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三

译废除封建制 朱敬则说：“过去秦朝废除了五等爵制，崔寔、仲长统、王朗、曹冏等人都认为这是秦朝的过失，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的确，这是没有通晓其中意旨的说法。大概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先以博爱待人，以仁义为根本，张扬礼义廉耻四维，尊崇五种美德，把礼乐悬示于宫庭，把法度规范设置在通衢大道。然而又疏导深远的水流使它横向流淌，吹扬温和之风使它高高传播，使和乐平易的甘泽浮动，使宽广荡然的膏腴之地得到浸润；端正的道理革除淫邪，淳厚的风俗柔化人的骨髓，使天下人的心灵陶醉而精神充足。对于忠义，站立时就能看见它们陈列在眼前；对于进退趋走，明亮得像章程就在眼前。礼经所涉及的范围，比日月还难以逾越；声教所施行之处，即使风雨也不能使它中断。圣人知道风俗正在逐渐教化，王道已经施行。于是治理国家、规划疆域，任用有功勋和亲近的人，分割山川土地，设置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屏障；内可以守卫，外可以抵御，形成维系城邦的基础，连接遍布国中，交错充满封域之内。即使道德昏暗、时局丧乱、恩泽枯竭、政令阻塞，郑伯驱逐周王，申侯杀害君主，鲁国不进贡，宋国不修筑周王城，吴国征取百牢，楚国询问九鼎，齐小白一次匡正天下，晋重耳一次战争使诸侯归服；不尊奉君主的迹象已经显著，篡夺的阴谋之所以中途停止，只是因为周礼仍有简册记载而没有坠失，所以说不敢使它失坠。” 君主的威严仍然显现在面前。自春秋以后，礼义渐渐衰颓，风俗蒙尘昏暗，惭愧和羞耻全都被视为疾病；奔走抢先取得利益的人被尊为上等，掠夺抢劫而自以为知晓天命的人被认为有才能。又加上田氏八代专擅齐国，三家分割晋国，子贡扰乱五国，苏秦争斗七雄；苛刻浅薄对待经典，正道一旦止息，欺诈之术无不增长，崇尚攻战，百姓都长着爪牙，没有人不张口露齿、准备争斗。因此商鞅欺骗旧友，李斯囚禁旧交，孙膑被庞涓使之失去双足，张仪在陈轸那里得志；一支军队便想自立为王，经历两次战争的强者争相前来奉其为帝。先王会盟的礼仪，古时饮酒进食时的礼容，三代的风气，全都被扫荡殆尽。何况始皇削平天下，并非出于极其公正的目的；李斯作为股肱大臣，很少遵循大道，人民看不到他的德行，只听到他的暴虐。在这种时候，君主在上猜疑，百姓在下惊骇，父亲不能保护儿子，君主不能取得臣下的信任。若想让始皇分封土地，使奸雄建立侯国，浅薄的风俗又像晋、郑那样以为可以依靠，那么这就等于借盗贼的兵器来帮助盗贼，寄托龙鱼来助长风雨，是不可实行的。因此秦朝借鉴周朝德泽绵长深厚的情形，担心已经谋划的事情不能长远，便废除侯国而设置郡守，贵贱高下都由君主自己裁定，天下的控制权集中在一人手中，百姓不接受两个君主；这只是不能实行世代分封，并不是轻视功臣、鄙薄宗室。”}], 高皇帝具有如日月般的明察，怀有天地般的气量；计算财富，赏赐也不够分；论定功劳，封邑也不够授予。他们都有百城的土地、千里之内的人民，国家富足，土地广阔，军队强盛。五十年间，七国一同反叛，贾谊忧虑国家将要失去，鼌错请求削减诸侯的封地。若说这是由于封国强大后反叛，还不如召陵之师、践土之众。若说是有才能而兴起，刘濞并没有成就王霸之业的才能，田禄也没有超过管仲的谋略。况且齐、晋因违逆礼制而感到羞惭，吴、楚却把冒犯君上视为无愧；祸端由教化而起，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此后，杂糅的霸业又衰落了；中兴不能改变事物、创立谋划，黄初也不能深谋远虑。遥想汉、魏之际，探寻其经营谋划的开端，还没有积累德行、重振光辉、恩泽遍及万物的情形；观察其教化，反而比秦的风气更加偷薄；考察其人物，比汉代还像豺狼。所以魏太祖说：“假使没有我，天下不知道有几个人会称帝、几个人会称王？”公然窃取帝王名号的人，议论者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若想在这个时候开启赐予符节的福祚，把万代的封建传下去，必定会有人通行车马于三川之间，以窥伺周室；披甲骑马奔驰于汾水洼地，追逐翼侯、王侯。司徒屡次向当时请议此事，曹元首又在宗室中不断劝说，但都不了解时势。柳宗元说：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知觉和智慧吗？我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答道：认为有开始更接近事实。怎样说明这一点？用封建来说明它。封建制度这种事，历经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都没有能够废除。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是怎样形成的？大概起源于人类初生之时吧。没有开始，就无法有封建。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人类最初与万物一同产生时，草木丛生，鹿和猪群聚，人不能徒手搏击吞食野兽，而且没有毛羽，没有什么能够供自己生活和防卫。荀卿说过：必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凡是借助外物的人必然会争夺，争夺不止，就一定会去找能够判断曲直的人听从他的命令。那些聪明而明察的人，所能使之服从的必然很多；对不听正理、不肯改变的人，就惩罚他，使他畏惧。由此产生了君长、刑法和政令。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为群体；群体一有分别，争斗必然扩大；争斗扩大后，就有了兵器。德行高大的人，众多群体的首领又去向他听命，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行列；这样一来，争斗又扩大了一层。德行更高大的人，诸侯们又去向他听命，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有了方伯、连率之类；这样一来，争斗又扩大了一层。德行更加高大的人，方伯、连率之类又去向他听命，以安定自己的人民。这样以后，天下才汇聚归于统一。所以先有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率；有了方伯、连率，之后才有天子。从天子到里胥，凡是德行受到人民拥戴的人死去，必定寻找他的后嗣来奉事他。因此，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情已经很遥远了。到了周拥有天下时，分割土地，像切瓜一样分封；设置五等邦国，群臣和诸侯像星罗棋布一样分布在天下四周；联合时如车轮运转、辐条聚合，用于朝觐和会同；分散时则成为守土之臣，捍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损害，尊严受到伤害，周王竟然下堂迎接朝觐者；这种情况延续到宣王。宣王挟有中兴复古的德行，具有雄健地南征北伐的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周王室日益衰弱，直到幽王、厉王时，王室向东迁徙，自己也降列为诸侯。此后，有人询问九鼎轻重，有人射中周王的肩膀，有人讨伐凡伯，有人诛杀苌弘。天下背离乖戾，没有尊敬君主的心意。我认为周的灭亡早已开始了，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建立一个空名罢了；这难道不是诸侯势力强盛、末端强大而不能控制的过失吗？于是天下分裂为十二国，合并成为七国，威权落入陪臣所掌握的国家，周国最终被后来的秦所灭。

译那么，周朝衰败的端倪，大概就在这里。秦拥有天下后，分割都会，设置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士的封国，设置守宰；占据天下险要的形势，建都于六合的上游，控制四海，把天下运转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没有几代，天下便大为崩坏，也是有原因的。它急迫地役使万人，肆意施加威势和刑罚，耗尽百姓的财货；百姓背着锄头和木棒，被谪罚戍边的人环视四周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聚成群体。当时有反叛的人，却没有反叛的官吏；下层人民怨恨，上层官吏畏惧；上下互相责怪，杀死郡守、劫持县令而一同起事。过错在于人民怨恨，并不在于郡县制度失当。汉拥有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失，修整周朝的制度，分割海内土地，设置刘氏宗室，封赏功臣。几年之间，奔走救援、扶伤救死尚且没有空暇；高祖被困于平城，又受到流矢之伤。汉朝逐渐衰落而不能挽救，延续了三代；后来才有谋臣献策，逐渐削弱诸侯，使他们各自守卫封国。然而封建开始时，郡县与封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反叛的封国，却没有反叛的郡县，秦制的优点也已经很明显了。继承汉朝而称帝的朝代，即使延续百代，也可以预先知道其趋势。唐朝兴起，设置州县，任命守宰，这就是它合宜的地方。然而仍有桀骜狡猾之徒不时起事，残虐祸害地方；过失不在州，而在军队。当时有反叛的将领，却没有反叛的州，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实行封建，就一定会偏爱自己的土地，把人民当作子弟，适应当地风俗，修治当地政理，施行教化比较容易。至于守宰，只要考虑自己的心思，调动一下俸禄等级罢了，哪里能够治理呢？我又认为这不对。周朝的事迹，完全可以看清。列侯骄傲自满，贪图财货，专事战争；大体上说，混乱的国家多，治理的国家少。侯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主；所谓偏爱土地、把人民当子弟的情况，百中没有一例。过失在制度，不在政令，周朝的事情就是这样。秦朝的事迹也完全可以看清。有治理人民的制度，却不把权力委任给郡县，这是它的做法；有治理人民的大臣，却不让守宰施行，这是它的做法。郡县不能纠正制度，守宰不能施行政理，严酷的刑罚和繁重的徭役使万人侧目。过失在政令，不在制度，秦朝的事情就是这样。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施行于郡，不施行于封国；能够控制守宰，却不能控制侯王。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轻易改变；封国人民即使困苦，也不能加以清除。等到他们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才逮捕迁徙他们，调动军队消灭他们罢了。在大逆罪行尚未显露时，他们奸诈取利、搜刮财物、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严重残害百姓，朝廷也无可奈何。至于郡县，可以说是得到了治理并且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闻黄霸的明察，亲自看见汲黯的简约安静；任用他们是可以的，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是可以的，安坐而把整治一方的责任交给他们也是可以的。有罪就可以贬黜，有才能就可以奖赏；早晨任命后如果不合道，晚上就斥退；晚上任命后如果不守法，第二天早晨就斥退。假设汉室把所有城邑都封给侯王，任凭他们发布混乱的政令、扰乱人民，只能威吓他们罢了。孟舒、魏尚的才能就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明白地斥责并引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受领诏令后退下，但其实已经违背了。朝廷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便谋划结交同列、联合抗拒；于是彼此怒目相视，勃然起兵。即使幸而没有起兵，削去一半封地，剩下的一半也还会使人民困苦。哪里比得上把他们举发并迁徙，以保全他们的人民呢？汉朝的事情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完全控制郡县，连续设置守宰，其不可改变，是很明显的。善于治理军队，谨慎选择守宰，就可以使天下治理安定。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而国祚延长，秦实行郡县而国祚短促，这尤其不能算是懂得治理之道。”魏承继汉，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承继魏，因循旧制而不改革，但这两个姓氏的王朝相继衰败，也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祚。如今纠正这种做法而加以改变，已经延续近二百年，大业更加巩固，这与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商、周是圣王，却没有改革封建制度，本来不应再议论。”这完全不对。商、周没有改革，是因为不得已。大概因为归附商的诸侯有三千，商借助他们来黜灭夏，汤不能废除封建；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周借助他们战胜商，武王不能改变封建。顺从它以求安定，沿袭它而成为习俗，是汤、武不得已的做法。所谓不得已，并不是天下公义中最大的原则，而是把力量私用于自身，把防卫私用于子孙。秦之所以改革封建，是因为它建立的是把天下公权发挥到极致的制度。它的实际用心却是自私的，是想把自己的威势据为己有，是想让天下人都作为臣下和牲畜归属于自己。然而，使天下成为公天下的开端，却从秦开始。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不在于使天下安定、使人民得到治理吗？让贤能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然后才可以治理安定。如今封建制度是世代相继而治理，世代相继而治理的人，上面的人果真贤能吗？下面的人果真不贤吗？那么人民社会的治乱就无法预先知道了。若想使国家有利，使人民的视听统一，又会有世袭的大夫、世袭的食邑，以至于封国疆域内的一切都被他们占有。即使圣贤出生在那个时代，也无法在天下立足，这是封建造成的。难道圣人的制度竟会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范祖禹说：柳宗元曾说：“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大概自上古以来就有封建，圣人无法废除它。因此制定爵位的等级，为它规定礼仪和命数；通过朝觐、会同把诸侯联合起来，凭借长帅、牧伯加以维系，然后才能治理。周王室衰落以后，诸侯兼并成为十二列，后来又成为六国、七国，封建的礼制也就灭亡了。秦凭借欺诈和武力统一天下，铲除各方国，设置郡县。三代的制度不能恢复了。后世只知道周朝国祚长久，却不知道它长久的原因在于德行，并不只是因为封建。若一定要效法上古而实行封建，势力弱小就不足以屏藩王室，势力强大就必定发展到僭越作乱，这就是后世封国的弊病。况且尧、舜拥有天下，尚且不把天下私给自己的儿子，不因一个人的私情而损害天下。何况诸侯的后嗣有的贤能、有的不肖，却一定要让他们世代继承吗？这就是因一个人而损害一个国家。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礼记》说：‘礼以合乎时宜为大，顺应次序次之。’尧舜采用禅让，汤武采用征伐，三代实行封国，后世实行郡县，都是合乎时势。先王的礼制，有的减损，有的增益，顺应时势制定合宜的制度，以便利人民，这就是顺。古代的法不能用于今天，就像今天的法不能用于古代一样。” 后世如果有王者，能够亲近亲族而尊重贤能，以德行为要务并爱护人民，谨慎选择守令来治理郡县，也足以达到太平、兴起礼乐。何必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实行封建，才算昌盛呢！

译曾巩说：周朝初年，天下分列为诸侯国，居住其中的诸侯多到数以千计。它们力量小，容易役使；形势便利，容易治理。这就是它们不只是承受号令、奉献职贡，实际上确实能够辅翼拥戴天子的原因。到了周朝衰落时，大国有的兼并数千里土地，王命不能诛罚它们，也不能对它们施加权力；后来兼并成为六国，又合并为秦，周朝就灭亡了。这不是封建的罪过，而是土地超过了王制的范围。汉朝兴起，承袭周末衰败的制度，不久也发生大乱。秦人摧毁列国而设置郡县，它们的势力确实小而容易役使；一尺兵器不能由地方专擅制造，一斗粮食也不能由地方专擅占有；观察迁徙、任免守宰，就像下棋一样。这样的形势哪里便利、哪里容易治理？又哪里能够真正施行呢？君上与官吏、官吏与人民之间，彼此观察的情形不异于燕、越相互对望。一旦发生变故，就会翻转过来跟从寇盗罢了。这样又怎么能够辅翼拥戴天子呢？所以一个人首先倡乱，秦就灭亡了。这不是郡县的罪过，而是守宰丧失了应有的才能和工具太严重罢了。如今厌恶封建的人一定说要采用秦法，厌恶郡县的人一定说要采用周制，都是没有得到其中的道理。况且你想更改这些事情，难道认为天下制度可以随意更改吗？不能。天下的存亡，只在于大伦大法治理得好坏罢了。其次，只要所制定的制度能使地方力量小而容易役使、形势便利而容易治理，都是好的。土地超过王制的范围，势力被下层夺去，都是祸害。假使韩、魏、燕、赵都列为方圆百里的封国而封侯，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可以。秦朝的郡县，势力足以自治，力量足以自卫，即使延续万世也可以没有忧患。天下的形势，难道不是真的很容易看清吗？后世纠正前代的弊病，法令逐渐成为藩镇的制度，权力和功劳既成，便求取所欲而遂其愿了。然而尚且没有达到守宰分掌职务、伸张州县辅翼作用的程度，这难道是好的谋划吗？万一发生水灾、旱灾、疾病、瘟疫，或者有觊觎侥幸的人出来作乱，州县凭什么来防备呢？徐乐、山涛的论说，难道可以不加以考虑吗？如果确实考虑这些问题，选择人才加以任用，分散权势而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此就够了。东坡说：“秦朝刚刚兼并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荆的土地遥远，不设置王，就没有办法镇抚，请求立皇帝的儿子为王。’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这样便利。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分封子弟和同姓，人数很多；后来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更相互诛伐，天子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依赖陛下的神威统一，全部设置为郡县；诸子和功臣只收取公家赋税，赏赐也很充足，容易控制；天下没有异心，这才是安宁的办法。设置诸侯不利。’始皇说：‘天下人共同苦于战争不止，就是因为有侯王。依靠宗庙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又重新建立封国，这是培植武力，却希望它安宁止息，难道不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守、尉、监。苏轼说：‘圣人不能制造时势，却也不会错过时势。时势不是圣人所能制造的，能够不失去时势罢了。三代兴盛时，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夺取、削弱他们，因而只得让他们统治；即使想废除诸侯、设置守宰，能够做到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制造时势。周朝衰落时，诸侯互相兼并，齐、晋、秦、楚都有一千多里土地，它们的形势足以分封侯爵、建立屏藩。到了七国，都称王，行使天子的事情；然而最终都不再分封诸侯，不再树立强大的世袭卿大夫家族，是因为以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为戒。世人害怕诸侯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李斯、始皇知道这一点。始皇兼并天下后，分置郡县，设置守宰，这是道理本来就应如此，如同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时势所宜，并不是某个人凭借私智独自看出的。所谓不失时势，却受到许多学士大夫非难。汉高帝想立六国的后代为王，张良认为不可以，世上却没有人非难他。李斯的论说和张良有什么不同？世人只不过把成败当作是非罢了。高帝听了张良的话，吐出口中的食物而斥骂郦生，已经明显知道诸侯不能再立了。然而最终还是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只有高帝这样想，张良也没有参与其中吗？所以柳宗元说：‘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过去论说封建的人，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的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后来还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论说一出，其他人的说法都被废弃了；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所以我采用他的说法并加以补充，说道：‘凡是有血气的生物，必然会争斗；争斗必然为了利益，而利益没有比封建更大的。封建是争斗的开端，也是祸乱的开始。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父子兄弟相互残杀，有哪一件不是出于承袭封爵、争夺君位呢？自从三代圣人用礼乐教化天下，直到刑罚搁置而不使用，仍然不能彻底止息。篡弑的祸患，从汉、唐以来，君臣父子之间相互残害暴虐的，都是诸侯王的子孙；其余卿士大夫因为不世袭，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近世不再实行封建，这种祸患几乎断绝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再次采用它吗？所以我认为李斯、始皇的话和柳宗元的论说，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颍滨说：诸侯的兴起，自从人民产生之初就有了。到了始皇灭掉六国，五帝、三代的诸侯制度彻底消失，不再留下任何遗迹；这并不是秦能够灭掉诸侯，而是形势的盛衰发展到了这个极点。过去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执玉帛来朝的有万国；传到商朝以及周文王、武王之间，只剩下一千七百多个国家。人必然争斗，强者和弱者必然相互吞并消灭，这是形势必然达到的结果。那些国家并不是单靠诸侯自己就能存续，而是圣贤之君不时出现并加以整齐治理；因此强者不敢肆意妄为，弱者也有凭借能够自立。大概从禹之后第五代得到少康，从少康之后第十二代得到汤，从汤之后第六代得到太戊，从太戊之后第十三代又得到武丁，从武丁之后第八代得到周文王、周武王。在这些时期，即使有强暴的诸侯，也不能凭借武力凌驾于弱小者之上。然而虞、夏的诸侯已经灭亡了十分之八九。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来，三十三代之中，只有宣王一人能够整顿纲纪、治理诸夏。幽王、平王以后，诸侯放纵恣肆；到春秋时期，存留下来的只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即使齐桓公、晋文公相继兴起，凭借会盟和征伐维持秩序，但由于道德不足，他们亲自攻灭的国家大概已经很多了。逐渐衰落到六国时期，只有宋、卫、中山以及泗水一带的诸侯还存在；它们土地广大、军队强盛，都致力于用欺诈和武力相互倾轧。

译即使桓公、文公重新活过来，号令也将有不能推行的地方。没有德行盛大的君主，就不足以称王，所以一直到国家荡然灭亡、什么也不剩才会停止。秦即使想重新分立诸侯，难道还能办得到吗？可是议论者却追究李斯不效法古制，说这才使秦孤立无援，二世便亡，大概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吧？商、周初年，虽然分封功臣和宗室子弟，但上古诸侯像棋子一样遍布天下，根基深厚牢固，因此新旧势力彼此维系，形势像犬牙交错，经过数代以后，都成为敌国，不能再轻易动摇。如今秦已经削平诸侯，天下荡然，再没有立锥之地的小国；即使想大规模分封宗室子弟，但君主与百姓并不亲近，这就好比把船放在大海上，大风一刮，便漂流卷走，与秦实行郡县制有什么不同？况且难道没有看见汉高祖、晋武帝的事情吗？他们把天下割裂开来，分封给诸将和诸子；大的封国拥有数十座城，却把这些没有根基的人一概置于万民之上，几十年之间便随即消散覆灭，不能发挥作用，难道不是被分封的名义迷惑而没有察觉其中的形势吗？古代圣人制定法令来治理天下，必定观察形势；形势已经发展到某种方向，就不能强行扭转。如今秦的郡县制，难道不是形势自然发展到这一步吗？然而秦取得了有利形势，仍不能免于灭亡，大概是因为治理天下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形势；如果真能顺应形势来制定法令，致力于修德来扶助形势，就没有不能安定而且治理好的。假如秦统一天下以后，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放宽徭役赋税，减少刑罚，摒弃奢侈淫靡，崇尚节俭朴素，选拔任用忠良，放逐疏远严酷的法吏，而用郡县制治理天下，即使与三代相比，也可以同样兴盛。《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四 始皇三 焚书坑儒【司空图、刘蜕、贾至】长城【陆参】阿房宫【杜牧】筑台厌王气【王元之】骊山墓【皇甫湜】大夫松【廖复】桃花源【李白】焚书坑儒 司空图题咏秦国坑杀儒生说：“秦国的治术违背儒道，使百姓遭受酷刑。秦国坑杀儒生以后，秦国的祭祀也随之覆灭。上天为儒生报仇，使儒家的祭祀和家族得以延续。究竟是秦国坑杀了儒生，还是儒生坑杀了秦国？” 刘蜕说：“没有拥有天下的人不知道秦焚书，没有哪个时代不说秦因为不采用圣人之道而灭亡。唉！秦的灭亡，是秦自己造成的，怎么能说是焚书造成的呢？秦确实灭亡了；天下不采用秦的办法，却采用圣人之道，所以秦不能得到圣人之道并加以实行。当时天下已经统一为一家，尊奉秦而不在秦之外另有异心的人，因此秦严厉地制定法令禁止人的恶行；那么就不应当废除法令来禁止人的善行。这样难道果真会使天下人离心背叛自己吗？这哪里只是秦自己的心意呢？大概上天一定认为秦强暴，若不是让它遭到彻底失败，就无法改变四海之人的心意，所以先断绝他们侍奉君主、敬爱长者的方法，然后顺从天下人的意愿，使秦失去天下。上天支持秦，书籍就会保存；上天不支持秦，书籍就会被焚烧。但秦始终没有自己焚书的心意。况且圣人之家先把自己的书藏起来，这说明秦并不是一开始就存有焚书的心意，而圣人之家先有了这样的心意。所以说：‘秦的灭亡，是它自己造成的。’况且圣人之道与天地同其长久，与鬼神同其幽微，不可能把它的毁灭或存废归于秦，这就是事实。陶唐氏遭遇洪水以前有圣人的教化，后来又有圣人来朝见，百姓这才知道侍奉君主、敬爱长者的方法。自秦焚书以后，前代圣人已经远去，后世圣人没有出现，而这种方法不过几代也已经形成了。这难道不是上天想使某种事物断绝，便先使它的办法断绝；想使某种事物建立，便先使它的办法建立吗？如今有人或许怨恨秦火不能保全圣人之道，却不如说秦火已经熄灭了。” 贾至说：“从前秦灭掉羲农、黄帝的制度，废弃唐尧、虞舜的准则，大规模搜捕求学之人，竭力搜罗儒生党徒；那些怀抱书籍、手捧文书的人像鱼鳞般聚集、像麋鹿般纷至沓来。随后秦便治罪九流的不同言论，尤其排斥诸子百家的不同学术，无罪的人被杀，有道德的人也一同丧命。冤死者的尸骸堆积在坑谷中，流血染红泉水和土地，践行仁义而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唉！秦始皇凭借神武超过古人，吞并六合，像用一把扫帚扫除天下，像割除群雄如同割草。他设置官制，废除侯国，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轩辕氏以来，能够平定统一天下的，从未有过像这样盛大的功业。用武力平定乱世，要靠文治守住武功；文治在于端正治业，武力在于凭权势取胜。秦始皇知道权势可以取得天下，却不知道正道可以守住天下。假使天下已经安定后，他能守正崇儒，遵循六经的训诫，采用三代的文治与质朴，那么唐尧、轩辕的盛业也会相形见绌，商汤、周武王的宏大功业也比不上它。看看秦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用意，不过是想掩盖先王的功业，窃取著作者的美名，用后来听到的传闻蒙蔽众人的耳朵，在当代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是儒者所忌恨的。秦的志向，真可悲啊！儒家以恭敬节俭为根本，秦却使百姓疲惫困苦，把力量都用来营造宫室；儒家用道德使远方归服，秦却耗尽中原财力，劳师远征四夷；儒家宽赦过错、评议贤能，秦却实行严苛法令和峻急刑罚，残害虐待进谏辅政的人；儒家重在阐述先王、喜好古道，秦却只听从自己的心意、炫耀自己的才智，抛弃典籍。既然如此，秦就不得不灭亡，儒生也不得不被坑杀，这是事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