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八

译韩愈 沈颜《登华旨》说：我曾读李肇《国史·谱》，其中说韩文公登上华岳山顶，回头看见山势险绝，害怕得发抖，估计无法下山，于是发狂痛哭，想用绳子吊下遗书诀别，并且讥讽好奇求险的过失。沈子说：唉！这难道是不明白文公的意旨吗？孔子为麒麟悲伤，悲伤的并不是麒麟本身；墨翟为丝线哭泣，哭泣的也不是丝线本身。况且阮籍在道路上任车奔驰，到了道路尽头就痛哭，难道他一开始没有想到会走到尽头吗？这是借事讽刺时世，把心意寄托在这里罢了。前代贤人和后代贤人，道理难道相距很远吗？韩文公痛恨追逐荣华、贪恋职位的人，他们好像攀登悬崖险境，不能停止，直到自身陷入危险、跌倒颠仆，才叹息不知道在哪里停车止步，那时哪里还来得及呢！可悲啊，文公的意旨深微，沈子几乎把它遮蔽了。” 石介《辨谤》说：“我读青州人刘槩《韩吏部传论》，其中说：‘宪宗迎取佛骨，群臣没有敢进言的，只有韩吏部进言，因此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八千里。这难道是对自身有利吗？这是为了有利于圣道啊。’刘槩由此知道韩吏部的功劳。他说：‘潮阳的水泽中鳄鱼为害，潮州百姓以此为患。韩吏部到任后，投下文章驱逐鳄鱼，鳄鱼一夜之间全都离去。鳄鱼性情暴戾而没有知觉，尚且受到他的教化而离去。假使韩吏部站在朝廷高位，辅佐君主，施行他的道来教化天下那些暴戾无知的人，难道还会有像鳄鱼这样的存在吗？一定没有。鳄鱼尚且可以教化，何况人呢？’刘槩由此知道韩吏部的道。他说：‘史臣说韩吏部排斥佛、老，在道方面还不够伟大，却不知道使他的道变得伟大的又是什么。’刘槩由此知道韩吏部的尊严。他说：‘《讳辨》阐明它的旨意，不只是为了替贺某辩护，实在是对当时风气有所激发。凡是怠于尽孝，却急于避讳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取。’刘槩由此知道韩吏部的孝心。他说：‘鲧对百姓没有恩德，尚且在晋国留下神灵；柳宗元对百姓有恩德，难道在罗池就不会有神灵吗？韩吏部为他写碑，有什么不可以？’刘槩由此知道韩吏部的正确。他说：‘《平蔡碑》不是写得不好，只因相信一个妇人而把它磨去，怎么知道后来的实录不会像《平蔡碑》一样呢？’ 刘槩由此知道韩吏部受到诬陷。范文正公说：“我考察《尧典》《舜歌》以来的情况，文章的创作有的醇厚、有的浅薄，反复变化，难道各个时代都没有穷尽吗？只是抑制末流、弘扬根本，去除郑声、恢复雅正，来辅助圣人之道，这很难做到。近代则是唐代贞元、元和年间，韩退之主盟文坛，古道最为兴盛。懿宗、僖宗以后，逐渐到了五代，文体衰薄柔弱。” 李汉说：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如果对大道没有深刻理解，文章能达到最高境界吗？《易》阐明卦辞、爻辞和卦象，《春秋》记载史事，《诗》用诗歌咏唱，《书》与《礼》剔除虚伪，这些难道不都是深厚的吗！秦汉以前，文章气势浑厚自然。到了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刘向这些人，更是所谓杰出之作。到了后汉、曹魏，气象衰弱。司马氏以来，文章规范已经瓦解。有人把《易》以下的文章称为古文，不过是把剽窃抄袭当作工巧罢了。文章与大道一起被堵塞，本来就没有人知道。先生生于大历戊申年，幼年丧父，跟随兄长辗转迁徙到韶岭。兄长去世后，由嫂氏抚养，辛勤劳作而归于正道。他自己知道读书作文，每天记诵数千上百字。到了壮年，通晓经书，明白剖析并极力排斥佛氏。诸史百家，无不搜寻探究，文势浩瀚高卓，深沉清澄，奇异得像蛟龙飞翔，繁盛得像虎凤跃动，铿锵得像《韶》《钧》之乐鸣奏。像日光和美玉一样明净，周公的情怀、孔子的思想，千姿万态，最终都归于道德仁义，光明显著。他洞察万古，怜悯当世，于是大力挽救衰颓的文风。起初教人各自作文，当时的人先是惊异，后来又嘲笑并排斥他。先生更加坚定，最终众人一致跟随他，文风由此确定下来。” 唉！先生在文章方面摧毁陷落、廓清开辟的功绩，与武事相比，也可以说是雄伟而非同寻常了。柳子厚在《韩愈毛颖传》后说：我自从居住在夷地，就没有同中原人通信。有从南方来的人，时常说韩愈写了《毛颖传》，却不能举出其中的文辞，只是一味大笑，认为它怪异；而我很久都没能看到。杨子诲来到这里，才带着此书，我索取来读它，仿佛在捕捉龙蛇、搏击虎豹，急忙同它较量，力量却不敢稍有松懈。这才相信韩愈在文章上确实奇怪。世上那些模仿抄袭、窃取字句，把青色取来配白色，只有肥厚皮肉、柔软筋骨，却把它当作文章的人，读到它而大笑，本来就很应该。况且世人嘲笑它，难道不是因为它诙谐吗？诙谐也不是圣人所摒弃的。《诗经》说：‘善于戏谑啊，并不因此伤害人。’太史公的书中有《滑稽列传》，记载的都是对世间有益的人。所以求学的人整天研究讲说、回答问题，呻吟诵习、重复练习，应答进退，反复操弄文辞，就会疲惫不堪而荒废混乱。因此有休息和游乐的说法。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稳地调弦。有所拘束，也要有所放纵。太羹、玄酒是祭祀中最重要的供品，是味道的极致；但又设置奇异的食物，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以及苦、咸、酸、辛等味道；即使刺痛嘴唇、冲裂鼻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却仍然有许多人深深喜爱它们。” 文王喜欢菖蒲腌菜，屈到喜欢菱角，曾晳喜欢羊枣，这样以后，天下各种奇异的味道才都能满足口腹。难道文章就独独不是这样吗？韩愈写作，也将要使人得到舒展而不造成伤害吗？使人得到休息和游乐而有所放纵吗？让六艺的各种奇异滋味都能满足口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韩愈的文辞就像堵塞大河一样，必定会冲决而漫流到陆地上，不可以不陈述出来。况且古今的是非、六艺百家，无论大小，探究透彻而没有遗漏，运用起来没有遗弃的，都是《毛颖传》的功劳。韩愈穷究古书，喜爱这种文章，赞赏毛颖能够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奋笔写成这篇传，以发泄郁积；求学的人得到它，难道不就能勉励自己做有益于世的事吗？这篇文章的言论，本来就是同异世之人说的，而那些贪恋常见、嗜好琐碎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撇动嘴唇，他们也实在太劳苦了吧？又评论说：韩退之所作的文章，可以与司马迁、扬雄相比。司马迁同韩退之相比，本来可以分出高下。至于扬雄，如《太玄》《法言》和《四愁赋》这些作品，只是韩退之没有写过罢了。假使他写出来，再加上宏伟奇特的气势，其他文章远远超过扬雄。扬雄遣词用意，颇为短促局限、滞涩不畅，不如韩退之那样放纵恣肆、任意发挥【下略】。”}],

译东坡说：韩愈也算是近世的豪杰之士。像《原道》中的那些话，虽然有些毛病，但自孟子以后，能够有这样大的见识，去探求古人，本来也很难得。看他断言说：“孟子纯粹而又纯粹，荀子、扬雄有所选择却不精当，谈到了却不详尽。”如果不是他有见识，怎么能在一千多年以后作出这样清楚的判断？比如扬雄说：“老子所说的道德，其中还有可取之处罢了。”至于“击碎仁义，断绝消灭礼乐”，则是不可取的。如果把“老子说打破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会争斗；圣人不兴起，天下就不会混乱”看作挽救时弊、恢复根本的话，那么说不可取还可以原谅。像老子说：“失去了道才有德，失去了德才有仁，失去了仁才有义，失去了义才有礼”，这就是根本不懂道，已经说不成话了，却又说他“谈到道德便有可取之处”。扬雄也没有见到道，这就是他与韩愈相差很远的地方。又评论说：欧阳文忠公曾说：“晋代没有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一篇罢了。”我也说：“唐代没有文章，只有韩退之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罢了。”我一生都希望仿效这篇文章写一篇，每次拿起笔便停下来，于是自嘲说：“不如暂且让退之独自占据最高处吧。” 又评论说：圣人的道，有人趋向于它的名声而喜爱它，有人安处于它的实际内容而以它为乐。珍珠、美玉、象牙、犀角，天下没有人不喜欢；人们奔走尽力，争斗抢夺，不能说他们喜爱得不够深。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喜爱的实际价值。至于粮食、米谷、蔬菜、肉类，桑麻、布帛，天下的人把它们吃进嘴里，知道它们为什么美味；穿在身上，知道它们为什么舒适，这并不是被它们的名声所役使。韩愈对于圣人的道，大概也只是知道喜爱它的名声，却还不能以它的实际内容为乐。为什么呢？他的议论很高明，对孔子、孟轲极为尊敬，对杨、墨、佛、老严厉排斥；他在这方面用力很深，也不能说不够了。然而他的议论到了义理处却不精密，支离散漫，常常自己违背自己的说法而不知道。从前宰我、子贡、有若交相称誉他们的老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即使尧、舜的贤能也赶不上他；他们尊崇道、喜好学习，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君子并不认为这值得称贵，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只够知道圣人的外在声名罢了。”至于颜渊，难道也会这样说吗？他大概只说：“老师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由此看来，圣人的道，果然不在于把它张扬扩大。韩愈，是知道喜爱圣人之道的名声，却还不能以它的实际内容为乐的人。韩愈的《原人》说：“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山川草木的主宰；人，是飞禽、潜 aquatic、动物、植物的主宰。”既然称为主宰，却又任意暴虐它们，就没有做到主宰应有的道理。因此圣人对万物一视同仁，但对亲近者厚待，对疏远者加以举荐。圣人与墨家的做法不同，就在于有所区别罢了。如今韩愈说“一视同仁”，那就是把对待人的道理用来对待万物，是无差等的兼爱之说，这可以吗？教导人，使他们有才能；教化人，使他们有知识，这是对待人的仁。并不轻视他们的礼节，而是使他们的情意得到充分表达；不责怪他们离去，而是厚待他们归来，这是对待外国人的仁。按时节杀取禽兽，使用它们有所节制，这是对待禽兽的仁。怎么能把这些全都视为一样呢？儒家与墨家的相违背，不只是像胡地与越地那样遥远；而在两者似是而非的地方，相差却不到一根头发。韩愈把它们看成一样，也就难怪了。孔子说：“广泛地爱众人，却亲近仁德之人。”仁者所亲近的对象有区别，这说明孔子并不主张无差等的兼爱。孔子祭祀祖先时就像祖先在面前，祭祀神灵时就像神灵在面前；神灵无法知道，但祭祀者心里认为它仿佛存在，这说明孔子并不是不明白鬼神。儒者的弊病，在于议论人性，认为喜怒哀乐都出自情感，而不是性本身所具有的。正因为有喜有怒，才有仁义；有哀有乐，才有礼乐。如果认为仁义礼乐都出自情感，而不是人性所有，那么就是带领人们一起做老子所说的婴儿了。唉！君子做学问，知道一个人的长处，却不知道他的弊病，难道能说是善于学习的人吗？又评论说：一个平民能够成为百世的老师，一句话能够成为天下的法则，这些人都一定在参与天地的造化、关涉国家盛衰的运行。他们的出生自有来由，他们的死亡也自有作为。所以说申、吕是从岳山降生，傅说死后成为列星，古今流传的说法，不可欺罔。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存在于日常平凡之中，却充塞天地之间。突然遇到这种气，王公就失去了他的尊贵，晋国、楚国就失去了它们的富强，张良、陈平就失去了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就失去了他们的勇力，张仪、苏秦就失去了他们的辩才。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其中一定有一种不依靠形体而建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而存在、不随死亡而消灭的东西。因此，它在天上就是星辰，在地上就是山河，在幽暗处就是鬼神，在显明处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自东汉以来，道统丧失，文章衰弊，异端纷纷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有房、杜、姚、宋辅佐，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只有韩文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便将它们斥退，天下人纷纷跟随韩公，重新归于正道。大约到现在已有三百年了。他振兴了八代以来衰败的文章，使天下沉溺于困境的道得到救济；他的忠诚触犯了君主的震怒，他的勇气压倒了三军统帅。这难道不是参与天地造化、关涉盛衰大势而浩然独存的精神吗？他曾经论述天道与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上天不能容忍虚伪。人的智谋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猪和鱼；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百姓的真心。所以韩公的精诚，能够使衡山的云开散，却不能改变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暴烈，却不能消除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取信于南海百姓，使他们世世代代在庙中祭祀他，却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安稳一天。大概他所能做到的，是天意方面的事；他所不能做到的，是人事方面的事。当初潮州人还不懂得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的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并且推及普通百姓，以至于今天还号称容易治理。这确实符合孔子的话：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护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受使唤，如此等等。

译秦少游评论说：先王在世的时候，统一道德，整齐风俗，士大夫没有专意写文章的想法，所以六艺中的文章，事实与文辞相称，始终、本末一贯，好像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后世道术分裂于天下，士大夫才开始有意于写文章。因此自周室衰微以来，作者一个接一个地兴起，各自施展私人的见识，分别成为一家。总的说来，没有谁像韩愈。为什么呢？所谓文章，有论述义理的文章，有论述政事的文章，有叙述事实的文章，有寄托文辞的文章，有集各种体式之大成的文章。探求道德的义理，叙述性命的情状，揭示天人关系的奥秘，说明死生的变化，这是论理之文，像列御寇、庄周所写的文章。辨明黑白、阴阳，探究事物的归宿，判定疑难，这是论事之文，像苏秦、张仪所写的文章。考察异同，编次旧闻，不虚假赞美，不隐瞒恶事，使人把它看作实录，这是叙事之文，像司马迁、班固所写的文章。探究山川的本源，穷尽地描写草木，借物类来联系事理，使人听来惊异、见来震撼，改变人的心意，这是托词之文，像屈原、宋玉所写的文章。钩取列子、庄子文章中的精微，兼有苏秦、张仪的辩才，采撷班固文章的实录，搜取宋玉、屈原文章的精华，以《诗》《书》为根本，用孔子的学说加以裁断，这就是成体之文，是韩愈所写的文章。前代的作者很多，但没有谁像韩愈这样完备；后代的作者也很多，却没有谁能够超过韩愈。所以说，总的说来，没有谁像韩愈。然而，列子、庄子、苏秦、张仪、班固、司马迁、屈原、宋玉这些人，他们的学术和才气都出现在韩愈的文章中，就像杜子美对于诗歌一样，实际上是汇集了各家长处，只是恰好处在那个时代罢了。从前苏武、李陵的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的诗，长于豪放飘逸；陶潜、阮籍的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的诗，长于峻拔清峻；徐陵、庾信的诗，长于文采华丽。杜子美于是穷尽高妙的格调，发挥豪逸的气势，包容冲淡的意趣，兼有峻洁的姿态，具备藻丽的风貌，达到了各家作品所不能达到的境界。然而，如果不汇集各家的长处，杜氏也不能独自达到这种境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恰好处在那个时代吗？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一类；伊尹，是圣人中任事的一类；柳下惠，是圣人中温和的一类；孔子，是圣人中合乎时宜的一类。”这就是所说的孔子集大成。唉！杜氏、韩氏，也可以说是汇集诗歌、文章大成的人吗？皮日休《请韩文公配享书》说：唉！圣人的道，不过在于求得施用。在生前得到施用，那么一时之间就可以看出；在死后得到施用，那么百世之后也可以看出。所以孔子所受的封赏，从汉代到隋代，爵位不过是公侯；到了我们唐代，才策封为王号。孔子七十弟子的爵位，从汉代到隋代，有时只是卿大夫；到了我们唐代，才封为公侯。曾参的孝道感动天地、感应鬼神；从汉代到隋代，不过列入诸子；到了我们唐代，才表彰并列入十哲。唉！天地长久闭塞而忽然通泰，就会恢复平正；日月长久昏暗而忽然放晴，就会重新明亮；雷霆长久沉寂而忽然震响，就会令人惊惧；云雾长久郁结而忽然散开，就会变得清朗。仲尼之道在周、秦时受到阻塞，在汉、魏时昏暗不明，在晋、宋时沉寂，在陈、隋时郁结，到了我们唐代才得到施行，万世以来的愤懑，在一朝之间得到释放。假如死者能够复生，他的心志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有人亲身实行圣人的道，口中讲出圣人的话，行为像颜回、闵损，文章又像子夏、子游；死后却不能在孔子身旁配享，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尊重先圣之道了。孟子、荀卿辅佐并传承孔子的道，一直传到文中子。文中子的末流，降至贞观、开元年间，传承者已经淡薄，继承者也很浅薄。有的人援引刑名之学来写文章，有的人借助纵横家的说法来建立义理，有的人创作词赋来充当雅正之文。文中子的道，隔了百代祭祀之后才得到传承，接受传授的只有昌黎文公。韩公的文章，把杨朱、墨翟驱逐到荒僻无人之地，把佛、老践踏在无人之境，因此孔子的道才在危急中重新端正起来。如今的文人，即使阅读千百代以来的著作，打开书卷，观看其中的文辞，也没有不有益于天地造化、补助当时政事的，这都是韩公的功劳。韩公的文章说：“我自己估量，如果世上没有孔子，我不应当列在弟子之中。假使韩公生在孔子的时代，韩公未必不能列入四科。”国家用二十一位贤者——如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胜、毛公、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伏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代代采用他们的著作，使之流传于国学，并在孔圣庙堂中配享，这项典礼真是盛大而美好。如果因为代代采用他们的著作，就不得不解释圣人的言辞、笺释圣人的义理，何况还有亲身实行圣人之道、口头传述圣人文章的人呢？自我唐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如果不能列入二十一位贤者之中，那就从未听说过典礼是完备的。谨请命令有关官署确定韩公配享的位次，那么从今以后，天下的教化未必不会由此而兴起。李翱的祭文说：“唉！孔氏之道渐渐远去，杨朱任意流行，孟轲起来抵拒它，却又败坏于佛教。佛教混淆华夏，异端之学盛大起来。兄长曾经加以辩明，孔子的道因此更加清楚。自建武以来，文章卑下，实质丧失，气势萎靡，体制败坏；剽窃剥取，彼此不相谦让，像竞相堆砌花朵、争比叶片一样，颠倒次序而互相压倒。等到兄长构思写作，能够感动鬼神，除去文章的浮华，取得它的根本；开合变化奇诡惊人，如同驱使波涛、涌起云气。兼包刘向、越嬴的文章，气势可与武王、殷汤相同，使六经的文风断绝之后重新振起。学者有了归依，文章发生了大变化。兄长做官时，从不逃避艰难；奏疏上呈就常被斥退，离开后又重新回来；升迁或贬黜都不改变正道，直言屡屡被人听见。老聃说：‘长寿而死，名声却不会消亡。’兄长的名声流传下来，如同星斗的光芒。我撰写兄长的事迹，交给太常，声名传遍天地，谁说它不会长久呢？如此等等。”

译孟郊、张籍、李翱 昌黎说：“大凡事物不能得到平衡，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吹动它们便发声；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便发声。水向上跃起，是有东西激荡它；水向前流，是有东西阻塞它；水沸腾，是有火炙烤它。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有人敲击它便发声。人发言，也是这样。有不得已的事情，然后才说话。他唱歌，是有所思念；他哭泣，是心中有所怀念。凡是从口中发出声音的，难道都有不得平衡的地方吗？”音乐，是郁积在内心而向外发泄的东西。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是事物中善于发声的。上天对于四时，也是这样。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所以春天借鸟鸣发声，夏天借雷鸣发声，秋天借虫鸣发声，冬天借风声发声。四时相互推移，其中一定有不得平衡的地方吗？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人的声音中精粹的是言语，文章辞句对于言语来说，又是其中更精粹的部分。尤其要选择善于发声的人，借他们来发声。在唐尧、虞舜时代，皋陶、禹是善于发声的人，上天借他们来发声。夔不能用文章辞句发声，便又借《韶》来发声。夏代，五位太子用歌辞发声；伊尹替殷发声，周公替周发声。凡是载入《诗》《书》和六艺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 周朝衰微时，孔子的门徒为之发声，声音宏大而传得久远。传记说：“上天将要任用孔夫子作为木铎。” 难道不是这样吗？到了末世，庄周在楚国用荒诞的言辞发声，楚国是个大国。楚国灭亡时，又由屈原为它发声。臧孙辰、孟轲、荀卿，是用道理发声的人。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类人，都是用各自的学术发声。秦国兴起时，李斯为它发声。汉代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最善于发声的人。再往下，魏、晋时期善于发声的人，比不上古代，但也从未断绝。就其中善于发声的人而言，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薄，节奏繁促而急切，言辞淫靡而哀伤，志意松弛而放纵，所说的话杂乱而没有条理。难道上天将要厌恶他们的德行，所以没有人顾惜他们吗？为什么不发声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善于发声的人。唐朝拥有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用各自擅长的方面发声。那些还活着而处在下位的人中，孟郊字东野，开始凭借诗歌发声。他的诗高出晋、魏，不懈努力而达到古人的境界；其他人的作品也逐渐浸淫于汉代文风之中。跟随我交游的人中，李翱、张籍最为突出。这三个人的发声，确实都很善于发声。不过不知道上天将使他们的声音调和，使他们用来歌颂国家的盛盛吗？还是将使他们身体困穷饥饿，使他们心中忧愁，而让他们自己发出不幸的声音呢？这三个人的命运，悬系于上天。他们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可喜的？他们处在下位，又有什么可悲的？如此等等。” 六一居士评论李翱的文章说：“我起初读他的《复性书》三篇，说：‘这只是《中庸》义理的注疏罢了。’有智慧的人会根据它讨论人的本性应当恢复到中庸，愚钝的人即使读了也不能明白；既然如此，不写也可以。后来又读他写给韩侍郎的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处境困穷时愤恨世道，没有人荐举自己，所以才这样恳切；假使他得志了，也未必会这样。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些好事行义的豪杰，也是善于晓谕他人的人。最后读到《幽怀赋》，于是放下书不住地叹息，又重新读起来，不能停下。我遗憾李翱没有生在当今，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我没有生在李翱的时代，不能同李翱上下讨论文章。何况当时李翱是有道术而又能写文章的人，谁也比不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光荣，感叹连一顿饱饭也没有固定的时候罢了。推想他的心情，如果获得了光荣和饱食，他就不会再说这些了。李翱却独独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纷乱地杂居在一起，都感叹年老而哀叹地位卑下；看着我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却忧虑实行道义仍然不对。’他感慨神尧凭借一支军队取得天下，却忧虑后世子孙不能凭借天下取得河北。唉！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改变他们感叹年老、哀叹地位卑下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动乱和灭亡吗？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看到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如今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像李翱那样忧虑时局，却又都被轻视、疏远，和李翱没有什么不同。其余那些获得光荣、吃得饱足的人，一听到忧虑世事的话，不把说话者看作狂人，就把他看作病人；不发怒便讥笑他。唉！身居职位却不肯自己忧虑，还禁止别人，使所有人都不能忧虑，真是可叹啊！”

译欧阳詹 韩愈说：“欧阳詹，世代居住在闽越。从欧阳詹以上，他的祖先都曾任闽越的官，有很多人做到州佐、县令。闽越土地肥沃，山泉、禽鸟、游鱼，足以给人游乐。那里虽然有才干卓异、通晓文书和吏事、可以同中原人士并列的人，却从来不肯出仕。唐德宗初年，原宰相常衮任福建诸州观察使，治理这个地方。常衮凭借文章才华进身，在当时很有名望，又做了大官，治理当地百姓。乡县小民中有能诵读书籍、撰写文章的人，常衮亲自以宾主之礼同他们交往，游览、宴饮，必定召他们参加。当时不久，闽越人都受到感化，欣然向学。欧阳詹在其中尤其出众，常衮更加敬重喜爱他，诸生也都推重佩服他。闽越人考中进士，从欧阳詹开始。”建中、贞元年间，我到江南谋食，未曾参与人事往来，常常听到欧阳詹的名声；在江南的街巷之间，人们称道欧阳詹已经很久了。贞元三年，我十九岁时才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听到欧阳詹的名声更加广泛。贞元八年春天，我终于和欧阳詹以文章一同参加考试并考中进士，这才相识。此后欧阳詹回到闽中，我有时在京师，有时在别处；长时间见不到欧阳詹，只有他回闽中的时候才会这样。其他时候我和欧阳詹分别，大多不过一年、几个月，就一定会相聚；相聚后，一定要彼此忘记了各自长久以来所追求的事情，才会离去。所以我和欧阳詹相知很深。欧阳詹侍奉父母完全尽到孝道，对妻子儿女仁爱，对朋友讲义气；他的真诚气质淳厚而端正，容貌庄重严肃。他在私下相处时善于说笑，使人和悦；他的文章深切周详，喜欢反复论说，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读他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最重视仁爱和孝道。贞元十五年冬天，我以徐州从事的身份到京师朝正，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将率领他的学生到宫阙下伏地，请求任我为博士。正好欧阳詹有案件在身，事情没有办成；但看他的心意，是要帮助我，甚至将忘掉自己身份卑微而为我奔走。唉！欧阳詹现在大概已经死了。欧阳詹是闽越人，父母已经年老；他舍弃早晚奉养父母，来到京师，心里想的是有所成就后回去，使父母感到荣耀。他的父母心里也都是这样想的。欧阳詹的父母在身边时，虽然没有离别的忧愁，但他的志向并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时，虽然有离别的忧愁，但他的志向却是快乐的。像欧阳詹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所谓用志向来奉养父母吗？欧阳詹虽然没有取得官位，但他的声名流传于世，世人和他的朋友都确实相信他的德行。这样，即使欧阳詹和他的父母，也都可以没有遗憾了。〔下略〕 曾巩说：韩愈作《欧阳詹哀辞》，序中说：“读他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在仁爱和孝道方面最为深厚。”我看了欧阳詹《出门怀归》等赋，心想：“韩愈所称赞的，难道是指这些吗？”又看了他的《陶器铭》《驽骥诗》等篇，才感到他有悲悼生命的志趣。至于《栈道铭》，看他所说“铸金蒸云”的议论；至于《珍祥论》，看他反复讽谏晓喻的文字，于是又知道欧阳詹在文章方面尤其奇崛怪异，而他的才华确实非同寻常。最后看他的《明诚论》，结尾说：“知道它的人就会知道它，委托给它的人也就会知道它。”由此可知，欧阳詹对这一说法非常自负。我反复看了三四遍，发现他的说法都没有超出旧有观点，欧阳詹始终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为什么这样自大？于是我又想到，我的舅父吴君曾经批评欧阳詹所谓的说法：“尹喜因为明诚而长生，公孙弘因为明诚而做卿，张子房因为明诚而辅佐刘邦，公孙鞅因为明诚而辅佐嬴氏。那些认为这些人所做的是错误的人，是把明诚错误地理解成可以使人长生、做卿；这并不是尹喜、公孙子房、商君所能达到的境界，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舅父的议论无疑是正确的。这对欧阳詹来说是一处失误，但对舅父来说，还没有达到他所要阐明的极致。至于欧阳詹的才华究竟高下如何，因此无法知道。可以知道的是，舅父致力于明诚，可以说知道自己应当坚守的原则。他一定不会沉溺于其中，而走向长生、做卿、成为子房式人物的诡诈，以及商君式的刻薄。这样看来，他的才华也确实卓越得令人敬畏。可惜他已经死了，不能看到他把这些见解施行于政事；他的议论和文集如今也都亡佚了。假使其中对欧阳詹本人和后世有所补益，只有我知道，而世人不能完全知道了。〔下略〕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九 穆宗 再次丧失河北〔孙之翰、范祖禹、张唐英〕 朋党〔范祖禹〕 裴度〔范祖禹〕 张弘靖〔张唐英〕 张平叔〔东坡〕 敬宗 宦官刘克明弑杀皇帝〔孙之翰、范祖禹〕 裴度〔范祖禹〕 韦处厚〔孙之翰、刘禹锡〕

译再次丧失河北 孙之翰评论说：长庆年间丧失河北，穆宗是昏庸的君主，崔植、杜元颖之流是平庸之才，都不值得议论。考察这件事的根本原因，是宪宗造成的。元和十年，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到十四年，两河平定，天下藩镇没有一个跋扈之臣，当时正处于太平治理之中，宪宗于是产生了骄纵安逸的念头，任用奸人皇甫鏄为宰相，把裴度赶出京城，任命他出镇。宪宗既然赶走了裴度，穆宗正好任用崔植、杜元颖之流。驱逐贤能的宰相而任用平庸之才，却想使天下安然无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河北又丧失了。一位贤相任职，只用了四年，就平定天下；几个平庸之才做宰相，不到两年，河北又发生动乱。所谓天下的安危，系于宰相的作为，难道还不明白吗？有人说：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虽然能够平定两河，但两镇接受替代，是在萧俛、段文昌、崔植做宰相时；幽州归顺纳土，是在杜元颖做宰相以后。两镇虽然又丧失了，但本来也是由那几位宰相取得的，和裴度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裴度最初取得幽州、镇州，虽然是在崔植等人做宰相时，但根本是由于裴度能够平定两河，使国威大振。镇州看到各路贼人被诛杀，没有可以援助他们的力量，便交出德州、棣州的人质，爱子早晚忧惧，不敢保证自己能保全性命。镇州既然畏惧，幽州自然也就震慑屈服了。使国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是裴度又是谁呢？崔植等人辅佐穆宗，得到镇州、幽州，不过是乘着当时的形势罢了，有什么作为呢？这也像李林甫、牛仙客刚任明皇宰相时，尚且能使天下诉讼减少一样。何况萧俛、段文昌提出削减兵力的建议，已经先行失策，由此可知崔植等人只是平庸之才。并且丧失的不只是幽州、镇州，魏博也被贼臣夺取了。假如宪宗平定天下后，深深考虑安危的根本，不放纵骄逸，不任用奸人，使裴度长期居于相位，经营治理国事，以巩固大业；即使穆宗只是中等资质的君主，有大功德之人辅佐，也一定不至于荒乱偏僻；奸邪和受宠幸的人，忌惮宰相刚正，一定不敢放肆行事；藩镇之臣，畏惧宰相的威势和谋略，也一定不敢跋扈。若是这样，天下哪里会有事呢？宪宗既然已经赶走贤相，穆宗做君主，才智仅仅达到中等，又有众多平庸之才做宰相，奸邪和受宠幸的人迷惑他，朝政不修明，法度松弛废弃，藩镇之臣还有什么忌惮而不作乱呢？长庆年间君臣所做的事，不值得只追究其表面根源，实在是宪宗造成的。” 范祖禹说：“宪宗平定河南、开启魏博，是因为宰相用对了人。穆宗拱手就取得幽州、镇州，却不但不能保有它们，连魏博也丧失了，是因为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才。他取得这些地方是因为宰相，丧失这些地方也是因为宰相。宰相，是天下治乱所系的关键，难道不重要吗！” 张唐英说：“穆宗时，范阳节度使刘总入朝，请求把他所献出的土地分开设置：以幽州、营州、涿州为一道，请张弘靖治理；以瀛州、汉州为一道，由卢士政主持；以平州、妫州、檀州为一道，由薛苹主持。他又登记军中的副将、老将，如朱克融一类，推荐到朝廷，希望朝廷提拔任用，以此激励燕、蓟的风俗。但宰臣崔植、杜元颕没有治理国家的谋略，不接受他的请求，只在瀛州、汉州设置观察使，其余地方都让张弘靖统领。朱克融等人又每天到中书省请求官职，不能得到，早晚向别人乞食。等到朱克融跟随张弘靖回到镇所后，既怨恨朝廷不任用自己，又因为张弘靖没有驾驭他的办法，朱克融于是借张弘靖同王庭凑联合的机会起兵叛乱。朝廷下诏派将领出征后，又在每支军队中设置宦官监军；选拔骁勇之士来保护自己，却派遣羸弱之人抵御敌军，王师十五万人不能抵挡朱克融等一万人，都是宦官等左右之人牵制所造成的。况且宪宗任用有才智的人，早起晚睡、辛劳忧虑十几年，才取得河朔之地。等到刘总又献出土地归顺国家，正是贤人君子有所作为的时候；应当采用刘总的策略，并任用朱克融等人来给藩镇作榜样，然后选拔任用英才，经营天下，澄清世上不能澄清的事，裁断世上不能裁断的事。可是他们却拘泥于眼前，自守不变，因循苟且，悠闲地拖延岁月，只庆幸有片刻安宁，而不替长远打算，重新酿成天下的祸患，这是谁造成的呢？况且朱克融本来就是凶暴之徒，应当用优厚的爵位笼络招致他；如果不能任用，就应当除掉他。为什么既不能任用，又不能除掉，使他留在京师时衣食无着，还要向别人求食呢？他难道会没有怨愤之心吗？这就像养虎，应当给它吃饱肉食，再剪去它的爪牙，这样才没有咬人的忧患；如果让它保有爪牙来逞强，又使它挨饿受饥，难道能不抓人吞噬吗？所以说，河朔再次丧失，并不是朱克融突然就能造成的，而是崔植、杜元颖两位宰相使它丧失的。这两位宰相就是所谓拘拘只守成法、不能根据意外情况行事的人。由此可知，拯救天下必须依靠英豪伟杰之才；只会讲章句的书生，谁能办好国家大事呢？”他又评论萧俛、段文昌提出削减军队的建议说：“军队是显示威武的工具，圣人凭借它除去天下的恶、兴起天下的善；军队不能废除，已经很久了。穆宗承接章武年间复兴恢复的局面，志在停止战争，宰臣段文昌、萧俛于是献上削减军队的办法，秘密下诏给天下军队，每一百人限令八人逃亡。〔逃亡〕逃亡者进入山林沼泽，聚集起来成为盗寇，像蜂群聚集、蚂蚁成群，又像鹗鸟飞扑、隼鸟搏击；所到之处，村落全都遭受毒害，百姓从此渐渐无所依赖。等到朱克融、王廷凑作乱时，那些逃亡的士兵大多归附他们。朝廷商议讨伐这两个贼人，召集的新兵都是市井中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屡次被贼军击败，威势受挫、士气丧失，不再具有军队的气势。于是河朔之地又被贼人占有。唉！章武凭借雄伟睿智的资质中兴唐室，驱使驾驭豪杰英才，选拔任用将帅，辛苦经营了二十多年，才平定两河的贼寇；他日夜勤劳，确实已经到了极点。可是萧俛、段文昌两人因一句话的错误，终于又使河朔丧失。当时国家耗费了亿万财物，却连河朔一斗粮、一尺帛也没有得到，真可以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两个人如果一定要去掉冗兵、节省军费，自三代、两汉以来本来就有制度，记载在典籍中，可以考察施行。如果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可以挑选其中年老、衰弱、有疾病的人，让他们去务农；其余骁勇锐利、勇敢善战、熟悉战阵的人，自然可以供养起来，以备征伐，何必立下固定制度，规定每百人限八人逃亡呢？如果按当时禁卫军来说，有军队二十万人，每百人限八人逃亡，就是天下会有一万六千人逃亡成为盗寇了，这难道不会成为天下的祸患吗？”

译后来直到宣宗以后，各地盗寇充斥：石顺起兵于湖南，毛约起兵于江南，康全起兵于歙州。到了恭定、干符年间，王郢、王仙芝、尚君长、毕鹞子、全缴山、一文黑、李摩云、刘汉宏、李重霸等人，侵扰攻陷岭南、浙江，骚扰青州、徐州，直到襄州、汉州，各地都遭受他们的毒害，其中有很多是逃亡的士兵为他们制造声势、充当耳目；这些祸患全都由削减军队的谋划埋下了根源。” 朋党 范祖禹评论李德裕、李宗闵最初结成朋党说：“从前汉代的党锢，开始于甘陵两部互相讥讽，后来由于太学诸生彼此称誉而形成，致使天下百姓遭受涂炭二十多年。唐代的朋党，开始于牛僧孺、李宗闵对策，后来由于钱徽被贬而形成，都是从小事发展到大事，因私人关系损害公义。凡是群臣结党，都是因为君主听取意见不明，君子、小人一同进入朝廷，不能分辨邪正、忠诚和谗佞来决定升降，却听任他们彼此倾轧，使朋党逐渐养成。因此穆宗以后，权力转移到臣下，朝廷没有公正的政务，士人没有公正的议论，爵位赏赐越级滥发，刑罚放纵紊乱。士人中依附迎合的，不投靠牛党就投靠李党，不担忧国家不能治理，只怕自己的党羽不能进用。至于所谓三君、八俊，那些砥砺名节、树立廉耻、用来抗拒权奸邪党的士人，反而还不如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汉代的党人还崇尚风节，所以虽然上层政治混乱，下层风俗却清正；到汉朝灭亡时，人们仍然畏惧义理，有些事情不肯去做。唐代的党人趋附权势、追逐利益，权势穷尽、利益耗尽就停止了，所以唐朝衰亡末期，士人没有操守品行，不值得称道。治理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防范朋党逐渐形成吗！” 裴度 范祖禹评论裴度说元稹、魏弘简是奸邪祸害，认为只要朝廷中还有奸臣存在，即使叛贼被消灭也没有益处。他说：“从前周宣王任用贤能，尹吉甫在外征伐，而周王身边相处的是张仲这样的孝友之人。让文臣武将出征讨伐，而君主左右前后又有正直贤良的人，善于端正君心，那么谗言就不能到达，忠诚的谋略就会被采用；这就是能够成功的原因。假如让奸邪之人在内部加以制约，即使尹吉甫也无法成就功业。周宣王能够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使国家达到中兴，是因为对内顺应治理，对外显示威严。”穆宗庸碌昏昧，奸邪谄媚之人在身边，裴度想先端正根本再治理枝末，先谋划大事再忧虑小事，这正是辅佐宰相的职责。但他的君主多有偏失，最终没有成功。自古以来，任命将领、派出统帅，如果小人在内部加以阻挠，就没有能够战胜敌人的；难道不应该对此深切警戒吗！” 张弘靖 张唐英评论说：张弘靖统帅范阳时，朝廷因为他是张嘉贞的孙子、张延赏的儿子，三代任宰相，便把重大权柄交给他；这就好比把婴儿投入河中，却因为他的父亲善于游泳，就认为他也能游。张弘靖也凭借世代贵族的身份，傲然自尊，想在燕地风俗中夸耀自己，不能同下属共同承担甘苦。又因为安史之乱都从范阳发生，想要革除当地风俗，便挖开安禄山的坟墓，以此毁辱燕地的人。还放纵属官韦雍、张宗厚等人，沉湎纵酒，夜间宴饮，呵斥士人是反叛的胡虏；他曾说：“天下太平无事，你们这些人即使能拉开两石的弓，也不如认识一个丁字。”于是他的下属都怨恨他。朱克融乘人心怨恨之际，便囚禁张弘靖，杀死韦雍、张宗厚，又打死义士张彻，这些都是张弘靖造成的。用狸猫来招致老鼠，如果没有招致老鼠的办法，就不能招来老鼠；用腥味招引苍蝇，苍蝇就会全部到来，这是用了招引它们的办法。况且张弘靖想革除燕地风俗，就应当用仁厚去改变他们的凶残，用纯朴节俭去改变他们的奢侈僭越，用表彰忠良去改变他们的不守法，用遵守礼法去改变他们的越轨。然后还应召集燕地的父老百姓和三军将士，告诉他们朝廷的恩德和信用：行善的人有奖赏，作恶的人有惩罚。其次，要用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来劝导他们，用耕作和作战来督促他们，谨慎修身、节约用度，致力于使百姓安宁。可是他先挖掘坟墓来谋求改变风俗，难道是改变风俗的方法吗？朱克融这个人既然已经在军队中，也应当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并向他说明利害祸福：“你如果能够诚信顺服、效忠朝廷，自然会有爵位和赏赐，将来不用担心不能富贵。”他又不是木头石头，难道肯不顺从、不守信吗？假如自认为不能做到，就应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贤能之人来安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可是张弘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反而放纵他的属官们酣饮醉酒，辱骂他，怎么能不使朱克融等人联合起来倡导叛乱呢？这样看来，不是朱克融囚禁了张弘靖，而是张弘靖自己囚禁了自己。他竟然还没有受到公开诛杀，只是被贬为抚州刺史，穆宗对张弘靖真是有恩了。” 张平叔 东坡说：“白居易起草任命张平叔为户部侍郎、判度支的制词，说：‘和我一起坐着处理政事的人，宰相以下不过四五人，而掌管财政的臣子也在其中。’由此可知，唐代掌管财政的官员，大概也是坐在一起议论政事的。不知道这四五个人究竟都是谁。张平叔议论盐法，极其苛刻剥削，事情见于韩愈文集。白居易的制词又说：‘计算能够精细到分析秋毫，官吏畏惧他如同畏惧夏日。’推测这个人一定是小人。”

译宦官刘克明弑杀皇帝 孙之翰评论唐昭愍帝被弑说：“昭愍帝十六岁即位，不是具有最高智慧的性情，难免有童心。然而他能够采纳韦处厚的忠言，辨明李逢吉的奸党，知道裴度是大贤，便召回他恢复宰相之职；听从李程的劝谏，停止土木工程；采纳李德裕的奏议，下令停止进献缭绫；听裴度陈述意见，停止到东都巡幸；又多次临朝听政，勤于处理政务。由此看来，他本来并不是荒怠昏暗的君主。假如忠臣贤臣能够长期辅导他，也差不多可以与汉昭帝相比了。只是被宦官迷惑扰乱，终于极度荒怠偏僻而死。推究他的事迹，这不只是昭愍帝个人的过错，而是近世积习所造成的祸患。”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看宦官仇士良致仕时，教导他的党徒说：“今天我要同诸位谈谈长远的打算。千万不要让天子闲下来读书；他一读书，就会看重文臣；看重文臣，就会广泛采纳规谏，减少玩赏爱好，节省巡游。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逐渐减少，权力也不再重要。诸位只要经常用球戏、狩猎、声乐来迷惑他，把巡幸之处安排得极尽奢侈、施展各种奇技，使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更盛大。这样天子就没有时间读书，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也不了解外面的事情；我们的恩宠和权力就永远不会有疏漏间隙。”看仇士良这番话，宦官中奸诈巧佞者迷惑扰乱君主的手段，就全都显露出来了。宦官用这种手段迷惑君主，在位多年的君主如唐宪宗尚且不能免除，何况年幼的君主刚刚即位呢？即使忠臣贤臣在外朝辅导他，隔几天才见一次面，每次通常不过交谈几刻钟；他们退下之后，宦官中奸诈巧佞者便用整日整夜的时间诱惑他。忠臣贤臣隔日相见、每次只有几刻钟，所说的多是违逆君主心意的事情；奸诈巧佞的宦官整日整夜进行迷惑扰乱，所说的多是顺从欲望的事情。对于年幼的君主和中等资质的性情来说，哪一种力量会占上风呢？这就是宦官之所以把昭愍帝迷惑扰乱得如此严重的原因。事情既然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年幼君主的性情便喜怒无常了。宦官又怨恨他发怒而加以责罚，等到又担心招来其他祸患，于是便施行弑逆的阴谋；七年之间，弑逆之事发生了两次。后世君主看到这件事，能不战战兢兢吗？” 范祖禹说：周公作《无逸》说：“从前商王中宗享有国祚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从那以后，继立的君王一出生就安逸，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享寿的多少，取决于治理国家是安逸还是勤勉、德行是厚重还是浅薄，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裴度 范祖禹评论唐敬宗不听信李逢吉一党诋毁裴度，反而又任命裴度为宰相，说：“孔子说卫灵公没有道，却没有亡国，说：‘仲叔圉管理外交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王孙贾管理军旅。’像这样，怎么会亡国呢？这是说他的国家还有人才。敬宗是个狂妄的童子，本来足以招致灭亡，却能够不被奸邪之言迷惑，重新任用裴度。虽然他本人不能免于祸患，但国家还有主人，天下没有陷入混乱，这是因为得到了一位宰相的缘故。贤人的关系如此重大，难道不值得重视吗？”他又评论刘克明弑杀敬宗、拥立绛王李悟，王守澄诛杀刘克明、拥立文宗，文宗让裴度代理冢宰，说：“裴度位居上相，国家安危都系于他。君主被弑却不讨伐凶手，弑君的贼人拥立新君却不预先谋划，宫中发生变故而外朝却不知道，只是宦官拥立谁，就奉谁为君。而且两天之内三次更换君主，废立全由宦官决定，却不关宰相的事，那么还要大臣做什么呢？唐朝的纲纪由此大为败坏。以裴度的功勋德行处在这样的地位，尚且如此，何况不贤的人呢？” 韦处厚 孙之翰评论韦处厚请求任用裴度为宰相说：“韦处厚不顾李逢吉的凶恶威势，斥责他的党徒；不计较同裴度从前的嫌隙，反而称赞他的贤能。这位公卿公正忠诚的本性超过常人，又加上极其明智。”昭愍帝即位时，年幼，正依靠大臣；宰相李逢吉是奸险凶恶的人，欺负天子年幼软弱，大肆树立朋党，专门报复私怨。凡有人被贬谪远方，百官都在中书省庆贺，以此表明痛快之意。他的奸险凶恶、气势嚣张到了这种程度，朝中的人谁敢触犯他呢？韦处厚只是一个侍臣，却孤高正直，自立不屈。他任郎官时，曾经因为裴度的事情而被贬官；李逢吉也对裴度怀有深仇。处厚触犯权臣的威势，称赞权臣所憎恨的人，又不顾自己与裴度的嫌隙，竭力称说他的贤能。大概是因为：李逢吉的所作所为，正是凶狂的姿态；我公正直率，并没有过错，为什么要怕他呢？裴度曾经排斥我，只是不知道我的长处。河北发生叛乱，若不是裴度的才略谋划，就不能平定；当时天子忧愤，裴度正被李逢吉压制，不能得到重用。我是近臣，怎能因为有嫌隙，就不称说贤能呢？这正是他的公正忠诚本性超过常人，又加上极其明智。公正忠诚，就是专心谋划国家大事而不替自身打算；极其明智，就是深刻辨明事理的归宿。处厚完全合乎这样的道理，所以理应官位达到宰辅，才干功业、声名德行在天下都很重要。刘禹锡说：“裴公在成为近臣以前，所作的赞、论、记、述、铭、志，都是文士的文章，以才华华美为主。自从入朝任学士直到宰相以后，他所撰写的都是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文，以见识气度为根本。看他发布惠及百姓的德音，像及时雨一样充沛；敬畏元老、晓谕功臣，像和煦的景风一样温穆。任命宰相的册文，和缓而庄重；任命将领的诰文，明晰而刚毅。推荐贤能之人，他的气势像孔文举；谈论经学，他的博学像刘子骏；提出十条难题驳倒那些主张聚敛财利的人，他的辩才像管夷吾。唉！遇到合适的时代，得到君主的知遇，施展才智谋略取得高位，并且令名随之流传，难道不是伟大的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 文宗一 谋划废黜太子【李德裕】李德裕请求把宗室分散安置到各方州，最终因为讨论应当授予什么官职一事没有决定而作罢【范祖禹】皇帝希望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东坡】宦官【范祖禹、石守道】朋党【孙之翰、温公、张唐英】