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七

译宇文融、王鉷 苏子由评论宇文融说：“开元初年，天下刚刚摆脱中宗、睿宗时期的动乱，玄宗振作精神处理政事，姚崇、宋璟弥补他的缺失、纠正他的过错，差不多可以达到贞观之治了。《易经》说，天下雷声运行，万物都顺应而没有虚妄。开元初年，正是无妄之世。所谓无妄，就是没有一件事不正的意思。君子处在这种局面中，也只是保全大体的正道，而略去小处的不正罢了。因为过分详察小处，必然会废弃大处。古语说：‘一铢一铢地称量，到一石时一定会有误差；一寸一寸地丈量，到一丈时一定会有偏差。’用石来称、用丈来量，直接而少有失误。所以《无妄》卦六二爻说：‘不耕种而收获，不开垦而使土地熟化，利于有所前往。’六三爻说：‘无妄之灾，有人丢失了牛，过路人得到它，却成为邑人的灾祸。’六五爻说：‘无妄之疾，不用药也会有喜。’一定先耕种然后才收获，一定先开垦然后才使土地熟化，这是小人所理解的无妄。但君子不是这样：合于义而可以收获，不一定是自己耕种的；合于道而可以使土地熟化，不一定是自己开垦的。这样以后才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前往。现在有人在这里丢失了牛，得到它的是过路人，却向邑人追究，这种心意也是在求无妄。然而邑人遭受了横祸，所以无妄之疾即使不用药也可以；如果用药，造成的损害有时反而会比疾病更严重。” 开元初年，天下虽然号称富足，但户口从未有所增减。监察御史宇文融抓住这个空隙加以议论，请求清查户籍之外的多余田地和逃亡户，朝廷命他兼摄御史，发布命令进行核实。玄宗对此很高兴，朝臣没有谁敢说这样做不对。只有阳翟尉皇甫憬、户部侍郎杨玚认为，征收户籍之外的税，会使百姓困苦疲弊，得不偿失；两人都因此被贬官。各道所清查的，共得到客户八百余万，田地数目也相称。州县为了迎合皇帝旨意，大多虚报数字，把原有的田地说成多余田地，把编入户籍的人说成客户。年终登记的钱数达数百万缗，名义上似乎正确，实际上却失去了民心。浅近地说，过失在于追求过分详尽；深一层说，过失在于贪图利益。当时皇帝正因为臣下没有满足他的耳目供奉而责令他们从民间搜求，实行起来毫不怀疑，群臣争相聚敛，以迎合他的奢侈心。天宝之乱，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看近世士大夫大多有这种弊病：贤能者不忍看到天下有一点不公平，想要把它纠正；小人则侥幸图谋其中的利益，把它作为求取进身的计策，所以天下往往因此产生许多弊端。宰相李沆，是近世的贤相，曾说：‘我在朝廷十多年，没有什么功劳可以记载，只有四方那些谈论求利的人，他们的主张从未有一项施行，这一点姑且可以用来报答国家。’ 古代善于谈论医道的人，担心医生难以做到因病施治，认为即使有病而不服药，也常常还能得到中等医治。因为良医不一定能够遇到，庸医却到处都是。庸医大多会杀人，而不服药的人未必会死。李公的话，大概就与此相类似。孙之翰评论皇帝任用聚敛之臣王鉷说：“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银矿之事，太宗厌恶他谈论财利，于是斥退了他，不让他立于朝廷。详细体味当时达到太平治理的风气，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它多少吧？天子富有天下，只担心德义不能充足，不担心财用不足。贞观年间，天子勤勉处理政事，崇尚俭朴的德行；不是贤能之人就不厚加礼遇，不是有功之臣就不优厚赏赐。内无受宠之人专擅恩宠，外无奸臣窃取恩泽。所用本来就有节制，所征敛本来就不厚重，只是担心贤才还没有全部得到任用，百姓还没有完全安泰，心意常感不足罢了。天子这样致力于德行，这就是谈论财利的臣子不能迎合的原因。” “王鉷把聚敛来的财物称为羡余，送入内库，用来供给天子的私人花费。唉，天子的花费，难道有私人的一面吗？”“天子是百姓的君主，百姓于是勤劳出力来奉养他；财赋收入有国家规定的数额，收入既然有固定用途，难道不应当节制吗？因此向人施行赏赐，必须使内外都称说适中；向人施加恩惠，必须使内外都称说合宜。用在这些方面的费用，怎么能说是私人花费呢？如今却放纵奢侈安逸，广泛施行恩赐，使受宠之家竞相僭越奢侈，受宠幸的人各自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明皇宠信聚敛之臣，搜刮天下，割取百姓的肌肤、捶取百姓的骨髓，只为使奸臣和宠妃心满意足。使奸臣和宠妃心满意足，却招来天下人的怨恨；想使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王鉷的聚敛已经到了极点，继而杨国忠掌权，又尤其放纵无名目的搜取，所以明皇的私人花费越来越多，内库积蓄越来越充盈；晚年的祸乱，反过来又资助了盗贼的军费。这就是明皇宠信奸巧之臣，穷尽百姓的力量，用来供奉自己的私欲，最后反而成为盗贼的费用。”“世间治乱，大多说是取决于时代气数。现在拿太宗、明皇的事情来验证，太宗勤于政事，斥退谈论财利的臣子，天下便自行得到治理了；明皇厌倦政事，宠信奸巧之臣，天下便自行陷入混乱。这样评论起来，治乱果真取决于时代吗？后世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 范祖禹评论杨国忠诬告杨鉷与弟弟杨焊合谋反叛而赐死，说：从前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周厉王很喜欢他。芮良夫知道王室将要衰微，认为王室之臣如果把利益引导、分配到上下各方，却有人独自占有它，造成的祸害就会很多。利益，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也是天地用来养育人的东西；独占利益，必然造成壅塞，壅塞了，受害的人就多。所以凡是有利益，必然也有害处；对自己有利，必然会损害别人。君子不把所有利益都据为己有，而是留给百姓，这样才能使天地的恩施得到均平。圣明的君王宁可损害自己来使别人受益，也不损害别人来使自己得利。《记》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因此，兴利逐财的大臣，很少有不招致祸败的。自桑弘羊以来，没有一个能够善终。唐代谈论财利，始于宇文融；宇文融被流放而死后，韦坚、杨慎矜、王鉷相继兴起，而且更加厉害，最后发展到杨国忠，他们全都身首异处，宗族也遭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壅塞利益，使受害的人太多。天下的怨恨都归于他们，所以他们的罪恶必然受到报复，灾祸也必然惨重，唐王室几乎因此灭亡。后来凭刘晏的才干，尚且不能免祸，何况那些不合正道的人呢？如果像公刘那样厚待百姓，像管仲那样使国家富强，像李悝那样实行平籴，像耿寿昌那样设置常平仓，不做搜刮百姓的事，使上下都得到救济，那么自身可以享有荣誉，后代也会蒙受福泽。吉凶祸福的应验就是这样，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呢！

译李林甫 范祖禹评论徐峤上奏说刑罚几乎不用，唐明皇于是赐李林甫、牛仙客爵位为国公，说：‘明皇一天之内杀了三个儿子，李林甫却因为刑罚几乎不用而受到赏赐，进谗献媚的人得志，天理已经灭亡了。怎么能够长久而不发生动乱呢？’ 孙之翰评论说：‘有人问，开元二十五年，明皇任用奸人，驱逐贤相，杀戮直臣，杀死三个儿子，这是国家政事的大过失，人道几乎丧失了；那还有什么德化，竟然还能使天下诉讼案件稀少呢？’回答说：‘国家政事的善恶，都有后来的应验。明皇即位初期，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得到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人相继担任辅相，他们尽心尽力辅佐，所以德化遍及民间，风俗已经淳厚，诉讼几乎停止。到了在位日久，逐渐懈怠于政事，虽然奸邪之人乘隙进用，但仍有忠臣贤臣任事，还没有对政局造成大的危害。等到罢免贤相，专门任用奸人，直臣进谏便遭到杀戮，三个儿子无罪，却都因谗言而死，其他被流放贬谪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这固然是君主的大过错，但罪恶发生在宫廷内部，还没有波及百姓；前些日子行善所产生的效果，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改变，所以诉讼仍然稀少。李林甫自从专任宰相已经多年，奸恶的行迹逐渐暴露，便取得天下一件善事，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想借此掩盖罪过。徐峤一类的小人迎合他的心意，妄自把微小事物说成祥瑞，用来迷惑皇帝，也用来愚弄百姓。明皇被这些事情迷惑，便因此赏赐他们。从此李林甫擅自掌握威权，大兴案件，奸恶日益严重，没有什么坏事不做。’ 天宝年间的动乱，就是作恶所产生的后果。做君主、做宰相的人，不要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些善行，就把它们算作自己的功劳，应当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怎么样。你所做的善恶之事，没有不会产生后果的。’ 范祖禹评论李林甫想堵塞边帅入朝任相的道路，请求任用寒族出身的吐蕃人为将，说：‘李林甫花言巧语，表面上像是忠心，明皇因此相信他而不怀疑。然而要任用吐蕃人来主持边防，并不需要聪明圣知的君主才能知道这是错误的。明皇被吞并四夷的想法蒙蔽，想一举取得所有功劳，因此李林甫得以实行他的计策，迎合了明皇的欲望。君主如果不能用义来约束欲望，迷惑而不醒悟，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孙之翰评论李林甫担任平章事说：帝王任命辅相，有时是自己了解这个人，有时是大臣推荐；但一定要是素来有声望和德行、才能已经得到验证的人，才可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李林甫起先谋求担任郎官，源乾曜认为他没有才干和品行，不答应让他做郎官。既然连郎官都不能担任，可见这个人不贤，是众所周知的。后来宇文融把他引为同党，他历任御史中丞、侍郎，没有一件善政功绩可以称道。虽然他得到韩休推荐，但韩休的话也未必能让皇帝完全相信；只是武妃、力士在宫内为他相助，于是他才得到重用。假如明皇因为李林甫是韩休推荐的，认为韩休一时有声望、他的话可以相信，难道就不想想武妃、力士是自己宠爱的人吗？李林甫身为近臣，能够使受宠爱的人替他说话，那么这个人的奸邪谄佞就可想而知了。假如被受宠者的话迷惑，不能辨别他的奸邪谄佞，那么李林甫当了宰相以后，能议论什么政事，谋划什么事情呢？何况他不懂学术，素来没有操行实绩，又有什么长处，竟然任用他呢？所以李林甫凡有奏请，只是迎合皇帝的心意、窥测皇帝的旨意，以求取恩宠罢了。凡是臣下奏请的事情，如果符合君主的心意，也必须有利于经世济民、道理明白，才可以不怀疑。如果事事都符合君主的心意，那就是明明在窥测旨意、迎合奉承后才这样做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因为受宠者而被任用，后来所奏请的事情又都符合皇帝的心意，稍微明白义理的帝王，难道不会反复考虑这些事情吗？何况明皇并不是不聪明，只是一时昏惑，完全不加思虑，终于使奸臣专擅权力，最终扰乱天下，这就是受宠者造成的祸患。帝王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掌握百姓的性命；得不到贤能的辅佐，凭什么振兴治道、保全巩固国家呢？求取贤能辅相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任用素来有声望和德行、才能已经得到验证的人，这就可以了。如果声望德行还没有显著，才能还没有彰明，只是听取受宠者的话，任命那些迎合心意、窥测旨意的人，任用他们，这就是上面忘记宗庙社稷的重任，下面轻视百姓的性命；想要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李林甫被任用的时间渐久，对内便兴起大案，拉拢杨国忠，使他倚仗贵妃的势力来陷害善良之人，以增强自己的权力；对外则保荐任用蕃将，使他们专掌节制之权，借此让蕃族武人没有入朝为相的道路，养成安禄山凶悍的威势。天宝年间的动乱，就是李林甫造成的。唉！天子一旦听信受宠者的话，任用奸人做宰相，因为他迎合心意、窥测旨意而宠信他，终于在自己这一代兴起大乱，使百姓遭受流离迁徙的痛苦，陷入死亡的灾难。后世的君主难道能不深深引以为戒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张唐英评论李林甫设置节度使说：‘唐朝自武德以来，武臣和蕃将即使有大功，也从未把重权交给他们。比如冯盎、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等人出任外职时，只担任副总管、副节度的职务。他们所任的都总管、节度大使，通常都选择有声望的大臣来担任。所以从武德到开元以来，藩镇大臣从未叛乱过。像张嘉正、王晙、张说、萧嵩、杜暹，都曾出任节度使，入朝后又做了宰相。当时对制度开创的考虑，也已经很深远了。为什么呢？著名的藩镇和大的镇守之地，有城池的险要，有甲兵的强盛，有土地的广阔，有人民的众多，有府库的充实。如果不是忠臣孝臣，忽然产生不轨的意图，就会造成祸乱。因此文皇帝开始建立法制，把这些地方交给有声望的大臣，以杜绝祸乱的根源。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凭借奸诈诡谲、狡猾谄媚，借机获得重任，肆意制造阴翳，遮蔽损害日月的光明。他因为自己本来不是凭儒术、文章、品行、才能和声望进身，担心贤能的人得到进用而位居自己之上，便想堵塞朝廷内外名臣出将入相的道路。于是任用高仙芝为四镇节度使，封常清为安西节度使，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全都把专掌大将的重任交给他们，正是利用他们不懂文字、不知典章旧故、没有辅佐政务的希望。’ 所以安禄山叛乱，是因为他专掌范阳大将的职任，才敢向西进攻，企图争夺天下。这些全都是李林甫开启的祸端。’

译杨国忠 范祖禹评论杨国忠诬奏南诏战胜说：‘管子说过：堂上距离百里，堂下距离千里，君门距离万里。说的是被蒙蔽隔绝所造成的祸害很深。明皇相信一个杨国忠，损失了二十万军队却不知道，反而把失败说成胜利；他没有因此灭亡，难道不是侥幸吗？杨国忠蒙蔽欺骗君主到了这种地步，而满朝也没有一个人敢把实情告诉君主，大概是因为在位的都是小人，没有一个贤臣。当时明皇享有国祚已经四十多年，自以为天下太平，可以万世安稳，却不知道祸乱将要在朝廷中发生；没有什么原因，只是任命宰相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又评论杨国忠催促哥舒翰进兵攻打安禄山说：‘杨国忠已经激怒安禄山，使他赶快反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话，又催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是害怕哥舒翰对自己不利，处处只为自身打算，不顾社稷的祸患。然而他用来求得自身保全的做法，恰恰足以使自己宗族灭亡。趋利避害，是小人的常态。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就去做；对国家有害而对自己家庭无害，也去做。他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损害国家也就会损害家庭，对别人不利也就会对自己不利。因此自古以来小人的失败，必然发展到家庭和国家一同灭亡。’ 这就是先王用来告诫不可任用小人的道理。明皇把天下安危托付给一个宰相，而这个人竟然如此，怎么能不倾覆呢？高力士 范祖禹评论任命高力士掌管内侍省，并增加宦官授任三品将军，说：‘自古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子孙改变祖宗旧制。开创基业的君主，取得天下很艰难，所以防备祸患深远，考虑得长久，因此建立的法令周密。后世即使有聪明才智的君主，才智高出群臣，也终究不如祖宗经历的事情多。宦官不可以把威权借给他们，因为他们身在近侧，很容易借机作奸。明皇没有警惕祸患渐生的征兆，轻易改变太宗的制度，尊崇宠信宦官，增加宦官人数，从此以后，宦官逐渐干预国政。这个根源一旦开启，后来的弊端就再也无法堵塞。唐王室的祸患，根基就在开元年间。’ 《尚书》说：‘要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错。’ 作为后代子孙，难道可以不想到这些吗！又评论明皇宠信任用高力士，使他审阅裁决章奏说：‘明皇没有以石显的事情为鉴，却宠信任用高力士，甚至让他审阅裁决章奏，把处理万机的重大权力交给宦官，严重失去了君主之道。后来李林甫、杨国忠都是由于高力士而得到进用，追究这些祸乱的由来，可以看出祸患是逐渐形成的。’ 《传》说：‘国家的存亡取决于所任用的人，君主怎么可以不慎重对待细小的事情呢！’ ’ 石守道评论说：‘明皇在开元初年锐意治理政事，起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整，伦理纲常也井然有序，到开元三十年，达到了太平。等到高力士掌权，把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引入内朝，又让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镇守外地，朝政受到侵蚀损害，治国之道衰败丧失，纲纪大坏，贿赂公然流行，奸臣得以施行阴谋，天子得以放纵欲望，忠直之臣闭口不言，奸佞邪恶之人成群，贤人的道路消退，百姓无不怨恨。安禄山造成的祸患，是妃子在宫内煽动，高力士在外面引导造成的。唉！左右辅弼和朝廷内外的贤能人才，严整地满布朝廷；谋划如泉水涌出，却不与他们议论。国家万机政务、天下士人的进退、安危的筹划，本来应当只谋求教化，却引入这类人安置在帷幄之内，同他们议论国政、共同裁决机密事务、评定善恶、黜退或升迁士人，不也是错误吗？看看天宝年间的动乱，就足以作为戒鉴了。’ 范祖禹评论皇帝的话说：‘力士说，朝廷事务交给宰相，边疆事务交给诸将。力士又说，将相各自担任职事，明皇的话不能算错；错在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假如真的把朝廷事务交给姚崇、宋璟这样的宰相，把边疆事务交给王忠嗣这样的将领，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可是明皇却把奸邪之人当作贤能，把大奸猾之人当作忠良，所以祸乱已经形成了，自己还不知道。从李林甫掌权时起，言路就被堵塞，把妄言当成事实，把实话当成妖言。杨国忠知道他的君主可以欺骗，便欺骗他；公卿大夫和百官，都贪图安逸、宠禄，阿谀谄媚成为风气，大乱将要发生。普通百姓尚且能够知道这一点，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大概是因为君子都已离开，站在朝廷上的全是小人。高力士是帷幄中的近臣，并没有深谋远虑，只是心里知道这些事情，却不忍心闭口沉默。这并不是他的忠义超过常人，而是朝廷没有贤臣，百官失职，以至于宦官都能谈论天下的事情。明皇即使听到这些也可以醒悟，却始终不加省察，终于到了祸乱的地步，不也是理所当然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八 玄宗四 姜皎【张唐英】杜甫、李白【元稹、东坡、王元之、沈光、曾子固】元鲁山【李华】张旭【昌黎】孟浩然【皮日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