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六

译太宗、玄宗驾驭臣下 张唐英评论说：我曾考察太宗文皇帝时期，那些跟随他征战、夺取天下的臣子，如李靖、李绩、裴寂、刘文静、唐俭、商峤、尉迟敬徳、秦叔寳、程知节、张公谨、侯君集、李大亮、薛万彻这一类人，都出入战阵，经营四方，他们的功劳和勋业本来已经很多了。可是文皇帝驾驭和任用他们，有功的人一定赏赐，有罪的人一定诛杀。偶尔把他们召到便殿，和他们举行私下宴饮，这本来是有的。至于君臣上下的名分，哪里有混乱亵渎的呢？天寳年间，安禄山入朝，皇帝特别宠爱优待他，于是在殿堂西侧设置鸡帐，让他坐在里面。肃宗当时还是太子，进谏说：“自古以来正殿从没有臣子坐在里面的。如今对他的宠爱已经过分了，他一定会产生骄纵之心。”皇帝说：“这个胡人相貌异于常人，所以用这种办法压制他。”唉，明皇失去了驾驭臣下的办法啊！从前卫青任大将军，尊贵到了极点，汉武帝却还要蹲在厕所旁接见他。张飞、关侯在众人之中，整天站着侍奉，不过是因为有堂与台阶之间的等级界限罢了。况且禄山本是蕃族之人，平素没有受过仁义忠孝、诗书礼乐的教化，一旦因缘际会，竟然忝居高位。他入朝时，本应向他显示君臣上下的区别，使他懂得尊卑的礼节；可是皇帝反而以家人之礼在内廷设宴款待他，又不以臣下之礼在外朝对待他，他自以为尊大而图谋不轨，也就理所当然了。况且观察到这个胡人有异相，趁他入朝之时，命一名武士将他拉出去杀掉，完全可以消除天下的祸患。为什么却让他坐在殿上，用这种办法压制他呢？这不是人君应有的做法。与文皇帝驾驭英雄的礼法相比，差别是多么大啊！玄宗、徳宗没有采用张九龄、姜公辅的意见。张唐英评论说：天下的祸患，常常从本来不值得忧虑的事情发展成值得忧虑的事情，所以担心堤防被冲破的人，先堵塞蝼蚁的洞穴；担心房屋被烧毁的人，先搬走靠近烟囱的柴薪。《书》说：“决断在于我的意志。”又说：“只有能够果断行事，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如果错失机会，就会受制于人，徒然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明皇、徳宗都在这里犯了错误。起初，张九龄上奏说：“安禄山有狼子野心，而且面有反叛之相，请趁张守珪上奏他失律之罪时将他诛杀。”明皇说：“你把他当作石勒吗？”对他的宠爱越来越深，后来皇帝逃往蜀地，才开始后悔没有采用张九龄的话。徳宗时，泾原军倒戈，翰林姜公辅上奏说：“朱泚失去兵权，心中常怀怨愤，不如派人把他逮捕，恐怕群凶会推举他作为首领，那祸患就不小了。”徳宗不能决断，第二天果然发生了这种事，才开始后悔没有采用姜公辅的话。假如这两位君主办事时不再犹豫，把刚健果断作为美德，预先除掉这两个凶徒，哪里会有后悔呢？不能果断行事，只能留下后悔的话。《诗》所说的：“只能抽泣哭泣，哪里还来得及叹息后悔。” 武后、安禄山 张唐英《权柄论》说：风雷震动闪耀，是上天的权力；刑罚、赏赐、号令，是君主的权力。上天的权力如果不在上天手中，那么上天之道就几乎要停止了；君主的权力如果不在君主手中，那么君主之道也几乎要停止了。所以，作为君主，应当珍惜自己的权柄，不能把它借给别人；用它来掌握天下人的命运，使臣子的心服从自己。行动或静止，事情的轻重，全都由君上掌握，明察如神。如果失去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轻率地把它交付给别人，天下的祸患就会由此发生。高宗大帝把天下的权力交给武氏，最终使她暗中放纵自己的意志，大肆满足欲望；后来她竟夺取庐陵王的玺印，制造周氏政权，残害唐朝宗室，毒害天下。这虽然也由于庐陵王不聪明，但也是因为大帝先把权柄交给了她。明皇晚年把天下当作儿戏，任意玩弄刑赏号令，把一切交给狂妄之人；每杀一个大臣，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权臣的意思；每任用一个大臣，也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权臣的意思。至于政事的设置和改革，大都不由皇上决定，所以安禄山看出朝廷的权力不在皇上而在臣下。于是他凭范阳一地之小，却请求兼领河东节度使；又以范阳马匹少为由，请求兼领飞龙厩、群牧使，而朝廷不再考虑，只是一味满足他的要求，于是挑选群牧中的筋骨强健的骏马送到范阳，使他的军队强、马匹壮，气势旺盛而自大，最终图谋不轨。这是因为权柄在上位者手中丧失，而被下位者窥见了空隙。况且明皇前二十年勤勉努力，造成了开元之治；一旦不再顾惜，把一切抛弃，和奸佞之臣一起酿成范阳之变，后来在艰难困顿中颠沛流离，年老时逃到井络，以躲避中原的灾难，这足以成为万世的鉴戒。

译藩镇 范文正公说：“李唐中途衰微，天下多事，各节度使都聚集州兵，依靠征收赋税来供养自己，所以尾大不掉的祸患就开始出现了。这并不是唐朝原来的谋划，只是四方势力纵横交错，来不及一一扑灭，所以趁他们有功而将其分割，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云云】。” 张唐英评论说：“唐朝的治理，是因为藩镇还没有专据土地；唐朝的衰弱，是因为藩镇强盛起来；唐朝的灭亡，是因为藩镇被削灭。为什么这样说呢？唐朝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天下人口耗损过半。大厯以后，战乱大致平定，政事以姑息为贵，权柄倒置，强臣骄将气焰极盛。当时李正己占有青、淄、齐、海、登、莱、沂、宻、徳、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寳臣占有常、易、深、赵、沧、冀、定七州之地，养兵五万；田承嗣占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养兵五万；梁崇义占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养兵二万。朝廷下诏增加一座城池的修筑，他们就一定散布流言表示怨恨讥刺。二十年间，国家连拳头大的一块石头、撮土那么大的土地都不敢兴建。代宗宽和柔弱，一切都容忍他们；徳宗明察，先诛杀刘文喜，接着想把群盗全部除掉，于是下诏调发关西军队进逼关东；可是泾原军倒戈，朱泚乘着人心离散，便放肆图谋不轨。然而徳宗想与李怀光合兵，李怀光不肯臣服，所以李晟等人得以乘机将他消灭。” 又有李寳臣相信妖人的话，说自己有上天授予的命运；田承嗣却把这当作谶文来玩弄，不肯与他共同作恶，最终自己暴死。朱滔积累凶恶，想让山东诸侯臣服于他，王武俊却说：‘我难道能舍弃九代天子而向一个种田汉子称臣吗！’于是起兵攻打朱滔。李希烈已经僭称大号，但诸侯各有不同的谋划；刘稹坚守上党，而三镇已经离心。由此看来，唐朝的藩镇中萌生夺取帝位之心的很多。然而最终不能实现叛逆谋划，大概是因为他们彼此同异相间：这边叛逆，那边顺从；力量大小相互牵制，势力强弱彼此维系；有时忽然恭敬地接受王命表示顺服，有时又凭借兵势相互逼迫，所以才会这样。至于朱全忠最终使唐朝国祚化为废墟，并不是因为他的才智超过安史、朱泚之流，而是因为当时藩镇诸侯都已经被消灭了，时溥、朱瑄、秦宗权、罗绍威、王镕这一类人也都已经灭亡。朱全忠看到天下广大，再没有可以牵制自己的党羽，于是平静地拱手取得帝位，好像本来就应当属于他一样。假使朱全忠当时朱滔还在冀州，田悦还在魏州，王武俊还在赵州，李纳还在齐州，那么朱全忠即使有曹操、司马懿那样的谋略，又怎么能披着大裘而称制呢？所以说：唐朝的灭亡，是由于藩镇被削灭。” 这难道不是治乱兴亡的鉴戒吗！” 子由评论徳宗、宪宗诛讨平定藩镇成败不同说：徳宗愤恨藩镇强大，暗中怀有鞭挞天下的志向，耗尽国库，抽空禁卫军，来进行讨伐叛乱的战争。然而出兵没有成功，战事接连不断，祸患相继而来，大盗突然发动，皇帝自身流离，国家陷于危难，灭亡的祸患近在咫尺。从此以后，动乱不能平息。至于宪宗，采用裴度一人的决策，出兵淮西；淮西平定以后，山东、河北的强藩大镇都纷纷听命。宪宗在位期间，天下大致安定。同样是用兵讨伐叛乱，二位皇帝的功业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管子说过：攻打坚固之处，反而使有瑕疵的地方更加坚固；攻打有瑕疵之处，坚固的地方就会显露出瑕疵。徳宗起初派马璲、李抱真讨伐田悦、魏镇。自田承嗣以来，那里兵力强、国家富裕，是巍然屹立的大镇，不是可以轻易攻取的地方。两名将领的兵力困死在田悦那里，而王武俊、朱泚又互相煽动起兵；从魏州到燕地，数千里之间都变成了战场，四方诸侯从此开始轻视京师。淮西虽然叛乱，但只有数郡之地；它的财物被强行搜取，百姓被无谓征用，已经很久了，危亡的征兆早已显现，而吴元济昏庸幼稚，强横地处在其中；这只是不愿意取它罢了，一旦攻取就必定能够得到，哪里能与河朔诸镇相比呢？” 宪宗抓住这个机会，审察形势，一举将其消灭；李师道、承宗等人，有的被诛杀，有的称臣，四方于是纷纷表示顺服。这没有别的原因：徳宗先攻打坚固之处，敌人还没有灭亡，自己的士气却先已消尽，力量也先已疲弊。士气已经消尽，力量已经疲弊，就容易被人欺凌，这就是朱泚、李怀光之所以横行而不顾忌的原因。宪宗先攻打容易攻取的地方，捣毁他们的巢穴，杀掉他们的首领；军队虽然还没有出动，声威已经振动天下，所以李师道、承宗等人因此气势消沉，不能抵抗。有能扛起鼎的力气的人，让他背着石头奔跑，跑一整天也一定会跌倒；在片刻交谈之间把婴儿肢解，即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在旁边也必然惊恐。这就是攻打弱点的道理。”},{ 《历代名贤确论》第九十六卷。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第九十七卷。通论三。宦官【温公、孙之翰、石守道】。近侍【张唐英】。女谒【张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