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一

译曹参 程晏《萧何求继论》说：读《汉史》的人大多说：曹参遵守萧何的规章，每天沉醉于酒，百姓歌唱道：“萧何制定法律，明确得像画出的单一尺度；曹参接替他，遵守而不要失掉。”记载说他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统一，说这是汉朝两位贤相的极致。评论说：不对！口渴的牛，孩子给它水喝，即使是停滞污浊的泥水。牛渴了很久，得到这种污浊泥水，哪里还会想到清凉的水呢？假使孩子把它牵到清凉的水边，使它洗涤腹中的泥垢，牛随后才会知道，污浊泥水不能整天饮用。百姓遭受秦朝的干渴已经很久了！萧何说：‘我之所以制定法律，是权宜处理天下刚刚开始创建的局面。我不会止步于此，而要使君主成为成康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成康时代那样的百姓。’这就是把百姓牵到清凉的水边。曹参却每天沉荒于酒。惠帝询问他，曹参欺骗惠帝说：‘高帝开创事业，陛下承继事业；萧何制定制度，我曹参遵守制度。陛下垂拱而治，我们等人守住职分。’惠帝认为他说得对，百姓又唱起歌来。唉！汉朝百姓把汉朝的污浊看得比秦朝的干渴好，却不知道还应被牵到清凉的水边，洗涤腹中的泥垢。” 萧何传授给曹参的事业，就像木匠能够制作材料却还没有完成覆盖，而最后完成它必定要等待善于覆盖的人。萧何已经创制了制度，认为曹参是善于承接完成的人；曹参只是守着他的创制而不能完成，却徒然欺骗君主说：‘陛下不如高帝，我曹参不如萧何。’善于守成固然可以，但何必废弃继续创作呢？如果不能废弃继续创作，那么文帝废除肉刑，也就不能算是汉朝君主中最仁圣的了。曹参不能使他的君主达到成康时代的政治，却不知道自己不能完成萧何的事业，反而沉荒于酒；幸好没有像羲和那样被诛杀，只是贪恋职位、害怕胜过自己的人，掩饰真实想法而妄言，以此迷惑君主。这样的人哪里能称为贤相呢？我遗憾《汉史》把萧何说成善于求得继承者，把曹参说成足以继承其后，所以写下这篇评论。张辟强 李德裕评论说：扬子称美张辟强的早慧，陈平认为不对。如果只是说他年幼而聪敏，善于揣摩吕氏的心意，认为他奇异，这可以；如果说他违背正道而迎合权术，能够安定社稷，岂不是悖谬吗？授予兵权、增加俸禄，几乎危及刘氏，都是因张辟强启发而起。假使留侯还在，一定会手持戈矛驱逐他，他将被杀戮。考察高祖的遗言，吕后主持大事，可以说谋划周密而没有遗漏。因为王陵有在朝廷上抗争的节操，便任用他为相；认为周勃能够担当托付的重任，便让他掌握兵权。何况外有齐、楚、淮南如磐石般的稳固力量，内有朱虚侯、东牟侯皇亲般的亲近关系。当时吕产、吕禄都只是普通人，吕后即使心中不在意皇帝和将相，又何至于恐惧？她必定会忧伤得吃不下饭，自行缩短寿命，哪里还能成为将相的祸害呢？汉高祖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天下共同攻打他。’这一忧虑本来就是针对吕氏宗族的，怎么可以违背呢？后来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吕产、吕禄的封爵和势力已经牢固。如果陈平、周勃两人早早死去，那么刘氏的事业必定归于吕氏宗族。等到吕后死去，劫持郦商来欺骗吕禄，这个计策也已经十分窘迫。周勃虽然进入北军，尚且不敢公开说要诛杀诸吕，难道不是很艰难吗？幸亏吕产、吕禄都只是徒隶出身的男子，不是英杰之士；假如有才干的人出世，难道会接受他们的欺骗之辞吗？”},{ 唉！与其在事情困难时谋划应对，哪里比得上在事情容易时加以制止呢？由此说来，陈平、周勃采用逼迫吕强的计策，实在是错误的。留侯散尽家产来报答韩国，结交宾客来阻挠秦国，招来商山四皓来安定太子，他所做的一切必定依据义理、处于正道；由此可知，他显然不崇尚权变诡诈。郦寄出卖朋友。苏东坡说：“班固曾说，当孝文帝时，天下人都认为郦寄出卖了朋友。所谓出卖朋友，就是见利忘义。假如郦寄的父亲是功臣，而郦寄又受到胁迫，即使因此摧毁诸吕势力以安定国家，只要义理还在于君主和父亲，也是可以的。”苏东坡说：“在当时的情势下，郦寄不得不出卖朋友。他的罪过在于，身为功臣之子，却同国贼交游，而且与他们关系深厚。”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石碏禁止他，他却不听，最终石碏杀了他。君子没有什么可讥刺石碏的，说道：“这是大义灭亲。”郦商的贤德比不上石碏，所以郦寄得以免于一死，是古代的幸运之人。而班固又替他洗去了出卖朋友的污名，班固所理解的义，实在浅陋了。汉文帝善于继承和发展汉朝基业。老泉说：古代并不是以用兵决胜为难，而是以军队养成之后无所使用为可怕。如今，把水从山上引下，放入大海；挖开它使之成为沟渠，堵住它使之成为池沼，这是天下人都能做到的事。任凭江河流淌，注入淮水、泗水，汇聚成洪涛，蓄积成大湖，经历万世而不泛滥，自大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授予他们不仁之器，并教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尚未安定、盗贼尚未消灭时，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志，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实践他们杀人的本领。在这种时候，勇敢的人没有多余的力量，聪明的人没有多余的谋略，灵巧的人没有多余的技能，所以他们不义的心志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用于打击不仁之人，杀人的事情施用于应当被杀的人。等到天下已经太平，盗贼已经消灭，而这些不义之徒聚集起来却不解散，勇敢的人有了多余的力量，就会想着用它作乱；聪明的人有了多余的谋略，就会想着用它行奸；灵巧的人有了多余的技能，就会想着用它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便纷纷产生了。大概老虎、豹子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吼叫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螫人，就会啃咬草木来施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之间奋臂而起，秦、楚两地无赖的子弟，成百上千地结成一伙，争相起兵响应他们的，多得数不清。他们辗转战斗了五六年，天下人厌恶战争。项籍死后，高祖也已经年老，正准备分封诸将为王，重新制定律令，让天下休养生息；可是韩信、黥布之类的人相继起兵，竟有七国。高祖死在披甲戴胄之中，却仍然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局面。祸乱连续蔓延，直到吕氏之祸，到了孝文帝时才平定。这是为什么起兵如此容易，而收拾残局却如此困难呢？刘邦、项羽起初的势力，好像决堤的河水，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它崩溃后向四面流散，放任于数百里之间，却只能拱手而立，没有人能够挽救。唉！如果没有圣人，靠什么来妥善处理后来的局面呢？

译绛侯是安定国家的重臣。李德裕在《袁盎以周勃为功臣论》中说：“袁盎回答汉文帝说：‘绛侯所说的功臣，不是社稷之臣。所谓社稷之臣，就是君主在，他也在；君主亡，他也随之亡。’袁盎看到周勃自以为有功，便用这话来刺激他，并不是至为正确、切实的论断。这话足以迷惑文帝的明察，损害仁厚的政治，使文帝产生轻视宗室重臣的意思，最终使周勃的巨大功劳全被抛弃，无罪却受到猜疑，实在令人长叹。当吕后在世时，惠帝已经去世，少帝又不是刘氏子孙，陈平采用审食其的计策，暂且让王陵、陈平分掌王产、王禄的权力；如果绛侯不与他们同心，控制他们的兵权，必然会由此酿成祸乱，那么刘氏的安危就不可预知了。然而，他经受磨炼却不变节，受到熏染却不变黑，始终没有不把社稷放在心上，把维护刘氏作为志向。他表面上虽然谦逊顺从，内心却守持忠贞正直，难道不能称为社稷之臣吗？后来绛侯被关进请室，袁盎才说明他无罪。这就是把人陷入死地之后才使他获得生路，只是有救火的力量，却还不是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扬子说袁盎忠诚不足而多有言谈，这话是恰当的。贾生的说法好啊：他用堂阶高峻难以攀登、卑下者容易被欺凌来比喻尊贵者难以进用而卑微者容易受压制。文帝受到感悟，奉养和任用臣下都有节度；由此可见，像袁公这样的贤人，用心辅佐君主，见识精深，实在很难有人能与他同样仁厚。袁盎只是坚持正道：慎夫人的席位安排，以及梁王请求继承人的事情，他在这两件事上都守正不屈，忠于自己所奉行的原则。杀害晁错的罪行，残酷得连神明都不能容忍；安陵侯的祸患，也说明天道并非昏昧不明。” 杀薄昭 温公说：“李德裕认为，汉文帝诛杀薄昭，论断上是明白的，但从道义上说却不安妥。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晋文公因此感念舅父子犯的恩德；何况太后还在世，薄昭又是她唯一的弟弟，轻率地把他处死而毫不迟疑，并不是用来安慰太后之心的办法。我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公器，只有善于执法的人，才会亲疏一视同仁，无论是谁都依法处置，这样人们才不敢有所倚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长者，但文帝没有为他安排贤能的师傅，却让他掌管军队；他因此骄横而犯上，甚至杀害汉朝使者，难道不是有所倚仗才这样做的吗？如果随后又赦免他，那么同成帝、哀帝时期又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于舅父一家的亲属，只应以恩惠抚养，而不应把权力借给他们。’薄昭既然触犯了法律，又不得不杀；这句话是讥讽文帝没有从一开始就防范约束薄昭，说得对。那么，若要安慰太后之心，难道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谨慎防范吗？” 废除肉刑 乐天说：“汉朝废除肉刑，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这期间，博闻多识的人士议论它的是非，已经很多了。主张废除它的人说：‘刻伤皮肤、割断肢体，君主忍心采用这种刑罚，仁慈怜悯之心就违背了。这就是缇萦所说的，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做到。’主张恢复它的人说：‘如今任意使用鞭刑，酷吏倚仗这种刑罚施行暴虐，就会产生专擅杀人、滥杀无辜的弊端。’这就是班固所说的用死刑欺骗世人，失去了肉刑本来的意义。我认为，议论事情的人应当考察实际效果，施用刑罚的人应当斟酌具体情状。如果根据实际情形来说，肉刑可以废除，却不可以恢复。为什么呢？肉刑大概就是劓、椓、黥、刖这一类刑罚，即《尚书》所说的五种残酷刑罚。过去苗人首先肆意创设这种刑罚，上天已经降下灾祸；后来秦人又残酷地使用它，天下也因此离心。既然如此，难道会没有滥杀无辜的事吗？汉文帝开始废除肉刑，刑罚因而清明；我太宗也沿袭这一做法而抛弃肉刑，百姓便不会轻易触犯法律。既然如此，难道会有欺骗世人的事情吗？这就是我所说的考察实际效果。我又听说，圣人施用刑罚，轻重要适合时势，是否变更、采用或舍弃，都要顺应人情；不必一定违背当今的适宜做法，去恢复古代的制度。” 何况肉刑废除已经很久了，人们没有谁还了解它。如今突然在一天之内恢复使用，有的被割断筋，有的被折断骨头，有的脸部受到伤害，那么看见的人一定会感到心痛，听见的人一定会耳闻震骇，这也不是圣人顺应时势、随人情而变通的意思。考察实际效果，既然是那样；斟酌人情，又是这样。是否可行的验证，难道还不明白吗！” 《传》说：“君子治理政事，重视因循旧制，而慎重对待改制创新。” 又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变更法令。”我认为，恢复肉刑有害而无利，难道可以因此变更法令、另行创制吗？

译贾谊 刘禹锡诗说：“贾生通晓帝王之道，卫绾却擅长驾车嬉戏。同样遇到汉文帝时，什么人占据了尊贵的职位？” 子由诗说：“贾生预料吴、楚诸侯将反，最终却死在大梁城；连自身都不能保全，痛哭也只是徒然悲伤一生。” 皮日休说：“我曾经读《贾谊新书》，看到其中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道理多么宏大，真是足以担当一代使命、辅佐君王的人才。自从汉朝取代赢秦，高祖在战火中取得天下，没有时间延揽儒生。后来成为天子，制度残缺，法度松弛，礼乐崩坏。当时只有叔孙生能够制定朝廷礼仪，但他的制度还不完备；只是叔孙生起草了这部书，想借此压制诸侯，推定正朔，调定车舆服饰，疏通流通货币。上天不保佑汉朝，绛侯、灌婴等人兴起谗言，终于阻断了他的道路。贾谊出任湘、沅一带的王太傅，自以为不得志，哀悼屈原被放逐；到了渡过湘水时，便写文章沉入水中来凭吊他。所以他的辞赋说：‘历遍九州而辅佐君王啊，何必还要留恋这故都？’唉，我理解贾谊的意思了。战国时期，屈原在楚国不被任用，还有齐、赵、秦、魏等国，为什么不舍弃楚国而去辅佐别的国家呢？我认为，屈原虽然遭到靳尚、子兰的谗毁，却不忍舍弃同姓的楚国而去做别国的相，这也是应该的。然而，贾谊被弃置的处境，又比屈原更加严重。汉朝当时，若舍弃文帝，就只有诸侯可去；如果去辅佐诸侯，《新书》的文章却是抑制诸侯、尊崇天子的。若舍弃诸侯，就只剩下胡越之地；而《新书》的文章又主张消灭胡越、尊崇中原。因此，他的心情迫切，愤懑深重，文辞含蓄而秀丽，文采中又带有伤感而不失典雅。” 我为贾谊哀悼屈原被弃而悲伤，也为贾谊不能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悲伤。唉！圣贤的文章和道术，难道是求得当时的知遇和任用，如果不能在一时实现，就寄希望于百世之后吗？这是贾谊在哀悼屈原呢，还是我在悲悼贾谊呢？我的道术，是被废弃还是得到任用，幸运的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只是我不知道百世之后，能够得到他的文章并且真正理解、施行它的人，又会是谁呢，如此等等。” 乐天说：“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可以痛哭的事情有一件，可以流泪的事情有两件，可以长叹息的事情有六件。’当时汉朝兴起已经四十年，天下各地政事大体清明，四海非常安定；贾谊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所以故意说得过分，是认为言辞不迫切、志意不激烈，就不能挽回君主的听闻，感动君主的内心，使他在至理上发奋进取。因此，虽然处于盛世，贾谊言辞过激也不感到惭愧；虽然说得过激，文帝仍能容纳他而不责怪他。所以臣子没有失去忠诚，君主没有失去圣明，史书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成为美谈。” 权德舆说：“我曾读贾谊的著作，看他讲论经国制度、铺陈帝王事业，政治方略确实达到极高境界。文帝在宣室召见他，只可惜召见得太晚；但对他的礼遇也已经很深了。然而，他最终不能使皇帝广泛听取意见，也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长处；不能排除群臣的议论，实行他的谋略。道术难以推行，已经很久了。东阳侯、绛侯、灌婴这样的阻碍，哪个时代没有呢？唉，一种香草和一种臭草放在一起，善恶不能同处一器；方孔插入圆柄，即使是良工也无法施展技巧。这就是太平之世少而乱世日多，大雅之音衰微而正声沉寂的原因。汉朝的治道不能融洽通行，贾谊作为太傅却没有成功，正是失误所在。” 东坡说：困难不在于没有才能，而在于怎样运用自己的才能实在困难。可惜贾生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不能自己运用他的才能。君子的取舍目标如果高远，就一定有所等待；所要成就的事业如果重大，就一定有所忍耐。古代的贤人君子都有可以施展的才能，但最终不能施行其万分之一的，未必全是君主的过错，也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看贾谊的议论，若照他所说的去做，即使三代也没有什么能远远超过它的。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因为不能被任用而死去；那么，难道天下没有尧、舜，就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吗？仲尼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到处求试；只要不是极其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持，希望有一天能够推行自己的道。将要前往楚国时，先派冉有去说明，后来又让子贡进一步说明。君子想得到君主的任用，就是这样勤勉。孟子离开齐国时，停留三夜才走出昼地，还说：‘齐王或许还会召见我。’君子不忍心弃绝自己的君主，就是这样深厚。公孙丑问：‘先生为什么不愉快？’孟子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君子爱惜自己的身分和志业，就是这样到了极点。像这样努力而仍不被任用，然后才知道天下果真不值得与之共事，这样离去也就没有遗憾了。” 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任用他，而是贾生自己不能使汉文帝任用他。绛侯亲手拿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率领几十万军队决定刘氏与吕氏谁胜谁负；他们又都是高祖的旧将。这种君臣相互契合的关系，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之亲而已吗？贾生不过是洛阳的年轻人，却想让文帝在一天之内全盘抛弃旧臣而谋求革新，这也太难了。作为贾生，应当上面取得君主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如绛侯、灌婴等人的信任，从容地逐渐渗透，与他们建立深厚交情，使天子不疑虑、大臣不忌恨，然后再把天下大事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志向，哪里会在片刻交谈之间就使人痛哭呢？看他经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内心郁结愤闷，显然有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此自我伤害，哭泣到夭折，这也是不善于处置困厄的人。一次谋划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次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等待时机变化，却自我残害到这种地步，唉！贾生志向很大而气量很小，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古代的人有超出世人的才能，也必然有不合世俗的牵累；所以如果不是聪明睿智、圣明而不受迷惑的君主，就不能使他的才干得到完全发挥。” 古今都称道苻坚在民间得到王猛，一旦之间全数斥退旧臣而与王猛谋划；他凭一个平民的谋略取得天下一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我深深为此悲哀，所以详细论述贾生的志向。也让君主知道，如果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明白他有孤高耿介的操守，一旦不被任用，就会忧伤、困顿、沮丧，不能重新振作。作为贾生这样的人，也应当谨慎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啊！又说：世人常说汉文帝不任用贾生，认为这是深重的遗憾。我曾推究其中的道理，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生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让自己担任属国官，想用绳索系住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过去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的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与贾生相似的人吗？他所说的三表五饵，人人都知道粗疏，却想用这些办法困住中行说，尤其不可信。军队是凶险的工具，却把用兵说得如此容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军、李信轻视楚军一样。如果文帝立即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要不得安宁。假如贾生曾经历艰难困苦，也一定会自己后悔那些主张；等到晚年再采用，他的谋略必定会精密。不幸他早逝，事情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否则，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灌婴难道是蒙蔽贤能的人吗？”

译至于晁错，就更加刻薄严酷。文帝在位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却任用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此愤懑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不安。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谋略也穷尽了。文帝和景帝的优劣，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 曾子固读《贾谊传》说：“我读三代和两汉的书，读到其中奇特的文辞、深奥的旨意，光辉深沉而清澈，能够洞彻心灵，好像登上高山眺望长江奔流，恍然惊叹它气势的雄壮。因此，诡异的言辞诱惑不了我，淫靡的言辞逼迫不了我；考察是非，就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它浩浩荡荡，广大无边，波澜清澈直到天际，即使相隔千万年，也仿佛能与我的心灵相会。我越发为自己凭借深厚、所得甚多而欣喜。”不久以后遇到事情便常常抒发，足以壮大自己的气势；觉得他的文辞源源而来而不混杂，剔除我的粗疏去迎接它的真实，树立我的根本来验证它的文采。他的文章高处足以凌驾青云、抗拒太虚，却不陷入诡诞；低处足以穷尽山川草木的道理、形状变化的情状，却不流入卑鄙污秽。等到所写的事情多了、忧虑深了，思考深远而又激切刚直，有触动我内心、干犯我气质的地方，所以他的言辞很多，且出于无可排遣的情绪，读来有忧患而令人不忍的情态。然而，他的气势总的说来并没有损伤文章的正道，于是我又为它无处不合宜而欣喜。假使让我处在朝廷之中，亲近天子，把安排筹划、号令天下的意旨，写成训诫之辞，镌刻在金石上，以传承太平无穷的事业，大概未必不会有值得观览的作品。” 遇到有所感触的事情，寄托自己的志向，就自认为都没有损害正道。我为贾生没有得到知遇而悲伤；看他写文章，筹划天下适宜的政事，足以看出他使天下安宁的心愿；看他经过湘水作赋凭吊屈原，足以看出他怜悯时局、忧虑国家，并且有所触动而发于文气。后代有人责怪他只因一次不得志，就写出这样的忧怨之言，却不知道古诗的创作，都是古代困厄之人的言辞。总而言之，只要不违背道义，就都可以取法。贾生年轻而多才，见到文帝便极力陈说天下之事，刚毅果断，毫不阿谀回避；而绛侯、灌婴这样的武夫又在朝廷中与他相遇，好比把圆规投入方矩之中，即使勉强也合不来，所以他被斥退，不能参与朝廷政事，以致内心想说的话无法尽情发表。他当时不能发泄出来，还可以寄托在文章中来抒发胸中的积蓄，那么贾生的志向难道也可以归罪吗？所以我因自己穷困饥饿而能够理解困穷之人的处境，也一定是这样的。我又曾学习文章，知道困穷之人的文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对贾生稍微多了一层理解。唉！假使贾生最终能够施展抱负，成就功业，应该有值得记述的事情，又哪里只是用空话来说明它呢？我之所以自我悲伤，也正是这样。真正了解我的人，究竟是谁呢？即使没有人了解我，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 季布 卢照邻诗说：“季生过去还未显达时，身受屈辱，功业也没有成就；被剃发、戴铁颈圈，充作官府奴隶，又改换姓名去灌园。幸而遇到滕将军，又遇到曹丘生。汉高祖广泛招纳人才，他一朝之间便被授予公卿之职。百金谁说很贵重？一个诺言实在不能轻视。朝廷讨论斩杀樊哙时，群臣都寂静无声。立身孤高而正直，遭逢时势又坦荡平顺。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唯唯诺诺又有什么光荣？” 温公说：“曹丘与季布的长兄交好，季布却写信让长兄同曹丘断绝关系，因此可以说曹丘是小人。等到曹丘来见季布，用毁誉来打动自己，自己又善待曹丘，这就是豢养小人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用毁誉来打动人，以及豢养小人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都是奸人的做法。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季布怎么能称为贤大夫呢？” 直不疑 东坡说：“直不疑买金子赔偿丢失的金子，不为自己没有与嫂子私通之事辩解，也是士人的高尚行为。然而，这不合乎人情；他之所以蒙受诟骂、获得这样的名声，并不是不求名，而是求名到了极点。太史公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赞语说：‘塞侯有些机巧，周文处置污秽之事，君子讥讽他们，是因为他们近于佞人。’直不疑蒙受污垢来求取名声，周文留下污秽的事迹来求取利益，二者都被认为是佞。‘佞’这个字的意思，是机智。太史公的议论，后世没有人明白，我因此作了疏解。”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二 景帝 文帝与景帝的优劣【子由】晁错【李观、老泉、子由、少游、何去非】窦婴、田蚡【东坡】郅都【权德舆】文帝与景帝的优劣 子由论说：汉朝的贤君都称作文帝、景帝。文帝宽厚仁慈、气度宏大，有高帝的风范；景帝猜忌好胜、缺少恩德，没有君主的气量，实际上不能与文帝相比。景帝还是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来朝见，同景帝下棋争夺棋路，景帝发怒，用棋盘把他打死。刘濞后来叛逆的势头，就是由此激发的。张释之是文帝时的名臣，因为弹劾上奏这件事，被贬斥，死在淮南。邓通是文帝宠爱的臣子，因为文帝曾为他吮吸毒疮的怨恨，后来困迫至死。晁错起初同景帝谋划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违背众人意见而任用他。等到七国反叛，袁盎用一番诡谲的说辞就让景帝在东市杀了晁错，竟然一点也不怜惜他。周亚夫任大将军时，折挫吴、楚军队的锐气，不到几个月就平定了大乱。等到他担任丞相，守正而不阿谀，景帝厌恶他刚强不屈，终于以无罪之名将他杀死。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景帝骄纵他，几乎导致他死亡。临江王刘荣是太子，因为他的母亲失宠，竟使酷吏把他杀死。景帝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违背道理、伤害正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推究他所以能够保全自身、保卫国家，和文帝一起被称为贤君，只有因为他没有改变恭敬节俭的作风罢了。《春秋》的义理是：弑杀君主的事情仍称其为君主，这是因为君主本身无道；称臣，是臣子的罪过。然而，陈侯平国、蔡侯般都是因为无道而弑君，记载弑君之事时却都称他们为臣，是因为认为他们的罪行没有牵连百姓。所以，像景帝这样失道之处不止一端，却仍被称为贤君，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亲身实行恭敬节俭，罪行没有牵连百姓吗？这可以作为不恭敬、不节俭者的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