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八

译宣帝谋取魏国 子由评论说：世人议论说：‘司马仲达对于魏国，就像曹孟德对于汉朝一样。’这话不对。二人的智谋、勇力和权术谋略相同，但所处的形势不同。汉朝自董卓以后，内部崩溃、外部叛乱，汉献帝奔走颠沛，连应付困厄都来不及，帝王的权势已经丧尽，只剩下名义存在。曹公借用汉帝的名号来使天下归服，把献帝拥立并安置在许昌，建立都邑、诛讨叛逆，这些事情都是曹公所做的。即使他终身奉事献帝，率领天下人朝拜献帝，天下不归附汉朝而归附魏国的，也会达到十家中的九家。曹公如果真能使献帝安稳而等待时势到来，即使像周文王那样，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仍侍奉商纣王，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可惜他行义不能始终如一，使献帝不能安居君位，使下层的义士愤怒怨恨，连荀文若也不能得到善终；这就是曹公的过错。司马仲达却不是这样。明帝末年，曹氏的基业已经稳固。虽然明帝因荒淫暴虐而失去人心，曹爽因骄傲放纵而获罪，但魏国即将倾覆的迹象还没有出现，天下也没有背叛魏国。仲达趁着这个空隙乘机而入，拍着曹氏的后背夺取其已经成就的基业，这件事和曹公不同。汉武帝年老时，把昭帝托付给霍光。昭帝还年幼，燕王、盖主有篡夺帝位的心思，上官桀、桑弘羊又帮助他们，这场祸乱比曹爽所造成的更加紧迫。霍光在朝廷内部杀死燕王和盖主，在外部诛杀上官桀、桑弘羊，拥护昭帝，完全没有骄纵君主的心思。昭帝早逝后，国家空虚而没有君主，他迎立昌邑王；昌邑王不贤，又扶立宣帝。他手中的权柄曾多次达到这样的程度，但他退居臣位，不因此自生疑惧，朝廷内外都知道他的本心，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把仲达同霍光相比，究竟谁更相称呢？然而霍光仍然不值得称道。蜀先主将要去世时，召见诸葛孔明，对他说：‘嗣子如果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你可以自行取代他。’又对后主说：‘你同丞相共事，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后主的昏暗软弱、孔明的贤能智慧，蜀人都是知道的。假使孔明有异心，只要一挥手就可以决定一切。然而他对外平定边境以外的蛮夷，对内废黜李平、廖立，在旁边抵御魏、吴，功业成就、基业稳定后，又把政事交给蒋琬、费祎；他侍奉一个昏庸的君主三十多年，却没有留下丝毫可被指责的嫌隙，这又是霍光所无法企及的。因此，人所担忧的是不真诚；如果确实忠诚孝顺，那么舜对于父母、伊尹对于太甲，最终都没有什么可被非议的地方。自从仲达以后，臣下接受辅佐幼主的托付，进而夺取帝位的人很多；他们都说由于形势逼迫，如果放弃机会而不取代君主，自身必然危险，国家也必然混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后来竟至于把自己比作骑在虎背上，不能再下来，这也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傅玄劝谏阻止晋武帝为文帝服三年丧 温公说：‘服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都适用，这是先王的礼制，是百世不变的制度。汉文帝只听从自己的心意而不学习，改变古制、败坏礼法，断绝了父子之间的恩情，损害了君臣之间的道义。后世帝王不能深切体会哀痛之情，而群臣又谄媚奉承，没有人肯加以纠正。到了晋武帝，唯独凭借天性矫正这种做法并亲自实行，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贤君。然而裴楷、傅玄之类，实在是见识鄙陋的庸臣，只知沿袭常规、玩守旧例，不能顺势成全他的美德，可惜啊！’ 武帝没有为子孙留下谋划长远的办法 温公说：‘何曾讥讽武帝偷懒苟且，只顾眼前取得过失的暂时避免，不作长远考虑；他知道天下将要动乱，子孙必然要承受这种忧患，这是多么明智啊！然而他自己奢侈僭越，使子孙承袭这种风气，最终因骄奢而使宗族灭亡，那么他的明智又在哪里呢？况且他身为宰相，知道君主的过错，却不把它告诉君主，只私下在自己家中谈论，这不是忠臣。’

译武帝让太子的同母弟秦王柬、楚王玮、淮南王允一同镇守要害之地。子由论晋武帝说：“立嫡子要立年长的，不是立贤能的；立儿子要立身份尊贵的，不是立年长的。这是古今正确的道理。然而尧废黜丹朱而任用舜，天下便安定了；帝乙废黜微子而立纣，商朝便灭亡了。古人或许有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能够不这样做却偏要这样做，以及不得已才这样做却不这样做，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祸乱。儿子如果不是丹朱、纣王那样的人，却废弃天下公认的正道，君子不忍心这样做；儿子如果像丹朱、纣王，却仍守着天下公认的正道，君子也不肯这样做。”汉高帝起初认为惠帝仁弱，想废掉他而改立如意。后来知道人心都归向太子，于是搁置了废立的议论，而任用陈平、周勃。陈平、周勃都贤能，且权力和任用相当，所以惠帝虽然去世，吕产、吕禄虽然横行，陈平、周勃仍能拥立文帝，汉室没有受到祸害。武帝年老以后，知道燕王旦、广陵王胥都不可任用，便废掉他们而改立少子，并把后事托付给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当时还无法知道昭帝是否贤能，而这四人一半正直、一半邪曲。幸而昭帝明达，霍光忠良，虽然上官桀、桑弘羊发动作乱，却没有成功。后来又废昌邑王而立宣帝，朝廷于是安然无患。大概君主不幸而立幼主，就应当像这两位皇帝一样，把政事托付给贤臣，才能免于祸乱；这是必然的形势。” 魏明帝病重而没有儿子，舍弃疏远的宗室子弟，改立齐王。起初想让曹宇、曹肇辅政，但宠臣刘放、孙资不愿让曹宇、曹肇掌权，便劝皇帝改用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本来就不是天下人所拥望的君主，曹爽又以庸才同奸雄司马仲达相抗，几年之间便酿成篡夺弑杀的祸患。晋武帝亲眼见过这个失败。惠帝不肖，群臣都知道，却因为有所牵制而不忍废掉他；又忌惮齐王攸贤能，寄希望于愍怀太子的一点小聪明，以为可以消除将来的忧患。只有一个汝南王司马亮，却没有及早任用；把国家的重任交给杨骏，最后一败涂地，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皇帝将齐王攸调出时，王浑对皇帝说：“齐王攸对于晋朝，有像姬旦对于周朝那样的亲近关系。如果预先让他参与朝政，他就是腹心不二的臣子。国家的事情，如果任用后妃、外戚，就会有吕氏、王氏那样的忧患；如果交给同姓至亲，又会有吴、楚七国那样的忧虑。所任用的人无论权轻权重，放在哪里都未必不会造成祸害。只应当任用正道，寻求忠良，不可事事都曲意安排、设置疑防，去忧虑将来的祸患。如果凭自己的机智猜疑他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会受到怀疑，最后变得疏远，又怎么能够自保呢？” 人心怀疑恐惧，并不是使国家安定的道理；这是国家最深的祸患。”王浑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话。皇帝不能采纳，于是采用王攸的计策，让太子的同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一起镇守要害，以此加强皇室。然而晋室的祸乱，实际上是由八王造成的。我曾经推究过这件事：如果是像司马攸这样因为亲近贤能者而导致夺嫡之祸，那并不是他的本意；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天下所共同尊奉的人、为宗庙社稷筹划的人，还可以有所依赖。若按王攸的计策，让宗室子弟掌握兵权来抵御外患，如同梁孝王抵御吴、楚那样，还可以。可是如果祸乱从内部发生，却让每个人都掌握兵力来救援内乱，这同何进、袁绍召来丁原、董卓以铲除宦官，有什么不同？古人说过：‘选择福分，不如取其较厚的；选择祸患，不如取其较轻的。’像武帝这样选择祸福，可以说是考虑得不周密了。” 贵戚擅自杀人 东坡说：“王济用人乳蒸小猪，王恺让歌妓吹笛，稍微吹错一点音韵，便把她杀掉；让美人给客人敬酒，客人没有喝尽，也把她杀掉。当时晋武帝还在世，而贵戚就敢这样做，可知晋室的祸乱已经积久了。” 裴楷谄媚应答 东坡说：“晋武帝抽签，难道抽到的应当像签文一样吗？惠帝不贤，抽到一个‘盖’字，本来已经得到了神意的真实告示，裴楷却用谄媚的话回答，士君子以此为耻。史书却认为这是善于谈论，真鄙陋啊！惠帝、怀帝、愍帝都没有善终，牛氏接续在司马氏之后，难道能赶得上前面两个吗？” 卫瓘拍床 东坡说：“晋惠帝做太子时，卫瓘想上奏请求废掉他，但话还不敢说出口。恰逢在凌云台设宴，卫瓘假装醉酒，在皇帝面前说：‘臣有一件事想启奏，却有三次想说又停止了。’于是用手拍着坐床说：‘这个座位可惜了。’皇帝这才领会他的意思，说：‘卫公真是大醉了。’贾后因此怨恨卫瓘。这是怎样的话，竟然在众人中说出来？难道不是所谓因不慎密而招致杀身之祸吗？以卫瓘的才智，本不应昏暗到这种地步，大概是邓艾的冤魂使上天夺去了他的识见吧。” 为惠帝娶妻 东坡说：“晋武帝想为太子娶卫瓘的女儿，贾氏的女儿有五项不可取之处：肤色青黑、身材短小、嫉妒，而且不能生育，最后却受到群臣称赞，娶了她，终于导致晋朝灭亡。妇人的黑白、美丑，人人都看得出来；爱护自己的儿子，想为他娶一个好妻子，以及喜欢多子女，这些想法人人都有。然而竟然会被众人的言论迷惑，颠倒错乱到这种地步。俗话说‘把乌龟证明成鳖’，这还不值得奇怪。由此看来，应当说他们甚至能把乌龟证明成蛇：小人能够改变人的看法，使龟和蛇互换位置；何况人心中的正邪、日后岁月中的利害，又怎么不会被改变呢？”

译贾充 东坡说：“司马景王已经逮捕王凌回来，经过贾逵的庙，大声喊道：‘贾梁道是我们大魏的忠臣啊！’等到景王病重，看见王凌和贾逵一同前来守护，就把他们鞭打杀死。贾逵的儿子贾充却背叛魏而侍奉晋，首先发动了成济事件。王凌曾对贾充说：‘你不是贾梁道的儿子吗？竟想把国家交给别人。’由此看来，贾逵忠于魏国已经很久了，贾充难道不知道吗？我于是知道小人贪恋利益，利益所在之处，即使背叛父亲也不觉得困难；连父亲都不顾，又怎知君主为什么还要任用这种人？所以灭亡晋朝的，最终就是贾充。我年轻时曾戏作一首小诗说：‘嵇绍像嵇康，是因为有这样的儿子；郤超背叛郤鉴，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孙子。’如今更加痛恨贾梁道：没有杀掉公闾，却杀掉了子元。” 李德裕《羊祜留贾充论》说：任恺、庾纯认为贾充邪僻，想让他被疏远，便劝晋武帝命他到西边镇守长安，只有羊祜暗中上表请求留下他。羊祜难道是喜欢贾充吗？实在是因为爱护君主、体恤国家，出于至诚才这样做。晋氏倾覆并夺取魏国，刚刚取得天下时，它的将相大臣，不是魏国的旧臣，就是他们的子孙所托付的心腹，只有贾充是例外。贾充也不是忠于君主的人，只是因为成济事件，他自认为应当同晋室共休戚，这就是羊祜希望留下他的原因。从前汉高帝不除掉吕后，也与此相近。汉高帝宠爱戚姬，爱她如同意中人；他为长久安定的计策，甚至悲歌而不快乐，难道不知道除掉吕后就一定不会留下后患吗？何况吕后年长，过错很少，又很少再进宫见面，汉高帝把她丢在一边，如同拂去尘垢，实在是因为惠帝昏暗柔弱，必定不能亲自掌握政权；而他的将相都是平生旧友，一同从丰沛起兵，不是吕后刚强有力，就不能统摄他们，所以才为了社稷保全她。后世辅佐拥戴君主的人，难道不应当想到这一点吗？” 东坡说：“从前贾充掌权时，天下忧惧，而庾纯、任恺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京镇守秦、凉，忠臣义士没有不互相庆贺的，屈指计算日子，盼望革新政治。可是冯纯一类人却互相告知说：‘贾公被远远放出去了，我们这些人失势了。’于是彼此献计，贾充又被留下，晋朝的祸乱就从这里开始了。自古以来，只有小人最难以除去，为什么呢？除掉一个小人，他的党羽就会受到破坏，因此替他谋划、游说的人很多。” 山涛 温公评论李喜说山涛等人侵占官田：“政事的根本，在于刑罚和奖赏。刑罚、奖赏不分明，政事凭什么能够办成？”晋武帝赦免山涛而褒奖李喜，在刑赏两方面都处理错了。假使李喜所说是对的，那么山涛就不应赦免；假使李喜所说是错的，那么李喜就不值得褒奖。褒奖他，使他能够进言；进言却不采纳，怨恨便积结于下，威权便被上位者轻视，这样任用他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四名大臣同样有罪，刘友被处死，而山涛等人却不追究，这是避开尊贵者而惩罚卑贱者，能叫作政事吗？创业之初，政事的根本尚且没有确立，却想把制度传给后世，不是很难吗？” 嵇绍应诏赴任，王裒辞谢征召 温公说：“从前舜诛杀鲧，而禹仍侍奉舜，不敢废弃至公之道。嵇康、王仪被杀，都不是因为他们有罪。嵇绍、王裒二人不出仕晋室，是可以的。假如嵇绍没有荡阴之战中那样的忠节，大概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讥讽吧？” 阮籍 东坡《阮籍啸台》诗说：“阮先生是古代狂放通达的人，逃避尘世，默默无言；胸中还存留着一股气，于是长声呼啸，独自意气轩昂。高尚的情怀遗弃万物，不同世俗争论。登临时偶然抒发情怀，激越之声震荡天地。清醒时由啸声抒发情感，饮酒时因醉意而昏沉。谁能同他较量？在乱世中足以自我保全。”他又评论阮籍《广武叹》说：“从前我的先友史经臣彦辅对我说：‘阮籍登上广武山，叹息说：“时代没有英雄，竟让小子成就了名声，难道说的是沛公这个小子吗？”’我说：‘不是。是感叹当时没有刘邦、项羽。小子指的是魏、晋之间的人。’后来我游览京口甘露寺，寺中有诸葛亮、孙权、梁武帝、李德裕留下的遗迹，我有所感触，作诗，其中大意说：‘四位英雄都像龙虎，遗留下来的遗迹还庄严如初。当他们都正处在强盛时期时，彼此争夺，哪里肯稍稍安定？国家的兴亡由造物主安排，时光迁逝，谁能控制？何况那些荒唐平庸的人，却想去做困难的事情。姑且引发广武山的叹息，不必等待雍门周弹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今天读李白《登广武古战场》诗，其中写道：‘沉湎之中呼喊小子，狂言并非出于至公。’才知道李白也误解了嗣宗的话，同我先友的意思没有不同。” 嗣宗虽然放荡不羁，本来却有心于世事，因为魏、晋之间多有祸乱，所以才放纵饮酒，怎么会把沛公说成小子呢？又记载阮籍的话说：“世人所谓君子，只知道修习法度，只知道遵守礼制，手里拿着圭璧，脚下踩着规矩，行为只想成为眼前的规范，言语只想成为无穷的准则。年轻时在乡党中获得称誉，长大后在邻国闻名，上可以谋求三公之位，下可以不失去九州牧的位置。难道没有看见大群虱子藏在裤裆中吗？它们逃进深缝，藏在破旧的棉絮里，自以为是吉祥的宅舍。行动不敢离开缝隙，动弹不敢离开裤裆，自以为得到了规矩。然而烈火高山、火流四处，烧焦城邑、毁灭都城时，大群虱子藏在裤裆中，不能逃出。君子处在天地之内，同虱子处在裤裆中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阮籍胸中的情怀和本意。阮籍从来不评论人物，口中不谈世事，然而那些拘守礼法的人却像仇敌一样憎恨他，只是依靠司马景王保护他罢了。他离死亡已经不远了；这样评论起来，他也不过是虱子在衣服和裤裆之间进进出出而已。又怎么能嘲笑藏在裤裆里的虱子呢？所以我特意记下这些，供后来的君子一笑。” 张华 东坡评论说：“阮籍看了张华的《鹪鹩赋》，叹息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观察张华的志向，他只是想在祸福之间保全自己罢了，哪里称得上辅佐君王的人才？张华没有听从刘卞的话，最终遭遇贾氏造成的祸乱；他害怕八王之乱，却没有逃脱伦、秀的灾祸。这正是只求保全自己的过失，也是《鹪鹩赋》的本意。” 唐彬 东坡评论说：“唐彬和王浚讨伐吴国，担任先锋，所到之处都投降了。他估计孙皓一定会投降，尚未到建业二百里左右，便称病不再前进。后来先到的人争夺财物，后到的人争夺功劳。当时有见识的人没有不称赞唐彬这一举动的。”我读《晋书》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长声叹息。然而《唐彬本传》说：‘武帝想让唐彬和杨宗担任监军，拿这件事询问文立。文立说：“唐彬贪财，杨宗嗜酒。”皇帝说：“贪财还可以满足，嗜酒却无法改变。”于是任用了唐彬。’这段话在进退取舍上毫无根据，难道有人像唐彬这样还会贪财吗？假使他真的贪财，那就远远不如嗜酒，怎么可以任用呢？文立究竟是什么人？怎么知道他不是蒙蔽贤人的人呢？”

译平吴【羊祜、杜预】《六一岘山亭记》说：岘山靠近汉水，远望隐约可见，大概只是群山中较小的一座，但它在荆州特别著名，难道不是因为山上的人吗？这些人是谁？就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正当晋国和吴国以武力相争时，晋国常常依靠荆州作为重镇，而这两个人先后在这里任职，于是终于平定吴国，成就了晋朝的功业，他们的功勋已经盖过当时众人了。至于流传下来的风尚和余韵，明显地遍布江汉之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们，而对叔子的思念尤其深。大概元凯凭借他的功业，叔子凭借他的仁德；两人的作为虽然不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但我颇为怀疑，他们反而急切地追求后世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传说叔子曾登上这座山，感慨地对属下说，认为这座山长存不变，而前代的士人都已经湮没无闻；于是回头看看自己而悲伤，却唯独不知道这座山正等待着他才获得显著的名声。元凯把功绩铭刻在两块石头上，一块放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入汉水深处。可见他知道山陵河谷会发生变化，却不知道石头也有时会磨灭。难道他们都是过分喜爱自己的名声，所以作出长久无穷的忧虑吗？还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期许很高，所思虑的事情很长远呢？”},{ 子由评论羊祜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估量自己的君主，知道君主能不能和自己共同患难、共同享受安乐，然后才有所作为，所以即使功业成就，也不会留下后患。”晋厉公与楚共王争夺郑国时，晋国人知道楚国有可以乘利用的破绽。栾武子执政，想出兵攻打楚国，说：“不能在我这一代眼看着失去诸侯的拥戴。”范文子不赞成，请求放过楚国，以便把楚国作为对外的忧患警戒，栾武子没有采纳。范文子并不是只想苟且自保的人；只是厉公奢侈而且宠幸众多，诸位大夫富有而又欺凌君上，国家一旦建立大功，君臣之间就不能相安，这正是祸乱产生的根源。谋划既未被采纳，范文子出兵后遇到楚军，仍想避开楚军退回去。晋军获胜后，回到国内，他说：“祸乱将要发生了，我不能等到那时。”于是让他的祝宗祈求自己早死。过了一年，厉公杀了三郤，立胥童为卿；栾书杀死胥童，弑杀厉公。范文子虽然已经死了，却因此免遭大难；他的子孙与晋国共始终。范蠡侍奉越王勾践，从会稽返回后，安抚百姓，整治兵甲，七年后杀死吴王夫差。他回国还没有到达都城，就知道越王的祸难，也知道不能与越王共同享受安乐，于是乘一叶扁舟离去，最终避免了大夫文种被杀的结局。像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有先见之明。范文子竟至于自杀，范蠡竟至于逃亡而不顾一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保全的是大局。晋武帝接受魏的禅让以后，中原富足强盛，群臣听从命令；吴国的孙皓因为荒淫暴虐而失去民心，已经出现了亡国的征兆。晋国人习惯于长江的险要，认为还不能攻取吴国。羊祜镇守襄阳，知道吴国不能长久存在，便陈述攻取吴国的计策，晋武帝采纳了。羊祜又推荐王浚、杜预，终于成就了灭吴的功业，后世都称赞他的贤能。我曾经评论说，羊祜在谋划攻取吴国方面很巧妙，在谋划晋国的长远事务方面却很拙劣，为什么这样说呢？晋武帝这个人，喜欢善行却不善于选择人才，苟且求安而没有长远的考虑；即使贤人充满朝廷，却让贾充、荀勖一类人作为心腹。假如吴国还存在，双方相持而晋国不敢放纵，即使说晋武帝是一位贤君也可以。吴国灭亡以后，晋武帝沉溺于女色，被庸碌之人蒙蔽，疏远贤臣，亲近小人，废弃武备，崇尚藩国；像这样预示亡国祸患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就是灭吴之举所导致的后果。孟子说：“在国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够辅佐君主的士人，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所以，人常常因忧患而生存，却因安乐而灭亡。羊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却热衷于灭吴，他的见识远不如范文子。有人说：“吴国灭亡而晋国发生动乱，这是天命，不是人的作为；那么羊祜有什么罪呢？” 我回答说：“治理国家应当考察人的作为。假使羊祜没有提出灭吴的计策，孙皓凶暴至极而死去，吴国重新拥立君主，那么长江仍然无法越过。吴国既然没有灭亡，晋国的君臣就会振作精神而不懈怠，这就是吴国不灭而晋国不乱的情形【此处原文疑有脱文或讹误】。不灭吴而使晋国不发生动乱，难道不仍然胜过吴国灭亡而晋国发生动乱吗？羊祜将要死时，晋武帝想让他卧床统领诸将。羊祜说：‘灭吴不需要臣亲自出征，只是吴国平定以后，还要劳烦圣上费心罢了。’仅从羊祜这句话来看，他大概也忧虑平定吴国以后的事情。既然忧虑的是平定吴国之后，却又勇于谋划灭吴，他的见识远不如范文子。” 子西论述羊祜、陆抗两国交好时，有人认为羊祜以和好抗敌，丧失了臣子的节操，便一起讥讽他们说：“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是国家的事务；出奇制胜、战胜敌人，是将帅的职责。羊祜以将帅的职责去办理国家的事务，这就是评论者讥讽他失去臣节的原因。”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用兵本来就有许多方法：有凭力量相互压倒的，有凭智谋相互压倒的，也有凭德行相互压倒的。秦、汉以来，人们只知道使用诈术和武力；一旦有人施行德政，议论便纷纷而起，却不知道所谓凭德行压倒对手，也不过是出奇制胜罢了，怎么能说是失去臣节呢？然而《晋阳秋》认为羊祜推崇侨札那样的友好关系，这又说得过头了。兵家以诡诈为道，哪里有什么侨札之好？即使像它所说的那样，也不值得称道。为什么呢？羊祜并不是吴、郑两国的使者，却深厚地保持侨札之交；身负镇守一方的职责，却私下结交境外之人，这并不是用来称颂羊祜美德的做法。《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九 惠帝 惠帝时期陆机掌管军务【何去非】孝怀帝、愍帝 刘曜之乱【张籍】王衍【东坡】通论 西晋的君主【温公】晋室的祸乱【何去非】晋祖崇尚浮华虚妄【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