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九

译高祖篡夺唐朝 范祖禹评论说：“孟子说：‘不仁的人取得国家，是有这种情况的；不仁的人取得天下，却从来没有过。’夏、商、周三代以后，大概有不仁的人取得天下的。朱全忠篡夺唐朝，凭悖逆取得天下，凭暴虐守住天下，虽然做了几年天子，却不能保全自身，子孙也被杀尽，一个都没有留下。这就是用一族人的灭亡，换取一身的富贵。五代之际，有的人从平民起身而做天子，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有的一二年，最终都宗族夷灭、世代断绝祭祀；乱臣贼子，竟然没有受到一点惩戒。” 《尚书》说：‘遵循正道就吉祥，跟从叛逆就凶险，犹如影子和回声一样立即相随。’ “难道不可信吗？”他又评论罗绍威诛杀牙军说：“从前商朝百姓受到纣王恶行的熏染，周公把他们迁到洛邑，已经经历三纪，而那种风气仍未消尽；连圣人的治理尚且如此，可见污浊风俗难以改变到了极点。自天宝以后，燕、赵、魏不再归唐所有，那些人安于悖逆，不再知道有君臣关系；声教所不能到达，政令刑法所不能施加，经历十五代以后才被消灭殆尽，一个遗类也没有留下，但他们的风俗仍没有改变。后来后梁灭亡，开始于魏地；庄宗灭亡，也开始于魏地。他们取得天下凭借魏地，失去天下也由于魏地，是因为长期习惯于动乱，所以容易被煽动。燕人直到晋地百姓，终于沦为左衽之民，难道不是中原礼制的灭亡已经有渐进的过程了吗？赵国处在两个寇乱之地之间，有时叛逆、有时顺服，不像燕、魏那样严重，所以它所受的灾祸有深有浅。评论者有的说，罗绍威诛杀牙军使魏地力量削弱，朱全忠因此没有后顾之忧，便篡夺了唐朝。其实唐与魏分离已经很久了，牙兵恰好只能扰乱魏地以抗拒朝廷罢了；说它能够影响唐王室的轻重，难道是这样吗？” 后梁的统绪 六一评论说：贬斥后梁为伪朝的说法有三种：第一，后唐之所以称唐，犹如后汉之所以称汉，后梁大概是新近与它相类的朝代。第二，后梁虽然改元即位，但唐朝的正朔在李氏那里并未断绝，因此后梁还没有真正断绝唐朝，而李氏又复兴了。第三，因为后唐不改其称号；把后唐作为依据，是所谓因袭他人的说法，这一点本来已经辨明了。前两种说法应当有所解释。后唐自称唐，只是由于它接受了唐朝赐姓。唐朝时期接受赐姓李的人很多，有的是因为臣子怀有异心，有的是为了笼络四夷，忠臣茂贞、思忠、克用便是这样。当唐朝衰败时，克用与后梁一同起兵争夺天下，后梁凭借强大而先取得帝位，克用以争夺失败为耻，难以忍受身为臣下却与敌人相抗的羞惭，不得不借唐朝的名义来寄托自己。后世评论者为什么反而要采纳这种说法呢？后唐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统，是因为它灭掉了后梁。假使后梁没有灭亡，同光这个年号的势力不过局限于河南，那么后唐称唐与李璟称帝又有什么不同呢？所谓正朔，是什么？就是王者用来加于天下、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名号。过去周朝东迁以后，政权虽然衰弱，但周朝仍然存在，所以仲尼把王室的名分加在正朔之上，用来约束诸侯，是因为幸而周朝还存在。” 唐朝灭亡时，天祐这个虚名也随唐朝一同断绝了，哪里还可以把它寄托在天下呢？假使幸而有忠于唐朝的臣子，不忍舍弃唐朝而自行守护它，即使不合事理，也还可以称许他的忠诚。像李氏，果真是忠于唐朝而不忍抛弃它吗？况且在唐朝灭亡后寄托于这个虚名的，不只是李氏。王建在蜀称用唐朝名号，杨行密在吴称用唐朝名号，李茂贞也在岐称用唐朝名号，大抵不肯屈服于后梁的人，都借这个虚名来寄托自己。当初，后梁太祖从岐地夺取昭宗，随后劫持他向东而去，把天复四年改为天祐；李克用与王建愤怒地说：‘唐朝已经被朱氏夺取了，天祐不是唐朝的年号。’于是都不奉行它，只称天复。到了天复八年，他们自己也不再称天祐。这件事很可笑，怎么能说正朔在李氏那里呢？评论者为什么要为疑惑之处设置这种说法呢？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始终，清楚地显现在万世之后而无人怀疑，本来不待评论就明白。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帝王之道有时错乱，而朝代始终的关系又不清楚，就不能不产生疑问。所以说：正是因为名分不正、正朔不一，正统的议论才兴起。若其德行不足以施行正道，就只能推究其事迹而评论，希望不至于毫无根据。” 后梁的过失 温公评论说：“太祖起初以黄巢降将的身份执掌宣武军节度使，施展他的诈术和武力，逐步蚕食东部中原。土地广、兵力强，威权日益炽盛，欲望没有止境，于是迁移了唐朝的国统。他淫乱暴虐而不改，祸患从内部兴起，不能善终，是应当的。均王是出身富贵膏粱的儿子，才能不过常人，却弃用敬翔、王彦章而任用赵岩、张归霸，凭此同庄宗争斗，怎么能够不灭亡呢？”

译郭崇韬 子由评论说：“国家没有内乱，然后才可以讨伐别人；冒着内乱去讨伐别人，如果敌人没有内乱，自己就已经承受了灾祸；如果敌人有内乱，那么自己和敌人都会灭亡。楚灵王残害百姓以满足自己的意志，带着想要作乱的百姓去攻打吴国；吴国不可撼动，而弃疾进攻楚国，犹如攻打空城，楚灵王于是死在外地。齐愍王贪婪而好胜，不知道宋国不可攻，又忘了齐国已经疲惫，燕军乘机进攻，于是失掉了国家。自古以来，冒着自身祸患去攻打别人，灾祸就像这样。唐庄宗勇猛善战，与梁军隔河交战，十战九胜，渡河攻取郓州，不到十天就攻克了。梁国因而震慑各国，五代以来用兵没有比这更神速的。然而攻克敌人以后，侥幸得到一天安逸，便沉溺于声色娱乐，宦官和伶人交相扰乱朝政，府库积蓄耗尽在满足耳目之欲上；百姓怨恨，士兵愤怒，国家已经有土崩瓦解的势头，他却不知道。当时功臣全都是武夫起身，没有人懂得安危转变的关键。只有枢密使郭崇韬智勇都超过常人，知道事情不可如此，竭力进言却不被听取，请求离职也不获准，朝廷内外的奸佞幸臣都侧目看他。崇韬对此深感忧患。当时正要讨伐蜀国，崇韬想借建立功劳作为自保的计策，建议让魏王继岌担任元帅，自己担任副将，率兵六万出征。” 军队没有用多长时间就攻克成都，使蜀王衍投降。论及料敌制胜的才干，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崇韬只知道蜀国容易攻取，却不知道唐朝已经动乱；他带着良将精兵向西行军数千里，虽然建立了大功，却免不了在蜀地被谗言害死。征讨蜀国的军队尚未返回，赵在礼便在河朔作乱；明宗北征，于是与赵在礼一同反叛，率兵向南，攻克汴州、进入洛阳，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御他。假使当初西征军不能出蜀，即使蜀国尚未攻下，而京师拥有重兵，崇韬也没有死，事情的祸福还未可知。崇韬冒险攻打他人，蹈袭齐愍王招致的乱局，却把它当作安定自己的办法，可惜他有智慧却始终没有学会这个道理。” 何去非评论说：“人们说汉高祖以平民的微贱身份，召集、号召豪杰，起兵平定祸乱，于是把天下分割如瓜，封功臣为王。韩信、彭越、英布等将领都拥有数十座相连的城池，面向南方称孤道寡，掌握天下户籍的一半。等到他们放下铠甲接受封爵，创伤的血还没有干，彼此相视之间便都被诛灭了。这大概是由于高祖封赏超过制度，把他们陷入骄横叛逆的境地；他对于功臣不能说没有亏负。光武帝率领义士，平定盗贼和叛逆，收回汉家神器。天下平定以后，便鉴戒高祖的过失，按功劳授予封爵，封为通侯的，最大的不过拥有几个县，而且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官吏事务，因此开国大功臣和旧日将领都能够保全自身。李靖是谈论兵法的雄才，他也认为光武帝掌握将领、任用将领的办法，远远胜过高祖。唉！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深入探求高祖、光武帝事迹的人说的。天下的事情有其必然规律，即使圣人和智者也不能改变并躲避它。汉高祖凭借宽厚仁慈和宏大的气度，役使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来成就大业，难道是那种阴险嫉妒、暴虐残忍而且喜欢抹杀别人功劳的人吗？秦朝无道，天下高才敏捷之士争相起兵、竞相攻击它，人人都有讨伐秦朝的心。彭越、黥布都是人中豪杰，拿起兵器特立而起，并不是因为自身轻微而依附于别人。” 韩信怀有百战百胜的谋略，选择君主归附，也有远大的志向，所以平定齐国后便自立为王。当汉王在彭城惨败之时，若不是随何在淮南替他周旋，黥布就不会前来。等到汉王困守固陵，诸侯违背约定而不来会师，若不是张良谋划，彭越、韩信也不会归从。正在这时，汉王如果不拿出数千里土地来满足这三人的欲望，以换取他们出兵，楚国就不会灭亡。汉王对待这三个人，就好比养虎：吃饱了便不动，饥饿了就会伤人。由此看来，封赏超过制度，难道是不得已吗？这是因为想在顷刻间决断而成就大业。即使如此，大业已经成就，而这三人的威胁，却使天下人共同寒心。既然天下人都寒心，他们凭借这种形势还能安居何处？况且髙祖也能安枕而卧吗？所以，猜疑的嫌隙一旦发生，大祸就会聚集；这种形势必然要发展到把他们全部诛灭之后才能安定。光武帝痛心于宗庙社稷的祸患，收集并率领心怀汉室的民众，奋袖而起兵。他所依靠的人大多是南阳的旧友，其中最杰出的不过寇氏、邓氏几人。然而比较他们的才略，也只能供光武帝指挥差遣，并不像韩信、彭越对髙祖那样骄横强悍、难以控制。天下平定后，光武帝封给他们数千户，没有不希望获得满足、唯恐连所受封保有的也不能保住的。作为光武帝，难道偏偏有什么嫌隙可以拿来诛除他们吗？却说光武帝唯独能够保全功臣旧部的办法，髙祖对功臣却有不能容忍的残酷。这是没有探究两位君主所处情势不同，以及形势和事理本来必然如此的缘故。后唐庄宗继承武皇遗留下来的事业，借助大义，挟持世代仇恨，与梁人百战而消灭他们，于是取得天下，可以说既艰难又辛劳。然而有两位大臣，其中相当于韩信、彭越的是李嗣源；相当于寇氏、邓氏的是郭崇韬。李嗣源建立了无人能够赏赐的功劳，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掌握国家军队的权力，紧紧握住而不放。庄宗没有办法夺取他的权力，只是渐渐忌惮他的威胁。郭崇韬曾为国家立下大功，忠诚而值得倚靠，而这正是李嗣源所畏惧的。庄宗如果能够凭借所可倚靠的人来制约所忌惮的人，那么李嗣源即使心中不安，也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发难。庄宗知道李嗣源所忌惮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所能倚靠的人，所以郭崇韬因忠诚而被疏远，谗言嫉妒天天攻击他，使他谋划自救，便请求率领征讨蜀地的军队。庄宗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他，命他向西进军。郭崇韬虽然已经攻下蜀地，捷报刚刚送上，却因谗言而被杀。庄宗知道得到蜀地足以增强自己的强盛，却不知道郭崇韬一死，已经消除了李嗣源的畏惧，所以邺下发生变乱时，李嗣源凭一旅之众向西直趋洛阳，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他夺取帝位，容易得如同反掌。况且国内有强臣窥伺时机，却把全国军队空出去，辛劳于远方征战，这本来已经是大错了；又除掉了自己所倚靠的人和对方所畏惧的人，那么大祸聚集起来，哪里还来得及挽救？即使得到一百个蜀地，也无法挽救失掉国家的结局。假使郭崇韬没有死，率领全蜀的军队，借助东归的将士，拥护继岌的檄文，号召各方镇来讨伐君父的仇敌，即使李嗣源势力强大，又凭什么抵御呢？大概李嗣源有韩信、彭越那样的威胁却没有酿成他们那样的祸患，是因为庄宗没有髙祖的谋略；郭崇韬有寇氏、邓氏那样的功业却不能保全后唐宗室，是因为庄宗没有光武帝的明察。唉！人臣的灾祸，起因在于掌握权力；招致灾祸的权力，没有比掌握军队更重的了。郭崇韬谋求逃避祸患、保全自己，却正在请求掌握军队，这和抱柴救火有什么不同？

译唐朝的兴亡 温公评论说：“武皇出身于沙陁这个微小的族种，却突然占有河东。黄巢之乱时，他对唐王室有大功。上源之变中，他在朝廷申诉却不能为自己辩明，于是与朱氏交战，纷争不能解决，流血成河，尸体遍野。到了晚年将要衰败时，困居一隅，仅仅能够自保。庄宗年少即位，麾下诸将都已白发，他们都是当年与武皇并驾齐驱的人；庄宗竟能用恩德和信义团结他们的心，用英明果断挫败他们的锐气，于是人人都竭尽全力、舍命效劳，任凭他稍加指示便能如意行事。庄宗于是降服真定，从山东攻取渔阳，兼并魏博，策马渡过黄河，朱氏便失掉了国家。在这时，天下人无不竭尽力量，诸侯震动；那些横行强暴、骄纵自肆的人，都惊骇地互相张望，不敢保有自己的土地。王衍倚仗地势险远，拒绝礼节而傲慢，庄宗派偏师向西进攻，剑阁便失守了。看他用兵，可以说是有能力。可惜他的志向小、气量浅，容易生出骄傲之心，自夸功劳而沾沾自喜，统治众人没有法度，宠幸亲信，听信妇人的话，才过了三年，便自身陨灭、家族覆亡。可悲啊！明宗没有夺取国家的心思，却受到众人拥戴，天性宽厚，能够善终并享有上天所赐的福禄。清泰在危难之中坐受帝位，得到它并不艰难，失去它却非常容易。帝位还没有坐稳，家室便化为灰烬；十年之中，改换姓氏的有四次，祸福接连而来，实在太快了！” 李彦珣与张从宾谋反，叛乱平定后，髙祖赦免了他。又因为赦令已经发布，便不追究他杀母的罪行。温公评论说：“治理国家固然不能没有信用，然而彦珣的罪恶，是天地人三灵都不能容忍的。晋髙祖赦免他背叛君主的罪过，却追究他杀母的罪行，这对信用有什么损害呢？” 晋朝的兴亡 温公评论说：“髙祖凭借尊贵的地位和重大的权势，迫于猜疑嫌忌，亲自执臣子之礼来侍奉外国，拿土地贿赂它，借助它的兵力来取得天下。羽翼还没有长成，不能高飞；国家还没有治理好，不能抵御敌人。齐王舍弃桑维翰的深谋，却听信景延广的狂妄策略，内政没有修治，反而在外面挑衅强邻，使流民遍野，敌人的骑兵践踏宫阙；活着成为投降的俘虏，死后成为羁旅中的孤魂。这并不是不幸。” 髙祖的政治 温公评论说：“汉髙祖杀死幽州五百名无辜的子弟，不是仁；诱骗张琏而杀掉他，不是信；杜重威罪大恶极却赦免他，不是刑。以仁来团结众人，以信来推行政令，以刑来惩罚奸邪。失去这三者，凭什么守卫国家？他的国运不能延续，是理所当然的。” 汉朝的兴亡 温公评论说：“髙祖拥有精锐的军队，处在地势便利的地方，又正赶上胡人的骑兵向北返回，中原没有君主，所以从容地面向南方而天下归附于他。难道是他的才能和德行特别突出吗？只是遇上了时机可供作为罢了。根基疏松的不会牢固，基础浅薄的容易危险。隐帝虽有面南称帝的名号，但政令并不出自自己，百姓不知道谁是君主；他轻信群小的谋划，想要除掉跋扈的大臣，灾祸立刻就来了，这是形势自然如此。父子相继，四年便灭亡。自古以来享有国家的时间如此短促的，从未有过像这样的。” 设置监官，采铜铸钱，熔化佛像 温公评论说：“像周世宗这样，可以说是仁了！不爱惜自身，却爱护百姓。像周世宗这样，可以说是明了！不因无益之事而废弃有益之事。” 王朴 秦少游评论说：“能够适合实际而又不会困窘的，是天下真正的人才。有才却不能适用，能够任用却有所穷困，即使有超出世人的名声、难以做到的操行，实际上也只是庸人罢了，对世道有什么补益呢？”我读《五代史》，看到王朴替周世宗谋划平定边境的策略，这才知道王朴是天下真正的人才。用兵的关键，在于懂得事情先后的次序；懂得先后次序的关键，在于知道敌人的难易。天下的敌人，不是大而坚固，就是小而脆弱。敌人的难易谁会不知道？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敌人大而脆弱时，便怀疑它难以攻取；敌人小而坚固时，便怀疑它容易攻取。从前汉军谋取宛城，光武帝派别将攻取昆阳，王邑想要进攻昆阳，严尤认为昆阳城小而坚固，应当先攻宛城，宛城失败后，昆阳自然会归服。王邑不听，集中精锐进攻昆阳，军队因此大败。王邑之所以不听严尤，只是因为怀疑昆阳难以攻取罢了。王朴曾经替世宗谋划平定边境的策略，他说：‘攻取的办法，应当从容易的开始。如今吴国容易攻取，谋取吴国成功后，桂、广都会成为内臣，闽、蜀可以写信召来。如果他们不来，就从四面同时进攻，像卷席一样把它们平定，必然可以成功。只有并州这个必死的敌寇，应当留待以后谋取。’ “李氏虽然拥有江南二十一州的土地，是桂、广、闽、蜀的脊梁，然而南面连接江东，距离海边有二千多里，那里的人容易动摇，轻易受到扰乱，不能长久坚持；号称大国，实际上是脆弱的敌人。刘氏虽然占据河东十州的土地，与中原接壤，然而左边有常山的险要，右边有黄河的坚固防线，北面有契丹的援助；那里的人剽悍强忍，精锐勇猛而意气高昂，喜欢战斗而轻视死亡；号称小国，实际上是坚固的敌人。当时中原想要攻取它们，就好比壮士在深山中手持利兵，左边碰到老虎，右边遇到熊，不能同时刺杀它们，那么也应当先刺老虎、后刺熊。为什么呢？老虎躁动凶悍，容易乘隙攻击；熊行动敏捷，难以制服。制服老虎后，熊一定会畏惧威势而逃走；如果先困住熊，老虎将乘你疲惫而来，这是形势决定的。所以王朴把大而脆弱的敌人看作容易，把小而坚固的敌人看作困难；容易的应当先攻，困难的应当后攻，这就是先吴后并州的原因。”皇朝受天命后，四方僭越伪立的势力逐一被削平，都像他的策略所说的那样；如果这还不算天下真正的人才，那么谁能做到这样？王朴虽然生在五代纷乱倾覆的时代，但他的器量见识和学问，即使是太平时代的士大夫，也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比。在世宗时期，对外进行征伐，对内修治法度，而王朴对于阴阳、律历之学无所不通。他制定的《钦天历》，当时没有人能够提出不同意见；他创作的乐章，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而不能改动。他那五项策略的意思是：那里的百姓与这里的百姓之心相同，这就与上天的意旨相契合；天意和人心相同，就没有不能成就的功业。由此推想，王朴所知道的事情，大概是无法估量的。假使他遇到太平清明的时代，遇到世间罕有的君主，那么他所成就的，难道会仅仅止于此吗？

译周朝的兴亡 温公评论说：“太祖背负着震慑君主的威势，挟有无人能够赏赐的功劳，无处安身，于是乘危局而起兵。虽然已经掌握了天下的版籍，却连家室也未能保全。世宗凭借异姓亲属的关系，被推立承继大统；他知道近世的弊病起于威令不能施行、下凌驾于上而上位衰替，所以在高平之战中，首先诛杀樊爱能、何徽，以振肃军法；于是能够化弱为强，因败转为功，乘胜追击败军，一直打到太原。回来后精选军队，训练战阵，专心进取。向南割取江淮，向西攻克秦、凤，向北打开关南，攻城没有坚不可破的，交战没有强大的军阵不能击破的。又利用击鼓进军的间隙，治理律历，兴修典礼，审定法令，修治政事，招揽贤才，养育百姓，可以说懂得治理安定的根本了。大功尚未完成，中途便去世了。大概太平的事业，是上天启迪圣人而授予他的，并非人的谋划所能达到。”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一百 五代通论 五代君主的得失、兴亡【东坡、何去非、子由】唐庄宗、周世宗【温公】五代没有完整保全的臣子【六一】冯道【温公、子由】附列世家 南唐【荆公】五代君主的得失、兴亡 东坡评论说：“商、周的兴起，开始于后稷、卨，直到汤、武，前后总共几百年，之后才从天下取得帝位；他们成功非常艰难，而享有天下的利益却来得很慢。然而桀、纣灭亡后，收服天下、接受诸侯朝拜，已经处在天子的尊位，向下没有不服从的意志，诛杀一个匹夫，天下就安定了，大概用力也很容易而且不劳苦。到了秦汉之际，英雄豪杰竞逐天下的利益，只怕赶不上；听闻天下有变故，只怕落在后面，于是在大泽中奋臂而起，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整天转战而开拓千里土地，取得天下竟这样不困难。然而天下已经安定，君臣的名分已经明确，把天下分割开来封给诸将为王，想把这种制度传给无穷后世，百代不变；可是几年之间，功臣和大国的反叛却像野草一样纷纷而起。这是为什么取得天下如此容易、守住天下却如此困难呢？至于五代战乱之际，那些事情虽然不足称道，然而看它们的帝王从匹夫起身，鞭挞天下，战胜攻取；而自后梁以来，不到一百年，天下五次更替，时间长的也不过几十年。他们的智谋思虑竟不足以顾及自己的后世，这也实在令人惊异。” 大概我曾听说：后梁灭亡，是因为它的父子兄弟彼此残杀，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天下背叛；后周灭亡，恰好遇上圣人兴起，因而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自立，这两件事是君子对其中缘由不会疑惑的。至于后唐的庄宗、明宗和后晋的髙祖，都凭借英武非凡的资质，占据天下大半土地；等到他们的子孙，才力智勇也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然而最终仍因败乱而无法挽回，这其中一定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大概后唐、后汉的祸乱，开始于功臣；后晋的祸乱，开始于外国，都是因为他们取得天下过于容易而留下的过错。庄宗之乱，是晋髙祖率军奔赴夷门，后来天下才安定于明宗；后唐灭亡，是匈奴击败张达的军队，后来天下才安定于后晋；匈奴造成的祸患，是周髙祖提出南征的主张，后来天下才安定于后汉。所以后唐灭亡于后晋，后晋因匈奴而乱，后汉灭亡于后周。功臣倚仗创建国家的功劳，匈奴倚仗驱逐敌人的劳绩，来要挟天子听从他们，这样就不能长久安定；如果诛杀他们，又足以招致天下的动乱，因为杀掉一个功臣，天下就会一同起来倾轧他。所以后唐夺取晋髙祖的权力而使后晋灭亡，断绝与匈奴的和亲而使后汉灭亡，诛杀杨邠、史肇而使周人不服，最终都遭遇了祸患。” 他们起初如果没有功臣、没有匈奴，那么他们就不会兴起；后来功臣和匈奴终于又兴起而灭掉了他们。所以古代的圣人，有可以用来取得天下的资本却不用，有可以凭借天下形势的机会却不顾，只是抚慰安抚百姓，等待天下自行归附。这并不只是为了姑且显示仁慈，实在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不能轻易取得。想求取天下却从容易处求取，所以凡是能够取得天下的事情，无所不做。无所不做而取得天下，天下安定后又不加以改变，这不是长久的计策；如果要改变却毫不顾忌，这一定首先会违逆天下人的心。从前晋献公死后，公子重耳在翟国。里克杀死奚齐、卓子，召请重耳。重耳不敢入晋。秦伯派公子絷前往吊唁，并告诉他晋国发生动乱，将要拥立一位公子。重耳拜了两拜辞谢，也不敢承当。到了夷吾听到召请便起身，以汾阳的田地百万许诺给里克，以负蔡的田地七十万许诺给丕郑，又答应把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奉送给秦国。等到他已经入晋，却背弃对内外的赂约，杀死里克、丕郑并发兵，以断绝与秦国的关系。军队战败，他本人被俘，不能恢复自己的国家。后来文公慢慢起兵收复晋国，大臣在国内援助他，秦、楚在国外推助他。”},{ 后来他回国，便在诸侯中称霸；只是因为他不求进入，别人却把他迎入，不向内外行贿，而他的势力足以自行进入。这就是他回国后没有留下后患的原因。后来刘季在丰、沛之间起兵，跟随天下勇武之士进入关中，以讨伐暴虐的秦朝，使子婴投降。在这个时候，他的功劳超过诸侯，势力于是足以登上帝王之位。这些全都是沛公亲自所为，诸将并没有参与。然而到了在固陵追击项籍时，军队失败，诸将没有赶来，他于是割让数千里土地给韩信、彭越。这两个人最终辜负了他的功劳，背叛他而无法控制。因此，夺取天下，不能因一时的利益而侥幸行事。若只图一时的利益，就必将留下百年也无法平息的祸患。这就是所谓目光不能放得长远。何去非评论说：“唐朝因为日渐衰落、削弱，终于丧失天下；而真正的君主尚未兴起，于是五代的君主们便互相争夺，早晨得到、晚上失去，把他们各自统治的年数合起来，也不过几十年。自古以来国家的成败得失，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的。然而我私下观察这段历史，没有一件不是都有其必然如此的道理。梁祖起初是宛朐群盗中的一员，不久挟持听命于自己的唐朝，鞭挞天下，以取得帝位，也可以说是一时的奸雄。但到了他衰老暮年之时，河汾李氏的基业已经十分稳固，本应趁势吞并并消灭它。假使没有祸及他的儿子，那么他的后代又有谁能够抵抗庄宗呢？这样看来，梁的灭亡根本不必等到转瞬之后。后唐武皇借平定仇敌的忠义之名，在阴山起兵，转战千里，很快占有汾、晋之地。到了他的儿子庄宗凭借兵威建立霸业，终于消灭梁室而称王天下，可以说很壮盛了。然而天下大体平定后，强臣和骄兵便逐渐无法控制；一有人首先倡乱，庄宗来不及回头，天下便归于明宗。至于末帝丧失天下的原因，也和庄宗相同。凭借新近建立而尚未安定的基业，又有强臣骄兵乘其政事失误而起，他怎么能够在天下自立呢？晋人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乘着间隙起兵；君父在外地，便借助他们的兵力来取得天下，容易得就像翻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