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七

译佛教 昌黎说：“佛教只是西域的一种宗教方法罢了。从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从来没有。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的年寿都达到一百岁。这个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还没有佛教。此后，殷汤也享年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说他们究竟享寿多少，大概也都不低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个时期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长寿并不是因为奉事佛教而得到的。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罢了。此后祸乱和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奉事佛教越来越虔诚，国祚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给佛，宗庙祭祀不用牲畜，整天只吃一餐，只吃蔬菜和果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岁〕 后来梁武帝终于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不久便灭亡了。奉事佛教求取福报，反而更加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教不值得相信，奉事佛教的结果也可以知道了【下文略】。李节说：“从事儒学的人喜欢排斥佛教，他们的论点一定是：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时代，都没有佛教。释氏的经典，是衰乱时代所信奉的，应当一概扫除、铲除、革除，使它不能滋长。释氏起源于汉，流传到晋，扩散于宋、魏、齐、梁、陈、隋、唐以及孝、和、圣、真年间。这样的议论粗浅啊！或者说，他们只知道事情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来说明它。过去有一个人，皮肤肥厚，面色凝重，气息强盛而精神清明，从来没有拜访医生，也从来没有向鬼神祈祷，安然保持平顺，没有遭受疾病，所以就能说这是因为善良吗？另一个人不幸患上寒暑风湿之病，背部隆起而双足跛行，耳朵聋而眼睛昏瞎，于是针灸熨治等医术被使用，禳灾祈福等事情也纷纷出现。这两个人，难道只是彼此相反吗？其实，得病和不得病，处境不同罢了。唉！三代以前，世道康宁；三代末期，世道已经患病。三代以前，禹、汤、文王、武王以德义加以护持；周公、孔子以典章教化加以维系。道德风气虽然衰落，浸润遗存仍在，欺诈不能胜过诚信，人们厌恶邪恶而趋向善良，于是有《击壤歌》，有《由赓诗》，人人都快乐。” 三代末期，道德风气大为衰败，用强力和欺诈压倒诚信，助长浇薄而使淳朴离散，善良因为柔弱而退让，邪恶凭借强力而施行。废除井田制度，于是豪强和贫弱相互承袭；贪图扩张封疆，于是频繁发动攻战；专意充实国库，于是聚敛之臣得到升迁；一心求胜于下民，于是苛刻剥削的利益受到尊崇。上位者用来统治下民的是欺骗，下民用来奉承上位者的是苟且。上下互相仇视，激成怨恨的风俗，于是有汨罗投水之客，有背石自沉之人，人人都忧愁怨恨。佛教以清净、恬淡、虚静为禅定，以柔顺、谦逊、退让为忍辱，所以怨恨争斗可以因此平息；以生活菲薄为修行，以贫穷显达、长寿夭折为因果，所以卑贱困陋也可以因此安然接受。因此它的譬喻说：一定要有烦恼，才能显现佛性。这是衰乱时代的风气激发出来的。衰乱时代的风气，完全没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如果没有佛教来挽救，人们还把心寄托在哪里呢？议论者不责备衰乱时代的风俗，却特别责怪佛教兴盛，这就像一个患病的人反而责怪为他祈祷、治病的医生。只知道佛教因衰乱时代而产生，却不知道衰乱时代需要佛教来救助。为什么这样说呢？世俗既已患病，人们既已忧愁，如果没有佛教使他们安守自己的处境，勇敢的人将奋起而想要争斗，聪明的人将静观而谋划，田间道路上的人将纷纷聚集起来起事了。” 如今佛教把一切归于安守本分，而不责求世人，所以贤能、明智、俊朗的人都能停止争逐、安定内心。不能明白这一点的，是愚人，只不过任凭上位者役使罢了。即使在衰乱的风俗中，人们也还要依赖这一点，怎么能把它铲除呢？议论者不思考佛教扶持世道、帮助教化的巨大益处，却憎恨它雕刻、镂饰和彩绘所造成的小耗费。所以我说：这是只知道事情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乐天说：“上古的教化，大道只有一个；中古的教化，精微的义理没有两种。上位者以一种德行率领下位者，下位者响应上位者而没有二心，所以五帝时儒、墨等六家没有流行，道、释两教也没有达到三皇时代。等到德行已经衰落，道术又在上层失传，源流分离、派别各异，淳朴散失、器物分裂，于是儒、道、释三教在天下鼎立。到了近代，佛教尤其兴盛。我私下观察它的教义，大体上以禅定为根，以慈悲和忍耐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这样也可以诱导扶助人心，辅助王朝教化。然而我认为不可，是有理由的。我听说，天子奉行上天的教化，统治百姓的人奉行天子的教化。法令统一就能治理，法令有二就会混乱。如果再参杂外来的教法，出现两种、三种教化，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何况国家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治理华夏，掌握这两种权柄，已经足以治理天下人了。却又让区区西方的教法同孔夫子抗衡，我担心这会违背古代先王唯一而无二的教化。既然根本、枝干、叶子，王者的教化都已具备，何必让人舍弃这一方面而取用那一方面呢？如果想用禅定恢复人的本性，先王已经有恭敬沉默、无为而治的道术；如果想用慈悲忍耐使人的德行敦厚，先王已经有忠恕、恻隐的教诲。” 如果想用报应来禁止人们走入邪僻，先王已经有惩恶劝善的刑法；如果想用斋戒来抑制人的淫欲，先王已经有防止欲望、禁绝邪恶的礼制。即使把这些推行到极致，义理最终也是相同的，有时也能辅助王朝教化；然而名称不同就会造成风俗差异，足以使人心产生二心。所以我认为不可，原因就在这里。何况僧徒日益增多，佛寺日益崇盛，把人力耗费在土木工程上，把民间财利消耗在金银珠宝的装饰上，使君亲之情转移到师徒关系上，使夫妇关系因戒律而废弃。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田，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如今天下僧尼多得数不清，全都依靠农民供给粮食，依靠养蚕的人供给衣服。我私下想，晋、宋、齐、梁以来，天下日益凋敝，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

译曾子固说：自从先王之道不再彰明，诸子百家纷纷兴起，佛教出现得最晚，却成为中国的祸患，在梁朝尤其严重，所以不能不加以评论。佛教徒自认为他们所得的是内在的道理，而世上议论佛教的人所谈的都是外在事物，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不可屈服。即便如此，他们哪里见过圣人的内在之道呢？《尚书》说：‘思考就能明智，明智就能成为圣人。’思考是用来获得知识的。能够获得知识的人，考察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辨明万物的规律，无论大小、精粗，没有不穷尽的。这叫作穷究事物的道理，是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以后，就会知道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值得珍视，而外物不足以玩弄、迷惑自己。没有不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有了明察事理的知识却不能喜爱它，还不够，所以再加上真诚的心去喜爱它。有了喜爱的心却不能以它为乐，还不够，所以再加上最真切的意念去享受它。能够以此为乐，就能安于此道了。这样一来，万物从外部而来，哪里还能扰乱我呢？万物都不能扰乱我，所以我就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达到了诚。诚，就是成就，也是没有疑惑。已经达到诚，就一定要充实扩展它，使它能够广大；已经广大，就一定要推行它，使它能够教化万物。能够教化之后，有智慧的人、飞禽走兽等一切有所依赖于我的事物，没有不凭借它来保全自己的本性、实现自身适宜状态的，于是我的作用就能同天地并列了。” 德行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而对外物的应对却从来没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这就是我的道成为天下共同之道的原因。所以给人制定衣冠、饮食、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器具，并依此施行教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无不出于人情。和人们共同面对吉凶，防止忧患，也无不出于人理。因此，和人们共同生活，就会汇聚安定和治理，危险和混乱就会离去。与人相处所凭借的东西是这样，使人受到教化所凭借的德行是那样，难道还不能称为圣人吗？已经成为圣人，就没有需要思虑的事了，他达到极致之处只是遵循义理；也没有需要强行作为的事了，他的行动只是顺应外物。因此，他覆盖滋润万物，鼓动化育群生，却没有人能够测度他。难道还不能称为神吗？所谓神，就是极其精妙而又永不止息。这就是圣人的内在之道。圣人，是道的极致。佛教的说法，难道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吗？正是因为寻求用它来改变这一点，所以它才成为错误。凡是内在所得的道理，没有不能施行于外的；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就说明没有真正得于内。《易经》说：‘智慧周遍万物，道术救济天下，所以不会偏失。’圣人正是两方面都得到了。” 智慧足以认识一个方面，却不足以穷尽万事的道理；道术足以治理一方，却不足以适应天下的实际需要，这就是诸子百家在内外两方面都失误的原因。佛教的失误，难道不在这里吗？这样看来，佛教徒自认为从内在所得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妄说了。学习历史，是要用来明白一代的得失。臣等因此借梁朝的事情，写下圣人何以有所得、佛教何以有所失，并把它流传下去，使人知道君子所以拒斥佛教，并不是只从外在事物着眼，而是有志于内在之道，希望不要因此舍弃这一方面而改取那一方面。” 又说：人们不能彼此扶持而生存，于是圣人兴起，承接上天而开创治理。所谓治理，无不说必须使道德、仁义、礼、智六者通达而不相悖，然后人们才能结群交往、聚族居住，生活、养育、舒适、欢乐。遍举历代帝王，没有谁改变过这一点。唯独浮屠在西部边陲崛起，那里是荒远、昏昧、凶暴混乱的地方；他借汉、魏衰世的机会，以隐秘行迹和文章作为基础，用诡辩鼓动人们，奋然施行丑恶行为。从晋代直到梁代，他破坏正道、专行邪说，在中国大肆推行；蔑视世间君主，轻视天下，实际却声势极盛；放纵诡谲、怪异、卑琐、任性的邪情，奔逐于祓除灾祥之事，倾覆荡乱关于怪异鬼神的邪说；使君臣关系离散，背叛父子关系，抛弃耕田、种桑、植柘的事务；剃发着黑衣，不婚配、不繁衍；自我隔绝而没有实际用处。他的用意，或许在于削灭典章刑法，铲除学术，刮去言语，废弛礼制、败坏音乐，蒙蔽百姓的视听，最终驱除唐尧、虞舜的传统，使三代沉沦，堵塞仲尼的教训，把自己错误地看作贤者，任凭淫邪妄诞流行，竟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存于何处。人的言语、行动、居处，全都改变成异族的风俗。遥想往昔，尊崇礼义尚且还会有所失误，何况要把人赖以生存休养的道路全部扫除，漂荡圣贤数千年的功业，只为成就自己的私欲，怎么能够施行呢？” 即使有年高博学的儒者，指斥佛教的邪僻乖张，勤恳地写在奏策之中，世上的君主却没有因此醒悟。佛教的流弊像水一样漫延无边，没有人加以挽救制止。佛教徒彼此倡导并把它大肆扩张，习惯于制造夸张虚妄的幻惑，降祸赐福，好像从箱笼中取东西一样；他们在道路和市场上同百姓往来，天下的财物，全都按十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比例拿来供奉他们。他们的房舍越来越奢侈，人数越来越繁多，辩说越来越枝蔓，耗费无穷，怪异混乱也没有尽头。可悲啊！谁来抑制并纠正它？有人说：只是憎恨它的外在行迹还不够，何不探究它的根源？它的性情和孔子不同。凡是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不爱官位、争做贤能吗？他们只把官印组绶作为追求，匆忙奔逐，彼此倾轧。回答说：不是这样。明白先王之道，内在足以不受迷惑，外在足以施行政事。性情有不平之处吗？背离正道而转向其他方面，就会失去平衡，哪里还谈得上孔子的心意？官位是用来实行我的道的，才能是用来治理无能的；有人争夺并互相倾轧，是因为他们背离先王之道，教化和义理没有施行。尊崇教化、振兴义理，那么上位者谦让，下位者争相进取，谁还会相互倾轧呢？筹谋末节而遗忘根本，只为推销自己的言辞，这就是祸害。浮屠贪利之心没有满足，却假装自己无欲；行为虚伪、险恶、污秽，却强作高尚清淡。这样哪里称得上贤者呢？”

译佛教徒又说这是为愚人设置的，所以用鬼神相互监察、冥间报应、暗中谴责以及灾祸福报相互胜负、相互作用的说法，来震慑恐吓人心，希望人们感到害怕而改过自新，这又是迷惑。把冥间报应、暗中谴责说得可怕，哪里比得上畏惧刑罚、羡慕赏赐呢？忠直进谏的人陈说礼义，得失变化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当世的法律，对人的生死、出入、升降、黜退、成败，都明白而紧迫地作用于人心，即使这样人们还不知道省察并避开违法之事，哪里有空顾及尚未到来的祓除灾祥呢？像晋、魏、梁、隋之间，遵循正道的人受到劝勉而归向，抵触正道的人衰退停止了吗？没有。那么佛教的说法没有益处，就已经可以知道了。如今虞庠、夏校的制度尚未完备，塔庙却密集在【海■〈宀禹〉：原文疑有OCR错误】；沿着田间劳作、操持机杼的百姓很少，而剃发穿异服的奴隶肩挨着肩、脚跟接着脚跟。整理学术、建立制度、补充礼制、改革音乐的事业尚未达到极致，而使蛮貊之书迷惑中国的书籍，成排的车、连接的四马也装载不完，幽深的屋宇、高大的栋梁也容纳不下。声乐、文采、礼制器物尚未完备，洪钟和重鼓的铿锵声却在闾巷间反复响起；奉事佛教的奢侈，是古代未曾达到的，如今却又全部实行了。百姓给父子吃的粗米饭、穿的粗布衣服，全都被抛弃了。因此下层百姓免不了有受冻挨饿的人，拿着笔和书囊而成为沟中的枯骨。”},{ 就今天的策略来说，先民所说的“恢复他们原有的身份，使他们有居所，阐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只是出于中等的谋略；应当斥退不受节制的祷告祭祀和厌胜之类的怪诞学说，并由上位者首先实行。场庙不要再新建，诵习和考试不要过于频繁。给五百人加冠并登记入籍，从中剃去一人的头发，让他学习老子之学；这种做法捶打仁义，割断礼法，扰乱人伦，耗费农桑之务，因此对它的根源不可不从严加以制止。依照这个办法再考察其人数，也算是创伤警戒的一项措施。王者端正德行以回应上天，以纯厚仁爱取得百姓，把天下无论聪明还是愚钝的人都召集起来告谕，按照古代的教诲，以最为顺当的道理教导他们。这样，圣人的典章灿然存在于天地四方、形气之内，可以对外运转造化，对内润泽细微之处，最终使天下安享纯厚的福祉。哪里还用得着释氏的法门和荒唐的学说呢？六一说：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了。世上那些卓然有见识、不受迷惑而且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过去也曾经除掉过它，但它又重新大规模聚集起来；攻打它，暂时削弱了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没有消灭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难道果真是无法除掉的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正确的方法罢了。医生治疗疾病，必定要推究疾病由何处而来，并医治受病的部位。疾病侵入人体，是乘着人体气虚的时候进入的；因此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治疾病，而专门致力于调养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了，疾病就会消退，这是自然产生的效果。所以，挽救天下受害的人，也一定要推究祸患由何处而来，并医治受祸患的部位。佛教属于异端，距离中国最远，但中国有佛教已经很久了。在尧、舜和三代之时，王政修明，礼义教化充满天下。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微，王政有所缺失，礼义被废弃，过了二百多年，佛教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教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缺失、礼义废弃的时候而来；这就是中国受祸患的根本。补足王政的缺失，修复礼义的废弛，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无法对我们的百姓施加影响。这也是自然形成的趋势。从前尧、舜和三代施行政务，制定了井田之法，把天下的人登记在册，按照人口计算，使每个人都能得到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的。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区别征发和赋税，用来督促他们不要懒惰，使天下百姓都全力从事农耕，没有闲暇顾及其他事情。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而懈怠，进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畜、酒醴等制度来滋养身体；设置笙、匏、俎、豆等礼器乐器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便用礼来教导他们。因此根据田猎制定搜狩之礼，根据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死亡安葬制定祭祀之礼，根据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也是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的大伦。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道理，都顺着人的欲求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装饰，予以采择而加以文饰，用来使人愉悦，使他们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人的性情而加以节制，用来防范他们，使他们不过分。然而还担心这样仍不够，于是又设立学校来讲明这些道理。因此上至天子郊外，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取百姓中聪明的人加以学习，使他们相互告知劝导，诱发并劝勉那些愚昧懒惰的人。唉，这是多么完备啊！大概尧、舜和三代治理国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考虑百姓的用心极其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极其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极其周密，诱导百姓的方式极其深厚，并且勤勉地实行。这样施加于万物的影响，逐渐浸润，进入人的内心也很深。因此百姓不在田地里用力耕作，就从事于礼乐之间；不在家中，就处在庠序之中。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无非是仁义礼乐，于是便趋向它而不知道疲倦；终身看不到别的事物，又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人心，是因为有这些治理和教化的工具。周朝衰落，秦国吞并天下，把三代的法度全部废除，王道于是中断。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施行治理所需的工具，使其完备；防范百姓逐渐变化的措施也不周全，佛教便特别乘隙而出。一千多年之间，佛教传来的人日益增多，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日益败坏。井田最先废除，于是土地兼并和游荡懒惰的奸邪之事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也相继全部废弃。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闲暇去做别的事情，善良的百姓则完全看不到礼义对自己的教化。奸邪之民有多余的力量，就想做邪僻之事；善良之民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该趋向什么。佛教正在这时乘其空隙，大肆鼓吹荒诞宏大的说法来牵引他们，百姓便不得不跟从而归依佛教。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倡导并驱使他们，说道：佛才是真正可以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可疑惑的，为何不归依呢？

译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勃然大怒，说：佛是什么东西？我将拿起武器把它驱逐出去。又说：我将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加思考呢？这种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及天下，难道是一人一天能够解决的吗？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凭口舌能够胜过的。那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过去战国时期，杨朱、墨子两家的学说交相扰乱，孟子为此忧虑，专门宣扬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胜出，杨朱、墨子的学说便废止了。汉代时，百家学说同时兴起，董仲舒为此忧虑，于是退而修明孔氏之学，所以孔氏之道彰明，百家学说自然止息。这就是修治根本而战胜它的效果。如今有八尺高的男子，身披铠甲、手持戟，勇力超过三军，然而见到佛便下拜，听到佛的说法便产生敬畏仰慕之情，这是为什么呢？那个人确实强壮俊美，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所以才会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形微小而柔弱怯懦，进退畏缩胆怯，然而听到有人讲说佛教，就把义气显现在脸上，不仅不向它屈服，还想驱逐并断绝它，这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学问明白、礼义熟习，内心有所守持，足以战胜它。既然如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不能甘心向它屈服；如果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战胜它了。这是自然形成的趋势。又说：过去荀卿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原本是恶的，并著书一篇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起初很喜欢他的说法，等到看见世人归依佛教，才知道荀卿的说法是错误的，错得太厉害了。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些信奉佛教的人，抛弃父子亲情，断绝夫妇关系，这对人的本性十分乖戾，而且还有像蚕食虫蛀那样的弊害。然而百姓都相继归依它，是因为佛教有宣扬行善的说法。唉！假使真能使我们的百姓明白地知道礼义就是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继跟从礼义呢？只是教导、晓谕他们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罢了。佛教的说法在人们耳中已经听熟，进入他们内心也很久了；至于礼义之事，他们却从未见过、听过。如今若向众人号召说：‘禁止你们信佛，去奉行我们的礼义。’那么百姓将会惊骇而逃跑。不如逐渐引导他们，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礼义，这才可以。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时，用堵塞的方法，所以水患更加猛烈；等到禹治理洪水时，用疏导的方法，水患自然平息。大概祸患深重、势力强盛，就难以正面抵抗；不如逐渐驯导，使它慢慢离去，这样更容易除去祸害。如今尧、舜和三代的政教，其学说还在流传，其制度和工具也都存在；如果确实能够讲明并修治它们，勤勉实行，逐渐浸润百姓，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们，那么它们就会充满天下并得到实行，佛教便无从施展了。《传》说：‘万物没有什么能够同时强盛，这是自然形成的趋势。’何必一定要烧毁佛教的书籍，拆掉信佛者的住所呢？过去蛮、夷、戎、狄杂居在九州岛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就是这样。三代衰落以后，这些族类一起侵入中原，所以秦国凭借西戎占据了宗周。楚国君主僭越名号，自称为王；《春秋》记载‘用鄫子’，传记载‘被发于伊川’，孔子也把不穿左衽衣服视为值得庆幸的事。在那个时候，即使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又有多少可能不沦陷呢？由此说来，王道不彰明、仁义被废弃，吴、楚之患就会到来。等到孔子作《春秋》，辨别细微的嫌疑而彰明内外之别，王道才又重新彰明。如今九州岛的百姓，没有不右衽、戴冠束带的；他们所面临的祸患，只不过是佛教罢了。战胜佛教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学说，只是忧虑人们忽视它而不去实行。祭祀上天于郊外、祭祀土地，以及宗庙、社稷和朝廷的仪式，都是天子的大礼，如今都已经举行。至于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是郡县有司的事务，只在于讲明并颁布它们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勉实行、逐渐浸润，就不能深入人心而形成教化。自古以来，王者的政教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以后，仁德才能显现。如今议论的人将会说：‘佛教传来一千多年，有力量的人尚且没有办法对付它，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迂缓的说法呢？’这就是因为不在一天之内迅速完成，便放弃一天的功劳；也不愿去做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功业，难道不可惜吗？过去孔子感叹制作俑的人不仁，大概是痛惜这种事开启了逐渐发展、最终导致用活人殉葬的先例。那么，信奉佛教的人岂不是比制作俑更加严重吗？佛教刚开始传来时，人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危害，便把它引进来；如今它的危害已经显著，不必等到先觉之士明察以后才看见。然而人们安然处之，不以为怪，这是为什么呢？万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事物的规律穷尽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如今佛教兴盛已经很久了，正可以趁它达到极点的时候使它反转、发生变化，并不困难。过去三代的政教，都是圣人的事业；等到延续久了，也一定会产生弊病。因此三代的治术都改变其质朴或文饰的一面，互相补救。即使佛教是圣人创立的，等到它产生弊病时，尚且应当加以补救，何况它并不是圣人创立的呢？奸邪之人能够得到世人信任，虽然他们是小人，也一定有某种长处可以取得信任，所以古代的君主被他们迷惑，直到国家混乱灭亡仍未醒悟。如今佛教的教法，可以说既奸邪又不正。它的学说也有能够迷惑人的地方，使世上的君子即使看见它的弊病，也不考虑加以补救，难道这不正是善于迷惑人吗？还是因为没有找到补救它的方法呢？要补救它，没有什么比修治根本、战胜它更好的了。舍弃这个方法而想有所作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孟轲那样的辩才，太公那样的谋略，我看他们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计谋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已经先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祸患深重、势力强盛，难以正面抗衡；如果不逐渐诱导、逐步施行，没有人能够对付它。因此修治根本来战胜佛教，我写成《本论》。《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八 老子之道【荆公、颍滨、范文正、东坡、乐天】佛老之教【昌黎、六一、颍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