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

译王导、庾亮、王敦、苏峻 杨夔《原晋乱说》说：“晋室南迁，制度刚开始创建；承接永嘉之乱以后，轻薄浮躁的风气还没有消除，朝廷大臣中还有人把谢鲲的轻佻、王澄的旷达放诞当作榜样，争相学习，并认为这是高明通达。卞壸在朝廷上严厉地说：‘帝王的国运流离，国家倾覆动荡，正是因为这些浮华虚伪，才导致这样的败亡；现在还想要崇尚仰慕虚妄放诞，损害败坏当时的风气，应当上奏请求审问他们，以纠正衰败的风俗。’王导、庾亮压制了他的建议，事情才停止。唉！西晋的祸乱，是百代以来令人悲痛的事；迁都江左，正是清洁源头、端正根本的日子，却仍然助长虚浮、扶持虚伪，推崇传播轻薄，踏着从前失败的足迹，沿袭过去覆亡的车辙。用这种方式创建朝廷纲纪、奠定王业，和登上胶船驶入大水、拿着腐朽的绳索驾驭奔跑的马匹有什么不同呢？假如当时实行卞壸的奏议，罢黜浮华虚伪之人，提拔任用淳厚诚实之士，尊奉大法，维持纲纪，那么晋朝的国运也未可限量。后来王敦发动叛乱，苏峻接着作乱，我认为晋朝的祸乱并不是从王敦、苏峻才开始，而是在王导、庾亮那里逐渐酿成的。” 子由论王导说：“西晋的士人借着所谓通达来满足淫欲，风俗败坏以后，夷狄乘机进攻，于是丧失中原，接连渡过长江；但这种风气没有改变。贤能的人已经知道厌恶它，却不能胜过人数众多的庸俗之人。下层风俗混乱，上层政务败坏，却没有人能够纠正。东晋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当时王导担任宰相，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性情本来宽厚，能够容纳众人，大家都安于他的治理。然而他生活在王澄、陆机等人的环境中，不能摆脱习俗的束缚，喜欢所谓通达而厌恶耿介，能够弥补一时的缺失，却没有谋划百年长久之计。后来连续发生两次大变乱，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元帝在位时，王敦拥兵于长江上游，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刘隗、刁协刚强耿介而气量浅狭，受到元帝信任，专门用法令约束公卿，又深深憎恨王氏的专横。王敦于是起兵，以诛杀君主身边的奸臣为借口，两次进犯京城，幸而王敦去世。元帝、明帝相继去世后，成帝年幼软弱，庾亮辅政，任意依靠法令裁断事务，又一次失去人心。苏峻在历阳擅自掌握军队，大量收纳逃亡之人，专门使用威势和刑罚。庾亮知道苏峻一定会作乱，便以大司农的官职征召他；众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庾亮却不听，于是苏峻与祖约联合出兵向内进攻，使京城受到涂炭。这两次祸端，都是王导所不愿看到的，但刘隗、庾亮又不肯退让，因而加速了变乱。” 如果说刘隗、庾亮是对的，那么王敦、苏峻的祸患很快就会发生；如果说王导是对的，那么让君主终身含垢忍辱，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鲁国自宣公以来，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经过三代到了昭公，昭公终于不能忍受，准备进攻季氏。子家羁说：‘舍弃百姓数代之后，想靠此战胜季氏，是不能确定成功的。’昭公不听，最终出奔；刘隗、庾亮的失败，就如同昭公的举动。齐景公因为贪婪暴虐而失去民众，田氏却凭借宽厚仁惠得到众人。齐景公询问晏婴，寻求救治的方法。晏婴说：‘只有礼可以止息这种局面。按照礼，卿大夫之家施行恩惠不能超过国家的范围；百姓不迁徙，农民不改业，工匠和商人不改变职业，士人不滥用权力，官吏不放纵，大夫不侵夺国家利益。’齐景公感叹说：‘好啊！我到今天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婴说：‘礼能够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一同存在。’晏子知道这个道理，齐景公却不能实行，田氏于是取代了吕氏。大家族和世族成为国家的祸患，就像心腹之病，必须同人的生命连在一起；用毒药攻治它，用针灸砭石逼迫它，如果疾病不能除去，生命就会随之耗尽。没有贤能的大臣和高明的医生，不容易处理这种局面。子产治理郑国时，郑国弱小而处在逼迫之中，卿族势力强大且多受宠信，子产为此忧虑。郑国有事时，伯石把自己的封邑贿赂给子产。子太叔说：‘国家全都是他的国家，为什么偏偏要用封邑来行贿呢？’子产说：‘没有欲望实在很难；让他们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使他们参与办理政事，并要求他们取得成功。成就不在于我，而在于他们，何必吝惜一座封邑呢？封邑将来又会到哪里去呢？’子太叔说：‘如果这样做，四国会怎么看？’子产说：‘这不是与四国相违背，而是顺从他们。四国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郑国的典籍说：‘要安定国家，必须使国家强大；先治理好，先使它安定，强大起来以等待它的归附。’后来伯石害怕了，归还封邑，最终子产还是把封邑给了他；又让他担任卿，职位排列在自己之后，郑国才稍稍安定。等到时间久了、政绩建立起来，大臣中忠诚俭朴的，子产便顺势任用他们；奢侈骄纵的，便借机使他们败亡。驱逐丰卷，诛杀子晳，郑国于是大治。像王导的做法，只知道用封邑贿赂伯石来保全开端，却不知道任用忠诚俭朴之人、使奢侈骄纵之人败亡，以成就最终的结果。若认为王导比刘隗、庾亮贤能，那还可以拿他与晏子相比；但距离子产就远了。”}], 苏轼评论庾亮召苏峻说：“庾亮召苏峻时，孔坦和陶回一起劝王导说：‘趁苏峻还没有到，应赶快截断阜陵的通道，守住江西当利一带的各个渡口。他们兵少而我们兵多，一战就可以决定胜负。如果苏峻不来，我们可以前去逼近他的城池。如今不先发兵前往，苏峻一定会先进入，有先夺取主动的打算。’王导认为说得对，但庾亮认为苏峻如果来去行动，正是袭击朝廷空虚之处，所以没有听从。等到苏峻将要到达时，陶回又劝庾亮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不敢直接下来，一定会向小丹阳南面的道路步行而来。如果埋伏军队在那里拦截他，可以一战将他擒获。’庾亮又没有听从。苏峻果然从小丹阳经过秣陵，迷失了道路，遇到郡中人，便抓来让他作向导，夜间行军也没有编制部署。庾亮听说后，深深后悔说：‘我原以为召苏峻本来就是错误的计策；如果听从那两个人的话，尚且不至于使国家覆亡，如今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晁错削弱七国，大体也和这件事相似。周亚夫还能够迅速驰援，进入梁、楚的郊外，所以汉朝没有失败。我曾经认为，晁错如果能够容忍七国，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行动，当然是上策。如果不能容忍，决意要发动讨伐，那么完全可以单独召吴王刘濞入朝，同时派大军跟随。吴王如果不来朝，就可以进军讨伐，那就会快得像迅雷，使人来不及掩耳。吴国一旦被攻破，诸侯就会服从了。” 又应当只列举吴国的罪状，而不牵连其他国家，就像李文饶辅车相依之诏那样；或者分别派遣使者，征发各国的军队。各国即使有所怀疑，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联合起来一同反叛。晁错明知吴国一定会反叛，却没有在削弱吴国以前先作好防备，等到叛乱发生后才调集军队、筹措粮食，这实在是儿戏。又在一旦之间削弱七国，以此促成诸侯之间的联合，这实在是妄庸之人的作为。” 司马光评论苏峻平定后王导给卞敦增加宠荣和俸禄说：“庾亮凭借外戚身份辅政，首先发动了祸乱的根源，使国家破败、君主危急，自己逃跑而苟且免死；卞敦身居方镇，兵粮都很充足，朝廷覆亡时却坐在那里旁观胜负。做人臣的罪过，哪有比这更大的？既不能依照典法公开正罪，反而又用宠荣和俸禄报答他。晋室没有政纲，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承担这种责任的，难道不是王导吗？”

译少游评论王导杀周顗说：“《春秋》记载赵盾的罪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都认为，实际杀死赵宣子的是赵盾的族人赵穿，而不是赵盾本人。赵盾身为正卿，晋灵公死后没有越境逃走，晋灵公反叛时又没有讨伐弑君的贼人，所以蒙受了极大的恶名。我起初对此有所怀疑，后来又读《晋史》，看到王导、周顗的事情，这才知道三传的说法并非虚妄。为什么呢？《春秋》是诛责他的心志，三传则叙述他的事情。王敦起兵时，刘隗劝晋元帝诛杀王导，曾经向周顗求助；周顗极力为王导申辩，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王导，因此王导心中怨恨他。等到王敦得势，听说周顗和王导不和，周顗于是被杀。后来王导看到周顗上表，才流着泪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伯仁却是因为我而死的。’这样看来，周顗的死虽然借王敦之手，实际上却是王导的意图。如果后世的良史写道‘王导杀了周顗’，不也是恰当的吗？由此看来，赵盾的事情也就可以推知了。赵盾多次进谏而不能被晋灵公采纳，晋灵公便派鉏麑去杀他。鉏麑不忍杀赵盾，又埋伏甲士袭击他，赵盾仅仅凭自身逃脱，因此赵盾的族人赵穿在桃园袭杀了晋灵公。这样看来，晋灵公之死虽然借赵穿之手，实际上却是赵盾的心愿。否则赵盾返回后，为什么不讨伐赵穿呢？三传认为，心志相同就应当记载得严厉，这确实不是诬枉。” 难道不是《春秋》诛责他的心志，而三传叙述他的事情吗？既然如此，赵穿是首先作恶的人，赵盾只是有嫌疑的人；舍弃首先作恶的人而诛责有嫌疑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名声和实际都善良的人，天下人不会怀疑他是君子；内心和行迹都邪恶的人，天下人也不会怀疑他是小人。只有具有善名却没有善行、怀有恶心却没有恶迹的人，才是奸人；他们常常寄身于似是而非之间，天下人便无法诛责他们。这正是《春秋》要诛责这类人的原因。太史公说《春秋》能够辨别嫌疑、彰明是非、判定犹豫，大概就是指这个吧。汉代淮南厉王的母亲因赵王之事获罪而死，厉王认为辟阳侯有能力救她却不肯争取，便立即用铁椎把辟阳侯杀死。唐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担心大臣们提出异议，李绩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询问外人。’皇帝的心意于是确定下来。唐人认为促成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人就是李绩。由此看来，诛责心志而不只看事情本身，并不只是《春秋》的做法，而是古今人情都同样如此；只是《春秋》把它揭示出来罢了。那么，王导的罪过和赵盾相同吗？回答说：不相同。王导确实是江左的名臣，东晋的兴起，他出力很多；只是他杀周顗这件事，和赵盾有相似之处而已。” 石崇家的厕所婢女 苏轼说：“王敦到石崇家里，入厕时脱下旧衣，换上新衣，神色一点也不惭愧。厕所里的婢女说：‘这个客人一定是做贼的。’这个婢女竟然懂得识人，而石崇却让她在厕所中任职，难道是石崇实在无知吗？” 沈劲 司马光说：“沈劲可以说是很能尽人子之道了。他以父亲的罪恶为耻，至死都要洗刷这种耻辱，使一个凶恶叛逆的家族变成忠义之家。《易经》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乱，因此获得声誉。’《蔡仲之命》说：‘你要设法遮盖前人的过错，做到忠和孝。’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 祖逖 苏轼的弟弟苏辙评论说：“敌对国家相互图谋，必须审察双方的情况：如果我方将领强、敌方将领弱，就有利于进取；如果我方将领弱、敌方将领强，就有利于自守。违背这两条而求取成功，就困难了。”东晋渡过长江以后，以江淮为边界。中原虽然屡次发生变化，但南方军队没有出动，出动了也没有功效，都是刘渊、石勒彼此残杀而已。石勒死时，庾亮制定北伐计划；石虎年老时，庾翼又发动迁镇之役，但都没有成功便死去了。等到苻坚战败，谢安父子凭借战胜的威势，产生了席卷天下的意图，最终却因军队和将领奔溃而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取得。后来宋文帝自以为国力富强，出兵挑衅北魏；梁武帝有吞并天下的志向，却对高氏失信；陈宣帝趁高氏衰弱，夺取淮南，这些行动也都接连导致失败和灭亡。为什么呢？东南土地贫瘠，军队脆弱，将领又不是当世的豪杰，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石虎死时，中原大乱，晋人都认为北方不足以再度平定，只有蔡谟对此忧虑。有人问他原因，蔡谟说：‘能够顺应天意、奉承时势，在草创混乱之中救济天下，使六合得到安定的人，如果不是最有智慧的人，就必定是英豪。以今天这些人来看，他们都办不到这件事，必然会经营自己的疆界，疲惫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意愿；才能又配不上志向，只会使财力耗尽、民力枯竭，最终又能达到什么地方呢？’ 我只看见韩卢和东郭一起毙命罢了。”这话说得太好了，确实切中了当时那些好事之人的弊病。自从江南建立国家以来，只有桓温向东讨伐慕容氏、向西征讨苻坚时，兵锋所到之处才使敌人震动。又有宋武帝攻破广固、陷取长安，所到之处都荡平安定，具有吊民伐罪的气象。这两个人确实不是寻常将领。然而桓温最终因战败受挫，不能成就大功；宋武帝志在代晋称帝，未能平定关中，狼狈返回，更何况他们以下的人呢？只有晋元帝刚刚平定江南、还没有来得及北伐时，祖逖对他说：‘晋室的乱，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臣下怨恨叛乱，而是由于藩王争夺权力，彼此诛杀毁灭，于是使刘渊、刘聪乘着这个间隙而起，祸害流遍中原罢了。如今遗民已经遭受残酷的摧残，人人都有奋勇攻击的意志。如果确实能够振奋威势、任命将领，让像我祖逖这样的人统率军队，主持各郡国的豪杰，一定会有人响应。沉沦中的百姓盼望恢复，乐于迎接使他们重新获得生机的人，也许国耻可以洗雪。’晋元帝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让他进军屯驻淮阴。祖逖的兵力很弱，于是铸造兵器，招集离散的人众，逐渐诛除反叛离散者，又进军占据谯城，但从未制定深入敌境的计划。石勒派兵攻打祖逖，往往都被祖逖击破。每逢在战争中，他都勤俭自持，节约用度，礼遇贤能俊才，安抚刚归附的人，专门用恩德和信用待人，不崇尚欺诈和武力，所以人人争着为他效力。” 从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的土地；即使石勒强大，也不敢出兵窥伺晋的边境。祖逖的母亲葬在成皋，石勒派人修整她的坟墓，又派使者通好，并请求互相贸易。祖逖没有答复石勒的使者，却答应进行贸易。南北之间的货物得以流通，双方都获得了利益。祖逖正准备经营河北，晋元帝却派戴若思带着节杖，直接据守在他的上方。祖逖闷闷不乐，壮志未酬而死。大概在敌强我弱时，能够懂得自守就是有利条件的，只有祖逖一人。只有懂得自守是进取的前提，然后才可以谈进取。”

译陶侃的母亲 舒元舆《陶母坟版文》说：一般来说，母亲教育孩子，恩爱胜过威严；威严不足，而母亲的性情又偏于骄纵，陶侃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性格，就是由此造成的。偏激之气侵袭正气，正气因而失败，所以往往恩爱和骄纵过度，在闺门之内触犯命令、违背教诲、轻视法度的情况，常常各占一半。古代孟子的母亲就是这样警戒孩子的，于是首先同时教导孟轲，经过三次迁居，终于达到正道。过了一千年，陶侃的母亲也同样兼用恩威教导陶侃，终于使他回到正道【下略】。父母教育子女，是人伦大事，不能违背义方。可是父亲的教育主要在于兼用恩威，恩与威不能偏重；一旦偏失，有时就会在骨肉亲情之间产生像秦、吴那样的谬误，所以州吁、石厚变成了叛贼，难道不是父子关系吗？况且母亲的教育偏重慈爱，如果兼用恩威，就不会有前面所说的谬误；但只用偏重一方面的教育而没有前面所说的谬误，这种情况就很少了【下略】。王述与郗超 苏轼评论王述说自己的儿子是痴人：“王坦之任桓温的长史，桓温想替自己的儿子向王坦之求婚。王坦之回家探望父亲时，王述很喜爱他，虽然他已经长大，仍把他抱到膝上。王坦之于是说明桓温的意思，王述大怒，立即把他推下去说：‘你竟然痴呆了吗？怎么可以因为害怕桓温的脸面，就把女儿嫁给武夫！’王坦之于是借口其他事情推辞婚事。桓温说：‘这是令尊不肯答应罢了。’于是作罢。假如因为拒绝婚事而得罪桓温，以至于遭受困窘，那就显出王坦之的痴；如果因为顺从桓温而结亲，那就显出王坦之的痴。王述年纪已接近致仕，上疏请求退休说：‘臣的曾祖父、魏司空王昶曾对文皇帝说：“过去我和南阳宗世林一同担任东宫官属。宗世林年轻时很能获得美名，州里的人都敬仰他；到了年老时，却急切地为自己谋划，于是被废弃不用，当时的人都一同嘲笑他。如果上天假以寿命，使他到了退休的年纪却不做这种婆娑逢迎之事，他的话慷慨激切，实在是确实的训诫。”’又评论郗超这个小人的孝行说：‘郗超虽然是桓温的心腹，却因为他的父亲郗愔忠于王室，不让郗愔知道这件事。郗超将死时，拿出一箱东西交给门生说：“本来想把它烧掉，又担心您年纪大了，必定会因此受到伤害；等我死后，如果您因此大大减少睡眠和饮食，可以把这箱东西拿出来看；’ ‘如果不是这样，就把它烧掉。”郗愔后来果然因哀悼儿子而成病，门生依照郗超的嘱咐把箱子拿出来，里面全是郗超同桓温往来的秘密谋划。郗愔大怒说：‘这个小子死得太晚了，我再也不为他哭了！’像方回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忠臣，应当和石碏相比；但是郗超说他不孝，可以吗？如果郗超知道君子的孝道，就不会跟随桓温了。’苏轼说：‘这是小人的孝。’苏轼又评论王氏、郗氏父子的优劣说：郗嘉宾死后，留下了他与桓温秘密谋划的书信一箱，嘱咐门生说：‘如果我的父亲睡眠和饮食大为减少，就把这些书信拿出来。’方回看见后说：‘这个孩子死得太晚了！’于是再也不思念他。我读到这里，悲叹说：‘士人最看重的是名声，而爱没有比父子之爱更深的。如今郗嘉宾因为父亲而暴露自己的恶名，方回因为君主而不再顾念自己的儿子；郗嘉宾可以说是孝子，方回可以说是忠臣。’可悲啊！有人说：‘郗嘉宾和桓温谋划叛乱，而你却称他为孝子，可以吗？’我说：‘采摘萝卜和蔓菁，不能因为根部不好就不取其叶；郗嘉宾不忠，已经不必等到诛杀断绝就很清楚了，但他的孝行难道可以废弃吗？’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想把女儿嫁给桓温，王述发怒，把王坦之推下去说：‘你竟然痴呆了吗？’ ‘竟想把女儿嫁给武夫！’王坦之因此没有卷入桓温造成的祸乱。假使郗氏父子也能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 孟嘉 苏轼评论孟嘉并不是没有用处，说：“晋代士人浮华虚夸而没有实际才能，但其中也有不是这样的人。例如孟嘉一生没有做出什么事，然而桓温对孟嘉说：‘人不能没有权势，我才能驾驭你。’桓温一生轻视殷浩，难道会随便赞许别人吗？由此可知，如果孟嘉遇到合适的时机，应当能够成为谢安；谢安如果没有遇到时机，也就会像孟嘉一样。” 王羲之 曾巩《右军墨池记》说：“临川县城的东面，有一块地隐约高起，面对赣江，叫作新城。新城上有一个深而方、又长的池子，叫作王羲之墨池。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来到池边临摹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当时王羲之不能勉强自己去做官，却曾经一直游历东方直到大海，在山水之间排遣自己的心意；难道他只是任意游荡，又曾在这里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达到精妙，那么他的才能大概也是凭借自己的精力努力而取得的，并不是天生如此。然而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学习得不如他吗？那么学习本来怎么可以减少呢！何况是想在道德方面取得深造的人呢？” 刘裕平定广固，俘获慕容超，斩杀王公以下三千多人，夷平了广固城。司马光说：“晋朝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威望声势一直不能振作，战争纵横，导致中原百姓陷于涂炭。刘裕开始凭借朝廷军队平定东夏，本应在这个时候表彰礼遇贤能俊才，慰问安抚疲惫的百姓，宣扬和乐仁厚的风气，清除残暴污秽的政令，使群士仰慕风教，遗民踮足盼望。然而他反而任意屠杀，以满足愤恨之心。考察他的施政作为，甚至还不如姚氏。难怪他不能荡平四海、成就美盛的功业。难道不是因为虽有智谋勇力，却没有仁义，才导致这样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一 通论 元帝不得正统【六一】晋代君主【司马光】陶潜、阮籍【白居易、黄庭坚、苏辙、苏轼、韩愈】两晋通论 晋代风俗【苏辙】晋室的败亡【苏轼】愍怀之乱【何去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