为外有强大的宗室藩王，内有绛侯、灌婴的忠诚。文帝、景帝时，天下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几乎达到了可以搁置刑罚的境地，后世都称赞仰慕，却没有谁能赶得上。民众的心情，哪里有不希望安乐、富足、长寿的呢？文帝、景帝只是不去扰害百姓罢了。孝武帝喜好奢侈淫逸，迷信神仙，营造宫室没有限度，巡游不止，对四方夷狄穷兵黩武，施行严刑并加重赋税；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与秦始皇相比相差多远呢？至于他尊崇儒术、重视道义、访求贤才、采纳劝谏，所以他的成败又有这样大的不同。孝昭帝年纪幼小，却能辨明霍光的忠诚，坚定不移，真是天资明察啊！然而霍光仍然专擅政权而不归还，这就是霍光的罪过了。” 孝宣帝综合考核名实，赏赐确实兑现、惩罚必定施行，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与孝武帝相比，功业更为优越。孝元帝优柔游移、不能决断，汉朝的事业从此开始衰落。孝成帝沉溺于酒色，把政权交给外戚。孝哀帝刚愎暴戾而不明察，宠幸之人充满朝廷。国势逐渐衰落到孝平帝时，他以幼小之年继承帝位，王莽趁此机会，终于使汉朝的国运转移。王莽倚仗他的奸诈邪恶，烦扰百姓，玩弄兵力，罪恶满盈、怨恨累积，于是天下反叛了他。” 高祖把周勃留下来辅佐惠帝，文帝、武帝把霍光留下来辅佐昭帝、宣帝。老泉说：“有人说：‘机变，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借以成事的手段，守成之世还操什么机变，又哪里用得着腹心之臣呢？’唉！处于守成之世，能够终于像太古时代那样安宁和乐吗？不能！我没有见过可以舍弃机变的时候。况且天下的变乱，常常潜伏在安定之中。田文所说的‘太子年少，国家危险，大臣还没有归附’，像这类事情，哪个时代没有呢？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腹心之臣，岂不可怕？从前高祖晚年，天下已经平定，却又把周勃留给孝惠帝、孝文帝；武帝晚年，天下已经治理，却又把霍光留给孝昭帝、孝宣帝。大概天下虽然有泰山般稳固的形势，圣人却常常把它看作累卵一样危险，所以即使在守成之世，腹心之臣也不能除去。” 《传》说：“百官总理自己的职务，听命于冢宰。” 那位冢宰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么能把天下的事务交给他，任用三年而不对其中任何事情产生疑虑呢？《传》又说：“每隔五年巡狩一次。”如果没有腹心之臣，天子五年出巡一次，舍弃千里之内的京畿地区，那么由谁来守护呢？如今一个家庭之中，必定有宗族中的长者；一个普通士人，也必定有亲密朋友，用来敞开心胸、应对缓急。怎么能让天下没有腹心之臣呢？高祖、元帝、成帝、哀帝、平帝驾驭臣下的方法 子由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明白天下人的情状，然后才能掌握驾驭天下的方法。所谓方法，就是所说的道。掌握了道，再加上智慧，所以称为方法。古代的圣人，正是因为了解天下人的情状，才用方法控制他们。因此万物都可以被役使，它们的生存都可以被控制；它们死后，牛要服从车厢，马要服从车辕，鹰隼要服从皮制的臂套。牛不能任意触撞，马不能任意踢踏，鹰隼不能任意扑击。这三种动物喜怒好恶的情绪，会表现在外部而被人看见。所以就利用它们所忌讳的事情，传授给它们相应的控制方法，使它们终身受人控制而不能离开。况且治理天下，与驾驭马有什么不同呢？马性情刚烈凶悍，难以控制；逼迫它，它就疲敝而不能胜任；放松它，它就懒惰而不前进。王良、造父为它安排前后节奏，控制它的快慢，驱赶有方法，收住有时机，于是它整天小步行走而不知道停止，这就是驾驭方法的最高境界。古代的圣人驱使天下人而使他们各尽其用：仁慈的人发挥他的仁慈，勇敢的人发挥他的勇敢，聪明的人发挥他的聪明，有力量的人发挥他的力量。天下的人杂然并列在面前，难道一定要等到仁人君子才任用吗？即使有天下最善良的人与自己共事，如果不了解他的情状，驾驭他又不能切中他的毛病，那么即使有爱好善行的心，也得不到任用善人的利益。” 为什么呢？那些人不只是为我所用；何况天下的英雄，如果想收取他们的功劳，却不控制他们的内心，怎么能做到呢？从前秦、汉之际，奸邪凶悍的人到处作乱为寇，高祖从丰沛之间起兵，行军中收服他们；黥布、彭越这一类人，都安抚并接纳到自己一方。他控制他们的办法十分周备：用玉帛、子女、牛羊、犬马，来满足他们豪奢的心愿；用轻视钱财、乐于施舍来使厚道长者折服他们犹疑不决的心；又用倨傲放纵、轻侮凌辱来挫折他们强悍凶狠的气势。他看待天下的英雄，简直如同看待普通人和小孩子一样，却都能取得他们的欢心，使他们拼死效力。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天下长久处于太平之中，士大夫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再没有英雄豪杰那种难以控制的气概；天下的士人都是读书好儒之人，才气和勇力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低头屏息地求取被任用还来不及。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想得到天下的贤才来任用，然而不了解他们的情状，也没有掌握相应的方法；贤人君子躲避谗言、害怕讥刺，远远退避而去，小人和宦官却纵横放肆，控制着政事，这实在令人怜悯。人平常生活时，在朋友之间、仆人和妾之间，没有不用方法来控制变化的，大概这并不是什么深远难见的事情。” 要使人听从命令，就让他看见违抗的害处；要使人乐于服从，就让他看见服从的利益；要使人高兴，就给他带来使他喜悦的事物；要使人恐惧，就给他带来他所忌讳的事物；要使人敞开心胸、显露真诚，就向他表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要使人誓死坚守而不离开，就向他表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些道理天下人都知道，到了治理天下时却不能运用，这就错了。天下人以为天子的尊贵使他不必使用任何方法，却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只有成为英雄，才能建立大功。而世上的英雄，常常苦于过分豪横而难以控制。由此看来，治理天下更不可以没有方法。

译高帝、武帝对待臣下 东坡说：“君主用利益驱使臣下，那么他的臣下都是小人。幸运而得到其中合适的人，也不过是才能强而德行薄的人。君主用礼来任用臣下，那么他的臣下都是君子。即使不幸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也仍然不会失去廉耻之心。臣下都是君子，政事就能治理，百姓就能安定；士人有廉耻之心，遇到危难也不会失去操守。小人则相反。所以先王对于礼十分谨慎。礼以敬慎为主，看起来似乎接近软弱，然而使人服从没有比礼更好的了。礼以文饰为表，看起来似乎接近虚伪，然而能够获得真实情状也没有比礼更好的了。”鲁哀公问：“君主役使臣下，臣下侍奉君主，应当怎样做？”孔子说：“君主应以礼来役使臣下，臣下应以忠来侍奉君主。难道没有爵禄和刑罚吗？为什么偏偏只用礼来役使臣下呢？因爵禄而来的人，是贪图利益的人；利益用尽就会离去。因刑罚而被任用的人，是害怕威势的人；威势达不到的地方，他就会松懈。所以不如用礼。礼，是君臣之间的大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停止。”高祖凭借神武之威取得天下，他得到人才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他放纵傲慢、侮辱他人，洗脚时让人进见，叉开双腿坐着，把帽子尿湿后戴在项羽头上，可以说是没有礼了。所以陈平评论他的臣下，认为他们都是贪利而无耻的人；凭这一点进取天下可以，至于守成就危险了。” 高帝晚年不采用叔孙通、陆贾，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吕后时期，陈平、周勃违背约定而封吕氏诸人为王，几乎危及刘氏天下，这是因为他们缺少廉耻之心。武帝曾蹲在厕所边接见卫青，却不戴帽子就不接见汲黯。卫青虽然富贵了，却没有改变奴仆般的姿态；汲黯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臣。武帝能够以礼对待汲黯，却不能任用他，实在令人叹息。”},{ 汉代的大臣。权德舆说：“萧何、曹参以清静无为的政治使皇帝的事业兴盛，张良、陈平以谋略明达辅佐王业。到了汉宣帝时，魏相通晓旧日故事，丙吉懂得治国的大体，这些都是事迹显著、值得称道的人。至于张苍精通律历，公孙弘长于文章，韦贤喜好学习，平当知廉耻，他们也被称为贤相，但地位稍次一些。至于孔仅、匡衡、张禹、马宫，身穿儒者的衣冠，却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最差的则是陶青、刘舍、庄翟、赵周这一类人，他们都谨小慎微地尸位素餐，所以身后连姓名也一同湮没了。这几个人，难道不是粗略知道君臣相处的道理和古今变化吗？只是苦于没有什么发明建树，所做的不过是保住俸禄和职位罢了。有时身居高位却毫无功绩，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 赵广汉、张敞、尹翁归、王尊，都出身于胥吏。老泉说：“从前汉朝拥有天下时，平津侯、乐安侯这一类人，都被称为儒学宗师，可是最终不能为汉朝建立不世之功；那些卓越俊伟、声威震耀四海的人，反而是汉朝贤能之士中出身于吏胥的人。赵广汉，是河间郡的郡吏；尹翁归，是河东郡的狱吏；张敞，是太守属下的卒史；王尊，是涿郡的书佐。这些人都才智出众、聪明博学，任用于外可以做将领，任用于内可以做宰相。他们都出身于胥吏，是有原因的。胥吏之人，年轻时学习法律，年长后熟悉审理诉讼，老奸巨猾和豪强大户都对他们畏惧而服从；官吏们情势的变化以及出入的关节，没有不熟悉探究的。因此任用他们做官，豪民和奸猾吏员的弊病，从表面到内里、从细微之处到整体，都能完全显露出来，无处逃遁。而且上级选择他们是看重才干，待他们以礼相待，他们自己又知道有机会在公卿之中奋发，所以最终不肯自暴自弃而陷于恶行，以至招致罪过，败坏自己终身的利益【下文略】。” 文帝、武帝、元帝、成帝时期的近侍。李德裕说：“自古以来，中等资质的君主以下，都安于亲近身边的幸臣，疏远忠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君子可以亲近、小人可以斥退，但之所以不能改变，是因为有两个弊病：一是性情相近，二是嗜欲深重。桓帝、灵帝这样的君主，和小人气味相投，就像水往低处流、火往干燥处烧一样，都是自然而然地亲近，关系牢不可破。所以侯览、张让得以蒙蔽君主。元帝、成帝二位，也都有所嗜好，喜欢吹箫击鼓的娱乐，沉湎于微服出行的享乐；没有幸臣就无法顺承他们的心意，没有近臣就无法共同欢娱，所以石显、张敞得以败坏政事。只有君主欲望少而英明，才能反过来这样做。比如汉文帝，虽有邓通、赵谈，却信任贾谊、张释之、袁盎，这就是所谓欲望少。汉武帝虽有韩嫣、李延年，却尊重公孙弘、倪宽、卜式，这就是所谓英明。因此，君主听取意见而不受迷惑，政事没有偏差。近代如开元初年，宫内有姜皎、崔涤，让宫中尽享欢乐；宫外有姚、卢、苏、宋，整治天下政事。这样既有元帝、成帝的享乐，又享有舜、禹的声名，天下安宁，千古以来没有能比得上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幸臣不能干预政事。后世如果能懂得汉文帝、汉武帝以及开元年间达到太平的关键，即使有幸臣，又怎么会妨害政事呢！” 韩信、郦寄 吕温《由鹿赋》说：“我向南行走在襄、樊之间，遇到一个乡野之人牵着一头鹿走来，便问他。他回答说：‘这叫由鹿，是利用这头鹿来诱引其他鹿的。’他详细说了这种鹿的情状，又说：‘这头鹿每当诱来一群鹿，就总是哀鸣，几天都不饮食。’我叹息着说：‘虞人捕鹿，一定要用同类把它引来；人要捕获人，也一定要用他的朋友把他引来。这样的人实在很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唉！鹿没有感情，尚且知道悲痛伤心；那些与人合谋、贪图安逸而残害他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因微小动物而受到深刻感触，于是作赋说：‘假如淮阴侯韩信遭遇祸患，冤屈在于等待昭雪；郦寄通晓情况却拒绝陈豨的谋划，宁可兴起堂堂的萧何，确实称得上知己，却欺骗韩信把他诱到钟室，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吕禄之乱，谁不是汉朝臣子？与他交往是不义，出卖他也是不仁。那美好的郦生，既然已经同他交好，诱骗他交出军印，难道没有别人可用吗？’唉！微小的野兽伤害同类，尚且不能容忍自己这样做；这些人出卖朋友却享受功劳，毁灭交友之道，败坏道德风气。他们竟然还不如麋鹿，仁义诚信还可以尊奉谁呢？算了吧！料想这个世界茫茫无际，我还没有看见事情的始终。”

译袁盎、汲黯 李德裕说：“袁盎、汲黯都是豪侠之士。如果不是气概压倒当世、道义感动明主，怎么会有这样的声名呢？”袁盎说：“人都有危急困难的时候，所以我敬重剧孟，藏匿季心。汲黯喜好游侠，任性重气节，友善灌夫；由此便可知道这一点。”我认为这些话难道只是随意妄说吗？它阐发了扬子所说的‘孟子的勇气，大概就是这样’。所谓侠士，是非同寻常的人；即使凭借承诺答应别人，也一定以气节和道义为根本。没有侠士，道义不能树立；没有道义，侠士也不能成就，这两者很难兼备。所谓不懂道义的人，就是感念平民之间的交情，却违抗君父命令的贯高；以及贪图利益、伤害正道、替梁王杀死袁盎的人。这些人只是盗贼，怎么能称为侠士呢？只有鉏麑没有成为盗贼，宣孟承受基础性责任而不忍放弃，志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侠士。淮南王畏惧汲黯，是因为他守节而死守道义，所以要除掉公孙弘就像揭开蒙蔽一样容易。汲黯确实兼有气概和道义；士人如果只有任气而不懂道义，都可以称为盗贼。然而，士人没有气概和道义，做臣子就一定不能为国难而死，求取道术也一定不能超出常人。近代房孺复问径山大师：‘想要学习道术，可以达到吗？’径山回答说：‘学习道术，只有勇猛的将领才可以；即使身体和头颅分裂，也没有什么可顾惜的。’ 由此可知，士人没有气概和道义，即使做了桑门，也不值得观赏和称道。臣下有后代 李德裕说：“陈平说：‘我有很多阴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这一代一旦废绝，最终就不会再兴盛，因为我积下了许多暗中的祸患。’到他的曾孙时，何国绝嗣了。班固认为陈平的话很有道理，把它作为世人的戒鉴，这在道理上是当然的。但丙丞相只传到儿子显，显被贬为关内侯；到孙子昌时才绝嗣。封国绝嗣三十二年后，又恢复了继承。而张汤、杜周的子孙世代都有美好的声名，都处在显要职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丙丞相对于汉宣帝的恩德，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晋国的荀息因为忠贞，不敢辜负晋献公；程婴因为接受托孤的道义，不忍欺骗赵氏，所以后来以死相继，最终没有食言。丙丞相对于史皇孙，并没有多少君臣名分，也没有亲戚感情，却抚养他的曾孙，出于仁慈恻隐之心，把他安置在清静干燥之处，供给他私财，坚定地拒绝天子的使者，因此保全了天下的命运。等到他给霍光上奏记、决定大计后，后来又上奏称赞显征卿的美德，删去任仕伍的言辞；他的深厚忠诚而不自夸，是古来未有的。夏侯胜认为，有暗中积下的德行的人一定能享受福乐，并且惠及子孙；因此他理当多生贤能后代，世代继承他的美德。古人所谓有后代，说的确实就是这种情况。难道只是把爵位和封邑传下去而已吗？张汤、杜周有后代，难道是因为他们用法严酷却能治理国家，或者能够除去天下的恶行、消除百姓的祸害，所以才这样吗？” 东坡评论张汤、扬雄说：“通达贤能的人有后代，张汤就是这样的人。张汤本来不应有后代；没有实际才能却窃取声名的人没有后代，扬雄就是这样的人。扬雄本来应该有后代。通达贤能的人有后代，所以我由此知道蒙蔽贤能的人没有后代。没有实际才能却窃取声名的人没有后代，所以我由此知道有实际才能却推辞声名的人会有后代。贤能之人，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人；蒙蔽贤能之人，就是断绝百姓的生路。声名是古今公认的尊贵之物，声名比富贵还重要却窃取它，就是欺骗上天。断绝百姓生路、欺骗上天，没有后代不也是应该的吗？”所以说：“通达贤能的人，以及有实际才能却推辞声名的人，都有后代。”我曾经只是诵读过这段话罢了。汉代风俗 东坡说：“西汉的风俗谄媚，只有汲长孺没有被流俗所改变。司马迁极其刚直简慢，然而写《卫青传》时，不称卫青的名字，只称他为大将军。贾谊是何等样的人物，却说他受到河南太守吴公的宠爱；这种说法很可鄙，但司马迁不知道这是风俗习惯造成的。本朝太宗时期，士大夫也有这种风气，直到今天仍未衰退。我曾在学士院发策，询问两汉灭亡的原因，问题的难易正好相反，我的用意就在这里。但应答的人不能完全说清楚，我也曾在皇帝面前谈论过这件事。”

译匈奴 白乐天说：“匈奴是天地间同一元气所生成的族类，不能一下剪除消灭。五方的不同族类，也不能使其臣服并像牲畜一样豢养。因此，匈奴成为侵扰的祸患，已经很久了。防备抵御它的谋略也很多。考察其中的要领，大致有四种：至于选择将领、训练士兵、长驱深入的谋略，始于王恢；建立用三种表文诱导、用五种诱饵的办法，始于贾谊；厚重赠送财物、结成和亲的计策，始于娄敬；迁徙百姓充实边地、劝导农耕并训练作战的策略，始于鼌错。然而，采用王恢的谋略，就会耗尽财力、损耗民力，使百姓疲惫困乏，祸患相连、战争不断，功劳抵偿不了费用，所以汉武帝后来悔恨，并下了哀痛之诏。采用贾谊的办法，羌胡的耳目心腹虽然会被诱骗而荒废，但中原的财力、风俗教化也会随之逐渐衰败，所以汉文帝知道不可行而没有实行。采用娄敬的计策，就会招致敌人受宠而入侵、耗费厚重资财来苟且求安；虽然侵略的祸患逐渐平息，但和好的约定屡屡被违背，所以汉朝四代都受到匈奴欺骗。采用鼌错的策略，就会使边地百姓有不能安居故土的忧患，难免承受攻战之劳；匈奴没有实现其意图的忧虑，也断绝了它归附的希望，所以汉武帝对此感到忧虑，才有广武之战。” 用诱饵引诱它，又不如用和亲使它和好；用和亲使它和好，又不如平素做好防备。这些都是前代已经验证过的事情，可以反复考察。” 陈子昂论述突厥说：“匈奴成为中原的祸患，是上古以来长期使人苦恼的问题，请用秦、汉以来的事迹来证明。秦始皇时，吞并六国，掌握天下，按剑叱咤，八方之地奔走服从。然而匈奴强悍，威势不能使它服从，在黄河以北放牧马匹，侵扰边疆。秦始皇大怒，派蒙恬率领四十万军队向北修筑长城，并趁机驱逐胡人，夺取黄河以南七百多里的土地。当时燕、齐沿海山岳一带都运送粮食、供应费用，徭役繁重困苦，百姓无法承受；所以长城还没有修完，闾左百姓的戍守已经成为祸患。秦二世即位后便灭亡，没有不是从匈奴问题开始的。汉朝兴起后，高祖受天命，率领群雄乘着有利时机，以三十万军队在白登使匈奴受困，反被围困七天，仅仅得以逃脱。从此经过吕太后直到孝文帝，单于桀骜不驯，越发欺凌汉朝。汉文帝只是用谦逊的言辞送上金帛，求得双方友好和睦而已，不敢图谋进取。这就是贾谊为之痛哭的原因：他痛惜汉文帝凭借天下强盛的实力，却卑屈地侍奉匈奴，使天下陷于倒悬。汉景帝时，边境承受匈奴的祸患。于是汉武帝即位，继承六代的大业，又承接汉文帝、汉景帝清静无为教化的成果，海内安定，太仓的粮食红腐到不能食用，内库的钱串朽坏到无法查点，财力雄厚，士卒和战马精强。他愤恨匈奴骄横傲慢，想要报答先帝所受的耻辱，于是派王恢、韩安国率领三十万军队，用马邑诱骗单于，军队出动却白白耗费，最终没有取得丝毫功劳。” 于是大规模调动六军，专门把讨伐胡人作为要务，前后持续二十多年，中原骚动不安，受到极大弊害。后来国家用度不足，军队兴发而供给不上，租税征收到牲畜，算赋征收到船只车辆，盗贼纷纷兴起，京城发生动乱，最终仍不能使单于屈服。汉朝一旦使单于称臣，汉朝宗室也已经衰败残破，几乎自行覆亡社稷。因此汉武帝晚年厌恶战争的弊害，便下哀痛之诏，停止轮台屯田，封丞相为富民侯，准备以此使中原休养生息。到汉宣帝继位时，很少再出兵；适逢匈奴屡遭困穷，上天又降下灾祸，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继位。骨肉亲族和大臣彼此不服，又拥立虚闾权渠的儿子为呼韩邪单于。于是屠耆堂所属的各位名王、贵人各自分立为王，单于之间互相攻打，终于造成大乱；残杀暴虐而死的人，计算起来有万亿之数，牲畜财产损耗减少十分之八九，又因饥饿而互相焚烧尸体求取食物，于是连寄托性命的地方也没有了。各位名王、贵人，以及右伊狄訾且渠当户以下，率领五万军队，叩头前来投降。于是北方安定，再没有战争之事，一直到汉哀帝、汉平帝时期。边地百姓因此安居而变得愚昧；我私下根据这些观察匈奴的形势，考察天时的变化和盛衰存亡的关键，事情是可以看清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样看来，匈奴不灭，中原就不能安睡，这是很明显的。然而凭汉高祖的谋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拥有勇敢的臣子和将领，声势强盛如雷电，穷兵黩武，倾尽天下力量来对付匈奴，最终却不能使一个王屈服、使一个国家臣服。汉宣帝继承衰败困竭之后，抚慰满目疮痍的百姓，不敢贸然产生出兵的意图，然而没有耗费一支箭的费用，却使单于称臣，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盛衰有时，治乱有定数。所以说：圣人修治防备以等待时机，因此使天下归于正道，就像拾取遗失之物一样容易。”

译西汉的兴亡 东坡说：“天下是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个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在箱笥里，那么器物和人彼此不熟悉，因而难以顺手操持。优秀的工匠使自己的手熟悉器物，器物也熟悉自己的手，手与器物彼此信任而不猜疑，所以做事就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祸乱值得忧虑，而是养成安逸、无事的状态值得畏惧。为什么呢？担心它一旦变得彼此抵触、难以操持。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日夜磨炼百官，抚慰人民，为此举行朝见、聘问、会同和宴享，以沟通诸侯的欢情；在岁时、月朔，让百姓到来读法、饮酒、举行蜡祭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的人都可以到外朝来，畅尽自己的意见。然而仍认为这样不够，于是每五年巡守一次，在四方名山之下朝会诸侯，亲自会见当地的老人、贤士和大夫，以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苟且劳作而已，而是要逐渐使天下人的心归服熟习，避免变得彼此抵触、难以操持。到了后世，破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于是养成尊贵而自高自大的习气，专门实行深严的统治，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上恭敬承顺，而内心并不服从。” 那些腐儒老生又出来替这种做法辩解说：‘天子不可以随意说话，史官将要记录下来，后世还会拿来议论。’于是君臣彼此相看却互不了解，这样就只不过是偶人罢了。天下人的心既然已经离去，他们还茫然抱着空器物，却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取代他们。我曾观察两汉初年，汉高祖创业时，兴起的事变已经很多了。高祖凭借项氏创伤残破之后的力量，与韩信、英布之类的人在中原争驰；这六七位公侯，都凭借超出常人的姿态，占有自己的土地和众多的铠甲兵器，他们的势力足以造成祸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安定于汉，并传了十几代。到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四方异族都向往归附，战争没有经过检验，而王莽这个小人竟然把天下举手移易，不用一寸兵器，天下就屏息不敢有任何争夺。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与他有握手相交的欢乐；凡是在朝廷中的人，都是他曾经亲自试用、提拔和考察过的人，因此知道他们才能的长短。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如果有疾病疼痛，手脚便会不约而同地自行救助。在这个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等到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绝很远，上下之间的情意疏远，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淡薄，所以不担心眼前的忧患，却总有长远的祸患；等到祸患一旦发生，本来已经无法挽救了。” 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除去烦琐的礼节而致力于至诚，贬抑虚浮的名声而追求实际效果，不吝惜高位厚禄，用来招致山林中的士人，并且希望听到尖锐直率、不加隐瞒的言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意。” 马周请求崇尚节俭并制定约束诸王的制度，上疏说：“从前唐尧住的是茅屋，台阶是泥土；夏禹穿坏衣、吃粗食。这样的事，臣知道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了。汉文帝爱惜一百金的费用，停止修建露台的工程；收集上书的囊袋来做宫殿帷帐，所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也不拖到地上。到了汉景帝，认为锦绣、纂组妨害女工，特地下诏废除，因此百姓安定。后来汉武帝极度奢侈，而承接了文帝、景帝遗留下来的德政，所以人心没有动摇。假使汉高祖之后立即就是汉武帝，天下当时一定不能保全。前代相近的事迹可以看见。臣私下考察往代以来成败的事情，只要百姓怨恨反叛、聚集成为盗贼，那些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即使想要改过悔悟，也没有能够重新大为保全国家的。凡是修治政教，应当在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如果事变已经发生，之后再后悔也没有益处。所以君主每当看到前代灭亡，就知道它的政教因何丧失，却都不知道自身的过失。这就是商纣王嘲笑夏桀灭亡，周幽王、周厉王也嘲笑商纣灭亡；隋炀帝在大业初年，又嘲笑齐、魏失国。然而如今的人看隋炀帝，也正如隋炀帝看齐、魏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恐怕后世看今天，也正如今天看古代。’ 这句话不能不引以为戒。”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八 光武帝 刘伯升【何去非】世祖是英雄【何去非】三辅再次看见汉朝官员的威仪【子西】卓茂担任太傅【温公】封子密为不义侯【权德舆】邓禹【温公、子由、何去非】邳彤【东坡】梁统【东坡】马援【刘禹锡】伏波将军在岭南有功德【东坡】严陵【权德舆、梁肃、罗隐、范文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